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晚間愉快，但日間的生活則愈來愈緊張。我們的工作簡直太大了︰我們的人數太多；情報網又太廣。已有一年半的時間，我們這種雙重的生活算是僥幸瞞過敵人的耳目。外表上我們還是一個老鐘表匠與他兩個沒出嫁的女兒，同住在他小小鐘表鋪的樓上。可是事實上貝雅古屋已經成為一個地下活動的中心。我們的活動甚至已遍及荷蘭最遠的角落。每天有幾十個人從古屋中進進出出，攜帶情報，傳遞消息。遲早我們總要出紕漏的。
最叫我擔心的是用膳的時間。每次用膳時，都有這麼多的人，以致我們不得不把椅子斜擺在餐桌旁。我們家的貓倒喜歡這樣的布置。游西給它起了個希伯來的名字“瑪赫•沙拉•哈施巴斯”，意思是︰“快爭食，勤捕鼠”，這真是名符其實。由于每張椅子靠得那麼近，哈施巴斯甚至可以沿著每個人的肩膀繞圈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且不時咪嗚低吟。
人多得叫我擔心。餐廳離小巷只有五級台階高。任何一個身材高大的人走過都能從窗外望進來。于是我們在窗口掛上一幅白色的窗簾，這樣光線可以透進來，但室外的人卻看不見屋內的情形。只有等到晚上，當那厚厚的隔光簾子被拉下來後，我才能寬心一點。
有一天吃中飯的時候，透過那薄薄的窗簾布，我仿佛看見一個人影站在外面巷子里。一分鐘以後，我再看，人影仍在那里。除非有人對貝雅古屋里面的情形感到好奇，不然，實在沒有理由一直站在那里的。我站起身來，稍微揭開窗簾的一角。
原來竟是娜莉家的老嘉琳！她呆呆地站在數尺之外，似乎給某種異常可怕的情緒嚇得不能動彈。
我飛步下樓，打開側門，把她拉了進來。八月的白天很熱，但這位老婦人的手卻是冰冷的。“嘉琳！你在這兒干嘛？你為什麼呆站在那里？”
她啜泣說︰“她瘋了！你的姊姊瘋了！”
“娜莉？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她說︰“他們來了！秘密警察！我不曉得他們知道什麼？或者有誰告訴了他們什麼？你姊姊和安娜坐在客廳里。我听見她的！”她又哭了。“我听見的！”
我尖叫了起來︰“听見什麼？”
“听見她對他們說的！他們指著安娜問娜莉︰‘這是個猶太人嗎？’你的姊姊說︰‘是的’。”
我覺得膝頭發軟。哦！安娜！那個金發、美麗的少女安娜！她有天衣無縫的證件，她信任我們！哦！娜莉！娜莉！你要嚴守誠實的原則，如今卻弄成何等的地步！我又問︰“後來呢？”
“我不知道，我從後門逃了出來，她瘋了！”
我把嘉琳留在餐廳，把腳踏車推到樓下。一顛一顛地盡快駛往一里半路外的娜莉家去。今天華見道的天空不再比別處寬闊了。在波士安荷文街的街角，我把腳踏車靠著一根電燈柱停了下來，大大地喘著氣，心好像要從口中跳了出來。然後我盡量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沿著人行道朝娜莉家的方向走去。除了一部車子停在屋前的街邊外，一切都顯得十分正常。我走過那部車，繼續往前行，那片白窗簾的後面寂靜無聲，屋子里的一切似乎都與它左右的鄰舍完全無異。
當我走到街角時，我再轉過身來。就在那一刻，屋門開了。首先是娜莉走出來，跟在她後面的是一個穿著咖啡色西裝的男人。一分鐘後，第二個男人出現了，半拉半扶著安娜。安娜面白如紙，在她走到那部車子之前，有兩次我都以為她會暈倒過去。他們上了車，車門踫的一聲關上了。引擎聲響起，車子很快地駛開了去。
