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椅子上抹拭餐厅里的大窗子，不时对着巷中来往的行人摆手招呼，妈则忙着在厨房里削马铃薯。这时正是一九一八年，那场可怕的战争总算结束了。空气中飘浮着新的希望，这从人们走路的姿势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厨房中的水流个不停，我心想这不像妈平日的作风，她是从来不浪费任何东西的。
“柯丽！”
她的声音低得好像在耳语。
“妈，什么事？”
“柯丽！”她又叫了一声。
接着我听见水由水槽中溢出流到地上的声音。我急忙从椅子上跳下来，跑进厨房里。妈扶着水龙头，呆呆地站着，用一种奇异的目光望着我，水槽中满出来的水泼得她一脚都是。
我喊着：“妈妈，怎么了？”随即伸手设法松开她紧握着水龙头的手指，再把她扶开地上的小水滩。
“柯丽！”妈妈又叫。
“妈，你病了！让我扶你到床上去！”
“柯丽！”
我把一只手臂放在她的肩膀下，扶她走过餐厅来到楼梯口。安娜姨妈听见我喊叫的声音，赶着从楼上跑下来，扶住**另一只手臂。我们把她扶上了床，然后我跑到楼下铺子里面通知父亲和碧茜。
接着的一个钟头，我们四个人眼睁睁地望着脑溢血的影响慢慢地布及她全身。首先瘫痪的似乎是她的手，然后顺着手臂往下布及她的双腿。父亲的那个学徒赶着跑去找黄医生，但他也像我们一样束手无策。
**知觉是最后消失的，她的眼睛一直都是张开的，而且显得十分清醒。她满怀爱意地望着我们每一位，最后才慢慢地合上眼睛。我们都以为她从此与世长辞了，但黄医生说，她只是昏迷不省人事而已，她很可能就这样地慢慢死去，但也很可能再次清醒过来。
有两个月的时候，妈就这样不省人事地躺在床上。我们五个人轮流地守护在她床侧，娜莉则值夜班。后来有一天早上，出人意料地妈张开了眼睛，这个转变正如她中风来得一样突然。慢慢地在有人帮助之下，她也开始能使用她的手和腿，只是她再也不能使用钩针或织针来编织衣服了。
我们把她移出那间面对砖墙的小睡房，搬到楼下贞苏姨**前房，在那里她随时可以看见百德街的景色和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她的头脑很快便完全清醒了，只是她说话的机能并没有恢复，她只能说三个字：“是”，“不是”，和“柯丽”。那也许是因为这是她昏迷前所发出的最后一个字，因此妈称呼每个人都是“柯丽”。
为了要明白妈想说什么，我和她发明了一个小游戏，有点像二十条问题式的猜谜游戏。如果她说：“柯丽！”
我会回答说：“妈，什么事？你在想某人吗？”
“是。”
“是我们家里的一个人吗？”
“不是。”
“是你在街上看到的一个人？”
“是。”
“是个老朋友？”
“是。”
“是个男人？”
“不。”
原来是妈多年认识的一位太太。“妈，我敢打赌是某人的生日！”然后我念出许多名字，直到听见她高兴地说：“是！”为止。然后我就会写封短信给这位太太，告诉她妈从窗口上看见了她，祝她生日快乐。末了，我会把笔放在她那僵硬了的手指中，让她签字。她那原来极其秀丽的笔迹如今只剩下一条条曲扭的弧线，但很快全哈林市的人都认识这个笔迹，并且对它极其珍惜。
她能从一个残废的身子里活出气质那么优美的生命来，这实在是件令人惊异的事。在她三年瘫痪的日子中，我留心观察她的生活，这叫我对爱又有另一层新的领悟。
