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五月十日星期日，这一天恰好是荷兰沦陷的两周年，春天晴朗的天空与街灯下的花箱中遍开的鲜花都不能反映这城的心情。满城的德国士兵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溜达着，有些似乎尚未从周六晚间狂欢的夜生活中清醒过来，有些又出去找女人了，只有少数在寻找一个崇拜的地方。
占领区的生活如今愈来愈艰苦，限制也愈来愈多。最令全荷兰人民痛心的一件事，乃是如今连唱我们自己的国歌也成了违法的事。
这一天，父亲、碧茜和我正准备到荷兰一间改革宗的礼拜堂去，这间教堂座落在佛森，一个离哈林市不远的小镇。彼得在这间教会中司琴。他年纪轻轻，却在比赛中胜过其他四十位比他年长且有经验的音乐家，而荣获这份职位。佛森的这架管风琴乃是全国最好的风琴之一。如今开往佛森的火车虽然一次比一次的慢，但我们仍然经常去那间教会。
当我们挤进教堂里一排排坐满了人的座位时，彼得已经消失在那间高高的风琴楼厢里面，开始弹琴了。在德军占领之下唯一的一件好事，就是使得每个礼拜堂都告客满。
唱诗和祷告过后，便是牧师的讲道，我觉得今天的讲道内容很不错，但愿彼得也肯注意听。他一向认为牧师的讲道只是为着讲给像他母亲和我这种年高的老古董听的。那年的春天，我正年届五十。对彼得而言，达到这样的年纪之后，人的一生也就快结束了。我总是一再劝勉彼得，要他记住死亡可能临到任何一种年纪的人——尤其在我们当时所过的那种日子之下，但他总是俏皮地回答说，像他那么好的一个音乐家，老天必然不容他夭折。
聚会结束的祷告完毕之后，整个礼拜堂的人忽然像触电似地坐正了起来。并无任何的预告，彼得竟高奏起国歌来！
八十二岁高龄的父亲是第一个站起来的人。随即全体会众都站了起来。在我们身后有人开始高声唱出国歌的歌词。不久有一人加入，又有另一人。最后大家都放大嗓门，齐声高唱，唱那支被禁的荷兰国歌。在齐声高唱中，我们唱出我们的团结之心、我们的希望，更唱出我们对女皇及荷兰的爱。在这个战败的周年纪念日里，我们竟有片刻的时间觉得自己是个得胜者。
散会后，我们在教堂的侧门等着彼得，等了很久他才出来。教堂中许多人要拥抱他，要与他握手，要拍他的背。显然彼得对他刚才所演出的那一幕亦万分得意！
如今那兴奋的一刻过去了，我像素常一样，开始对彼得生气。纳粹党的秘密警察必会听见这件事，也许他们已经听见了：他们到处都由耳目。我想到娜莉，她正留在家中为我们预备礼拜天的午餐。我也想到彼得的弟妹，更想到腓立——假如他因此失去校长的职位，那将如何是好？彼得为什么冒这样大的危险？不是为了谁的生命，只是为了表现一种态度，一种毫无意义的反抗态度。
然而在娜莉家里，彼得仍是个英雄。他家中每个人都逐一要求我们重述在礼拜堂中所发生的事，在座唯一与我有同感的，乃是寄居在娜莉家的两位犹太女人。其中一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奥国女子，是伟廉送到娜莉家来躲藏的。腓立一家给她起名叫嘉琳，伪称她是家中的女佣，然而娜莉却私下告诉我，她连自己的床也要别人替她摺叠。也许她不知怎样铺床叠被，因为她来自奥国一个有钱的贵族家庭。
另一个女孩乃是一个年轻金发蓝眼的荷兰犹太人。荷兰的地下工作人员给她伪造了一张天衣无缝的身份证，而安娜的外貌又极不像纳粹心目中那些典型的犹太人，因此她可以自由出入，上街买东西，并且在学校中帮忙。她自称是娜莉一家的朋友，丈夫在德机轰炸鹿特丹时给炸死了。嘉琳和安娜都与我一样，丝毫不了解彼得为何会做出这种事来引得执政当局的注意。
整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心里焦急异常。每次门前有汽车声就令我心情紧张。如今在荷兰只剩下警察、德国人和国家社会党的伪政府人员才有汽车可乘。但直到我们启程回贝雅古屋时，都一直没有什么事发生。
我仍继续担心了两天，最后我认为或者并无人去告密，要不然就是纳粹的秘密警察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办，因此也就放下心来。到了星期三的早晨，当父亲与我正在开启工作台的锁头时，彼得的妹妹霍琪冲进铺子里来：
“公公！柯丽姨妈！他们把彼得带走了！”
“谁？在什么地方？”
