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入侵
    那夜當我們離開餐廳時,樓梯牆上的掛鐘正指著九點廿五分,這在我們一向有規律的生活中是一件頗不平常的事。父親如今已是八十高齡,每天晚上八點四十五分——如今要比從前提早一個小時——他就會準時地打開聖經,讀完一章之後,再禱告求神保守我們平安渡過黑夜,到九點十五分他便上樓進房休息了。但是今晚九點卅分荷蘭首相要向全國廣播。一個全荷蘭屏息以待的痛苦問題即將揭曉︰戰爭就要來臨了嗎?

    我們大家移步走上貞甦姨**房間,父親扭開那座台上的大收音機。如今我們已不常在這里消磨晚上的時間欣賞音樂了。英國、法國和德國都已紛紛介入戰爭,他們的電台多半只報道戰爭或帶密碼的的信息,而許多無線電波的頻率也被攪亂。就連荷蘭的電台所播出的多半是戰爭的新聞,這些新聞就用我們放在餐廳里的手提收音機也能收听得到,這架小型收音機則是去年聖誕節畢偉送給我們的禮物。

    今晚我們要收听的是一項重要的廣播,大家都覺得值得用那架大的收音機,因為它的擴音器要較另一架來得考究。我們坐下靜候,如今已是九點卅分。我們心情緊張,挺直著背坐在那些高背椅子上,好像有著不祥的預感,叫我們避免坐在過分舒適有靠墊的座位上。

    不久荷蘭首相的聲音出現了,既響亮又鎮靜。他應許我們不會有戰爭。因他從雙方的高級官員處得到這樣的保證,荷蘭中立的立場會受到鄰國的尊重。這是第二次的大戰,但沒有什麼可畏懼的。他呼吁荷蘭人們保持鎮靜而且——

    突然一切都靜了下來。碧茜和我驚訝地抬起頭來,原來父親把收音機關了,他眼中充滿著怒火,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

    他說︰“在沒有希望的時候,向人民說有希望的話是不對的,把信心建立在願望上也是不對的。戰爭會來臨,德國人會來攻擊我們,我們會敗亡。”

    他把雪茄煙頭放在收音機旁的煙灰碟上用力擰熄了,但仿佛同時也擰熄了自己的怒氣,父親的聲音又再度變得柔和起來︰“我親愛的孩子們,如今我可憐那些不認識神的權能的荷蘭人,因為我們會被擊敗,但神不會。”他吻了吻我們,道過晚安,不一會我們便听見這位老人上樓休息的腳步聲。

    碧茜與我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不動。父親一向善于在各種情況都能找出一絲善良來。他不輕易相信邪惡。如果父親現在看出戰爭與敗亡,那麼事情必然沒有其他演變的可能。

    ****

    我從床上閃電似的坐了起來。那是什麼?呵,又來了一次!先是一陣強光,隨即是一聲巨大的爆炸聲。甚至連床都震動了。我爬過床罩走到窗口向外看,煙囪頂上那一小片的天空呈現著橙紅色。

    我摸著自己的睡袍,匆匆穿上,就往樓下直沖。站在父親房門外,我把耳朵貼近房門。在連續的爆炸聲中,我听到父親均勻的呼吸聲。

    我再沖下幾級樓梯,來到貞甦姨**房間。碧茜早已搬進貞甦姨媽房中那個狹小的寢室,因為那里較近廚房,應門也方便。碧茜正坐在床上。我在黑暗中摸索著向她走去,我們彼此張開雙臂,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接著我們都異口同聲地叫了出來︰

    “戰爭來了!”