**爱素来都是借着实际的烹饪食物和编织衣帽来表达。但如今这些虽然都办不到，她的爱却仍像以往一样的完整。她坐在窗前爱我们，她爱街上每个行人，不但如此，她爱的漩涡能荡漾得更远：她的爱能达到全哈林市，荷兰全地，甚至包括了整个世界。从母亲的身上，我终于学会了一个真理：世间没有一种力量是能把爱局促在墙内。
在晚餐桌上，娜莉愈来愈常提到她学校里的一位男同事。等到腓立·华登先生正式前来拜访父亲时，父亲早已把他准备好要表示同意婚事的讲稿预演和修改了十次以上。
娜莉婚礼前的一个晚上，当碧茜和我把母亲抬上床时，她忽然痛哭起来。用我们猜谜游戏的方式，我们发现她并非不满意这桩婚事，相反的，她表示十分喜欢腓立这个人。她之所以流泪，乃是因为根据我们荷兰人的规矩，在结婚前一晚，母亲要给自己女儿传授有关性生活的知识，这也是我们保守的荷兰社会里，唯一给予子女性教育的机会，如今却成为不可能的了。
结果那天晚上，是安娜姨妈睁着大眼，满脸飞红地走进娜莉的房间。几年前，娜莉已经由我们屋顶上的那间卧房搬到碧姨的小房间去了。那晚，安娜姨妈和娜莉就局促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共渡这例定的半小时。说到婚姻之事，全荷兰没有人会比安娜姨妈懂得更少的了，然而这是我们荷兰人婚前应行的仪式之一，也是历世历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就是年长的妇人给即将结婚的少女传授性知识。这是女孩子结婚前不可少的一个步骤，正如行婚礼时少不了结婚戒指一样。
第二天，娜莉穿上欣长的白色礼服，真是仪态万千，光艳夺目。然而我的目光却完全被母亲所吸引，她虽然仍像往常一样穿着黑色长衫，但面容忽然显得格外年轻和孩子气，眼中也不断地流露着喜悦的光芒，今天可是我们彭家前所未有的大喜日子！碧茜和我很早就带她到礼拜堂里去。我敢断言华登家的亲友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位坐在第一排座位上、仪态大方、面带微笑的女士是既不能行走，也不能说话的。
直等娜莉和腓立并肩从两边座位中间的通道走进礼堂来时，我才第一次想起我也曾想与卡莱有这样的一刻。这时碧茜已经三十多岁。她因健康的缘故不可能生孩子，因此很早就已决定独身不嫁。我如今也二十七岁了，我早晓得碧茜和我这两个独身女儿会长久住在贝雅老家的。
但那是个快乐的思想，不是哀愁的思想。就在这一刻，我确实知道神已经接纳了四年前我所献给祂的礼物——我那份支离破碎的情感。因此当我想到卡莱时，心里一点受创的痕迹都没有，有的只是从十四岁起每次想到他时便有的那种无尽的爱意。我低声呢喃：“主耶稣，赐福给卡莱，也赐福给他的妻子。愿他们亲密相爱，也愿他们真诚爱祢与祢密切相交。”那是一个祷告，我清楚知道这样的祷告不是彭柯丽凭着自己的力量能够说出来的。
然而那一天最大的奇迹后来才来到。婚礼结束时，我们选了母亲最喜爱的一首诗歌“美哉主耶稣”(译者注：普天颂赞31首)。当我们站着唱那首诗歌时，突然我听见在我后面母亲坐在座位上也唱了起来。一字又一字，一节又一节，加入与我们同唱。妈本来只能说三个字，如今却一字不露地唱完这首美丽的诗歌，连一点口吃的现象都没有。生病之前，她的歌声本来高而清，如今显得沙哑而粗糙，但对我而言，那真是天使的歌声。
她一直唱至最后一句，我双目向前注视，惟恐回头望她会打断那特殊的灵感。最后当每个人都坐下时，妈、碧茜和我的眼睛里都闪烁着泪光。
起先我们希望这是妈复原的开始，可是这些她所唱过的字以后她再也说不出来了，此后她也没再唱过。那是孤立的一刻，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是祂特地送来的结婚礼物。四个星期之后，在睡眠中脸带笑容，妈就从此与世长辞了。
