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重大歷史事件
1.羅馬天主教與東正教(EasternOrthodox)正式決裂
羅馬天主教與東羅馬帝國境內的東正教一直是貌合神離、明爭暗斗，但是直到1054年，因教皇與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間之私怨，引發兩人彼此開除對方教籍之舉。這次**使雙方從此分道揚鑣，各行其事。後來的十字軍東征，不但未能使雙方前嫌盡棄，反而留下更深的烙痕。
西方拉丁教會與東方希臘教會分道揚標後，希臘教會在回教壓力之下，沒有太大的發展，只有在斯拉夫民族間，仍有宣教工作繼續進行。所以俄羅斯及許多東歐國家，迄今仍屬希臘東正教(GreekOrthodox)的範圍。但在其它地區，希臘正教只能勉強維持原有的局面，無法進一步開展。然而在西方的拉丁教會，不但在教皇的權勢上，依然如日中天；而且在文化的貢獻上，又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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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字軍(Crusader)東征
當然在這一段時間，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可能是「十字軍東征」了。十字軍東征的遠因，是因為在東方，土耳其帝國代替了阿拉伯人佔領了小亞細亞和巴勒斯坦，並且對來自歐洲的朝聖者非常不友善。近因則是由于土耳其帝國軍隊圍攻東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皇帝向教皇求援，因此教皇烏班二世(UrbanII)在公元1096年發動了第一次的十字軍東征。
固然第一次東征奪回了耶路撒冷，但也只勉強維持了八十年。之後，兩百年間，又先後有七、八次的十字軍東征[1]。但是總的來說，軍事上及政治上的成果是乏善可陳的。然而在宣教上，十字軍東征卻是遺害千年。因為對回**而言，所造成的恩怨，迄今成為向回**傳福音的最大障礙。但是在文化交流上，卻間接促成了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
3.蒙古帝國橫掃歐洲
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國，在十三、十四世紀統治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一方面嚴重威脅歐洲各國，另一方面卻也使歐亞之間的通道更加流暢。在中國歷史上，這時期的亞洲基督教稱為「也里可溫教」，因為蒙古語的「也里可」是有福的意思；「溫」則是人的意思。這些「也里可溫教」的信徒，其實就是在中亞一帶殘余的涅斯多留派信徒。在唐朝之後，景**被迫退出中國，許多人就逃往西域及中亞一帶。所以有許多蒙古部落是景**。元世祖忽必烈也容許天主教在北京設立座堂。
羅馬天主教在此時期曾派教士到蒙古、波斯、印度及中國宣教。當時蒙古貴族中，有不少人信主，看來情勢似乎大有可為。然而後來西部的蒙古人成了回**，開始阻止傳教士通過。蒙古帝國也逐漸分崩離析，使天主教在亞洲的宣教工作再度受到挫折。
4.大學及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興起
十二世紀開始，由大城市的主教們所設立的「主教學校」，已取代修道院，成為歐洲的教育中心。因為當教會穩定下來的時候，主教們就在自己的座堂(Cathedral)設立學校，因此稱為「主教學校」或「座堂學校」(EpiscopalorCathedralSchool)[2]。隨著都市的發展，有些大城市的主教學校增長得很快，無論是財力或人力，都不是任何一個修道院可以比擬的。因此到十二世紀後，歐洲的教育中心已經是主教學校了，其中有一些更成為歐洲著名的學府，諸如巴黎、牛津、劍橋、布隆那等地。這些主教學校不僅訓練聖職人員，也培育人文學科和神學的師資。