    這只不過是在首相演講過後五小時。我不曉得我們抱在一起仔細傾听了多久。炸彈爆炸的聲音多半從機場那邊傳來的。我們終于踮著腳尖,心神不定地來到貞甦姨**前房。發紅的天空照映著整個房間,使它染上一層奇異的色彩。那些椅子、桃花心木的書架和那座古老的鋼琴都閃爍著一股怪異的光芒。

    碧茜和我在琴凳旁跪下。在感覺上仿佛有幾個小時的時間,我們為我們的國家禱告,為今夜死傷的人禱告,也為我們的女皇禱告。突然令人難以置信地,碧茜開始為那些轟炸機上的德國飛行員禱告,他們是受那個脫韁的惡首相所掌握。在焚燒著荷蘭的火光中,我望著跪在身旁的姊姊,不禁低聲禱告說︰“主啊!求你听碧茜的禱告,不要听我的。因為我根本不能為那些人禱告。”

    就在這時我看見一個異夢,但那不可能是真正的夢,因為我並沒有睡著,然而一幕情景突然不合情理地出現在我腦際。我看見距離貝雅古屋不遠的批發市場,一切清楚地好像我正站在那里一樣。我也看見市政廳和聖柏和大教堂,我還看見漁市場和它正面的台階。

    當我正注視著這些景色時,一輛樣式奇異的古老運貨馬車由四匹巨型的黑馬拖著,越過廣場的路面。馬車極其古舊,與市中心的一切毫不相配。但更令我驚奇的是我看見自己正坐在這輛運貨馬車上面,父親也在其中,還有碧茜!車上還有許多人,有些是我們的朋友,也有些是我們不認識的。我又看見畢偉與杜絲,還有偉廉和年輕的彼得。我們都被那四匹黑馬拖著越過廣場。可怕的是,我們無法跳下那輛運貨的馬車。我覺得那輛車子正要把我們載到極遠的地方去,是我們所不願去的……

    “碧茜!”我哭出聲來,人跳起來,用雙手緊緊蒙住自己的眼楮。“碧茜,我作了一個好可怕的夢!”

    碧茜用手抱住我的肩膀。“我們下到廚房去,那里光不會照到外面,讓我們泡一壺咖啡。”

    碧茜將水盛進咖啡壺。現在炸彈的爆炸聲愈來愈稀疏,也越來越遙遠了。接著響起的是火燭的警報聲和救火車的汽笛聲。站在爐子旁喝著咖啡,我把我所看見的告訴碧茜。

    “是不是因為我太害怕了才發生幻覺呢?但那不是幻覺,那些都是真的。碧茜,那會不會是一種異象?”

    碧茜的手指順著我們廚房里那個年代久遠的水漕木紋慢慢移動著。“我不知道。然而如果神要向我們顯示前面艱苦的日子,那便表示知道這件事,這對我來說便夠了。你曉得這就是為什麼神有時要向我們顯示一些事情——乃是要告訴我們,即使未來的事也在手中。”

    ****

    荷蘭的國軍抵抗了五天。我們的鋪子一直是開著的,不是因為有人還對買表有興趣,乃是因為許多人要來看父親。有些人要父親替他們駐守邊界的丈夫與兒子禱告,有些人只是要看看父親是否仍坐在他的工作台後面,像他六十多年來所作的一樣,也要來听听鐘表嘀噠的聲音,現在這是唯一象征著規律和理性的東西。

    我沒有像往日一樣留在工作台上,只幫忙碧茜泡咖啡,並把它們端到樓下去。我們把那只手提收音機也帶到樓下,放在展覽櫥的上面。如今收音機成了哈林的耳目,也是全哈林的命脈,因為自從那一夜之後,雖然我們還常听見飛機由頭頂上飛過,但轟炸的事就沒有再來得那麼近了。

    轟炸夜過後的第二天早上,收音機播出指示,告訴居民要把近地的玻璃窗加貼膠紙,于是全百德街的店主們都出來了。當各樣的意見、一卷卷的膠帶和昨夜可怕的情景在挨家逐戶地傳下去時,一種極少見的鄰里感開始洋溢在每個人心中。一間雜貨店的老板,平日是公開聲明反對猶太人的,如今則忙著幫助那位猶太皮貨商在震松了的玻璃窗上釘木板。我們隔壁的眼楮商,向來是個沉默寡言、賦性怕羞的人,如今因為看見碧茜和我達不到櫥窗的頂端,也過來自動地幫我們在上面黏好膠紙。