但她也不晓得，直到三天以后，我们才晓得彼得被关在阿姆斯特丹的联邦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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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晚上七点五十五分，正是八点新的宵禁时间前几分钟。这时彼得已经入狱两个星期。父亲、碧茜和我正围着饭桌闲坐着。父亲在调换他口袋里的钟表，碧茜在做针黹，我们家那只黑色混血的大波斯猫则心满意足地卷曲在碧茜的衣裙上。突然街巷的侧门传来一阵拍门声，我朝饭厅窗外的镜子望了一眼。在春日黄昏的微光下正站着一位妇人，手中提着一只小皮箱，身上穿着季节极不相称的毛皮外衣，手上戴着手套，脸上蒙着一层厚厚的面纱。
我跑下楼把门打开，她问：“我可以进来吗？”声音因惧怕而显得尖锐。
我退后一步说：“当然可以。”她回头望望巷口，才移步进入门后小小的通道。
“我叫克莉美，我是犹太人。”
“你好吗？”我伸手替她拿皮箱，但她紧抓着不放。“请到楼上坐。”
当我们走进餐厅时，父亲和碧茜站了起来。“克莉美太太，这是我的父亲和姐姐。”
碧茜立刻说：“我正打算泡一壶茶，你来得正好，我们一同喝茶。”
父亲从餐桌下拉出一张椅子，请克莉美夫人坐下。她手中仍紧紧地抓住那个小皮箱。这壶“茶”是用磨碎了的旧茶叶泡成的，曾用过好几次了，如今充其量不过只是给开水着点色而已，但克莉美夫人感激地喝着。她开始述说她自己的故事。她的丈夫在几个月前给逮捕了，她的儿子如今也藏匿起来。昨天为纳粹秘密警察工作的政治警察来到她的家庭服装店里，下令她关门停业。如今她再也不敢回到她铺子上面的公寓去。她曾听人说过我们是百德街上一个犹太人的朋友……
父亲说：“在我们家里，神的选民是经常受到欢迎的。”
碧茜说：“我们楼上有四张空床，你的问题是要选择哪一张睡！”但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她末后竟加了一句，说：“但是首先你得帮我预备茶具。”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碧茜一向不许别人在厨房中帮她的忙。道理很简单，她说：“我就是这样一个吹毛求疵的老**。”
克莉美夫人立刻跳了起来，开始热心地帮忙搬碟子、拿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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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晚上之后，同样的事又发生了。时间也恰巧在八点前，一个明朗的五月黄昏。侧门又响起一阵细碎的敲门声，这一次是一对年老的夫妇站在门外。
“请进！”
又是同样的情形：来客紧握着行囊不放，举步犹豫，眼中流露着惧怕的目光。他们的邻居被捕了，他们担心明天就会轮到他们。
那天晚上晚祷之后，我们六人面对一个进退维谷的难题。我对我们的三位客人说：“这个地点实在太危险。我们离警察局才不过数百步，可是我又不晓得应建议你们上哪里去？”
看情形我又要再去拜访伟廉了。于是第二天我再度风尘仆仆地动身到喜华森去。我说：“伟廉，贝雅古屋来了三位犹太人，你有办法在乡下给他们找到住的地方吗？”
伟廉把手指按在他的双眼上面。我忽然注意到最近他的胡子几乎都变白了。他说：“现在一个月比一个月困难了。如今就是农场里也感到粮食缺乏的威胁。是的，我还有住址，但必须有粮食配给证的人，他们才收。”
“必须有粮食配给证！但是犹太人根本领不到粮食配给证！”
“我晓得。”伟廉转身望着窗外。这时我才第一次想到他和文婷是如何喂养那些在他们照料下的年老男女。
他又重复地说：“我晓得，而且粮食配给证是不能伪造的。它们的式样常常改变，而且很容易就会被发觉。但是身份证就不同了，我认得好几位印刷商能够伪造。当然，你还需要一个摄影师。”
摄影师？印刷商？伟廉在说什么？“伟廉，如果人们需要粮食配给证，而又不能伪造时，他们怎么办呢？”伟廉缓缓地从窗口转过身来。他似乎忘了我与我的难题。“粮食配给证吗？”他含糊地作了一个手势。“你去偷！”