那年十一月底，一次普通的感冒却造成一个大改变。碧茜开始流鼻涕和打喷嚏，于是父亲决定不让她再坐在收钱柜台的后面，因为每当顾客开门进出时，冬天寒冷的空气便随着吹了进来。
然而圣诞节又快到了，这正是一年里生意最兴旺的季节。由于碧茜卧病在床，我只好尽可能往楼下铺子里跑，应付顾客，替他们包装，省得父亲每隔五分钟就得从他工作的高台上爬下来，再撑上去。
安娜姨妈坚持她能一手料理厨房烹饪的事并照顾碧茜，于是我便专心一志地坐在碧茜惯坐的柜台后面，开始登记我们售出钟表的数量、修理的价目、以及记录花了多少现款，购买零件及补充货品等。但我愈整理，我愈觉得难以置信——过去的帐目竟然毫无系统！我无法知道某一个帐单是否银货两讫，也无法知道我们的要价太高或太低。事实上连我们这个钟表铺是赚钱还是亏本也差不出来！
一个刮风的下午，我匆匆跑到街上一家书店去，买了一套全新的帐簿，开始有系统地把一切登记下来。许多晚上，直到店门锁好，百叶窗放下之后，我仍旧一人坐在闪烁的煤气灯下细细审视旧日存活的清单与批发商送来的帐目。
有时我会问问父亲：“上月你替何克先生修理钟表，要价多少？”
父亲总是茫然地看着我，说：“唉！干嘛问我这个呢？……啊……我亲爱的孩子……我实在记不清楚了……”
“但是，爸爸，那是华希伦牌的古老名表，你要老远到瑞士去定购零件，这是他们寄来的帐单，而你——”
突然他面露喜色地说：“我当然记得，柯丽！那真是一只好表，修理它可真是一种荣幸。那只表真老极了，只是何先生让灰尘跑进去了。亲爱的，你要记得，一个好表是必须保持清洁的。”
“但父亲啊！你究竟索价多少呢？”
我发明了一种进出帐登记的系统，渐渐地帐目上的数目与实际开支和收入的数目开始相符，我也愈来愈喜欢这份工作。我向来就喜欢这个钟表铺，我喜欢听那些微小嘀哒的声音和一排排架子上细巧发光的面孔，如今我发觉自己也喜欢这铺子里作生意的那一面。我喜欢分类登记，标列存货。我喜欢这个忙碌而满有活力的商业世界。
偶然当我想到碧茜的伤风已深及她的肺部，而且很可能会像往常一样，有转变成肺炎的危险时，我就不禁对自己这样醉心于这份工作而深感歉意。尤其是当晚上我听见她在卧房中咳得那么痛苦时，就不能自禁地诚心为她代祷，希望她能早日痊愈。
圣诞节前两天，当我已经收市，正打算锁上楼下通道的门时，碧茜手里抱着鲜花，从街巷中冲了进来。当她看见我站在那里时，眼中的表情好像是个做了坏事的孩子一般。
带着辩解的语气，她说：“柯丽，这是为圣诞节用的！在圣诞节时我们必须有鲜花！”
我咆哮着说：“彭碧茜！你这样偷偷摸摸地出去过多少次了？怪不得你的病一直没有好转！”
“老实说，我多半的时间都是躺在床上的——”随即因为咳个不停，只得停了下来。“只有为了真正要紧的事我才起床一下的。”
我把她送上床，然后开始巡视各个房间，要好好地搜索碧茜所谓“要紧的事”。我对这房子里的一切真是太少注意了！碧茜把许多地方都布置一新。我大步踏上楼梯，走进她的卧室，搬出证据向她质问：“碧茜，把角落里壁橱内的餐具重新排列一番是不是一件要紧的事呢？”
她抬头看着我，满脸飞红地抗议说：“是的，那是要紧的事，你总是照老法子把它们堆在一起。”
“那么贞苏姨**房门呢？有谁用褪漆水把漆洗掉了，还用沙纸把门擦亮的？是谁去作这种费力的工作的？”
“可是油漆把那扇好木料的门全给盖住了！啊，柯丽，多年来我就想把上面的假漆除去看看。”说完，她忽然降低了声调，颇带歉意的说：“我晓得自己很可恶，又自私，让你一天又一天地留在铺里工作。从现在起我会小心照顾自己，好叫你不必再在铺里为我代劳过久。可是我喜欢留在上面，假装自己正是一家之主，能计划自己想做的事……”