由于這些主教學校發展得很大，許多主教就指定校長來督導校務，學校也越來越有自主權，所以後來許多主教學校就轉變為今天著名的大學。當時校中的師資全部都是修道士，尤其是道明會及方濟會的僧侶。所以近代歐美的高等教育，事實上是基督教教育之產物。到公元1300年時，已有大學在巴黎、里斯本、劍橋和牛津等地成立了。這對歐洲文化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發展。
同時，十三世紀之後的文藝復興，不但刺激許多青年人求知的欲望，也使希臘哲學，尤其是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思想體系，再度成為當代思潮的主流。那個時代也是「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主導的時代，著名的學者如安瑟倫(Anselm)、埃布爾拉德(PeterAbelard)和阿奎那(ThomasAquinas)等人，都是經院哲學的代表性人物。他們嘗試將神學與希臘哲學揉合為一個統一的思想體系，發展出「基督教的人文主義」。他們的思想，主宰了中古世紀的知識分子。而阿奎那的《神學總論》(SummaTheologica)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迄今，這巨著仍是天主教的神學基本教材[3]。
5.文藝復興運動(Renaissance)
十字軍東征的副作用，是促成「文藝復興運動」。東征的武士們，第一次接觸到文化水平更高的東羅馬帝國及回教國家。他們在東方發現被遺忘已久的希臘文化，及高度發展的阿拉伯文明，以致于引發了西歐在十三、四世紀開始的「文藝復興運動」。事實上，歐洲的文藝復興，從某個角度來說，也是文化的「復古運動」或「尋根運動」。因此學習希臘文和用高雅的拉丁文寫作，蔚為時尚[4]。因此在東西文化沖擊下，歐洲的繪畫、雕塑、文學、哲學方面，都大放異彩。
文藝復興對歐洲文化的影響是很廣泛的。第一，文藝復興帶來新的思想，其中很多是與中古世紀的禁欲主義反其道而行的。因此文藝復興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先聲。
第二，文藝復興也帶來了藝術的黃金時代，米開郎基羅的雕塑，達文西、拉菲爾等人的畫，都在教皇的支持下蓬勃發展，寫下了歐洲藝術史上最燦爛的一頁。
第三，文藝復興也引起研究聖經原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的興趣，但是在研讀聖經及早期教父的著作時，許多聖經學者和神學家發現，當時教會的儀文、傳統和規條，往往與聖經的教訓及初期教會的作法大相徑庭。這些新的發現，引發了一波波的爭議及改革呼聲，使教廷官方的立場受到挑戰，漸漸導致十五、六世紀的宗教改革浪潮。
6.天主教教廷內部的紛爭
十三世紀末，由于歐洲政治和經濟情勢的變化，各國王室對于教廷的權勢，越來越不肯屈就，而教皇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eVIII,1294-1303)的強硬作風，引起了他與法國國王的斗爭。他死後，教廷在法國的壓力下，選出了法國人革利免五世(ClementV)為新的教皇。革利免將教廷遷往亞威農(Avignon)，之後有七十年之久，教皇就駐蹕在亞威農，這就是所謂的「亞威農被擄」時期。在這個時期，法國人支配了教廷。當時的樞機主教中，法國人超過百分之八十，意大利人只佔百分之十三。
後來教廷雖然遷回羅馬，也再度選出意大利人烏班六世(UrbanVI,1378-89)為教皇，但因他專斷獨裁，樞機主教團又選出革利免六世為教皇。革利免六世再度將他的教廷遷往亞威農，于是就造成了**。1409年，為了結束長期的**狀態，樞機主教團在比薩開會，羅馬與亞威農的教皇都拒絕出席，于是樞機主教團又選出了第三位教皇。這種丑聞到康士坦斯會議(CopuncilofConstance,1414-18)選出新教皇後才結束。
