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第三波引起的争论〗
第三波传入香港后，接受的人感觉很兴奋，不接受的人觉得危机隐伏，双方在《时代论坛》展开到八月尾为止仍然是君子的讨论，比六十年代那场骂战是向成熟的境地迈向一大步。
在公开的场合，《时代论坛》首先在一九九O年三月二十五日采访蔡元云和刘达芳，五月十三日采访韦约翰，却是属于正面报导葡萄园运动的；跟着五月二十日刊登了“第三波灵恩运动探究之二——本港教牧人士的回应”，是访问苏颖智牧师和刘少康牧师，他们对此运动均有保留；二者均认为神迹奇事在初期教会有见证福音的功能，现在教会建立了二千年，信徒不应追求这种灵恩。
苏牧师指出使徒时代的属灵恩赐是有需要的，因为正典还未完成，“但正典完成后，这个需要便不大了，今天我们是用福音来建立教会……因此，我们认为将权能医治和讲方言等属灵恩赐高举，而将传福音放在次要位置，是本末倒置的做法”25。他更是相当客观地指出：“将医治的经历过分高举，有藉此抬高医治者身分之嫌。也就是说，透过权能取权威。”苏牧师很可能是参加了三月底“敬拜、权能、更新”大会，他对这三天聚会有如下感受：“在聚会中太过着重医治，花上长时间按手、指斥和讲方言，可能会令与会者产生罪咎感，亦令那些未能被治好的信徒以为上帝不爱他。我认为这几次聚会是欠缺了平衡。”26
刘少康牧师认为要明白圣灵的恩赐，必须把林前十二至十四章当作一整体看，“方能得到一幅完整的图画”。这幅整全的图画为我们指出几个重要的真理：1．肢体有不同的恩赐，要互相配搭；2．各恩赐中是有优先次序，最高的“是以造就教会的先知讲道恩赐”；3．恩赐是上帝赐予的，主权在上帝那里；4．过分着重身体医治而忽略心灵的罪得赦免的医治，是有问题的27。但刘牧师承认教会对圣灵的教导是不足够，信徒认识不足，以至无从分辨，而“灵有多种，必须辨别清楚是否圣灵”。
从五月到八月尾(本书执笔期间)，《时代论坛》再刊出两篇长文，都属于冰山突出水面的一部分。先是新加坡神学院讲师李振群博士提出对第三波的质疑28，继有刘达芳的答辩，前者属于将由宣道出版社出版《第三波与灵恩运动面面观》的一部分，由多位执笔，刘达芳回应文章的开头亦指出将有“其他神学讲师就教会历史,圣经及神学的角度去阐释第三波所涉及的神学课题”。
由三月尾到八月这段期间，福音派几个主要宗派都有邀请本地及海外人士来主持讲座，指出需要提防第三波的地方。在接受邀请去做这研究的期间，笔者除了以书籍、文献、书刊作研究材料之外，亦进行了颇长时间的电话访问，对象包括神学院讲师、各宗派的牧者和在机构工作的人士，发现赞成的大有人在，但负面情绪亦相当普遍及浓厚；曾受过较高学术训练的人可以提出较具统摄性强的理念来评述，其他则本于常识及经验来提出正反的意见，有的还以扣帽子去当作申辩的理由，警觉这不仅是一场思想的论战，历史及经验也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李振群是研究教会历史的复兴运动的。一九九O年六月十七日笔者在香港礼贤会主日崇拜讲道，在周刊内看见该教会于六月九日邀请李博士主持专题讲座的讲义大纲，共分五大段十六分题，相当完备又有睿见。六月二十四日李博士在《时代论坛》的长文(占六、七两全版)，编者虽在文首指出，“部分内容经删辑”(全文可在《第三波与灵恩运动面面观》看得到)，但已能反映出他的主要反对理由。
他开宗明义地表明自己的立场：“笔者并不附和这运动”，然后例举历史和神学的理由，再指出第三波的危险性：
李振群承认第三波强调及表现出来的，“有相当部分是可以接纳的”，但此运动的性质与基础，与前二波没有分别，故不能“给予特殊的地位，把它与第一波及第二波分开来讨论……若果教会在过去接近二千年的神学讨论中一再拒绝了‘灵恩’这件事，则今天的教会也就必须以同样的原则来看待‘第三波’”。他用了“抢劫”和“偷窃”来比喻第二波与第三波的关系，虽然前者较暴力，后者较温和，二者“一样是不可取”。这个比喻虽然生动，却较强烈，伤害了第三波支持者的感情，因此亦容易削弱了论证的力量。文末之海洛英、山埃、大麻虽不是直接比喻第三波，却有间接暗喻之意，结果亦是相仿29。