我愕然地注视着这位荷兰改革教会的牧师：“那么伟廉，你能偷吗？……我的意思是……你有办法去找三张偷来的粮食配给证吗？”
“不行，柯丽，我已经被监视了。你难道不懂吗？我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
他把一只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开始比较温柔地对我说：“即使我能再继续下去一段时期，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好。越少与我联络——越少与任何人联络——越好。”
在归程拥挤而又摇摆不停的火车上，我心中一直思想着伟廉的话：“自己想办法。”那些似乎是专家们所做的事。我该上哪里去想办法偷到粮食配给证呢？我又认识谁呢？
就在那一刹那，一个人的名字浮现在我脑际。
君士达。
君士达是那位以前来贝雅古屋看电表的人。他有一个低能的女儿，如今已经成年了，这个孩子曾参加过我为低能儿举办的聚会达二十年之久。如今君士达在粮食部任职，这岂不就是分发粮食配给证的部门吗？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之后，我就骑着那部破旧的脚踏车，通过砖铺的街道往君士达家中走去。我那部一向为我忠心服务的脚踏车，轮胎终于破烂了，于是我像荷兰其他数以百计的居民一样，驾着格格发声的铁轮胎在街道上走着。每当车轮碰着高低不平的路面，撞及我的臀部时，就令我无法避免地想起自己确实已年及半百了。
君士达是个秃顶，混身带着军人的气概。他出来应门，当我告诉他，我是来跟他谈谈星期天的礼拜事宜时，他眨了眨眼睛，毫无表情地把我请进门去。门关上后，他才说：“柯丽，告诉我你来看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我默默地祷告说：“主啊！如果君士达这个人不可靠，求你在我开口之前，就让我们停止我们的谈话，免得太迟。”)
“首先我得告诉你们，我们家里来了几位不速之客。起先只是一个单身妇人，然后是一对老夫妇，今天下午我回家时，家中又多了另外一对夫妇。”我稍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他们都是犹太人。”
君士达的表情丝毫没有改变。
“我们能够给这些人找到地方住，但他们需要一些东西，粮食配给证。”
君士达眼中开始有了笑意：“所以，我现在知道你来作什么了。”
“君士达，你有办法发派额外的配给证吗？多过你向上面报告的数目？”
“柯丽，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配给证在分发之后，都要按一打以上的方式向上级详细报告。他们每次都会详细检查，查了一次又一次。”
我心中方才升起的希望又熄了下去。但君士达皱了皱眉头。
“除非——”他开口说。
“除非？”
“除非有人抢劫。上月邬特治城的粮食全部遭劫——只是抢劫的人很快都被抓到了。”
他默不作声，过了一会慢慢地说：“如果劫案在正午发生，那时只有登记员与我在里面……如果他们发现我们被绑住，嘴里又塞着……”随即弹指发声：“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做这件事，你记不记得……”
“不要说！”我记起伟廉的警告，立刻说：“不要告诉我那人是谁。也不要告诉我你们怎么做。只要能把配给证弄来便好了。”
君士达默默地望了我一下：“你需要多少张？”
我正要开口说：“五张。”但口中出来的数目字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一百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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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以后，君士达来给我开门时，我真被他的样子吓呆了。他两眼青得透紫，下唇破裂，而且肿了起来。
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的朋友很能假戏真做。”