于是真相大白，原来过去我们把工作给分配错了，一旦我们把工作对调，一切都有了惊人的改变。过去在我的料理之下，这房子固然都能保持清洁，一旦到了碧茜手里，却是满室生辉。她对木料、款式和颜色都由特殊的审美观，而且能帮助我们看出它们的美来。我们拨归食物的预算向来都极微小，在我负责时，只够勉强买肉料和面包。如今在碧茜的管理之下，餐桌上开始时常出现前所未有的美味佳肴。早餐时，她常会对我们说：“你们大家等着瞧吧！看看午餐后会有什么美味甜点！”于是整个上午我们在铺子里都会禁不住地猜想餐末的点心会是什么？
藏在炉子后的汤锅和咖啡壶，在我管家时似乎从来没有时间去用他们，如今从碧茜接手的第一个星期起就又再度热气腾腾起来。很快地像邮差、警察、被人遗忘了的老人、在寒风中发抖出来跑腿的童仆都会来到街巷的门内歇脚，捧一杯热咖啡或热汤喝，正如妈妈在世时一样。
同时在钟表铺里，我也发现了另一件梦想不到的事。很快我就发现除了招呼顾客和管帐外，我还想学点别的：我想学会修理钟表。
父亲非常热心地教我。我终于学会钟表里面摆动和不动的部分，也学会了润滑油和各种溶液中的化学成份，以及各类工具及使用磨轧轮和放大镜的技术。但也有一些东西是我学不会的，像父亲的耐性，他那份调理各式钟表以及使得钟表中齿轮和谐转动的本领，这些乃是无法传授的东西。
这时腕表已经开始流行，于是我报名进入一个专学这类技术的学校。母亲死后第三年，我成为荷兰第一位领有执照的女钟表师。
以后这就成了我们固定的生活方式，廿多年来日日如此。早餐完毕，当父亲把圣经放回书架上后，我便跟着他下到铺子里去。碧茜则开始搅动汤锅，光凭三只马铃薯和一磅的羊肉，她能像变魔术似的，烧出一锅极可口的菜色来。由于我留心管帐的缘故，我们铺子的经济情况也开始好转。不久以后，我们便有余力雇一位女店员来负责店面，我与父亲则留在后房工作。
在这间狭窄的工作房里，人群照样川流不息。有时是顾客，但更多的时候是访客——从脚穿木屐的工人到商船队的老板——每一个都会把他们的难题带来向父亲请教。父亲则毫不愧赧地在众目睽睽之下低头祷告，寻求指示。
他也为自己的工作祷告，其实很少有什么修理的难题是父亲不能应付的，然而偶然也有些难题令他扑朔迷离。这时我就会听见他这样祷告说：“主啊！你令太空中的银河系统井井有条地转动，你既晓得如何叫行星运转，也必然知道如何叫这只表走动……”
当然祷词会随着特殊的需要时有不同。父亲热爱科学，经常阅读成打以上的大学学术杂志。历年来他总是把那些停着不能走动的钟表带到“那位使原子跳舞”或者“那位使海流运转不息”的主面前。这些祈祷的答案似乎总是在半夜之后才来到。许多个早晨，当我爬上我的工作台时，常常发现昨夜被我们拆得支离破碎的钟表零件如今已经拼合好了，正在愉快地嘀哒走动着。
有一件事是我无法做得和碧茜一样好的，就是关怀每个踏入铺来的人。常常，当一位顾客走进门来时，我得悄悄溜出后门，上楼找碧茜：“碧茜，那个身材结实，年纪约有五十岁的太太是谁？她胸前挂了一个用蓝色天鹅绒的带子穿着的阿平纳襟表。”
“那是桂格太太，她的弟弟染了疟疾从印尼回来，她一直在侍侯他。”正当我要转身匆匆下楼时，碧茜又加了一句：“柯丽，问问她林克太太的婴孩可好！”
几分钟后，桂格太太离去时，还会向她的丈夫下个错误的结论说：“那个彭柯丽可真和她姊姊一模一样！”
一九二零年代的后几年，在安娜姨妈尚未去世之前，我们贝雅古屋空置的床位已给一群寄养的孩子们占满了。十多年来古屋里充满了孩童的笑声。碧茜则忙着补缀及放长裤。