    幾晚之後,我們最擔心的消息終于到來︰女皇離國隱退!開始轟炸的那晚我沒有哭,如今我卻哭了,因為我們的國家敗亡了。第二天早上,收音機報告,坦克車已經越過荷蘭邊界。

    突然間全哈林市的人都到街上來。甚至父親,平**散步的時間正如他的鐘表一樣準確,如今卻也打破常規,一早十點鐘就出來散步。似乎全市的人都想一起來面對將來的苦難。全城的人都聯合起來,好像每個荷蘭人都希望從另一個荷蘭人身上支取力量互助互持。

    我們三人一齊走在街上,人群擁擠得摩肩接踵,彼此踫撞。我們走過史班河上的小橋,一路來到那一大棵的野生櫻桃樹旁。每年的春天,樹上的櫻花開得雪白燦爛,因此我們戲稱它為“哈林的新娘”。如今多數的花朵均已脫落,在我們腳下鋪成一張雪白的地氈,樹上只剩下少數的花瓣仍依戀地留在新近發芽的新葉嫩枝上。

    街上有一家的窗子忽然打開了,有人聲喊叫說︰

    “我們投降了!”

    街上散步的隊伍忽然停了下來,每個人都在忙著傳報大家都已听見了的消息。一個年約十五歲的男孩轉向我們,淚水由兩頰留下。“如果是我,我會繼續作戰下去,我永遠也不會投降。”父親從磚鋪的人行道上拾起一片被壓壞了的花朵,輕輕地插在自己的衣扣眼中。

    他對這位少年人說︰“我的孩子,你說得很好,因為真正荷蘭的戰爭是從現在才開始。”

    ****

    在敵軍佔領荷蘭的頭幾個月里,日子並不難受。最難叫人習慣的,乃是到處都是德國的制服,街上處處都是德國的軍用大卡車和坦克,鋪子里說的都是德語。德國的士兵經常到我們鋪子里來,他們領的薪水高,鐘表乃是他們最先要買的東西。當他們對我們說話時,語氣中帶著極度的優越感,好像我們都是一群愚昧無知的幼童。但當我听他們彼此興奮地討論所買的貨物時,他們實在與任何地方獲準休假一天的年輕人毫無不同。他們當中大多數人買的都是女用表,為要送給遠在家中的母親和愛人。

    事實上,在淪陷的第一年,我們鋪子里的生意要比任何一個時候都來得好。由于沒有新貨來,人們把我們所有的存貨都買走了。甚至連那些存放多年的陳貨,原先都幾乎成為店中家具的一部分的貨色也都給人買了去。我們甚至把那只可以放在壁爐上裝飾用的綠色大理石罩鐘,上面刻有兩個鋼制愛神的也賣了出去。

    宵禁最初對我們亦無影響,因為最初所定的時間是晚上十時正,那時我們都早已入屋關門了。我所反對的是每一個公民都必須持有一張身份證。這種對摺的小冊里,附有自己的像片及指紋,遇到檢查時要隨時交出。哈林市的警察如今直接受德軍司令的控制,任何一個士兵與警察都可以隨時攔下行人,查看他們的身份證。它必須放在一個小布袋里,隨身掛在頭頸上。此外我們也領取配給證。但在頭一年的時候,這些糧票所代表的食物和商品,都還是鋪子里實在能買得到的東西。每周報上會公布這一周的糧票可以換取哪些食品。

    但仍有一些事情是叫我們難以適應的,如今報上已經不再登載真正的消息。終日我們所讀到的只是德軍在各戰線輝煌的戰績,對德國領袖的褒揚,對叛國者及從事地下破壞工作者的譴責,並呼吁“北歐人民”必須大團結等,但卻沒有任何我們可以信任的新聞。

