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茜去世時臉上的榮美支撐了我好幾天。我為那些愛她的婦女們一個又一個的報告她的平安與喜樂。
碧茜去世兩天以後的一個早上，點名時忽然人數不齊。其他營房的人都解散了，只有二十八後營房的人仍然雙目望前，排隊站在原地。擴音機響了，有一個聲音說︰“一個婦人失蹤，全營房的人要繼續站在拉格街上，直到找到她為止。左右、左右、我們不停地踏步，企圖抖去那酸累大腿中的寒氣。太陽出來了，只是冬天的太陽很弱，並不溫暖。我低頭望著自己那雙腳︰我的腿和腳踝都腫的奇形怪狀了。到正午的時候，我腳已經全失去知覺。碧茜，你今天會是多麼快樂！去到一個地方，沒有寒冷，沒有饑餓。在你和耶穌的臉面之間也不再有任何的攔阻！
直到下午散隊的命令才下來。後來我們才曉得，那個失蹤的婦人，在最上層的一張木台上找到了，但她已經死了。
第二天早上點名時，擴音器中傳來這樣的聲音︰“彭柯麗！”
有一霎那的時間，我呆呆地站在原位上不會動。有許久了，我的身份都是六六七三零號犯人，以致我幾乎對自己的名字失去反應。我向前走去。
“站到旁邊去！”
又要有什麼事發生呢？為什麼把我叫出來呢？難道有人舉報我私藏聖經嗎？
點名的手續繼續拖了下去。從我站立的地方，我可以看見整條的拉格街。數以萬計的婦女一直延伸下去，看不見盡頭，他們的呼吸在漆黑清晨的空氣中形成了一層白霧。
接著解散的汽笛聲響了，守衛示意我跟她走。我踏著雪水跟在後面，盡力想追上她穿著長雪靴的大步伐。我的腿和腳仍舊又腫又痛，這是由于昨天在外頭點名時站得太久的緣故。我的鞋帶松弛的綁在一起。
我搖搖晃晃的跟在守衛後頭，來到管理行政事務的營房。這座營房坐落在拉各界的盡頭，也就是醫院的對面。有好幾個犯人已經站在一張大座子前面排隊。一位官員坐在桌後，忙著在一張紙上蓋印，然後將那張紙交給她前面的一為婦人。
她用德語說︰“釋放！”
釋放？難道她自由了嗎？是真的嗎？我們大家……
他又叫出一個名字，另一個婦人來到桌前。又是簽字，蓋章；
“釋放！”
終于她叫出“彭柯麗”的名字。我走到桌前，設法使自己站定。他簽了字，蓋上章。我把那張紙拿在手里︰紙上有我的名字及出生年日。在紙頭頂端印了幾個大黑字︰釋放證明書。
我頭昏目眩的跟著其他的人穿過左邊的一扇門。從另一張桌子，我領到一張火車證，使我可以免費坐火車經過德國，回到荷蘭的邊界。走出這間辦公室，一個守衛指示我走過一條走廊，進入另外一個房間。那些先我進去的犯人正把身上的衣服從頭上脫下來，然後大家靠著後面的一扇牆排隊站著。
一個笑臉的工作囚犯告訴我︰“衣服放在這邊！”又解釋說︰“這是釋放前的最後體格檢查。”
我將聖經與長衣一同穿過頭部脫下，把它們卷在一起，塞進一堆衣服的最底層。我也加入其他犯人的行列，赤著背脊靠著粗糙的木板牆站著。奇怪的是“釋放”這兩個字，使這些獄中的例行手續變得叫人百倍難受。其實已經不知多少次了，碧茜與我曾這樣赤裸裸的站著。但如今自由的思想在我里面激動，以致這一次的檢查要比以往更覺可恥。
終于來了一個醫生，不過是一個滿臉雀斑的男孩子，身上穿著軍人的制服。他向我們這隊赤身的女犯人望了一眼，目中流露出厭惡的神情。我們一個個在他面前彎腰，轉身，張開手指。輪到我時，他的眼楮朝下看看我的腳，嘴唇因厭惡而皺了起來。
他說︰“水腫，進醫院去。”
說完便走了。我和另一個沒有“通過”體格檢查的女人草草穿上衣服，跟著那個工作的囚犯走出室外。天已經亮了。天空灰黑，白雪紛飛。我們沿著拉格街走去，一路經過無數的營房。
“那麼……我們不是……我們不是要被釋放嗎？”
“我想會的，只要你腳上的水腫消失以後。”那位工作囚犯答道︰“如果你身體不好，他們不會釋放你的。”我見她正望著另一個犯人︰這個女人的皮膚和眼楮都呈黯黃色。
到醫院來看病的犯人沿著醫院邊緣排成長龍，我們一直穿過前門，進入後面一個病房里面。病房排滿了幾層的床位。我被安置在上層的一個床位上，旁邊的病婦長著滿身膿瘡。但至少我的床位是靠牆的，可以墊高我腫脹的腳。如今最要緊的是使腫脹消失，好通過體格檢查。
* * * *
究竟是自由的曙光使我對賴文集中營的生活施予毫無憐憫的批評，或是這里實在是個最野蠻的地方，我還不能斷定。但這里的苦難真是叫人不能想像。在我周圍的是一群受傷的女犯人。她們是新近由火車運來這集中營的，她們所坐的火車在途中被炸。這些生還的人斷腿、缺臂，慘痛非常。可是每當她們呻吟的時候，還會有兩個護士譏笑她們，故意模仿她們的呻吟聲。
就是由其他病人的身上，我也看見對他人苦難無動于衷的鐵石心腸；這是集中營中最致命的疾病。我覺得自己也被感染上了︰如果一個人一直有同情心，她怎能在這樣的一個地方生活下去呢？那些癱瘓了的和失去知覺的病人，不住的掉到這些擁擠、狹窄的病床外面。第一天晚上，就有四個婦人從上層病床上掉下來，跌死在地板上。能把自己的思想局促在一個人的需要上，不要看，不要听，反倒好些。
但你又沒有辦法不听病房里的聲音。整夜好些婦人用一個我不懂得的德文字，大聲呼叫著︰”"Sebieber!"“，他們那沙啞的喉嚨一再喊著︰“Sebieber!Sebieber!”
