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教會的正面影響
很多時候我們很容易將中古時期歐洲的種種黑暗失敗，歸咎于教會，而我們忘記了當時的執政者及政治發展是要負相當責任的，我們可以反過來說，假若當時沒有教會的影響，那情況更不可想像呢。
我們要知道，整個羅馬帝國崩潰後，情況實在非常混亂，不同的蠻夷部族各據一方，他們雖然歸化基督，但依然帶著過往的習俗、迷信及部族主義。雖然查理曼大帝創立了神聖羅馬帝國，各部族也向他歸順，但割據的局面依然存在。當查理曼大帝死後，他的王國給他三個兒子瓜分，神聖羅馬帝國便名存實亡，于是**割據的局面，真是比中國的戰國時期更混亂。這些部族常常互相侵襲，而部族的內部也往往出現**。在這時候，新興的蠻夷部族卻從四方八面攻來，在九百年左右有北方的斯堪地納維亞人(即現今的挪威人的先祖)，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入侵。在主後九百五十年左右，諾曼人(現在北歐人先祖的總稱)更大舉入侵。這些蠻夷的侵擾，弄得民不潦生。既然缺乏統一的領導對抗蠻夷的入侵，各地區的人便得各求自保，組織成一自給自足自保的個體。于是，歐洲的封建制度便開始形成。本來已經**不堪的歐洲更進一步分成很多小小的諸侯國；這些諸侯國在軍事及政治上都相當獨立。這諸侯國中最高的當然是諸侯貴族，他們擁有土地及軍事裝備。其次便是那些為諸侯效命的武士，再其次便是地主。這些地主有的自己擁有土地，有的向諸侯租借，為諸侯管理。最下層的當然是農奴，他們沒有自己的土地，只為諸侯或地主耕作。無論是地主或農奴，他們都受諸侯在軍事上的保護，而他們則每年要納貢及為諸侯建造房屋或其他若干服務。
問題是，這些小小的諸侯國除了抵御蠻族外，便自相殘殺，教會極力制止亦無效，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只好定出「上帝的休戰」的法例，要求各方嚴守，由星期三傍晚至星期一早晨完全休戰，以記念主耶穌基督是使人和睦的使者。
教會在這個極度**的狀態下，成為了唯一統一所有諸侯的力量，而要約束這諸侯的行為及調停他們之間的糾紛實非易事，一個積極的做法便是教育他們。我們不要忘記，這些部族很多以前是蠻夷，文化的水平相當低，教會便負起教育他們的責任。于是，在每處的教堂或修院都辦有學校，由教會的修士負責。學校的課程主要有語文、邏輯、天文、數學等。修院不單是研究神學的中心，更是研究法律、哲學及醫學的地方。
在大城市中有些教會學校及修院漸漸成為歐洲重要的學術中心。這些學術中心從各地方吸引很多學者及學生到來，而大學的形成便是這樣開始的。主後一二○○年，世界第一所大學便在巴黎成立，主要研究神學及法律。主後一二四○年，另一所大學在牛津成立，也是以研究神學、法律及醫學為主。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歐洲早期的大學都是教會學校或修院演變而成的，以後亦在一段極長的時間與教會有很密切的關系。可見教會在中古時代文化的建立上，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近代在否定宗教的氣氛下，很多人將西方哲學的傳統與基督教信仰對立起來，仿佛西方哲學傳統的發展與教會無關，這是錯誤的印象。其實，歐洲之所以能繼承希臘哲學的傳統而開展新的領域，完全是中古教會的功勞。當時領導整個歐洲研究、整理、詮釋希臘哲學，是教會的神學家。教會不單沒有用否定的態度去排拒希臘的哲學傳統，反而在深入了解及消化後，把這哲學傳統發揚並普及介紹，使這哲學傳統在歐洲文化的創建上，扮演一重要的角色；要不是在十二世紀末一些神學家努力的發掘及整理，恐怕希臘哲學很多偉大的見解早已失傳。
但在另一方面，中古神學家因為發現希臘哲學的體系，因而花了很多的時間與精力去研究及消化這些體系，更要將哲學的思想融匯在神學中。漸漸地經院神學便形成。所謂經院神學是用哲學思辯的方式去理解神的啟示，邏輯推理成為神學思想的主要工具。不單如此，希臘哲學的本體論及宇宙觀更漸漸成為人了解神啟示的起點及總結，神學的思想便被困于哲學思維系統的框框內。這樣，神一切的作為都可以用數理邏輯去推算出來，神啟示的奧秘也再沒有什麼奧秘了。最嚴重的，神學家往往用一些很抽象的哲學概念來表達啟示的真理，神的啟示便顯得很抽象，與平信徒的信仰生活仿佛風牛馬不相及了。從這角度來看，教會為歐洲保存了希臘哲學的傳統，但自己所付出的代價卻很大。
