馬禮遜來華
馬禮遜是有歷史記載的第一位赴中國傳福音的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Church)宣教士，他于1807年到達廣州。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遠在1624至1662年荷蘭人佔據台灣期間，就曾有荷蘭新教宣教士在那里向當地人傳福音。由于當時從福建沿海移民台灣的漢族人還不多，因此那時信主的主要是原住民，或稱為「高山族」、「山胞」。
馬禮遜于1782年出生在英國北部一個稱為莫培斯(Morpeth)的小城鎮，父母都是很虔盞幕 酵健Ｋ 雜拙禿藶驅f，記憶力很強，十二歲那年曾在一夜之間背下詩篇中最長的第119篇全文，並毫無錯誤地覆述出來。
少年時的馬禮遜也曾有過一段酗酒、狂歡、污言穢語的放縱生活，但他在十五、六歲的時候經歷了重生的喜悅，成為長老會的會友。兩年後，他決志奉獻自己，作一名海外宣教士。1802年，他赴倫敦求學接受裝備，在那里領受到去中國傳福音的呼召，並于1804年向倫敦會(theLondonMissionarySociety)申請遠赴中國。
當他還在倫敦求學期間，他就藉助大英博物館里收藏的一部中譯本聖經手稿學習中文。他曾對一位同學說:
「且不論學習中文的困難和其它的困難－這些困難在我看來已經是非常大的了－我們若去，必定先有決死之心，不信靠自己，只信靠永生的上帝。」
就是抱著這種「決死之心」，馬禮遜排除萬難，踏上了前往中國的征途。1807年一月，就要出發去中國了。可是，當時壟斷對華貿易的東印度公司卻極不同情宣教士的工作，至使馬禮遜無法直接從英國搭船，只好先轉往美國，再從那里乘船去遠東。
他于四月間到達紐約，便托人幫忙找去中國的輪船。輪船公司的職員听說他要去中國傳福音，都覺得十分可笑。有人問他:
「馬禮遜先生，你真的相信你能改變中國人崇拜偶像的習俗嗎?」
「我不能，先生，」馬禮遜十分認真地回答道:「但我相信上帝會做得到。」
五月十二日，馬禮遜乘船從紐約出發，經過三個多月的航行，于九月四日到達澳門。當他從海上看到中國的海岸線時，便從心底里發出一聲意味深長的感嘆:
「中國，啊，中國!」
這一聲呼喚之中，包含著多少期待，又包含著對未來的多少疑慮啊!一個二十出頭的青年，遠離自己的祖國和親友，來到一個如此遙遠，如此陌生的地方，不為別的，就為著把上帝的福音傳給古老的中國。這需要多麼大的信心和愛心才做得到啊!
這一聲呼喚，也讓我們想起，在馬禮遜去中國的二百年前，意大利耶穌會修士範禮安(AlexandreValignani)就曾在澳門等待十年，始終未能踏足中國本土一步。他在1606年臨死前，遙望著中國大陸的方向悲痛而絕望地呼喚道:
「岩石啊，岩石!你何時才能開門呢?!」
馬禮遜會不會重演範禮安的悲劇呢?中國會不會再一次讓來自西方的使者失望呢?在大海中開道路，在沙漠里開江河的神啊，您讓「岩石」開啟大門的時候到了嗎?
中文聖經的問世
大家都知道，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把聖經譯成現代德文，從而讓每一個德國信徒，都能夠直接通過神自己的話語，來尋求神的真理。後來的宗教史家都一致認為，這一點正是宗教改革 ξ W，乃至全世界的近代化產生強烈沖擊的地方。現代民族語文聖經的出現，打破了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對聖經真理的壟斷，使普通信徒不再單靠神父們的解釋，就可以憑著神所賜的悟性來領受神的旨意。其結果，就是歐洲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它不但使普通信徒擺脫了羅馬教廷的思想禁錮，也使歐洲的宗教信仰和學術思想，從中世紀的封閉狀態中解脫出來。席卷整個西歐的民主化 櫻 部芍苯幼匪蕕漿F代民族語文聖經的廣泛傳播。
因此，新教(更正教)宣教士，稟承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這一傳統，每到一地，必先將聖經譯成當地當時的通行語文，好使當地人直接從聖經中認識上帝和 的獨生子主耶穌基督。這一點，正是他們為當地人民所作出的最大貢獻。在中國也是這樣，第一本完整的中文聖經，就是更正教宣教士奉獻給中國人的。
當然，我們也不應該忘記，最早把部份聖經譯成中文的，是遠在唐朝的景教宣教士。據考證，唐代景教譯本有阿思瞿利容經(福音書)、傳化經(使徒行傳)、寶路法王經(保羅書信)、啟真經(啟示錄)、渾元經(創世記)、牟世法王經(摩西書，可能是出埃及記)、多惠聖王經(戴維王的詩篇)，等等。這些譯本雖未能流傳下來，但僅從標題的譯法看，就知道受了佛教用語的很多影響。咋一看，幾乎分辨不出是基督教的聖經，還是佛教經典。
除景教外，天主教宣教士也翻譯過部份或全本的聖經。最早的中文聖經，出于十六世紀在中國宣教的耶穌會修士之手。
馬禮遜于1807年來到澳門後，由于滿清政府嚴格的閉關鎖國政策，使他一時無法進入中國本土。但他一點都不氣餒，相神必定會為他開路。所以，毫不遲延，草草安頓下來之後，馬上開始學習中文。很快，他便決定親手翻譯聖經。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在後期到達澳門的同工米憐(Milne)的協助下，終于在1819年完成了全部新舊約聖經的翻譯工作，並于1823至1824年間出版。