    因此我們只得再依靠收音機。在佔領期很早的時候,全哈林市的居民就已奉命要交出各家的收音機。如果我們一部也不交出,勢必引起他人的懷疑。于是我們決定把那架手提小收音機交出,但把收音能力較強的那架大收音機留下來,藏在彎彎曲曲樓梯底下的許多空隙處。

    其實這兩個建議都是彼得提出來的。當德軍入侵時,他正十六歲,與其他荷蘭同年齡的年輕人一樣,心中充滿著憤怒,但又覺得無能為力。彼得把台上放著的收音機安放在樓梯的一個轉角處,正在父親的房間上面,然後很熟練地再把樓梯上的舊木板安裝好。我則抱著那只小手提收音機,向戴斯門百貨公司里的收集站走去。德軍的書記從櫃台後面望著我說︰

    “這是你唯一的收音機嗎?”

    “是的。”

    他查了一下放在他面前的一張名單,“彭嘉士伯與彭碧茜也都住在同一地址,他們當中任何一個是否有收音機呢?”

    從孩提時候起,我便曉得地面會裂開吞吃說謊的人,天上也會降下火來燒滅他們,但我眼楮眨也不眨一下地瞪著那位書記說︰

    “沒有。”

    等我走出百貨公司的大樓時,我才開始發抖。倒不是因為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故意說謊,而是我發現說謊對我來說,竟是那麼容易。

    然而我們總算保留下我們的收音機。每夜碧茜或我就會把樓梯上的木板挪開,屈身附耳在收音機前,收听從英國來的新聞。我們把收音機音量開得極小,另一個人則留在貞甦姨媽房間里用力地彈著琴鍵。最初收音機里的新聞與我們城里受管制的報紙所登載的新聞大致相同——德軍的進攻節節勝利。一月又一月“自由荷蘭之聲”勉勵我們要耐心等候,要有勇氣,相信總有一天我們必會反攻。

    德軍已將飛機場附近炸壞的地方修好,如今將它轉變成德國的空軍基地,讓德機由此起飛去轟炸英國。一夜又一夜我們躺在床上,听到隆隆的機聲向西邊飛去。偶爾也有英國的飛機會飛過來報復。那時德國的戰斗機會在高空攔截,雙方就在哈林市的上空激戰起來。

    有一夜,英德雙方的戰斗機正在哈林上空激戰,我輾轉反側無法入眠。窗外一小片的天空正是炮火滿天。最後我听見碧茜在廚房里作事的聲音,于是跑下樓去。

    她正在泡茶。她把茶拿進餐廳,又擺上最好的杯子,我們早將餐廳的玻璃窗用黑色的厚紙貼好了。夜里左近有一次爆炸,震得櫥里的杯子嘎嘎作響。約有一個鐘頭的時間我們一邊喝茶、一邊談話,直到機聲停息,天空再度地回復寂靜。我在貞甦姨媽房間的門口與碧茜道過晚安,然後在黑暗中摸索著走上自己的臥房。天空中那可怖的亮光已經沒有了。我摸到床邊,又摸到自己的枕頭。突然在黑暗中我的手觸及一件尖利的硬物,立刻我覺得有血從手指上滴下來。

    那是一塊參差不齊的鐵片,約有十寸長。

    “碧茜!”

    我沖下樓梯,手里拿著那塊彈片。我們回到餐廳,在燈下審視,碧茜隨即用紗布裹好我的手指。她不停地說︰“在你枕頭上!在你枕頭上!”

    “碧茜,如果我沒有听見你在廚房里——”

    碧茜用手指輕輕地堵住了我的嘴︰“柯麗!不要這樣說,在神的世界里沒有‘如果’兩個字。世上沒有一個地方會比另一個地方安全。只有活在的旨意中才是我們唯一的安全地帶——柯麗,讓我們求神叫我們時常認清這一點——”

    ****

    淪陷區真正的厄運慢慢才臨到我們。在德國人統治荷蘭的第一年,他們對荷蘭的猶太人只有輕微的逼迫,而且都不算太嚴重︰像扔石頭打破猶太人鋪子的櫥窗;在猶太人的會堂牆上涂寫污言爛語等。他們似乎在試驗我們荷蘭人的忍耐力,看看會有多少荷蘭人同意他們的做法!