之後雖然教廷內的紛爭減少了，但是十五世紀的教皇，關心文藝復興的繪畫及富麗堂皇的建築，遠多過宣教及信徒的靈性生活。尤其是聲名狼籍的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VI,1492-1503)，更是放蕩不羈、窮奢極欲。在這樣的背景下，宗教改革的呼聲，就響遍了全歐洲。
7.宗教改革運動(Reformation)
宗教改革的前驅，最有名的是英國的威克里夫和捷克的胡司。威克里夫(JohnWyclif,1329-84)是牛津大學的教授，他最著名的作品是英文版的《威克里夫新約聖經》，這是第一本英文的聖經譯本。其重要性，可以與馬丁路德的德文聖經相提並論。他主張每個人都應該有一本用自己的文字寫的聖經。威克里夫的跟隨者被稱為「羅拉德派」(Lollards)，意思是「低語者」[5]。他們雖然飽受逼迫，但是他們卻將宗教改革的火炬流傳下去。
威克里夫的跟隨者之一，就是捷克人胡司(JohnHus,1374-1415)。他是大學教授，也擔任教會聖職。他強調聖經才是教會的權威，譴責教廷的腐敗及民眾的迷信。他也抨擊教會販賣贖罪卷之舉。因此他被教廷控訴，在皇帝的保證下，胡司出席了1415年的康士坦斯會議。結果胡司被判為異端，並被當場處以火刑燒死。胡司的殉道，激起捷克教會的反彈，組成了胡司派教會，成為宗教改革的先鋒。
公元1517年德國威丁堡大學神學教授馬丁路德，為了反對教廷的一些措施(包括賣贖罪卷)，提出95條神學議題，要求公開辯論。由于1455年古騰堡活字版印刷術的發明，馬丁路德的95條神學議題立刻傳遍全歐洲。教廷強迫路德收回原議，被路德拒絕。西班牙籍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要定罪路德，卻受到德國諸侯的抗議。因此，新興的路德教派，又被稱為「抗羅宗」(Protestant)，基督徒卻自稱「更正教」。在德國諸侯的保護下，路德翻譯了德文聖經。這些後續的發展，就引發了「宗教改革運動」。
「宗教改革運動」使北歐各國、瑞士及英國脫離了天主教的勢力範圍，對天主教打擊極大。直到1650年，「三十年戰爭」結束後，歐洲才又恢復平靜，天主教才再度開始擴展。這對普世宣教產生了重大的影響[6]。
在此風雨飄搖之際，天主教設立了「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藉此**異己份子。另外1545-63年舉行的「天特(Trent)大公會議」，開始了所謂的「反宗教改革運動」(Counter-Reformation)。在會議中通過以阿奎那的神學為天主教的正統神學；並以耶柔米翻譯的《武加大拉丁文聖經》為標準。同時，為了維護天主教會內部的「合一」，他們頒布了極為嚴謹的規條，強迫各地的教會「拉丁化」，所有的儀式、彌撒都要統一。這種不合時宜的作法延續了四百年之久，直到1962年的梵締岡二次會議才改弦易轍。
8.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浪潮
十六世紀開始，西班牙及葡萄牙的海外探險，使他們成為海上霸權，並積極向外發展，先在中南美洲，後來在非洲及亞洲都建立了殖民地。教廷也認可他們的行動，期望補償他們在歐洲失去的廣闊地區。教皇將已經發現的，以及尚待探索的國土一分為二︰非洲、亞洲及巴西歸葡萄牙；中南美洲及菲律賓群島則歸西班牙。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極度依賴武力來達到這個目標，但是對天主教的宣教事工，卻有無可取代的影響力。
後來荷蘭、法國、德國、英國勢力先後崛起，各領風騷。但是十八世紀開始，英國勢力最強，擁有最多的殖民地。
基本上，殖民主義的思想，可以算是十字軍精神的延伸，也是政治經濟野心與宗教熱忱的混合物。因此宣教士的腳蹤，往往亦步亦趨地隨著殖民地的開拓而延伸。這對于宣教的拓展固然很有幫助，但是卻留下「文化侵略」及「以武力來宣教」的不良印象，難以洗刷。
II.羅馬天主教內部的重大變革
1.修道院的改革運動
歐洲在中古世紀前期(500-1000年)，不僅其政治可以說是建立在教會之上，而且主教法庭之超然公正，也取代了由羅馬帝國政府的空缺，成為黑暗時代秩序與和平的主要泉源[7]。
