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教运动的前夕—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古诗有云：山雨欲来风满楼。改教运动发动的前夕，整个欧洲在思想、经济、政治，都酝酿着重大的变动；中古的思想、经济、政治架构已在全面崩溃的边缘，问题就是谁来带动那变革，谁来点燃那一触即发的导火线。那位站在历史的关键点，将教会，甚至整个欧洲领到一个新纪元的人，便是马丁路德。
其实在马丁路德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力图改革教会，但他们都没有成功，为什和马丁路德却能掀起轩然大波，将形势改变过来？在这里我们不妨谈一谈一些重要的因素。
在思想方面，中古的神学架构经已僵化到一个与平信徒日常生活完全脱节的地步：于是不少信徒倾向追求个人的属灵经历，而个人经验便因此成为认识神很重要的因素，而不是理性的思辩。一种反经院学究式理性的意识开始形成，信心及个人经历便渐渐成为人掌握神的启示最重要的因素。于是，马丁路德在这时候强调信心的经历而否定学究式的神学理论，真是一呼百应，深得人心。
同时，当时有很多有学识的人，致力研读圣经及初期教会历史，他们发现当时的教会与新约及初期的教会有很大的差别，于是便引起很多人对圣经有浓厚的兴趣；圣经的权威便渐渐提高，而教会传统及教皇的权威便相对地下降。很多人要求回到圣经的教训去寻找信仰的依据，因此当马丁路德提出圣经权威高于一切时，有很多人就产生共鸣。
然而这一切若没有当时经济及政治架构的变动作背景，马丁路德的改教，恐怕也未必能成功。在十四、十五世纪，欧洲的经济有很大的变化。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渐渐被商业及手工业所取代。于是商人的势力日益壮大，而相对地，作为农业大地主的贵族势力则日渐衰微；不少贵族在这变动中甚至家道中落。其实在十字军东征时，贵族也死了不少，为支持东征而致家道中落的贵族也不少。没有了贵族的传统势力，变革比较容易。同时，封建制度的政治架构开始变成一种各自为政的城邦形势。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势力往往可以抗拒神圣罗马皇帝的命令。马丁路德在改教时就是德国的贵族保护，而不致被神圣罗马皇帝逮捕、烧死。这是马丁路德成功的最大因素。
有了以上的所谓天时地利，若没有马丁路德独有的属灵透视力，一切也是徒然。以往很多人指出教会的失败、腐化，要求改革，但他们所看到的，都不是问题的症结，他们对教会所攻击的，都不是要害。马丁路德却掌握了当时问题的焦点，然后向要害出击。
那问题的焦点是什么？便是教会对救恩的了解出了问题，而引致马丁路德对教会提出抗议的导火线便是赎罪券。
赎罪券是怎样来的呢？原来在初期教会，教会为了帮助跌倒的信徒重新过圣洁的生活，便鼓励他们在认罪后实践悔罪操练，一方面为罪孽作补赎，一方面帮助自己过圣洁的生活。信徒这样做是表明自己悔罪的诚意和决心，经过这悔罪操练，教会向他宣告的赦罪才算有效。久而久之，信徒在犯罪后为罪孽作补偿便成了…种习惯。有些没有诚意悔改的人，为求心安，也会为自己的罪作补赎。为罪孽作补赎有很多方法，有的鞭挞自己的身体，有的到老远的地方朝圣，有的保存殉道者的遗物，有的修桥建路，有的捐献金钱。在中古时代，很多信徒相信有炼狱，于是便惶恐终日，恐怕死后因生前的罪孽而受刑罚。加上回教的影响，中古世纪的信徒竟相信天使长米迦勒在天上手拿天平，将人的善与恶放在天平上称一称，那些行恶多于为善的便得受刑罚，以作补赎。在这种惧怕受刑罚的心态下，很多人便力求在生前为自己的罪孽作好补赎，以免死后受苦。赎罪券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赎罪券的本意不是用来赎罪或赦罪，而是信徒在接受了神的赦免后，为自己的罪作出补赎。按照当时教会官方的解释就是这样；但信徒却弄不清其所以然，一心以为赎罪券具有赎罪的应许，并且是一种赎罪的凭据，任何人拥有这些赎罪券，便可以罪得赦免。这样一来，耶稣为我们受死的救赎功劳便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有了赎罪券便等于有一张护身符，任意犯罪也不怕。最令人觉得可怕的是，教会不单不清除这种迷信，为了增加收入，竟助长这种误解与迷信。
