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邦為什麼爭鬧？萬民為什麼謀算虛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說︰『我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脫去他們的繩索。』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他要在怒中青備他們，……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現在，你們君王應當省悟，……當存畏懼事奉耶和華，……恐怕他發怒，你們便在道中滅亡，……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詩二1－12）
「耶和華使列國的籌算歸于無有，使眾民的思念無有功效。耶和華的籌算永遠立定，他心中的思念萬代常存。」
（詩三三10一11）
「上帝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他。他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將智慧賜與智慧人，將知識賜與聰明人。他顯明深奧隱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與他同居。……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你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從山而出，打碎金、銀、銅、鐵、泥，那就是至大的上帝把後來必有的事給王指明。……」
（但二20一45）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自己例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們尋求上帝，……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上帝並不鑒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籍著他所設立的人，按父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里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
（徒一七24一31）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
（太二四29一31）
「再後末期到了，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改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就把國交與父上帝，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上帝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盡末了要毀滅的仇敵就是死。因為經上說︰『上帝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萬物既服了他，那時，子也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他的，叫上帝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
（林前一五24一28）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駒在馬上的，稱為試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上帝之道。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啟一九11－16）
壹緒論——聖道與歷史
甲史學的道化
基督教不是玄學的空想，乃是無可否認的永存不變的史實；福音不是宗教的教條，乃是大喜的信息；聖經不是哲學的體系，乃是史實的記載，其中心即為「上帝在肉身顯現」，「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人類救主的降世。所謂歷史，乃是「他的故事」（HisStory）。故歷史不是以人為中心，乃是以神為主宰；並非人類業績之記錄，而乃為上帝從今世到永世整個過程中一切作為的啟示。
一般人誤以歷史僅為過去的記錄，毫無意義。例如兩千年前羅馬哲人辛尼加氏（LuoiusA.Seneca,4B.C.？-A.D.65），便有此種錯覺。他以為研究歷史，乃是浪費時間，常常譏笑當時治史的學者，認為他們孳孳探究，乃屬枉費心力，其愚無比。事實上，一般屬世的史家，確是毫無史識，以為歷史的發展，乃是一連串的「偶然」，僅系機械式的流水賬；充其量，他們只能對歷史加以事後的檢討，浮表的觀察，而對歷史的意義如何，歷史的結局如何，鮮有正確的解釋。如此研究歷史，確屬勞而無功，不僅未得要領，抑且貽誤蒼生。辛尼加之譏嘲史家，固屬因噎廢食；而史學的偏差與失敗，我們實當引為鑒戒！因此，我們治史，首當以「悔改之心」，憑「信心之眼」，來解釋歷史，並道化史學，以表彰上帝在人類歷史中的啟示，庶能達成史學的任務。
史學的任務，非在機械地記錄過去的事實，而貴在檢討既往，策勵來茲，作為人類的南針，藉供後世的鑒戎。誠如古希臘哲人普理比斯（Polybius）說，過去的史實，以及歷史的教訓，乃是人群最好的教育，無上的南針。語雲「不知來，視諸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正同斯旨。惜世人僅知歷史為「後事之師」，卻未了悟其所以可作「後事之師」的緣由乃是神在人群歷史的行程里，向世人所作的「普通啟示」。
使徒保羅在羅馬書中說︰「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羅一五4）又說︰「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鑒戒，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鑒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林前一○1－11）彼得也說︰往古的災難，乃是「作為後世不敬虔人的鑒戒」（彼後二5一6）。
關于人類歷史的根源、歷程、目的，及其最後的歸趨如何，上帝在聖經中都有明白的啟示；先聖奧古斯丁及改教運動的首領，都曾加以闡發。惜自後教會學者，對于歷史哲學，未加重視；福音派的神學家，篤信聖經乃是上帝的啟示，認為只須明白聖經的道理，無需再作哲學的研究。殊不知「聖經不是哲學的原理，並未對教義作系統的闡明。」以是苟不把聖經的道理，加以闡釋，一般世人，對于聖道的奧秘，自不易領會；致其對于歷史的意義如何，結局如何，人類的命運究竟如何，都不能運用聖經里面的道理，加以正確的解答。
反觀屬世的歷史哲學家，如黑格爾（Hegel）、如馬克思（K.Marx）、如史賓格勒（Spengler）、如湯恩倍（Toynbee）等，卻都能因緣時會，投人所好；所以他們的著作，能不脛而走，風行一時；鼓勵群倫，造成時會。其中如史賓格勒，本無籍籍之名，但他的著作，因為正好投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人們苦悶的心理，便一鳴驚人，膾炙人口。又如馬克思的學說，原非新奇，（詳見下文）然滔滔世人，由于犯罪墮落，專顧「地上的事」。（西三2）「不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太六33）不知「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太四4）遂受其迷惑，「便叫真道因他們的緣故被毀謗」，（彼後二2）阻撓福音，言之痛心。
基督教學者，雖不無研究歷史哲學之士；但這些所謂「基督教」學者，大率為「新神學派」（Modernist），和「新正統派」（Neo-Orthodox）或「實存主義者」（Existentialist）。前者辱沒聖道，已趨世俗化僅披聖道之外衣，責罵教會之「內敵」；後者亦否認聖經的權威，不信上帝的啟示，又復否認上帝護理人類（Providence），引導歷史（Lordship），及其在歷史中的地位，從而否定了從「今世」進到「永世」整個人群歷史的綿延性和統一性，不能不令人遺憾。
關于歷史的意義如何，歷史的結局如何，在神學著作中，雖于「上帝護理論」（Providence）和「末世論」（Eschatology）中，已有論列；但神學和哲學，乃各有其任務，如何闡明此中奧義，進而改造哲學，道化史學，俾世人得認識歷史，了悟真道，接受福音，這乃是福音派的學者，當仁不讓，急不容緩的神聖使命！
乙史學的偏差
歷史的意義如何，歷史的結局如何，世界的前途如何，人類的命運如何，久已為中西學者，甚至一般世人所共同關心追究的問題。但是不幸得很，因為「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林後四4），受了所謂「人文主義」、「理性主義」、「自然主義」、「實證主義」、「實驗主義」、「唯物主義」、「無神主義」、「實存主義」……種種學說，乃至「理神論」、「泛神論」、和儒釋道各教的影響，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卻不信真理，任憑假先知迷惑他們。其禍所及，悲觀者，則志氣消沈，消極厭世；樂觀者，則造塔「巴別」（創一一章），自立「人極」，甚且倒行逆施，一意孤行，從而制造「革命的災難」，導演人類的悲劇。