終于我明白她們是叫人拿便盆來。這里多數的病人都不能起身到廁所去。我雖然不願放下自己的腳，但到底還是爬下床來，去做這些雜役的工作。那些病人的感激之情實在令人內心絞痛。“你是誰？你為什麼做這些事？”——好像殘忍和硬著心腸才是正常的事，正正當當地做人，謙卑端莊的待友反是一件叫人希奇的事一樣。
當冬日的晨曦從窗口照近來時，我才察覺已經是聖誕節了。
* * * *
每天早晨我到醫院前面的醫務所去，從那兒听見拉格街上踏步的聲音。每次診斷的結果都是”腳與腳踝患水腫。”許多到醫務所來的人也象我一樣，是釋放了的犯人。其中有幾個在好幾個月前已經開釋了︰她們的釋放證和乘車證因一再開合都變得破爛了。如果碧茜還活著怎麼辦？我們的刑期自然會同時期滿，可是碧茜永遠都不能通過體格檢查。假如她與我同在這里這麼辦？假如我通過了體格檢查，而她通不過……-
在神的過渡中沒有”假如”的字眼，我仿佛听見她柔和的聲音這樣說。他的時間總是恰到好處，他的旨意乃是我們的避難所。主耶穌，保守我行在你的旨意中，不要讓我變得瘋狂而沖出你旨意之外。
我一直想找一個適當的人，好將我的聖經交給她。回荷蘭之後，我多麼容易能再得到一本——甚至一百本。但病房中沒有多少荷蘭女人會讀荷蘭文的聖經。但我最後還是找到一個從武特律來的年輕女孩。當我把聖經悄悄的套到她頸項上時，她眼中流露著感激的神情。
我在病房的第六天晚上，兩個便盆都忽然神秘的失蹤了。在正中一行的病床上層有兩個匈牙利來得吉普賽女郎。她們經常喃喃交談，影響了病房的安靜。我從來不從她們床邊走過，因為她們中一個腳上患有壞疽，誰要走進她的病床，她就把那只患壞疽的腳伸到那人的臉上。現在有人高聲喊著說，那兩個吉普賽女人偷了便盆，藏在她們的毛氈下面，好叫自己不必上廁所去。我走到她們床邊，請她們把那便盆拿出來——雖然我不曉得她們懂不懂德文。
忽然在黑暗中，一根潮濕而又粘稠的東西卷在我臉上。原來那個婦人把她的里腳布脫下朝我丟來。我嗚咽著向走廊那頭跑去，在廁所牆上的水喉下洗了又洗。我決不再到那號通道上去了！誰管那些骯髒的便盆呢？我受不了……-
不過，我還是回去了。在以往幾年當中我學了許多，知道什麼是可以忍受的，什麼是不能忍受的。當那兩個吉普賽女子看見我從她們那條通道上向她們那邊走去時，兩個便盆都鋃鐺一聲地掉在地板上。
* * * *
第二天早晨在醫務所中，值班的醫生在我的釋放證上蓋了通過的印章。在這之前，一切手續都拖得很慢，但如今一切都進行得十分迅速。在靠近集中營外面的閘門處，有一間換衣服的小屋。我在那里配上衣衫。內衣褲，一條絨線裙，一件實在美麗的絲質襯衫，一雙幾乎全新的堅固皮鞋、一頂帽子和一件大衣。有人發給我一張表格，要我簽字說，我在賴文集中營中從未生過病，也從未有過意外，並且營中待遇很好。我簽了字。
在另一座營房里，我領到一天配給的面包及另外三天的糧票。我的手表，荷蘭幣和媽**戒指也都歸還給我，然後我跟著另外十個或十二個人一同站在營區的大門內等著。
那扇沉重的大鐵門旋開了。我們跟著一名女守衛走出了大門。爬上那座小山，如今我可以看見那片湖，湖水由此岸到彼岸都結了硬水。松樹和教堂的塔尖在冬日陽光下閃閃發光，正如一張老式聖誕卡片上的景色。
我仍不能相信。也許我們只是到西敏斯工廠里去作工，晚上還要再回到集中營來。到了山頂，我們向左轉，向城的中心走去。我的腳在那只很緊的新鞋中膨脹起來，但我咬著牙關忍受，緊緊跟在她的後面。我甚至幻想到那個守衛回過頭來，用一只輕蔑的手指指著我說︰“水腫，送她回集中營去！”
到了那個小火車站以後，守衛轉身留下我們，頭也不回地走了。我們顯然都是往柏林去，然後再沿著不同的路線回家。坐在冰冷的鐵板凳上我們等了很久。
在我心中我仍覺得這一切都不是真實的事。只有一件事是不陌生的，那就是饑腸轆轆的感覺。我盡量不吃那塊配給的面包，可是最後等我伸手到大衣口袋里去時，不料，那塊面包卻不見了。我從板凳上跳了起來，在凳下找，又慢慢走回火車站。究竟是我把面包失掉了呢，還是被人偷去了？我自己也不知道。總之是面包不見了，糧票也跟著沒有了。