    可恥的是許多荷蘭人都同意他們的做法。荷蘭的偽政府組織——“國家社會黨”——在佔領期間日益擴大,作風也越來越大膽。有些人加入這個組織只是為著自身的利益︰較多的食物,較多的布票,有最好的工作機會及住宅。但也有人參加這個國家社會黨是出于心悅誠服的。納粹主義是一種疾病,荷蘭人一樣會受感染。那些先前就有反猶太偏見的人則是首當其沖地病了下來。

    在我們每天的散步途中,父親與我目擊這種病癥日益擴散。商店櫥窗上開始貼出這樣的標記︰“不接待猶太人。”公園的門口有這樣的告示︰“猶太人免進。”市立圖書館、餐廳、戲院前,甚至我們所熟悉的音樂廳的側巷,那個多年我們駐足站著傾听音樂的地方,到處都貼出了類似的標語。

    當一個猶太人的會堂著火時,救火車來了。他們不忙著滅火,唯一肯做的只是防止火勢蔓延到會堂左右的建築物上去而已。

    一天中午,當父親和我照例在所熟悉的街道上散步時,人行道上開始閃爍起許多黃色的星。原來許多男女老幼的上衣和外套上都帶有一顆六角星,星的中間則繡有“猶太人”的字樣。我們一面走著,一面希奇原來我們每天所遇見的人當中竟有這麼多是猶太人。那位在批發市場上讀“世界船運消息”的男人,也有一顆星縫在他筆挺的西裝上。我們稱他為“猛犬先生”的亦是如此,這時他臉上的皺紋顯得更深了,噓聲呼喚他兩只愛犬的聲音也顯得格外尖銳而緊張。

    最可怕的是常有猶太人失蹤。往往一只表修好了,卻掛在鋪子後面好幾個月沒有人來領取。在娜莉所住的那一區,有一間房子突然神秘地空了出來,園中的玫瑰花圃都長滿了雜草。有一天我們街上康先生的鋪子沒有開門。中午當我們走過他的店面時,父親上前敲門,看看是否有人病了,但無人應門。一連好幾個星期,康先生的鋪面都是緊關著的,樓上的窗戶亦是漆黑無光,毫無聲息。盡管那個鋪子仍是關著的,但不久之後,一個加入國家社會黨的家庭搬進了鋪子上面的公寓。

    我們永不曉得這些猶太人究是被納粹黨的秘密警察給逮捕去了呢?還是在這樣的惡運尚未發生之前他們已經自行逃匿了。但我們確知一件事,公開在街頭逮捕猶太人的事越來越多,軍方也不再給予任何的托詞,竟毫無顧忌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行這些事。有一天父親與我散步回來,發現批發市場上有士兵與警察列隊排成的雙重警戒線。一輛大卡車則停在漁市場的門前,一群戴著黃色六角星的男女與孩童正依次地爬上大卡車的後座。我們實在看不出他們為什麼要揀選這個時刻,這個地點做這樣的事。

    “爸爸!看這些人多可憐!”我叫道。

    警察排成的警戒散了,好容卡車通過。我們目送直到卡車消失在街頭的轉角處。

    父親也應聲說︰“那些人真可憐!”但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發現父親的眼楮望著的卻是那些士兵,他們正在重新組隊準備離開。“柯麗,我憐憫這些可憐的德國人,他們觸及神眼中的瞳仁了。”

    ****

    父親、碧茜和我時常談論,假如有一天機會來臨,我們能為我們的一些猶太朋友做點什麼。我們曉得在淪陷區的初期,偉廉曾為那些住在他家中的德籍猶太人找到躲藏的地方。最近他也把一些較年輕的荷蘭猶太人從自己的養老院中移到別處去了。他說︰“我不將老人遷移到別處去,我們不會伸手加害我們的老人!”

