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五月十日星期日，這一天恰好是荷蘭淪陷的兩周年，春天晴朗的天空與街燈下的花箱中遍開的鮮花都不能反映這城的心情。滿城的德國士兵漫無目的地在街上溜達著，有些似乎尚未從周六晚間狂歡的夜生活中清醒過來，有些又出去找女人了，只有少數在尋找一個崇拜的地方。
佔領區的生活如今愈來愈艱苦，限制也愈來愈多。最令全荷蘭人民痛心的一件事，乃是如今連唱我們自己的國歌也成了違法的事。
這一天，父親、碧茜和我正準備到荷蘭一間改革宗的禮拜堂去，這間教堂座落在佛森，一個離哈林市不遠的小鎮。彼得在這間教會中司琴。他年紀輕輕，卻在比賽中勝過其他四十位比他年長且有經驗的音樂家，而榮獲這份職位。佛森的這架管風琴乃是全國最好的風琴之一。如今開往佛森的火車雖然一次比一次的慢，但我們仍然經常去那間教會。
當我們擠進教堂里一排排坐滿了人的座位時，彼得已經消失在那間高高的風琴樓廂里面，開始彈琴了。在德軍佔領之下唯一的一件好事，就是使得每個禮拜堂都告客滿。
唱詩和禱告過後，便是牧師的講道，我覺得今天的講道內容很不錯，但願彼得也肯注意听。他一向認為牧師的講道只是為著講給像他母親和我這種年高的老古董听的。那年的春天，我正年屆五十。對彼得而言，達到這樣的年紀之後，人的一生也就快結束了。我總是一再勸勉彼得，要他記住死亡可能臨到任何一種年紀的人——尤其在我們當時所過的那種日子之下，但他總是俏皮地回答說，像他那麼好的一個音樂家，老天必然不容他夭折。
聚會結束的禱告完畢之後，整個禮拜堂的人忽然像觸電似地坐正了起來。並無任何的預告，彼得竟高奏起國歌來！
八十二歲高齡的父親是第一個站起來的人。隨即全體會眾都站了起來。在我們身後有人開始高聲唱出國歌的歌詞。不久有一人加入，又有另一人。最後大家都放大嗓門，齊聲高唱，唱那支被禁的荷蘭國歌。在齊聲高唱中，我們唱出我們的團結之心、我們的希望，更唱出我們對女皇及荷蘭的愛。在這個戰敗的周年紀念日里，我們竟有片刻的時間覺得自己是個得勝者。
散會後，我們在教堂的側門等著彼得，等了很久他才出來。教堂中許多人要擁抱他，要與他握手，要拍他的背。顯然彼得對他剛才所演出的那一幕亦萬分得意！
如今那興奮的一刻過去了，我像素常一樣，開始對彼得生氣。納粹黨的秘密警察必會听見這件事，也許他們已經听見了︰他們到處都由耳目。我想到娜莉，她正留在家中為我們預備禮拜天的午餐。我也想到彼得的弟妹，更想到腓立——假如他因此失去校長的職位，那將如何是好？彼得為什麼冒這樣大的危險？不是為了誰的生命，只是為了表現一種態度，一種毫無意義的反抗態度。
然而在娜莉家里，彼得仍是個英雄。他家中每個人都逐一要求我們重述在禮拜堂中所發生的事，在座唯一與我有同感的，乃是寄居在娜莉家的兩位猶太女人。其中一位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奧國女子，是偉廉送到娜莉家來躲藏的。腓立一家給她起名叫嘉琳，偽稱她是家中的女佣，然而娜莉卻私下告訴我，她連自己的床也要別人替她摺疊。也許她不知怎樣鋪床疊被，因為她來自奧國一個有錢的貴族家庭。
