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SZ運動”引發的風波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日，解放軍進入北京。二月二十三日，北京各教會成立了“北平基督教聯合會”，主要工作是討論如何應付環境，在GC黨執政的國家里求得生存。在起初的那一段時間里，許多教會的傳道人都處在一種自我恐慌的無序狀態中。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GC黨宣揚無神論，新政權上台後，就會鏟除一些對自己有妨礙的東西，會不會首先就拿教會開刀？如果GC黨對教會采取措施的話，教會該如何應付？
袁相忱卻和原來一樣，對這一切變化都安然處之，有時有弟兄姐妹把這種擔憂與袁相忱交通時，袁相忱就笑著勸大家︰“你們太過憂慮了！首先，我們傳福音的與政治沒有什麼關系，誰掌權我們的工作都一樣，誰掌權我們的工作都照樣做，因為我們是為神工作，不是為某個人或政權。第二，GC黨也並非傳言中說的那樣，‘GC共妻’，純粹是沒有的事，並且GC黨的政策中有一條︰宗教信仰自由。解放軍進了北京城，一切都很好。在宗教問題上他們也不會亂來的，你們就放心好了。”
這並非是袁相忱用來安慰大家的話，他的的確確是這樣認為的。他對GC黨頗具好感，認為這是一支紀律嚴明的隊伍，事實也是這樣。一九四九年全年，GC黨沒有對基督教采取任何措施，與傳道人也沒有過任何接觸。然而，現在沒有發生的事不等于將來不會發生。
一九四九年冬，袁相忱帶著幾位信徒在白塔寺大街上打鼓布道。鼓聲一響，照例就有許多人圍上來。袁相忱就開始向大家傳福音，正講著，忽然人群外圍傳來幾聲呼喝︰“都散開！不要圍在這里！快點散開，別站在馬路上！”隨著這聲音，人們呼拉一下就散開了，有幾個穿軍服扎皮帶的人出現在袁相忱面前，領頭的一個問他們︰
“你們怎麼回事？在大街上敲敲打打地干什麼？誰讓你們在這里的？”袁相忱馬上明白過來了︰踫上解放軍了。
他回答說︰“我們是傳福音的，以前就一直在這里傳。”領頭的那個人打量了一下袁相忱，看到是個斯文瘦弱的中年人，就想了一下，說，
“不許在這里聚集，跟我們到軍管會去。”
軍管會就是軍事管制委員會，是解放初期的一個維持治安的組織，由軍人擔任。于是就有幾個穿軍服的人上前來，七手八腳地把袁相忱他們帶來的鼓、釵等東西統統拿走，大步地朝當時軍管會設在西四的辦公地走去。袁相忱他們幾個就跟在後面。到了軍管會里面，領頭的那個人態度就比剛才在大街上好了許多。
他問袁相忱︰“你是干什麼的？”
袁相忱回答說，“我是阜成門福音堂的傳道人，叫袁相忱。”
那人點點頭，就說，“以後不許在大街上布道，明白了嗎？”
袁相忱就問︰“你們GC黨不是說有宗教信仰自由嗎？”
言外之意就是，既然有自由，為什麼又不許我在大街上布道呢？那人楞了一下，口氣更加緩和下來，解釋說︰
“宗教信仰的自由是有的，只不過現在剛解放，外面比較亂，現在最好不要在外面。你們可以把自己的東西拿回去了。”
袁相忱看那個干部態度很好，就不再說什麼，于是他們幾個就抬著鼓回了福音堂。從此以後，袁相忱就不在外面布道了，但每逢聚會，他都把門窗打開，里面唱詩、講道的聲音都能清楚地傳到外面，也有行人經常听到這聲音就駐足不前了。
北京解放初期，因政局還不是很穩定，所以沒有馬上處理宗教問題，政府只是一切以安定為出發點，還沒有直接染指宗教生活。這一段時期，倒是一段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時期，雖然前後只有一年多時間，但現在看來，這段時間是多麼寶貴啊！那一段時間，宗教雖然沒有和政治緊密結合，但從雙方來看，卻又都有聯合的傾向和條件。在宗教界這方面，解放後隨著大批外國傳教士的撤離中國，留下了一大堆問題。首先是教會的財產問題，然後是教會醫院、教會學校的運作問題。這些機構以前都是由不同宗派的外國人經營管理，或是由外國人監管的，現在一下子好像群龍無首，人心惶惶，這一大攤子該怎麼辦？該由誰來管理？該怎樣領導？另一方面，GC黨作為一個標榜無神論的政黨，在執政後自然會對與帝國主義有著某些聯系的基督教頗具戒心，早就想插手，但又沒有合適的時間和機會。