这时，伟廉和娜莉也都有了孩子。伟廉和文婷有四个，娜莉和腓立有六个。伟廉早已辞去原先那个牧师的职位。他习惯讲叫人难以接受的真理，致使他的教友们一再表示不满。如今他在里哈林市三十里的喜华森城开了一间养老院。
娜莉一家我们比较常见。腓立是一间学校的校长，学校正座落在哈林市。因此难得有一天，他们六个孩子当中有哪一个不会来贝雅古屋看看外祖父的。他们不是要看外祖父在长台上工作，就是要瞄一瞄碧茜姨**面盆，更有许多时候与那班寄养在我们家的孩子们在弯弯曲曲的楼梯跑上跑下。
事实上我们也是在贝雅古屋发现彼得的音乐天才的。有一次我们围坐在收音机旁听音乐，起初我们是在一个朋友家听到这个奇特的机器，他们如何能把“整个交响乐团”放在一个框子里再演奏出来，的确令人费解。于是我们开始积存零钱，准备买一部收音机。
所积的钱还差得很远，父亲就因肝炎病倒了，这场大病几乎令他丧命。他在医院里住了很久，这段时期他的胡须全都变白了。在他七十岁生日后的一周，父亲出院回家，一个小小的代表团来看他。他们是代表哈林市的一些店员、清道夫、一位厂主及一位运河货船的船夫前来的，这些人在父亲生病期间体验到父亲对他们的重要，因此合资买了一架收音机送给父亲。
那是一架大型放在台上的收音机，有一个相当考究的贝壳形扩音器，这架收音机多年来带给我们许多的快乐。每个星期天碧茜就从英国、法国、德国及我们本国的报纸上搜集播音节目，因为这个收音机能收听全欧电台的播音，然后她便依次编出整个星期音乐会的节目来。
一个星期天下午，娜莉和她全家来访，收音机中正播放着布拉姆斯的一首协奏曲，彼得突然插嘴说：
“奇怪！他们把一座坏的钢琴放在播音台上。”
“嘘！”娜莉阻止他说话。
但父亲说：“彼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中间有一个音不对。”
我们其他人互换了一个眼色：一个八岁的孩子懂得什么？但父亲把彼得领到贞苏姨**旧钢琴前，问他说：“彼得，是哪一个音？”
彼得顺序地弹着每个琴键，直到弹至中央C以上的B键，他说：“就是这个。”
接着房中其他的人也听出来了，音乐演奏会中的钢琴，其上的B键低了半音。
那天下午，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陪着彼得坐在钢琴椅子上，考问他简单的音乐常识，发现他不但有着惊人的音响记忆力，而且有极完全的听音能力。就这样，彼得成了我的音乐学生，直到六个月以后，他把我所能教的全都学会之后，才转到专家门下受教。
收音机也带给我们生活上的另一种改变，这是父亲最初所不能接受的。每一小时从英国广播电台中，我们可以听见伦敦塔上著名的大笨钟(BigBen)报时的声音。用他手上的跑表与铺内的天文台时钟校对，连父亲也不得不承认，这架英国钟的第一响，总是分秒不差。
然而父亲对英国的时间还是不太信任。他认得好几位英国人，但他们一律都惯于迟到。等到他身体渐渐康复，能再度坐火车旅行时，他又恢复每周上阿姆斯特丹海军天文台校对时间之行。
但一连几个月来，伦敦的大笨钟与荷兰海军天文台的时间都能符合，因此父亲也渐渐减少到阿姆斯特丹的次数，最后根本不再去了。再者，那个天文台时钟因为继续不断受到外面狭窄街道上来往车辆震荡的影响，已不再像往日那么准确了。最不光彩的是，有一天父亲竟根据收音机中所报的时间，来校对他那架天文台钟的时间！