另一個女孩乃是一個年輕金發藍眼的荷蘭猶太人。荷蘭的地下工作人員給她偽造了一張天衣無縫的身份證，而安娜的外貌又極不像納粹心目中那些典型的猶太人，因此她可以自由出入，上街買東西，並且在學校中幫忙。她自稱是娜莉一家的朋友，丈夫在德機轟炸鹿特丹時給炸死了。嘉琳和安娜都與我一樣，絲毫不了解彼得為何會做出這種事來引得執政當局的注意。
整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心里焦急異常。每次門前有汽車聲就令我心情緊張。如今在荷蘭只剩下警察、德國人和國家社會黨的偽政府人員才有汽車可乘。但直到我們啟程回貝雅古屋時，都一直沒有什麼事發生。
我仍繼續擔心了兩天，最後我認為或者並無人去告密，要不然就是納粹的秘密警察還有更要緊的事要辦，因此也就放下心來。到了星期三的早晨，當父親與我正在開啟工作台的鎖頭時，彼得的妹妹霍琪沖進鋪子里來︰
“公公！柯麗姨媽！他們把彼得帶走了！”
“誰？在什麼地方？”
但她也不曉得，直到三天以後，我們才曉得彼得被關在阿姆斯特丹的聯邦監獄。
* * * *
那是晚上七點五十五分，正是八點新的宵禁時間前幾分鐘。這時彼得已經入獄兩個星期。父親、碧茜和我正圍著飯桌閑坐著。父親在調換他口袋里的鐘表，碧茜在做針黹，我們家那只黑色混血的大波斯貓則心滿意足地卷曲在碧茜的衣裙上。突然街巷的側門傳來一陣拍門聲，我朝飯廳窗外的鏡子望了一眼。在春日黃昏的微光下正站著一位婦人，手中提著一只小皮箱，身上穿著季節極不相稱的毛皮外衣，手上戴著手套，臉上蒙著一層厚厚的面紗。
我跑下樓把門打開，她問︰“我可以進來嗎？”聲音因懼怕而顯得尖銳。
我退後一步說︰“當然可以。”她回頭望望巷口，才移步進入門後小小的通道。
“我叫克莉美，我是猶太人。”
“你好嗎？”我伸手替她拿皮箱，但她緊抓著不放。“請到樓上坐。”
當我們走進餐廳時，父親和碧茜站了起來。“克莉美太太，這是我的父親和姐姐。”
碧茜立刻說︰“我正打算泡一壺茶，你來得正好，我們一同喝茶。”
父親從餐桌下拉出一張椅子，請克莉美夫人坐下。她手中仍緊緊地抓住那個小皮箱。這壺“茶”是用磨碎了的舊茶葉泡成的，曾用過好幾次了，如今充其量不過只是給開水著點色而已，但克莉美夫人感激地喝著。她開始述說她自己的故事。她的丈夫在幾個月前給逮捕了，她的兒子如今也藏匿起來。昨天為納粹秘密警察工作的政治警察來到她的家庭服裝店里，下令她關門停業。如今她再也不敢回到她鋪子上面的公寓去。她曾听人說過我們是百德街上一個猶太人的朋友……
父親說︰“在我們家里，神的選民是經常受到歡迎的。”
碧茜說︰“我們樓上有四張空床，你的問題是要選擇哪一張睡！”但令我大為驚訝的是她末後竟加了一句，說︰“但是首先你得幫我預備茶具。”
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碧茜一向不許別人在廚房中幫她的忙。道理很簡單，她說︰“我就是這樣一個吹毛求疵的老**。”
克莉美夫人立刻跳了起來，開始熱心地幫忙搬碟子、拿杯子。
* * * *
兩個晚上之後，同樣的事又發生了。時間也恰巧在八點前，一個明朗的五月黃昏。側門又響起一陣細碎的敲門聲，這一次是一對年老的夫婦站在門外。
“請進！”
又是同樣的情形︰來客緊握著行囊不放，舉步猶豫，眼中流露著懼怕的目光。他們的鄰居被捕了，他們擔心明天就會輪到他們。
那天晚上晚禱之後，我們六人面對一個進退維谷的難題。我對我們的三位客人說︰“這個地點實在太危險。我們離警察局才不過數百步，可是我又不曉得應建議你們上哪里去？”