然而自十三世紀開始，教會就飽受政治屈辱與道德腐化之困擾。為了擴充財源，教廷向各教區及修道院收重稅。這使得教會惡名昭彰，而且怨聲載道。英國國王愛德華三世曾因此提醒教皇︰『耶穌十二使徒的後繼者(即教皇)，乃受托來引導主的羊群走向草原，而非剪取其毛。』[8]
盡管有少數教皇及紅衣主教們曾苦心孤詣地力挽狂瀾，但是教廷之罪過，仍隨著十五世紀之將近終結而日漸增多。因此，隨著信仰之消退，整個歐洲乃陷入分崩離析的局面，既無超越國界的道德法律，就注定日後五個世紀的戰爭。要對文藝復興時期的教皇做一公正之批判，必須了解當時之背景。威爾杜蘭認為，這些教皇之中，雖然有些在個人信仰上很虔誠，但是大多數卻接受文藝復興時期的信念，認為雖然這個世界有眼淚與邪惡，但終究還是個美麗的境界。因此他們恣意享受奢華的生活及教皇的權位[9]。
因此從基督教對歐洲文化的貢獻來說，在這段期間，教會內最主要的影響力仍是來自修道院。只是這時的修道院，與第六、七世紀時代的修道院已有很大的改變。在第九世紀左右，許多修道院已逐漸世俗化，腐敗的風氣也開始蘊釀，因此改革的呼聲也就越來越響。因此在十世紀和十一世紀分別有「克呂尼運動」和「熙篤修會」兩次的修道院革新運動。
(1)「克呂尼運動」(ClunyMovement)
在法國克呂尼開始的「克呂尼改革運動」，是由于一位敬虔的亞奎丹公爵，在公元910年于法國東部的克呂尼，創立一所新的修道院開始的[10]。他們嚴格執行禁欲主義，但是的確喚起當代靈性的覺醒。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克呂尼運動是一種「體制內的改革」，期望恢復修道院和教會的自主性，可以不受地方政治勢力的操縱。在最興旺的階段，克呂尼運動曾一度統管了兩千多所修道院。在十至十一世紀之間，許多教皇是克呂尼運動的支持者，也使這運動的影響力達到最高潮[11]。但是在十二世紀之後，這個運動的勢力也開始衰微了。
(2)「熙篤修會」(CistercianOrder)運動
與克呂尼運動相當不同的是「熙篤修會」。這個新的修會是在公元1097年創立于法國的熙篤(Citeaux)。他們強調勞力而非學術，看重私禱而非公禱，要求每個修士親手耕作、織補、煮食，不得假手僕役[12]。他們生活十分清苦，因此贏得百姓的敬重，在十二世紀末，有幾百間西妥修道院散布在歐洲各地。可是在十三世紀後，由于西妥修會已變得很出名，又很有錢，所以原初的宗旨不再能夠維持，聲勢也就下墜了[13]。
2.新的修道會興起
事實上，在中古世紀後期，最有影響力的團體，乃是一些新興的修道教團，其中最著名的有「方濟會」、「道明會」及「耶穌會」。他們的修道士與早期的僧侶不同，這些修道士被稱為「傳道士」(Friars)[14]，因為他們在街道、在教堂、在學校，到處講道或教導群眾，影響力很大。後來他們也幾乎壟斷了大學的教席，許多著名的教師，都是來自這幾個修會。
(1)方濟會(FranciscanOrder)︰
「方濟會」由亞西西的聖弗朗西斯(FrancisofAssisi,1182-1226)于公元1209年創立的。他出身富家，但獻身後立志過貧窮的日子，並 濟窮人。因此方濟會的修道士自稱為「小僧侶」(MinorFriars)，又稱「灰袍僧」(GreyFriars)[15]，因為他們經常穿灰袍，並且赤足。這些修道士以安貧樂道起家，但是到了後來，他們也發現不容易保持過清貧的生活，于是方濟會也容許他們擁有財物。只有少數堅持遵從弗朗西斯最初之會規的僧侶，就**出去，自成一派，但備受逼迫。方濟會原以慈善工作為主，所以有「反智」的傾向。可是到後來，為了訓練年青的僧侶，也開始注重教育，因此漸漸和道明會僧侶采取類似的作法。英國的哲學家培根(RogerBacon)就是方濟會著名的學者之一。
(2)道明會(DominicanOrder)︰
「道明會」是由西班牙的道明(DominicdeGuzman,1170-1221)在公元1220年所創立的，他的心志乃是訓練一批受過良好教育的修道士，借著講道來教化人心。因此他們的修道士都稱為「講道僧侶」，又稱「黑袍僧」(BlackFriars)[16]，因為他們都穿黑袍。道明會修道士以博學著稱，許多中古世紀經院哲學家出身于道明會。其中最著名的是多馬阿奎那(ThomasAquinas)。同時，由于他們有護教的熱誠及口才，所以他們也專門作對付異端的工作。十三世紀之後成立的「異教裁判所」，就是由道明會主持的。在清朝康熙年間，為了祭孔與祭祖問題，和耶穌會教士鬧出「禮儀之爭」的，也就是道明會的修道士。