終于有一輛火車駛進站來，我們迫切地向軌道擠去，但那只是一輛軍事人員的專用車。下午很晚的時候，我們才得到許可乘一輛郵政車，可是才走了兩站，又得下來，好把車廂空出來載食物。這趟旅程真是一塌糊涂。直到過了半夜，我們才抵達那間彈痕累累的巨型柏林火車站。
那天正是一九四五年的元旦。碧茜說得不錯︰她和我都出獄了……
雪花從破爛的天窗上落了下來。我在千瘡百孔的火車站上來回踱步，心中感到萬分的迷茫與恐慌。我曉得我必須先找到開往武爾鎮去的火車。可是幾個月來一直听慣了命令，我幾乎失去自己行動的能力。最後有人指示我到遠處的一個月台上去。新鞋又硬又窄，使得每行一步都極艱辛。但等我終于走上那個月台的時候，上面寫著卻又是到波蘭一座小奧斯進去的，那與武爾鎮恰巧是相反的方向。于是我又得步履維艱的橫過漫長的水泥地。
在我前面，有一位老人把炸毀了的瓦礫掃成一堆。他的雙頰凍得發紅，顯然是因為長時間在這個沒有頂的火車站上工作的緣故。當我向他問路時，他挽著我的手臂，親自令我到那正確的月台上去。他說︰“我去過一趟荷蘭。”語氣中滿懷著追念往事的意味。“那還是當我妻子還活著的時候，我們去住在海邊。”
一輛火車就停在鐵軌上，我攀上火車。還要再過好幾個鐘頭才會有人上車，但我一直不敢離開，唯恐找不回來。當火車開行時，我因許久沒有進食而頭暈眼花。車到離開柏林的第一站時停了下來。我跟著其他的乘客進入車站的餐廳。我跟那位餐廳里收錢的婦人看了看我的荷蘭錢，告訴她我失掉了糧票。
“又是那個老故事！快點走開！不然我會叫警察來。”
這個旅程真是無限長。在許多里的鐵道上，火車只能慢慢爬行。有些地方的鐵軌已經完全被炸毀了，我們只得繞道或換上別的火車。許多時候，火車不能在火車站上停，因為怕遭空襲，只好在鄉間轉運貨物或乘客。
那曾經一度是極其美麗的德國從我窗外掠過。如今我所看見的只是給炮火燒焦了的樹林，炸廢了的村鎮和教堂中余下的破牆。藍斯中尉的故鄉柏萊敏城特別令我熱淚盈眶。在那一片荒蕪的廢墟中，我只看見一個人影，是一個老婦人在一堆破磚中揀東西。
在武爾鎮換火車時，我等了很久。時間已過了深夜，站上幾乎沒有人。我坐在一間沒有客人的咖啡室里打瞌睡，頭向前掉，伏在前面一張小桌上。忽然耳邊響著一個大聲音，幾乎把我嚇倒在地板上。
火車站的工作人員對我尖聲大叫︰“這里不是睡房！你不能睡在我們桌子上！”
火車來來去去，有好幾次我以為是我要乘的火車，但上了車又覺得不對，只好趕快下來。後來我站在一個關口檢查站前排隊。這個小火車站上寫著︰“紐華山”幾個字。當我離開火車站上的小屋時，一個戴著黃帽子，身穿黃色工人裝的工人向我走來。“來吧！你這樣走不了多遠的！挽住我的手臂。”
他說的是荷蘭語。
我挽著他的手臂，一跛一拐地走過一些鐵軌，來到一處有火車停著的地方。火車頭上已經冒煙。我終于回到了荷蘭。
火車開動了。白雪蓋著的原野在窗外掠過。這是故鄉。雖然仍在德軍佔領之下，鐵道上還不時有德軍站崗，但這是故鄉。
火車只到離荷蘭邊境不遠的古蘭寧根。過了城以後的鐵軌都壞了，除了政府的交通仍然保留外，別人一律不許通行。我用最後的一點氣力，一跛一拐地走到靠近火車站的一個醫院去。
一個身穿雪白制服的護士邀我進入一間小辦公室。當我告訴她，我的故事以後，她離開了房間。幾分鐘後，她端著一個托盤回來，上面有茶和面包。她說︰“我沒有涂牛油，你營養不足，必須小心吃東西。”
當我喝茶時，淚水忍不住地掉進熱茶里。這里有一個人關心我。她說，醫院中已經沒有空的床位，但有一位職員走了，我可以睡她的房間。“我已經在浴室中放熱水了。”
我跟著她沿著雪亮的通道走下去，有如做著一場快樂的夢。在一間大浴室里水蒸汽從白色的浴盆中升起，我一生中沒有什麼比那次的盆浴更好受的了。我躺在浴盆中，讓水直浸到我的下巴，感覺到水撫慰著我那粗糙干癟的皮膚。每次那位護士來拍門時，我都要說︰“讓我再浸五分鐘！”
