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都同意加爾文是改教運動的第二位偉大人物。他生于一五○九年七月十日，比路德年輕廿六歲。他的父親加爾文•格拉爾(GerardCalvin)是諾陽(Noyon)的一位有名望人物，曾任該地教區主教的秘書及天主教的法律顧問。格拉爾的第一位太太法蘭克真尼(JeanneleFranc)(即加爾文約翰的母親)是一位從坎布內(Cambrai)移居諾陽的退休的旅館業者的女兒。
加爾文的才智很早就被發現，幼年時得與某貴族家庭的子弟們同受優良教育。當他還是童稚的時候即受任教會的職務，他的入息使他得以在一五二三年(那時他十四歲)以未及冠的童年進入巴黎大學深造。
在巴黎他的業師們都看出他的超越才智並盡力教導他。在馬奇學院的科底亞教授(MatuinCordier)的督導之下他立下了拉丁文的基礎。在孟太古學院(CallegedeMontaigu)(伊拉斯母在這里發現了蛋與神學都是過了時的老貨)他住了三個忙碌的年頭，他吞下了一些于他的健康無益的蛋，卻拒絕接受神學。雖然如此，孟太古學院對他有一件重要的貢獻(一個大學對天才青年所應有的貢獻)，就是教他怎樣表現自己。學院的課程著重于辯論方法；這時期加爾文的那正在從童年轉變過來的聲調常常拖著悠長的語句在評論關于亞里斯多德的哲學問題。這種訓練，最少這種訓練的一部分，使加爾文得到了善于擇用字句的非常才力。
天才和訓練，若加上了宗教上和道德上的修養，必有更豐富的生命，而當一五二五至一五二八年在孟太古這段期間他可能已有了一部分的宗教教育，因為當時學生們的思想頗為人文主義派及路德派對經院哲學的批評所激動；許多人正在為著他們的信仰而冒艱險。那位要在一五二九年為著路德主義被焚的伯爾金(LouisdeBerquin)就是這時候同學中的杰出領袖。雖然加爾文仍相信他自己是一個絕對的教皇派，但可能那新的酵已進入于他心中。
一五二八年他獲得文科學位之後原計劃攻讀神學。可是他父親格拉爾在諾陽與當地天主教會有了沖突，因對教會不滿，在盛怒之下命令兒子轉修法律(路德在二十二歲時入修道院為修士，加爾文十八歲時順從父命攻讀法律)，于是他進入奧蘭(Orleans)的著名法學院。其實加爾文所喜愛的是人文主義的文學，而所敬仰的人物是那位半路德派的德國人文生義者倭勒馬(MelchiorWolmar)。可是他對法學仍然用心攻讀，並曾幫助一位朋友著書支持這位朋友的法國教授伊多理(Etoile)反對一度曾為加爾文業師的意大利教授亞斯亞提(Alciati)。他雖是一個有法學學位的人，但在一五三一年他父親死後他就放棄了以法律為職業的意向，在巴黎研究希臘文、希伯來文、及拉丁文經典，受業于當時新受法王法蘭西斯一世委派的皇家講師門下。
當時加爾文的周圍有一群深受那位著名人文主義者勒非甫耳(Lefevre)所影響的青年人文主義學者，(勒非甫耳為伯達NoelBeda所領導的所爾波恩派神學家所攻擊)。以一個人文主義者的資格，加爾文曾發表評辛尼加的《寬仁論》(CommentaryonSeneca'sDeClementia)一書的批評，這部書在當時被認為是寬待復原派的一種掩護。加爾文的著作表現出他對經典及教父的精深造詣，在他的書中他曾把“專制”一詞的定義釋為“違反人民意志的統治”，似乎有指摘法國的專制政治的意思。
加爾文的表兄弟阿立威坦(Olivetan)是加爾文的親密同志之一。當時阿立威坦和急進的宣道家法勒爾(Farel)常在一道；一五三一年他到了日內瓦。阿立威坦的父親和加爾文的父親一樣，曾受雇于諾陽的教會，兩位後輩大概在那時候已有了良好的友誼。根據那位著名的加爾文派學者杜馬格(EmileDoumergue)的說法，阿立威坦是“使加爾文成為福音派的促成人”。阿立威坦比加爾文大幾歲，也早他幾年成為復原教信徒。一五二八年他從奧蘭逃到復原派勢力下的施塔斯堡城，在那里從事研究希伯來文及希臘文。一五三二年九月那個曾由改教運動帶來了新生命與新**的南阿爾卑斯的瓦勒多派在安哥尼(Vald'Angrogne)的上撫然(Chanforan)舉行了一個重要會議，在這會議中，瓦勒多派的弟兄們委派了阿立威坦(他與法勒爾同來)替他們準備一部法文譯本的聖經。