在中古政治混亂及道德生活低落的時候，很多信徒依然持守聖潔的生活，他們成為歐洲在精神上的領導者。例如幾個重要的修會便在這情況興起，這幾個修會對于提高歐洲人的精神素質，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幾個修會是奧古斯丁修會，多明尼加修會及方濟修會。他們都標榜簡樸生活及舍己的精神，他們的影響非常深廣，帶來不少信徒在屬靈生命上的復興。耶穌會的特色是透過勞苦的農耕生活去操練生命，以勞動作為向神的敬拜。多明尼加修會亦著重護教及傳福音，因此他們以學術研究來配合傳福音的需要，有很大的成就。中古偉大的神學家阿奎那便是多明尼加修會的修士。方濟修會的特色是在于強調徹底的貧窮與舍己，而在貧窮中使人富足，也就是說，他們把操練敬虔的焦點放在服事照顧卑微貧賤的人。
這幾個修會追求敬虔的操練，表達了當時很多信徒的渴望，中古時代基督徒的敬虔在很多文學作品中表達出來。我們至今仍然可以從這些作品中得到不少屬靈的鼓勵和啟迪。因此不要讓一些普遍的印象誤導我們，以為中古時代是教會黯淡無光的時代。中古的教會其實為歐洲現代文化建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沒有這些基礎，現代文化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發展。當然中古時代的教會有它的失敗和黑暗的一面，但我們可不要將中古時代歐洲一切的黑暗與混亂，完全歸咎于教會身上。歐洲當時內部文化的問題極沖突，往往是在教會的控制以外，解決那些問題與沖突也往往超過教會的能力範圍，這樣看中古的教會，大概會比較公平一點。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就是中古時代信徒的信仰與生活是結合在一起的。教會不單是他們屬靈的家，也是他們工作之除歇息的地方，更是他們社交生活的中心。教會的敬拜、慶典與多種文娛活動，將本來已經密切的社群拉得更親密；共同的信仰使這些社群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人生觀及道德感，使他們更能結合起來，滿有信心和活力的創造文化。教會在這方面的貢獻，我們不可低估。
中古教會改革的嘗試
遠在改教運動之前三百五十年，教會已有一些先知先覺的信徒，對于教會內部的僵化與腐敗，感到非常焦急，他們要喚醒其他信徒，回復聖經所要求的簡樸和聖潔生活。大概在主後一一七六年，一個名叫彼得華爾度的富有商人，在深入查考聖經之後，發現中古的教會與新約時代的教會何很大的差異。新約的教會組織簡便，甚至不著重組織，沒有階級之分。而中古教會卻變得非常組織化，並且賦以很多繁文縟節。同時，華爾度也發現，中古的信仰，似乎加了很多人為的傳統，也加了一些歐洲人的迷信，例如相信聖人遺物有神秘力量，相信有煉獄，相信為死人祈禱及辦彌撒對于死人是有功效的。華爾度覺得這一切都不在聖經的啟示中，于是便提議教會回復新約教會簡單而純正的信仰。在主後一一七六年，他將所有的家產都變賣了，分贈給窮人，因他相信這是主耶穌基督吩咐的。他到處宣講簡單的福音，不久之後，有很多人受他影響，跟隨了他。他們兩個兩個，赤著腳到處宣講他們發現的真理。每逢星期一、三、五都禁食祈禱。他們清楚地否定煉獄，否定禱告彌撒對死人的功效。他們強調平信徒也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有資格宣講神的道。他們的教導擴散得很快，不單在意大利有很多跟從者，就是在法國的南部，數目也非常可觀。教皇于是下令清除他們，很多人因此被異端裁判所殘害，在教會的逼迫中，他們只有避到阿爾卑斯山的深谷中，到改教運動展開時，他們便成為更正**。