我踏著單車轉回貝雅古屋，一路上強忍著焦急的眼淚。很快我們便打听出，娜莉被解到街角的警察局里，拘留在後面一間囚房里。但安娜則被送到阿姆斯特丹城中的一家老猶太戲院中去了，從那里大批的猶太人要轉到德國及波蘭的集中營去被毀滅。
那位駝背、憔悴的監獄清潔女工——美芝，如今成了我們與娜莉之間的聯絡員。過去我們對她說要回報我們的話一笑置之，如今則全靠她，我們才能與娜莉保持聯絡。美芝說，娜莉心情很好，時常用她甜蜜的女高音唱著聖詩和歌曲。
她出賣了一位朋友還怎能歡喜歌唱呢？每天早晨美芝將碧茜烘的面包帶給娜莉。娜莉要那件在口袋上有繡花的藍色毛線衣，碧茜也設法請美芝帶去給她。
美芝傳來娜莉的消息，是特別給我的︰“厄運不會臨到安娜身上。神不容許他們把她送到德國去。 不會因為我順從 命令的緣故反叫安娜受苦！”
娜莉被捕後的第六天，電話鈴響了，是畢偉的聲音。“親愛的，我在想你能不能親自把那表送來？”
他是說有一個消息不便在電話中談。于是我立刻騎著單車到愛登豪去。為了安全起見，我在身上帶了一只男表。
畢偉等我進了客廳，關上門才說︰“昨夜在阿姆斯特丹，有人偷進了一個猶太戲院，救了四十個猶太人出來，其中有一位年輕女孩堅持要讓娜莉知道︰‘安娜自由了！’。”
他用一只斜眼望著我說︰“你懂得這話的意思嗎？”
我一味點頭，心里激動地說不出話來。娜莉怎麼曉得呢？她怎能那麼有把握？
* * * *
在哈林獄中拘留十天以後，娜莉被解到阿姆斯特丹的聯邦監獄。
畢偉說，那里負責監獄醫院的德國醫生是個仁慈的人，偶然也會安排一個機會，以健康為理由釋放囚犯。我立刻動身到阿姆斯特丹去見他，當我等在他屋內的通道上時，心里一直在想，我能說什麼呢？我怎樣才能打動他的慈心呢？
通道上有三只黑色棕斑的大狗，不時過來聞聞我的手腳。我想起我們在腳踏車燈中曾高聲朗誦過的一本書，書名叫“如何交友並影響別人”。作者卡納基曾提出一種交友的技巧，就是先找出對方的嗜好。我在想，養狗的嗜好如何……
終于一個女僕出來，領我進入一間小小的客廳。我用德語對沙發上這位頭發灰白的醫生說︰“醫生，你真聰明。”
“聰明？”
“是的，你記得把狗帶來。這樣當你與家人分開時，它們就成了最佳良伴。”
醫生的臉立刻發亮。“那麼，你也喜歡狗？”
我唯一知道的狗是傅利斯以前的那兩只老虎狗。“我最喜歡老虎狗，你喜歡老虎狗嗎？”
醫生熱烈地說︰“人們都不曉得，其實老虎狗是很有感情的。”
約有十分鐘的時間，我們只談著狗。我搜索枯腸，盡量找出我以前所听過和讀過有關狗的資料。突然醫生站了起來︰“我敢斷定你不是為了談狗而來的，你有什麼事嗎？”
我正視著他的眼楮。“我有一個姊姊被關在阿姆斯特丹的監獄里。我在想，是否……她身體不好。”
醫生笑了笑︰“原來你對狗毫無興趣。”
我也笑著回答說︰“但我現在有興趣了，只是我對我姊姊更有興趣。”
“她叫什麼名字？”
“娜莉•華登。”
醫生出去了一下，回來時手中拿著一本褐色的筆記本。“是的，她是新來的囚犯，告訴我關于她的事。她為什麼入獄？”
我冒險告訴他，娜莉是因為藏匿一個猶太人而被捕的。我又告訴他，她是六個孩子的母親，如果無人在家照顧他們，這可能要負累國家(只是我沒告訴他，她最小的孩子如今都已經十七歲了。)
“唔！我會試試看。”隨即走到客廳門口，示意要我告辭。
