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哈林市，汽车沿着海岸向南驶去。在我们的右边是一堆堆隆起的沙丘，沙丘顶上出现许多士兵半面的侧影。我们显然不是被解往阿姆斯特丹去。
车行进两小时，我们终于抵达海牙市。汽车在一座崭新的行政公署前停了下来。人们窃窃私语，这就是全荷兰纳粹警察的总部。车中除了毕伟似乎站不起来以外，我们大家都奉命整步，进入一间大房子里。在那儿又是登记姓名、住址、职业等等，依循前例再来一次。令我震惊的是在房内一排高高的柜上竟也出现了魏灵士和甘田。当哈林解来的犯人到达登记台前时，他们当中一个就会倾身向前面一位坐在打字机前的人说话，随即打字声就劈劈啪啪地响了起来。
那位首席审讯员的眼睛忽然落在父亲身上。他喊着说：“那个老人！他也要被捕吗？喂，你这老头子！”
伟廉把父亲扶到登记台前。那位秘密警察头子倾身向前说：“老头子，我愿意送你回去，只要你答应以后不再惹麻烦。”
我看不见父亲的面孔，只看见他挺直的肩膀和头上雪白的头发。但我听见他的回答。
他用平静而清楚的声音说：“如果我今天被放回去，明天我仍会为任何一个有需要而来敲门的人开门。”
那人脸上的仁慈气色顿然消失了。他咆哮起来：“回去站队！快！这里不容许再有任何的耽延。”
可是他们办事的态度似乎就是为了要拖延时间。我们沿着柜台边缘慢慢挪动。他们重复又重复地问许多同样的问题，检查早已被检查过的证件，办事人员则不停地走来走去。短暂的冬日逐渐从窗外消逝。自从黎明时我们吃过面包喝过清水以后，我们整日没有再进食过。
站在我前面的碧茜回答说：“未婚。”这是那天第二十次她必须重复这样的答案了。
那人用低沉而单调的声音问：“有几个孩子？”
碧茜则重复地说：“我没有结婚。”
那人连头也不抬，略带恼怒地问：“几个孩子？”
碧茜只好无可奈何地回答说：“没有孩子。”
入夜以后，一个体格健壮，身体矮小，身上配戴着六角黄星的男人被带着经过我们的身边，走到房间的另一尽头去。突然我们听见殴打的声音，大家都不禁抬起头来。原来那个可怜的犹太人手中正紧抓着一件东西不肯放手。
他不住地喊着：“那是我的！你不能抢！你不能抢我的钱包！”
他疯了吗？如今钱对他还有什么用？但他继续挣扎，在他周围的人显然觉得很好玩。
我听见其中一个这样说：“嗐！犹太鬼！”那人随即提起那只穿皮靴的脚，向那犹太人的膝弯踢去。“我们就是这样抢犹太人的东西。”
室内夹杂着笑声和悲呜。他们不断地踢他。我紧紧抱住柜台的一角，叫自己不因那悲惨的声音而晕倒了下去。我内心开始对那个被踢的犹太人起另一种奇异而狂野的恨意，恨他竟把钱看得那么重要，恨他因此而平白遭殃。终于我听见他们把他拖了出去。
忽然，我发现自己正站在那位秘密警察头子面前。甘田正站在他的后面。我抬头时目光正好与甘田的视线相遇。
他说：“这个女人是主脑”
我意识到要那个头子相信甘田的话是件十分要紧的事，因此我说：“甘田先生说的不错，其他的人对这事毫无所知，这一切全是我的——”
“名字？”那人冷冷地问。
“彭柯丽，我是——”
“几岁？”
“五十二。其他的人对这事毫无——”
“职业？”
“我已经告诉过你不下十次了！”我绝望地说。
“职业？”他又问。夜色已深，我们终于整队走出这间大房子。那部绿色汽车已经走了，我们大家被赶上一部帆布顶的军用大卡车。两名士兵把父亲抬起来，送进车尾的门内。车内没有毕伟的踪影，父亲、碧茜和我在窄狭的长板凳上找到位子坐了下来。
卡车没有避震的弹簧，车子开在海牙被炸毁了的街道上，颠簸得十分厉害。我将手臂放在父亲背后，免得他撞在车边上。伟廉在近车尾处站着，低声告诉我们，他在这个灯火管制下的城里所能看见的一切。我们出了市区，似乎是向西朝舒文宁根城的市郊驶去。那么，我们的目的地必然是舒城，因为联邦的监狱就是设在这座靠海的城里。
卡车紧急地刹住了。我们听见铁与铁摩擦所发出的尖声。车子又向前冲了几尺，才完全停下来。在我们后面，那扇巨型的铁门又碰的一声关上了。
我们从车上爬了下来，发觉自己正站在一个极大的院子里，周围绕着极高的砖墙。卡车向后直退至一排长的矮屋前，士兵把我们都赶进里面。天花板上耀眼的白光刺得我直眨眼。
“鼻子靠墙！”
我觉得被人一撞，随即发觉自己正面壁而立。我尽量侧眼看，先向左，后向右。伟廉在那边，碧茜与他之间隔了两个人，在我另一边则是杜丝。大家都像我一样面壁而立。但父亲在哪儿呢？
这样等了很久，我眼前的破墙渐渐变成各样的面孔、各色的景致以及各种类型的野兽。最后，右边的门终于打开了。
