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在一个女狱卒后面——稍微靠右，以免踩在那片神圣不可侵犯的地席上——这条走廊是我以前没有走过的。向右转，走下几级台阶，再向右转……这座监狱真是迷离曲折。终于我们踏出一个细小的座院。天下着微雨。这是五月下旬一个阴寒的早上：坐牢三个月之后，我终于第一次被提出审讯了。
院子的三面围着的都是窗上设有铁栏杆的高大建筑，第四面则是一面高墙，墙前是一排小屋——原来这儿就是那个声名狼藉的审讯地方。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而困难起来，因我联想起在希特勒生日那夜，我所帮助传递过的种种恐怖消息。
“主耶稣！祢也曾被提审过。求祢指示我该怎么做。”
接着我看见一件东西。不论是谁在使用第四幢的小屋，他总有点特别，因他在小屋前栽种了一排郁金香。如今它们已凋谢了，只剩下花茎和枯黄的叶子。然而……“亲爱的主，求祢把我分到第四幢的小屋里去！”
女狱卒停下步来，把那缚在她制服肩上的长披肩解了下来，戴在头上避雨，然后踏上铺了碎石的小道上，砾砾而行。我们经过第一间小屋，第二间小屋，第三间小屋，最后在那座有小花圃的小屋前停了下来，伸手敲门。
“是的，女士！”一个男人的声音。
女狱卒把门推开，举起手臂行了一个典型的希特勒致敬礼，然后迈步离去。那人腰间的皮袋里挂着一枝手枪，身上穿着的是一套有肩章的制服。他把帽子脱下，我注视着那张温文有礼的面孔——他原来就是那位曾到狱中看我的军官。
他说：“我是蓝斯中尉。”随即走到门边把房门关上。“你在发抖，让我把火挑旺些。”
他从一个小煤斗里取出一些煤，把室内那只大肚的煤炉盛满了，一切举止完全像一个典型好心的德国主人在招呼客人的态度。但这一切是否都是一个奸巧的陷阱呢？这种温文有礼的态度——也许他觉得对渴慕温情的犯人采用温和的手法要比施刑更易套取情报呢？“主啊！不要让我这种容易受骗的个性危害了别人的生命！”
那位军官说：“我希望今年春天不会再有多少个像今天这么冷的日子了。”他拉出一条椅子，让我坐下。
我怀着敌意坐了下来。经过三个月，再坐上一张有靠背的椅子，两只手臂竟又可放在靠手上，不期然地心中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煤炉里的火很快就把这间小室暖了过来。我不自禁地松弛下来。我有点胆怯地试行谈及那些郁金香。“它们长得那么高，花必然开得很美。”
“呵！是的，它们开得真美！”他似乎十分得意。“我从来没有种过这么好的郁金香。在家里我们经常都喜欢种荷兰来的郁金香。”
我们继续谈了一阵花卉，然后他说：“彭女士，我很想帮助你，但你必须对我坦白。我也许有能帮助你的地方，但首先你必须对我无所隐讳。”
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这一切友善的态度、好心的关怀，就一直令人半信半疑。如今终于真相大白！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套取情报而作的。可是，用软功又何妨？这原是他们的职责。然而我呢？我也有自己的任务。
有一小时的时间，他不断讯问我。采用各种各样的心理战术，要从我口中套取情报，但这一切诡计都是我们那组地下工作队的年轻人教我学会应付了的。我自觉好像是一个匆匆准备应付一次困难的考试的学生，上了考场才知所有的考题不过都是出自最基本的教材。我很快就发现，原来他们相信贝雅古屋是主谋袭击荷兰各地粮食配给机构的总部。在我良心中的一切非法活动里，这可能也是我所知最少的一点。我除了按月接收并分派偷来的粮食配给证外，对这类活动的真正详情完全不知。我的无知显然渐渐地表露出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蓝斯中尉终于停止摘录我所给的那些愚昧的回答。
“彭女士，关于你其他的活动，你有什么愿意告诉我的吗？”
“其他的活动？你是想要知道我为低能儿童及成人所设的崇拜聚会吗？”我随即执着一心地开始述说，我向低能儿童及成人传福音所作的工作。
蓝斯中尉一再皱着眉头。终于他吼了起来：“那简直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如果你要感化人信教，那么一个正常人不是要比全世界的蠢材加起来还更有价值吗？”
我望着那对精明、蓝灰色的眼睛，心想，不管有没有郁金香的花圃，他终究是个不折不扣的国家社会党党员，他有他们典型的见解。然后，连我自己也不能相信，我竟大胆地对他说：“蓝斯中尉，我可以对你说句实话吗？”