李振群以他专门研究的本科，指出历史上的大复兴均不是以神迹诱发的，它们只是复兴的副产品，而这些副产品许多时候产生不良的副作用，为复兴家所拒，爱德华滋在《宗教情操》即如此指出，且为复兴“立下了一份扎实的神学基础”。
刘达芳以“香港所需要的权能”为文响应，说“教会历史对灵恩没有定案，四十年前纽壁坚主教(BishopNewbigin)已称灵恩派为‘第三个基督教传统’，要求将它纳入合一运动中。”这是有力的理由，前引牛津出版社出版之《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即把灵恩派与天主教、基督教并列。
但葡萄园运动三个要角常强调神迹奇事能引发教会的复兴的角度是引起争议的30，就是稍有涉猎教会历史者都知道这个宣称的历史根据相当薄弱，要待证明的是,神迹奇事到底是诱发复兴，或只是复兴的副产品，李振群是针对此现象而言。再说，纽壁坚要求把灵恩派纳入合一运动，考虑的重点是组织上多于神学上，换句话说，是因为五旬宗已发展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宗派，站在合一运动的立场，自然盼望它能进入普世教会协进会的大家庭。这个建议并不含有赞成或否定五旬宗的神学立场。
刘达芳正确地指出，灵恩运动有许多地方是为福音派(及其他大宗派)学习的地方，宣教热忱就是其中的表表者。至于是否就等于要采取“权能布道”的模式，就很有商榷的必要，宣教热忱与温约翰所言之权能布道(下详)之间似乎并没有必要的关系。李振群承认圣经确有记载圣灵全备能力的事迹，包括说方言、预言和治病等表现在内；但它同样记载其他事物，就如赦罪、公义、仁爱等等；这些事物有些是属于信仰核心部分，是每个信徒不能缺少的；有些只能算是例外，非属常规之一，“灵恩运动的不当，就是强调圣灵的恩赐或权能，以至把它放在信仰的常规内，把信仰中部分信徒所经历的方言、治病、预言等异能提升为每个信徒都当有的一般性经历”31。
刘达芳认为“正常”与“特殊”二词不适当，因“正常”的相反词是“不正常”，“特殊”的相反词是“一般”，她喜欢描写圣灵的权能为“神为我们预备一切丰富之一”32。李振群用的词是“常规”与“例外”，他也没说圣灵种种恩赐是属于“不正常”。
再说，刘达芳回应一般人均指摘第三波好像很强调医治，“是因为医治还未普及化，一旦普及化了，便不必再强调了”。这个辩词很有问题，详细点讨论神医问题，要留待第四章，这里且用几个问题作反诘。
第一，在《权能医治》一书33(是此运动讨论神医最主要的作品)，温约翰记述了圣公会牧师华生大街(DavidWatson)患癌症而召他赴英按手祷告之事例，时维一九八三年一月(按华生师母的记载，牧师是在一九八四年一月才发现患大肠癌的34)，病况继续恶化。华生牧师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赴加州，由葡萄园基督徒团契的人“二十四小时为他祷告，有时一次祷告长达几小时”35。但华生牧师于一九八四年二月离世与主同在。同类事情亦发生在曾任包乐布道大会执行干事职的陈崇荣先生。温约翰坦白地承认，经他祷告而医愈的比例是偏低的，但他老早决定，“只要我为一百个人祷告，而只有一个人得医治，总好过从不祷告而没有人得医治36。”现在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可能人为表示相信神医，不去循正常途径求治，只用信心等候神医，把一个现代医学很容易纠正的小毛病延至恶化，结果不治，如盲肠炎衍变为腹膜炎？
第二，神医治愈率偏低，不是第三波独有的现象，第一和第二波亦是以强调神医见称，已为同阵营的人诟病37；只不过第三波的偏低医愈现象早在一九八六年为人指出38，却没被重视。问题第二是：一般医药治疗与神医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假如有一天神医被强调得普及化起来了，怎样保证盲肠炎不会变成腹膜炎？我们承认任何恩赐都可以透过练习而变得通达，但明显地，温约翰等人不如道威(第一波的人)那样极端，禁止信徒看医生，他们也不保证百分之百有效，那么今天一个相信神医的基督徒突然肚子剧痛，他应该先找医生诊断，还是先找神医按手祷告？道威自称为“医生”，宣称他是神差遣来“消灭罪恶(疾病是罪的彰显)，预备神的子民去重建主的国度”39，与第三波的罪恶观和国度观极近40，那么有一天第三波的神医也会如第一波道威那样，取代了近代医学，甚至于可以分开内外科(如他们称韦拿是专治短脚变长脚)，门诊及深切治疗(如华生牧师的个案)吗？这些问题并不胡闹，乃是神医普及化后(如道威的锡安城)的实际问题。