在回哈林的火車上，我心中甚覺欣慰。這也是我自娜莉被捕以來，心情最好的一刻。但等了一天又一天，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兩個星期都過去了，仍然沒有進一步的消息。于是我再回到阿姆斯特丹。我對醫生說︰“我是來看你那幾頭狗的。”
但他顯然不欣賞我的幽默。只是一本正經地說︰“不用再來找我了。我知道你的興趣不在狗，你要給我時間。”
因此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耐心等候。
* * * *
九月里一個晴朗的中午，我們十七個人擠在餐桌旁。突然坐在我對面的尼斯面色發白。他是我們的工作人員之一，是來報告老嘉琳已經安抵阿克瑪城北的一個農場。
尼斯以正常的口氣低聲說︰
“不要回頭，有人從窗簾頂上朝我們看。”
在窗簾頂上！那絕不可能。除非是個十尺高的巨人。立刻桌上鴉雀無聲。
尼斯說︰“他站在樓頂上，正在洗窗子。”
碧茜說︰“我沒有叫人來洗窗子。”
不管他是誰，我們決不能呆坐在這里，好像做了壞事一樣的一聲不響！游西靈機一動，立刻開聲唱︰“祝你生日快樂！”我們大家也隨即醒悟過來，跟著一同高聲唱著︰“祝你生日快樂！親愛的公公……”歌聲還蕩漾在貝雅古屋中時，我已走出側門，站在梯旁，抬頭望著那個手提吊桶和拿著海綿的工人。
“你在這里干嘛？我們不要你洗窗子。特別是在開慶生會的時候！”
那人從褲子後面的口袋里拿出一張小紙頭，仔細地看了一遍說︰“這不是裘弼家嗎？”
“他們住在對街。可是不管了，你上來與我們一同慶祝吧！”那人搖搖頭，謝謝我們的盛意，說他還有工作要做。我看著他走過百德街，拿著他的梯子到裘弼家的糖果店去了。
當我回到餐廳時，大家七口八舌地問︰“我們剛才那一招還可以嗎？你想他是來偵查我們的嗎？”
我沒有回答，因為我不知道。
* * * *
最叫人難受的是被蒙在鼓里。其中一件乃是我不能預測自己的反應。當遇見真正的審問時，我的表現將如何呢？這點最使我擔心。當我白天清醒時，我對自己很有把握。但如果敵人是在晚上來到呢？……尼斯、韓克和凌德一直在訓練我，他們會突然在夜間沖進我的寢室，把我搖醒，連珠炮地向我發問。
當這樣的事第一次發生時，我還以為突襲真的來了。有人在用力拍我的門，然後電筒光照著我的眼楮。“起來！站著！”我看不見那個對我說話的人。
“你們把九個猶太人藏在哪里？”
“現在我們只有六個猶太人了。”
室內肅靜無聲。有人打開寢室內的燈，燈光下我看見羅武雙手抱著頭，不住地說︰“唉！糟透了！糟透了！怎麼會那麼糟糕！”
韓克站在他的後面，說︰“現在想想看，納粹的秘密警察正要用詭計套你的話。你的回答應該是︰‘什麼猶太人，我們這里沒有猶太人！’。”
“我可以再試試嗎？”
羅武說︰“現在不行，你已經醒了。”
幾晚之後，他們又來了。“你所藏匿的猶太人都從哪里來的？”
我搖搖晃晃地坐了起來。“我不曉得，他們來拍門，我便招呼他們進來了。”
羅武氣得把帽子丟在地下，大聲說︰“不，不，不。‘什麼猶太人？我們這里沒有猶太人！’難道這一點你也學不會嗎？”
我回答說︰“我會好好學的，下次會做得好一點。”
果然，下次我比較清醒了。約有半打的影子擠在我的寢室里。一個命令的口音說︰“你們的糧食配給證都藏在什麼地方？”
當然是在最低一層樓梯的下面，但我不會上他們的圈套。我想出一個機巧的答案︰“在樓梯牆上的掛鐘里面。”
吉兒在我床上靠著我坐下來，用一只手臂抱著我說︰“柯麗姨媽，你進步了。這次你肯嘗試。但要記住——除了公公、碧茜姨媽和你三位之外，你沒有別的糧食配給證。這里沒有地下工作的活動，你不曉得他們在說什麼……”