从十四世纪开始，由于教皇的财政支出日益庞大，而教廷的国库却日益空虚，教会己面临破产的边缘。为了增加收入，教皇在主后一三○○年开始发行赎罪券：他定这一年为禧年，在这一年凡到罗马朝圣的人，便可得到赎罪券。于是很多信徒涌到罗马，罗马便因此得到极其可观的收入，至于那些未能亲身到罗马朝圣的，可用金钱代替朝圣而得到赎罪券，这也带来回大的收入。教廷在得到庞大的收入后，便决定每一百年一次禧年，发行赎罪券。但由于经济的压力，到主后一四○○年时，教皇便将一百年一次禧年改为每五十年一次；到主后一四五○年时，又改为每二十五年一次。在一五○一年，刚庆祝完禧年，教皇便宣告，下一个禧年是在五年之后，即一五○六年。到这时候，几乎每一年都成为禧年了，而赎罪券也是随时可以用钱买到的。在主后一五一五年左右，教皇利欧十世(LeoX)急需一笔巨款兴建圣彼得大教堂，于是便大事发行赎罪券。每一个教区只要给教皇缴付一笔钜款，便有权售卖赎罪券，而所得的金钱便归于那个教区。为了取得卖赎罪券的权利，不少大主教首先向银行贷款，缴付给教皇；而银行为了确保主教们依期还款，往往派专员协助教区推动赎罪券的销售。
马丁路德所属的教区，乃在勃兰登堡的大主教亚尔拔的管辖之下。这位大主教为了夺得另一个教区的统治权，不惜向银行借贷巨款，献与教皇。为了还情这笔款项，他便派他的手下特次勒修士，周游各处，销售赎罪券，特次勒极有说服力，他向信徒宣称，当信徒将金钱放入钱箱中叮当一声的响一响时，在炼狱中的灵魂便跳跃一下，信徒若将越多的金钱放入，炼狱的灵魂便跳跃得越高，越接近天堂了。于是，很多无知的信徒便涌到他那里，将金钱献上，而他们每到一城，都是满载而归的。
当马丁路德看到这情况时，心中非常悲愤。他觉得教会将基督白白的救恩变成一种商品来售卖，是一种极大的错误，他一方面怀疑教皇到底有没有权柄赦罪，另一方面，他不断地问道，假若教皇真的有权赦罪，为什么他不免费地向人赦罪，而要收受金钱？他越想越觉得不妥，便毅然写成著名的《九十五条》，向教会提出质询，希望教会当局能对于他所列的质问作反省。最初他的目的只是要求教会高阶层的领袖作回应，绝对不想惊动单纯的信徒，因此《九十五条)是用拉丁文写成的，普通的信徒根本看不懂。但想不到这《九十五条》一出来，便掀起一发不可收拾的改革浪潮，连路德自己也始料不及。
改教运动的先锋—马丁路德
正如前面提过，十六世纪初期，欧洲的思想形态，经济结构及政治形势，都不断在变，而这一切的变动造成了改教运动发生的契机。改教运动的发生真是大势所趋，时机虽然成熟，客观的环境虽然酝酿着一种巨大的变动，但若没有一位属灵的领袖，把握神塑造历史的契机，恐怕改教运动仍要等待。假若没有路德将教会一切腐化失败的症结揭示出来，那么教会的改革，恐怕仍会像以往一样，东修修、西补补，完全没有什么突破。
路德，这位改教的先锋，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路德是一个律己甚严的人，他出自极贫寒的农家，主后一四八三年生于埃斯里本的一个小村内。自少他的父母对他管教甚严，以致他曾因为受不了而离家出走。受过这严厉的管教，路德对自己的要求极高，他非常佩服那些透过贫穷受苦来追求圣洁的人。大概十岁左右，他的父亲渐渐富有起来，有能力将他送到很好的学校受教育，他的父亲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律师。路德是一个勤奋好学而天资聪颖的人，他于主后一五○一年进入当时德国极负盛名的艾尔弗特大学就读，一五○五年取得硕士学位。他的父亲为他感到骄傲，随后他便顺理成章的修读法律。但就在开学不久，一个经历把他整个人生的方向改变。他一位好友突然逝世，死亡第一次很真实地活现在他面前。不多日，在回家探亲返校的途中，风雨大作，雷电交加，一个闪雷打在他身边，死亡仿佛就在他面前，向他逼进。在极度惊恐中，他俯伏在地，向圣母求肋，并许愿，若这次能保存性命，便把一生献上服事神。这事以后不到一星期，他开始后悔自己所许的愿。但他却坚守承诺，不到几天，便收拾行装，放下法律的学习，进入附近属于奥古斯丁传统的修道院。
在修道院中，他清心专志于一事，就是追求圣洁的生活来表达他完全的奉献，以讨神的喜悦。第一步要做到的，就是严守修道院的规律。这一点不难做到。进一步便是按照教会的教导竭力为善，爱神及爱邻舍。但当他要求自己单纯地爱神时，他便发觉里面对神的淡漠及抗拒。他知道要爱人如己，但他的自私、骄傲却不断涌现在他面前。他要追求圣洁，但他却常想着一些邪情私欲。问题在那里？按照中古世纪流行的神学思想，那问题是出于他对神的奉献不够彻底，他的纪律不够严格。于是他便更严厉的操练自己。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他内咎、沮丧，他感到莫名的痛苦。他本以为进到修道院，世界的邪情和私欲都被关在修道院的门外，没想到罪恶的势力却原来在他自己里头。他开始感到自己无能为力。