“女犯人跟我来！”
女狱长的声音也像铁门的声音那么尖锐无情。当我转身离墙时，我尽快地向室内匆匆一瞥，搜索着父亲。原来他正坐在离墙数尺一张挺直的靠背椅上。必然是其中的一位狱卒给他搬来了那张椅子。
那个女狱长已经开始向门外那条长长的通道走去。我停留了片刻，迫切地注视着父亲、伟廉、彼得和我们所有忠勇的地下工作人员。
我忽然喊了出来：“父亲，愿神与你同在。”
他向我这边回过头来。天花板上强烈的灯光从他眼镜片中反映过来。
他说：“我的女儿呵，愿神也与你们同在。”
我转身跟着其他人。门在我身后碰的一声关上了。也与你同在！也与你同在！父亲呵！我几时才能再见你的面？
碧茜的手紧握着我的手。在那条宽阔的甬道上，有一条由椰衣制成的地席。我们离开潮湿的水泥地，踏了上去。
“犯人走旁边。”是我们后面狱卒平板的声音。“犯人不许踏地席。”
我们觉得无地自容，立刻羞愧地离开那张只有特权阶级才能享用的地席。
走廊前头有一张桌子，桌后坐着一个穿制服的女人。每个犯人送达那里时，必须再次报上姓名，并将自己身上所有贵重的物件都放在桌子上。娜莉、碧茜和我把我们美丽的腕表脱了下来。当我把我的手表交给那位官员时，她又指了指我手指上母亲留给我的一枚金戒指。我左右扭动终于把这只式样简单的戒指由指头上脱了下来，把它与我的钱包及纸币一起放在桌子上。
队伍继续沿着走廊走下去。墙的两边则是一排排狭小的铁门。队伍忽然停了下来：女狱长掏出一把钥匙，放进其中一只铁门的钥匙洞里。我们听见门锁退后的响声与铰链转动的声音。女狱长对了对她手中的名单，叫出一个女人的名字。她曾来参加过伟廉的祈祷会，只是我以前不晓得她的名字。
难道一切事情的演变都只不过是昨天的事？难道今天只是星期四吗？贝雅古屋的一切如今看来好像已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了。门碰的一声关了，队伍继续向前移动。另一扇门开了，另一个人被关了进去。哈林来的人没有两个共同关在一间囚室里的。
碧茜属于最初被叫中的一位。她进入囚室，还来不及转身，也来不及说声再见，门已经关上了。隔着两间囚室，娜莉被关了进去。那两间囚室的关门声，一直在我耳中嗡嗡作响，而我们的队伍则继续向前移动着。
走廊开始分叉。我们先向左转，然后向右，最后又再向左转。无限长的坚硬地面，无数量的铁门。
“彭柯丽。”
再一次刺耳的开门声，另一扇门开了。囚室深而窄，比那铁门宽不了多少。一个妇人在室中唯一的小床上躺着，另外三个人则躺在地下的草褥上。女狱长说：“把小床让给这女人，她病了。”
我确是病了。就在门关了的一刹那，我忽然咳个不停。
“我们不要一个有病的女人在这里！”有人大声喊着。她们颠颠踬踬的在这狭窄的囚室中往后退，尽量要远离我。
“我——很抱歉——”我开口说，但另一个声音打断了我未说完的话。
“不必抱歉，那不是你的错。来吧！美琪女士，把小床让给她。”那个年轻妇人转身对我说：“让我替你挂好帽子和外衣。”
我满怀感激地把帽子递给她，她把它挂在墙上用钩子架着的一排衣服上。我用大衣紧紧地把自己裹起来。床空了出来，我摇摇晃晃地向床边走去。当我挤过同囚室的同伴身旁时，尽量忍住不呼吸，也不打喷嚏。我在床上坐了下来，突然又再次咳个不停，一阵闷人的黑尘从那肮脏的草褥上飞了起来。终于咳呛停止了，我躺下来。鼻子闻到的都是草褥酸涩的味道。背上能感觉到薄薄草褥下的每一块木块。
我心想：“我决不可能在这样的一张床上睡着的。”可是等到我张开眼睛时，已是第二天的早晨。门口传来一阵劈啪的响声。同狱的人告诉我：“派食物了。”我挣扎着站了起来。门上一块四方的铁板落了下来，形成一个细小的架子，走廊里有人把几个盛着热腾腾稀粥的锡盘放在上面。
那位名叫美琪的女人朝洞口喊了一声：“这里新来了一个人，我们要五份！”于是洞里另送进一只锡盘放在架上。美琪说：“如果你不饿，我帮你吃。”
我拿起我的锡盘，望望那碗水溶溶的灰色麦粥，然后一声不响地把它递给了美琪。不多一会，锡盘收回去了，门上那只传递食物的小洞又再碰的一声关了起来。
上午稍迟一点，一只钥匙插进门锁里，锁内的弹簧碰的一声退了回去，牢门打开了，但只够时间把马桶传出去。洗脸盆也倒净了，换过清水。同室的几个女人把地上的草褥捡起堆到角落里，这一来又搅起一阵灰尘，令我再度呛咳得十分厉害。
接着便是监狱中无聊的生活——这也是我最怕的一点——我们坐在牢里百无聊赖。起初我还试着与其他的室友们聊天，以消磨这些无聊的时间，但是尽管她们对我十分客气，但等到我询问起她们的背景时，她们都顾左右而言他，因此我也一直对她们所知甚少。
