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極具爭議性的人物－郭士立
郭士立，又稱郭實臘(KarlFriedrichAugustGutzlaff)是德國人，受荷蘭差會(theNetherlandsMissionarySociety)派遣于1827年來到東印度群島(今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在那里開始學習馬來語和漢語。不久，又轉往新加坡、泰國一帶，繼續學習漢語文。從1831年開始至1838年，他曾不下十次去中國東南沿海活動，最遠到達中國東北的奉天(今沈陽)，以及朝鮮和日本。
郭士立是一位極具爭議性的人物，他一方面是宣教士，在文字宣教和街頭布道方面都很有恩賜；另一方面，他也從事了很多遭人非議的活動。中國的歷史書里有許多對他的指責，認為他為東印度公司的鴉片貿易和西方列強的侵華戰爭搜集情報，是一個「披著宗教外衣的間諜」。不幸的是，他自己寫的日記和專記中，也有很多記載似乎證實了這樣的指控。
他第一次去中國沿海是1831年，那次他從泰國出發，經福建、浙江、山東，一直到達天津，之後于同年12月13日返回到澳門。他所帶回來的信息顯然引起了東印度公司的極大興趣，因而很快就決定資助他再次北上，並有一位該公司高級職員林賽陪同，另外還帶了一名制圖員。
這次他們于1832年2月27日從澳門出發，經廈門、福州、台灣，一直到朝鮮和日本，這才于同年9月5日返回，歷時七個月。他們沿途探測航道、測繪海圖、收集文化、經濟、商業、政治及軍事方面的情報。當然，了解這方面的情況對于推動傳福音的事工也是必要的。但是，他所做的似乎並不是單純為了傳福音的工作。這一點，有郭士立自己的日記為證:
「1832年6月30日上海
我們巡視了(吳淞口)炮台，察看了這個國家的防務內部組織。炮台是一個極為巨大的結構。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作了布置，可是最蹩腳的軍隊也能攻破它，因為他們不懂得炮台工事的技術，全部依賴于壁壘和圍牆的厚度火藥質量低劣，炮的保養和使用都極壞，點火口太寬，制造得不合比例，我確信有些炮對炮手們要比對他們所瞄準的敵方更加危及性命。」
讀到這里，我真不知該作何感想!假如他真的是為傳主的福音而來，那他為什麼對中國的軍事設施如此感興趣呢?聯想到那時離鴉片戰爭爆發只有幾年的時間，聯想到英軍對中國幾處口岸炮台的摧毀性攻擊，有誰還能對郭士立牧師的「貢獻」有不同的解釋呢?
從郭士立的行為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傳教士也是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也會有普通人常有的弱點和局限。他們當中也會有一些信仰不純正、行為有缺失的人。在中國和西方列強發生直接利益沖突，甚至爆發戰爭的時候，也一定會有一些西方傳教士，背離自己的職責及對神對人的信實，采取一些與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行動。對于這樣的事情，西方教會史家，特別是一些原駐華傳教士都有相當多的反省，我們中國基督徒更沒有必要一味地為之遮掩。
最早來華的美國宣教士
正當馬禮遜在中國艱難地開闢福音工場之時，美國的肢體也開始為中國的福音事工作準備。成立于1810年的美部會(AmericanBoardofCommissionersforForeignMissions)通過英國倫敦會(LondonMissionarySociety)的協助，了解中國工場的進展情況和發展前景，並派人赴英協商合作事宜。1820年，美部會聘請馬禮遜擔任該會的通訊會員，為他們提供有關信息和協助。1829年，該會聘請了剛從神學院畢業的裨治文(ElijahCBridgeman)為第一位派往中國的宣教士。
當時在廣州經商的美國人奧立芬(D.W.C.Olyphant)是一位熱心的基督徒，他答應為裨治文提供去中國的旅費，並讓他免費住在廣州的商行里。于是，裨治文便于1829年10月從紐約出發，搭乘奧立芬公司的商船遠赴中國，同行的還有美國海員友好協會(AmericanSeaman-sFriendSociety)派往中國擔任美國海員軍牧(Chaplain)的雅裨理(DavidAbeel)。經過135天的航程，他們于1830年2月25日到達廣州。
裨治文在廣州一落腳，就開始努力學習中文。很快，他就向英國的傳教先驅馬禮遜學習，從教育和文字工作入手，展開他的宣教活動。他先創辦了一所男童學校，又在奧立芬的贊助下于1832年創辦英文中國叢報(TheChineseRepository)。該報從1832年5月至1851年12月每月出版一期，共出了二十卷，記載了鴉片戰爭前後二十年間西方在華宣教士關于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調查研究，同時提供了有關當時西方人在中國的活動情況、中外關系的演變以及宣教工作的推展等方面的重要史料。1833年，又有衛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on)受美部會差遣來到中國，成為裨氏的得力同工。