此外，英國浸信會派駐印度的宣教士馬士曼(JohnMarshman)，也想著要為中國人準備一本聖經。他和一位擔任澳葡政府翻譯官的亞美尼亞人拉沙(JoannesLasser)一道，花費了十六年的功夫，于1822年完成了新舊約全書的中譯本。後來，又有英國聖公會宣教士麥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德國宣教士郭實獵(又稱郭立士)(KarlFariedrichGutzlaff)、美國公理會宣教士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eman)和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RobertMorrison)合作翻譯，于1840年前後完成的全本聖經，其中的新約部份題目為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經太平天國刪改後采用作欽定經書。
到了1853年，又出版了米憐、麥都思、施敦力(Stronach)、布朗(Brown)、馬儒翰、裨治文、理雅各布(JamesLegge)和克陛存(M.S.Culbertson)等人合作修定的所謂「代表譯本」。由于參加者對神的名稱有分歧，因而出版了「神」版和「上帝」版兩種不同的譯本。
1890年，上海在華宣教士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準備出版一本全國通用的中文聖經，並于次年成立了三個委員會，分別負責文理(即文言文)、𧇍撗z和� Z三種譯本的翻譯工作。其中，「𧇍撗z 本」于1904年出版了新約部份，「文理譯本」于1906年出版，而于1919年出版的國語和合譯本則成為最受歡迎，也流傳最廣的中文聖經譯本。至此，「神的話語」正式成為中華文化體系中的一個無法忽略的組成部份，默默地發揮著淨化心靈，匡正世道的功效。
馬禮遜在中國的宣教活動
馬禮遜于1807年9月8日乘美國貨輪「三叉戟」號由紐約抵達廣州，但由于清朝政府嚴格禁止外國人在廣州居住，馬禮遜之好躲在美國商館里學習中文。翌年，馬禮遜轉往澳門，並于1809年2月接受東印度公司的聘請，擔任其譯員。對于他接受這份工作的原因，他向倫敦會作了如下說明:
「(一)可使我安全地居留此地；(二)大有助于我學習中文；(三)所得薪酬可減輕差會的財務負擔；(四)或可改變東印度公司敵視宣教工作的態度。」
盡管如此，他對此項工作的心情仍然顯得相當矛盾，他表示如有更好的辦法使他專心于傳教工作的話，他「將十分高興辭去現職。」
至于後來的學者指責他與走私鴉片的東印度公司掛鉤，從而使基督教(新教)的在華宣教事業有了一個「不光彩的」開始的說法，我認為應該用歷史的觀點看問題。首先，對馬禮遜來講，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職務是可以使他長期居住在廣州，並合法地出入中國內地的唯一途徑。第二，當時的東印度公司還不是以走私鴉片為主要業務的。第三，當時人們對鴉片的認識就如同現在人們對香煙的看法一樣，認為 是一種無傷大雅的嗜好而已，因而並沒有非常強烈的道義理由讓那時的人自覺地反對鴉片貿易。而後來，正是在宣教士醫生的臨床觀察所積累的數據基礎上，才有越來越多的在華宣教士發起抵制鴉片貿易的 櫻 K在英國國內信徒的呼應下，最終迫使英國政府采取了限制，以至取締鴉片貿易的立法行動。第四，馬禮遜所提供的 是翻譯服務，並未參與公司的決策和管理，對于該公司的歷史罪責不可能，也不應該負任何道義責任。所以，我認為上述的責難是毫無道理的。
在馬禮遜的宣教工作中，文字工作佔了很大的份量。上期中我們已經提到他于1823年在馬六甲正式出版了新舊約全書中譯本，這是他和中國助手們十多年辛勤工作的結晶，也是他為中國人所準備的一份最寶貴的禮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顧長聲在他所著的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中指出:「基督教的聖經全部譯成漢文在中國開始傳播，這是天主教在華活動了二百多年所沒有做的事，而由基督教(新教)把它初步譯成了。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義得以完整地介紹給中國，馬禮遜是第一人。」(p.24)
此外，馬禮遜和後來的米憐(WilliamMilne)等助手一起，編印了很多傳講基本信仰的小冊子，免費分發給中國人。他們于1815年8月創辦了察世俗每月統計傳(ChineseMonthlyMagazine)，據稱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民營中文報紙。他又于1818年在馬六甲創立「英華書院」，開了中國基督教教育的先河。
馬禮遜的另一項重大的文字工作是編纂華英字典，1817年在澳門出版了第一卷，到1823年陸續出齊，共六卷，4595頁，其中僅從康熙字典里所收的漢字加英譯就達四萬余字。這是他對中英文化交流所作的巨大貢獻。
雖然馬禮遜在文字事工方面取得了如此豐富的成果，同時又要為東印度公司作翻譯，但他仍然在傳福音的工作上有所收獲。據記載，在他來華開展宣教工作的第七年，即1814年，他為第一位中國信徒施洗，以後就有更多人信了主。其中有位梁阿發成為中國教會史上第一位華裔牧師，也是馬禮遜在文字、教育和傳教工作中的得力助手之一。梁牧師所著的福音小冊勤世良言在當時曾廣泛流傳，影響到許多人，甚至後來的「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都是在這本小冊子的影響下決定發起成立「拜上帝會」的。
馬禮遜在中國工作二十余年，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妻子和一個兒子都因病早逝，確實為主、為中國人作出了可歌可泣的犧牲。他自己也因患急癥于1834年去世，終年五十二歲，死後安葬在澳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