(3)耶穌會(JesuitOrder)︰
「耶穌會」是由羅耀拉(IgnatiusofLoyola)在1540年創立的。他們是有獻身熱忱的精英團體，有軍人的紀律及組織。他們主要工作是教育、宣教及對抗宗教改革的「更正教」。他們發展很快，到1556年羅耀拉逝世時，成員已由六人增加至一千五百人。耶穌會是天主教的宣教團隊中最有創意及活力的一群，在十八世紀時人數最多曾高達二萬二千多人。耶穌會除了在宣教工作上極有成就外，在教育方面也是成果豐碩。到了1626年他們已設立了400所學校，到了1749年更增加到800所。十七、十八世紀，許多歐洲的社會菁英，都是耶穌會造就出來的。但是由于他們的宣教策略較「激進」，可是成果斐然，以致于遭到其它修會之嫉妒，導致到了1773年一度被教皇勒令解散，造成宣教事工的頓挫，是非常可惜的。
3.傳信部成立
1599年，為了對抗宗教改革運動的擴張，教廷希望成立一個新的機構，來統合向外宣教的力量。但是隨著教皇的更替，並沒有真正的進展。1622年教皇貴格利十五為了避免天主教國家(特別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間的競爭，也為了擴大在未開拓地區的宣教工作，乃正式成立了直接由教廷控制的「傳布信仰神聖部」(CongregationdePropagandaFide)，簡稱「傳信部」。
到了傳信部首任秘書英哥利(FrancescoIngoli)于1649年逝世時，傳信部已成為擴展中天主教最強大的組織。他們為了避免因賦予西班牙與葡萄牙皇室任命聖職人員的「聖職授予權」制度所帶來的弊端，盡量在不是西班牙與葡萄牙統治的地區設立「教區代牧」的職務。這些代牧往往選自非修道院出身的聖職人員，以免卷入修道會的爭執中。例如其中有一批的宣教士是來自法國的「外方傳道會」，被派往越南及中國宣教。
傳信部堅持用和平、非武力的方法傳教，對當地的文化也比較能夠接納。但是他們的策略與天特會議的原則有些抵觸，因此往往不能貫徹始終，甚至引發中國的「禮儀之爭」等爭端。
傳信部的轄區極為廣大，基本上涵蓋所有非天主教國家，特別是那些新殖民區，如北美洲、中南美洲、東印度群島、太平洋島、非洲、印度、亞洲等地。因此傳信部成為羅馬天主教最有勢力的差傳機構，直到今天。
III.主要宣教策略
1.殖民主義與宣教工作並行
由于自奧古斯丁以來，天主教一向是采取「政教合一」的觀念，因此執政的君侯都必須承諾願意承擔宣教的責任。同時他們也越來越常用武力的手段，來達到宣教的目的。其實奧古斯丁所提出的「正義之戰」(JustWar)概念，只限于自衛，並未認可以武力來宣教。然而第六世紀末的教皇大貴格利，卻是第一位提出「防衛甚至擴張基督教國度是君王的責任」之觀念的人。從此，直接的或間接的「宗教戰爭」似乎有了名正言順的理由[17]。所以查里曼強迫撒克遜人接受基督教，及丹麥國王強迫瑞典、挪威人歸信，都是循著同一個思路被接納的。因此，當這些天主教國家在征服殖民地時，他們也認為這是神聖的使命。
無疑的，十五世紀以後的天主教海外宣教工作，往往與殖民主義密不可分。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西班牙與葡萄牙成為海上霸權。為了避免沖突，也為了鼓勵他們在海外拓展新教區，教廷采取「聖職授予權」的制度，賦予西班牙與葡萄牙皇室任命聖職人員，並承擔引領屬下殖民地屬民歸信的責任。因此到1650年左右，墨西哥、中南美洲、菲律賓，及部份非洲、加勒比海諸島，都成為天主教國家。
教廷所差派的宣教士，往往與殖民地政府官員合作無間。但是他們在殖民地事物及教會方面，也是非常種族中心主義的。例如葡萄牙宣教士在殖民地所建立的教會，完全是葡萄牙式的。他們使信徒在本地人當中，被視為異類。這種印象，使日本早期葡萄牙人建立的天主教會，後來遭到懷疑，甚至極無情的**。
2.以修道會為宣教主力