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GC黨沒有主動來聯系宗教界人士，但宗教界中的一些人，卻開始積極主動地向政府靠攏。于是中國基督教界進入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時期，一些對中國宗教政策的發展方向有著重要影響的人物，也開始粉墨登場。這里面，最活躍的就是吳耀宗先生。
吳耀宗先生是廣東人，一八九三年出生于一個非基督教家庭，一九一八年信主後，先後在紐約協和神學院及尼布爾門下進修，接受了新派的神學思想。所謂新派，簡單說就是不相信童貞女生耶穌、不相信復活、不相信三位一體、不相信末日審判、不相信耶穌再來等他們認為不合理性的教義。吳耀宗早在一九三七年就參加了中共組織的保衛中國大同盟，為八路軍、新四軍募集醫療用品，是具有明顯親共政治傾向的基督徒。吳耀宗先生的思想可用他自己的文章來說明。他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七日的《天風》上發表題為《GC黨教育了我》的文章，文章寫道︰“在過去三十年中，我的思想經過兩次巨大轉變，第一次接受基督教——從懷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了反宗教的社會科學理論，把唯物論思想通宗教信仰打成一片。”
吳耀宗先生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為全國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然而，這五位代表卻並非由基督教團體所選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以吳耀宗為首的基督教訪問團成立。一九五零年五月，基督教訪問團在訪問北京後，先後在五月二日、六日、十三日三次受到周恩來的接見，會談的中心內容是︰基督教應自動地肅清帝國主義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響。也就是說，早從五零年起，中共就為基督教的發展定出了方向，以後的一切行動，都是由基督教界人士出面，按中共所指的方向走的。他們認為，中國的教會目前最該辦的兩件事就是︰一是與帝國主義割斷聯系，二是要實行三自，即自治、自傳、自養。
一九五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吳耀宗聯合其他發起人，將題為《中國基督徒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的宣言》及征求簽名的信寄出，開展全國範圍內的簽名運動，“SZ愛國運動”正式開始。此宣言的中心內容是︰警惕及肅清基督教與帝國主義間存在的關系，作為政治立場，並在短期內完成教會的自治、自養及自傳運動，作為教會革新與發展的基本方針。此宣言在新的任務中明確說明︰
“中國基督教教會及團體徹底擁護共同綱領，在政府的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為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
通過這一“宣言”，宗教與政治堂而皇之地正式接軌。
一九五零年八月，中國政府統計，全國約有天主**三百萬，其中的百分之八十在農村；基督徒約七十萬，百分之七十分布在農村。
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三日，《革新宣言》即《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發表，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為“三自運動”定性。
一九五零年十月十八日，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在上海召開第十四屆年會，通過了開展SZ運動的決定，並選舉吳耀宗為副會長。從此吳耀宗正式進入全國基督教界的領導層。