修道院的主持施德比兹(JohannVonStaupitz)是一个很有属灵悟性的人，他劝路德不要将注意力过于放在自己的罪上，而应多默想基督为我们的罪舍身；他劝路德不要因神的刑罚去畏惧神，而要因他洁大的恩典敬畏他，因此他不需要将注意力在遵守法律上。因着施德比兹的劝导教训，路德开始领会福音的真义。福音原来是神向人所施的无条件的恩典，这恩典是人无论用什么代价也不能赢取的，人根本付不起这代价，因为神用他爱子的生命去付这代价，只有神才能付得起这代价。他突然醒悟，以往他企图用自己行善的功德去换取神的赦免及爱，去胜过罪恶的势力，真是愚不可及。当他细心研读保罗的书信，他便更清楚地体会因信称义的道理是福音的中心。
因信称义，在我们看来，是多简单的道理，但在当时却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首先，整个中古的神学架构都被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所笼罩。这两位哲学家认为人要解脱物质世界的牵引及缠累而达到真理的境界，必须经过一层一层向上的提升。一种突如其来的大彻大悟、悔改，立刻与真理联合，似乎是不可能的，人必须一步一步的向上。正因如此，人对恩典的了解便变成数量化：恩典由少积多，直至足够叫人得救。
同时，什么是信心？当时对信心的了解与我们现在所领悟的也很不同。对于中古的信徒而言，信心就等于是承认教会所宣告的信仰。信心就是宣认一些信条，一些教会的传统。
路德最大的突破就是对信心和恩典有一种全新的理解。信心，对路德来说，不是承认一些信亲，而是一种被神抓住与神发生关系的经历。人的信首先由神的信实开始；神首先主动地向人施恩，邀请人与他再度建立关系。当人对这作出回应，与神和好，在他的恩典中生活，那便是信心的经历。因此，信心是一种与神相交的经历：信心的对象不是一堆的信条，而是神自己。当人相信时，这是表示他完全信任神，无条件地将自己的生命交与他。当人肯信任神时，他便会将自己的生命向神开放，让神的生命灌注入他里面。神的信实就在主基督的降世、受死、复活中实现出来。基督的降世将神对人的爱意表明出来，他的受死为了背负我们的罪，叫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当我们接受基督，我们便与他联合，他的义便灌注入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的义。因此我们的义不是我们自己因善行得来的，而是因与基督联合从基督得来的。因此，真正的信心是完全被神的爱和恩典征服，让神自己为我们成就救恩，让神为我们建立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不再靠自己的能力去追求提升。信心是一种绝对的投靠和归依。
更重要的，信心是每个人很个别地向神的回应，每个人都要自己向神作回应，没有人能替代；圣人不能替代，教皇也不能替代。人除了以自己的生命投向神，他不能用其他东西来代替，不是他的金钱、房产，也不是他的势力，神要得着的是那个人自己。
这样突破性的发现将中古教会宗教生活的虚妄显露出来。中古的信徒用承认、遵守教会的信条取代了对神的信靠与降服；他们企图透过操练、善行，一步一步的向上提升，于是他们积聚功德，以求称义。他们似乎不知道每一个人都要个别地面对神：他们让圣徒、圣职人员代替他们面对神，他们除了自己的生命以外，愿意付任何的代价以求得救。
赎罪券便是当时对救恩误解的缩影。赎罪券将重价的恩典变成一种廉价的恩典，仿佛这恩典是用金钱可以购买的。教会一切的腐败完全基于这种廉价的恩典，当人感受不到神为人类付出莫大的代价是多么严重的一回事，而只是马马虎虎的用宗教生活去求心安理得，那是最可怕的事情。当时教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可怕。当路德向赎罪券宣战时，他是向整个教会的宗教生活宣战，向整个中古时代的神学宣战，他把握了问题的核心，正中当时教会的要害，迫使教会重新反省。
另外一个重要的发现，便是教会的传统原来与圣经的教训相距这么远，那么教会的权威便大受考验。路德猛然醒觉，只有圣经才是最终极的权威，教会的传统也在圣经的审判之下。基于圣经，信徒开始对教会的传统质疑，当信徒敢于质疑，改革的运动才能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