一再地演習之後，我漸漸有進步。但是當真正的突襲來到時，當那位受過嚴格訓練、懂得如何套人說話的真正納粹警察來審問我時，我的表現又將是怎樣的呢？
* * * *
偉廉的地下工作使他常常要到哈林來。如今他的臉上經常雜著失望與焦慮的表情。德軍已經兩次到他的養老院去了。雖然那些仍舊在養老院中的猶太人多數都給他瞞過德軍的偵察，可是還是有一位瞎眼患病的老婦人給德軍帶了去。
偉廉一再地說︰“九十一歲了！根本都走不動了，他們還是要把她抬上車。”
到現在為止，由于他是牧師，德軍對他還算客氣。只是他說，他已受到監視，而且比以前更加嚴密。為了使他能有一個正當的理由到哈林來，他每個星期三早晨在貝雅古屋主持一個早禱會。
然而偉廉每做一件事都是十分認真——特別是禱告——于是很快便有好些哈林的居民前來參加這個早禱會。這已是德軍入侵的第四個年頭，許多人心中覺得空虛，渴望能有一些令他們相信的東西。前來參加聚會的人多數是不懂得貝雅古屋的雙重身份的。這一方面為我們帶來新的危險，因為當他們走上那狹窄的樓梯時，難免會遇見我們的工作人員和其他各地回來傳遞情報的人員。但在另一方面，我們認為這可能對我們的地下活動也有好處，至少有那麼多進進出出的人顯然都是不知情的。至少，我們這樣希望。
一晚宵禁以後，我們圍坐在餐桌旁吃晚飯。三位我們彭家的人，七位“長期住客”與另外兩位我們正在設法安置的猶太人。突然前面鋪子的門鈴響了。
收市以後還會有顧客來嗎？他怎麼那麼大膽，敢在宵禁之後還站在百德街上？我從口袋中取出鑰匙，匆匆下樓到通道上去，開了工作室的門鎖，又在黑暗中摸索到前面鋪子里去。到了前門時，我靜听了一會。
我高聲問︰“誰？”
“你還記得我嗎？”
是個男人，說的又是德文。于是我也用德文問︰“誰呀？”
“是個老朋友，來拜訪你們。快開門！”
我摸到鎖，謹慎地把門打開。是一個穿制服的德國士兵。在我還未來得及按門後的電鈕前，他已推門進來。他把帽子脫下去。在十月夜的微光下，我認出他就是四年前被父親辭退了的那個年輕德國鐘表匠。
我叫了起來︰“歐圖！”
他立刻糾正我說︰“稱我奧舒勒上校。彭小姐，我們現在的地位稍微倒轉過來了，是不是？”
我瞄了一眼他制服上的徽章。他不是上校，而且官階差得還很遠。但我沒有說什麼。他向鋪子四圍不斷地打量著。
“還是同樣局促的小地方。”說著伸手要打開牆上的燈，但被我伸手按住了。
“不！鋪子里沒有隔光的窗簾……”
“那麼，讓我們到樓上去談談往事。那個老鐘表匠還在嗎？”
“你是說基士嗎？他去冬燃料不夠時凍死了。”
歐圖聳聳肩。“算他好運！那個虔誠的讀經老人呢？”
我慢步移到櫃台旁，那兒有另一只警鈴。“父親很好，謝謝你。”
“那麼，你不邀我到樓上去拜候他嗎？”
他為什麼那麼熱心要上樓呢？這個惡棍是來耀武揚威的呢？還是有什麼地方引起他的疑心？我的手指終于摸到那只電鈕。
“什麼聲音？”歐圖懷疑地轉過身來，向四周視察著。
“你說什麼？”
“那個聲音，我听見一陣嗡嗡的聲音。”
“我沒听見什麼。”
但歐圖已經轉身走過工作室。
我大聲叫道︰“等一等！讓我把前門鎖好，我再跟你一同上去！——我要看看他們要多久才能認出你來。”
我盡可能在門上拖延時間︰無疑的，他已起了疑心。然後我隨著他通過後門，進入通道。餐廳內和樓上一點聲音都沒有。我快步越過他上樓敲門。
我用一種開玩笑的聲音大聲說︰“父親！碧茜！我讓你們猜三次——唔！不——猜六次，是誰來了。”