終于我讓她遞給我一件睡袍，把我領到一個房間。那兒一張已經鋪好了的床正等著我。呵！床單！上下都是白色的床單。我禁不住用手不停地撫摸著。那一個護士用另一個枕頭塞在我那雙腫脹的腳下。我掙扎著不讓自己入睡︰能全身清潔地躺在這兒，受人好好地照顧，實在快樂極了。我不想睡著而把這些經歷睡了過去。
* * * *
我在古蘭寧根的醫院中住了十天，覺得元氣漸漸恢復。多數的時間我都在護士的餐廳中與她們一同進餐。第一次當我看見在長長的餐桌上擺著銀質餐具和玻璃杯時，我警覺的退了一步。
“你們有宴會！讓我把托盤帶到自己房間去！”我還不覺得自己能夠歡笑和參加社交性的談話。
我旁邊的年輕女孩笑了起來。她為我拉開一張椅子。“沒有什麼宴會，只是普通的晚餐——而且是十分簡單的晚餐。”
我坐了下來，眨著眼楮看那些刀叉和台布——難道有一度我也是這樣進餐的嗎？而且是一年到頭天天如此？像一個野蠻人拘謹地吃第一次的文明餐，我模仿其他人那種悠閑的態度，禮貌地傳遞面包和乳酪，從容不迫地攪拌杯里的咖啡。
我心中迫切地想與威廉和娜莉取得聯絡——但如今城外禁止通行，我又怎能辦到呢？電話比以前更受限制了。可是醫院的接線生終于和喜華森的接線生聯絡上，我請他們轉告碧茜的死和我得到開釋的消息。
第二個星期沒過幾天，醫院當局為我安排乘坐一輛往南部去的食物車。我們只能在夜間作這種不合法的旅行，車頭燈也不敢開︰這批食物本來是要運到德國去的。在陰沉的第二天清早，卡車駛進了威廉那間用磚築成的大養老院。一位身材高大、肩膀寬闊的女子出來應門，然後飛也似的跑下走道報告我回來的消息。
轉眼之間，我雙手已經抱著文婷和兩個佷女。威廉來得稍慢，手中扶著一根拐杖，從走道上一拐一拐地走過來。我們互相擁抱了很久，一邊擁抱，我一邊告訴他們碧茜患病死亡的詳情。
威廉慢慢的說︰“我差一點就希望能听到同樣關于吉兒的消息，他若能與碧茜及父親一起就好了。”自從這個高大金發的兒子被解到德國去後，他們一直沒有他的消息。我記得他如何把手臂放在我的肩膀上，在漆黑的街道上把我帶到畢偉那邊去；我也記得他如何耐心的教我︰“柯麗姨媽！你沒有配給證！這里沒有猶太人！”吉兒呵！難道那些年輕勇敢的人也要像年老、遲緩的人一樣有這樣不幸的遭遇嗎？
我在喜華森住了兩個星期，試著適應初見面的那一刻我眼楮所告訴我的惡訊︰威廉患了不治之癥。只是他自己似乎並沒有察覺，每天仍舊一拐一拐地在走道上走著，安慰和指導那些在他照料下的病人。他那時大約有五十多位病人。但如今我不解的是有那麼多年輕女孩在幫忙︰護士的助手、廚房助理、秘書等。好幾天以後我才知道，原來這大多數的“女孩”
都是年輕男子，為了逃避強迫勞動來此避難的，這種抓人強迫勞動的事越來越嚴重了。
在我里頭還有一些東西在擾動，總得到了哈林才能安息下來。當然，娜莉在那兒。但貝雅古屋里有東西在呼召我，招引我，叫我要回家。
但問題是怎麼回去。威廉有一輛供養老院辦理公事用的車子，但只準許在喜華森城內行駛。經過許多次的電話聯絡，威廉告訴我，行程已經安排好了。
當我們出發時，路上還沒有別的車輛。一路上直到我們約定的地點，我們只越過兩輛汽車。在約好的地點，我將換上一輛由哈林來的車子。前面，我們看見一輛車子停在路邊的雪地上，看來是一輛黑色高級的長轎車，車牌上顯示出是政府的專用車輛，車窗後面裝有布簾。我與威廉吻別，然後按照指示，很快地踏入這輛高級轎車的後座。即使在下了窗簾的陰暗車廂中，我也曉得那個坐在旁邊的笨拙大塊頭是誰。
我叫了起來︰“赫曼！”
他用那雙大手握住我的雙手說︰“我親愛的柯麗，感謝神準許我再看到你。”
我最後一次見到畢偉是在往海牙運載犯人的車上，那時他坐在兩名士兵中間，光禿的頭上受傷流血。如今在車里，他卻揮開我的同情，仿佛那只是很小的一件事，不值得再去談它。