但他弄到了配给证。桌上那个黄色大信封里共装了一百张配给证，这相当于一百张安全的通行证。君士达已将每张配给证前面的“连续优待券”撕去，只剩下最后一张。每月的最后一天，只要凭这最后一张优待券，就可以向粮食部换取下个月的配给证。这样一来，君士达此后可以公开“合法”地继续每月发给我们一百张配给证了。
我们都认为要我每个月到他家去，势必相当冒险。但如果他能换上他以前那个电表工人的制服来贝雅古屋就安全多了。
贝雅古屋的电表是装在后面楼梯脚下。那天下午我回到家里，就立刻把最低层一级的梯板撬开来，正如彼得当年为匿藏收音机时作的一样，我发现梯板下的空间果然不小。我一面改装这级梯板，一面心想彼得必会为我的新发现引以为荣的。想到狱中那个勇敢且充满自信的孩子，我心里立刻涌起如潮的寂寞感。终于我完成了这个秘窟。我退后一步细细欣赏，心中十分得意。若彼得在此，他一定也不得不承认我这个钟表匠的手与眼确是不同凡响。铰链深藏在修过的木板下面，而两级楼梯间的古老竖板则如前一样地原封不动。我对自己的手工极其满意。
直到七月一日，我们才第一次真正有机会考验我们的新系统。君士达将如往常一样地从铺面进来，衬衫下则藏着那一百张新的配给证。他会在五点卅分时来，碧茜则负责打发掉后门走道上的访客。然而不妙的是正当五点二十五分时，一位警察走了进来。
他身材高大，近橙红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我除了知道他叫罗武外，对他的为人所知甚少。在我们百周年的纪念会上他也曾来过，但当天哈林半数以上的警察都来了。他当然不是冬天早晨经常来走道上喝咖啡的“常客”。
罗武带来一只表，需要洗油，他似乎还有兴趣留下来聊天。我喉头因紧张而发燥，父亲则一边打开表背壳在检验，一边兴致勃勃地与罗武交谈。我们怎么办呢？如今已来不及通知君士达了。五点卅分正，铺门开了，君士达准时进来，身上穿的正是他的蓝色工人装。只是在我看来，他的前胸要比平常至少厚出一寸来。
君士达则神色自若地向父亲、那位警察和我分别点头招呼，然后还蛮有礼貌，只是有点面带无聊表情地说了声：“晚安。”他大步地踏入铺子后面的那扇门里，随手把它关了。我竖起耳朵听他揭起那块梯板，心想罗武必然也听见了。
一会儿，我们后面那扇门又开了。君士达走了出来，脸上依旧那么神色自若。但他没有立刻从侧门悄悄走出去，反而回到前铺，泰然地朝正门走去。
经过我们身旁时，他又说了一声：“晚安。”
“晚安！”
他走出铺门后，一瞬间他即消失了。这一次我们侥幸没有出事，但我们总得设法设计出一种示警的方法，免得以后再冒这样的危险。
自从克莉美夫人来后的那个星期，贝雅古屋真有不少事发生。自从有了粮食配给证之后，我们把克莉美夫人、另外一位老夫妇以及随后而来的好多不速之客都一一安排到别处较安全的地方去了。然而那些被纳粹警察追缉的人群仍是不断地涌来，而他们的需要时常也比获得配给证和安全地区更为复杂。如果一个犹太女人怀了孕，她将到哪里去生产呢？假如一个来避难的犹太人死了，我们又如何埋葬他呢？
伟廉说过的：“你自己想办法”。自从君士达的名字涌现在我脑际起，我突然奇怪地记起了许多人来。哈林市半数以上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在产科医院有我们认识的护士，人事登记室里有我们认识的文书，在城里每一种生意和服务机构中几乎都有我们认识的人在里面工作。
当然我们不晓得这些人的政治观点。然而当我想到这点时，心头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跳动——是的，神晓得！我的任务只是一步步顺从祂的带领，在每一项决定之前，都先祈求祂的指示。我晓得自己不够聪明，不够机智，也不工于心计。如果说贝雅古屋要成为一个供应站和有需要的人会集的地方，那必然是出于一个比我智能高过千万倍的主宰，在背后默默运筹帷幄的缘故。
在君士达假装电表工人来访后没几天的一个晚上，街巷侧门的门铃在宵禁后许久突然响了起来。我匆忙下楼去应门，心想大概又是另一位期期艾艾、面带愁容的难民来了。碧茜和我已经为一位犹太妇人和她的三个孩子铺好了床，他们四位只打算在贝雅古屋住宿一晚。
但令我惊讶的是，在黑暗的街巷中紧靠着墙站着的竟是吉儿。“搬出你的脚踏车。”他带着年少单刀直入的语气发着命令：“穿上件毛衣，我要带你去见几个人。”