“彭女士，这次的审讯就是基于这种假定，我就希望你对我说实话。”
我咽了一口口水，说：“先生，说实在话，神的看法常常与我们的有别。其间的差别那么大，许多时候我们想都想不到。幸好祂赐下一本书，从那本圣书中祂指示我们这些事。”
我知道向一位纳粹军官说这些话简直是疯了。但他没有说什么。于是我继续下去：“我从圣经中晓得，神看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力气和头脑，乃是因为祂创造了我们。谁知道在祂的眼中，一个低能儿可能会比一个钟表匠，或者——一位陆军中尉更有价值呢！”
蓝斯中尉突然站了起来。“今天够了！”他快步走到门口：“卫兵！”
我听见碎石子路上的脚步声。
“把犯人带回囚房！”
跟着女狱卒走过冰凉的长廊时，我晓得我犯了一次严重的错误。我话说得太多了。假如他曾对我的案子有何兴趣或真有意帮忙的话，如今我已把这个机会毁掉了。
然而第二天早上，蓝斯中尉自己前来开了囚门，提我出去审问。显然他不晓得囚犯们不能踏那椰席的例规。他示意叫我沿着通道的正中，走在他前面。沿途我尽量避免与狱卒们的视线相接触。我好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狗，被人发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样。
这一天，院子里阳光普照，他说：“今天我们留在室外谈谈。你的脸色苍白，晒不够阳光。”
我满心感激地跟着他走到这个小院子尽头的一角，那儿空气既宁静又温暖。我们背靠着墙站着。蓝斯中尉说：“昨夜我睡不着，心里一直在想你讲的那本书，你从当中读到那么多不同的观念。那书中还说了些什么？”
我合上眼睑，阳光在我脸上闪烁着。我慢慢开口说：“书中还说，光已经来到世界，因此我们可以不必再在黑暗中行走。蓝斯中尉，在你生命中有黑暗的地方吗？”
长长的缄默。
终于他说：“是的，我里面有着极大的黑暗。我受不了在这儿所做的工作。”
忽然他开始告诉我关于他在德国柏莱敏城的妻子和孩子们，又告诉我他们的花园，他们的狗，以及他们夏天长途远足度假的经历。“上星期柏莱敏再次被炸。每天早晨我问自己，他们都还活着吗？”
“蓝斯中尉，有一个人会时常看顾他们的。圣经中所说的光，就是耶稣，那光能在你那样漆黑的光景中依然照耀出来。”他的头骨与额角在阳光下反射着。当他再开口时，声音低沉，我几乎听不清楚。“你又怎能晓得像我里面的那种黑暗呢……”
审问又继续了两天。他终于放弃伪装审问我有关的地下工作的活动，而似乎特别喜欢听我述说我孩提时候的往事。妈妈、父亲和三位姨妈——他总是要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有关他们的故事。当他听到父亲就死在这间舒城的监狱时，显得十分激怒，因有关我的文件中并未提及这事。
这些文件至少解答了一个问题：我被单独囚禁的理由。“囚犯的病情对同房其他犯人有传染的危险。”
我看着蓝斯中尉手指所按着的这句话，联想到那些北风怒吼下的漫漫长夜，面色阴沉的狱卒们，那些禁止说话的例规。“但是，如果那不是一种刑罚，他们为什么那么恼我？为什么不许我说话？”
蓝斯中尉用手抹平他面前的纸张，说：“彭女士，监狱也与其他机构一样，有一定的办事法则——”
“但现在我不再有传染性了！已经好几个星期了，我一直有进步。而我姊姊离我那么近！蓝斯中尉，我巴不得能见一见碧茜！只要准我与她说几分钟的话！”
他从办公桌上抬头望着我，我看出他眼中痛苦的表情。“彭女士，在你眼中，我可能像是个有权柄的人。我穿制服，对我手下的人我也有一定的权威。但你这位从哈林来的女士呵！我自己也圈住在监牢里，那个监牢比这间舒城监狱更牢固。”
那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审讯。我们来到小屋里，要在调查表上签字。他将这几次以来所收集的手抄资料收集好，带了出去，留下我一人在室内。我对这位至诚寻求真理的人颇有依依不舍的感觉。最令他难以接受的是基督徒要受苦。“如今你怎么还能相信这个神呢？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神，竟让那位老人死在舒城监狱里？”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站在火炉旁伸手烤火。我也不明白父亲为何要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许多的事我都不了解。
