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仇恨文化"─文明缺陷與仇恨根苗——孔捷生
傳統文化的一大缺陷就是"平等"的觀念欠奉，法制因此難以生長。在中國的民間社會，民事的曲直莫不通過宗法、鄉紳的道德權威去仲裁。然而，用那些粗線條的人際守則去劃出"公平"的道兒來，談何容易！于是稍有失當和不慎，芝麻綠豆的小事都可能上升為難以化解的仇怨。從另一個角度考察，中國人的"報仇雪恨"的各種故事都抱有特殊的審美興趣。"擺平"仇家的過程越是艱難曲折，苦主的心志越是堅韌不拔，越是受到激賞。倘有歷數十年乃至經幾代人前僕後繼，終于沉冤得雪，還仇家以惡報，那簡直要立牌坊了。
有時設身處地去想想，承襲先人的仇怨，將刻骨之恨當做精神支柱，當做生存的原動力，無論他日是否能手刃仇家，這種人生實在是太陰暗、太恐怖。至少我本人是沒有這份大志的。
也別小瞧了"仇恨"這一股底氣，它向來是革命、**、斗爭的催化劑。專制與人治的體系播下了無數怨和恨的種籽。一旦這種社會結構的脆弱平衡被破壞，"有仇報仇，有冤申冤"的煽情口號就足以點燃燎原野火，從而呈示出平時不易窺見的人性的另一層面。
階級論與仇恨的升級
先朝統治者與**者之間的血腥故事，在史冊和話本演義里是讀過不少了。不妨再淺析一下革命文藝的樣板──《紅色娘子軍》。
吳瓊花作為家奴，恨極了主子"南霸天"，投奔紅軍後偶遇大仇人，即下手行刺。後被黨代表洪常青再三教育，要將個人的仇恨提升為"階級仇恨"。結果是仇恨的深度和廣度愈加擴大，從一對一的較量變成人群與人群之間的廝殺。
我在海南當過多年知青，知道不少軼事。"南霸天"實無其人，但有關情節也非空穴來風。電影是在陵水縣拍的，借用了一家無辜漢人的大宅，此人以後便無好果子吃，兒子孫子都被斗得抬不起頭來。然而，真實的史料卻是取自陵水的黎族大頭人王昭夷的故事，王家自清朝起就是世襲的峒主和團總，蓄養家奴也不足為奇，但傳到王昭夷這輩，他已讀過高等師範和黃埔軍校，他參加過北伐，國共**後他回鄉舉旗響應中共瓊崖特委的武裝暴動，麾下驍勇的黎族農軍戰功彪炳。不過，由于他和中共"左傾冒險主義"的歧見，便返回黎峒擁兵自重。紅軍的盲動相繼失利後強令王昭夷出陣助戰，王不從，還坑殺紅軍的敗兵。紅軍當即以牙還牙、以血還血，設伏險活捉仇人。後來將王昭夷的姻親、民團副手擊斃，並搗毀其黎峒，滅其滿門。
類似故事，國共斗爭史上不勝枚舉。由此可見，仇隙一啟斷無好報。之所以動不動"滅門"、"誅九族"，正因為雙方知己知彼，出于對陰沉狠毒的復仇心理的恐懼，怎能不斬草除根？此亦古而有之也。"階級論"及"斗爭論"只是使得人際間的仇恨泛化和深化罷了。
軟兵器和斯文戰法
如果動輒血濺五步，中華民族就配不起幾千年的璀燦文明，幾與化外生番相去不遠了。事情當然不是這樣的。
中國的歷史打打殺殺之頻密，和她所創造及積累的精雅斯文一般舉世無匹。很早以前，祖先們就把一種"軟兵器"使得出神入化——即是動武之前先動文，必得找一個"筆落驚風雨"的好寫手，作一篇洋洋灑灑的檄文，傳示天下，先確立對方的罪名，"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舊唐書.李密傳)真是千古名句！至于開掘大運河的隋煬帝是否真的那麼十惡不赦，已無關宏旨，反正動粗已有了口實。這一軟硬兼施、文武並濟的戰法確是萬古常新的定式。
**東自是精通此道，他的《敦促杜聿明先生投降書》、《將革命進行到底》、《別了，司徒雷登》等一系列的檄文，氣吞河岳，一紙龍蛇猶濕，內戰已打得勢如破竹。偌大一個國府，居然找不到一位筆手來回應，冥冥之中，運數已定。
人們往後可以悟出，這種軟兵器之殺傷力，是非常可怖的。
與人相斗，其樂無窮