這一時期，SZ運動還處于意識狀態下，或者是步履艱難的起步期。SZ的領導人原計劃用五年的時間，在全國範圍內實現統一的領導，但沒想到的是，一個絕好的機會來了︰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二十七日，美國參戰；七月二十七日，聯合國軍參戰；十月二十五日，中國開始了抗美援朝戰爭。SZ運動的反帝愛國的真正目的，在這一時期完全表明，SZ運動利用抗美援朝的戰爭，加快了國內“SZ運動”的步伐，也加強了運動的力度，迫使基督教界迅速作出抉擇︰你是支持自己的國家呢，還是支持帝國主義？換言之就是︰你若不參加SZ，就是支持帝國主義，就是不愛國，更甚者，就是**。“SZ運動”利用宗教作幌子打政治牌的本質暴露無遺。
“SZ運動”這個以在教會內部實行自治、自養、自傳為藉口而開展的改革運動，此刻已名正言順地變成了政治運動。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第六十五次會議，公布了《關于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一九五一年四月召開了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的會議，全國各宗派、各團體的一百五十四名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其中也有一些是與美國差會沒有任何關系的教會領袖。SZ運動的成員已由接受外國津貼的教會擴大到所有的教會。大會專門用兩天的時間，對帝國主義在中國教會中的種種劣行進行了控訴。這次會議還產生了一個新的全國性的基督教領導機構︰“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SZ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吳耀宗為主席，劉良模為書記，吳耀宗在中國基督教界中的頭把交椅正式坐穩。這次會議還通過了《中國基督教會各教會、各團體代表聯合宣言》和《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辦法草案》，並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四日由政務院正式公布。聯合宣言中指出︰中國教會因倚靠上帝的幫助，藉著毛主席的領導及黨政府的鼓勵，必能群策群力，發展一種更純粹、更完全的基督教事業來服務人民。
從此中國基督教界進入一個轟轟烈烈的控訴時期，《怎樣開好控訴會》、《我們要控訴》等具有明顯政治意味和操作導向的文章，佔據了基督教的刊物《天風》的大部份位置。吳耀宗和劉良模等人多次發表文章，在政治意義下重新解釋了基督教的“論斷”與“重生”等教義，引起了一些維護聖經的基督教界人士的不滿。但截至一九五二年九月，已簽名擁護SZ運動的信徒達三十三萬多。三自運動初見成效。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上海開辦了第一屆基督教SZ革新運動干部學習班，對信徒的思想教育及改造藉此開始。然而，全國各地還是有許多人拒絕參加SZ運動。當時北京有六十多個宗教團體，但有十一位教會或宗教團體的負責人拒絕參加SZ運動。他們拒絕參加的理由很簡單︰“我們早就是自治、自傳、自養了，所以沒有參加的必要。”
這十一位代表是王明道、袁相忱、畢永琴、王鎮、彭宏亮、吳慕迦、王偉明、張周新、陳善理、吳文靜、劉秀穎。
袁相忱曾多次對信徒闡述過他為何不參加SZ的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是他的教會早在一九四六年開辦之日起，就是三自的，沒有加入任何外國差會，也沒有做任何機構或團體的附屬，以取得支持。他也是北京六十多個教會中唯一的一個租房子聚會的教會，他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和福音堂的房租，都是由信徒的奉獻和他自己做翻譯的收入來維持，早就是自治、自傳、自養的了，所有沒有必要參加三自。第二個原因是他認為基督是教會的頭，教會是屬神的，是童年，不應該與一切屬世的聯合。政治和宗教要絕對地分開，神的東西要歸給神，該撒的東西要歸給該撒。這是兩個領域；政治不能利用宗教，教會工作也不應依靠政治。國家用宗教事務局來管理一切宗教活動，認為宗教是人民團體之一，也要在黨的領導下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是袁相忱無論如何都不能認同的。第三個原因是他對三自某些領導人的信仰不認同，袁相忱具有傳統福音派的神學觀點，不贊同新派的信仰。他認為吳耀宗先生的新派神學觀點雖然承認有神，但這個神是抽象的；袁相忱相信的是有生命、有位格的神，與他們的不一樣。所以他就常對別人說︰“信的和不信的不可同負一軛，這是聖經上教導我們的。他們信的神和我們信的神不一樣，所以我不和他們在一起。”