從十九世紀以來，因為科學文化的發展，人類自命為萬物之靈，為歷史中心；又以迷信科學萬能，以為可以「巧奪天工」，「人定勝天」，竟否認了上帝的「統治」「護理」，把創造天地萬物的上帝，拋棄在宇宙之外，以是歷史重心，遂從「神本位」轉到「人本位」；誤以相對為絕對，暫時為永恆，片斷為整全，有限為無限，以為人類的創造及其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成就，就是全部歷史意義的完成，可以離開了上帝，完成人生之使命；而以人的作為，乃形成歷史的重要因素，
世俗的史家，自炫客觀，以科學注重事實，貴有證據，以是孳孳于史實的探求，古物的發掘，文獻的考證，以為已盡其治史的能事。例如湯恩倍民的巨著《歷史研究》，便是以二十六種文明為比較實驗的根據，從形式上看，他的著作，可謂包羅萬象，總攝古今。他這種治學精神，從人的眼光來看，允稱忠實客觀，博大精深；但從神的眼光來說，都是舍本逐末，並未能達成其解釋歷史的任務。請申言之︰
其一、歷史的因素，非僅在「人」在「物」，而乃是受神的統治與護理。神的永能與神性，及其在歷史上奇妙的作為，是不能僅憑統計圖表分析解釋的。
其二、史家的態度，無論其如何客觀，對于史實文獻，往往有意無意，或多或少，不免由其個人情感的好惡，而生取舍的偏見，從而發生歪曲史實的弊病。
其三、所謂史實文獻，都是人類的業跡；但是血氣之倫，本無良善（羅七18）；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順從情欲撒種的，必從情欲收敗壞（加六7一8）。由于始祖犯罪，罪從一人入了世界（羅五12）；基于原罪的事實，以及人類本性的邪惡與缺陷，若僅憑史實，人類的業跡，來研究歷史，自不能明其全，而窮其本，了悟人生的意義，歷史的目的。
其四、雖有些比較深入的史家，亦認為僅憑「史實」的探求，不能得到究竟的解答，因此進而從事「史因」的追究，以某種特殊的因素，視為解釋歷史的秘鑰。但是這種治史的方法，和前者亦只五十步與百步，只有程度的差異，沒有本質的不同。因為，一則，其所謂「史因」仍不能脫離「史實」的關系。二則，各種「史因」，無論「唯心，唯物」，都是枝節；不是根本。三則，由于史家的主觀偏見，把歷史的意義，看得過于單純，執持一端，抹煞一切，失諸亳厘，謬以千里；由于治史的偏差，產生各種乖謬的學說，驅使人類走向危險的歧途，則其危險，較諸前者，實更為嚴重。請申論之。
貳歷史的意義論
歷史的意義如何，屬世的學者，各有解釋；大率可分「心」「物」兩派，分敘如後。
甲唯心論
唯心派以理念和人格視為形成歷史的決定因素；謂人生的意義，不僅在求物質方面的滿足，而尤在求道德、人格、心意、理智的發展。惻隱為懷，人溺己溺；廢寢忘食，樂道安貧；急公好義，赴湯蹈火；為道殉難，視死如歸……凡此種種，都足證明人生目的，並非在求物欲的滿足。
唯心論較諸唯物論，雖似稍勝一籌，然其缺陷，乃正在過于抬高人的能力和地位，而忽視人的缺陷與弱點；誤以相對為絕對，以為徒憑人類的努力，即可建設地上的天國，臻于至善的境界，完成歷史的使命；從而把「自我神化」。湯恩倍氏嘗論「自我神化」、「制度神化」，實乃近代文明破落解體之厲階。英國史家阿克登爵士（LordActon），甚至非常感慨地說︰「一切歷史上所謂偉大人物，究其內幕，實在都是敗類，如果揭發其隱情，宣布其檔案，則一切對他歌功頌德的記載，都屬虛謊。所以，歸結的說，歷史乃是人類種種罪惡造成的，那便是貪婪、驕傲、自大、自義、猜忌，「怕你的鄰舍！」「一切權力，都趨腐化；絕對的權力，則絕對的腐化，」可見「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耶一七9）。
唯心論的代表史家，可以黑格爾（G.W.F.Hegel）為代表。氏以「萬法唯心」，宇宙乃思維的反映。思維的發展，其終極的歸趨，必達到「絕對理念」——或稱「絕對精神」（Absoluteldea-AbsoluteSpirit）。世界的演進，最後必達到絕對理想的境界。故氏以「絕對理念」（或稱「絕對精神」）視為形成歷史終極的因素。他認為歷史乃是「理念」在「時間」（Time）的發展，正如自然在「空間」（Space）的發展。這發展的過程，是辯證的，一正一反，互相衡制；人類歷史的進步，即為此「正」「反」二者中和合一的結果。歷史的意義，亦即實現「絕對理念」，一正一反，辯證發展之過程。此種「絕對理念」，往往可藉偉大人物的心志，來具體表現；以是偉大人物，如聖君賢相，豪杰英雄，往往是造成歷史，開創時代的要角。而此「絕對理念」，在歷史上之具體表現，即為理想的普魯士王國。
黑氏的學說，實頗矛盾。他一方面說，一切運動的根源，只能存在于矛盾之中；同時又說，矛盾之解決，則為兩者的中和與合一，氏既謂歷史的進化，乃基于「正」「反」二者之沖突，與辯證的發展，何以忽以理想的普魯士王國為止境。其弊所及，一方面，其唯心的辯證論，被馬克思顛倒，成為唯物辯證法，造成今日泛濫世界的共產運動；另一方面，其理想的普魯士國家觀，成為「國家至上」說，復為法西斯蒂或納粹主義極權獨裁的厲階。
乙唯物論
此派大家知道可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他相信「萬法唯物」，並武斷地、不科學地肯定了一切社會的發展，是循著一個模式，從原始共產社會，到奴隸社會；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然後經無產階級革命，而進入理想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時期。他的學說，乃是一種經濟的宿命論，其實沒有什麼新奇之處，嚴格言之，乃是抄襲而歪曲各家舊說的結果。例如︰
1．他的經濟宿命論——乃是從斯多噶學派（Stoics）的極端宿命論而來，以為萬事俱受且永為一絕對而普遍的理性律所支配。
2．他的辯證法——乃是剽竊黑格爾的唯心辯證論出來，他自己也承認乃是采取了黑格爾辯證法的核心，而丟棄它神秘的外衣，把它顛倒了過來。
3．他的唯物論——乃有拾費兩巴赫（Feurbach）的牙慧——「人活著乃是單靠食物」，（Maniswhatheeats．）「人不是理智的動物，乃是肉欲的動物。」（Manisthecreatureofhisappetite，nothisintellect．）即我國儒家，在兩千幾百年前，也早已有「食色性也」的說法。
4．他的剩餘價值論——追根求源，也是從亞當斯密的勞力價值論脫胎換骨而來，乃是舊瓶裝入新酒。
5．即是他的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也是從烏托邦社會主義而來，那更是幾千年前的古物，（例如孔子的禮運大同）更非新奇的發明。而他的廢除私產論，也是襲惲司丹萊（GerardWinstanley）的舊說。惲氏認為世人犯罪，乃是由于人的「愛私之心」，取代了「博愛觀念」，而其厲階則在私有財產，故氏以為正本清源的除罪救世之法，端在回到原始共產社會。茲再將馬說謬誤之處，簡述如後︰
1．違反聖經的真理。人類生存，固不能不賴食物，但人類不是爭逐食物的衣冠禽獸。魔鬼對首先的亞當，人類始祖的試探，便是要慫恿他違反上帝的禁令，摘取悅人耳目的果子，充當食物，這才使罪「從一人入了世界」（羅五12）。魔鬼對末後的亞當，主耶穌基督的試探，也是要他「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立刻被主斥責︰「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話。」（太四4）可惜滔滔天下，不能勝過魔鬼的試探，不知「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太六33）舍本逐末，心為形役；碌碌終日，爭取「食物」；深陷苦海，無以自拔。
2．他把歷史的意義，看得過于簡單。經濟雖是重要因素之一，但並非獨一的因素。例如，中俄兩國，在革命以前，雖同為農業社會，但兩個文化歷史的背景，以及政治社會的情況，並非完全相同。又如英美德各國，雖同為工業化國家，但其所謂「上層的」政治制度，亦復各異其趣。
3．一個民族國家文化創造力的表現，最初是見諸宗教和其他非物質方面的成就；其次見諸科學技術的進步，最後才有經濟事業的發展；這可證馬氏的學說，乃是因果倒置，不合歷史事實。
4．他強以自然科學的法則，來解釋社會歷史的事象；而歷史發展的動向，不僅沒有符合他武斷的公式，而且客觀的事實，正對他作極大的諷刺，他的預言，完全不合現在社會經濟的實況。由于社會立法的進步，勞工地位的改善，財富分配的漸臻合理均平，並沒有如他預言「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到了所謂「無階級的社會」（ClasslessSociety）以後，卻仍充滿尖銳的矛盾，殘酷的斗爭。例如俄國革命元老普利漢語夫（GeorgyPlekhanov），號稱馬克思主義之父，革命之後，卻被列寧輕禁終身！托洛次基，雖已逃亡海外，卻仍不獲善終，卒遭史太林暗殺。而史氏當權以後，甦俄黨國顯要，其被史氏清革算屠殺者，尤難勝數。及史氏暴卒以後，他的親信，卻又以其治人之道，還治其人，在官方《真理報》上，對其百般夷落，斥為國賊暴君，千古罪人。最後連他的墳墓，也被克魯曉夫掘開。各國共黨，有鑒于此，遂紛紛詰難離貳。例如意大利共黨參議員（UmbertoTerpeacini）氏便說，照此情形，則我們以往信奉的真理，並非必為今日可信的真理。是則馬氏之說，已遭其信徒所否認，正無待吾人之駁斥。
5．馬氏所謂「正」、「反」乃是一種純主觀的、不科學的偏見；所以他的歷史劃分法，根本乃屬武斷。他到了所謂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權建立以後，便不得不宣告唯物辯證法的壽終正寢；否則便要按照其法則的支配，「辯證發展」，由「正」而「反」，從而「否定」其自己的政權和其建立的制度。但有一于此，結果都是自趨毀滅。
6．黑格爾的辯證法，原來是對己的、內省的、中和的；而馬克思把它顛倒了以後，卻把它變為對人的、排他的、斗爭的，從而把黑氏「從矛盾到統一」的歷程，變為只有斗爭、毀滅、突變、絕對惡性循環的法式！