第三，李振群其实提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是刘达芳忽略了的：圣经可有指出神迹奇事应从“例外”被提升到“常规”的地位吗？怎样说明它们应成为教会事工的核心，像葡萄园运动在各处举办的研习班那样？刘达芳先给这等恩赐“正名”，称之为“神为我们预备一切丰盛之一”，然后解释神医“一旦普及化，便不必再强调”，这不正是李文指称神医不应提升至常规的问题吗？自从MC510课程在福乐神学院引起**危机后，院长委任一“特别行动小组”(他们称之为taskforce)去研究，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之一正是“有没有足够圣经证据说明神迹奇事应成为教会事工的核心？”研究结果不是全然反对神医，却是附带很多警告，说：“突然涌现的许多神医事工很可能表示我们已经离开了圣经世界的模式；圣经呼召我们去作仆人，我们对属地的健康及快乐是完全没有特权的；故此我们鼓励所有基督徒都要试验他们的心灵……”41。
最后，让我们看看刘达芳怎样看“能力与苦难”的问题，她是回应李振群的“荣耀与苦难”论点的。李认为圣灵的角色和工作“是要保守我们在平安或痛苦中仍然跟随主。强调圣灵的权能，一面倒地追求异能的作风却与此背道而驰……肯定会导致一种‘无痛基督教’。”刘达芳却指出，“在初期教会内能力与苦难是并存的，亦是缺一不可的，因为在苦难中，人会怀疑神的能力，必须有神迹奇事去证明祂没有改变。”她引用彼得神迹地被救(教会初立)，大陆教会有神迹奇事等等(此类报告不少)。刘似乎忽略的是：神迹奇事多记于教会之初立期。神迹具有印证福音之力，这一点李振群及批评第三波者均没反对，但教会在第一世纪末，神迹奇事已少被提及，原因自然不是它已普及化，保罗在晚期书信甚至没论及，最重要的还是《启示录》七封书信内，均没有叫人求神迹奇事，他们是受着极大的罗马**，耶稣基督只要他们“至死忠心”（向士每拿教会），持守主道，“直等到我来”(对推雅推拉教会和非拉铁非教会)没有神迹奇事，人就会怀疑神的能力吗？这既不是圣经的教导，也不见得能在受苦信徒的经历可以找到佐证的。求神迹不遂，岂不是非跌倒不可？
我们一定要指出来，刘达芳回应李振群的论点虽有不逮之处，她指出许多见解都是教会长久以来忽略了的，因此也是必须正视的，就如我们对圣灵恩赐的认识和经验不足，对灵恩运动的整体有时陷于过度敏感的反应，提出历史及圣经理由来反对灵恩运动时，不察觉自己是受了某些假设及神学背景的左右而偏颇一方，还有的是，引介第三波进入香港的人为教会的赤诚也是不容轻视的，我们可以不同意这运动，却不应给引介者扣帽子。
但最需要指出的是，香港版本的第三波与美国加州的原版本颇不一样，是经过选择的，也是有不同的着重点。美国版本非常看重神医，几乎在每个地方开的研习班均以此为重头戏，用的题目多是“神迹奋事大会／研习班”；一九九O年三月在港召开的大会，题目是“敬拜、权能、更新”，讲者温约翰与韦拿讲的内容虽与他们在别处讲的没有明显分别，但蔡元云和刘达芳在报上发表的言论，明显地是把神医的重要性作低调处理，这点可以解释为他们知道香港教会对此有保留而作的调变，但亦可以说是他们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所反映出的智慧，亦是不应忽视的。
香港自引入第三波后生发的争论，到八月底只是揭开了序幕，相信以后仍会继续下去。就是在第一阶段，它也足以显示一些基本又重要的问题，需要详细地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