從一九五一年開始，這十一個人與SZ領導人之間的立場，已劃分得非常清楚了，參加SZ的和不參加的信徒，也漸漸地有了分水嶺。也是從一九五一年開始，袁相忱請王明道先生每月去他的阜成門福音堂講道一次，兩人間的聯系比以前更加緊密。
這期間不斷有信徒帶著關于參加SZ與否的各種疑惑來請教袁相忱。一次，有一個信徒問袁相忱有沒有看過劉良模發表在當年《天風》第十九期上的一篇文章，寫的是參加政治學習的感受。文章中說，以前想不通基督徒為什麼要參加政治學習，現在想通了，這種感覺就是基督教里所說的“重生”。
這位信徒問袁相忱︰“耶穌與尼哥底母所講的重生是這樣的嗎？”
袁相忱明確地告訴他︰“這種說法不對！重生是指我們信耶穌後所獲得的新生命，與政治學習毫無關系。只有耶穌的寶血有赦罪的功效，只有信耶穌才能讓人獲得新生命。”
那一段時期，SZ的領導們頻頻在《天風》刊物上發表一些所謂指導性的文章，這些文章大多數都是政治性強、革命性強而屬靈性弱︰有的是用革命性、政治性的理論，來指導屬靈事工，有的干脆就是純政治性的。信徒們看了，除了不能夠得到造就外，還產生許多迷惑。
袁相忱就告訴大家︰“不要看這些對屬靈生命毫無益處的文章，如果有時間的話，就去多讀讀王明道先生寫的文章，王先生的文章都發表在《靈食季刊》上，這樣的文章才值得讀。”
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從一九五二年開始，SZ和中國政府開始對那些拒絕參加SZ的基督徒進行引誘、拉攏和逼迫，目的是讓大家都加入，將所有的信徒，都由黨和政府來藉著SZ統一領導，從而加強對宗教的領導。至一九五二年夏，他們己從各個不肯參加SZ的教會中拉走了一大批信徒，孤立不肯參加SZ的人。袁相忱的福音堂中也有一大批信徒離開，參加了SZ。袁相忱對此毫不介意，他說︰
“主托付我多少羊，我就牧養多少。至于參加不參加SZ，這是個人的事，由他們個人選擇。總之，我的選擇是不參加。”
一九五三年五月，基督教聯合會又立公約，規定任何教會都不得請王明道、王鎮、袁相忱去講道。政府想利用各種壓力來迫使這十一個人就範。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到八月六日，“第一屆基督教全國會議”在北京燈市口衛理公會召開，吳耀宗做了一篇充滿政治性的工作報吉，緩 發表《告全國同道書》，把“SZ革新運動”更名為“SZ愛國運動”，並正式成立了它的全國領導機構︰“中國基督教SZ愛國運動委員會”。吳耀宗順理成章地成為主席；SZ的領導權己經在全國範圍內得到鞏固。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十日，北京市政府邀請不參加三自的十一個宗教團體的一百余人，到中山公園中山堂後面的議事廳去開會，這是政府對這十一個團體的又一次爭取。會上，宗教事務處李處長首先發言，勸大家加入三自。李處長發過言後，這十一個團體中的王明道先生也做了發言。他很坦率地講了他本人為什麼不肯參加三自的原因，之後又有其他人發言，主要原因大致相同︰一是這十一個教會團體本身很早就已經是三自的了，所以沒有參加的必要；二是這十一個教會團體都是基要派的，他們的信仰與“三自”的主要領導的新派信仰有很大的不同。王明道先生直言不諱地把新派稱之為“不信派”。這次座談會開得相當坦誠，這也是雙方第一次在桌前坐下，擺明自己的立場。會議的結果當然不會有令政府滿意的答覆，但他們至少搞清楚了這些人為什麼不肯參加三自的原因，這十一個團體也把自己想說的話說了出來。散會的時候，政府發給每位到會者一本控訴美帝國主義的書，讓大家回去好好學習。座談會後不久，政府已清楚地知道目前要讓這十一個團體加入三自是不太可能了，但若就此讓這些人放任自流，政府也不放心。于是不久，政府又提出一個折衷的處理方法︰你們這十一個團體的信仰既然跟三自主要領導的信仰不一樣，那你們就另外組織一個學習小組，參加政治學習，由政府直接派人來領導。政府的建議提出了，該如何回應卻很為難。從心里講，這十一個團體的負責人都不願意在教會中開展政治學習，因為他們都很清楚，政治與宗教應該是嚴格分離的；但既然政府的建議是針對十一個團體提出的，那麼這十一個團體也就應該來討論一下該如何答覆。