但我到底发现那个对我说话十分仁慈的女子出身于男爵的家庭，她只有十七岁。这个年轻女孩，从清早到晚上熄灯时，总是不停地来回踱步。六步到门口，六步回来，一路闪避踏到坐在地上的囚犯，简直像一只困在笼中的野兽。
美琪女士则是奥国人，她曾在一间办公室内做过按日计资的女佣。她常常会为自己以前养的一只金丝雀流泪，嘴中不断地说：“可怜的小东西，它的命运怎样来呢？他们一定不记得喂它！”
这使我联想起我们的猫来。它逃到街上去了吗？还是被关在那个封锁了的屋子里挨饿？我能想像出它如何怅然若失地在餐厅的椅子腿下徘徊，因为失去了那些它喜欢在上面来回散步的肩膀。我试着抑制自己的思想，不去想像楼上的情形。我不容许自己的思想爬上楼去看蒂雅、玛莉、游西——不！在这牢房里我还能为他们做什么？神知道他们在哪里。
同室的囚犯中，有一个已在这里住了三年。在我们其他人都还没有听见任何声音之前，她就早已听见餐车在走廊上滚动的声音。她又能从脚步声中听出谁由走廊上经过。“那是医药部门的人，有人病了。”……“这是第四次了，三十六室中有人被提出去审问。”
她的世界包括这间小牢房与门外的走廊——很快地，我开始看出这种限制自己视域的智慧，也能了解为何囚犯们对自己过去的生活总是避而不谈。在坐牢最初的几天，每当我想到父亲、碧茜、伟廉与毕伟，心中就因焦虑而觉狂乱。父亲能吃这样的食物吗？碧茜的毡子也像我的这张那么薄吗？
这类的思想只能带给我极端的绝望。于是我很快便学会不让它们来搅扰我的心灵。为了使我的精神有所寄托，我请美琪教我玩牌。她将每天分配给犯人的两张草纸省一些下来，做成纸牌。整天坐在小床的一角一次次地把牌摊开在她面前，然后又收集起来。一小时又一小时，我这样地打发过去了。
由于在贝雅古屋从来没玩过任何的牌戏，因此我学得很慢。但当我终于学会如何玩这种一个人玩的纸牌之后，我不禁在想为何父亲不许我们玩牌——这些印有梅花、黑桃与方块的纸牌，玩玩应该没有什么害处吧！
但是几天之后，我开始发现它隐藏的危险。当纸牌戏玩得顺利时，我们的情绪也跟着好起来。我把它当作一种预兆。必是有从哈林来的人获释了！可是如果牌运不好？！那么，我又会想像必是有人病了，或是密室里的人被发觉了……
终于我必须停止玩牌。不管怎样，我发觉自己很难坐那么久。我全身骨节与肌肉都觉酸痛，需要躺在小床上的时间也愈来愈多。但无论日间或夜晚当我在那薄薄的草褥上躺着的时候，总是辗转难眠，无论倒向哪一边，身上的疼痛都无法减轻。我的头部不停地悸动，手臂上下痛得厉害，咳嗽时痰中有血。
一天早上，我发着高烧躺在床上，人真是苦不堪言。突然牢房的门打开了，门外站着那说话冰冷的女狱长，也就是两个礼拜前我入狱的那晚见到的那个。
“彭柯丽！”
我挣扎着站起来。
“戴上帽子，穿上大衣，跟我来！”
我望望周围的室友，想看看她们能否给我一点暗示，究竟会有什么事发生。我们那位监狱专家说：“你要到外面去。当他们叫你戴帽子时，就表示要带你到外面去。”大衣已经穿在我身上，我从钩上取下帽子戴上，踏出牢门，来到走廊上。女狱长把牢门重新锁好，然后就快步地往前冲。我一跛一拐地跟在后面，心跳急速，但尽量小心避免踏在那宝贵的椰衣地席上。我迫切地望着两旁锁着的牢门，然而我又记不得我的两个姐姐是究竟关在哪两间囚室了。
终于我踏入那座宽广，但给高墙围住了的院子里。天空！这还是两个礼拜来我第一次看见蓝蓝的天空！浮云多么高，又是多么的洁白与清新！我突然想起妈妈是多么喜欢天空的。
女狱长尖叫一声：“快点！”
我快步走到一辆黑色汽车旁边，女狱长已经站在那儿。她把后门打开，我坐了进去。另外还有两个人已经在后座上，一个士兵和一位面色苍白的瘦削女人。前面司机旁边坐着一个看来病得极重的男人，他的头有点奇怪地靠在椅背上。当车子向前开动时，我旁边的那个女人举起一块有血渍的毛巾放到嘴里咳着。我明白了，我们三个都病了，也许我们是到医院去！
巨型的狱门打开了，我们来到外面的世界，车子在宽阔的街道上疾驶着。我从车窗往外望。街上有人来回走动，有的在浏览橱窗，有的正停步与朋友交谈。难道我在两个星期前也真的是那么自由吗？
车子在一幢办公大楼前停了下来。那个士兵和司机合力把那病了的男人抬上三层楼梯。我们进入一间挤满人的候诊室里，在那士兵的监视下坐了下来。等了将近一个钟头，我请求他准许我到厕所去一趟。那士兵对坐在登记台后一位穿着整齐白色制服的女护士说了一声。