    偉廉有一本特別的住址簿。他曉得好些鄉村地區的農場,那兒德國佔領軍的數目較少。事情真來時,我可以去問偉廉。

    一九四一年的十一月,也就是德軍入侵後的一年半左右。一個細雨蒙蒙的早晨,當我踏出門外,摺起百葉窗時,一組四人的德國士兵從百德街上走下來。他們頭上所戴作戰用的鋼盔正遮過耳際,肩上則背著來福槍。我慌忙退回門內觀看。他們邊走邊查對各店鋪的號碼,終于他們在對街魏勒先生的皮貨店門口停了下來。其中一個士兵從肩上取下他的來福槍,用槍托用力撞著鋪門,正當他要再舉起槍托撞門時,門嘩的一聲打開了,四名士兵一擁而入。

    我快步跑上餐廳,碧茜正在餐桌上放置餐具。“碧茜!趕快!魏勒家出事了!”我們回到鋪子的前門,看見魏勒先生正被一位士兵逼出門外,來福槍的槍口正頂著他的肚子。當魏勒先生給槍口逼到人行道上去後,那名士兵又重新回到鋪內,用力關上了店門。只是沒有在當時就逮捕魏勒先生。

    接著我們听見屋內玻璃破碎的聲音。士兵們把皮貨大把大把地抓了出來。雖然時間尚早,但街上已有一大群人圍過來觀看。魏勒先生呆呆地站在原地,動也不動。

    突然他頭上的窗子打開了,衣服像雨點般地落在他的身上︰睡衣,襯衫,內衣褲。這位可憐的老皮貨商機械式地彎腰撿起掉下來的衣物。碧茜和我跑過街去幫他。

    碧茜焦急地低聲問︰“你的妻子呢?魏太太在哪里?”

    老人只是楞楞地對著她眨眨眼。

    我說︰“快進來!”一面匆匆地從人行道上撿起剩下的襪子和手帕。“快點跟我們進來。”

    我們把這位張惶失措的老人推進貝雅古屋,父親已經在餐廳里面,他起身與魏勒先生握手招呼,絲毫沒有驚訝的表情。也許父親泰然的神情使這位皮貨商稍微松弛下來。他告訴我們,他的妻子到阿姆斯特丹探訪妹妹去了。

    碧茜說︰“我們趕快找個電話,警告她不要回家。”

    正像大多數的私人電話一樣,我們的電話線早在佔領期之初就被切斷了。城市內好幾處地方倒都有公用電話,但每個信息都會被電線另一端的公共電話收集站所收集。與阿姆斯特丹的一個家庭通電話,報告這邊出了事是否對呢?如果魏太太不能回家,那麼她可以住到哪里去呢?魏勒夫婦他們今後要住在哪里?當然不能叫他們與她妹妹同住,他們很快便會被查出來的。父親、碧茜和我互換了一個眼色,大家幾乎異口同聲地說了出來︰“偉廉!”

    這又是一件不能用公用電話的傳遞的信息,必須有人親自去,而我顯然是最佳人選。在佔領期間,荷蘭的火車既髒又擠,原來只須一小時的火車車程如今幾乎花了三個小時。當我終于在午後抵達偉廉那間大養老院時,他恰巧不在,但文婷和他們二十二歲的兒子吉兒則在家。我告訴他們今晨在百德街所發生的事,又將魏勒夫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地址給了他們。

    吉兒說︰“告訴魏勒先生在天黑時準備出發。”

    幾乎九點了——新的宵禁時間——吉兒才在敲通街巷的門。他將魏勒先生的一包衣服夾在自己腋下,在黑夜中把這位老人帶走了。

    兩個星期之後,我才再見到吉兒,問及那夜的情形時,他只是露齒對我笑笑。那是一個明朗、緩慢的微笑,是我從他還是孩子時便喜歡看的。

    “柯麗姨媽,如果你打算以後替地下工作人員工作,就必須學會不發問題。”

    那便是我們所听到有關魏勒夫婦的最後消息。然而吉兒的話一直回旋在我腦際︰“地下工作……如果你打算以後替地下工作人員工作……”難道吉兒也屬于那個秘密不合法的地下組織?偉廉是不是也一樣呢?