一天，東大地福音堂的彭宏亮來阜成門福音堂找袁相忱，問他︰“你收到了政府讓我們單獨學習的信了嗎？”
袁相忱說︰“收到了，我還正不知該如何答覆呢。”
彭宏亮說︰“那咱們就干脆在一起商量一下該怎麼辦。這樣吧，你發幾封明信片，約個時間，讓大家一起到王明道先生的會堂里聚一聚，商量一下，盡快給政府一個答覆。”于是袁相忱就給大家發了明信片，約好了某天下午三點鐘，一起去王先生的會堂商量。
那天，十一個團體的負責人都來了，大家就坐下來商量。先由袁相忱把發信的原因講了一下，袁相忱講完後，王鎮第一個發言。他說︰“我看，咱們不能參加這個學習，如果參加了，難免以後不會和‘SZ’走在一起，就好像兩群鴿子在天上飛一樣，開始是兩群，但飛著飛著，就難免會變成一群。”
王鎮說完之後，每個人都做了發言，談了看法，大家意見基本上一樣，最後的結論是︰“如果要參加學習的話，每個人就以市民的身份參加就行了，不以傳道人的身份，更不以教會團體的身份參加學習。既然以個人身份參加，就用不著政府特別派人來領導了。”他們的答覆很巧妙地回絕了政府的建議。
政府仍沒有放棄用各種方法說服這十一個團體參加SZ。一九五五年一月下旬，北京市宗教事務處向所有的教會團體的負責人發出請柬，邀請他們一月二十六日在新橋飯店聚餐，但卻惟獨沒有給王明道先生發請柬。袁相忱接到信後，並不知道政府沒有請王明道先生，也不知道政府也請了SZ的人，他只是想，既然是禮尚往來，去去也好。後來他又听說基督徒聚會處的人也去，就于一月二十六日那天直接去了新橋飯店。李處長非常熱情地過來跟他握手，嘴里連說幾聲“歡迎！歡迎！”並叫袁相忱坐在他旁邊。坐下後袁相忱才發現，原來SZ的人都在座，並且不參加SZ的十一個人中，只有他一個人出席聚餐。他想︰“我要不要走呢？”
可是又一想，既來之則安之，不就是吃一餐飯嘛！走了的話，就顯得太小氣了，所以就坐下來安安穩穩地吃飯。其實那天其他人也確實是準備去的，但在去的時候，不知是誰得到了政府也邀請SZ的人的消息，大家又半路上返回了，結果就只有袁相忱一個人坐在那里，一枝獨秀。
席間李處長說︰“大家都是有信仰的人，喝酒或者不喝酒，就請自便吧。”
他頻頻給袁相忱挾菜，並詳細詢問了他家中的情況，然後又邀袁相忱與他踫杯。李處長喝的是白酒，袁相忱喝的是茶水。SZ的領導對袁相忱也非常熱情。袁相忱是無意之間單刀赴會，李處長和SZ的人卻理解成袁相忱有向SZ靠攏的誠意，所以對他格外關愛。李處長對袁相忱說︰“你才四十多歲，年輕得很！要好好學習，追求進步。”
換言之，李處長認為袁相忱還有挽救的可能。這大概也是王明道先生一九五五年第一次被捕時袁相忱卻沒有被捕的原因，並且也沒有追究他發明信片召集大家開會的事，因為政府覺得袁相忱年紀又輕，脾氣又不是太明顯，還是有可能與政府合作的。他們把袁相忱去參加聚餐，當成是袁相忱有意向他們靠攏的證明。他們要給袁相忱留一些時間，讓他自己做出決定。
一九五五年五月，政府開始用強制手段打擊不參加SZ的基督教界人士。外地不參加SZ的陸續被逮埔，每天都有信徒被捕的消息傳到北京，政府希望北京的這十一個團體能夠在這種壓力下參加SZ，所以把北京的強制行動放在最後。但政府的希望落空了，沒有一個人在這壓力下主動聲明加入SZ。政府的忍耐期結束了，八月七日夜，王明道先生和太太在北京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十幾位傳道人和信徒。
當信徒告訴袁相忱有關王明道先生夫婦被捕的消息後，袁相忱就想到自己也快了。面對前所未有的壓力，袁相忱的工作和信仰進入了一個低潮時期。政府在這一個階段也不斷地用各種方式勸說、威脅、強迫他們。一九五六年，政府成功地將北京所有的傳道人聚在一起，參加了政治學習，這是來之不易的成果，是政府從一九五三年起，就開始花大功夫來做的工作，現在終于在軟硬兼施中達到了預期的目的。袁相忱也從一九五六年起參加了學習，每次學習，李處長都親自帶領，學習的內容就是GC黨的有關政策，以及宗教該如何配合黨，把祖國建設好的問題。SZ和政府的人心里很清楚袁相忱的掙扎，所以每次都叫袁相忱坐在最前邊，一是表示關心，二是為了能更好地了解袁相忱的表情動態。每次去學習，袁相忱都是坐在那里一言不發，因為他也實在不清楚自己該說什麼。說一些不合政府口味的話吧，怕惹麻煩；說一些合政府口味的話，自己又不是心甘情願，所以就干脆什麼也不說。
