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銷讀聖經的人，大家都知道，保羅逼迫教會，“口吐威嚇凶殺的話，”當他在大馬色途中，“忽從天上發光，四面照著他，他就僕倒在地，”听到天上的聲音，就應神呼召，“宣傳耶穌，說他是上帝的兒子。”(徒九1∼22)。但當他想到亞西亞去的時候，便被聖靈禁止，要他改變方向，轉向馬其頓去，(徒十六6∼10)。這一個轉變，乃是要他先去佔領當時的戰略中心，去攻破希臘羅馬人文主義的堅固營壘。因為保羅大有才學，不僅能在會堂里與猶太人和敬虔的人辯論，且能和希臘“以彼古羅和斯多亞”各派人文主義的哲學家雄辯，(徒十七16∼31，十九8∼10)。保羅冒險犯難，不辱使命，至死忠心，確已“打了美好的仗。”(提後四7)。這乃是基督聖道和希臘羅馬人文主義抗衡的歷史考驗；但是基督聖道和東方(中國、印度)人文主義的會戰，正待開展，亟需我們積極應付。(參閱拙著‘世界宣道戰略中心’)。
宣道學家克雷默博士(Dr.HendrickKraemer)于其所著‘基督聖道與異教世界’("TheChristianMessageinaNon-ChristianWold",P.P.57,385)一書中說，“基督聖道和人文主義的大會戰，第一次乃在西方──希臘、羅馬；第二次乃在東方──尤其是中國，沒有人可以否認，中國將為基督聖道和人文主義第二次大會戰的地方。”教會史權威斐理夏夫(Dr.PhilipSchaff)也重視東方，他認為“基督教的勁敵，乃是印度教，佛教和孔教，此需學有深造之士，始能應付。”(參閱氏著︰"TheologicalPrepaedoutic",P.313)。荷蘭大神學家和大政治家凱伯爾氏(Dr.AbrahamKuyper)認為“人類的根本問題乃為基督聖道和外邦異教的衡突，”而且強調其重點乃為東方，“世界問題，最初從亞洲開始，最後要在亞洲解決。”(參氏"LecturesonCalvinism",P.148)。海外基督使團(前中國內地會)總裁戴紹曾(Dr.JamesHudsonTaylorJr.)，當其任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的時候，訓勉學生說︰“保羅，約翰向當時的異教一再辯駁，不遺余力。新約書信，可說大部分都是護教作品；整個教會史，也可說是一個護教的敘述。中國文化十分獨特，事實上中國是世界上最需要護教的地方，也是最難護教的地方。”(見該院院刊廿五期)。史家湯恩倍氏，發表他對世界前途的意見說，“二十一世紀將屬于中國。”(見NewYorkTimes,April2,1969)。
中國素來號稱‘文物之邦’，我國社會，向尊文人，士農工商，士居其首，中國文人，在社會上乃有其尊貴的地位。戰國時代，百家爭鳴，想以一家之言，定天下于一尊。秦始皇鑒于文人勢力之大，為求維護他極權專制的政權，竟用殘酷不仁的手段，焚書坑儒！漢武帝采董仲舒之說，罷黜百家，統一思想，提倡尊孔，儒家學說，遂成正宗。後又利用科學制度，以文取士，儒家思想，益復深入人心。唐代佛學大興，但宋明理學，融合儒釋，又加入道教思想，故數千年來，儒釋道三教，形成中國人文主義思想的主流，(參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成為敵擋基督聖道堅固的營壘。民國以後，又有新文化運動，胡適之等，引狼入室，請西方人文主義者，羅素杜威，來華公開講演，轟動一時，撒了無神唯物主義的毒種，為共產運動鋪路，造成中國民族空前的災禍。
著者青年時期，受了這種思想的毒害，非常左傾，敵擋真道，立志要消滅中國的基督教，又以‘反教’而動了寫作的興趣。但其時醉心西學，不通國學，苦難執筆。于是發憤研究國故，初用‘英文四書’，對照自修，繼續讀經書百家之作，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甦(軾)之文，(孰知“人的忿怒，要成全他的榮美”──(詩七六10)，上帝便因此準備我人事文字布道聖工。參拙著‘從反教到辯道’)竟一舉成名，廿一風就在北平做了大學教授，令全校驚奇，甚至校長也來听課，不僅使我升格，且介紹我到美國大學教書，余文並蒙西文作家章行嚴(即章士釗，時任教育總長，兼司法總長)，說我文氣浩蕩。到了中年時期，我又沉迷儒釋道三教，且以復興東方文化宗教為己任。抗戰以後，我堅決辭去中央黨政職務，在故鄉太湖之濱創辦江南大學，佔地五千畝，以為復興運動的基地。