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教会的正面影响
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将中古时期欧洲的种种黑暗失败，归咎于教会，而我们忘记了当时的执政者及政治发展是要负相当责任的，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假若当时没有教会的影响，那情况更不可想像呢。
我们要知道，整个罗马帝国崩溃后，情况实在非常混乱，不同的蛮夷部族各据一方，他们虽然归化基督，但依然带着过往的习俗、迷信及部族主义。虽然查理曼大帝创立了神圣罗马帝国，各部族也向他归顺，但割据的局面依然存在。当查理曼大帝死后，他的王国给他三个儿子瓜分，神圣罗马帝国便名存实亡，于是**割据的局面，真是比中国的战国时期更混乱。这些部族常常互相侵袭，而部族的内部也往往出现**。在这时候，新兴的蛮夷部族却从四方八面攻来，在九百年左右有北方的斯堪地纳维亚人(即现今的挪威人的先祖)，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入侵。在主后九百五十年左右，诺曼人(现在北欧人先祖的总称)更大举入侵。这些蛮夷的侵扰，弄得民不潦生。既然缺乏统一的领导对抗蛮夷的入侵，各地区的人便得各求自保，组织成一自给自足自保的个体。于是，欧洲的封建制度便开始形成。本来已经**不堪的欧洲更进一步分成很多小小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在军事及政治上都相当独立。这诸侯国中最高的当然是诸侯贵族，他们拥有土地及军事装备。其次便是那些为诸侯效命的武士，再其次便是地主。这些地主有的自己拥有土地，有的向诸侯租借，为诸侯管理。最下层的当然是农奴，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只为诸侯或地主耕作。无论是地主或农奴，他们都受诸侯在军事上的保护，而他们则每年要纳贡及为诸侯建造房屋或其他若干服务。
问题是，这些小小的诸侯国除了抵御蛮族外，便自相残杀，教会极力制止亦无效，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好定出「上帝的休战」的法例，要求各方严守，由星期三傍晚至星期一早晨完全休战，以记念主耶稣基督是使人和睦的使者。
教会在这个极度**的状态下，成为了唯一统一所有诸侯的力量，而要约束这诸侯的行为及调停他们之间的纠纷实非易事，一个积极的做法便是教育他们。我们不要忘记，这些部族很多以前是蛮夷，文化的水平相当低，教会便负起教育他们的责任。于是，在每处的教堂或修院都办有学校，由教会的修士负责。学校的课程主要有语文、逻辑、天文、数学等。修院不单是研究神学的中心，更是研究法律、哲学及医学的地方。
在大城市中有些教会学校及修院渐渐成为欧洲重要的学术中心。这些学术中心从各地方吸引很多学者及学生到来，而大学的形成便是这样开始的。主后一二○○年，世界第一所大学便在巴黎成立，主要研究神学及法律。主后一二四○年，另一所大学在牛津成立，也是以研究神学、法律及医学为主。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欧洲早期的大学都是教会学校或修院演变而成的，以后亦在一段极长的时间与教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可见教会在中古时代文化的建立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近代在否定宗教的气氛下，很多人将西方哲学的传统与基督教信仰对立起来，仿佛西方哲学传统的发展与教会无关，这是错误的印象。其实，欧洲之所以能继承希腊哲学的传统而开展新的领域，完全是中古教会的功劳。当时领导整个欧洲研究、整理、诠释希腊哲学，是教会的神学家。教会不单没有用否定的态度去排拒希腊的哲学传统，反而在深入了解及消化后，把这哲学传统发扬并普及介绍，使这哲学传统在欧洲文化的创建上，扮演一重要的角色；要不是在十二世纪末一些神学家努力的发掘及整理，恐怕希腊哲学很多伟大的见解早已失传。
但在另一方面，中古神学家因为发现希腊哲学的体系，因而花了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研究及消化这些体系，更要将哲学的思想融汇在神学中。渐渐地经院神学便形成。所谓经院神学是用哲学思辩的方式去理解神的启示，逻辑推理成为神学思想的主要工具。不单如此，希腊哲学的本体论及宇宙观更渐渐成为人了解神启示的起点及总结，神学的思想便被困于哲学思维系统的框框内。这样，神一切的作为都可以用数理逻辑去推算出来，神启示的奥秘也再没有什么奥秘了。最严重的，神学家往往用一些很抽象的哲学概念来表达启示的真理，神的启示便显得很抽象，与平信徒的信仰生活仿佛风牛马不相及了。从这角度来看，教会为欧洲保存了希腊哲学的传统，但自己所付出的代价却很大。