本來，"有仇報仇，有冤申冤"的利器出鞘，將仇家的頭顱揮落，天下大定，就應該刀槍入庫。至下一個復仇循環周期的來臨，其間總有一段相對穩定和平衡的時間，歷朝歷代莫不如此。此時的"時代主旋律"已非仇恨和斗爭，否則民生如何休息？文明又如何發展？
唯獨**東別具一格，打下江山，內戰的勝方"華盛頓"和敗方"李將軍"當然不得並列史冊。他還不恩準人民卸下仇恨的重軛，在國內國際樹立了形形色色的假想敵，"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警策全黨全民枕戈待旦，聞雞起舞。本人也適逢其盛，自記事起，胸腔間就被各種仇恨灌輸得喘不過氣來。年方弱冠，已被人斗過，自不免也斗過別人。驀然回首，中國人的家園及心靈都已斗成一片焦土。
毛當然是身體力行的，從梁漱溟到彭德懷斗完了"諍友"斗戰友，討逆檄文依然深文周納，一瀉千里。只是不復當年之筆走風雷、舌燦蓮花了。毛身為一代雄主，霸氣已遠勝其才氣，更不耐煩去講什麼道理。偶爾重讀他四九年之後的討逆雄文及偉論，總覺得霸氣橫溢而又不知所雲，饒是如此，尤見天馬行空，妙不可言。
翻案與善後
中國的政治斗爭傳統之"傳檄天下"，將對手的罪名板上釘釘地確立，再一舉摧垮，使之永無翻身之日。從秦代的李斯、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張居正直到清末的康梁變法，都不脫"人亡政息"的模式。因為國人在理想的沖突、政治的歧見面前，只有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道德話語和精神沖動。將仇家擺平時播下的怨恨，又終將納入"翻案"後報復清算的歷史因循。這是中國文化的悲哀。
試想俄國1993年10月間的短促內戰，葉利欽總統作為勝利的一方，將所有的死難者予以光榮國葬，而無論其立場的異同和為哪一方戰死。俄國的政經亂局並不令人羨慕，但處理事變的這點政治智能，北京滿朝竟付諸闕如！幸而，中國人也總算創造出一個成功的範例——即台灣政府對"二、二八"歷史遺案的善後處理。由政府向人民沉痛道歉，呼吁朝野化暴戾為祥和，藉此確定"族群文化"、"心靈自由"的神聖不可侮辱。"二、二八和平紀念日"之載入史冊，掀開了一頁新篇。
終極信仰與社會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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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絕非一個唯重"仇恨崇拜"的民族，即便在激烈的政治斗爭中也有頗具超越性的賢明之舉。明太祖朱元璋打下江山，並不對被中國人驅逐出境(元朝的末代皇帝倉惶辭廟，逃回漠北草原)的蒙元王朝深懷恨意，他將忽必烈跟漢、唐、宋的列祖列宗一並祭祀，從而使得中國的歷史名正言順地成為一部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歷史。由此可見，傳統的河床是可以包容和吸納眾多不同源頭的活水的。
從基督文明的終極信仰里衍化出來的公平競爭的風範，政治家風範，求同存異的意識，視對手是同行而非你死我活的敵人等等，都不難與儒家文明嫁接，從而一一消解郁結于朝野的種種宿怨，創造出一個相容互敬、雍容大度的文化氛圍和社會生態。
九十年代初，中國的知識分子提出"社會和解"的概念，正是一種文化超越。惜乎至今仍未被持不同政見的各群落和團體所認同。先一鼓作氣把仇家擺平再說別的，這種陳陳相因的歷史循環，不知什麼時候才沉澱為化石標本，只在博物館里陳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