7．馬克思顛倒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把他絕對的唯心論，變為絕對的唯物論以後，其變本加厲的惡果，不僅把宇宙的本體，從精神理念，變為「運動的物質的諸形態」，並且更把人類的理智、情操、意志、靈性，完全轉化為「物欲」和「肉感」；把人類的精神和靈性，完全從生命中抽去。他們甚至說，思想之于腦，猶之小便之于腎。把按照上帝形像造的萬物之靈的人，變成毫無靈感的工具機器。
8．黑格爾的辯證法，原為證明其「絕對精神」，即為「神性」，原想用以解釋歷史，使人類向著崇高的理性的境界發展，其論雖有「自我神化」之嫌，吾人固未能苟同；但被馬克思顛倒變質丟棄神秘外衣以後，不但喪失了「神性」，且復惡化了人性，從而使人類自相斗爭，而人類歷史遂轉向毀滅的末路。
丙結論
以上兩種歷史觀，乃是皮相的、枝節的，不是從上面來的；馬克思的歷史觀，是唯物的，是外鑠的，是從「下面」來的；黑格爾的歷史觀，是唯心的，是內省的，是從「里面」來的。「唯心」「唯物」，觀點雖異，其誤則一；便是都以人為本位，不以神為中心；僅以人為歷史的主角，不認神乃歷史的中心。這乃是人類悖逆真神，偏行己路，必然的結果。世界人類，雖科學文化，日新月異，而人類生活，反而變本加厲，治絲益紊，其根本癥結，當亦在此！稽諸史乘，古今中外，先聖先賢，乃至聖君賢相，英雄豪杰，都想竭其仁智，尋求福國利民，長治久安，人類共存，世界大同之道︰而事實上，卻都把歷史的主宰，和平的君王，人類的救主，拋棄在世界以外。「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約一10－11）！屬世的史家，既否認拋棄了「歷史的主」，舍本逐末，偏行己路，暗中摸索，妄白揣測；自不能窺其真光，對人群歷史，作正確的解釋。
參歷史的結局論
人類歷史的行程，自古迄今，學者認為有一個不變的現象，和一個循環不已的挑戰，便是善惡斗爭。所以歷史的結局究竟如何，是善是惡，為禍為福，久已成為人類共同關切的問題。關于這點，大率可分為悲觀和樂觀兩派；但基督教歷史哲學，卻超乎這兩種世俗的見解，而另有一種不同的看法。
甲悲觀論（或歷史輪回論）
悲觀論在我們東方，有極大的影響，例如︰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亂久必治，治久必亂；以為人類歷史，只是輪回，沒有出路。又如，佛教，便認為五蘊皆空，法我俱無；三界流轉，六道輪加，有情眾生，無明不滅；生死煩惱，俱不離苦。但此又牽涉宗教哲學和人生哲學問題，本書己另有論列，本章勿加深論。至于西哲的學說，限于篇幅，亦難盡述，茲僅略舉一二，以概其餘。
一、柏拉圖（Plato）
歷史循環論，淵源甚古，遠在巴比倫時代，即已盛行，此說認為萬事盛極必衰，治久必亂，合久必分；人類歷史，實逃不出這一個循環的公例。柏拉圖因襲此說，謂歷史的行程，乃是一套繼續不斷的循環的圈子，在命運之神操縱之下，初為黃金時代，終則趨于沒落；周而復始，終古如斯。
二、亞理斯多德（Aristotle）
氏亦承柏氏的餘緒，認為世界萬物必然的結局，是循環的。惟柏拉圖和亞理斯多德這種歷史觀，並未為後世史家所重視，以是沒有什麼重大的發展；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空前的毀壞，震驚了世人，這一種悲觀的歷史循環輪回論，遂因史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一書的問世，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故特論之。
三、史實格勒（OswaldSpengler）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使一位德國學者史賓格勒對于近代文明產生極大的失望；從而對柏拉圖的歷史循環論，大感興趣，因著《西方的沒落》（DecrlneoftheWest）一書。氏本無藉藉之大名，徒因其說正好投合戰後世人苦悶悲觀的心理，遂一鳴驚人；其書不脛而走，風行一時，竟成為譯成各國文字的世界名著。
史氏用生物學的法則，來支持並發揮其歷史的循環論。氏謂各種文化，都是生物的機體，好像有兒童時期、少年時期、壯年時期、老年時期。又如四季，有春、夏、秋、冬。所以一切文化，有其發展時期，亦必有其衰落時期；並無進步，只是循環。文化之受命運的支配，猶如自然界受因果律的支配一樣。人類既被羈于這個循環輪回的歷史之輪，便無從掌握其命運，因此歷史只是一種無目的的往復輪回，毫無意義，只有戰爭是創造的動力。
史氏之論，在大戰以後，轟動一時，我國學人，亦不免附和其說。殊不知這種歷史觀，乃是基于一時一隅現象所得之偏見與錯覺，請析言之。
1．一則，他的歷史觀，僅以文化為基點，而抹煞民族國家及其他的因素，自屬偏狹不全。
2．文化並非一個機體，乃為構成社會國家的人民共同努力的業跡，故其動力，非在被創造的文化之本身。社會雖系集個人而成，但社會非同個人，更非一生物有機體。從這個前提來看，則一切生物學的自然法則，根本無從適用到文化，則其一切比喻推論，自無從成立。
3．由于人類之罪惡，吾人固不否認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道書一章）惟史氏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知人藉上帝的恩典，可以超脫這個循環輪回的命運。神雖為宇宙的主宰，但人卻有自由的意志，而非被命運支配的機器。故史氏之說，乃陷于宿命論的窠臼。
4．史氏僅見人類文化沒落的表象，卻根本昧于原罪的真理，皮相之見，不能識透人類問題的癥結；以是「飲鴆止渴」，他竟認為唯有戰爭是創造之動力。殊不知人類歷史的推進，非尚「力征」，更非戰爭與仇恨。如僅重「力」而不尚「愛」，必致犧牲道德與真理。
5．上帝既為歷史的主宰，在這一個前提之下，一切悲觀的學說，實無存立之餘地。他掌管世上萬事，任何遭遇，都在上帝的護理統治之下，無論為禍為福，為利為害，為勝為敗，為興為衰，為黑暗為光明，最後卻必成就其最高的旨意。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墩堪克（Dunkirk）的撤退，責無礙于諾曼地（Normandy）的登陸，以及最後的勝利。他使萬事互相效力（羅八28）；他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他自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測透（傳三11；參看羅一一33一36）；外邦的爭鬧，君王的敵擋，只是令那坐在天上的發笑，終必為他的鐵杖所打破（詩二）；而人的忿怒，反要成全神的榮美（詩七六10）。關于史說之妄，著者于拙著《西方心靈之衰落》（TheSpir-itualDecrlineoftheWest）一書，另有詳論。西方讀者有出死入生之神跡。
乙樂觀論（或歷史螺旋論）
倡是說者，重視人類社會的改良與革新，以及科工政教的成就。他們迷信人的力量，以為只要人類向上努力，不難改變歷史，推進歷史，實現黃金時代，建立地上天國。持此說者，實繁有徒，限于篇幅，僅舉其要︰
一、黑格爾
氏謂一切進步，乃是「正」「反」兩力辯證發展，中和合一的結果。由于「絕對理念精神」的自由發展，以及杰出人才之賢明領導，不難實現理想的國家，臻于至善的境界。其說已見上文，茲不復贅。
二、馬克思
他要藉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產階級國家，建立理想的無階級社會；深信此乃社會演進之科學的定律，不僅理有必然，而且勢所必至。此亦已加批判，不復申論。
三、湯恩倍
湯氏相信歷史是向上發展的，這個世界，要成為天國的一部。氏以文明的興起，在于應付挑戰的成功，文明的發展，在于「創造少數」（CreativeMinority）的領導群眾，使起初的物質方面的挑戰，成為永久的道德精神的挑戰；而文明的破落解體，則始于「創造少數」的自矜自負，致使「自我神化」、「制度神化」，並令群眾失望離心。但氏又認為文明的興衰，乃是形成「普世宗教」必經的過程。故人類之盼望，從宗教精神說，乃在基督教和回、印、佛各教的融合貫通；從社會制度說，乃在自由企業和社會主義的互相妥協；從政治關系說，乃在國際社會的團結統一。湯氏以為這樣便能使罪惡的世界，成為天國的一部，實屬一種天真的幻想。請申論之。
湯氏治學精勤，著作等身。其治史的方法，自命客觀，不如一般史家僅知「平面的分析」，而復能作「立體的比較」；其所取材，包括二十六種文明，真是總攝古今，光芒萬丈。就其否定一切主觀的單一因素的歷史論，如黑格爾的唯心論，馬克思的唯物論，史賓格勒的文化有機論，循環悲觀論，以及一切偉人史觀、心理史觀、地緣史觀等說，他對于史學的貢獻，自未可完全抹煞。
但湯氏的史觀，究仍不免有重大的缺陷。氏論文明之發生，由于「挑戰」「反應」，不僅不能自圓其說，抑且不免自相矛盾。蓋氏一則曰︰挑戰的分量，不能過重，也不能過輕，否則便不能激起成功的反應。但所謂過重過輕，殊難定確切的標準。且湯氏在駁斥自然環境說的時候，又說，同一自然環境未必能發生同樣反應。氏並廣征史實，謂歐亞草原，曾產生游牧型社會，但在阿根廷及澳洲那最利于產生游牧型社會的草原，並未發生游牧社會。又說可樂拉多河（Colorado）具有和美索波達米亞相似的自然環境，卻並無相同的結果。黃河流域是中國文明的發祥地，但氣候地質地形相似的歐洲多腦河，並非歐洲文明的搖籃。循氏此說，可見挑戰與反應，環境與歷史，未必有一定不易的必然關系。足證湯氏之說，實乃自相矛盾。
尤荒謬者，乃是他把神和人放在同等的地位。他甚至說上帝也須受「挑戰反應」原則的支配，所以必經魔鬼的試探，方能完成其救世的計劃。這乃是因為湯氏于神的觀念，根本錯誤。他把神與超人，混為一談；氏雖高舉基督，以耶穌為人類的救主，但是他的「基督觀」，乃是所謂「超人的化身」，否認主耶穌的神性。所以他根本不明白天道和人道的分際，以是他把「天國的奧秘」和「世間的小學」等量齊觀，從而妄想把「上帝城」與「世俗城」揉雜一起，熔為一爐。這又可證「人智」之窮，不足探索歷史問題的究竟。因此，湯氏雖比一般世俗的史家，稍勝一籌，否定了以往一切單一因素的主觀的歷史論，要指示人類向超人的天國境界邁進；惜其根本昧于天國的道理，終究限于人文主義的俗見，不能脫離世俗學者的窠臼。這是我們對此一代學人，不勝其遺憾的。
