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在不同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尽管我的金钱帝国已初具规模，可由于我出生在一个富贵的家庭，所以在我身上很难发现那些暴发户们身上所存在的问题——为安全担惊害怕，过分沉迷放荡，以及厚颜无耻等等。而且，我也没有那种豪门子弟所惯有的好发号施令的脾气。尽管我也算得上是社交界的名人，但我并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我来说，拥有金钱仅仅意味着可以灵活地进行投资，去开发，去（很坦白地说）赚更多的钱。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我在工作上甚至更加努力了。我并不是因为担心害怕失去一切，而是真地乐意带给人们一些帮助。我这种愿意帮助人的心志甚至从孩提时代就开始了。尽管我已经先后建立起四家资产过百万的公司，但我在这一点上一直都没有改变。
不管怎么说，到1970年，建设我自己的那个金钱帝国成了我二十四小时的工作。虽然我已经卖掉了三家公司的股份——Niamco公司（医疗器械），Herbagere公司（无土草料种植机）和Menotti公司（电冷烫设备）——但我在一个街区里还拥有五桩大楼，那里可是休斯顿最好的地点之一。其中有一桩楼的面积多达4,500平方英尺，里面有我的住处，我在Maritronics公司的办公室和一个可以供应五百人就餐的厨房。那时有五百个人正在参加我们在节食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在与此相邻的另一个街区里，我还拥有一家规模很大的诊所，它当时正在为想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获得新药许可证的五家大型制药企业漫无目的地进行着研究和试验。
我把一天当中四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监督医学方面的项目，而其余的时间则全花在了发展长期以来我所偏爱的MaritronicsInternational公司的上面。在Maritronics成立后的23年时间里，它已经促成了至少150,000桩婚姻，据调查其中只有七桩婚姻以离婚告终。与此同时，休斯顿的离婚率也从全国首位一下子下降到第十五位。
五十五岁的我现在可以很快乐地回顾我的人生。我一直以来都相信如果我能帮助足够多的人实现他们的梦想，那么我也会得到祝福。我所有的事业都在蒸蒸日上，生活中的每件事也都非常顺利。
我很喜欢我的工作，可是我的勤奋几乎占去了我全部的休息时间。很快，这种过度劳累的生活就开始上门向我讨帐。
很坦率地说，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我的两个孩子此刻还都在学校里读书（金泊莉还在圣安东尼奥，彼得则被我送进休斯顿的圣托马斯大学）。而我即使是在做商界女强人的时候，也总是尽可能多地拿出一些时间来陪这两个孩子。
我开始想享受生活。退休的想法对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下定决心要简化我手里把握的股份，这样就可以减少我要担负的责任，我也就可以重新再回到高尔夫俱乐部去了。我也更渴望去骑马，渴望抛开时间限制去旅行，渴望午后能懒懒地坐在乡村俱乐部的游泳池旁，惬意地喝着饮料。
在我考虑半退休的同时，我也开始捐赠我的部分财产。通过几位很有名的朋友，我建立起一些大学奖学金。后来，有来自全国各地著名学府的四百名莘莘学子领到了这些奖学金。我并不是想要以此来提高我的声誉，我只是喜欢帮助年轻人。
我也为彼得和金泊莉做好了安排，他们在毕业之后就会分别得到已经计划好的遗产继承权，到时他们就可以开始经营自己的企业。当我决定半退休的那一刻，我的大脑里一下子充满了各种奇思异想。而当我不那么拼命工作，并在诸如打高尔夫球这一类活动中获胜的时候，幸福的往事也会涌上心头。
我不能再要求什么了。一切都非常地顺利——我的个人生活，我的计划。所有一切。
"那为什么，"我问我自己，"我对那些生意似乎还总是隐隐约约地感到有些不安呢？"似乎有人正在暗中策划着一些神秘的、让人说不清楚，甚至是不祥的事情。
"这只不过是我的想象，"我努力让自己相信这一点。"这只是因为自从我决定退休之后，我甚至更加班加点地工作了。"但我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说实话，我对生意上的事情管地越来越少了。我在医疗诊所里主要只和护士、五位医生、心理学家和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有一定的接触。尽管我每天都会在那里呆上半天，但我已经把绝大部分的管理权都交给了我的助手——赛尔妲。
这样，我通常就可以在Maritronics公司里呆上另一个半天，把精力集中到帮助那些就快要结婚的情侣以及向他们提供咨询和建议的重要工作上去。
尽管我忙于从事咨询和研究的工作，但我还是注意到在那些为我工作的职员——那些和赛尔妲工作关系密切的人——中间，有一种快速的、无法解释的人员变动。
