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分卷 中國的"仇恨文化"─文明缺陷與仇恨根苗——孔捷生
    中國的"仇恨文化"─文明缺陷與仇恨根苗——孔捷生

    傳統文化的一大缺陷就是"平等"的觀念欠奉,法制因此難以生長。在中國的民間社會,民事的曲直莫不通過宗法、鄉紳的道德權威去仲裁。然而,用那些粗線條的人際守則去劃出"公平"的道兒來,談何容易!于是稍有失當和不慎,芝麻綠豆的小事都可能上升為難以化解的仇怨。從另一個角度考察,中國人的"報仇雪恨"的各種故事都抱有特殊的審美興趣。"擺平"仇家的過程越是艱難曲折,苦主的心志越是堅韌不拔,越是受到激賞。倘有歷數十年乃至經幾代人前僕後繼,終于沉冤得雪,還仇家以惡報,那簡直要立牌坊了。

    有時設身處地去想想,承襲先人的仇怨,將刻骨之恨當做精神支柱,當做生存的原動力,無論他日是否能手刃仇家,這種人生實在是太陰暗、太恐怖。至少我本人是沒有這份大志的。

    也別小瞧了"仇恨"這一股底氣,它向來是革命、**、斗爭的催化劑。專制與人治的體系播下了無數怨和恨的種籽。一旦這種社會結構的脆弱平衡被破壞,"有仇報仇,有冤申冤"的煽情口號就足以點燃燎原野火,從而呈示出平時不易窺見的人性的另一層面。

    階級論與仇恨的升級

    先朝統治者與**者之間的血腥故事,在史冊和話本演義里是讀過不少了。不妨再淺析一下革命文藝的樣板──《紅色娘子軍》。

    吳瓊花作為家奴,恨極了主子"南霸天",投奔紅軍後偶遇大仇人,即下手行刺。後被黨代表洪常青再三教育,要將個人的仇恨提升為"階級仇恨"。結果是仇恨的深度和廣度愈加擴大,從一對一的較量變成人群與人群之間的廝殺。

    我在海南當過多年知青,知道不少軼事。"南霸天"實無其人,但有關情節也非空穴來風。電影是在陵水縣拍的,借用了一家無辜漢人的大宅,此人以後便無好果子吃,兒子孫子都被斗得抬不起頭來。然而,真實的史料卻是取自陵水的黎族大頭人王昭夷的故事,王家自清朝起就是世襲的峒主和團總,蓄養家奴也不足為奇,但傳到王昭夷這輩,他已讀過高等師範和黃埔軍校,他參加過北伐,國共**後他回鄉舉旗響應中共瓊崖特委的武裝暴動,麾下驍勇的黎族農軍戰功彪炳。不過,由于他和中共"左傾冒險主義"的歧見,便返回黎峒擁兵自重。紅軍的盲動相繼失利後強令王昭夷出陣助戰,王不從,還坑殺紅軍的敗兵。紅軍當即以牙還牙、以血還血,設伏險活捉仇人。後來將王昭夷的姻親、民團副手擊斃,並搗毀其黎峒,滅其滿門。

    類似故事,國共斗爭史上不勝枚舉。由此可見,仇隙一啟斷無好報。之所以動不動"滅門"、"誅九族",正因為雙方知己知彼,出于對陰沉狠毒的復仇心理的恐懼,怎能不斬草除根?此亦古而有之也。"階級論"及"斗爭論"只是使得人際間的仇恨泛化和深化罷了。

    軟兵器和斯文戰法

    如果動輒血濺五步,中華民族就配不起幾千年的璀燦文明,幾與化外生番相去不遠了。事情當然不是這樣的。

    中國的歷史打打殺殺之頻密,和她所創造及積累的精雅斯文一般舉世無匹。很早以前,祖先們就把一種"軟兵器"使得出神入化——即是動武之前先動文,必得找一個"筆落驚風雨"的好寫手,作一篇洋洋灑灑的檄文,傳示天下,先確立對方的罪名,"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舊唐書.李密傳)真是千古名句!至于開掘大運河的隋煬帝是否真的那麼十惡不赦,已無關宏旨,反正動粗已有了口實。這一軟硬兼施、文武並濟的戰法確是萬古常新的定式。