樂觀論的史家，當然不止以上三氏，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論列。今人惑于達爾文、史賓塞之謬說，尤因科工技術之進步，迷信「人定勝天」，以為只要依靠人類的努力，即可實現理想的社會。此種理論，習非成是，人雲亦雲，幾成教條；天真學者，幼稚青年，尤其盲從迷信，奉為金科玉律。所以魔鬼便利用人類不加深思反省的弱點，築成了「堅固的營壘，攔阻世人認識上帝」（林後四4）。芸芸眾生，蚩蚩者氓，都被「世界之神」所迷惑，便為「人間的遺傳」、「虛空的妄言」，樂觀的歷史哲學所擄去（西二8）。其上焉者，則殫精竭力，妄想建造「巴別塔」，實現人間的天國；其下焉者，則「照常吃喝嫁娶」，渾渾噩噩，醉生夢死。根本無視世界的危機，不知「洪水來了」，要「把他們全都沖去」（太二四32一39）。因此，我們于此）對于這種庸俗而流行的歷史樂觀論，不能不加駁斥。
其一、樂觀的基準，乃在人類之進步；但何謂「進步」，其實並無絕對的標準。蓋所謂進步，可因人的主觀而有不同的結論。概括的說，一般人固認為今人比古人進步；但同時慨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者，正亦實繁有徒。此並非不研究近代文化的頑固保守者的見解。現代社會學權威，甦魯根氏（Dr.P.A.Sorokin），即著書立說，警告世人，謂人類的宗教靈性生活，乃是日趨墮落的，以是近代文化，流為一種體貼肉體的感官文化，降及今日，已呈解體毀滅之危機！更從實際的生活情況而言，今人物質生活雖較進步，但在精神生活，則更為痛苦。是則人類歷史，究竟為進步，抑是退步，實大有問題。可見樂觀的歷史論，實根本無其憑藉之基準。此其一。
其二、退一步說，即使我們承認近代科工技術的進步，但這種進步，絕對不能作為人類前途樂觀的保障。蓋這些僅為工具，其對人類為禍為福，為善為惡，仍在人類之自決自擇。例如醫藥進步，固屬有益人類，但亦可變成化學戰爭的，屠殺人類的凶器。原子能固亦可造福人類，但亦正可毀滅世界。此即崇拜科學的簫伯納氏（BernardShaw），亦公開承認，謂科學已根本破產，科學本想建立地上的天國，卻不幸導演自殺的悲劇。簫氏本迷信科學，反對宗教，但他現在面對無神論的悲劇，不能不放棄他對科學的信仰！
其三、進步論者，還有一個根本的錯誤，便是昧于聖經的真理。他們不知道人類由于原罪與墮落，人類根本無法為善，「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羅三23、12）樂觀派的歷史觀，完全以人為中心，不是以神為中心，否認了上帝的主宰，不知「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徒一七28）他們以為人類進步，乃是一種自然的程序，強以自然的定律，來適用到人類歷史的法則，誤信徒靠人的自力自義，可以實現人生和歷史的理想，建立地上的天國。他們認為歷史榮耀的結局，乃在社會的進步，人類的成就；根本無視上帝的統治和引導，實乃盜竊上帝的榮耀。
丙結論
基上所論，樂觀論和悲觀論的歷史觀，乃各有偏，俱非盡當；所謂「樂觀」與「悲觀」，實在都是世俗的淺見；因此，基督教的歷史觀，乃是超乎二者之上。質言之，一方面，我們承認人類的墮落失敗，沒有希望；但對于那輪回宿命的悲觀論，卻不苟同。他方面，我們相信上帝是歷史的主宰和中心，他的旨意與計劃，終必成就，而有無限榮曜的盼望；惟對于那迷信「人定勝天」，可由人類努力，建立地上天國的螺旋式的天真幼稚的樂觀論，又復大異其趣，
復次，基督教的歷史觀，雖不同單純的樂觀論與悲觀論；但亦並非即為介乎二者之間的，或把歷史分為不同之兩極的二元論（詳見下文）。因為神乃歷史之主，他對這個世界，乃有整個計劃，而且到救主再來的時候，這暫時分開的「上帝城」和「世俗城」的兩個境界，是要因神的最後勝利而消弭的。我們對于人類歷史，雖未敢存天真樂觀的想法，但亦絕不厭世悲觀。我們有「信」「望」「愛」三寶（林前一三13）；從「信」生「愛」，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並愛人如己，奉獻身心，榮神益世，又復生「望」，對于歷史的結局，存著極重無比永遠榮耀的盼望（林後四17；啟二一）。上帝雖然超越人世，但他卻用其無比的愛，把他的獨生子賜給世人，作我們的救主；籍著耶穌基督，上帝住在我們中間（約一14；並參提前三16），到了末期，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就把國支與父上帝；那時基督必要作王，一切仇敵都要放在他的腳下（林前一五34一35）
總之，基督教的歷史觀，既非單純的悲觀論和樂觀論，亦非割裂歷史的二元論；而後上帝乃為歷史的主宰，整個人類的歷史，乃是以主耶穌基督的降世與再臨為中心，人群歷史最後的歸趨與結局，乃是上帝在永世中的計劃，籍著聖子救贖的恩功，以及聖靈感化的大能，要完全成就；神的眾子，要照他的應許進入有永義永樂的新天新地的榮耀里（來二10；彼後三13），關于此義，容于下文再加詳論，
肆歷史的二元論
甲二元論的概要
以上僅就一般世俗學者的史觀，加以述評；惟除此以外，還有一種似是而非的學說，我們無以名之，姑稱之為歷史的二元論。這些學者，持論不一，有些不同凡俗，未易一概而論。大體言之，他們把歷史分成「今世」「永世」兩種境界；對于「今世」根本悲觀，認為人類罪孽深重，無可救藥；其激烈者，甚且以為神已丟棄人類，不問世事，這個世界，已無希望，只能靜待完全「永世」的來臨。茲就各家之說，分敘概要如後︰
一、冠克迦德（SorenKierkegaard）
冠氏為「實存主義」（Existentialism）的丹麥「神學家」，體弱多病，多愁善感，以是思想悲觀，認為這個世界，已是根本無望。氏復大反黑格爾的學說，斥為僭妄。因為人類已墮落犯罪，只有日趨沉淪，根本不會實現所謂「絕對理念」。黑氏要想從「絕對理念」來實現「理想世界」，無啻自比上帝，實乃僭妄褻瀆！他以為上帝已不問世事，所以無論神或人，對于歷史，根本不能再起什麼指導作用，若想改造社會，只是益增僭妄自義之罪。故人類只有憑信心之翼，豁然頓悟︰突破庸俗境界，始能超脫這苦難的現世，想望永世的福樂。
二、柏第雅夫（NicolasBerdyaev）
氏為俄國東正教「神學家」，著作等身；他把歷史分為「屬地的」（Terrestrial）和「屬天的」（Celestial）兩種境界。前者是苦痛的、悲觀的；後者是樂觀的、得勝的。人類因賦有自由意志，有選擇善惡之自由；又以人類墮落，悖逆真神，失去上帝原有的形像；所以在今世善惡相爭，結果終成悲劇。即道成肉身，耶穌降生，亦為上帝參加人類的悲劇。故氏認為人類在這個世界，己屬根本無望；歷史最後的結局，乃是得勝的「屬天歷史」吞滅了苦難的「屬世歷史」，人類真正進步的意義，以及企求達到的目標，乃在超越的「永世」。
三、巴爾德（KarlBarth）
氏為新正統派要角，亦為主張「危機說」（DoctrineofCrisis）的「神學家」，著述宏富，輩聲國際。氏把歷史，分作「現世」（Time）和「永世」（Eternity）兩種截然不同的境界。前者是屬地的，暫時的，無目的的；後者是屬天的、永遠的、無量的、明智的。範疇各殊，境界不同，只有藉著啟示，二者始有相契的可能。故人類只有用超越的態度，始能窮歷史終極的意義。在「現世」中，人類只有危機，沒有出路；上帝乃超乎世外，不問世事。人類要想從「歷史進化」、「社會改良」，實現「天國」，不僅是痴人說夢，而且還犯了自負自義，輕慢上帝之罪。因為人類根本沒有良善，所謂良善，乃是上帝的恩賜。真正聖徒，應當自認絕對無能，根本無望，只能靜待「末日」，希望「永世」來臨。
四、惕立赫（PaulTillich）
氏為望重一時的所謂「實存主義」的「神學家」，謂人類歷史，充滿了緊張、斗爭、不安與悲劇，根本沒有得救的希望，人類僅憑邏輯的想法，不能窮歷史的奧秘，但人之大患，卻都因習故常，僅僅重視傳統的政治，社會乃至宗教的制度，想求一勞永逸之道，結果落入魔掌，無以自拔。因此，他不但批評奧古斯丁的「上帝城」，已經不合時宜；且更僭妄的主張，聖經的道理，亦須徹底更張。他又認為現代文化，根本沒有意義，人生亦無希望；真正的救法，不在「今世」（Time），乃在「永世」，故人當順服那神秘的「超絕者」（Unconditioned），進入超越歷史的境界。
五、裴柏爾（OttoPiper）
氏亦分歷史為「世俗的」（SecularHistory）和「神聖的」（HolyHistory）兩個境界。前者乃為魔鬼的作為，故人類要想用什麼「社會改良」和其他人為的方法來推進歷史，從而企圖使天國在地上實現，乃是徒勞無功之妄想。真正聖徒，當信賴神對人的作為，不可自負，越俎代謀。歷史的主宰，乃是上帝；基督降世，乃為上帝在人類歷史中最高的啟示；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把從來沒有人看見的上帝，表明出來。從此神的臨在，格外顯明，等到耶穌再來，便要結束這邪惡的世代，建立完全的天國。
六、黑爾德（GeraldHeard）
黑氏自信已得解決人類問題的秘鑰。氏分人類歷史為「意識的」（Conscious）和「下意識的」（Subconscious）兩類；而認為指導人類歷史的力量，不是「意識」，乃是「下意識」。氏謂人之大患，乃在「意必之私」，妄想逞其私智，改造社會；實則，史實證明，此種努力，只是引導人類，誤入歧途。尤以達爾文之流「適者生存」……諸說，責為人類自相斗爭，互相殘殺之厲階。故氏以為救治之道，乃在絕聖棄智，由「阿拉耶識」控制人類作為，信奉印度瑜咖哲學，庶能令人把握真理，認識「真如」。但氏又說，印度于此，並未成功，以致變成極端的個人主義。故人類仍當努力，以期造成真正文明，創造「新的歷史」。
七、杜德氏（CharlesHaroldDodd）
