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对社会问题一向是积极的，他不能忍受一种逃避社会责任的宗教。他不叫人遁世，相反地，他指示一种生活于现世社会的适当方法，这方法包括着和上帝国一致的一种社会改造运动。他对现社会的理想牵涉到一切人类活动的部门。他赞扬一切艺术及真的科学，认为它们对帮助人认识上帝及指导人生都有贡献(见《林前释义》第八章第三节)。在纯科学部门他没有什么贡献。现代科学在他那时代还是幻弱的婴孩，他并没有看出它将来的发展。白拉赫(Brahe)、吉勒伯(Gilbert)、克普勒(Kepler)和伽利略(Galileo)诸人的工作尚未出现。加尔文对哥白尼(Copernicus)并不欣赏，这不过说明他和当代学者，连同许多科学家在内都有同样态度。
加尔文对创造的观念的主要根据是从圣经得到的，而他对自然界的观点纯粹是宗教性的，可是他全力赞同科学研究者对自然界的研究工作。这种工作不在他的范围之内，在科学知识方面他亦不曾把自己当作权威。他攻击那伪科学的占星学，是因为它违背基督教对上帝权威及权力的观念，而不是为要使真科学摆脱伪科学的缠绊。凡具有才智，能够发展我们对宇宙的知识者，加尔文都愿意鼓励他们，祝福他们，因为他们是在帮助我们更能看出上帝的智慧及荣耀。下面讨论关于上帝的创造作为的一段话，可以表明他的态度。摩西告诉我们穹苍的大小两种光，似乎是指月球的体积在天体中是次大的。可是加尔文说：“天文学家根据可靠理由，已证明土星，因距离长远显示得体积最小，实际上却比月球大。差别就在这里：摩西以最浅显的方法说明事物，普通人但凭常识，即能了解；但天文学家悉心研究一切人类的聪敏心智所能领悟的事物。这类的研究，无论如何不可非难，科学亦不容排斥……因为天文学非但是有趣，而且是有用的学问；它显示了上帝的令人敬服的智慧，这是无可怀疑的。因此聪明才智者用在这方面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凡有时间及能力的人，对此亦不应忽视。摩西亦非真的要我们放弃在这方面的追求……，只是他被立作为博学的人的导师，亦作为愚庸不学的人的导师，他若非应用通俗的方法施教，必无法履行任务……天文学家若研究星辰的准确体积，必发见月球比土星为小；但这种发展比较是属于抽象的，因为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并不如此……让天文学家们保持他们的更准确的知识吧。同时，那些在夜间欣赏美丽月华的人，若非承认这是出乎上帝的恩典，必被责以刚愎忘恩之罪。”(见《创世记释义》第一章第十六节)。
当加文尔时代，实验科学在初等及中等教育的课程上还没有固定地位，加尔文亦不曾把它放在那地位上。可是他尊重“探求真理的欲望”，认为这种精神乃人类堕落以后仍然“继续发光的火花”之一。他的“研究自由”的原则，和他主张学者探求事实有不受限制之权，都表示出他尊重科学精神的态度。那位和他同时代而比他年轻的随从者宰恩齐(GirolamoZanchi)的宇宙观颇受重视，甚至有人称宰恩齐为伽利略的先驱者。
有人批评加尔文为“厌恶艺术”的人，这种批评完全是不公道的。加尔文是爱美的人；我们不难从他的著作中搜集许多歌颂自然美的句段，正如从任何和他同时代的著名作家作品中所能搜集到的一样多。这类句段许多是充满着高尚精神的。他从未曾排斥纯艺术，但他反对把艺术应用于迷信及偶像方面。他说：“因为知道雕刻和绘画是上帝的恩赐，我要求对它们有纯洁合理的应用。”但同时他亦不容许以它们代表那看不见和圣洁的神，“以免上帝的尊严为错误的幻想所歪曲。”(见《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十一章第十二节)。要求从道德上和宗教上来解释艺术的效用并不等于是厌恶艺术。他坚决主张“一切艺术出自上帝，应该当作是上帝的创作。”(《出埃及记释义》第三十一章第二节)。这种原则绝对不是消极的，其用意在乎避免在崇拜中应用艺术品，因为加尔文认为这非但是滥用艺术，且亦败坏崇拜。正如许多在他以前的基督徒的道德家，他亦反对教堂中应用乐器，但不反对普通社会之有乐器音乐，他认为音乐具有一种神秘和几乎难以置信的感人力量，是上帝为着世人的娱乐而赐给世人的高尚礼物之一(见《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廿章第卅一至卅三节)。在《创世记释义》第四章第二十节他说：竖琴和其他乐器，不能因为是属于娱乐性质，而把它们当作是多余的。只要不用于公共崇拜，用于普通娱乐是合宜的。加尔文之拒绝那可能有助于崇拜的乐器一事实属错误。只是在另一方面，在他的鼓励之下，波乔(Bourgeois)，古地米(Goudimel)，和其他优秀作曲家所产生的日内瓦圣歌，对圣乐方面的贡献极大。加尔文以诗篇歌咏作为全体会众高尚崇拜的方法，并以之奋与基督徒家庭。垂十六年之久，波乔协助加尔文训练日内瓦青年“以心灵及感悟”歌唱。加尔文曾以音乐上的“交响乐”作为对教会的比喻之一，在某次证道时他以“许多哥喉合唱”的旋律劝勉基督徒的契结。由于他喜从古典文学中征引诗句，在日内瓦书院编排的课程，以及他本人的创作(其中最有名的一首乃“向耶稣基督顶礼”(SalutationtoJesusChrist))，足证他对诗的浓厚兴趣。
宗教与神学问题在加尔文心中始终占最重要地位，他的时间精力大部分都用在这方面；对其他部门的贡献比较不多，且多半是间接的。可是他鼓励歌唱的贡献是富有意义的。他曾说：“我们从经验得知，歌唱之振奋人心，使人以更热烈迫切的心情祷告赞美上帝，其力量是伟大的……”某些人惯于把加尔文性格描绘为无情，冷酷和严格。他们忽视了加尔文性格上的重心和主要成分。其实在他的严格和聪慧的性格中有一个纯粹的属情感的核心，就是响应上帝之拯救的情感。他的印记上所用的图案是一颗燃着的心，握在一只伸出的手中，加上了一句格言——灵敏诚恳地为主工作——这实在并非徒然。加尔文过世以后，在他后期生活和他接触最密的朋友伯撒说了下面的几句话：“正如太阳沉下去时……那在世界上引导上帝教会的最伟大明灯已给取回天上去了!”
加尔文的事工和他的著作已给了复原派一个稳固的地位，并使它成为近世的一大动力。为着要在纷乱的世代复兴上帝的教会，导引人心，使能在上帝尊严之前悔悟敬拜，在各事上完全顺服他的旨意，他以不屈不挠的热情，把他的全部精力心血都贡献了出来。
加尔文的主要影响不在乎他在神学上或在教会组织上法规上创造了某种制度，而在于他能从智力上和感情上去把握基督教的信仰。许多批评他的逻辑过于严谨的人对他的宗教透识却极喜爱。他的敌人和他的学生当中，很少有人能够把他的伟大衡量出来的。他曾成为偏见及固执者的攻击目标。他的著作在宗教史上已充分证明了他是一位宗教天才，如巴文克(HermanBavinck)所说的：“他看整个生命都受了上帝荣耀的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