“沒有什麼好猜的！”歐圖一步上前，越過我身旁，把門推開了。
父親與碧茜從餐桌上抬起頭來，桌上正擺著三個餐位。我那沒吃完的餐碟還在旁邊。一切都做得那麼完善，即使連我自己剛才還看見十二個人在這里的吃飯的，如今也不得不相信家里就只有一個純謹的老人與他兩個女兒一同在吃晚餐而已。那個“阿平納表”的記號也放在窗台上︰他們記得每一個細節。
不經邀請，歐圖自己就拉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洋洋得意地說︰“哈哈！事情的發生不正如我以前所說的嗎？”
父親安靜地回答說︰“似乎是這樣。”
我說︰“碧茜，給奧舒勒上校倒杯茶吧！”
歐圖在碧茜給他倒的那杯茶上啜了一口，隨即望著我們大家說︰“你們從什麼地方弄來真正的茶葉？荷蘭沒有人有茶。”
我多笨！這茶是從畢偉那里來的。
我說︰“如果你一定要曉得，它是從一個德國軍官那里來的。但你不要再尋根究底了。”我裝著與佔領軍的一個軍官有特別交情的樣子。
歐圖逗留了約有十五分鐘左右。最後他大概覺得已向我們炫耀夠了他那得勝者的姿態，這才漫步走回空寂的街上。
再過了半個小時之後，我們才敢給那九個擠得酸軟麻痹的人發出安全的信號。
* * * *
十月第二個星期的一個早上，我們正忙著處理地下工作的許多難題，樓上通道上的秘密電話鈴響了。我急忙跑下去拿起听筒。全家只有父親、碧茜或我可以接電話。
電話筒中傳來這樣的聲音︰“喂！你可以來接我回家嗎？”
那是娜莉！
“娜莉！什麼時候——怎樣——你在什麼地方？”
“在阿姆斯特丹的火車站！只是我沒有錢買火車票。”
“留在那里！呵！娜莉，我們就來！”
我騎車趕到波士安荷文街，接了腓立和當時恰好在家的孩子們匆匆再趕到哈林火車站去。當火車還未進阿姆斯特丹火車站之前，我們已經看見娜莉——她那件顏色鮮艷的藍毛線衣在又黑又大的火車站上宛若一片蔚藍的天空。
獄中七個星期的生活，除了使她臉色變得十分蒼白外，娜莉仍是像過去一樣的活潑光彩。她說，一位監獄醫生宣布她有十分嚴重的低血壓癥，可能致使她一生殘廢不能工作，這一來她六個孩子很可能就將成為社會的負擔。當她述說這事時，臉上同時起了不明所以的皺紋。
* * * *
一九四三年的聖誕節近了。唯一能點綴這個節日的不過是地上薄薄的雪。似乎每一家都有人被關在監獄里，或在勞動營中，要不就是正在東躲西藏。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們好像才第一次注意聖誕節真正的宗教意義。
在貝雅古屋，我們不僅慶祝聖誕節，也慶祝猶太人的“燭光節”。碧茜在餐廳壁櫥後面，別人所寄存的貴重物品中找到一個燭光節的燈台，把它放在鋼琴上面。每晚我們加點一枝蠟燭，游西則為我們誦讀馬喀比的故事。(譯者注︰馬喀比是紀元前二世紀猶太愛國者之一族，曾起來抵抗敘利亞王國的**並統治巴勒斯坦直至紀元前三十七年止。)然後我們大家合唱那悲淒的曠野之歌。在那幾個晚上，我們大家都變得十分猶太化了。
大約是“燭光節”開始的第五夜，當我們正圍坐在鋼琴旁時，側巷的門鈴響了。開門後，我發現是隔壁眼楮匠的妻子貝奇士師母站在雪地上。貝師母稟性溫和、身材豐盈，與她丈夫多慮、清瘦的體型恰成反比。然而今夜她那豐滿的面頰因焦慮而扭曲了起來。
她低聲對我說︰“你可以請你們家的猶太人唱低聲一點嗎？我們隔著幾道牆都可以听見你們——何況，在這條街上住有各式各樣的人呢……”