“现在？在宵禁以后？”但我晓得问也是多余。吉儿的脚踏车也是没有轮胎的，轮盘用布条缠了起来。他把我的轮盘也缠上烂布条，以减少它的格格之声。很快地我们便在漆黑的哈林街道上踏着脚踏车飞驰起来。车行速度之快即使在大白天也会令我胆战心惊。
吉儿低声说：“把手搭在我肩上，我晓得那条路。”
我们越过漆黑的街道、拱起的桥背，绕过许多看不清的街角。最后越过一条宽阔的运河，我知道我们已经抵达一个高尚的住宅区爱登豪的市郊。
我们骑进一条通车房的小路，两边都是浓荫的大树。令我惊讶的是吉儿一手提着我的脚踏车，另一手提着他自己的脚踏车，竟走上了前门的台阶。一个穿着浆硬围裙、头戴褶裥小帽的女佣前来应门。进门的走廊上则挤满了脚踏车。
然后我看见他了，一眼向我微笑，另一眼望着门口，大肚子向前突出。毕伟！
他把吉儿和我领进客厅，客厅里挤满着一大群穿着入时的男女，一小群一小群地聚在一起喝咖啡。此刻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客厅内那股难以形容的芳香气息上。难道他们在喝真正的咖啡？但这怎么可能呢？
毕伟从旁边小桌上的银壶里也给我倒了一杯，是真正的咖啡！已经有两年了，我们都没有喝过这些浓郁、刺激的荷兰咖啡。他自己也倒了一杯，然后像往常一样，放进五块方糖，好像全荷兰并无粮食管制这回事一样。另一位穿着浆硬围裙、头戴小帽的女佣手中拿着一个托盘，上面堆满了各式精美的糕饼，在客人中间传递着。
我一面狼吞虎咽地吃喝，一面跟着毕伟在客厅中周旋，与他所介绍的几位朋友握握手。那种介绍的方式实在奇特，大家从不提及彼此的名字，只是偶然间会提起一个通讯处，或说到“找史密特夫人”之类的话。在我碰见第四位“史密特”之后，吉儿才笑着告诉我：“这是我们地下工作人员唯一的姓氏。”
所以这就是真正的地下组织！但这些人都从哪里来的呢？我从来也没见过他们当中任何一位。忽然我领悟到原来今夜我所遇见的乃是全国性的地下工作人员。想到这点我就不禁冷汗直流。
从零零碎碎的谈话中，我约略地了解，他们主要的工作，乃是设法与在全欧各地作战的英国及自由荷兰游击队保持联络。他们也设法开通一条秘密交通线，好将那些被德军击落的联军飞行员转送到北海岸。
他们对我帮助哈林市犹太人的工作立即表示同情。当毕伟称我是“本城地下活动的首脑”时，我由脸部一直红到发根。在楼梯底上装一个秘密空间，与犹太人建立一些偶然的友情，这些并不能算是什么地下活动。屋内的其他人显然都是极有才干、经过严格训练出来的专家们。
但他们都很客气地与我打招呼，每次握手时，大家都很热心地低声问我他们能为我做些什么。如伪造身份证、在汽车上装置政府专用的牌照或是伪造签字等等。
在客厅远方的一个角落里，毕伟为我介绍了一位看来弱不禁风的男人。他颚下留着一小束的山羊胡。一开始他就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们的男主人告诉我，你们总部缺少一个密室。这对大家都很危险，包括那些受你帮助的人，你自己和你的同工们。你若同意，我下礼拜就来拜访你……”
许多年过后，我才知道他原来就是欧洲最有名的一位建筑师。但我只知道他叫史密特先生。
正当我和吉儿打算赶回贝雅古屋时，毕伟走过来，一手穿过我的臂弯，对我说：“亲爱的，我有好消息。听说彼得快要开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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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之后，彼得果然出狱了。他瘦了些，人也看来苍白些，但两个月在水泥牢房的生活丝毫没有吓倒他。娜莉、文婷和碧茜用了一个月的糖票，给他烘了一个蛋糕开欢迎会。
不久之后的一天早上，第一位走进我们钟表铺的顾客就是那位瘦弱、留着山羊胡的史密特先生。父亲取下他修理钟表用的眼镜。如果有一件事比认识一个新朋友更令他欢喜的话，那便是发现新朋友与旧朋友间有关联。
父亲热烈地说：“史密特，我也认识好几位史密特先生，他们都住在阿姆斯特丹。你可不可能与他们其中一家有点亲戚关系呢？他们……”
我插嘴说：“爸爸，这就是我以前告诉你的那位先生，他是来视察房子的。”
“哦！原来时房地产稽查员，那么你一定认识古罗豪街上那位开房地产公司的史密特先生，我在想我是否曾经……”