她只是简洁地说：“这边来！”随即领我下到一条短短的通道上，与我一同进浴室，把门关上。“快点。我能帮你什么忙？”
我对她眨一眨眼。“是的，哦，是的！一本圣经！你能设法帮我弄一本圣经吗？还有——一根针和一点线！一枝牙刷！一块肥皂！”
她咬着嘴唇，有点迟疑的样子：“今天那么多病人——还有那个士兵——但我会尽量想办法。”说完她便走了。
但她的仁慈照耀在这间小小的洗手间里，明亮得有如那些洁白的瓷瓦和闪闪发光的水龙头。我心情极其兴奋，扭开水喉，洗擦着脸上和颈项上的污垢。
门外一个男人的声音：“出来！你在里面够久了！”
我匆匆把脸上的肥皂冲去，跟着那士兵回到候诊室。那位女护士已经回到她自己的桌上，与刚才一样的在冷静地办事了，甚至连头也没有抬一下。又等了许久，终于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医生叫我咳嗽，又量了我的热度与血压，再用听筒听了一阵，最后宣布我有结核性的肋膜炎，而且已有出血的现象。
他在桌上写了几个字，然后抓住门的把手，另一只手按在我的肩上，低声说：“希望我的诊断结果会对你有利。”
候诊室外那个士兵已经站起来等着我。当我穿过房间时，那位护士敏捷地站起身来，从我身旁擦过。我感到有一小团东西塞进我的手心，是用纸包着的。
我将那团东西悄悄地塞进大衣口袋里，跟着那士兵下了楼。另外那个女人已在车上，另一个重病的男人则没有出现。归途中，我一直把手放在口袋里的那团东西上面，摸摸捏捏。“主啊！这包裹这么小，但它仍可能是——希望它是一本圣经！”
监狱的高墙出现了，我们进入院子，铁门在后面碰的一声关起来。走完那无限长、有着回声的走道尽头，我终于回到自己的囚室。我把那包东西拿出来，用颤抖的手把报纸打开。同牢的人都聚拢前来，甚至连那位男爵世家出身的女孩子也停下脚步来观看。
当两块宝贵的战前肥皂出现时，美琪用双手掩住她的嘴巴，不让自己发出欢呼的声音来。包裹里没有牙刷也没有针，但有一包出人意料之外的宝贝——一整包的安全别针！最好的是，虽然没有一本全部的圣经，但纸包中却有四本小小的四福音书。
我把肥皂和别针分成五份，与大家共享。当我要分四福音书时，她们却都拒绝了。那位专家说：“万一他们发现你藏有圣经，刑期会加倍，而且每天只能啃硬面包，没有那碟热的食物。”后者乃是我们最担心的一种刑罚。如果我们太吵，便会给罚啃硬面包，如果我们没有把马桶及时传出去，我们又要罚啃硬面包。但我心想，即使为着手中紧握的几本宝贵书本，给罚啃硬面包也是值得的，随即拖着发痛的身躯在那张肮脏的草褥上躺了下来。
****
两个晚上过后，正要熄灯的时候，牢门忽然给打开了，一个狱卒踏了进来。
她厉声说：“彭柯丽！收齐你的东西。”
我呆望着她，一种疯狂的希望自我心中升起。“你的意思是——”
“闭嘴！不许说话！”
收齐我的“东西”花不了多少时间：总共就是我的帽子和一间挂着待干的内衣。那件内衣在盆子里用许多次的水洗过了，但也干净不了多少。我的外衣和口袋里宝贵的东西则一直没有离身过。我想，为什么要绝对保持静默呢？难道一个狱卒偶然露露笑脸，或说几个字解释一下，也是那么不对吗？
我以目示意，向同室的囚友们道别，随即紧跟着那个背部僵直的妇人走到通道上去。她停了一下把门锁好，然后就开步朝走廊下走去。但方向不对！我们不是朝着外面出口的方向走，相反的，却是向着那条错综曲折的通道中更深的一方走去！
她还是一声不响地在另一扇门前停了下来，用钥匙把门打开。我踏了进去。牢门在我后面砰的一声又关上了，门锁立刻弹了回来。
这间牢房与我刚才离开的那间一模一样，六步长，两步宽，后面放有一小张床。但牢房内空无一人。当狱卒的脚步声从走廊上消失时，**在冰冷的铁门上。孤单一人，只有我自己在这四道墙里面……
我必须控制自己，不让自己的思想狂奔；我必须十分成熟！能认清现实！走六步，坐到小床上。这张床比以前那张更臭，草褥似乎发了霉。我伸手去拉毡子：有人曾吐在上面。我一把扔掉它，但已经太迟了。我冲到近门的马桶旁，人软弱地斜靠在上面。
就在这时候，天花板上的电灯熄了。我摸索着回到小床上，在黑暗中蜷曲着躺下来，咬牙忍受床褥的臭味，把身上穿的大衣裹得更紧了。牢房中冷的刺骨，呼呼的寒风打在墙上。这里必定靠近监狱的外线：在从前那一间囚室中，风从来没有这样呼啸过。
我犯了什么错，要这样与人隔离？难道他们发觉我在医生的诊所中与护士的谈话吗？抑或是从哈林来的犯人中有些受审讯，把我们所从事的活动泄漏了出去呢？也许我要被判这样单独监禁无数年、无数年吧……