看情形我又要再去拜訪偉廉了。于是第二天我再度風塵僕僕地動身到喜華森去。我說︰“偉廉，貝雅古屋來了三位猶太人，你有辦法在鄉下給他們找到住的地方嗎？”
偉廉把手指按在他的雙眼上面。我忽然注意到最近他的胡子幾乎都變白了。他說︰“現在一個月比一個月困難了。如今就是農場里也感到糧食缺乏的威脅。是的，我還有住址，但必須有糧食配給證的人，他們才收。”
“必須有糧食配給證！但是猶太人根本領不到糧食配給證！”
“我曉得。”偉廉轉身望著窗外。這時我才第一次想到他和文婷是如何喂養那些在他們照料下的年老男女。
他又重復地說︰“我曉得，而且糧食配給證是不能偽造的。它們的式樣常常改變，而且很容易就會被發覺。但是身份證就不同了，我認得好幾位印刷商能夠偽造。當然，你還需要一個攝影師。”
攝影師？印刷商？偉廉在說什麼？“偉廉，如果人們需要糧食配給證，而又不能偽造時，他們怎麼辦呢？”偉廉緩緩地從窗口轉過身來。他似乎忘了我與我的難題。“糧食配給證嗎？”他含糊地作了一個手勢。“你去偷！”
我愕然地注視著這位荷蘭改革教會的牧師︰“那麼偉廉，你能偷嗎？……我的意思是……你有辦法去找三張偷來的糧食配給證嗎？”
“不行，柯麗，我已經被監視了。你難道不懂嗎？我現在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
他把一只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開始比較溫柔地對我說︰“即使我能再繼續下去一段時期，你還是自己想辦法好。越少與我聯絡——越少與任何人聯絡——越好。”
在歸程擁擠而又搖擺不停的火車上，我心中一直思想著偉廉的話︰“自己想辦法。”那些似乎是專家們所做的事。我該上哪里去想辦法偷到糧食配給證呢？我又認識誰呢？
就在那一剎那，一個人的名字浮現在我腦際。
君士達。
君士達是那位以前來貝雅古屋看電表的人。他有一個低能的女兒，如今已經成年了，這個孩子曾參加過我為低能兒舉辦的聚會達二十年之久。如今君士達在糧食部任職，這豈不就是分發糧食配給證的部門嗎？
那天晚上，吃過晚飯之後，我就騎著那部破舊的腳踏車，通過磚鋪的街道往君士達家中走去。我那部一向為我忠心服務的腳踏車，輪胎終于破爛了，于是我像荷蘭其他數以百計的居民一樣，駕著格格發聲的鐵輪胎在街道上走著。每當車輪踫著高低不平的路面，撞及我的臀部時，就令我無法避免地想起自己確實已年及半百了。
君士達是個禿頂，混身帶著軍人的氣概。他出來應門，當我告訴他，我是來跟他談談星期天的禮拜事宜時，他眨了眨眼楮，毫無表情地把我請進門去。門關上後，他才說︰“柯麗，告訴我你來看我的真正目的是什麼？”
(我默默地禱告說︰“主啊！如果君士達這個人不可靠，求你在我開口之前，就讓我們停止我們的談話，免得太遲。”)
“首先我得告訴你們，我們家里來了幾位不速之客。起先只是一個單身婦人，然後是一對老夫婦，今天下午我回家時，家中又多了另外一對夫婦。”我稍停了一下，又接著說︰“他們都是猶太人。”
君士達的表情絲毫沒有改變。
“我們能夠給這些人找到地方住，但他們需要一些東西，糧食配給證。”
君士達眼中開始有了笑意︰“所以，我現在知道你來作什麼了。”
“君士達，你有辦法發派額外的配給證嗎？多過你向上面報告的數目？”
