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一个复原派作家能够平安到达日内瓦这一事实的背后，有着一连贯值得注意的事件。现在的瑞士西部那讲法语的区域在当时刚刚开始和瑞士共和国发生政治上的联系。百伦这一郡对于扩展它的影响一事，特具雄心。甚至在它经过一度著名的争论(一五二八年正月)而正式成为慈运理派之前，它已经采纳了有利于福音派传播圣道的政策，鼓励在非利堡(Freiburg)以南讲法语的地区进行宣教工作。一五二六年十一月法勒尔(1489–1565)来到这一区工作，他是一位热心的传道人，生于法国东南部的加普(Gap)，他在巴黎和摩斯(Meaux)地方曾结识了那位法国改教运动的先驱者靳非甫耳。远在一五一二年勒非甫耳即开始讲论因信称义的道理，他的基本信仰是属于复原派的。法勒尔和勒非甫耳不同，是一个热心而放任的新教义宣传者，他的生活充满着冒险和患难。一五二四年当他在巴塞尔的时候，伊拉斯母很不喜欢他的好辩。巴塞尔的改教领袖厄科兰巴丢(Oecolampadius)曾规劝法勒尔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以后法勒尔又结识了慈运理，并热烈参加百伦的辩论。在瓦得(Vaud)区各乡村他的改教宣传工作十分成功；不久他获准在洛桑(Lausanne)传道，洛桑的教会因之得以革新。他的工作获得许多讲法语的宣道家的帮助，逐渐地把整个瓦得区都争取过来了，这使复原派的百伦比罗马天主教势力下的邻郡非利堡更得优势。
现在日内瓦成为法勒尔的目标。两世纪以来这新兴都市不断地在为着自己的独立斗争。当地的封建及教会首长一向是萨伏衣(Savoy)公爵的代理人，而主教是由公爵委派的。在一五一九至一五三三的这段期间中，市民们得到了最后的胜利。一五二六年公爵的代表给赶走了，一五三三年主教亦被清除。市区的行政由民选的，四委员为首的廿人议会及另一初为六十人，逐渐扩充到二百人的议会，和全体市民大会所管理。因为主教曾反对市之脱离萨伏衣而独立，失掉了人民的信仰，就在政治改革中间被清除。教会权威的丧失及一般情形给了复原派一种非常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是他们所重视的。
在法勒尔进入日内瓦之前，这城市已多少有了一些复原主义的色彩。据我们所知的，第一个访问日内瓦的复原派领袖是阿立威坦(时为一五三一年)，他和加尔文的关系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一五三二年六月，嘲笑教皇的街招之出现，颇使市民惊奇。同年十月法勒尔来到日内瓦，旋被驱逐出境，可是他在那里留下一位助手，为他十四个月以后的重来布置一切。这一次他参加辩论，获得公开演讲的机会，到了一五三五年八月，他说服当局，废弃旧的崇拜仪式。这时候百伦希图收日内瓦为政治上附庸，但被拒绝；法勒尔仍获准继续他的工作。他创办一个慈惠医院，并当革新派在选举中获胜后，迫使行政当局采纳了惩戒渎神行为、赌博、**、盗窃、酗酒等条例。一五三六年五月廿一日市民在圣彼得堂举行大会，严肃地举手宣誓愿遵行圣经教训，拒绝“教皇的干预”。同时通过创办义学以教育贫穷子弟，并强迫学龄儿童入学。对这些改革仍然有反对的人，但日内瓦终于成为复原派的城市，不久之后且成为复原派的大本营。
当法勒尔知道加尔文来在日内瓦，他立刻赶到旅馆去会见他，对他大下说辞，苦苦劝他留在日内瓦和他合作。同年的九月初一日，这一位年仅廿七，精力充沛，黑头发，高眉毛，瘦削，有着修剪整齐的褐色小胡子和黑得发亮的眼睛，一双尖圆的手和非常灵活的手势，口舌明快，语音清朗的法国青年，在圣彼得堂向一群牧师和市民演讲。当时那位市议会的书记忘了他的名字，只在记录上写下：聘用那位“法国人”。
这便是今天为全世界所熟知的一件伟大工作的开端。为着无法对那些倔强的市民施行训练，这些改革者在一五三八年三月相率离开日内瓦。法勒尔到了内沙特勒工作。加尔文则赴施塔斯堡，在那里担任法国流亡教会的牧师职位，从工作中他得到良好的教牧经验，认识了新朋友，并和一位身体纤弱而容貌动人的寡妇波蕾(IdelettedeBure)结婚。波蕾在一五四九年逝世。以后这位伤心的丈夫在他的书上提起她，说她是他最好的伴侣和忠实助手。当时日内瓦的情形纷乱，经过当地行政长官的不断敦促和法勒尔的一再来函劝说，加尔文乃于一五四一年重返日内瓦工作。他草拟了《圣会律例》(EcclesiasticalOrdinances)，作为日内瓦教会的宪章，这宪章为改革宗教会奠定了组织方面的基础。在这制度下，教会的大部分责任是放在平信徒的长老们身上，另外有一个健全的“牧职”，包括学者教师。那些生活腐败，怠懒放荡的人，须由教会长老和牧师等在教会法庭(Consistory)上以爱心相劝诫，必要时则加开除。