仍像往常一樣，他對哈林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當那個穿著制服的司機載著我們在空寂的公路上飛馳時，他把我心中最迫切想要知道的事都詳詳細細的告訴了我。我們屋內的猶太人全都安全脫險，只有余瑪麗在街上被捕以後，給送到波蘭去了。我們這一群地下工作人員仍在繼續活動，只是其中有許多年輕男孩已經暗地躲藏起來了。
他警告我對貝雅古屋的改變要做心理上的準備。在警衛撤銷以後，有好些無家可歸的家庭曾陸續進去住了一段時期，只是他相信此刻鋪子上面的住宅沒有人居住。即使在警衛尚未自貝雅古屋撤銷之前，衷心的杜絲已經從舒城監獄中回來了。她重開了鐘表店的生意。隔鄰的眼鏡匠貝其士先生好心在自己的鋪子里分給她一點地方。就這樣，杜絲從顧客那里取來鐘表，然後交給我們的修理匠，讓他們在自己家中修理。
等我的眼楮適應車中微弱的光線以後，我對這位老朋友的面孔才看得較為清楚。他那個畸形的頭顱上多了幾個肉節，牙齒也掉了幾顆——但是那次的拷打對他原來就很丑的外型並沒有任何影響。他仍舊是那麼胸襟寬闊、和藹可親。
轎車已開始沿著哈林狹窄的街道向前駛去，越過史班橋，駛過聖柏和教堂陰影下的批發市場，最後進入百德街。車子還未停穩，我已踏出車門，跑進小巷，穿過側門，投入娜莉的懷中。她和她的女兒們整個早上都在這兒掃地、抹窗、曬床單，歡迎我回家。在娜莉的身後，我看見杜絲站在通往前鋪的門檻上，又哭又笑。笑的是因為我回來了；哭的是因為父親和碧茜，這僅有的兩個她所愛的人卻永遠不會再回來。
我們大家一起在屋子里和鋪子中穿插，看看這邊、摸摸那邊——“記得碧茜怎樣擺這些杯子嗎？”“記得美達怎樣責備游西把他的煙斗留在這里嗎？”我站在餐廳外的梯口上，用手撫摸那座名貴掛鐘上的平滑木料。我仿佛看見父親站在那里，甘田跟在後面。
“我們不能讓這鐘停下……”
我們打開掛鐘的玻璃面，把時針和秒針都對準我的腕表，慢慢地拉下鐘錘。我終于回到家中來了！于是生活像這座掛鐘一樣，又重新開始︰早上在工作室中修理鐘表，午間多數的時候，我會踏著那輛沒有膠輪的腳踏車到波士安荷文街娜莉家去。
然而，奇怪的是，我還是沒有回家的感覺。我仍在等待、仍在尋找。我花了好幾天的時間，在巷中和附近的運河旁梭巡，沿路呼叫著“瑪赫•沙拉•哈施巴斯”的名字。在我們隔壁下去三家住著一位賣蔬菜的老婦人。她告訴我當我們被捕的那夜，那頭貓在她門口咪嗚地叫著，她開門讓它進來。好幾個月的時間，附近的孩子們聯合起來，為“老祖父的貓”帶來食物。他們從垃圾桶中找來一些殘羹碎屑，有的甚至從他已經食物稀少的餐碟中故意留下一點東西，瞞著母親，偷偷帶來給那頭貓，因此“瑪赫•沙拉•哈施巴斯”也就一直能保持身體肥胖，皮毛光澤。
直到十二月的中旬，一天晚上她叫它時，它沒有再出現，以後也再沒有見過它。我繼續到處搜索，但心不禁直往下沉。在這個缺糧的荷蘭冬天，無論我如何呼叫，都從來沒有引出一只貓或一頭狗來。
令我感到悵然若失的不單是那只貓；貝雅古屋需要有人去住滿它的房間。我記起父親那夜對海牙那個特務頭子所說的話︰“我會為任何一個有需要的人開門……”在這城里沒有別的人比那些低能的男女有更大的需要。自從納粹佔領荷蘭以來，他們都被家人藏在後房。他們的學校和訓練中心都關閉了，因為德國政府把他們劃歸為不適于生存的一類。很快就有這樣一群人住進了貝雅古屋。他們還不能出到街上去。但在這里他們至少有一個新的環境，我也盡量利用工作余暇給他們安排一些節目。
但我內心依然沒有安息。我回來了，有了工作，而且很忙——但我是真的忙嗎？許多時候，我坐在工作台上開始工作，但突然發覺到自己竟呆呆地坐在那兒望著空間已有一個鐘頭了。杜絲找到一個父親親手訓練出來的修理匠，手藝相當高明，因此我在鋪子里的時間也就越來越少。不管我要找的是什麼或者是誰，他們都不在鋪子里。
但他們也不在樓上。我愛那些在我照料下的馴良人，但這幢房子的本身已經不再是一個家了。為了碧茜的緣故，我找來一些盆景，把它們放在每一個窗台上。但因忘了按時澆水，結果全都死光了。
