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爾文的書信大部分都保留著，這些書信非但成為他的傳記的極珍貴材料，同時是他所關注的許多事件的重要記錄。加爾文臨終遺言，他的所有信件，凡對教會有價值的，均須整理出版。為遵行這一遺囑，他的朋友伯撒在約米勒(CharlesdeJonvillers)的幫助之下，于一五七五年把他的拉丁文書信整理出版。一八五四年波耐特(JulesBonnet)又將他的拉丁文及法文信件選輯成書，並于一八五八年譯成英文。這一選集共有書信六百封，編成四卷。《改教文獻全集》對加爾文書信搜集頗全，見該集第十卷第二至第二十部。
這些書信比任何其他材料更能表現加爾文的精神。它們多半是寫給同工的，也有好些屬于交際性質的，是寫給偶然結識的朋友，所涉及的問題是有時間性的。也有寫給國王、國家元首、或在政治上居高位的人物的，更有些是答復一般人士詢問問題或有關教會的零星事件的。整個來說，從這些書信可以看出他所同情的對象和他的友誼範圍之廣大，較之他對于教會改革以及衛護改革宗福利的熱忱，並無稍遜。在另外許多書信中，加爾文的地位是一位宗教問題的顧問；譴責和規勸，贊賞和鼓勵，充滿于字里行間。也有些是款款慰問的書信。在這位受過人文主義訓練，對辛尼加的思想有深刻了解的作者筆下，有些書信和以辛尼加的作品為代表的斯多亞派(Stoics)的筆調極相仿佛，幾乎就是這一派變形的基督教文學。舉例說，在加爾文寫給黎塞堡(MonsieurdeRichebourg)，慰問他那位在施塔斯堡就學的聰明兒子之死(因患疫癥)的那封長信中，有一部分就表現出斯多亞派的筆調；當然只有一部分，因為加爾文對這青年人所表示的熱愛，和因他之死而感受深刻悲傷那一種情感，在斯多亞派的血脈里是找不到的。
加爾文寫信給國王和統治者都有一種令人奇異的坦白自如的態度，就環境所許可的來譴責或規勸他們。經他寫信勸告過的權貴當中有法王法蘭西斯一世及亨利二世、納瓦拉的公爵布爾邦安東尼、英國的愛德華六世、波蘭西基斯門奧古斯都、非拉拉的公爵夫人倫尼、元帥科利尼、及攝政所麥瑟特等。他在一五五四年十二月五日致波蘭王的信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一個傳福音的牧師寫一封問候的信給如此尊榮的國君，似乎是不適宜的……但我相信你對我們的主上帝的兒子所有的虔敬，必不因他僕人的勸告而不愉快。”
于是他勸告西基斯門要“為著在基督的國中榮耀上帝，為著崇拜的純潔，為著人類的拯救”而爭戰，並在“復興他的荒廢的教會”這事工上，作為上帝的同工。在一五五七年十月致法王亨利二世的一封信中，主要內容是一簡短的信仰宣認，但其中包括論及政治權力的一段話，認為統治者是上帝的輔佐，我們應該服從他們所立的法律，繳納稅款，服從他們，但他們“必須尊重上帝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統治。”
這便是加爾文和地上權貴通信的率直口氣，這些信件能否收到預期效果是很可懷疑的。他給各教會牧師所寫的許多書信——往往是給某一城市，如區利赫或沙夫哈申的全體教牧——可能有很大的影響。他的通信範圍伸展到許多地區，包括各式各樣的人，其中最富啟發性的是那些寫給他的好友米銳及法勒爾的書信。他經常給法勒爾寫信，在這些機密的信件中他無顧忌地批評有關教會政治的事件，有時涉及他們的共同朋友和敵人。在這一類信件中我們看出有許多人是加爾文所熟識的，這些人常常在他的思念和禱告中；但也有些(雖然不多)經常為他所指摘、所不喜歡的人。他的許多信件都以一種使徒式的祝福體裁結束，例如一五四二年八月廿三日給米銳的信的最後幾句話︰
“再會，我的可敬和可喜悅的弟兄，願主耶穌時刻引領和加強你!請代問所有弟兄們的安，代問你的夫人和姑母的安!”
可是一五四一年五月在他從熱根斯堡會議(ConferenceatRegensburg)寫給法勒爾的一封信中，咒詛和祝福的話在信末一起見到。
“那位大會的秘書是很令人討厭的；願上帝取他靈魂或改變他。以最誠懇的心問候眾弟兄們。願主耶穌保守你。菲立甫(墨蘭頓)與布塞珥問你好。前天我們和方伯一道吃飯的時候曾想念到你。”
加爾文對于他認為是真理敵人的人是可能很嚴酷的，對故作無知的人亦不容忍。他在談話中比較在通訊中或更溫和一點。無可疑惑的他是生活在一種溫暖真摯的友誼中，他不憚煩地為在悲愁患難中的人寫了許多安慰的信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