氏亦分歷史為「世俗的」（Secular）和「神聖的」（Sacred）兩類。前者僅如流水過逝，花開花謝，世事推移，毫無目的，亦毫無意義。後者乃是救贖的歷史，亦為在永世中上帝旨意的顯示，如亞伯拉罕之蒙召，耶穌基督之降世，教會之建立，均其著例。神聖的歷史，乃以主耶穌為中心，而尤以其受死復活為焦點；故教會使命，只在宣揚福音，宣告上帝對人類歷史最後的措施，乃為結束無目的無意義的「世俗的歷史」，而代之以「神聖的歷史」，此即天國在永世中之顯現。
八、倪博爾（ReinholdNiebuhr）
除此以外，尚須一提倪博爾氏的歷史觀。從表面上看，倪氏似乎不是完全的歷史二元論者。他認為歷史乃有前後一貫的統一性，以是多元的歷史觀，不僅在理論上為不可通，而且在事實上為不可能。他復引奧古斯丁之說，認為「上帝城」與「世俗城」乃是並駕齊驅的，並非截然分割的。氏又一反世俗學者乃至新神學家那種天真的自然主義的理性主義的樂觀進步的歷史哲學，認為人類的罪惡，乃在驕傲自義，妄冀憑其自己的能力，以完成人生與歷史的使命；只有謙卑悔改，靠神大恩，始能憬悟其智能之有限與不全，而有認識人類命運及歷史意義之智慧。其說超乎庸俗，不同凡響。所可惜者，倪氏的死癥，乃在不承認聖經的權威，認為聖經中的知識，乃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準則，以是對于聖經中的「末世論」和「耶穌再來」等重要真理，認為僅系一種「象征的」說法，不可照字面解釋，信以為真；否則便將上帝超越歷史的意義，變成了一種歷史中的事實。這種說法，無啻犯了歷史二元論同樣的毛病；蓋氏不知上帝雖超越歷史，但仍為歷史的主宰與中心也。倪氏嘗說，「唯信心庶足彌補人的愚昧」，但他卻忘了自己的話，自毀信心，不信聖經的權威，懷疑上帝的啟示，以是終不能「彌補他的愚昧」，無由了悟人類歷史的奧秘。
乙二元論的批判
歷史二元論者，甚多飽學之士，有些且系「神學家」；而其對于人類歷史，確也有卓絕的見解，承認人類犯罪墮落，力難自救，此和庸俗史家，確是不可相提並論，同日而語。惜這些學者，除裴柏爾（O.Piper）氏外，未必都有純正的信仰，如新正統派和實存主義者，且不信聖經為上帝的話，以是所論失去了真理的基準，雖多超越之見，卻屬似是而非；世人不察，被其所惑，為害匪淺，應加明辨。
1．他們的歷史觀，強把人類歷史分為「屬地」與「屬天」；「屬世」與「神聖」；「今世」與「永世」……兩種截然不同的範疇與境界，破壞了人類歷史從今世到永世一以貫之的綿延性和統一性，無疑破壞了上帝救世的整個計劃。
2．他們雖不滿庸俗的自然主義，常從「超歷史」的觀點，反對自然主義的見解，作超凡的高論。但是他們的所謂超自然論，仍有限度，須以合乎近代科學為條件。因此，對于聖經里面超自然的真理，到了不能用科學解釋理解的時候，便表示懷疑，宣告不信，又露出其庸俗的自然主義的，和膚淺的理性主義的本相；而他們的理論，亦往往自相矛盾，無以自解。
3．他們的上帝觀，事實上乃是犯了「理神論」（或作「超神論」Deism）的同病。上帝雖是「超越的」，但亦是「內蘊的」，無所不在的；上帝雖是公義的，但亦是慈愛的。聖潔與罪惡，光明與黑暗，雖不能相通；但是「道成了肉身」，他已暫時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住在
我們中間（約一14；腓二6－8）；而且藉著他的寶血，已經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我們已經得以親近，與神和好（弗二21一22）。二元論者，僅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們雖沒有想把神擯除在世界之外，但他們學說的流弊，實際上卻不免把神拋棄在歷史以外了。
4．他們對于人的觀念，雖比世俗學者和新神學家為高明，卻不免有矯枉過正之論。人類雖是墮落，但他們只見一面，只是曝露世人的罪性；而不知人乃是按照上帝的形像造的，而且藉著末後的亞當，主耶穌救贖的恩功，我們可以靠著他得救重生，成為新人，有權柄做神的兒女，和他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羅六3－11；林後五17；約一12；弗二6）；他還賜給我們真理之靈，引導我們明白一切真理，並用真理使我們成聖（約一六13，一七16一19）；使我們做「世上的鹽」、「世上的光」（太五13一16），並作上帝的同工（林前三9）。
5．他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乃是和歷史悲觀派（詳見上文）犯了同病。我們並不否認人類生活的病態與罪惡，但是如上所論，神對世人已有完全的救法。因為「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賽四二3）；耶穌基督降世，為要拯救罪人，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約三16一17）。有些過激悲觀的二元論者，認為人類歷史根本沒有意義，而且以為神對人類也已失去信心，完全失望，因此對世事已置之不問，不復加以引領，這尤為偏激的武斷。世界雖有罪惡，基督徒處世的態度，固應向世界釘死，不可貪愛世界；但神並沒有叫我們逃避世界（約一七15），而神也絕對沒有丟棄世界，撒手不顧我們。恰正相反，聖經告訴我們︰「他在世界，……世界卻不認識他。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約一10一14）「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太五45）；他必「不撇下（我們）為孤兒」（約一四18）；他是「我的牧者」（詩二三），作「我們引路的」（詩四八14）；「上帝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約壹三8）；世界雖有苦難，但他叫我們「可以放心」，因為他「已經勝了世界」（約一六33；並參約壹四4，五4）。總之，我們的上帝，乃永遠在他的寶座之上；他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萬物都「本于他，倚靠他，歸于他」（羅一一36）；他是「阿拉法」，「俄梅戛」；「（他）是始，（他）是終」（啟二一6）；他是救我們的元帥，還要領他的兒女進入他永遠的榮耀里去（來二10）。他是歷史的主宰，歷史的中心。所以歷史二元論者，把世界歷史，強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境界，實乃不合聖經的真理。
伍屬靈的歷史觀
甲聖經啟示的歷史觀
基督教和一切世俗的宗教，判然不同，乃是「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秘」（西一26；林前二7），萬古長存不變的真道（詩一○二26；來一11一12）。奧古斯丁說︰「基督教並非從耶穌降生以後才創立」，這乃是上帝多方多次籍著眾先知曉諭列祖的真道（來一1），從垠古之始，到耶穌降世，整個宇宙的歷史，便是基督教準備的過程。一切世俗的宗教，苟非虛妄的思念幻想（參羅一21一25），從其好的方面說，至多僅為「訓蒙的師傅」（加三24），和「世間的小學」（西二8）。摩西和希伯來先知乃遠在希臘哲學家一千五百餘年之前。古希臘哲人赫拉克立德（Heraclitus）、甦格拉底（Socrates）、柏拉圖（Plato）、暨斯多噶派（Stoics）各種學說，都不能代表真理，至多只是從神的普通啟示中所窺見的一些暗淡的微光。故甦格拉底不敢自命為智者，而僅稱為愛智者。
上帝既是宇宙萬物的主宰，啟示與真理的源頭；基督教的歷史觀，其最大的前提，便是承認上帝是人類歷史的中心。他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他是阿拉法，是俄梅戛；他是始，他是終；
古往今來一切的史象，治亂興衰，都有上帝在統治和引導。一般史家，以為「歷史哲學」一個名詞，乃為伏爾泰氏（Voltaire）所創，其實真正的歷史哲學，乃為聖經的啟示。舊約的先知，乃是最早的歷史哲學家。他們非僅敘述歷史的事跡，而復能見到史實後面上帝的作為，故能了悟歷史的意義。當時強大的帝國，埃及、亞述、巴比倫，雖似以色列人的敵國外患，其實乃是上帝的工具；「人的忿怒，要成全（神）的榮美」（詩七六10），上帝反而利用他們實現他的旨意。舊約的先知書，絕非明日黃花，乃正足啟發現代史家的深思！照舊約記載，起初上帝創造天地萬物和我們人類（創一至二章）；不幸始祖落入魔鬼試探，因此罪惡進入世界，人類便受咒詛，這便有光明與黑暗、道與魔、善與惡的斗爭（創三章）。上帝造的人，並非木偶機器，所以有「自由意志」。人類犯罪，乃是因為他們有自由意志，這是上帝暫時的容忍；但他仍始終統治世界，掌管人類歷史，即在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上帝仍未離開寶座，沒有放手不管。他要賞善罰惡，施行公義的審判；「多行不義必自斃」，一切行惡的，終難逃罪，以往的記載，都足為後世的鑒戒（彼後二6）。
照古教會的歷史觀（可以保羅書信為代表），人類歷史的盼望，完全是在主耶穌基督。主耶穌的降生、代死、復活、升天，坐在全能上帝的右邊，執掌彌賽亞的權能，乃是世界歷史上最有意義的重大事件。但他在降世以前，即與上帝同在，他就是上帝（約一1）。他復活升天，還要再來，施行審判；到那時，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他是主，使榮耀歸與父上帝（腓二9－11）。保羅認為歷史的盼望，非在人類；一切智慧，都是愚拙（林前一19），終必歸于無有（林前一三10）；而一切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受敗壞的轄制，一同嘆息勞苦（羅八20一22），等候釋放，救主再來。在救主再來，宇宙奧秘之幕揭開之先，人類在此過渡時期，魔鬼必施其狡計，逞凶作惡。但上帝所以如此容忍，主耶穌基督所以尚未再臨，並非故意耽延，乃是有兩個重大原因︰一是他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二是他不願有一個人沉淪，乃願人人悔改（彼後三8一9），要使「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