一位和我一起共事了15年的会计师突然之间就离开了公司，临走之前一句话也没有留下——他要么就是搬到了另一个州，要么就是与赛尔妲和他的兄弟之间有瓜葛。
其他那些我所一直信任的雇员也在接连不断地离开公司。实际上，这种人员变动在1970年的最后一个月里就有16人次之多。老职员们一个一个离去了，而他们的工作则都被新来的员工接替了下来，可我对介绍他们来这里的那家职业介绍所一无所知。那家介绍所每次都是和赛尔妲直接联系；她帮助选拔新职员并送来其中一些人工作进展的报告来给我看。
这种人员变动是我所极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我此刻正在盘算着要尽量减少我在生意上投入的精力。我根本就不想参与训练新员工这样的事情。幸好，赛尔妲在这件事上也给我帮了很大的忙。
我感到我在什么事情上犯下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但这个错误究竟是什么？我琢磨不出来。
但我又想，要是哪件事情上出现了可疑之处，赛尔妲一定会知道的。
赛尔妲是在1970年经由他人极力推荐而到我这里来的。我很快就发现她在管理方面的确是位理想的助手。她四十多岁，性格开朗，有着迷人的身材和兰色的双眼。但是，藏在她外表下面的却是一颗冷酷的心。她对所有那些与我们一起共事的职员并没有真地有过什么同情心。但她用勤勉、忘我的工作弥补了缺少同情心的不足。很明显，她的表现和推荐信里的内容完全一致。无论是从头上红色的卷发还是到脚下时髦的鞋子，她给别人的印象都是一个典型的管理者的形象。
在最初的三个月里，赛尔妲和我一起工作，她确实卸下了压在我肩头的许多重担。她对每个细节都很认真，所以我交给她的权力越来越大。她甚至还帮彼得办理了大学的入学注册手续，并鼓励他去寻求他自己的"小天地"（我本来让他住在我的一所公寓里）。
她是一股安静的旋风，使我在事业和家庭等方面一下子都进展得十分顺利。当我和500位节食志愿者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项目时，她更是设法使我的食谱和办公楼的那间大厨房里所列的食谱基本相同。许多诸如此类的细微的感动，使她成为我心目中一位极宝贵的雇员，特别是我可以由此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简化商业股份的工作上面去。
我甚至让赛尔妲替我写支票——除了在上面签名——并替我完全照料所有的帐目。正如我先前所提到的，她对我来说是无价的。既然她是一位如此可信而又有能力的雇员，所以我觉得在生意中一旦出现了任何严重的纰漏，她都一定会来提醒我加以注意。但是，这还是不能打消我那种令人头痛的感觉。我在信任和怀疑之间不断左右徘徊着。
赛尔妲是我那家医疗诊所的经理，那家诊所和我的Maritronics公司同在一条街道上，前后只隔了两道门。由于她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赋予她了特别的权力和极为丰厚的薪水。我觉得我在任何事情上都可以信赖她。
她把诊所管理地井井有条。每天，节食研究的参与者们都要到这里来量体重，把他们身体各重要器官及情绪状况都一一添到表格里，还要测血压，最后拿走两个盛有当天食物的塑料饭盒。
赛尔妲考虑地非常周到。在厨房里的那些厨师圣诞节休假之前，她替我额外准备了些食物并把它们放进我家中的冰箱里，好让我不必再费心去准备食物。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力是她所特有的。
实际上我对这些从厨房送来的食物并不喜欢。我认为我也应该参与到这项研究中来，可我总觉得我的食物里有一股怪味——象是里面加进了某种能使肉质变嫩的软化剂。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赛尔妲并让她查一下，但她后来向我报告说这只是加在食物里的某些特别的混合调料的味道。
"你很快就会习惯这种味道的，"她这样向我保证说。
圣诞节前，我越发地感到倦怠，精神萎靡不振。但节日里的那些活动——和朋友们共享晚餐，参加晚会等等——让我深深地被这里的节日气氛所感染，而我也不再想碰诊所里那些见鬼的食物了。很奇怪，虽然在这个假期里我的饮食毫无规律，可我感觉身体好多了。我把赛尔妲送来的那些冷藏食物统统扔进了垃圾堆。
新年过后，职员们都又回到了各自的岗位，我们的厨房也重新忙碌起来。赛尔妲也看到我又重新吃起了那些现做的进行节食研究的食物。几乎与此同时，我又觉察到了假期前的那些症状——恶心，胸口有种被什么东西紧紧揪住的感觉——这些症状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置之不理的。
所有这些症状在三月六日，星期六那天突然变得十分严重，我去见了麦克奎尔医生。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曾经和我订过婚。他给我诊断的结果是食物中毒，随后他非常友好地给我上了一课，告诉我该如何好好地照顾自己，然后又嘱咐我要好好休养，最后把我送回了家。