也許我懷念地下工作的挑戰。于是當全國性的地下工作總部要我替他們辦一件事時，我熱心地答應了。他們給哈林獄中的一名囚犯偽造釋放的文件。我心想，還有什麼比帶著這些文件，轉過一個街口，送進那些熟悉的木門後更容易做的事？！
但當警局的門在我身後關上時，我的心跳開始加速。假如我不能再走出去的話怎麼辦呢？如果我中計被捕的話怎麼辦呢？
一位滿頭橙紅色頭發的年輕副警長從收納公文的辦公桌後走了過來，說“有什麼事嗎？你是奉命見誰的？”
那時羅武。但他為什麼要這麼硬生生地對我說話呢？難道他要逮捕我嗎？難道他們又要把我禁閉起來嗎？我說︰“羅武，你不認識我了？”
他仔細地看了我一眼，好像要刷新自己的記憶，然後泰然自若地說︰“當然！你是那位開鐘表鋪的女士！我听說你被關了一段時候。”
我張口結舌地望著他。為什麼呢？羅武完全曉得——忽然我想起我們是在什麼地方。我們是站在警局的中央通道上，有半打以上的德國士兵正望著我們。而我竟向一位同組的工作人員指名招呼。這豈不等于承認我們之間有特殊的關系嗎？然而地下工作最重要的一項規定是……我舔了舔嘴唇，我怎麼會那麼愚蠢呢？
羅武把那些偽造的文件，從我那雙發抖的手中接了過去，略略看了一下，便說︰“這些文件必須由警察局長和負責監視的軍事機關共同通過才行。你可以在明天下午四點鐘時再把這些文件帶來嗎？警察局長正要準備開會，直到——”
我沒听清下面的話。當羅武才說“明天下午”幾個字時，我已經箭步走到門口。我在路邊的人行道上站了許久，直到膝蓋停止顫抖。如果需要任何的證據來證實我沒有膽量和機智的話，這就是了。以前我若曾一度表現過勇氣和技能，那都是神的恩賜——只是 借給我的才能，叫我能夠勝任所負責的工作。如今這些工作技能沒有了，顯然表示這已不再是 要我做的工作。
我慢慢地踱回貝雅古屋。就在我要走進小巷的那一剎那，我領悟到我所要尋找的是什麼。
那是碧茜。
自從我跑到醫院的窗口，發覺她已經永遠離開了賴文集中營時起，每時每刻我都在想念碧茜。在我的意識中，我以為只要回到哈林以後，在這間鐘表鋪和她所愛的家里我還會找到她。
但她不在這里。自她去世以後，我如今才第一次想起她對我說的話︰“柯麗，我們必須告訴別人，我們必須告訴他們我們所學到的……”
* * * *
就由那個禮拜起，我開始講述的工作。如果這是神給我的新工作， 必會為我預備力量及該說的話語。我騎著那輛沒有膠胎的腳踏車，在哈林市和附近的小鎮上來往奔走。為要帶給人們一個消息——喜樂要比失望更根深蒂固。
一九四五年，在荷蘭實在沒有什麼可以令人高興的事。然而這也正是當時的春天人們最需要听的一種信息。那年的春天，哈林不再有“哈林新娘”的花香；河邊只剩下那只樹樁子，因為太大了，才沒給人載走當柴燒。田園里也不再有郁金香像彩色地氈一樣地點綴著原野，因為所有的花球睫都給吃光了。城中沒有一家沒有悲劇的。在這些絕望的日子里，我在教堂、俱樂部與私人的家中傳述碧茜和我在賴文集中營里所學到的真理。
每次在這樣的聚會里，我都要講到碧茜的頭一個異象︰在荷蘭設立一個療養院，叫那些心靈深受創傷的人來休息，學習如何重新投入社會中去生活而不再懼怕。一次在我講完這個異象以後，一位身材窈窕的高貴婦人向我走來。我認得她，她是韓冰玲夫人。她的家在卜薩門多的市郊，據說乃是荷蘭最美麗的房子之一。我從來沒有見過里面如何，只見過那個大莊園邊緣的樹林。那座美麗的房子就在大莊園里面。當這位衣飾高貴的婦人問我是否仍住在百德街上那幢古舊的小屋時，我不禁有點詫異。
“你怎麼——是的，我還住在那兒，但——”
“我母親常常告訴我關于貝雅古屋的事。她常到那里去與你的一位姨媽見面。我相信她是做慈善工作的，對嗎？”
剎那間，往事都浮現在眼前。打開側門，讓一位身穿緞紗，頭戴瓖著羽毛帽子的婦人進來。上樓時她的長裙和闊大的帽子輕擦著狹窄樓梯的兩邊。然後貞甦姨媽會站在門口，以一種肅穆而熱切的表情迎接她。