第二天，我的热度更高了。我连站起来到门口架上去拿送来的食物的力气都没有。大约一小时过后，那碟早餐原封不动地给拿走了。
将近黄昏的时候，传递食物的洞又打开了，一块粗糙的监狱面包出现在眼前。这时我迫切地需要食物，可是又完全走不动。在通道上的人大概也看出了我的难处。有一只手伸进来，拿起那块面包朝我这边丢过来，面包落在床边的地上，我爬下去捡起来，狼吞虎咽地把它吃下肚去。
一连几天，我发着高烧，晚餐都是这样送来的。每天早上牢门尖声地打开，一个穿蓝色罩衫的女人把那碟热粥带到床边来。我渴望看见一张人脸的程度，绝不亚于对食物的渴望。我试着用沙哑的悲呜向那妇人谈话，但她显然也是一个囚犯，只是一味的摇头，并以惧怕的目光望着门外的通道。另外，门每天也开一次让分派药物的囚犯进来。他从一个十分肮脏的玻璃瓶里倒出一剂苦涩的黄色液体给我喝。当他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我抓住他的袖口，用粗涩的声音对他说：“我求求你，你看见一位八十四岁，白发、长须的老人吗？他叫彭嘉士伯！你必然曾派过药给他的！”
那人用力地摔开了我。“我不晓得！我什么都不晓得！”
牢门砰的一声撞到墙边，狱卒站在门框上。“单独囚禁的犯人不许说话！如果你再对任何一位奉命工作的囚犯说话，那么你就要罚每天啃硬面包！”牢门随即在他们身后碰的一声关上了。
那位每天来派药的囚犯也奉命负责量我的体温。我必须把衬衣脱去，把温度计放在腋下。这样量温度，依我看来不会准确。果然，那个周末，一个激怒的声音从传递食物的洞口传了过来：“起来，自己来拿食物，你的热度退了——没有人会再伺候你了！”
我敢担保热度没有退，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战战兢兢地爬到门口去拿我的碟子。等我放回碟子时，我再回到那臭气熏人的草褥上躺下来，硬着头皮等那预料得到的冷嘲热讽：“看那位高贵的淑女，又回到床上去了！难道你就整天这样躺着吗？”我一直不了解为什么躺下来也是那么大的罪过。其实就是起来，又能完成什么大事呢？
如今因我独自一人，思想成了更大的问题。我甚至不能为家人及朋友们个个提名代祷。我对他们每个人挂念和担心的程度早已超过了心灵所能负荷的程度。我只能说：“主啊！我为那些我所爱的人祷告。祢晓得他们的名字。祢看得见他们。啊！求你赐福给他们每一位！”
思想乃是最大的敌人。那个入狱用的行囊……不知多少次，在脑海中我把它打开，一件件地检视里面我所留下的东西：一件新的衬衫，整罐的阿司匹林，有薄荷香味的牙膏，还有——
过后，我又会醒悟过来。这样的思想多么荒谬！如果我有机会重新再做一次，难道我会把个人的舒适看得比人命更重要吗？当然不会。可是在黑夜中，当寒风呼号，热度高升的时候，我又会从脑海中把那只行囊再拖出来，重新留恋一番。如果把那条毛巾铺在这张刺鼻草褥上，如果有一片阿司匹林……该多好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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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囚室唯一的一点好处是，它有窗子。六根铁条横过，三条由上而下。窗子开在墙顶附近，太高了因此不能望出窗外，可是透过那二十八个小方格我看得见天空。(译者注：原文是“七根铁条横过，四根由上而下”，但这似乎不可能分成廿八个小方格。)
我的眼睛整天注视着那一小片天空。有时浮云会由小方格中飘过，时而白，时而粉红，有时则边缘镶金。当风从西边吹来时，我能听见海浪的声音。最好的是，每天约有一个钟头的时间，像棋盘格子一样的阳光会照进这间阴暗的囚室里。阳光射入的时间也随着春天太阳升高的缘故而加长。当天气变暖时，我也比较强壮了。我会站起来，让阳光照在我的脸上和胸前，人也随着日影的移动沿着墙移动，最后爬上小床，踮着脚跟，享受每日最后的一线阳光。
当健康恢复时，我的视力也比较好了。这些日子来，我每天只读一节圣经作为支持我一天的力量，但现在我像是个大病初愈极端饥饿的人，贪婪地一口气就读完了四福音书，读着整本富有意义的救恩故事。
当我这样做时，一种奇怪的思想开始窜进我的脑海里。难道这一切——战争、舒城的监狱、这间囚室——都已经在神的先见之中，而不是意外发生的吗？难道这就是四福音书中首先要彰显的一个典型吗？难道耶稣在世时所经历的那种全盘的失败也与我们这小小的工作组、小小的护犹计划一样失败得那么彻底吗？