此時，要不要繼續參加這種學習的爭戰，常在袁相忱腦中翻騰。對于袁相忱來說，這是一個特殊的肉體與神的旨意爭戰的時期。內心的爭戰使他變得沉默，也促使他重新反省以往的一切。
終于有一天，袁相忱在禱告後很高興地對妻子梁惠珍說︰“我已經決定了，再也不去參加學習了。”
那天他果然沒有去，他整天都高興得很，一改往日愁苦的樣子；他不停地哼著歌，像個小孩子一樣。梁惠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知道丈夫這些日子受了多麼大的壓力，可是這種壓力是她無法幫助解決的。她看袁相忱那麼高興，就想，“不想去參加學習干脆就不要去了。不去，政府也不會把我們怎麼樣，我們又沒干什麼壞事。”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爭開始，SZ又組織大規模的學習，袁相忱又被叫去開會。那時，李處長親自主持會議。開會的前幾天，袁相忱照例一言不發，坐在那里只是听大家發言，後來李處長就說︰“袁相忱，你也該發發言了。怎麼老是坐著不說話？”
袁相忱說︰“我不用發言了，听听大家的就行了。”
李處長說︰“不要害怕，有什麼話就敞開來談，有什麼意見也要說出來，沒關系的。”
李處長其實很明白，袁相忱是從心里不願參加學習的，只不過沒有明著表態罷了。他想到袁相忱可能會有很多不滿或意見，就用沉默表態；他也很想了解袁相忱真實的心理狀態，所以他就又鼓勵袁相忱說︰“沒關系的，有什麼話就說出來。你們要多給我們提意見，才能促使我們把工作做好。不論大家提出什麼樣的意見，都歡迎。有則該之，無則加勉嘛。”袁相忱沉默良久，心里想，“既然是你叫我說，那我說說也無妨的，況且這些天我的心里也實在是悶得難受，說說也好。”
袁相忱思考良久，終于開口說話了。他在會上說的第一條是︰“現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對各宗教存在不平等的待遇。就拿基督教與回教相比，二者同為宗教，但宗教政策卻極其不平等︰對回教的政策很寬松，對基督教卻很緊，基督教的信仰沒有自由。”第二條是︰“在SZ隊伍中有一些根本不是SZ的人。這些人可以說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來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國人來了就領美國的津貼，現在又搖身一變成為三自的人，其實他們是最不‘三自’的。他們只不過是基督徒隊伍中混飯吃的人，也就是吃教者。”
袁相忱的發言結束後，會場一片肅靜，李處長也沒有做任何表態。袁相忱心里倒是覺得暢快得很，他終于可以一吐為快了。發言結束後，袁相忱就想︰“我以前怎麼那麼傻？把心里話說出來的感覺是這麼痛快淋灕！我以前怎麼不說呢？早說了，也許就不必受這麼多的罪了。真是何苦啊！以後有什麼想法一定要說出來，不能再委屈自己了。”
會議結束的那天，袁相忱所在的學習小組的組長王毓華宣布說︰“按政府要求，每個小組要產生四個右派。根據大家的發言記錄，袁相忱被劃為右派。”接著王毓華又解釋說，“右派是屬于人民內部的矛盾，希望被劃為右派的人不要灰心，而要更加積極地參加學習，常常反省自己。”
袁相忱听了，沒做任何表態。他回到家後很平靜地對梁惠珍說︰“從今天起，我是右派了。”
梁惠珍急忙問︰“右派有什麼處罰嗎？”
袁相忱回答說︰“閉門思過。我真的要好好在神面前安靜地反省反省了。”
從此袁相忱就不再去參加SZ的學習。SZ曾派人來叫過他幾次，他也沒有去，後來SZ的人也就不來了。“SZ”這個名詞好像從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一樣，他每天照例天一亮就起床，禱告讀經，照例一星期三次開堂布道，照例督促孩子的學習，照例每天查考聖經至深夜。他的生活又好像恢復到了一九五三年之前的樣子，一切都平平靜靜。
在每星期的三次講道中，袁相忱多次根據聖經，針對當時的情況，講了什麼是神所喜悅的教會，什麼是神所喜悅的工人等專題。最後，他明確地表態︰“教會的領導不是宗教事務處，也不是三自；教會的頭是基督。GC黨設立宗教事務處，領導一切宗教事務。我們有真信仰的拒絕參加，這是出于不參加政治而考慮的，並不是出于對政府或黨有什麼不滿。基督是教會的頭，統戰部宗教事務局和所謂的牧師都不是教會的頭；宗教和政治是兩碼事，加入SZ和愛國也是兩碼事，不應該扯在一起。以公民的身份參加任何政治活動都是可以的，但不應該以教會的名義做什麼。教會不是人民團體，教會是屬天的，是屬靈的。”