“柯麗，這是不可能的。這些配給證在分發之後，都要按一打以上的方式向上級詳細報告。他們每次都會詳細檢查，查了一次又一次。”
我心中方才升起的希望又熄了下去。但君士達皺了皺眉頭。
“除非——”他開口說。
“除非？”
“除非有人搶劫。上月鄔特治城的糧食全部遭劫——只是搶劫的人很快都被抓到了。”
他默不作聲，過了一會慢慢地說︰“如果劫案在正午發生，那時只有登記員與我在里面……如果他們發現我們被綁住，嘴里又塞著……”隨即彈指發聲︰“我知道有一個人肯做這件事，你記不記得……”
“不要說！”我記起偉廉的警告，立刻說︰“不要告訴我那人是誰。也不要告訴我你們怎麼做。只要能把配給證弄來便好了。”
君士達默默地望了我一下︰“你需要多少張？”
我正要開口說︰“五張。”但口中出來的數目字連我自己也嚇了一跳︰“一百張。”
* * * *
一個星期以後，君士達來給我開門時，我真被他的樣子嚇呆了。他兩眼青得透紫，下唇破裂，而且腫了起來。
他只簡單地說了一句︰“我的朋友很能假戲真做。”
但他弄到了配給證。桌上那個黃色大信封里共裝了一百張配給證，這相當于一百張安全的通行證。君士達已將每張配給證前面的“連續優待券”撕去，只剩下最後一張。每月的最後一天，只要憑這最後一張優待券，就可以向糧食部換取下個月的配給證。這樣一來，君士達此後可以公開“合法”地繼續每月發給我們一百張配給證了。
我們都認為要我每個月到他家去，勢必相當冒險。但如果他能換上他以前那個電表工人的制服來貝雅古屋就安全多了。
貝雅古屋的電表是裝在後面樓梯腳下。那天下午我回到家里，就立刻把最低層一級的梯板撬開來，正如彼得當年為匿藏收音機時作的一樣，我發現梯板下的空間果然不小。我一面改裝這級梯板，一面心想彼得必會為我的新發現引以為榮的。想到獄中那個勇敢且充滿自信的孩子，我心里立刻涌起如潮的寂寞感。終于我完成了這個秘窟。我退後一步細細欣賞，心中十分得意。若彼得在此，他一定也不得不承認我這個鐘表匠的手與眼確是不同凡響。鉸鏈深藏在修過的木板下面，而兩級樓梯間的古老豎板則如前一樣地原封不動。我對自己的手工極其滿意。
直到七月一日，我們才第一次真正有機會考驗我們的新系統。君士達將如往常一樣地從鋪面進來，襯衫下則藏著那一百張新的配給證。他會在五點卅分時來，碧茜則負責打發掉後門走道上的訪客。然而不妙的是正當五點二十五分時，一位警察走了進來。
他身材高大，近橙紅色的頭發剪得很短。我除了知道他叫羅武外，對他的為人所知甚少。在我們百周年的紀念會上他也曾來過，但當天哈林半數以上的警察都來了。他當然不是冬天早晨經常來走道上喝咖啡的“常客”。
羅武帶來一只表，需要洗油，他似乎還有興趣留下來聊天。我喉頭因緊張而發燥，父親則一邊打開表背殼在檢驗，一邊興致勃勃地與羅武交談。我們怎麼辦呢？如今已來不及通知君士達了。五點卅分正，鋪門開了，君士達準時進來，身上穿的正是他的藍色工人裝。只是在我看來，他的前胸要比平常至少厚出一寸來。
君士達則神色自若地向父親、那位警察和我分別點頭招呼，然後還蠻有禮貌，只是有點面帶無聊表情地說了聲︰“晚安。”他大步地踏入鋪子後面的那扇門里，隨手把它關了。我豎起耳朵听他揭起那塊梯板，心想羅武必然也听見了。
一會兒，我們後面那扇門又開了。君士達走了出來，臉上依舊那麼神色自若。但他沒有立刻從側門悄悄走出去，反而回到前鋪，泰然地朝正門走去。
經過我們身旁時，他又說了一聲︰“晚安。”