華爾度派被趕入阿爾卑斯山谷不久，英國又出現一個比華爾度更有影響力的忠僕，他便是牛津大學教授威克里夫(JohnWycliffe，1330∼1384A．D．)。威克里夫在主後一一三七六年左右開始抨擊教會被財富與權力所腐化。他認為要復興教會便要推行徹底的改革。他認為使徒時代的教會是以簡樸、貧窮為標記，但當時的教會都聚斂財富，而聖職人品奢華無度。他更認為教皇不單權力太大，並且時常濫用、誤用權力，使教會受了很多虧損。在激憤之余，他竟表示教皇根本便是敵基督。為了使更多人能了解聖經的真理，他將聖經從原文譯成英文，這樣做在當時真是罪無可恕，因為中古教會只承認拉丁文的聖經，以其他語言來翻譯聖經是被禁止的。威克里夫得到很多英國人的支持，不止英國的平民支持他，就是連很多貴族也支持他，並且保護他。貴族之所以支持他，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提議英國在政治上獨立，脫離神聖羅馬帝國的控制以及教皇的控制。英國的貴族當然贊成這論調。
那些追隨他的人專向低下層階級宣講福音真理，教導他們實踐聖經簡樸、貧窮、聖活的教訓。當威克里夫的影響力越大，教會的當權者便越感到不安，于是四出搜捅威克里夫的追隨者，將他們燒死。于是威克里夫派便只好變成地下組織，但他們的影響力卻依然很大。
威克里夫改教的思想傳到現時的捷克。大概在主後一四○○年左右，布拉格大學的一位名叫胡司(JohnHuss，1370∼1415A．D．)的神學教授，深受威克里夫的思想影響，開始在捷克鼓吹改革教會。胡司是一個很有能力和學問的講道者，不久便成為大學神學系的主任，因此他的影響力非常大。當時整個捷克從上到下都支持胡司，國王甚至做他的後台，因此雖然被教皇革除了他的教籍，天主教人士也不敢傷害他。他認為教會是神所揀選的人所組成的，而當時有很多在天主教教會中的人，雖說是屬于教會，但卻在真正的教會以外，他又認為在大公教會中，只有基督是元首，教皇、主教都不是必須的。于是教會發行贖罪券，在胡司看來，更是完全違背聖經的真理。
主後一四一四年，在君士坦斯舉行的議會召他答辯，他本不敢前往，因怕有生命危險，但經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保證，他便前往，怎知他一踏入會場，立刻被捕，隨即受審、定罪，然後就地處以火刑。他所發起的改革便因此失敗。
在意大利又有另一位富商及政治首領，鼓吹改革教會，他便是薩沃那柔拉(Savonarola，1452∼1498A．D．)。薩沃那柔拉于主後一四七五年放下他的事業，進入修道院七年受造就，希望作一個巡回布道者。在布道時，他感到沒有能力，也沒有果效，痛定思痛之余，便發現教會的屬靈生命原來是這麼軟弱，于是便尋求復興教會的途徑。他大事砰擊教會的腐敗，並對教皇的權威提出疑問。意大利佛羅倫斯城的人民及政治領袖都深受他所講的道影響，漸漸便在當地推行教會改革，相當成功；但後來因政局的改變，教皇乘機將他逮捕，處以死刑，他的改革也告失敗。
除了零零星星個人推動的改革之外，教會的上層階級也知道教會內部的問題的確很嚴重，而因此力圖改變教會的情況。當時巴黎大學很多的神學家極力影響教會的領導階層，催促他們推行改革。于是在主後一四○九年教會在比薩舉行一次會議，商討如何改革教會。在主後一四一四年至一四一八年在君士坦斯再舉行會議，其中重要的主題也在于改革教會；然後在主後一四三一年至一四四九年，又在巴色舉行第三次會議，其中也商討如何改革教會。但三次的會議，都沒有帶來實際的行動，因為從上至下，雖然人人都覺得需要改革教會，但一方面腐敗的勢力根深蒂固，一方面滲入到教會每一階層、每一部份，要改變這個架構便等于要將整個架構拆去，重新建造。並且，當時的人真不知從何做起；處處都有問題，教會生活的每一環節都有腐敗，要改革便要把所有問題歸結為一個核心問題，然後重拳出擊，方才有效，但當時始終沒有那麼有洞見的人出現，指出當時問題的癥結。再者，當時教會的權責，大多邵是既得利益者，他們根本沒有改革的決心和熱忱。
整整三個多世紀，屢次的改革嘗試都失敗，可見教會內部因循苟且所造成的阻力是多麼的大，由此，我們便不能不佩服改教運動的先鋒馬丁路德，他必定有過人的洞察力，加上執著和勇敢的精神，方能為神作大事。不過，我們必須知道，過往的改革嘗試雖然失敗了，但卻為馬丁路德的改教運動建立了重要的基礎，假若沒有這些忠心的僕人肯冒生命的危險勇敢地宣講神的道，以喚醒信徒，恐怕馬丁路德所受的阻力更大。從這些改革嘗試中，我們看到聖靈不斷在教會中工作，沒有一刻撇下教會不顧。想到這里，我們便得安慰，縱然在過往多年中，中國教會也經歷不少試煉與失敗，但神不斷保留忠心的僕人為他見證，為復興教會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