很多次聚會結束後，都有信徒提醒袁相忱說︰
“袁先生，你以後還是稍微小心一點。今天聚會的時候我看到有幾個很陌生的人。”
袁相忱說︰“沒關系的。我們傳福音就是要傳給陌生的人，只要他想來听，我們的門是敞開的。我講的這些，都是聖經上的。有些人是因為不知道聖經是怎麼講的，所以才會走偏了。”
一天，祁庭鐸牧師來到了袁相忱的福音堂。寒喧幾句後，祁牧師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當時正是吃飯的時間，袁相忱就邀他一起吃。祁牧師以前和袁相忱關系還不錯，但SZ成立後，祁牧師就積極加入了，所以兩個人這幾年來也沒什麼深的交往。他們兩個邊吃邊談，祁牧師忍不住嘆氣說︰
“袁弟兄，我還是要勸你幾句。也許你不愛听，不過我還是要來勸你。我听說你沒有去參加學習，這是很危險的，這種情況下，你就把個人的脾氣忍一忍，裝裝樣子，主動去向他們要求參加學習。現在你如果還堅持不參加SZ，後果不可想像。你家里有老有小，這麼多人，你若是有個什麼不好的結果，他們怎麼辦哪？”
說到這里，祁庭鐸的眼淚就流下來了。袁相忱不知道他是SZ派來的說客，還是他自己來的，但看得出他還是真心的，所以也就很感激他的提醒。但感激歸感激，他還是不能認同祁庭鐸的立場，更不認同他的做法。他對祁庭鐸說︰“我不是因為個人的脾氣才不參加的。我不敢糊弄神，也不願意糊弄人。”
又有一次，袁相忱去看望一個生病的信徒，姓王，就住在袁相忱家的附近。袁相忱探訪過後，正要離開的時候，祁牧師也來了。袁相忱就說︰“你們談，我先走了。”
祁牧師跟著袁相忱出來，又勸他加入SZ。祁牧師說︰“中國有句古話︰‘既在矮檐下，豈能不低頭？’我們現在也是沒辦法︰GC黨要求加入SZ，我們就不得不加入。有什麼辦法呢？”
袁相忱只是听著，就是不表態，心里說︰“今天所以有這種局面，就是因為膽小的基督徒太多了！你是在矮檐下，我才不在呢，所以也沒什麼好低頭的。”
通過兩次和祁牧師的接觸，袁相忱明白了，政府是不會放過他的。祁牧師說的沒錯，不參加SZ的話，後果不堪設想。他不知等待他的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局，但他已預感到，危險在一步步地逼近。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北京進入了深秋季節，這是北京最漂亮的時候，淡黃色的銀杏葉子飄落滿地，秋風起時，滿地厚厚的葉層就隨風而動，秋的美麗楚楚而來。袁相忱對妻子梁惠珍說︰“我們兩個還沒有去長城玩過呢！這兩天天氣正好，我們去一趟長城吧。”
嫁給了一個傳道人，除了幫助丈夫傳福音外，還要照料六個孩子，梁惠珍每天忙得腰酸背痛，袁相忱也是忙得很，所以在北京住了這麼長時間，兩人卻沒有去過長城。丈夫提出了這麼好的建議，梁惠珍卻還有點不忍心浪費時間。她說︰“要不以後再去吧，我還要趕時間給孩子做棉衣呢。”
袁相忱說，“你陪我去吧。你嫁給我這麼多年，我還沒有帶你出去玩過呢。”梁惠珍說︰“怎麼現在倒有玩的心了？”
袁相忱說︰“我就要離開家了，以後說不定想陪你玩都玩不成了。”
梁惠珍听了怔在那里，她看袁相忱絕對不是開玩笑的樣子，也就不再說什麼，點點頭答應了。
這是袁相忱第一次說出他的預感。
一九五七年年底，梁惠珍接到一個由李處長辦公室的秘書打來的電話，叫梁惠珍和袁相忱的母親第二天早上九點去李處長的辦公室，說李處長要找她們談話，很重要的，一定要去。辦公室就在長安街宗教事務處。梁惠珍和婆婆商量了一下，決定先不讓袁相忱知道，免得影響他的情緒，等談完話回來了，再告訴他。
第二天一早，梁惠珍吃完早飯後就帶著婆婆來到了長安街的宗教事務處。李處長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與她們談了約一個小時，中心話題是要讓他們動員袁相忱，趕緊向政府靠攏。李處長說話時很嚴肅，他說︰