當時我國人文主義的宗師，錢穆、唐君毅先生等，都與我熱心合作；尤其是錢穆先生，被余精誠所感，竟願關閉他自己所新創辦的學院，(即現香港新亞書院之前身)，屈就江大文學院長，實屬難能可貴，學術界認為奇跡，是亦可證我當時倡導人文主義之熱情。甚至中央政府，也特加贊助。當時的國策，因為共禍泛濫，共黨滲透學府，煽動學潮，以是不準私人創辦大學；甚至前任教育部長，陳立夫要辦建國大學，也不能如願，僅準辦一學院，且未立案，因此勸我勿作夢想。孰知政府對江南大學，特加重視，因為深知我的宏願與雄圖，不但有利國家民族，而且將造福世界人類，于是破例，特準立案。一九五Ｏ年，我應印度之聘，前往講學，企圖聯絡彼邦首領，共策進行，以其實現我興邦救世的幻想。孰知行抵中途，上帝竟封閉赴印之門，旋即上承天啟，“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彼前二9)，恍然大悟，始知人文主義，乃是把以往認為與我有益，並可救國濟世的滿腹經論，治平之道，視為有損，萬卷名著，當作糞土，乃盡棄所學，五十三歲重作嬰孩，潛修聖道；忘記背後，努力面前，(腓三7∼14)；夜以繼日，著書弘道，和以往與我志同道合的我國人文主義的宗師竭力爭辯！(詳見拙著‘救世之道’)。
但這一個人生的奇變，絕非“出于自己”，乃是“本乎神恩”
(弗二8)，且有神的計劃，要我先經過數十年在世界的洪爐中，長期苦煉，對“世上的小學”，作切實研究，使我千錘百煉，知彼知己，以備靈戰，為道爭辯，起興人文主義者搏斗！故事書非同一般學術論著，僅為頭腦產物，實乃數十年血淚之結晶！惟是我們任重道遠，不能孤軍奮斗，尤需群策群力。英國名作家盧益世氏(C.S.Lewis)鑒于人文哲學的危險，大聲疾呼，說世界最大的危險乃為知識分子。世人但見軍事政治首領，禍國殃民，為害世界；殊不知文化學術界首領，乃更危險，因為他們思想乖謬，敵擋真道，正在引導人類日趨毀滅而不自知！一九五一年紐約時報(NewYorkTimes)，發表一篇專文，統計分析二十世紀一百種所謂重要哲學名著，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的著者，都不信上帝，而百分之五十以上，且強烈的反對聖道，可見人文哲學勢力之雄厚，不容漠視。惜教會學者，學而不思，放棄了他們思想的領導權，致滔滔天下，蚩蚩者氓，莫知適從，遂以人文主義者的馬首是瞻，致為魔鬼留余地，教會自食其苦。(參Dr.J.GreshamMachen:ぇ"ChristianFaithintheModernWorld"；え"WhatisChristianity",PP.158,169)。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民族，同時又歷經各種革命改造運動的激蕩，致受到東方西方兩種文化思想的威協。一方面是“祖宗所傳流”下來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把我們擄去，”(參彼前一18;西二8);
一方面是西方叛道文化之流毒，新文化運動首領胡適等，引狼入室，請西方人文主義者來華講學，注射唯物無神思想的毒素，為共黨鋪路，造成民族空前的慘禍。中國聖徒，對于自己民族歷史的傳統，以及世界動蕩的潮流，應有深切的認識，而處在這東西兩大人文思想潮流，內外夾攻的情況中，我們如果真正把上帝的道理傳得全備，允宜有博古通今的諸般智慧，檢往察來的屬天異象，才能闡發歷世歷代隱藏的奧秘，把中國同胞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參西一14∼28)。
著者無論在學力上靈性上，都愧不能勝任，前因香港‘燈塔’雜志設計委員會，開會決議，囑撰此書，勉力拙著，實感“戰兢”(林前二3)。蒙神殊恩，使用“瓦器”，竟籍拙著，彰顯其“莫大的能力”(林後四7)，使高級知識分子，恍然大悟；且有頑強反教之大學青年，展誦之時，忽被奇妙大力擊倒在地，痛哭悔改，獻身傳道，願榮歸主名。此書問世，已二十載，茲值三版，諸須修訂，惟以書局不便重排，故仍其舊。容當于拙著‘總體辯道學’(四大卷)，及‘系統神學’(八大卷)加以申論。敬希讀者俯賜匡教，恆切代禱。
章力生
一九八二年七月于美國高敦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