    誰都知道荷蘭有一個地下組織——至少誰都這樣懷疑。許多暗中破壞的事件都沒有在我們受管制的報上發表,但各地謠傳紛紛。有個工廠給炸毀了,一輛滿載政治犯的火車被人中途攔截,有七個、十七個或七十個政治犯在逃。謠言愈傳愈壯觀,謠言中所論及的這些事都是我們認為在神眼中所不當作的。偷竊、說謊、殺人,難道這些是神在這種時候要人作的事嗎?基督徒在惡勢力掌權的時候應當怎麼做呢?

    ****

    大約在德國士兵搜掠魏勒先生的皮貨店一個月以後,父親與我在一次散步途中,看見一件十分不平凡的事,使得我們倆人都不約而同地停下步來。那位綽號“猛犬先生”的男人正像往常一樣,踏著一高一低的短腿步伐,沿著人行道向我們走來。過去那個十分顯眼的黃色六角星如今已不再顯得那麼刺目了,那麼是什麼——是什麼使我覺得不對勁呢?是那兩頭狗!那兩頭狗沒有跟他在一起!

    他從我們身旁走過,但顯然沒有看見我們。父親和我則不約而同地轉身跟著他走去。他轉了好幾個彎,我們越來越覺得不好意思,這樣沒理由地跟著一個人。雖然多年來父親與他相遇時,總是觸帽為禮打個招呼,但我們從來沒有交談過,甚至連他姓什麼我們也不曉得。

    最後他在一個小舊貨店門前停了下來,拿出一串鑰匙開門走了進去。我們由窗口望見雜亂無章的內部,僅是一瞥便讓我們曉得這不僅是一個放雜物、古董和破爛家具的地方,而是一個喜歡美麗東西的人把好些東西收集在這里。我說︰“我們真該帶碧茜來看。”

    當我們走進店門時,門上的一個小鈴響了起來。在室內沒戴帽子的“猛犬先生”看來有點奇怪,他正在鋪子後面開啟錢櫃。

    父親開口說︰“容我自己介紹一下,我是彭嘉士伯,這時我的女兒柯麗。”

    “猛犬先生”與我們握握手,我再次注意到他那凹陷的兩頰上露著極深的皺紋。他說︰“我叫傅利斯。”

    “傅先生,我們一向都是很敬佩你對你的老虎狗的感情,我們希望它們都好吧?”

    這位身材矮胖的男人瞪眼輪流地望著我們,慢慢地他那雙厚眼皮中充滿著淚水。“它們好嗎?”他重復一遍父親的問話。“我相信它們都好,我希望它們都好,它們死了。”

    我們異口同聲地叫了出來︰“死了?”

    “是我親手把毒藥放在它們的碗中,然後輕拍他們直到他們長眠不起。我的嬰孩!我的小寶寶!我巴不得你們看見它們那種狼吞虎咽的情形。我等了很久,直到我收集了足夠的糧票去換肉。以往他們天天都有肉吃的。”

    我們啞口無言地望著他,最後我大膽地問︰“是不是因為糧食配給不足呢?”

    這位身材矮小的男人伸手示意,邀我們到鋪子後面的一個小房間內坐下來。“彭小姐,我是猶太人,誰曉得什麼時候他們會來把我帶走?我的妻子並非猶太人,但是因為婚姻的關系,她的性命也有危險。”

    “猛犬先生”的下頦抬得很高,以致他的雙頰繃得很緊。“我們擔心的不是自己,我們是基督徒。嘉圖與我都是,我們死了要見耶穌,這乃是唯一要緊的事。”

    “但我對嘉圖說︰‘那麼我們的狗怎麼辦呢?如果我們被帶走了,誰會喂養它們呢?誰會記得給它們水喝呢?有誰會帶它們去散步呢?它們等我們,而我們卻不再回來了,它們不明白。’不,這一來我可以安心了。”

    父親用雙手緊握著“猛犬先生”的手。“我親愛的朋友!如今你那兩個親愛的同伴已不能再與你同行了,你能不能讓我和我女兒有這樣的榮幸與你一同散步呢?”