但忽然我想起父亲对难题的态度。“有些知识太重……你担当不了……你的天父会替你担当，直到你能胜任为止。”是的！我会告诉蓝斯中尉，我童年时在火车上的那段轶事——他一直就喜欢听有关父亲的故事。
可是等他回到房间来时，有一个从女狱来的狱卒跟着他。他说：“姓彭的囚犯已经完成审讯了，带她回囚房。”
那位年轻女孩立正致敬。正当我要踏出房门时，蓝斯中尉倾前身说：“在F号走廊时慢慢走。”
慢慢走？那是什么意思？那位狱卒在两旁都是铁门的通道中走得那么快，我得加快脚步才赶得上她。在我前面，一位作工的囚犯正把一个牢门打开了。我尽可能远远地跟在狱卒后面。我的心猛烈地跳着，那必然是碧茜的囚房——我知道！
我来到囚房门口，碧茜的背向着走廊。我只能看见她那头棕栗色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到脑后。囚室内另一个妇人以好奇的目光向走廊望过来。碧茜的头仍旧低着，在看她膝盖上的一件东西。但我看到了碧茜在舒城监狱里所布置的家。
真令人难以置信，也违反一切的逻辑，这间囚室竟显得十分可爱。我尽可能慢步移动。在那刹那之间，我的眼睛只能看到里面的几件东西。那些草织的垫子并没有堆在一起，而是各自卷起，靠着墙竖立着，好像一根根的小柱子，每柱子上都放着一顶女帽。一条女头巾也沿着墙挂着。几个食物包裹在一个小架上，摆得井井有条。我能想像碧茜在说：“那个红色饼干罐应放在正中！”即连在钩子上挂大衣的方式，也是别有它独特的风格。每一个袖子叠在另一件大衣的肩上，宛如一排正在跳舞的孩童——
“快点！走快点！”
我跳了一步，急急跟在那狱卒的后面。那只是匆匆一瞥，最多也不过两秒钟，但当我继续走完舒城监狱的走廊时，就似乎有碧茜欢愉的精神一直在陪伴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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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早上我都听见开门与关门的声音，如今钥匙在我的门外嘎嘎地响了起来。一位极年轻的女狱卒，穿着一身崭新的制服跳了进来。
她尖声叫着：“囚犯起立致敬！”她眼睛睁得好大，而且不停地眨着。这个女孩显然对某件事或某个人怕得要命。
接着一个影子塞住了进门处，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异常高大的女人踏进囚房来。古典美的身材，面孔与高度都宛如女神——不如说是一尊大理石的女神雕像。她的眼中没有丝毫的表情。
她用德语对那狱卒说：“唔！原来这里也没有床单！到星期五分给她两条床单，其中一张每隔两个星期换一次。”
然后那对冰冷的眼睛就在我全身上下打量着，正如她看我那张小床时的表情一样。“这个囚犯洗过几次澡？”
女狱卒舔舔舌尖。“约一礼拜一次。”
一礼拜一次！每个月一次才比较接近事实！
“以后每礼拜给她两次！”
床单！经常淋浴！难道狱中的待遇要从此好转了吗？这位新来的女狱长向前踏进两步。无需踩在小床上，她便可触及上面的灯泡。嘶的一声，我那红色玻璃纸做的灯罩就给撕了下来。她指着一盒苏打饼干，这是从娜莉第二次寄来的食物包裹中来的。
“狱中不许有盒子！”那个瘦小的狱卒用荷语喊着，声调中充满了怒意，好像这是狱中老早就有的定规。
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只好把饼干全倒在小床上。那个女狱长没有出声，但察言观色，我也看出她的意思，于是默默地把一瓶维他命丸和一小包薄荷糖也倒在小床上。
以前那个女狱长，时常用她沙哑的声音不住地吆喝斥骂，但这个新的女狱长则以一种令人心寒的静默驾驭一切。她又以手示意，叫那个女狱卒探手到睡褥底下去摸索。我的心几乎跳出喉咙。我还有几本剩下的宝贵福音书藏在那里。狱卒跪下来，伸手在褥下摸索。不知是因为她过于紧张，而没有仔细摸下去，或是另有一种更神秘的解释，她站起来时，手中并没有东西。
于是她们走了。
我麻木地凝视着床上乱七八糟的食物。想到当这个妇人到达碧茜的囚房时，一定会把里面的陈设打回原形，重新使它恢复成四壁萧条，只剩一张监狱小床的景色。我感到一股冷风吹进舒城监狱，充满了清除、整顿与杀戮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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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下旬的一天下午，这个高长笔直的妇人打开我的囚门，让蓝斯中尉进来。看见他我几乎失声向他热烈地打起招呼来，但他庄严的脸色，使我又把到了喉头的声音吞了回去。