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太二四14）
乙奧古斯丁的歷史觀
奧古斯丁（AureliusAugustine）的歷史哲學，可以其所著的《上帝城》（CityofGod）一書為代表。他把世界人類分成兩類，一是「上帝城」的國民，一是「世俗城」（EarihlyCity）的國民。這兩城雖暫時有若干相似的情況，但其動機、其目的、其本質、其結局，是根本不同的，前者屬天界，愛上帝，遵行上帝的旨意，只求上帝的榮耀；後者屬凡界，愛世界，愛自我，只求人的榮耀，沉溺于罪惡之中。「上帝城」必然興旺；「世俗城」必然衰微。教會乃是善天使和義人的組織，必日趨發展；世界帝國，如羅馬帝國，乃「世俗城」的象征，雖興盛一時，必崩潰沒落，因此可知現在一切夢想征服世界的野心家，亦必不能逃避「羅馬衰落」之未運。
但奧氏並不否認國家存在之必要，政府乃是維持治安必有的組織。照聖經指示，聖徒亦有服從一切制度和在上君王的義務（羅一三1一7；彼前二13一15）；惟真正善良的政府，其所措施，必合乎上帝的旨意，且必有助于聖道之推進。
其次，上帝既為歷史的主宰與中心，無論善惡，都是相反相成，互相效力（羅八28）。魔鬼的差役，雖一直想從中破壞上帝的計劃，卒因上帝大能奇妙的作為，最後都要成就上帝最高的旨意。上帝雖予人類自由意志，暫時容忍，「任憑萬國各行其道」（徒一四16），「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上帝並不監察」（徒一七30）；但上帝對于人類社會統治的權能，並未受到絲毫的限制；上帝在人類整個歷史的行程中，自始便是站在主動的地位。他雖是慈愛的，但同時又是公義的；人類的悖逆不信，必自食其惡果。現在天災人禍，乃是人類墮落的結果，乃對作惡者的刑罰；然而同時亦是神藉以試煉義人，使其獲得更大的賞賜。
復次，奧氏認為主耶穌降世，乃是世界歷史的新紀元，不僅世人藉他得到救恩，且使人類重新得到推動的生力，向著標竽直跑。歷史的過程，便是上帝旨意逐漸得勝的指標，最後的歸趨和結局，便是「上帝城」的勝利。
基督教學者，對于奧氏的歷史觀，雖不能說絕無歧見；但福音派可說大體上都奉為圭臬。惜近代學者，並無巨著，發揚奧氏的歷史哲學，緬懷先賢，能毋感愧！
丙上帝與歷史的關系
自從創世以來，在整個人類歷史中，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羅一20）我們如用信心的眼，就可以曉得，神如何藉著︰（一）律法，（二）制度，（三）基督，和（四）教會，施展他奇妙的作為，茲分述之︰
一、是藉著律法
語雲︰「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多行不義必自斃」，「天網恢恢」，「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凡此都是人們從「普通啟示」中所得到的教訓，乃是上帝藉著律法，在掌管人類歷史，賞善罰惡，施行公義審判的明證。經上說︰「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詩一九7一9）「他使邦國興旺而又毀滅，開廣而又擄去」；「他攻擊褻瀆的國民，……將他們踐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樣。」（賽一○5一7）他「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顯明深奧隱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但二21一22）。「（他）要顯明他的
忿怒，彰顯他的權能，……又要將他豐盛的榮耀彰顯在那蒙憐憫……的器皿上。」（羅九17一18、22一23）「不要自欺，上帝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順著情欲撒種的，必從情欲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加六7－8）「世人在蒙昧無知的時候，上帝並不鑒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里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徒一七30一31）
二、是藉著制度
上帝設立制度的旨意，原「是要我們行善。」「（我們）雖是自由的，卻不可藉著自由遮蓋惡毒」。所以，「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彼前二13一16；羅一三1－5）惟于此有須明辨者︰第一，就政府的目的說，上帝設置政府，乃是為施行公義，賞善罰惡，並使人類守法奉公，敬業樂群。並非叫人來統治人，更不是叫人擅作威福，來**民眾。據舊約記載，當以色列人要擁戴基甸治理他們的時候，基甸說︰「我不管理你們，我的兒子也不管理你們，惟有耶和華管理你們。」（士八22一23）當初以色列人效法列邦，要求立王統治，神便大不喜悅，認為是以民厭棄上帝，不要上帝作王（參看撒上八4一9）。第二，就政府的權柄說，政權乃是出于上帝（羅一三1），政權並非等于神權。政府的法律，必須合乎聖經的道理，上帝的旨意。聖經指示我們，聖徒所以必須順從政府，乃是「為主的緣故」；易言之，乃是為順從上帝。倘使政府的法令，不合聖經的道理，則聖徒盡可不必服從，「不受亂命」，以示對國家更崇高的服從，那便是「順從上帝，不順從人」，此于使徒行傳五章二十九節，四章十九節，已有明確的指示。第三，就政府的性質說，人類無論如何不能創造最理想的政府，因為只有上帝，才能使「權力」與「公義」，互相平衡，臻于一致；蓋人為的制度，終有流弊，而且由于人類的罪惡，往往會使制度變質惡化，成為極權暴君，貪官污吏，為非作惡，
殘民以逞的工具。所以，我們不可令「制度神化」，成為崇拜的偶像。如果妄以某種制度為盡善盡美，乃是瀆冒神的尊嚴。聖經于此，有兩方面的啟示，從某方面說，統治者的權力，固系受神命定（羅一三1）；但另一方面，聖經又警告我們，世上的君王和審判官，須受神的鐵杖的管教和審判（詩二）。
三、是藉著基督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他）住在我們中間」，「是那不能看見之上帝的像，（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他造的，……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參看約一1一14；西一16一17；來一2一3）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降世救人，乃是上帝在永世里的計劃。在整個人類歷史上，耶穌降生，乃是一件極重無比的大事，乃是從上帝創世，到上帝永世計劃完全實現的整個的過程中的基點。所以，耶穌降生，和耶穌再臨，乃是基督教歷史觀的基本概念。歷史的推演，不是什麼人類的成就或進步，而乃有上帝的計劃與旨意。基督降世的重大意義︰第一，乃是上帝住在人間，進入人類歷史的行程。第二，乃是因人類罪惡而形成的「世俗城」和「上帝城」暫時互相對峙的境界之開始消弭。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恩功，乃是他在今世和永世間戰勝罪惡，吞滅死亡，征服撒但的大勝利。雖然撒但最後「無條件的投降」，須待末期才能看到，但是他已打了決定性的勝仗，卻已是一個無疑的事實。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無條件投降，雖在諾曼地登陸一年之後，但諾曼地登陸的成功，即為德國無條件投降，我們最後勝利之前奏。主已昭示我們︰「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一六33）
四、是藉著教會
上帝在歷史行程中的作為，及其永能神性與智慧，又藉著教會的事功，表現出來（弗三10）。教會乃是基督不可見的身體，藉著基督住在其間，教會便已與永世的生命有分。在主第二次降臨之前，教會應積極履行神所托付他的職分，他在歷史上最重大的使命，便是向萬民傳揚福音（太二八18一20；徒一6一8；林後五18一20），基督信徒，要在主的恩典里剛強起來，如中古聖徒抵抗異教的日耳曼侵略的精神，做世界的光，做世界的鹽。基督徒不可步「修道主義」的後塵，作遁世的打算。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我們對于社會，雖應采取積極領導的態度，但亦不可蹈「社會福音」派的覆轍，使教會淪為一個世俗化的社會組織，使教會工作，變成一種社會事業。
歷史最後結局的事態，始自主的再臨（帖前四13一18；林後五10）。學者認為那時基督與教會，便要掌權「一千年」；到了第二次復活以後，作惡的便要被審判受永刑（約五28一29；啟二○7－15）。那時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歸于一（弗一10），基督便要把一切權柄還給神，萬有便都永遠歸他掌管統治（羅一一36；林前一五27一28），上帝的榮耀，在這邪惡悖謬的世代，乃藉其無瑕疵的兒女，如明光照耀在黑暗之中（腓二15）；到了基督最後勝利的時候，更要登峰造極，顯出其不用日月光照的極大榮光（啟二一23一27）。所以上帝最後的勝利，及其永久的統治，乃是超乎現世的永世的目標，亦為人群歷史必然的歸趨。因此，人類歷史，乃是萬有所本，萬有所依，萬有所歸的全智全能至尊永存的上帝，從今世到永世整個行程中一切作為的啟示。
丁人類對歷史的認識