回到貞甦姨**房間，我們驚恐地討論這項消息。如果貝奇士一家曉得我們的事，那麼在哈林市還有多少人也曉得呢？
不多久我們就發現，另一個也曉得這件事的人就是警長本人。正月一個陰沉的上午，天似乎又要開始下雪了。杜絲突然闖進地下工作的“總部”——貞甦姨**後房，手里拿著一封信，信上蓋著哈林警署的印記。
我把信封撕開來。里面有一張警察局長專用的信箋，上面有手寫的短信。我默默地看完，再高聲讀出來︰
“本日下午三時請來警長辦公室。”
我們花了二十分鐘的時間，試行分析這封短信。有人認為那不是拘捕前的預告。警察為何要給你一個逃走的機會呢？但是，為了安全起見，我們還是應該準備應付突襲檢查和逮捕入獄為上策。工作人員一個個依次地溜了出去。住客把字紙簍一一清理，又將縫紉用的碎布收拾干淨，以便能在急忙時逃進密室躲藏。我則搜索了所有足以定我們罪的文件，拿到餐廳里久已空置的煤炭壁爐中焚毀。那頭貓似乎也意識到室內緊張的空氣，悶悶不樂地躲到桌子地下去了。
然後我洗了個澡。這也許要等好幾個月以後才能再洗澡了。我又按娜莉和別人的經驗，檢好一個行囊，準備入獄時使用。里面是一本聖經，一枝鉛筆，一束針線，一塊肥皂——如果那東西可以也可稱為肥皂的話——一枝牙刷和一把梳子。我穿上最暖的衣服，在里面套上好幾層內衣褲和兩件毛線衣。三點前我與父親和碧茜緊緊地擁別，走出門外，踏著灰黑色半溶的雪，往史美德街走去。
值班的警察是個老相識。他看看信，又看看我，臉上流露著好奇的表情，說︰“這邊走。”
最後他在寫著“局長”的門上敲了敲門。坐在辦公桌後面的是位中年男子，紅色與灰色交雜的頭發向前梳著，大概是要遮掩頭上光禿的部分。一座收音機扭開了。警長伸手向前，扭轉收音機上的開關，他不是把音量轉低，而是把它轉高了。
接著他說︰“彭女士，歡迎你來！”
“局長，您好。”
局長站起來把門掩好，說︰“請坐，你知道我曉得你的一切，包括你的工作。”
“你是說修理鐘表嗎？也許你對我父親的手藝會更欣賞呢！”
局長微笑著。“不，我是指你‘其他的’工作。”
“呀！那麼你是指我為低能兒所做的工作吧！對了，讓我告訴你那些工作的情形——”
局長壓低了他的聲音︰“不，彭女士，我也不是指你為低能兒童所作的工作。我是指你另外的工作。我要你曉得我們這里有些人也對你的工作甚表同情。”
如今局長笑得更爽朗了，我也只得暫且報之以微笑。他繼續說︰“現在，彭女士，我有一個請求。”
他在辦公室的桌邊坐了下來，雙眼注視著我。然後把聲音放低到只有我們能听見的程度。他說他也是為地下工作機構服務的，可是警署中有一個警員，把情報全部泄漏給納粹的秘密警察。“現在我們對這個人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把他殺掉！”
一股冷流沁透過我的背脊。
局長繼續耳語說︰“我們還有什麼辦法？我們不能逮捕他——在這里除了德國人控制下的監獄外，沒有別的監獄。可是我們若任憑他活動下去，許多人都要死亡。彭女士，這就是為何我在想，不知在你的工作單位中是否有人可以——”
“去殺掉他？”
“是的。”
我向後靠著。這是否是一個詭計，要誘我承認確實有地下工作這回事？又要引誘我列舉姓名呢？
看見警長眼中閃爍著不耐煩的表情，我終于這樣說︰“局長，我一向以為我的任務是拯救性命，而不是毀滅生命。然而我也了解你這種進退兩難的處境。我有一個建議。你禱告嗎？”
“在這種日子里，我們大家不都要時常禱告嗎？”
“那麼讓我們做一個禱告，懇求神感動這人的心，叫他不要繼續出賣自己的同胞。”