可是……如果福音书中所记载的乃是神典型的作为，那么失败才只是一个开始。我向这囚室的四围看了一圈，心中不禁在想，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又能产生怎么样的胜利呢？
以前囚室中的那位监狱专家教会我如何用支撑紧身内衣的钢针在水泥地上摩擦，而制成一把像小刀一样的东西。我似乎觉得不要把日子忘记乃是一件最重要的事。于是我用一个磨尖了的钢针，在小床后的墙上刻了一个日历。每当平淡无奇的一天过去时，我就把一只方格划去。我又在日历的方格下面记上一些在特别日子里所发生的特别事件：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被捕。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解至舒城监狱。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六日开始独囚。
如今又多了一个新的日子：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狱中度生日。
既是生日总应有些庆祝的节目。然而在这间囚室里，我却找不出一件能令人兴奋的东西来。在以往那个囚室中总还有一些颜色鲜艳的服饰：那位出身男爵世家的女孩有一顶红帽子，还有美琪的黄衬衫。如今我才后悔自己对服装为何那么不在意。
至少应有一首歌来庆祝生日！我拣选了一首歌颂“哈林新娘”那棵树的诗歌——如今那棵树上的樱花应该盛开了。那首孩子们唱的童谣带给我许多亲切的回忆；灿烂的树枝，洁白的花瓣，总像雪花似的落在人行道上——
“肃静！”走道上有人在连续地猛锤着铁门。“单独囚禁的犯人禁止出声！”
我坐在小床上，打开约翰福音静静地读着，直到心中的痛楚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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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过后两天，我第一次给带到一间巨大有回音的澡堂里。一个板着面孔的狱卒走在我旁边。她那张阴沉的脸使我不敢对这次的外出表示欢愉。然而经过这么多个星期的囚禁以后，一旦有机会踏入那条宽阔的走廊，实在使我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快感。
在那淋浴用的澡堂门口，有几个女人在等着。尽管大家都闭口不言，但那种再度能与人类相近的感觉，实在给我带来莫名的喜乐与力量。我留意观看从澡堂中出来的犯人，只是看不见碧茜，也看不见娜莉，甚至没有一个从哈林来的人在那里。我望着大家，觉得她们都是我的姐妹。能够时常看见人的面孔，实在是多么富足的一种福气呵！
淋浴十分舒畅；温暖清洁的水洒在我生有烂疮的皮肤上，又淋过我粗涩打结的头发。当我重回囚室时，我有了一个新的决定，下次我再有机会去洗澡时，我要带三本福音书去。被单独监禁的经验令我感到无法独享一人拥有四本福音书的那种福气。
不久以后，我也不再孤单了。在我孤独的囚室中，来了一只细小、忙碌的黑蚁。一天早上当我把马桶拿到门口去时，几乎一脚踏在它身上，幸而我能及时发觉，心中真为这项发现感到兴奋。我蹲伏下来，仔细欣赏那奇妙的脚和身体。我向那只黑蚁道歉，答应它以后不再那么漫不经心地走路。
不久之后它在地上的裂缝中消失了。但是当晚餐的那块面包出现在门口的架上时，我捏了一些面包屑，丢在地上。令我高兴的是，它几乎立刻就走了出来。在背上背起了一块相当大的面包屑，挣扎着拖进洞里，然后又立刻回来收拾其他的碎屑。我们彼此间的关系便这样建立起来了。
如今在囚室中，除了每天有太阳前来造访外，我又增加了这个勇敢而英俊的客人——事实上，原来是一只蚂蚁，但很快就成了一小队的蚂蚁。如果当我正在面盆中洗衣服，或在地上磨我自制的小刀时，这些小蚁队一出现，我就会立即停止工作，聚精会神地看他们的活动。在囚室内同一时间做两件事，实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浪费。
