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宗教改革中，马丁·路德（1483－1546）、慈运理（1484－1531）和约翰·加尔文（1509－1564）是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马丁·路德虽然写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忙于与对手论战，并没有时间作系统性的整理和著述。而慈运理则是在47岁时就战死沙场。加尔文比路德小26岁，比慈运理小25岁，他是属于宗教改革的第二代人物。所以，他比较有时间在神学上作系统性的整理和研究，是宗教改革神学的集大成者。
改革宗一词，乃是为了使加尔文派传统与信义宗及重洗派传统有所区别。改革宗传统的开山鼻祖是苏黎世第一个改教者慈运理和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其中加尔文更是在其圣经注释、小册丛书，特别是在《基督教要义》一书中，发展出一整套新教神学。从宗教改革时期直到如今都有许多人和团体随从加尔文的教训，但他们并不是完全循着相同的思考或发展路线前进。因此改革宗传统中的加尔文主义者，尽管在许多方面基本上都彼此认同且相似，但因着历史或地理上的环境，也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就形成了此传统中的许多路线或门派。
改革宗传统发展出的第一路线，为西北欧、瑞士、法国、荷兰和德国所共享；并且也影响到匈牙利东部和意大利南方的瓦德西亚教会。改革宗教会在这些地区活跃于编制早期的信仰告白与要理问答，许多教会视其为教义标准。1537年加尔文起草了第一篇改革宗要理问答，并于1541年重新修订。这项工作被翻译成数种文字，并产生莫大影响力。而更为重要的是1563年出台的《海德堡要理问答》，它至今还是大多数欧洲改革宗教会内标准的信仰告白文件。1561年的《比利时信条》也清楚说明了加尔文派的教义立场。
越过大不列颠群岛的水道，加尔文主义乃是宗教改革时期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当时伊丽莎白女王强迫英格兰教会保留半天主教式的崇拜仪式和管理方式，但加尔文主义仍如呈现于1563年《三十九信条》中一样是基要的神学(此信条是克兰麦大主教于1553年所著的《四十二信条》的翻版)。步入十七世纪，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也为说英语的神学生提供了基础神学的指导。当时由独立教派，长老会，以及更为坚定的加尔文派人士所形成的清**，坚持要根除国立教会中一切罗马天主教的残迹。同时，一群为数可观，受重洗派影响的新**，虽然接受为成人施洗是执行圣礼的唯一适当方式；另一方面也接受改革宗绝大部分的教义。因着他们相信预定的教义，因此人称之为“特别”浸礼派，以区别那些拒绝预定论的“自由意志”浸礼派。而这些不从国教的团体也就负起了起草《威斯敏斯德信条》和《威斯敏斯德教理问答》、教会行政方式和崇拜规程的责任，直到如今这些都仍然是一切说英语的长老会的标准。苏格兰长老会和苏格兰教会最初使用《苏格兰人信仰宣言》(1560)和《日内瓦教理问答》，后于1647年采用了威斯敏斯德信仰准则；在独立派以压倒性的多数占据英国国会之后，他们就拒绝接受英国国教的信仰标准。
在全世界欧洲和英国的殖民地上的改革宗和长老会，都是十七世纪末移居麻省、纽约、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他处的移民者所建立的。虽然起初母会并未给什么帮助，可是他们还是遵循母会的教义、崇拜仪式、和行政传统，发展了自己的教会。大多数长老会都采用《威斯敏斯德信条》的基准，而根源于欧陆改革宗传统的教会则坚守其原有的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比利时信条》，《海德堡教理问答》和《多特信条》）。