室內靜默了好一會。然後局長點點頭︰“我很願意這樣做。”
于是，就在市警局的中心，當收音機正在大聲報告德軍最近進展的消息時，我們一同禱告。懇求神叫這個荷蘭人看出他自己在神眼中的價值，也看出地上每一個人在神眼中的價值。
禱告完，局長站起來，與我握握手。“彭女士，謝謝你，我至誠地感謝你，如今我曉得請求你做這事是不對的。”
我手里仍緊緊地握著準備入獄的小行囊，沿著走廊走出了警察局，拐一個彎，又回到貝雅古屋。
在樓上，人們擠在我身旁，想知道事情的詳細經過。但我沒有把一切的經過都說出來。因為我不要父親和碧茜曉得局長曾要求我們殺人，這會帶給他們一種不必要的負擔。
* * * *
與警察局長意外會面的那回事，對我們應該算是一種鼓勵。顯然我們在政府的高級官員中還有朋友。但事實上這件事對我們卻有相反的影響，這再次證明我們的秘密已經不是秘密。全哈林市的人似乎都知道我們的底細。
我們曉得我們應該停止這項工作，但怎麼可能呢？有誰會繼續負責這種數百姓命之所系的供應線和情報網呢？不錯，許多時候我們得放棄一個秘密的收容站，但是當我們不再作這件事之後，有誰能接替我們把這些收容站轉移到別處去呢？沒有別的辦法，我們只好繼續干下去。但是我們曉得悲劇的來臨已經離我們不遠了。
事實上，悲劇最先臨到卓浦，我們那個十七歲的學徒，為了安全之故他父母請求讓他住在貝雅古屋的。
一九四四年正月底的一天下午，天色已晚，羅武悄悄地溜進我的工作室。他向卓浦望了一眼，我點點頭。卓浦早已對這房子里的一切都參與一份子。
“今天在伊蒂的一個地下工作站會遭遇突襲。你有誰可以通知他們嗎？”
但我沒有。天這麼晚了，已經沒有一個信差或護送人員留在貝雅古屋。
卓浦說︰“我去。”
我打算開口抗議，說他毫無經驗，而且很可能在路上被攔截，解到工廠作工。但我又想到在伊蒂那些工作人員無人警告他們，而我們樓上有整櫥的女孩子圍巾和衣服……
羅武說︰“孩子，那麼快點，你必須馬上去。”他將詳細的情形告訴卓浦，隨即匆匆離去。不久以後，卓浦又出現了。他打扮成一個十分美麗的黑發女孩，穿著長大衣，頭上圍著頭巾，手上戴著毛皮的暖手筒。但這個孩子是否有何預感呢？在門口，他出我不意時，轉過身來吻我一下才離去。
卓浦應該在七點宵禁以前回來的，但過了七點還沒有他的蹤影。也許他有事耽誤了，要到明天早上才回來。
第二天早上很早果然來了一個人，但他不是卓浦。當羅武踏進門口時，我已看出他的步伐因壞消息而變得十分沉重。
“是卓浦，對嗎？”
“是的。”
“事情怎麼發生的？”
原來是羅武從值夜班的警察那兒得來的消息。當卓浦抵達伊蒂那間房屋時，納粹的秘密警察已先他而到。卓浦按鈴，門開了，秘密警察假裝是屋主，邀他進去。
羅武說︰“柯麗，讓我們面對現實。秘密警察會從卓浦口中套出一切的情報。如今他們已把他解到阿姆斯特丹去。他能有多久閉口不說出來的呢？”
于是我們再次考慮停止地下工作。可是我們又再一次發現沒有這種可能。
那夜，當屋子里其他的人都上床以後，父親、碧茜和我一起禱告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曉得盡管危險一天天的增加，然而我們除了繼續干下去外，沒有別的辦法。這是個惡勢力掌權的時候，我們不能逃避。也許當人作了最大的努力而失敗後，神的權能才能自由地開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