****
一天晚上，当我从墙上的日历中划掉另一个长长的日子时，我听见走廊上有喊叫的声音，近处也有人回应。忽然闹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囚徒这样耍乐是多么不平凡的事！那些守卫都到哪里去了呢？
自从两个钟头以前面包送来之后，我门上的洞穴还没有关上。我将耳朵贴在洞口上听，只是听不出来外面在闹什么。人名从一个囚房传到另一个囚房。有人在高声歌唱，也有人在不断地锤她们的囚门。狱卒必然是全走光了！
近处有人请求说：“请大家安静点！让我们在他们回来之前，好好地利用这段时间！”
我从洞口向外喊：“发生了什么事？那些守卫哪儿去了？”
同一个声音回答说：“开庆祝会去了。今天是希特勒的生日。”
那么——走廊上喊出来的那些人名必然是犯人们自己的名字。这正是我们的机会，可以告诉他人我们在什么地方，又是我们获取消息的大好机会。
我从传递食物的洞口中大声喊着说：“我是彭柯丽！我全家都被关在这间牢子里！呵！有谁看见彭嘉士伯吗？还有彭碧茜、娜莉·华登和彭伟廉！”我大声地喊出这些名字，直到喉咙变得沙哑了。我听见这些名字被重述着直向走廊上传下去。我自己也替别人传报名字，有时向左，有时向右，这是我们自己设计出来传递消息的方法。
不久以后，答案慢慢地传回来了。“爱斯特太太在二二八号囚室……”“贝志的手臂好了许多……”但也有好些消息是很难传达的。“审问的结果很坏：他坐在牢中不言不语。”“请通知我丈夫朱斯德，我们的婴孩上礼拜死了……”
除了私人的消息外，也传来了关于外界的谣言。每一个谣言都要比上一个更放肆、更乐观。
“德国起革命了！”
“盟军已经进攻欧洲！”
“大战不会再长过三个星期了！”
终于我喊出去的名字，有些传回来了。“碧茜在三一二号囚室。她要告诉你，神实在好。”
呵！那是碧茜！十足是碧茜的为人和作风！
然后又传来这样的消息：娜莉·华登曾住在三一八号囚房，但一个多月前她开释了。
释放了！呵！感谢神！
杜丝也释放了！
男狱那边的消息较慢传来，可是当消息传过来时，我的心情也越来越兴奋：
彼得·华登开释了！
赫曼·史洛林开释了！
彭毕伟开释了！
就我所知的而论，除了碧茜和我以外，每一位在贝雅古屋遭遇突袭时被捕的人都开释了。只是关于父亲的情形，我一直无法获悉。尽管我再喊出他的名字，但似乎没有人见过他，也没有人晓得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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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个礼拜以后，我囚室的门打开了。一位在狱中服务的囚犯把一个用咖啡色纸包着的包裹丢在地上。我捡起来，试试它的重量，翻了又翻。包在外面的纸已经给撕开过，包裹又随随便便地再绑好。即使如此，我仍能看出娜莉细腻的手腕。我坐在小床边，把包裹打开。
里面有一件浅蓝色绣花的毛线衣，这真有如亲人前来探狱。当我把它穿上时，我似乎感到娜莉的手臂围住我的肩臂。包裹里面还有小甜饼和维他命丸，又有针、线和一条红色的毛巾。娜莉真细心，她懂得坐牢的人对颜色的渴望！她甚至用鲜红色的玻璃纸包裹那些小甜饼。
当我吃第一块小甜饼时，忽然灵机一动。我将靠壁的小床从墙边拉出来，移到头上没有灯罩的电灯泡下面。我爬上床去，用那张透明的纸摺成一个灯罩；立刻一阵樱桃红的光线普照在这间冷酷的囚房里。
我用那张包在外面的咖啡色纸把小甜饼重新包好。突然，我注意到纸上娜莉仔细写的收件人姓名与地址。字迹是向上倾斜的。似乎指着邮票的方向。但是——娜莉的笔迹是从来不斜的……那张邮票！以前不是有一个消息就是用邮票传到贝雅古屋来的吗？那一次他们把消息用铅笔写在邮票的背面。我一面笑自己太富于幻想，一面用脸盆中的水润湿了邮票，慢慢把它撕下来。
字！显然有字写在上面——但字体那么小，我只好再次爬上小床，把邮票放近用玻璃纸罩着的灯泡下面。
“你储藏室中的手表全部完好无恙。”
全部完好！那么这是说游西、韩克、玛莉和……都安全脱险了！他们大家都安全地离开那间密室！他们大家都自由了！
我禁不住高兴得哭了出来。忽然走道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我匆匆从床上跳下来，把小床再推回墙边。那只传递食物的洞口突然打开了。