尽管有这些改变，我们三人——父亲、碧茜和我——的生活在基本上还是一样的。我们所抚养的孩子们，如今也都陆续长成，或就业、或结婚、离开我们去了，但他们还都常回来看望我们。创业百周年纪念来了又过去了。第二天父亲和我又照常地回到我们工作的长台上。
甚至连我们每天散步时会遇见哪些人也都能完全预料到。自从上次生病以来虽已有好几年的工夫，父亲行走时步履依然不稳，因此我每天都陪着他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散步。我们每天散步的时间都一样，就是在吃过中饭，及两点钟重开铺门之前，而每天散步所走过的街道也都相同。由于其他的哈林市居民也同样有规则地保持着他们的习惯，因此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会遇见那一些人。
在路上许多与我们点头打招呼的，除了我们的老朋友及钟表铺中的顾客外，也有由于每天散步而得以认识的一些人，如昆宁街扫门前阶梯的妇人，那个喜欢在批发市场附近的停车场阅读“世界航运消息”的男人。但我们最喜欢的是一个我们称他为“猛犬先生”的男子。这不单是由于每次我们见到他时，他都有两头巨大的老虎狗，用皮带系着，追随在他左右，而且由于他面孔多有皱纹，颚骨又高，再加上一双略微弯曲的短腿，使他看来恰似他自己眷养的爱犬。他显然对他的两只老虎狗很有感情，这一点很令我感动。每当他走过我们身旁时，他总是不住地对它们喃喃说话。父亲和那绰号“猛犬先生”的男人每次相遇时，都会很礼帽地轻触帽边打个招呼。
当哈林市及荷兰其他地区的人很有规律地每天在散步、鞠躬及打扫台阶时，我们东边的邻居却在积极备战。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事——我们也无法不知道这些事。许多晚上，当我们转动收音机的指针时，我们就会听到一个德国人的声音，他不在说话，也不在大声疾呼，而是在狂号。说来奇怪，反应最激烈的却是天性驯良的碧茜，她总是立刻跳了起来，匆匆跑过去把收音机关掉。
平日事忙，我们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只有伟廉来访时，他叫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我们寄给德国犹太钟表商的信件，总是盖着“住址不明”的戳记给退了回来，但我们仍勉强自己相信根本上这一切都只是德国本身的问题，我们说：“他们能忍受多久呢？他们必然不会容忍‘这个人太久’。”
只有一次在德国的改变终于波及到我们百德街来，这事是由一个年轻的德国钟表匠所引起的。在过去经常有好些德国人来父亲这里作短期的实习，因为他善修钟表的声誉早已传到荷兰以外的地区。所以当这个身材高大，面貌英俊的德国青年，手中拿着一封柏林一家声誉良好的钟表公司介绍信来见父亲时，父亲立即雇用了他。欧图很骄傲地告诉我们，他是希特勒青年党的党员。事实上我们不明白他为何要来荷兰，因为他对荷兰人和荷兰的产品只有批评。他常说：“让全世界看看，我们德国人能作些什么！”
当他开始工作的第一天，他与其他雇员一同上楼来喝咖啡，并参加早上的读经、灵修，但此后他再也不上来了，只是独自一人留在楼下的铺子里。我们问他为什么时，他说，虽然他不懂荷兰语，但他看见父亲读旧约圣经心中深不以为然。他告诉我们旧约圣经不过是犹太人的“谎言之书”。
我给着话吓了一跳，父亲则显得忧伤。他对我说：“这孩子受了错误的教育。只要他观察我们的行为，看我们热爱这本书，而我们又都是诚实人，他会看出自己的错误来的。”