    **東自是精通此道,他的《敦促杜聿明先生投降書》、《將革命進行到底》、《別了,司徒雷登》等一系列的檄文,氣吞河岳,一紙龍蛇猶濕,內戰已打得勢如破竹。偌大一個國府,居然找不到一位筆手來回應,冥冥之中,運數已定。

    人們往後可以悟出,這種軟兵器之殺傷力,是非常可怖的。

    與人相斗,其樂無窮

    本來,"有仇報仇,有冤申冤"的利器出鞘,將仇家的頭顱揮落,天下大定,就應該刀槍入庫。至下一個復仇循環周期的來臨,其間總有一段相對穩定和平衡的時間,歷朝歷代莫不如此。此時的"時代主旋律"已非仇恨和斗爭,否則民生如何休息?文明又如何發展?

    唯獨**東別具一格,打下江山,內戰的勝方"華盛頓"和敗方"李將軍"當然不得並列史冊。他還不恩準人民卸下仇恨的重軛,在國內國際樹立了形形色色的假想敵,"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警策全黨全民枕戈待旦,聞雞起舞。本人也適逢其盛,自記事起,胸腔間就被各種仇恨灌輸得喘不過氣來。年方弱冠,已被人斗過,自不免也斗過別人。驀然回首,中國人的家園及心靈都已斗成一片焦土。

    毛當然是身體力行的,從梁漱溟到彭德懷斗完了"諍友"斗戰友,討逆檄文依然深文周納,一瀉千里。只是不復當年之筆走風雷、舌燦蓮花了。毛身為一代雄主,霸氣已遠勝其才氣,更不耐煩去講什麼道理。偶爾重讀他四九年之後的討逆雄文及偉論,總覺得霸氣橫溢而又不知所雲,饒是如此,尤見天馬行空,妙不可言。

    翻案與善後

    中國的政治斗爭傳統之"傳檄天下",將對手的罪名板上釘釘地確立,再一舉摧垮,使之永無翻身之日。從秦代的李斯、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張居正直到清末的康梁變法,都不脫"人亡政息"的模式。因為國人在理想的沖突、政治的歧見面前,只有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道德話語和精神沖動。將仇家擺平時播下的怨恨,又終將納入"翻案"後報復清算的歷史因循。這是中國文化的悲哀。

    試想俄國1993年10月間的短促內戰,葉利欽總統作為勝利的一方,將所有的死難者予以光榮國葬,而無論其立場的異同和為哪一方戰死。俄國的政經亂局並不令人羨慕,但處理事變的這點政治智能,北京滿朝竟付諸闕如!幸而,中國人也總算創造出一個成功的範例——即台灣政府對"二、二八"歷史遺案的善後處理。由政府向人民沉痛道歉,呼吁朝野化暴戾為祥和,藉此確定"族群文化"、"心靈自由"的神聖不可侮辱。"二、二八和平紀念日"之載入史冊,掀開了一頁新篇。

    終極信仰與社會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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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絕非一個唯重"仇恨崇拜"的民族,即便在激烈的政治斗爭中也有頗具超越性的賢明之舉。明太祖朱元璋打下江山,並不對被中國人驅逐出境(元朝的末代皇帝倉惶辭廟,逃回漠北草原)的蒙元王朝深懷恨意,他將忽必烈跟漢、唐、宋的列祖列宗一並祭祀,從而使得中國的歷史名正言順地成為一部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歷史。由此可見,傳統的河床是可以包容和吸納眾多不同源頭的活水的。

    從基督文明的終極信仰里衍化出來的公平競爭的風範,政治家風範,求同存異的意識,視對手是同行而非你死我活的敵人等等,都不難與儒家文明嫁接,從而一一消解郁結于朝野的種種宿怨,創造出一個相容互敬、雍容大度的文化氛圍和社會生態。

    九十年代初,中國的知識分子提出"社會和解"的概念,正是一種文化超越。惜乎至今仍未被持不同政見的各群落和團體所認同。先一鼓作氣把仇家擺平再說別的,這種陳陳相因的歷史循環,不知什麼時候才沉澱為化石標本,只在博物館里陳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