韓冰玲夫人說︰“我是一個寡婦，但我有五個兒子加入反抗軍，四個還好好的，只是第五個兒子自從給解到德國去後，一直沒有下落。當你演講時，我心里面有一個聲音不住地說︰‘仁會回來的，為了感恩，你要把家開放來成全彭碧茜的這個異象’。”
兩個禮拜之後，一個小男孩從側門送來一封帶著香味的信封，里面信紙上只有一行斜寫著的紫色字跡︰“仁回來了。”
韓冰玲夫人在她田莊的入口處親自等著我，我們一同在通往住宅的大道上走著，兩邊的古老橡樹在我們頭上交錯成蔭。繞過最後一個彎時，我們看見一幢有五十六個房間的大廈座落在一片極大的草坪當中。有兩位年老的花匠正在花圃中工作。
韓夫人說︰“我們好久沒有好好地料理花圃了。不過我想我們還能把它重新弄好。你認為讓那些釋放出來的囚犯們栽種花卉會對他們有幫助嗎？”
我沒有回答。只望著那人字形的屋頂和瓖著鉛板的窗戶，那麼高的窗……
我的喉嚨發燥。“里面——里面是不是有鋪著嵌花木料的地板，正廳的周圍有一圈寬闊的畫廊，壁上瓖著半浮雕的人像？”
韓夫人以驚奇的目光望著我︰“那麼，你曾來過這里！只是我不記得——”
我說︰“不，我只是從別人那里听見——”
我沒有再說下去，我怎麼向她解釋我自己也不明白的事呢？
“從一個曾經到這里來過的人口中听見的。”她簡單地替我說完了那句話，絲毫不了解我心中的迷茫。
我說︰“是的，從一個曾經到這里來過的人口中听見的。”
* * * *
五月的第二個星期，聯軍收復荷蘭。荷蘭的國旗飄蕩在每一個窗口上，荷蘭的國歌在解放了的電台中日夜播放。加拿大的軍隊把囤積在邊界上的糧食，加速運到城市里來。
六月，數百人中的第一批抵達了在卜薩門多的美麗療養院。在這些人當中，有些人對他們的損失緘默不語，有些人則說個不停；有些人畏縮不前，有些人則過于主動。但無論如何，他們都是心靈深受創傷的人。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是從集中營出來的，其中有些人在荷蘭本土的某個閣樓或後房的儲物櫥中藏匿了兩年、三年甚至四年的時間。
在第一批到來的人當中，有一位就是康師母，也就是當年百德街上另一件鐘表鋪主人的寡婦。康先生在秘密的藏身處死了。她獨自到我們這里來，頭發灰白、老態龍鐘，只要是一點點的響聲就會嚇得跳了起來。其他到卜薩門多的人，也都因空襲、喪失家人或是戰時不停的遷徙而身心均受損傷。自一九四七年開始，我們也接納在印尼受過日本人禁閉的荷蘭人。
雖然這一切都不是出于特意的設計，但事實證明這種安排對那些曾在德國坐過牢的人確實是最好的設計。當他們各自生活時，他們很容易自嘆自憐，心中只記著他們自己所受種種苦害；但在卜薩門多，他們有機會體驗到自己並不是唯一受害的人。對這樣的人，治療之鑰都一樣，每個人都有一種創傷需要饒恕；或是那位檢舉他的鄰舍，或是一位殘忍的獄卒，或者是一名有虐待狂的德國士兵。
奇怪的是，人們最難饒恕的倒不是德國人或日本人，卻是曾與敵人合作的荷蘭同胞。我們時常在街上看見他們。他們的頭被剃光了，眼中流露著畏縮的神情。這些與人合作過的人如今十分可憐；他們被逐出家門之外，找不到工作，在街上受盡人的譏笑和辱罵。
起初我以為我們也應該把他們邀請到卜薩門多來，與那些曾被他們害過的人左右同居，好叫他們彼此之間能生出一種共同的憐憫來。但事實證明這種辦法行不通，因為那些受害的人在心理上還沒有準備好。我試了兩次，結果雙方打起架來。因此一旦等到國內再度開辦為低能男女而設的學校及收容所之後，我便把貝雅古屋交出來作收容這些曾與敵方合作的人之用。
事情就這樣地干下去。戰後的數年，我們作各樣的嘗試，犯了錯誤，再繼續學習。那些前來為戰後受害人義務服務的醫生、心理治療專家和營養專家們，有時對我們這里松弛的管理方法感到驚奇。早晚的崇拜聚會中，大家可以隨時進進出出，用膳時也沒什麼好的禮貌。有一個人每天早上三點鐘起來散步，走到哈林市去。但我沒有勇氣吹警哨或斥罵，也不願意考慮裝閘門或定下宵禁的時間。