在中古政治混乱及道德生活低落的时候，很多信徒依然持守圣洁的生活，他们成为欧洲在精神上的领导者。例如几个重要的修会便在这情况兴起，这几个修会对于提高欧洲人的精神素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这几个修会是奥古斯丁修会，多明尼加修会及方济修会。他们都标榜简朴生活及舍己的精神，他们的影响非常深广，带来不少信徒在属灵生命上的复兴。耶稣会的特色是透过劳苦的农耕生活去操练生命，以劳动作为向神的敬拜。多明尼加修会亦着重护教及传福音，因此他们以学术研究来配合传福音的需要，有很大的成就。中古伟大的神学家阿奎那便是多明尼加修会的修士。方济修会的特色是在于强调彻底的贫穷与舍己，而在贫穷中使人富足，也就是说，他们把操练敬虔的焦点放在服事照顾卑微贫贱的人。
这几个修会追求敬虔的操练，表达了当时很多信徒的渴望，中古时代基督徒的敬虔在很多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从这些作品中得到不少属灵的鼓励和启迪。因此不要让一些普遍的印象误导我们，以为中古时代是教会黯淡无光的时代。中古的教会其实为欧洲现代文化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没有这些基础，现代文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当然中古时代的教会有它的失败和黑暗的一面，但我们可不要将中古时代欧洲一切的黑暗与混乱，完全归咎于教会身上。欧洲当时内部文化的问题极冲突，往往是在教会的控制以外，解决那些问题与冲突也往往超过教会的能力范围，这样看中古的教会，大概会比较公平一点。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中古时代信徒的信仰与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教会不单是他们属灵的家，也是他们工作之除歇息的地方，更是他们社交生活的中心。教会的敬拜、庆典与多种文娱活动，将本来已经密切的社群拉得更亲密；共同的信仰使这些社群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人生观及道德感，使他们更能结合起来，满有信心和活力的创造文化。教会在这方面的贡献，我们不可低估。
中古教会改革的尝试
远在改教运动之前三百五十年，教会已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信徒，对于教会内部的僵化与腐败，感到非常焦急，他们要唤醒其他信徒，回复圣经所要求的简朴和圣洁生活。大概在主后一一七六年，一个名叫彼得华尔度的富有商人，在深入查考圣经之后，发现中古的教会与新约时代的教会何很大的差异。新约的教会组织简便，甚至不着重组织，没有阶级之分。而中古教会却变得非常组织化，并且赋以很多繁文缛节。同时，华尔度也发现，中古的信仰，似乎加了很多人为的传统，也加了一些欧洲人的迷信，例如相信圣人遗物有神秘力量，相信有炼狱，相信为死人祈祷及办弥撒对于死人是有功效的。华尔度觉得这一切都不在圣经的启示中，于是便提议教会回复新约教会简单而纯正的信仰。在主后一一七六年，他将所有的家产都变卖了，分赠给穷人，因他相信这是主耶稣基督吩咐的。他到处宣讲简单的福音，不久之后，有很多人受他影响，跟随了他。他们两个两个，赤着脚到处宣讲他们发现的真理。每逢星期一、三、五都禁食祈祷。他们清楚地否定炼狱，否定祷告弥撒对死人的功效。他们强调平信徒也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有资格宣讲神的道。他们的教导扩散得很快，不单在意大利有很多跟从者，就是在法国的南部，数目也非常可观。教皇于是下令清除他们，很多人因此被异端裁判所残害，在教会的逼迫中，他们只有避到阿尔卑斯山的深谷中，到改教运动展开时，他们便成为更正**。