“晚安！”
他走出鋪門後，一瞬間他即消失了。這一次我們僥幸沒有出事，但我們總得設法設計出一種示警的方法，免得以後再冒這樣的危險。
自從克莉美夫人來後的那個星期，貝雅古屋真有不少事發生。自從有了糧食配給證之後，我們把克莉美夫人、另外一位老夫婦以及隨後而來的好多不速之客都一一安排到別處較安全的地方去了。然而那些被納粹警察追緝的人群仍是不斷地涌來，而他們的需要時常也比獲得配給證和安全地區更為復雜。如果一個猶太女人懷了孕，她將到哪里去生產呢？假如一個來避難的猶太人死了，我們又如何埋葬他呢？
偉廉說過的︰“你自己想辦法”。自從君士達的名字涌現在我腦際起，我突然奇怪地記起了許多人來。哈林市半數以上的人都是我們的朋友。在產科醫院有我們認識的護士，人事登記室里有我們認識的文書，在城里每一種生意和服務機構中幾乎都有我們認識的人在里面工作。
當然我們不曉得這些人的政治觀點。然而當我想到這點時，心頭突然起了一陣奇異的跳動——是的，神曉得！我的任務只是一步步順從 的帶領，在每一項決定之前，都先祈求 的指示。我曉得自己不夠聰明，不夠機智，也不工于心計。如果說貝雅古屋要成為一個供應站和有需要的人會集的地方，那必然是出于一個比我智能高過千萬倍的主宰，在背後默默運籌帷幄的緣故。
在君士達假裝電表工人來訪後沒幾天的一個晚上，街巷側門的門鈴在宵禁後許久突然響了起來。我匆忙下樓去應門，心想大概又是另一位期期艾艾、面帶愁容的難民來了。碧茜和我已經為一位猶太婦人和她的三個孩子鋪好了床，他們四位只打算在貝雅古屋住宿一晚。
但令我驚訝的是，在黑暗的街巷中緊靠著牆站著的竟是吉兒。“搬出你的腳踏車。”他帶著年少單刀直入的語氣發著命令︰“穿上件毛衣，我要帶你去見幾個人。”
“現在？在宵禁以後？”但我曉得問也是多余。吉兒的腳踏車也是沒有輪胎的，輪盤用布條纏了起來。他把我的輪盤也纏上爛布條，以減少它的格格之聲。很快地我們便在漆黑的哈林街道上踏著腳踏車飛馳起來。車行速度之快即使在大白天也會令我膽戰心驚。
吉兒低聲說︰“把手搭在我肩上，我曉得那條路。”
我們越過漆黑的街道、拱起的橋背，繞過許多看不清的街角。最後越過一條寬闊的運河，我知道我們已經抵達一個高尚的住宅區愛登豪的市郊。
我們騎進一條通車房的小路，兩邊都是濃蔭的大樹。令我驚訝的是吉兒一手提著我的腳踏車，另一手提著他自己的腳踏車，竟走上了前門的台階。一個穿著漿硬圍裙、頭戴褶襉小帽的女佣前來應門。進門的走廊上則擠滿了腳踏車。
然後我看見他了，一眼向我微笑，另一眼望著門口，大肚子向前突出。畢偉！
他把吉兒和我領進客廳，客廳里擠滿著一大群穿著入時的男女，一小群一小群地聚在一起喝咖啡。此刻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客廳內那股難以形容的芳香氣息上。難道他們在喝真正的咖啡？但這怎麼可能呢？
畢偉從旁邊小桌上的銀壺里也給我倒了一杯，是真正的咖啡！已經有兩年了，我們都沒有喝過這些濃郁、刺激的荷蘭咖啡。他自己也倒了一杯，然後像往常一樣，放進五塊方糖，好像全荷蘭並無糧食管制這回事一樣。另一位穿著漿硬圍裙、頭戴小帽的女佣手中拿著一個托盤，上面堆滿了各式精美的糕餅，在客人中間傳遞著。