一五三五年初期這部書在內沙特勒(Neuchatel)完成，書中的新約序言是出自加爾文手筆，是在前一個秋天寫成的，當時法國的監牢里囚禁著許多復原派信徒，而有些已受焚刑。從加爾文在這篇序文中所用的語句，可以清楚看出他完全承認自己的立場和那些正在遭受**的法國福音派及瓦勒多派是一致的，他說︰“如果我們從這一國給驅逐出去，請記得全地都是屬于主的。如果我們給拋出地球之外，請記得我們並非被拋出上帝的國度。”
這種堅決的立場是在好幾個月之前就已決定的。一五三三年十一月一日加爾文的朋友可拍(NlcholasCop)在大學發表了一篇演講，加爾文被嫌疑為這篇講詞的擬稿人，不能不自巴黎逃出。這篇演講的內容夾雜著伊拉斯母派(Erasmians)及路德派的主張，也似乎是擁護自由主義而反對所爾波恩的神學家的。這時期加爾文在昂姑勒美(Angouleme)住了好幾個月。他經過了法國的好些地方，訪問了年老的勒非甫耳，那時候這位老先生是在法王的姊妹昂姑勒美的馬格蕾(Marguerited'Angouleme)的保護之下，住在尼拉(Nerac)。一五三四年五月四日以前。加爾文即放棄了他的從諾陽教會而來的進款。加爾文自己說(未提時日)︰[HTH]“由于突然的感召，上帝克服了我的剛硬的心，使它成為可教化的。”[HT]我們或許可把這“突然感召”的時日放在前述的兩個時日之間。可能這時候，加爾文開始對伊拉斯母及勒非甫耳的妥協性的改革感覺失望。在這時候已經有了他所敬愛的人，正在為著比前述兩位的更正確的信仰而犧牲生命。
加爾文的簡單語句無疑地正隱藏著他內心的長期斗爭。在另外的地方他說，為著他對教會的虔敬，他曾經情感地反抗自己的對復原教的傾向。但他終于說服了自己，認為對教會的真正忠心包含著【HTH】“努力糾正它的錯誤”。【HT】
在阿立威坦的聖經譯本出現之前，加爾文已開始他的《基督教要義》的著述。這書的大部分大概是一五三四年在昂姑勒美寫的。一五三五年他住在麥茲(Metz)、施塔斯堡和巴塞爾。加爾文描寫自己為“天生的畏羞和怯懦”，寧願當一個附從者而不願充任改教運動的公開領袖。在巴塞爾他化名為路加紐(MartianusLucanius)，準備把他的書付印。一五三五年八月他把原稿交給柏拉特(ThomasPlatter) 巴塞爾一位杰出的出版家。巴塞爾在當時是阿爾卑斯山以北最大的販書中心，就在這里伊拉斯母的希臘文新約于一五一六年交給弗羅賓(JohnFroben)代為出版。這時候伊拉斯母正在巴塞爾度其最後幾個月的生活，他在一五三六年七月死于弗羅賓家中。我們沒有憑據證明伊拉斯母曾與加爾文見面或曾讀到加爾文的書。《基督教要義》一書是在一五三六年三月由柏拉特出版的。
加爾文以書信體裁寫成這書的序論，並以之呈獻與法王法蘭斯一世(一五一五 一五四七，為瓦洛王朝(theValoisHouse)最偉大的國王)。這信所下的時日是一五三五年八月廿三日，根據加爾文的解釋當初寫作這書的原意是把它當作教授學者的綱要，但在出版時決定加上了一篇呈獻給國王的序論，因為當時有許多信仰相同的人在法國給判處焚刑，而為這種殘暴行為辯護者竟說這些受刑的人是犯了誹謗罪，是邪惡和叛亂的人。加爾文告訴我們他對這書的希望是以解釋這些殉道者的信仰“來證明在主眼中他們的死是何等寶貴”，並使“別國的人最少能對他們生發同情之念。”
當《基督教要義》出版的時候，這位年青的作家已動身到非拉拉(Ferrara)去。當時他對瓦洛王朝還沒有失望，化名為伊斯比維爾(d'Espeville)和其他被放逐的法國人一同托庇于非拉拉的倫尼公爵夫人(即法王法蘭西斯的堂妹)。可是那位公爵在教皇的影響下，決意把那一群投靠他那信奉復原教的太太的法國文人驅散。加爾文乃再次越過阿爾卑斯山，計劃暫時遁居于施塔斯堡，終因受戰爭影響，他繞道經日內瓦，于一五三六年七月的某一天，在那里宿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