我请父亲不要再寻根究底。“爸爸，他不是房地产稽查员，他也不叫史密特。”
“不叫史密特？”
史密特先生和我都试着向他解释，但父亲始终不了解为什么一个被人称为史密特的人又不姓史密特。当我领史密特先生走进铺后的走廊时，我们还听见父亲在喃喃自语：“我认识一位住在昆宁街的史密特先生。”
史密特对我在楼梯底层装修的那个藏匿配给证的秘密空间表示通过。他对我们所安装的警报系统也尚称满意。那是一块三角形的木牌，上面印有“阿平纳钟表”的广告，我们把木牌放在餐厅的窗口上，只要木牌在窗子上，便表示可以安全进来。
可是当我把餐厅壁橱后面一个暗洞指给他看时，他一劲摇头。这是前人在重新设计古屋时所留下的一个可以容人爬进去的暗洞，多年来我们用它来收藏我们的珠宝、银币和其他值钱的东西。最近不仅那位犹太人的拉比把他的藏书搬了来，许多犹太家庭也把他们的珠宝寄存在贝雅古屋。那个暗洞十分宽敞，必要时可以容一个人藏在里面。可是史密特先生才看了一眼就否决了。
“那是第一个他们会搜查的地方。不过也不必麻烦去搬动了。我们要保存的是人命，不是银币！”
他开始朝那个狭窄而弯曲的楼梯走去，越上越高，显然也愈来愈兴奋。一路上他不时在这座弯曲奇特的楼梯转角上停了下来，用手敲敲那些弯曲的墙壁。尤其当他发现我们这座楼梯是夹建在前后两座高低不等的楼房中间时，更禁不住开声大笑起来。
“真是件不可能的事！太不可能了！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太叫人难测了！彭小姐，如果所有的房子都盖得像你们的一样，那么我真可以减少许多挂虑了。”
最后我们来到楼梯的尽头，进入我的卧房，他立刻高兴地欢呼起来：“就是这里！一个秘密藏身处要盖得尽量的高，这样当他们在楼下搜查时，你们还有机会赶到那个藏身之处”他伸长着头颈，探首窗外，山羊胡随着他的视线四面转移。
“可是……这是我的卧房……”
史密特先生丝毫不予理会。他已着手测量。似乎没费多大的气力，他便把那个沉重、摇摆不定的老衣橱从墙上移开来，又把我的床拖到寝室的中间：“假墙可用筑在这里！”他兴奋地拿出一枝铅笔，在离后墙卅寸的地板上画上一条线，然后站起身来，默默注视。
他说：“我只敢做那么大，但里面需要一张小孩卧床的床垫，呵！是的，这容易办！”
我又试着再度抗议，但史密特先生根本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以后数天，他和他的工人开始经常出入我们的房子。他们从来也不敲门，每个人来时手中都带点东西。有用报纸包着的工具，有用手提箱装来的砖头。当我大胆地建议他们用木板会容易得多时，他大声叫了出来：“木板？木板墙会发出空洞的声音，一下子就查出来了。要筑假墙就得用砖头。”
墙筑起来之后，水泥匠来了，然后是木匠，最后是油漆匠。在他开工之后六天，史密特先生叫父亲、碧茜和我上来看。
我们站在门外张口凝视。到处都是新鲜的油漆味，可是房间里竟看不出有什么是新近油漆过的！四面的墙壁肮脏依旧，到处布满着煤灰的污痕，这是烧煤的哈林老屋最常见的景象。沿着天花板四边的旧木条亦没有被切断过的痕迹，仍像往日一样地裂了开来，油漆也都脱落了，显然这个房间在过去一百五十年来都未被人骚扰过。后面那扇墙上的水渍，即使我自己住在这房间里有半世纪之久，也难以相信那不是原来的水渍，只是整个房间比以前狭了二尺半而已。
沿着这道假墙的则是一排钉在墙上的书架，书架上的木架既陈旧，又松弛而下陷。木板上因年久而凸起的泡痕，其上的水渍正与墙上的毫无分别。书架左下角的尽头，在最底下的一格，有一块活动的嵌板，二尺高、二尺宽，那就是密室的入口。
史密特先生弯下腰来，悄悄把这块嵌板向上拉起。碧茜与我手脚并用，爬进墙后的密室里去。进去之后，我们可以或坐、或站，甚至可以轮流地在那唯一的床垫上躺下来。一个隐秘的通气管，很机巧地穿进后面的直墙，从外面透进空气来。
史密特先生跟在我们后面爬了进来。他说：“放一壶水在这里，每个星期换一次。硬饼干和维他命丸不会坏，但必须全部事先准备好。逃难的人除了随身的衣服外，所有的东西都要收藏在这里。”
我们再度跪下，一个个地爬出密室。接着他吩咐我：“把一切家具挪回原处，像以前一样。”
他用拳头打书架上的那扇墙，说：“纳粹的秘密警察可以搜查一年，也搜不出这间密室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