關于人類歷史的根源、行程、目的和歸趨，易言之，人類究竟從何處來，以往的過程如何，究竟是為什麼，將來結局如何，凡此種種，上帝在聖經中，藉關他自己的啟示，早已曉諭我們。這乃是從使徒保羅、奧古斯丁，以及改教運動首領，所共信共喻的正統的基督教歷史觀。可惜近世學者，迷信科學，惑于俗見，竟致離棄真道，自毀信守（提前四1；提後四3）；而蚩蚩者氓，亦遂被一切異教之風，飄來飄去，莫知適從（弗四14）。世人僅見人類外表的成功，無視罪惡侵犯世界嚴重的事實，以及人類內在的墮落，從而僭妄自義，自視如神，把自己神化，制度神化，把上帝擯除在世界歷史以外。湯恩倍氏雖知「自我神化」、「制度神化」，為文明破落解體的原因；惜未作更深入的探求，不知「自我神化」、「制度神化」，乃是人類否認原罪，擯棄上帝的結果。
惟從另一面看，一般所謂屬靈的歷史學家，他們雖承認上帝在歷史中的奇妙作為，但他們解釋歷史，並未本乎純正的信仰，根據聖經的真理。例如上文所論的歷史二元論者以及新正統派神學家，他們更不信聖經的權威，真神的啟示，因此他們的史觀，雖為屬靈，卻未合聖經的真理。另有些學者，只是拿一些特殊的歷史事象，斷章取義，穿鑿附會，妄作上帝的謀士，粗率地作似是而非的結論；甚或假借「上帝」之名，作投合其成見的武斷。這亦是非常危險的態度。例如關于羅馬的衰落，照薩爾凡納士（salvianus）的解釋，認為乃是對信徒罪惡的報應，殊不知根據奧古斯丁的研究，這乃是異**道德墮落的惡報！就近事而論，當希特勒得勢以後，一般所謂「德國基督徒」，為投合一般德國民眾報仇雪恥的心理起見，竟荒謬絕倫地說︰「我們要感謝上帝，他是歷史的主，他賜給我們希特勒，作我們的元首與救星，挽救德國于厄運，因此我們願盡心盡力，效忠國家，服從元首。此種服從與效忠，在我們基督徒看來，乃萬有最深刻的遵守上帝誡命的意義。」這種宣言，顯屬利用上帝，欺世惑眾，當時曾引起神學家巴爾德的嚴重抗議，斥為完全假托聖經，不合真理。更荒謬的，還有些不信的人，把真神和邪靈，並為一談。例如，出埃及記中
的法老王，認為埃及術士所行的邪術，正和上帝藉摩西所行的一樣，都是上帝奇妙的神跡（詳見出埃及記）。而一般愚夫愚婦，迷信鬼怪邪術，也以為是神的作為；甚至一般學者，也以「鬼」「神」並稱，不加明辨；猶復著書立說，高談宗教，自命「屬靈」，這尤足混淆是非，使人心地剛硬，偏信邪說，抗拒真道。
所以，我們如果要認識上帝在歷史中一切作為的旨意，首應本純正的信仰，明上帝的啟示，憑上帝的應許；這才能把握解釋歷史正確的原則。「深哉！上帝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他的謀士呢？」（羅一一33一34）所以，主耶穌對加利利人，對他的門徒，也早已警告，對于上帝的作為，不可輕信人言，盲目附和（參閱太二四4一5）；亦未可妄加揣測，作皮相的論斷（路一三1－5）。
1．基督教的歷史觀，雖似悲觀的，但這乃是因為鑒于這世界有罪惡的存在，僅系對于人的悲觀失望，認為人類不能自救。我們的救主，不是在人，乃是在神。我們對于神，卻永不失望悲觀，而常存「信望愛」三寶；所以不是輪回的宿命悲觀論。
2．基督教的歷史觀，雖似樂觀的，但我們的樂觀，不像世俗的樂觀論，以為靠人的努力，就可建設理想的社會；而乃是因為相信上帝住在我們中間，他乃是歷史的主宰，在總攝萬事，引導我們，使我們不僅「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約一14），而且還有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的盼望（參閱林後四17一18），所以又不是對人本位進步而螺旋的樂觀論。
3．基督教的歷史觀，雖似二元的，其實乃是統一的，從創世以來，一直到耶穌再臨，和新天新地實現，都是一以貫之，一脈相承的。只是因為始祖犯罪，失去了樂園，人類才暫時分成兩個境界，一為「上帝城」，一為「世俗城」；一是得救的，一是失喪的。但是這兩種境界，並非截然劃分，實乃並駕齊驅；當始祖犯罪以後，地雖受了咒詛，但神已立刻應許「女人的後
裔要傷你（蛇）的頭！」（創三15）而自主耶穌基督（女人的後裔），降世以後，藉著他所建立的教會事工，聖靈大能的運行，這兩種不同的境界，已開始消弭。到了末期，就是照他安排的日期滿足的時候，基督要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把國支與父上帝，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上帝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腳下，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歸于一（林前一五24一25；弗一10）。可惜失喪的世人，不知上帝的大恩大愛，不知他乃在天天尋找世人，拯救世人，要完成這一個完備的計劃；以是愚好自用，妄想「造塔通天」，自我神化，自作救主，自建天堂；妄想用政治、社會、經濟的新體制，來設法挽除這兩種境界的裂縫，以實現至善的境界，恢復已失的樂園。但聖經指示我們，這兩界的存在，乃是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受了敗壞的轄制，失去了上帝兒女自由的榮耀（羅八20一22）；只有上帝用超絕的大而可畏的，震動天勢的作為，燒毀一切有形質的才能徹底消弭這兩界的對壘，實現新天新地的樂境（太二四29一31；彼後三8－13）。
基上所論，我們對于歷史，當可得到以下各點基本的認識︰（一）上帝是天地萬物的主宰，是人類歷史的中心。（二）他要照他在永世里所定的計劃，實現其最高的旨意。（三）他並且住在我們中間，攝理萬事，引導人群，施行他奇妙的作為。（四）他還要再來，完成其救世的整個計劃，永遠作王。總之，在世界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人的地位，是次要的；歷史的中心不是人，乃是神。但上帝非獨裁的暴君，人類亦非無靈的機器，故神雖總攝萬事，人仍有自由意志；但在上帝公義的審判下，人類對其一切的作為，須自負其責，自食其報（參加六7一8）；而且更奇妙的，人的憤怒，最後反要成全上帝的榮美（詩七六10）。他要「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要報應那不認識上帝和那不听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要在他聖徒的身上得榮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顯為希奇」（帖後一6－10）。那時「眾目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啟一7）！所以，歸根結底的說，上帝乃是宇宙萬物的主宰，人類歷史的中心，他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萬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歸于他」（羅一一36）。
但是，一般不信的人，既「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林後四4）他們對基督教的歷史觀，卻有各種的異議。例如中國新文化運動首領胡適之先生說︰「根據一切科學，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萬物的運行變遷，皆是自然的，自己是如此的；正用不著什麼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根據生物的科學知識，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競爭的浪費與慘酷，因此叫人可以明白，那『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設，是不能成立的！」還有一般人看到許多不信上帝的人，為非作惡，養尊處優，飛黃騰達，埤睨一世；而潔身自好之士，反而不得一飽，命途多舛；以是認為「道高一尺，魔高千丈」，根本懷疑有所謂天理天道，更不信上帝對人類歷史，有絲毫關系。對于這些疑難，其實上帝早已有明白的解答，聖經寶訓，不勝枚舉；限于篇幅，僅述一二︰
1．詩篇說︰「外邦為什麼爭鬧？萬民為什麼謀算虛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那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要在怒中責備他們，……『必用鐵杖打破他們』，……」（詩二）
2．約伯記指示我們，約伯苦難以後，「耶和華就使約伯從苦境轉回，並且耶和華賜給他的，比他從前所有的加倍。……後來賜福給約伯，比先前更多。」（伯四二）
3．路加福音里那位享大福的財主，最後卻在陰間受苦，「在這火焰里，極其痛苦。」亞伯拉罕對他說︰「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路一六19一31）。
4．馬太福音又教訓我們︰「他叫日頭照好人，又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太五45）但他到了時候，便要「將稗子薅出來用火焚燒，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惡的，從他國里挑出來，丟在火爐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齒了。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里，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太一三40一43）