“里面为什么那么响？”
“没什么，我不会再这样了！”
门上的洞穴砰然关上。他们怎么逃出来的呢？他们怎能通过士兵的警戒线呢？不必管它了。亲爱的主啊！祢在那里，那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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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室的门打开了，一位德国军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的是女狱长。我贪婪地浏览那身熨得笔挺的制服和一排颜色鲜艳的勋章。
“彭女士。”那位军官用十分流利的荷语对我说：“我有一些问题，相信你能帮助我。”
那位女狱长手中提着一张小凳子，她跳过来把凳子放下，让那军官坐。我瞪她一眼。难道这一位阿谀奉承的女人，也就是管理我们女狱的那位令人问声色变的可怕女人吗？
那军官坐了下来，挥手示意我坐在床上。他那手势流露出一种监狱外面世界才有的礼貌。当他取出一本小记事册，开始读出一串名字时，我忽然意识到自己那身皱得不堪的衣服和那十只长长参差不齐的指甲。
我松了一口气，因为自己实在不知道那个名单上任何的一个名字——如今我总算了解给大家同样的称呼“史密特先生”确是一项明智之举。那位军官站了起来。“你觉得身体够好，可以很快前来受审吗？”
又是一种常人应有的礼貌态度。“是的——我——我希望可以。”军官出到门外的走廊上，那位女狱长也赶紧拿起凳子跟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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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日，我坐在床上缝纫。自从娜莉的包裹寄来之后，我就有了一个美妙的新工作：我把红毛巾上的线一条条地抽了下来，在我最近才不穿的睡衣上绣起各式各样的鲜艳图案。一个窗子，上面绣着有绉褶的窗帘。一枝花，上面绣满了无数的花瓣和叶子。当我正开始在睡衣右边的口袋上绣一只猫头时，传递食物的洞口砰的一声开了，随即又关起来。
地上躺着一封信。
我丢下睡衣，向前跳过去。是娜莉的笔迹，我拾起信来。但我的手为什么颤抖得那么厉害呢？
信已经给检查员拆阅过了——而且还扣留了几天：邮戳是一个星期前的。但那总是一封信，是一封家书——是我收到的第一封信。但为何我觉得如此胆战心惊呢？
我打开信纸：“柯丽，你能否特别刚强壮胆呢？”
不！不！我不能刚强壮胆。但我硬着头皮读下去。
“有一个消息，很难落笔。父亲被捕后只活了十天。如今他已与主同在……”
我手里拿着信纸，呆呆地站了很久。阳光从窗口射入，照在信纸上。父亲呵……父亲……我继续读下去。十字叉形的阳光在信纸上闪耀着。娜莉没有详细说明，她没有告诉我父亲是怎样死的，死在何处。也没有告诉我他葬在什么地方。
走廊里椰衣制成的地席上传来脚步声。我跑到门口，面孔紧贴着关闭着的传食物的洞口。“求求你！呵！我求求你！”
脚步声停了下来。洞口的架子掉了下来。“什么事？”
“求求你！我有一个极坏的消息——呵，求你不要走！”
“等一等。”脚步声走了，然后拿来一串钥匙。牢门打开了。
那个年轻女孩递给我一颗药丸和一杯水：“这时镇静剂。”我向她解释说：“我刚才收到这封信，里面说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死了。”
那女孩瞪着我。“你的父亲！”语气中带着不信的腔调。
我忽然发现在她眼中我是多么衰老了。她在门口站了一会，显然因为我的眼泪感到狼狈。最后她说：“不管怎样，是你犯法，自惹其祸！”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那女孩的脚步声也逐渐消逝。我低声说：“亲爱的耶稣，我是多么愚蠢，竟向人呼求帮助，其实祢就在这里。我想像父亲如今终于回到祢那里，面对面的看见祢！想像他与母亲重聚一起，在那光明的街道上散步……”
我把床从墙边拉过来，在日历下又添了另一个纪念日期：
一九四四年三月九日父亲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