我一面狼吞虎咽地吃喝，一面跟著畢偉在客廳中周旋，與他所介紹的幾位朋友握握手。那種介紹的方式實在奇特，大家從不提及彼此的名字，只是偶然間會提起一個通訊處，或說到“找史密特夫人”之類的話。在我踫見第四位“史密特”之後，吉兒才笑著告訴我︰“這是我們地下工作人員唯一的姓氏。”
所以這就是真正的地下組織！但這些人都從哪里來的呢？我從來也沒見過他們當中任何一位。忽然我領悟到原來今夜我所遇見的乃是全國性的地下工作人員。想到這點我就不禁冷汗直流。
從零零碎碎的談話中，我約略地了解，他們主要的工作，乃是設法與在全歐各地作戰的英國及自由荷蘭游擊隊保持聯絡。他們也設法開通一條秘密交通線，好將那些被德軍擊落的聯軍飛行員轉送到北海岸。
他們對我幫助哈林市猶太人的工作立即表示同情。當畢偉稱我是“本城地下活動的首腦”時，我由臉部一直紅到發根。在樓梯底上裝一個秘密空間，與猶太人建立一些偶然的友情，這些並不能算是什麼地下活動。屋內的其他人顯然都是極有才干、經過嚴格訓練出來的專家們。
但他們都很客氣地與我打招呼，每次握手時，大家都很熱心地低聲問我他們能為我做些什麼。如偽造身份證、在汽車上裝置政府專用的牌照或是偽造簽字等等。
在客廳遠方的一個角落里，畢偉為我介紹了一位看來弱不禁風的男人。他顎下留著一小束的山羊胡。一開始他就一本正經地對我說︰“我們的男主人告訴我，你們總部缺少一個密室。這對大家都很危險，包括那些受你幫助的人，你自己和你的同工們。你若同意，我下禮拜就來拜訪你……”
許多年過後，我才知道他原來就是歐洲最有名的一位建築師。但我只知道他叫史密特先生。
正當我和吉兒打算趕回貝雅古屋時，畢偉走過來，一手穿過我的臂彎，對我說︰“親愛的，我有好消息。听說彼得快要開釋了……”
* * * *
三天之後，彼得果然出獄了。他瘦了些，人也看來蒼白些，但兩個月在水泥牢房的生活絲毫沒有嚇倒他。娜莉、文婷和碧茜用了一個月的糖票，給他烘了一個蛋糕開歡迎會。
不久之後的一天早上，第一位走進我們鐘表鋪的顧客就是那位瘦弱、留著山羊胡的史密特先生。父親取下他修理鐘表用的眼鏡。如果有一件事比認識一個新朋友更令他歡喜的話，那便是發現新朋友與舊朋友間有關聯。
父親熱烈地說︰“史密特，我也認識好幾位史密特先生，他們都住在阿姆斯特丹。你可不可能與他們其中一家有點親戚關系呢？他們……”
我插嘴說︰“爸爸，這就是我以前告訴你的那位先生，他是來視察房子的。”
“哦！原來時房地產稽查員，那麼你一定認識古羅豪街上那位開房地產公司的史密特先生，我在想我是否曾經……”
我請父親不要再尋根究底。“爸爸，他不是房地產稽查員，他也不叫史密特。”
“不叫史密特？”
史密特先生和我都試著向他解釋，但父親始終不了解為什麼一個被人稱為史密特的人又不姓史密特。當我領史密特先生走進鋪後的走廊時，我們還听見父親在喃喃自語︰“我認識一位住在昆寧街的史密特先生。”
史密特對我在樓梯底層裝修的那個藏匿配給證的秘密空間表示通過。他對我們所安裝的警報系統也尚稱滿意。那是一塊三角形的木牌，上面印有“阿平納鐘表”的廣告，我們把木牌放在餐廳的窗口上，只要木牌在窗子上，便表示可以安全進來。
可是當我把餐廳壁櫥後面一個暗洞指給他看時，他一勁搖頭。這是前人在重新設計古屋時所留下的一個可以容人爬進去的暗洞，多年來我們用它來收藏我們的珠寶、銀幣和其他值錢的東西。最近不僅那位猶太人的拉比把他的藏書搬了來，許多猶太家庭也把他們的珠寶寄存在貝雅古屋。那個暗洞十分寬敞，必要時可以容一個人藏在里面。可是史密特先生才看了一眼就否決了。