基此可知不義的人，雖在神普通恩典之中，得享美福，但其結局，則異常悲慘。尤有進者，亨通的順境，固為神的恩典；苦難的逆境，亦有上帝的美意，乃要堅固義人的信心，承受更大的賞賜；凡「主所愛的，他必管教」，那「是要我們得益處」（來一二6－11）。保羅說︰「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林後四17一18）！世界雖有苦難，但主耶穌已給我們保證，我們可以放心，因為他已經勝了世界（約一六33）！使徒約翰也說︰「你們是屬上帝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因為凡從上帝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約壹四4，五4一5）最後啟示錄告訴我們︰「我听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上帝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上帝，他要作我的兒子。惟有瞻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里；這是第二次的死。……』」（啟二一1－8）觀此，可知義人終必勝利，「上帝城」終必實現，上帝最高的旨意，救世的計劃，終必在永世里完成。
嘗有人問美國一位著名的學者皮爾德氏（CharlesA.Beard）說︰「你能不能用最通俗的方法，寫一本書，簡要地指出人類歷史的重大教訓，俾一般人都能易于了悟？」皮氏立即答道︰我可用四句極簡單的話，答覆這個重大的問題︰
1．「神」如果要毀滅那個人，便是叫他發狂，迷信他自己的權力。
2．「神」的磨子磨得很慢，卻是磨得最細。
3．蜜蜂盜取花粉，但卻反而使花因此得以繁殖。
4．黑夜深了，你才能看到星光。
皮氏並非神學家，但氏著作等身，望重仕林，這幾句深入顯出的簡單的話，出諸一位世俗的學者，我們正可因勢利導，用他的話來作見證，令世人得到一種深刻的啟示，一方面足以怯除不信者的疑念，一方面復可使其了悟上帝在人類歷史中的地位與作為。
陸結論——史家的悔改
本章所論，僅發其端；以語其詳，當待專書。限于篇幅，作者在行文之時，在在力求以簡略，未欲加以深論。惟作者于此，復願就歷史學者所以失敗之癥結，敷陳二點，結束本章。
甲方法上之謬誤
屬世學者，攝于近代科學的進步，要完全采取自然科學的方法與法則，來研究歷史，解釋歷史。例如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階級斗爭論，自命科學，實乃主觀的偏見，以是削足適履，造成革命的災禍。又如史賓格勒的文化有機生物說，以為文化如人生，有所謂「幼」「少」「壯」「老」諸時期；又如季節時令，有「春」「夏」「秋」「冬」的四季；于是牽強附會，妄加武斷，倡文化沒落，歷史輪回的悲觀論。即湯恩倍氏，其方法雖自炫客觀；且治學精勤，引征廣博，總攝古今，就其否定一切主觀的單一因素的歷史觀而言，洵屬不同凡響，然而歷史現象，和自然現象，根本異趨，後者可在實驗室加以觀察，加以控制，故可先設假定，加以證實歸納。惟前者則不僅錯綜復雜，而且千變萬化；廣征比較，既不免掛一漏萬，顧此失彼，更無法加以控制實驗，得到確切的定論。所以，其「挑戰反應說」，證諸史實，湯氏不僅不能自圓其說，而且還自相矛盾。凡此駁議，俱見前文，茲不復贅。
尤有進者，「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一20）「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當然也不受科學家的控制，住在人手所造的實驗室內！他「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徒一七24一28）「從亙古直到永遠，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他。他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顯明深奧隱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與他同居。」「他的權柄是永有的，他的國存到萬代。」（但二20一22，四34）「耶和華使列國的籌算歸于無有，使眾民的思念無有功效。耶和華的籌算永遠立定，他心中的思念萬代常存」（詩三三10一11）！除非無神唯物論者，我們不能不承認人類的作為，歷史的事象，並非單單是一種「心」的或「物」的因素；而乃有「神」的因素；而且他的作為，根本不是人的智慧能力所能測度、「攔住」，或與他爭論的（參羅一一33一34；但四35；賽四五7－12）。
所以，世俗的歷史學家，無論是「唯心的」（重內在的理念精神），或「唯物的」（重外存的物質環境），卻都是以「人為中心」，不是以「神為中心」；以是都是舍本逐末，顧此失彼，僅僅捕捉歷史的「次因」（「心」「物」），沒有窮究歷史的「基因」（上帝）。因為他們的史觀，乃是殘缺的、不全的、局部的、暫時的、皮相的、相對的；不是完全的、究竟的、永遠的、不變的、超凡的、絕對的。這是我們研究史學，在方法上應有的覺悟。
乙認識上之謬誤
認識上的謬誤，比方法上的謬誤，更為嚴重。因為前者乃為後者之果，後者僅為前者之因。世人之大患，學者之通病，便在單單顧念所見的事，不顧念所不見之事；殊不知所見的僅為暫時的，所不見的始為永久的（林後四18）。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來一一1）我們講「未見之事」，並非僅作空談玄想，而乃有其「實底」「確據」。我們如憑「信心之眼」，本「悔改的心」，便能看到「所望之事」「未見之事」；便能了悟行而上的道，確知永世里的事，這樣才能對于歷史，有正確而徹底的認識。
語雲，道不遠人，「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叫你們離棄這些虛妄，歸向那創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永生上帝。他在從前的世代，任憑萬國各行其道；然而為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來」，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上帝並不監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籍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里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徒一七24一31，一四15一16）聖經一再警告世人。上帝的震怒常在不信的人身上（約三36），「上帝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又判定所多瑪、蛾摩拉，將二城傾覆，焚燒成灰，作為後世不敬虔人的鑒戒」（彼後二5一6）；又說，「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太二四29一31）
因此，我們研究歷史，不可單單顧念所見的，更不可單單「思念地上的事」，而「要思念上面的事」（西三2）。唯物論者的錯誤，固在從下面看；但唯心論者的缺陷，也僅從里面看，向自己看，並沒有「向上面看」，其差別只是五十步與百步，其結果亦不能看到上面的事，永遠的事。瑞士史家杜平氏（J.H.M.D’Aubigne）說︰「我們無論從任何方面來看歷史，都可以看到上帝大能的作為，我們雖不能用肉眼看到上面的事，但上帝的旨意，卻藉著主耶穌基督在歷史里完全表明出來。」
但是，所不幸者，世上的「假先知」和「假師傅」，和那些不信真神上帝的外邦宗教家和哲學家，卻是心地剛硬，故意不認識上帝，思想虛妄，心志昏暗，自稱聰明，反成愚拙（羅一21－22、28）。「藐視先知的講論」，上帝的警告；無視歷史教訓，不知警惕炯戒；諱疾忌醫，粉飾承平；自負自義，偏以「有罪為無罪」；而「那行毀壞可憎的」，還要「站在聖地」（太二四15），自號為世界的救主。以是他們對于基督教的歷史觀，完全不肯領受，亦不會了悟。其上焉者，視為一種「象征的」說法；其下焉者，則根本斥為虛玄的空談。因此，我們如果要想把握正確的歷史觀，還須有一個重大的前提，乃便是我們宇宙人生觀的大革命。應徹底認識這個世界，乃是一個罪惡的世界。因為「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羅五12），「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羅三23），「罪既作了王」，「受造之物」，世界人類，都「臥在那惡者手下」，「服在虛空之下」，受了「敗壞的轄制」，「嘆息、勞苦，直到如今」（羅八20－22）。降及今日，天災人禍，變本加厲。佛家雖知這世界是「苦海」，人生意義，終不離苦，解脫之道，只有怯除情欲，遁入涅梁；但佛家的思想，仍是皮相的，不是究竟的，因為他們不知苦的根源，乃是在罪；世界的敗壞，人類的苦難，其根乃在人的「原罪」。因此，真正解脫之道，乃在根本「悔改」，皈依救主，藉著他的寶血，洗淨我們的罪（約一29），並且「拆毀」神人「中間隔斷的牆」，得與上帝和好，免去上帝的忿怒；得在他永遠的國度里，做他的子民（參看弗二3－16；羅五8－12；約一12）。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三2）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上帝的國。」（約三3）
我們的根本問題，還是在「悔改」「重生」。我們唯有悔改了以後，才能獲得「信心之眼」，才能成為「新造的人」，才能徹悟人生和歷史的真諦，才能看見上帝的國度，回到人類已失的樂園，才能承受永生，進入永世。阿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