华尔度派被赶入阿尔卑斯山谷不久，英国又出现一个比华尔度更有影响力的忠仆，他便是牛津大学教授威克里夫(JohnWycliffe，1330～1384A．D．)。威克里夫在主后一一三七六年左右开始抨击教会被财富与权力所腐化。他认为要复兴教会便要推行彻底的改革。他认为使徒时代的教会是以简朴、贫穷为标记，但当时的教会都聚敛财富，而圣职人品奢华无度。他更认为教皇不单权力太大，并且时常滥用、误用权力，使教会受了很多亏损。在激愤之余，他竟表示教皇根本便是敌基督。为了使更多人能了解圣经的真理，他将圣经从原文译成英文，这样做在当时真是罪无可恕，因为中古教会只承认拉丁文的圣经，以其他语言来翻译圣经是被禁止的。威克里夫得到很多英国人的支持，不止英国的平民支持他，就是连很多贵族也支持他，并且保护他。贵族之所以支持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提议英国在政治上独立，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以及教皇的控制。英国的贵族当然赞成这论调。
那些追随他的人专向低下层阶级宣讲福音真理，教导他们实践圣经简朴、贫穷、圣活的教训。当威克里夫的影响力越大，教会的当权者便越感到不安，于是四出搜捅威克里夫的追随者，将他们烧死。于是威克里夫派便只好变成地下组织，但他们的影响力却依然很大。
威克里夫改教的思想传到现时的捷克。大概在主后一四○○年左右，布拉格大学的一位名叫胡司(JohnHuss，1370～1415A．D．)的神学教授，深受威克里夫的思想影响，开始在捷克鼓吹改革教会。胡司是一个很有能力和学问的讲道者，不久便成为大学神学系的主任，因此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当时整个捷克从上到下都支持胡司，国王甚至做他的后台，因此虽然被教皇革除了他的教籍，天主教人士也不敢伤害他。他认为教会是神所拣选的人所组成的，而当时有很多在天主教教会中的人，虽说是属于教会，但却在真正的教会以外，他又认为在大公教会中，只有基督是元首，教皇、主教都不是必须的。于是教会发行赎罪券，在胡司看来，更是完全违背圣经的真理。
主后一四一四年，在君士坦斯举行的议会召他答辩，他本不敢前往，因怕有生命危险，但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保证，他便前往，怎知他一踏入会场，立刻被捕，随即受审、定罪，然后就地处以火刑。他所发起的改革便因此失败。
在意大利又有另一位富商及政治首领，鼓吹改革教会，他便是萨沃那柔拉(Savonarola，1452～1498A．D．)。萨沃那柔拉于主后一四七五年放下他的事业，进入修道院七年受造就，希望作一个巡回布道者。在布道时，他感到没有能力，也没有果效，痛定思痛之余，便发现教会的属灵生命原来是这么软弱，于是便寻求复兴教会的途径。他大事砰击教会的腐败，并对教皇的权威提出疑问。意大利佛罗伦斯城的人民及政治领袖都深受他所讲的道影响，渐渐便在当地推行教会改革，相当成功；但后来因政局的改变，教皇乘机将他逮捕，处以死刑，他的改革也告失败。
除了零零星星个人推动的改革之外，教会的上层阶级也知道教会内部的问题的确很严重，而因此力图改变教会的情况。当时巴黎大学很多的神学家极力影响教会的领导阶层，催促他们推行改革。于是在主后一四○九年教会在比萨举行一次会议，商讨如何改革教会。在主后一四一四年至一四一八年在君士坦斯再举行会议，其中重要的主题也在于改革教会；然后在主后一四三一年至一四四九年，又在巴色举行第三次会议，其中也商讨如何改革教会。但三次的会议，都没有带来实际的行动，因为从上至下，虽然人人都觉得需要改革教会，但一方面腐败的势力根深蒂固，一方面渗入到教会每一阶层、每一部份，要改变这个架构便等于要将整个架构拆去，重新建造。并且，当时的人真不知从何做起；处处都有问题，教会生活的每一环节都有腐败，要改革便要把所有问题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然后重拳出击，方才有效，但当时始终没有那么有洞见的人出现，指出当时问题的症结。再者，当时教会的权责，大多邵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没有改革的决心和热忱。
整整三个多世纪，屡次的改革尝试都失败，可见教会内部因循苟且所造成的阻力是多么的大，由此，我们便不能不佩服改教运动的先锋马丁路德，他必定有过人的洞察力，加上执着和勇敢的精神，方能为神作大事。不过，我们必须知道，过往的改革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却为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建立了重要的基础，假若没有这些忠心的仆人肯冒生命的危险勇敢地宣讲神的道，以唤醒信徒，恐怕马丁路德所受的阻力更大。从这些改革尝试中，我们看到圣灵不断在教会中工作，没有一刻撇下教会不顾。想到这里，我们便得安慰，纵然在过往多年中，中国教会也经历不少试炼与失败，但神不断保留忠心的仆人为他见证，为复兴教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