到了1834年，在中國「醫療傳教」的「開山鼻祖」伯駕醫生(Dr.PeterParker)，同樣受美部會差遣來到廣州。伯駕受過正規的醫學和神學訓練，來到遠東之後先在新加坡學習中文兼行醫一年，然後于1835年回到廣州，開設眼科診所，專治白內障之類的常見眼疾，以此為傳福音的切入點。他的工作贏得了普通百姓的好感，在打破國人對西方宣教士的疑懼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在向中國人傳播當時最先進的西方醫藥知識方面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1836年，美國浸禮會差會(GeneralMissionaryConventionofBaptists)的首位宣教土叔克(J.LewisShuck)夫婦來到澳門，次年又有羅孝全(IssacherW.Roberts)自費來到廣州宣教，但數年後正式成為美國浸禮會差會屬下的宣教士。此外，美國聖公會差會(theDomesticandForeignMissionarySocietyoftheProtestantEpiscopalChurch)的兩位宣教士也在1835年到達廣州，但均因身體不適的理由辭職返國，直到文惠廉(WilliamJonesBoone)于1838年前後來到廣州，才真正開拓出了一片屬于美國聖公會的在華宣教工場。
西方宣教士在廣州的聯合組織
在鴉片戰爭之前，西方宣教士是不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傳教的，但西方商人卻被準許進入廣州，長期設置商館，派員駐守。西方商人中有如美國人奧立芬(D.W.C.Olyphant)這樣熱心的基督徒，極願協助宣教士在廣州及周圍地區從事宣教活動，並出資支持各國各宗派的宣教士成立聯合組織，共同推動宣教及慈善事業。
西方宣教士在廣州成立的第一個聯合組織，是「廣州基督教聯合會」(TheChristianUnionofCanton)。該會于1930年問世，首期會員共七位:馬禮遜、雅裨理(DavidAbeel)、裨治文(ElijahCBridgeman)都是發起人。聯合會決定設立一處倉庫和圖書館，並且著手編印中文聖經課本，供中國學生使用，另外還為「中國叢報」(theChineseRepository)籌措了第一年的經費。不過，這個組織只存在了很短的時間，後來就再沒有關于它的任何記錄了。
第二個聯合組織，是成立于1834年末至1835年初的「實用知識傳播會」(theSocietyfortheDiffusionofUsefulKnowledgeinChina),其目的是向中國人傳播西方當代實用知識和基督教信仰，成立後不久就出版了世界通史、英國史及「伊索寓言」等書籍。但該組織同樣未能長期發揮作用，四年後便消聲匿跡了。
第三個聯合組織，是「馬禮遜教育協會」(theMorrisonEducationSociety)。在馬禮遜于1834年去世後不久，他的一些朋友想為紀念他而發起成立一個永久性組織來傳承他的名字。他們認為馬禮遜在開創中國基督教教育方面貢獻卓著，因而設立「馬禮遜教育協會」便是對他的最好紀念，也是繼續推動在華基督教教育發展的需要。為此，他們于1835年設立該協會，專事推動基督教學校的英文教學以及西方當代文理學科和聖經知識的傳授。首筆捐款共籌得4，860英鎊，用于支持各基督教學校，其中之一就是郭士立牧師所設立的小學。後來，該協會又聘得美國宣教士布朗(SamuelR.Brown)，並于1839年在澳門成立了一所「馬禮遜學校」，該校後來遷至香港(1849)。值得一提的是，有位先在郭士立牧師的小學讀書，後來轉入「馬禮遜學校」學生容閎(YungWing)，曾隨布朗牧師于1847年赴美國留學，並取得耶魯大學的學位，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赴美留學生。容閎學成回國後，又在取得朝廷大員支持下，于1872年選召120位小留學生赴美求學，開創了近代史上中國人留學海外之先河。另一位與容閎一起隨布朗赴美求學的黃寬(WongFunorWongFoon)，在麻薩諸塞州讀完中學後，轉赴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醫學，學成回國後在廣州基督教醫院行醫，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本民族西醫。這兩位一個在教育方面，一個在醫藥方面，分別作出了出色的成就，由此也見證出西方宣教士對中國近代化進程的直接與間接的影響。
第四個聯合組織就是成立于1838年的「中華醫藥傳教會」(theMedicalMissionarySocietyinChina)，首任主席是柯列治(T.R.College)，伯駕醫生、裨治文、賴伊(G.T.Lay)等任副主席。該會的宗旨是用當時最先進的西方醫藥幫助貧病交加的中國人，用愛心的服事見證神的愛，在醫治的過程中向病人及家屬傳福音。該會也在把西方先進的醫藥知識傳遞給中國人方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