改革宗传统的历史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毫无争议的。有时出现难题，令那些坚守改革宗立场的人对其基本信仰作重新检讨和辩护。其中最有影响的明证之一，是一场始于荷兰神学家雅各·阿米念的争论。阿米念反对加尔文有关恩典的教义。1610年他的信徒发表了一份《抗议文》(Remonstrance)，反对那些与他们意见不合的人，使事态陷入白热化。1618年，来自世界各地的神学家们为此在荷兰的多特举行了一次专门会议，与会者谴责了阿米念派的观点，把阿米念派定为异端，确认：(1)人类完全堕落；(2)神无条件拣选；(3)基督的赎罪仅限于选民；(4)神恩之不可抗拒；(5)信徒蒙保守直到永远。阿米念派人士被驱出改革宗教会，成立了自己的教会，并且一时声势浩大，成为卫斯理主义循道派及其他非改革宗和抗改革宗教派的根基。多特总会的《多特信经》与《比利时信条》、《海德堡要理问答》合称为三项联合信条，是大多数欧陆改革宗教会持守的信仰基准。
在英国与苏格兰之间发生了与以上不同的冲突。清**试图完全改革英国国教，但遭到伊丽莎白女王及其继承者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反对。由于清**在国会的影响很大，因此能与皇室对抗，但最后这场对抗演变成战争。战争的起点是在苏格兰，因查理一世想强迫苏格兰长老会接受主教制，遭到后者的坚拒。查理一世想用武力**反抗，却受到国会中清**的强烈反对。结果是1649年国王战败，被俘，被国会送上断头台，其后九年就由克伦威尔当政。但克氏去世后不久，查理二世登基，遵循其父查理一世的政策继续治理英格兰和苏格兰。此时英国的清**受到压制，但苏格兰人却奋起以武力反抗查理二世，从此展开了游击战。所谓“盟约者”，乃因共同立约要为“耶稣基督的王权”争战而获名。他们一直坚持奋战下去，即使查理二世的弟弟，罗马天主**雅各接替其兄即位也未能止息他们的对抗。直到1688年雅各王被迫退位，奥伦治王子威廉继承王位，他们才放下了武器。
改革宗传统虽然有其坎坷争议之处，但它在世界上具有正面积极的影响。十八世纪时，它在世界福音复兴中就占有中心地位。如1700年在苏格兰的复兴运动是由于汤摩斯·波士顿(ThomasBoston)以及清**之著述而产生。其中《现代神学的精华》一书力主加尔文派信仰，影响巨大。这场复兴逐渐与英格兰在乔治·怀特菲德领导下的大复兴汇合。在美国殖民地，约拿单·爱德华滋参与大觉醒运动，这场运动也与英格兰的大复兴息息相关。在所有这些运动中，加尔文神学乃具最根本的影响力。
近代在大不列颠群岛，改革宗传统继续结出累累硕果。其中最重要的教会事件是绝大部分人脱离了苏格兰教会，成立了苏格兰自由教会。尽管直接原因是反对赞助者强迫牧师对会友的权力，根本原因则是因为苏格兰教会已大规模地放弃了改革宗的立场，而那些渴望持守这一立场的人就坚持主张他们有自由选择自己的牧师。这一要求被否决后，他们就退出成立了自己的宗派。但改革宗信仰的影响不仅只在教会范围内有所行动。当时的产业革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变化，工场主普遍残酷地剥削工人。英格兰的安东尼·阿希理·库珀、谢福斯白瑞之第七伯爵、汤摩斯·钱模士牧师等人大力奔走，促使国会立法保护工场工人，矿工，和残疾人的利益。这些领袖大多数都极力赞同加尔文信仰。到该世纪末不少持同样看法的人进入了英国国会，为其他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立法负责。
以改革宗观念参与社会和政治的惯例被带入美洲。长老会和改革宗教会许多人参与了废除奴隶制的运动，近年来对民权运动和其他类似运动更是非常热心。[1]
改革宗传统向来积极支持教会信徒的教育。加尔文坚持对教会青少年进行要理问答的训练，并建立了今天的日内瓦大学。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参照这一教育模式，在所著的《第一训诲书》中提出了有关教育的条文。在荷兰，莱登大学是按照这一教育思想成立的；在法国则据此设立了数间神学院。美国受同样教育传统的影响，建立了哈佛和耶鲁等大学。
改革宗神学是全方位的世界观，它所注重的不仅是个人生命的改变，而上整个社会文化的改变。它所传到的每一个地方，首先是给当地文化带来极大的震动，其次就上逐步地变革当地文化，把上帝的真道应用在个人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罗1:16）在改革宗神学中，福音的大能得到了极大的彰显。
[1]请查阅《宗教改革简介》、《改教时期神学》，http://chinachristianbook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