“那是第一個他們會搜查的地方。不過也不必麻煩去搬動了。我們要保存的是人命，不是銀幣！”
他開始朝那個狹窄而彎曲的樓梯走去，越上越高，顯然也愈來愈興奮。一路上他不時在這座彎曲奇特的樓梯轉角上停了下來，用手敲敲那些彎曲的牆壁。尤其當他發現我們這座樓梯是夾建在前後兩座高低不等的樓房中間時，更禁不住開聲大笑起來。
“真是件不可能的事！太不可能了！簡直令人難以相信，太叫人難測了！彭小姐，如果所有的房子都蓋得像你們的一樣，那麼我真可以減少許多掛慮了。”
最後我們來到樓梯的盡頭，進入我的臥房，他立刻高興地歡呼起來︰“就是這里！一個秘密藏身處要蓋得盡量的高，這樣當他們在樓下搜查時，你們還有機會趕到那個藏身之處”他伸長著頭頸，探首窗外，山羊胡隨著他的視線四面轉移。
“可是……這是我的臥房……”
史密特先生絲毫不予理會。他已著手測量。似乎沒費多大的氣力，他便把那個沉重、搖擺不定的老衣櫥從牆上移開來，又把我的床拖到寢室的中間︰“假牆可用築在這里！”他興奮地拿出一枝鉛筆，在離後牆卅寸的地板上畫上一條線，然後站起身來，默默注視。
他說︰“我只敢做那麼大，但里面需要一張小孩臥床的床墊，呵！是的，這容易辦！”
我又試著再度抗議，但史密特先生根本已經忘記了我的存在。以後數天，他和他的工人開始經常出入我們的房子。他們從來也不敲門，每個人來時手中都帶點東西。有用報紙包著的工具，有用手提箱裝來的磚頭。當我大膽地建議他們用木板會容易得多時，他大聲叫了出來︰“木板？木板牆會發出空洞的聲音，一下子就查出來了。要築假牆就得用磚頭。”
牆築起來之後，水泥匠來了，然後是木匠，最後是油漆匠。在他開工之後六天，史密特先生叫父親、碧茜和我上來看。
我們站在門外張口凝視。到處都是新鮮的油漆味，可是房間里竟看不出有什麼是新近油漆過的！四面的牆壁骯髒依舊，到處布滿著煤灰的污痕，這是燒煤的哈林老屋最常見的景象。沿著天花板四邊的舊木條亦沒有被切斷過的痕跡，仍像往日一樣地裂了開來，油漆也都脫落了，顯然這個房間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來都未被人騷擾過。後面那扇牆上的水漬，即使我自己住在這房間里有半世紀之久，也難以相信那不是原來的水漬，只是整個房間比以前狹了二尺半而已。
沿著這道假牆的則是一排釘在牆上的書架，書架上的木架既陳舊，又松弛而下陷。木板上因年久而凸起的泡痕，其上的水漬正與牆上的毫無分別。書架左下角的盡頭，在最底下的一格，有一塊活動的嵌板，二尺高、二尺寬，那就是密室的入口。
史密特先生彎下腰來，悄悄把這塊嵌板向上拉起。碧茜與我手腳並用，爬進牆後的密室里去。進去之後，我們可以或坐、或站，甚至可以輪流地在那唯一的床墊上躺下來。一個隱秘的通氣管，很機巧地穿進後面的直牆，從外面透進空氣來。
史密特先生跟在我們後面爬了進來。他說︰“放一壺水在這里，每個星期換一次。硬餅干和維他命丸不會壞，但必須全部事先準備好。逃難的人除了隨身的衣服外，所有的東西都要收藏在這里。”
我們再度跪下，一個個地爬出密室。接著他吩咐我︰“把一切家具挪回原處，像以前一樣。”
他用拳頭打書架上的那扇牆，說︰“納粹的秘密警察可以搜查一年，也搜不出這間密室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