那种令人烦躁的忧虑仍然萦绕在我心头，有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不对头，但我想我可能是太劳累了，所以我还是告诉自己说不要瞎担心了。1971年初，我收到一封令人心烦意乱的信，这封信是一位好朋友的亲戚写来的：
贝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但是你不必担心——一切到最后都会没事的。
神要我为你代祷。你还记得几年前你住进医院，有位医生要为你摘除喉头吗？那时你的嗓子有癌症，已经有几个月说不出话来。神派我到休斯顿为你祈祷……是的，神现在让我为你祈祷……我从未见过给我写这封信的人，但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她跟几个特别的宗教团体有关系。在艾奥瓦州，我们称这种人为"HolyRollers"。我十几岁时就曾经遇到过这种人（在礼拜的时候，有两个女人把我带到后面的一个房间里，用一种听起来很奇怪的语言为我祷告）。回头想想，我一连串"幸运"的成功都是从那两个女人为我祷告之后才开始的，但我曾经对此感到很不舒服。而写这封信的人也让我有同样的感觉。我很难搞清楚这封短信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一种鼓励？一种警告？她还要再来休斯顿为我祷告？不管是什么原因，这封信都太奇怪了，于是我把这封信扔到了一边。
尽管我发觉有些事情不对头，可是并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任何一件事。一切进展都很顺利。在商界，我已经登上了顶峰，退休的日子即将到来，我正处在一生当中最辉煌的岁月里。
1971年三月七日是星期天，这一天我本应该去茹碧家里享受高尔夫球的乐趣和可口的甜点，渡过美妙的一天。茹碧和她的丈夫约翰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们的房门和游泳池在星期天总是敞开的。他们家一直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那里有风趣的谈话，有笑声，而且时常有一些著名的面孔在那里出现。如果是在以前，我应该早就动身往那里去了。
但这次相反，我决定去参加圣温森特·迪保罗教堂七点钟的清晨弥撒。我从来没有这样自己一个人到那里去。我只是在孩子们回家的时候才去教堂，这是因为我想让他们把每周的敬拜作为生活的惯例继续下去。
但这次我到了那里，一个人，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想祈祷。我真地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当然我也并没有对祈祷的结果抱有任何奢想。我是说，我除了有一副乐于住人的心肠而且曾经帮助过许多人之外，我并没有什么虔诚的信仰。可是，此时我很想祈祷，特别是在此刻，我身边正在涌动着一股凶险的暗流，似乎有什么事情正在暗中酝酿着，这些搞得我心神不安。
"主啊，"我说道。我的声音听起来干涩而僵硬——"我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一种恐怖正在占据这我的生活。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请你帮助我。"这些话听起来好象里面并没有什么圣灵的感动。至少我自己这样认为。不过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只是希望祈祷能早一点结束。
我从跪倒的双膝上站起来，离开了教堂。当我走到街上的时候，有个人从行驶着的车子上向我挥了挥手，随即那辆车子在一旁停了下来。是拉娜。这位年轻的妇女四年前曾为我工作过，她当时是我的职员，后来也作过我的行政助理。当她生病的母亲来和她一起住的时候，她被迫辞了职。她的母亲最近刚去世，她也因此从每天11点～7点在本·陶乡村医院里的探视中解放了出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拉娜就是神对我祈祷的答应，我决定信任她。
"帮我个忙，"我说，"明天两点到我公司来，在那里呆到下班。好象有件奇怪的事情要发生。注意观察一下，看看你是否能从中发现什么——或是你想那只是我的想象。下班后我们一起吃饭，那时你再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拉娜马上答应下来我的邀请的时候，我知道神已经听了我的呼求。
像她许诺的一样，拉娜第二天来到了公司。当那个电话打来说安娜姑妈心脏病发作，被送进西南综合医院的时候，她还一直在那里。
"等着我别走，"我一边喊着一边冲向了汽车。但是拉娜和我永远也不会再有什么机会谈论公司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永远也不能再共享那顿迟到的晚餐了。
我那安逸、美好而又慷慨的世界就要被粉碎在一个活生生的地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