他只简单地说：“到我办公室来，公证人来了。”
我们好像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一样。我愚蠢地问：“公证人？”
“为了读你父亲的遗嘱。”他作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显然这件小事搅扰了他已够忙碌的一天。“按照法律——宣读遗嘱时，家人必须在场。”
说完，他已经踏出囚房，朝走廊上走去。我笨拙地跑着，要赶上我旁边那个缄默妇人的步伐。法律？什么法律？打从几时起德国的占领政府关心起荷兰的法律手续来了？家人。家人必须在场……不，不要那么奢望！
到了院子的门口，女狱长回转身，依然身躯笔直，毫无表情地回到走廊上去。我跟在蓝斯中尉的身后，走入初夏午后耀眼的天空底下。他把第四幢小屋的门打开，让我进去。我的眼睛还未能适应里面的阴暗时，伟廉已经把我拉到他的怀里。
“柯丽！柯丽！我的小妹妹！”已有五十年他没有这样叫过我了。
如今娜莉的手臂也围过来，她的另一只手臂则紧抱着碧茜，好像借着她紧抱的力量就能把我们永远连在一起似的。碧茜！娜莉！伟廉！我不晓得该先叫谁的名字。文婷也在房间里——还有腓立。另外房中还站着另一个男人。等我最后抬头看他时，我认出他是哈林市的公证人。以前我们曾请他来过钟表铺，商谈一些法律上的事。我们彼此分开约有一个手臂的距离，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最后不约而同地发问起来。
碧茜很瘦，而且面色苍白。但最令我惊讶的是伟廉的样子。他面部凹陷，脸色焦黄，而且显然时感痛苦。文婷告诉我，自从出狱以后，他就这个样子。当他还在舒城监狱时，挤在囚室里的八个人中，有两个就是死于黄疸病的。
伟廉！我受不了看他病得那个样子。我挽着他的手臂，贴近他站着，好叫我不必抬头看他，只是喜欢听他说话时，那个低沉起伏的声音。伟廉似乎不知道自己有病：他所关心的乃是吉儿。这个英俊的金发儿子在一个月前被捕了。当时他护送一位美国伞兵到北海岸去。他们相信他是给送上了最近开往德国的一辆囚犯火车。
至于父亲，他们晓得多一点关于他最后几天的事。他显然病倒在自己的囚室中，然后被车载到海牙的市立医院去。可是那儿没有床位，父亲就死在走廊上。由于找不到关于他的记录，又无法查询他的底细，医院当局便把这个无人认领的老人葬在义冢里。家人相信他们已鉴定了哪一座坟墓是他的。
我向蓝斯中尉瞥了一眼。我们谈话时，他背对着我们站着，两眼注视着那个没有生火的冷火炉。我迅速地打开娜莉与我初次拥抱时，塞进我手里的一个小包裹，那正是我跳着的心所告诉我的：一本圣经，一本袖珍型的全本圣经，藏在一个小袋子里，有一根绳子联住了，可以挂在颈项上，正如我们以前挂着的身份证一样。我迅速把它套过我的头，把那只小袋子拉到背上，藏在上衣底下。我甚至找不出话向她致谢：昨天在排队淋浴时，我将自己剩下的最后一本福音书也送了出去。
伟廉低声对碧茜说：“我们不晓得一切的详情，只晓得几天以后，看守贝雅古屋的士兵撤退了，换由警察看守。”他相信是第四天，哈林警局的局长设法派罗武和另一位我们自己的人去接班。他们发觉所有的犹太人都安全无恙，只是手脚麻痹，而且饿得发慌，后来他们都给送到新的地方去躲藏了。
我低声问：“现在呢？他们现在都好吗？”
伟廉低头用深陷的眼光望着我。他向来就不善于隐藏叫人难过的消息。“柯丽，他们都好——除了玛莉以外。”他说，那位年老的余玛莉有一天在市区的街道上走，结果被抓去了。她打算到哪里去？为何在大白天这样暴露自己？，没有人晓得。
“时间到了。”蓝斯中尉停止注视火炉，向公证人点点头。“可以开始进行宣读遗嘱。”
遗嘱很短，是个非正式的文件：贝雅古屋留给碧茜和我居住，没有时间的限制。不过，假如有一天这座房子或钟表铺要出卖的话，他晓得我们会想起他对我们弟兄姊妹一向一视同仁的心；末了，他以喜乐的心把我们交托在神的眷佑之下。
读完遗嘱，大家默默无声。忽然我们都同时低下头来。伟廉开声祷告说：“主耶稣，我们为这一刻在这位好心人的保护下，能同聚一起而称颂祢。我们怎能向他致谢呢？我们无能为力做任何事。主啊！容许我们与他分享我们从父亲那里承受下来的祝福，把他和他的家人也带到祢时常的眷佑当中。”
外面，一个狱卒的脚步声开始在碎石路上响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