果然，到了時候，人們都各自找到辦法消除心靈深處的隱痛。正如碧茜所說的，這常常要從花園開始。當花兒開放或蔬菜成熟時，人們就較少談論以往的苦境，較多談論明天的天氣。等到他們的視域逐漸擴張之後，我開始告訴他們在貝雅古屋居住的那些人的情形︰那些人從來沒有一個人來看他們，也從來沒有收過一封信。當我提到那些與敵人合作的人而不再從他們口中听到一連串自以為義的怒言時，我就知道那個人離心理康復的時候不遠了。等到有一天他說︰“你說到的那些人——我在想，不知道他們想不想吃我們自己種的紅蘿卜”時，我知道奇跡已經出現了。
* * * *
我繼續四處演講，部分原因也是因為卜薩門多的療養院要靠捐款來維持。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要听關于碧茜的事跡。我在荷蘭各地旅行演講，又到歐洲其他地方，也去到美國。
但是心靈饑渴最深的乃是德國。德國全國都是滿目瘡痍，城市變成了瓦礫堆。但更可怕的是，人們的思想與心靈也都成了灰燼。只要越過國界，你便立即感覺到全國上下那種沉重的氣氛。
在慕尼黑一個禮拜堂聚會時，我看到了一個人。他就是賴文集中營那間淋浴室門外的守衛，也是自我出獄以來看到的第一個我們從前的獄卒。忽然往事全回復到眼前——滿房間齜牙咧嘴譏笑我們的男人，一大堆的衣服，還有碧茜那張痛苦而蒼白的臉孔。
當人們陸續離開教堂時，他向我走過來。面露喜色，向我鞠躬。他說︰“女士，我對你的信息多麼感激。想到正如你所說的， 把我的罪洗干淨了！”
他伸出手來要與我握手。我呢？我曾那麼多次向卜薩門多的人們傳講饒恕的需要，如今竟把手放在身旁，不願與他相握。
忿怒和報復的思想在我里面煎熬，就在這時候，我看出這乃是罪。耶穌基督曾為他而死，難道我還要要求更多嗎？主耶穌呵！我求禰饒恕我，也幫助我去饒恕他。
我試著微笑，掙扎著要舉起我的手。但我不能，我沒有絲毫的感覺，心中一點溫暖和仁愛的火花都沒有。我再次默禱。耶穌，我不能饒恕他，禰把禰的饒恕賜給我。
當我最後伸出手時，一件難以置信的事發生了。從我的肩膀，沿著我的手臂，通過我的手心，有一股電流似乎從我身上傳到他的身上。那時我心中涌起一股對這個陌生人強烈的愛，幾乎把我全部淹沒。
我這才發覺，醫治這世界的能力不系于我們自己的饒恕，也不系于自己的良善。乃系于神自己的饒恕與良善。當 吩咐我們去愛我們仇敵的時候，跟著這命令而來的便是 所賜給我們的愛。
那真需要極大量的愛。戰後的德國最急需的乃是房子；據說有九百萬人無家可歸。他們住在瓦礫堆里，或住在只剩下了半邊牆的建築物下，有的則住在如今已廢棄不用的軍用卡車上。一群教會人士邀我去對一百家住在一間作廢的工廠里的家庭演講。工廠里各家與各家之間只隔著一張床單或毛氈，但這里沒有隔聲的設備；嬰兒的啼哭，收音機的喧嘩，家人吵架怒罵的聲音處處可聞。我怎能對這些人講說神的真實性，然後自己卻回到城外安靜的教會宿舍里去休息呢？不，在我給他們傳述信息之前，我必須與他們一同住在一起。
我在那間作廢的工廠里，與他們同住了好幾個月的時間。一天一個救濟機構的主持人前來看我。他說，他們听見我在荷蘭所作助人復原的工作，他們在想——我正要開口告訴他們，我對這樣的事沒有受過專門訓練，但他的第二句話卻令我緘默下來。
他說︰“我們找到一個可以作這樣工作的地方。那是一個從前的集中營，剛由政府批準使用。”
我們開車到丹士達去看那間集中營。一捆一捆生銹有倒鉤的鐵絲網仍圍繞著這集中營。我慢慢朝灰色營房中間的煤屑路上走去。推開一扇軋軋發聲的門，我在一行行金屬的床榻中間走著。
然後我開聲說︰“在每個窗口上要安裝一個種花的木箱子。那些鐵絲網當然要拆下來。然後我們要油漆，綠色的油漆，鮮艷光彩黃綠色的油漆，好像初春時節百物生長時的那種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