“我找你們來是很要緊的事情，是關系到你們切身的問題。袁相忱沒有參加學習，也沒有向政府靠攏。我請你們來，就是要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要他趕緊向政府靠攏，懸崖勒馬，不然我們再也不能容忍他了。我們看他還年輕，才四十四歲，還有挽救的可能，所以就找你們來。你們是他家里最近的人，回去要好好勸勸他。你們家有六個孩子，有老有小。他出事了，你們怎麼辦呢？我們給你們一條出路，要袁相忱趕快悔改，向政府靠攏，參加學習，這樣我們才能對他放心；不然的話，我們怎麼收拾王明道，照樣怎麼收拾袁相忱。我們一直在給他機會，等他回頭，不過我們的線不能拉得太長，我不能等他太久了。他要是再不悔改，不向政府靠攏，我們就要采取行動了。對他，我們己經算是仁至義盡了。你們不信就等著瞧！我們收拾他很容易，但他要是進去了，你們家一堆孩子怎麼過呀？你是他妻子，所以你要多勸勸他，不要和政府做對；否則的話，會自食其果的。”
李處長又對袁老太太說︰
“老太太，我知道你就這麼一個兒子。你也要想一想，如果沒有兒子，你怎麼生活呀？你要回去好好勸勸他，讓他好好參加學習，好好參加SZ，向政府靠攏，回頭是岸。要不然，你們這一大家子怎麼生活呀？我是為你們好，所以才把你們找來。你們記住我的話，回頭是岸，要不然的話，後果自負。”
談話不到一個小時就結束了。梁惠珍和婆婆在回來的路上都沉默著；她們己經知道，最後抉擇的時刻己經到了。她們回到家時己經快中午十一點了，梁惠珍進家後先做飯，因為有孩子要吃完飯去上學。等到大的孩子們上了學，小的女兒睡午覺後，梁惠珍才來到袁相忱身邊。袁相忱正在看書，梁惠珍看著丈夫，就有一種悲哀襲上心頭。她想︰“要不要把這件事告訴他？”
最後她決定還是要告訴他，讓他知道也好。袁相忱也看出妻子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就問︰“你怎麼了？”
梁惠珍就告訴他說︰“李處長今天找我和媽媽談話了。”
袁相忱听了，楞住了，過了一會才問︰“談什麼？”
梁惠珍說︰“要我們勸你參加SZ，向政府靠攏。”
袁相忱又問︰“是政府叫你們去的嗎？”
梁惠珍點點頭，袁相忱又問︰“你和媽都去了嗎？”
在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後，袁相忱馬上明白了，這是最後的爭取，也是最後的通諜，並且這通諜中帶著最實際的利益的威脅︰如果袁相忱不肯就範的話，這一大家子怎麼辦？
屋里是一片死一樣的寂靜。袁相忱又把目光集中到書本上，但卻一個字也看不下去。良久之後，袁相忱嘆了一口氣，說出了八個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此刻的袁相忱已經完全從那種畏懼、膽怯、軟弱的桎梏中解脫出來了，天好像在剎那間雲開霧散，他對神的信心大增，與神的關系又得到了修復。他告訴妻子︰“在神的真道上，懦弱是一種罪；人在軟弱的時候，就是被這種罪所捆綁。
所以神對約書亞說︰‘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里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我們也應當剛強壯膽。以前那麼多苦日子不也過來了！我相信神不會給我們承受不了的重擔的，我們若恆久禱告，一心靠主，主就必定保守我們。”
危險依舊在一步步地逼進。一天，袁相忱剛講完道，就有一輛汽車“嘎”地停在福音堂門口，有幾個公安人員進來，把在這里聚會的郝文利帶走了。在袁相忱的福音堂里逮捕別人，殺雞給猴看的用意是何等的明顯！緊接著就是與袁相忱從一九三四年起就有配搭工作的老同工郭孫惠卿也被捕了。郭太太對袁相忱的福音工作從始至終都是非常支持的，這是政府故意讓袁相忱看一看政府的威風。袁相忱也明白政府的用意，他告訴梁惠珍說︰
“一個基督徒，要想得著天上的，就不能在乎地上的。”
這時期，袁相忱一面做好了被捕的準備，一面又堅信，只要他有信心，神就必保守他脫離這網羅。但他卻忘了︰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人不能測透神的旨意，人更無法知道神的計劃。
夜晚，輾轉難眠的袁相忱在反復地讀《約伯記》，約伯的話使他大得安慰︰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神。”黑暗中，神的僕人向神做最深切的禱告︰
“神啊，不論外面是何種的環境，我都深信，我的救贖主活著。求你保守我的心懷意念，永遠在你的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