一般认为日内瓦的这一种严格呆板的训练是受曾经研究过法律的加尔文的重法主义思想所影响。但事实上这种训练是从完全不同的源头来的。加尔文是在追求使无形教会成为有形，在日内瓦建立“圣徒相通”(communionofsaints)，就是他和路德所同认为信经中所指的“圣而公的教会”。污秽的罪人以及凡不履行他们对社会的责任的，都不许进入这神圣团体，或享受那作为这团体的团契凭据的圣餐。这种惩罚为的是使圣礼不受侵犯。把日内瓦造成为一神治城邦，在这里圣徒的相通能够有一种自然的环境。因此那种适用于圣徒的惩训办法，在获得民选行政长官的同意之下，亦适用于全体市民。
那些“沉湎于宴乐生活”的放荡的日内瓦人，处在这种惩训––封闭夜总会，禁止跳舞、赌博、及奢侈装束––之下，都畏缩起来了。这些正在施行的条例有许多原是早已规定而没有执行的，现在在明显的原则和教会法庭及议会(Council)的督促下，严格执行起来，有好些人受严酷无情的处分。加尔文的艰苦斗争一直继续到一五五五年。他自称为“天性懦弱”，但许多刚强的人却无法仿效他。他准备失败不只一次，他经历过无数艰险，**了无数敌人。他的敌人中之最顽强者在一五五三年被处焚刑。
这位西班牙的科学家及反对三位一体说的瑟维特(MichaelServetus)，是一个受天主教异教裁判所(Inquisition)判罪的流亡者，加尔文在巴黎认识他，以后从通讯中希望能说服他，但终归无效。瑟维特不顾警告，来到日内瓦被逮捕，审讯并处焚刑。加尔文原要他受斩刑，但以后仍以异端的罪名而为焚刑辩护。一九○三年加尔文派的人在瑟维特受难的地方建立纪念碑，责加尔文在这件事上“犯了当代所通有的错误”。当然我们有权利希望象这样的一位曾经上书法兰西斯一世的人，能够超越于这种时代的错误。他曾掩护另外一些不相信正统的三位一体说的人，惟独对瑟维特残酷不仁。有人以为此反常行为的主要原因，乃加尔文认为瑟维特非但相信异端，且是日内瓦神治政治的劲敌与破坏者。
加尔文是一个学院式的学者，没有路德所具有的对普通人的吸引力。他的听众多半为知识分子；在日内瓦要不是因为当地的知识水准很高，他可能失败。可是由于他之承认平信徒在教会中的重要地位及政治上之代议制度(这方面他比路德更前进)，深得人民的信服。在日内瓦他所建立的神治政治也就是民主政治。他清除城里的污秽区域，为贫民建设了一所济贫所。又建设一所举世闻名的学院，这学院造就出来的人材把加尔文学说的精粹传播全欧，建造新邦，摧毁王权。他所给复原教的一套神学理论可与阿奎那(ThomasAquinas)所著的《神学总论》(Summa)相较量。他为着复原教的团结努力奋斗，但所成就的仅有一五四九年德语区瑞士各领袖所缔结的合一信条，尚未能达到他所希望的将复原教结合为一超国界的团体。在他所写的许多灿然有力的小册子和内容丰富的圣经释义里，他不断地卫护及促进复原教的主张，对抗当时罗马教复起的势力。
繁重的工作打击了他的衰弱身体。他的巨著多半是当别人睡觉或是在极度忙碌工作中抽空写作的。以后一连串的恶疾侵袭了他，躺在床上，他仍然执行他的责任，一直到最后。一五**年五月廿七日当他过世的时候，日内瓦小议会在公告中说：“上帝赋给他一种峥嵘伟大的特性。”
加尔文的严酷性格使他受到许多非议。这种性格可能是从早年的过于刻板的工作习惯而来的。他没有一个自由的童年，也不曾学会尽情游戏。虽然在理论上他反对苦修主义，赞同欢笑生活，实际上他对自己的工作抱着一种苦修而不求安逸的精神，使自己陷入于一种沉愁的气氛中。他极口称赞造物主创造星宿的巧妙，却不曾停下来欣赏它们。他称赞从一位朋友的屋子望出去的风景，却不曾提起从自己窗口望出去的动人山色。那些在这方面谴责他的人未免是对一位十六世纪的人物要求太多，尤其是对这一位衰弱憔悴，肩膀上放着全欧洲宗教问题的重负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