几个星期之后，有一天碧茜打开楼下通道的门，招呼我和父亲上楼来。楼上贞苏姨**房里，那张桃花心木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太太，她是欧图公寓住宅的女房东。她说那天早上当她在欧图房间里换床单时，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样东西。说着，她从她的购物袋中抽出一把十寸长的弯刀来。
父亲又开始为欧图找最好的解释：“这个孩子可能只是心里害怕，一个人住在异国中，也许买刀来自卫的。”
不错，欧图总是形单影只的。他不会说荷兰语，也不愿学习。在我们这个大部分是工人阶级的住宅区里，除了父亲、碧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能说德语的。我们一再邀请他晚上来坐，但不晓得是因为他不喜欢我们所选的播音节目呢，还是因为每个晚上我们都以祈祷、读经结束，正如每天的早上必以祈祷、读经开始一样，他很少应邀前来。
最后父亲终于辞掉了欧图，这是他做生意六十多年以来第一次辞退一个雇员。原因不是那把弯刀，也不是欧图反犹太人的观念，乃是由于他对老钟表匠基士的可恶行为。
从起初我就因他对老基士粗暴无礼的态度感到茫然。那不是因为他对基士做出什么坏事——至少没有在我们面前——困扰我的乃是他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例如他出门时，不让这位老人先行，不帮他穿外衣，不替他拾起掉在地上的工具，还有许多事都是很难实际举例说明的。有一个星期天，父亲、碧茜和我到喜华森伟廉家吃晚饭，我提到这件事，觉得欧图真是个粗心大意的年轻人。
伟廉却摇头说：“这些都是故意的，因为基士老了，老年人对国家没有价值，他们也不容易接受新观念。德国正在有系统地训练年轻的一代对老年人不敬。”
我们瞪眼望着伟廉，企图体会这样的一个观念。父亲说：“伟廉，你错了！欧图对我非常客气——客气得有些反常，而我比基士老很多。”
“你的情形不同。你是他的上司，这又是他们那个制度中的另一种教育方式：尊重权威，只有老弱的人才要被消灭。”
归程的火车上，我们都默然不语。从现在起我们更留心观察欧图的行为。但当时，在一九三九年的荷兰，我们哪里会想到我们不可能在铺子里看见欧图的真面目，因为只有在街上、在街巷里欧图才会对基士展开真正的小逼害。“意外”的相撞、“意外”的绊跌、“意外”地推他一把、“意外”地把鞋跟踏在他的足趾上，这一切使得这位年老的钟表匠对来店中工作及回家的路程深感恐怖。
但这位挺胸仰首、衣衫褴褛的小老人自尊心很强，他从来也不向我们透露这些事。直到二月一个酷寒的早晨，基士蹒跚地走进餐厅，满脸是血，外衣也给扯破了，这时才真相大白。但就连在这种情形之下，基士也是闭口不言。我跑到街上去捡回他的帽子时，看见欧图被一小群愤怒的市民围住了。他们都曾目睹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事：在巷口的转角处，欧图故意把基士逼退到墙角，然后按着他的头，将他的脸在粗糙的砖墙中用力摩擦。
父亲辞退他时还企图理喻欧图，希望他能看出这种行为的不对来。欧图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拾起他带来的几件工具就离开了。只有当他走到门口时，他才回头向我们看看，眼中露出极端藐视的神情，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