    然而這一點“猛犬先生”一再不肯答應。他說︰“這會給你們帶來危險。”但他答應來看我們,口中一再喃喃地說︰“等天黑以後!天黑以後!”

    果然第二周的一個晚上,傅利斯先生帶著他那可愛而怕羞的妻子嘉圖,來到貝雅古屋。從那時起他們就成了貞甦姨媽前房每夜的訪客。

    “猛犬先生”在與父親交談過後,對我們貝雅古屋最感興趣的乃是那些猶太神學的書卷,如今正整齊地擺放在貞甦姨媽桃花心木制的書櫥里。傅利斯先生雖然在四十多年前成為基督徒,但他仍是個忠誠的猶太人。他總是含笑地告訴我們︰“我是個道道地地的猶太人,又跟隨了世上最十全十美的一個猶太人作門徒。”

    這些書卷原是屬于哈林市的一位拉比(譯者注︰猶太人的教法師)的。大約一年多前他把這些書搬到父親這里來。“萬一我不能照顧它們——唔,說不定永遠不能再照顧它們。”他略帶歉意地向跟在他後面的一隊男童揮揮手,這些男孩子個個步履維艱,手中捧著幾本大書卷。“我的一點小嗜好就是收藏圖書,老朋友呵!書可不會像你我老的那麼快。當我們去了之後,它們還會說話,會對我們看不見的後代說話。的確,書籍是值得保存的。”

    這位拉比就是哈林市最先失蹤的一位猶太人。

    多少時候一件不值得注意的小事會變成我們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當猶太人當街被捕的事愈來愈多時,我們開始到我們猶太顧客家中去取手表來修,修好之後再送過去,免得他們要冒險到市中心來。就這樣,在一九四二年初春的一個晚上,我到一位醫生家中去取表,他們是屬于荷蘭最古老的一個家族,光是牆上的繪像就老得足以作荷蘭的歷史課本。

    韓士達醫生夫婦正與我聊著糧食配給的問題和來自英國的新聞報道,這些也是當時每次朋友聚在一起必談的資料,突然樓上傳來一個嬌嫩的聲音︰

    “爹爹,你忘了給我們蓋攏被了。”

    韓醫生立即起身,向他的妻子與我說聲“對不起”,便急急地上樓去了。一分鐘後,我們听見樓上展開捉迷藏的游戲,與兩個孩子盡情歡笑的聲音。

    就是這樣,室中的一切都沒有改變。韓師母繼續述說,因為茶葉配給不足的緣故,她如何用玫瑰葉攙在茶葉中一起泡。然而在另一方面,一切都變了,眼前的情景打破我里頭那份自德軍佔領哈林以來日益增長的麻木感。任何一個時刻都會有人來敲這家的門。這兩個孩子,這位父親和母親都有可能被迫爬上大卡車的後座。

    韓醫生回到客廳,我們的談話繼續下去。但就在談話的時候,一個禱詞慢慢自我心中升起。

    “主耶穌,我把自己獻給禰的百姓。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地方,在任何的時候,我都願為他們獻上自己。”

    突然一件非常的事發生了。

    正當我默默禱告的時候,以前的那個夢境又重新出現在我眼前。我再次看見那四匹黑馬和批發市場。正像德軍入侵荷蘭那夜時我所作的夢一樣。我細細觀望著那些車上的人他們都極不情願地被拉走了。父親、碧茜、偉廉和我自己——我們將離開哈林,離開這一切我們所熟悉的、覺得有安全感的地方——但我們將要到哪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