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的书信大部分都保留着，这些书信非但成为他的传记的极珍贵材料，同时是他所关注的许多事件的重要记录。加尔文临终遗言，他的所有信件，凡对教会有价值的，均须整理出版。为遵行这一遗嘱，他的朋友伯撒在约米勒(CharlesdeJonvillers)的帮助之下，于一五七五年把他的拉丁文书信整理出版。一八五四年波耐特(JulesBonnet)又将他的拉丁文及法文信件选辑成书，并于一八五八年译成英文。这一选集共有书信六百封，编成四卷。《改教文献全集》对加尔文书信搜集颇全，见该集第十卷第二至第二十部。
这些书信比任何其他材料更能表现加尔文的精神。它们多半是写给同工的，也有好些属于交际性质的，是写给偶然结识的朋友，所涉及的问题是有时间性的。也有写给国王、国家元首、或在政治上居高位的人物的，更有些是答复一般人士询问问题或有关教会的零星事件的。整个来说，从这些书信可以看出他所同情的对象和他的友谊范围之广大，较之他对于教会改革以及卫护改革宗福利的热忱，并无稍逊。在另外许多书信中，加尔文的地位是一位宗教问题的顾问；谴责和规劝，赞赏和鼓励，充满于字里行间。也有些是款款慰问的书信。在这位受过人文主义训练，对辛尼加的思想有深刻了解的作者笔下，有些书信和以辛尼加的作品为代表的斯多亚派(Stoics)的笔调极相仿佛，几乎就是这一派变形的基督教文学。举例说，在加尔文写给黎塞堡(MonsieurdeRichebourg)，慰问他那位在施塔斯堡就学的聪明儿子之死(因患疫症)的那封长信中，有一部分就表现出斯多亚派的笔调；当然只有一部分，因为加尔文对这青年人所表示的热爱，和因他之死而感受深刻悲伤那一种情感，在斯多亚派的血脉里是找不到的。
加尔文写信给国王和统治者都有一种令人奇异的坦白自如的态度，就环境所许可的来谴责或规劝他们。经他写信劝告过的权贵当中有法王法兰西斯一世及亨利二世、纳瓦拉的公爵布尔邦安东尼、英国的爱德华六世、波兰西基斯门奥古斯都、非拉拉的公爵夫人伦尼、元帅科利尼、及摄政所麦瑟特等。他在一五五四年十二月五日致波兰王的信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一个传福音的牧师写一封问候的信给如此尊荣的国君，似乎是不适宜的……但我相信你对我们的主上帝的儿子所有的虔敬，必不因他仆人的劝告而不愉快。”
于是他劝告西基斯门要“为着在基督的国中荣耀上帝，为着崇拜的纯洁，为着人类的拯救”而争战，并在“复兴他的荒废的教会”这事工上，作为上帝的同工。在一五五七年十月致法王亨利二世的一封信中，主要内容是一简短的信仰宣认，但其中包括论及政治权力的一段话，认为统治者是上帝的辅佐，我们应该服从他们所立的法律，缴纳税款，服从他们，但他们“必须尊重上帝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
这便是加尔文和地上权贵通信的率直口气，这些信件能否收到预期效果是很可怀疑的。他给各教会牧师所写的许多书信––往往是给某一城市，如区利赫或沙夫哈申的全体教牧––可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通信范围伸展到许多地区，包括各式各样的人，其中最富启发性的是那些写给他的好友米锐及法勒尔的书信。他经常给法勒尔写信，在这些机密的信件中他无顾忌地批评有关教会政治的事件，有时涉及他们的共同朋友和敌人。在这一类信件中我们看出有许多人是加尔文所熟识的，这些人常常在他的思念和祷告中；但也有些(虽然不多)经常为他所指摘、所不喜欢的人。他的许多信件都以一种使徒式的祝福体裁结束，例如一五四二年八月廿三日给米锐的信的最后几句话：
“再会，我的可敬和可喜悦的弟兄，愿主耶稣时刻引领和加强你!请代问所有弟兄们的安，代问你的夫人和姑母的安!”
可是一五四一年五月在他从热根斯堡会议(ConferenceatRegensburg)写给法勒尔的一封信中，咒诅和祝福的话在信末一起见到。
“那位大会的秘书是很令人讨厌的；愿上帝取他灵魂或改变他。以最诚恳的心问候众弟兄们。愿主耶稣保守你。菲立甫(墨兰顿)与布塞珥问你好。前天我们和方伯一道吃饭的时候曾想念到你。”
加尔文对于他认为是真理敌人的人是可能很严酷的，对故作无知的人亦不容忍。他在谈话中比较在通讯中或更温和一点。无可疑惑的他是生活在一种温暖真挚的友谊中，他不惮烦地为在悲愁患难中的人写了许多安慰的信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