這段期間天主教的宣教工作是以耶穌會、道明會、方濟會及奧古斯丁會四個修會的教士為主。後來雖有傳信部成立，但是宣教士多半仍來自各修會。但是各修會的宣教策略並不一致，效果也不盡相同。一般而言，耶穌會較為靈活，對當地文化也比較尊重，在1626年，他們就有一萬五千名宣教士活躍于印度、中國、巴西及非洲各地。其中以沙勿略(FrancisXavier,1506-52)、利瑪竇(MatteoRicci,1552-1610)，及到印度的諾俾里(RobertDeNobili,1577-1656)三位最有代表性。
沙勿略曾在印度、馬六甲及日本(1549-51)宣教，並在日本留下一小群信徒。後來借著其它耶穌會宣教士們的努力，到了1600年左右日本已經有三十萬人受洗。但是在十七世紀初開始，日本的統治者懷疑外國(主要是葡萄牙籍)宣教士的企圖，所以信徒開始受到嚴酷的逼迫。幾乎所有的宣教士不是被逐就是殉道，大部分的日本信徒也被迫變節放棄信仰，但是仍有少數信徒殘存。沙勿略晚年非常渴望進入中國，但是到達廣東的上川島之後，就不得其門而入，最後抑郁以終。
後來耶穌會教士再接再厲的努力，羅明堅(MichelRuggieri)成為第一位能說流利華語，並在廣東肇慶設立教堂的宣教士。利瑪竇于1580年奉派來華襄助羅明堅，翌年即一同進入肇慶。利瑪竇短時間內就學會華語，並以儒服周旋于士大夫之間。他精于天文、歷算、地理和機械之學，因此除了研究中國文化之外，也因為他精通這些西方科學，吸引了很多學生。他在1601年終于到達北京，明神宗萬歷皇帝極為贊賞他。當利瑪竇于1610年逝世時，已有數以千計的人受洗，其中不乏官宦及皇室成員。他可以算是基督教在中國宣教的劃時代人物，也是耶穌會傳教士的最佳典範。
諾俾里是意大利籍的耶穌會宣教士，1605年到達印度，很快就熟悉塔米爾語。他在南印度有五十年之久，是最有影響力的宣教士，與利瑪竇齊名。他棄絕當時宣教士要求印度人「葡萄牙化」的宣教策略，而采用類似利瑪竇的方法，脫去洋袍西履，穿上印度聖人的袈裟，「向印度人做印度人」。由于他精通多種印度方言，很多印度人，甚至包括一些最高階層的婆羅門族受洗歸主。他並沒有要求他們放棄種性制度的隔離政策，及一些飲食生活的禁忌。他的作法後來引起當地印度人及宣教士疑慮，爭議後來平息。雖然他一生可能只為近千印度人施洗，而且其中有一些人後來又放棄了信仰，但是他是第一個能成功地引導婆羅門族的人信主的宣教士[18]。
但是到了1800年左右，天主教的宣教活動就逐漸萎縮了。其中原因不只一端。例如基督教國家的勢力興起，漸漸取代了西班牙及葡萄牙的海外勢力。還有各修會之間因路線之爭所造成的斗爭，以致于耶穌會被教皇勒令解散，所有的宣教士完全被逐出宣教區。但是最致命的打擊，是因為十八世紀中葉啟蒙運動帶來的世俗主義，以及法國大革命時的沒收教產、強迫神職人員還俗、反修道院等一連串行動，使歐洲地區的天主教勢力一蹶不振。
3.「調適主義」和「西方文化中心主義」兩條路線之爭
十七世紀初，耶穌會教士由于面對高等的中國及印度古老文明，乃采用「調適主義」(Adaptation)的策略，而且極為成功。利瑪竇初到中國時著和尚的袈裟出入，後來改穿儒服。他認為儒學有如希臘哲學，可以成為傳播基督教的媒介及橋梁，因此對祭孔和祭祖都采取寬容的態度。利瑪竇過世之後，耶穌會教士如印度的諾俾里及依索匹亞的培茲(PedroPaez)大多仍采取類似他的策略。
但是到了十七世紀中，這種策略逐漸受到道明會及方濟會教士的質疑，引發很大的爭議。道明會及方濟會教士基本上比較傾向于「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觀念，他們要求歸信者應該和他們的傳統民族文化斷絕關系。因此他們對于所有與西方基督教文明有異的文化象征，都采取拒斥的態度。他們認為祭孔和祭祖都是異教之風，是屬于迷信與拜偶像之流，必須禁止。
傳信部曾于1659年發了一套訓諭[19]，采用利瑪竇的辦法，勸傳教士學習當地的語言文化，不要急于改變當地居民的風俗和文化。但是這份訓諭卻引發爭議，並未能制止爭議，也未能獲得教廷的支持。後來耶穌會教士與道明會及方濟會教士的路線之爭越演越烈，雙方都上告于教皇，請求仲裁。最後教皇在1742年下令廢止耶穌會的傳道方法，禁止天主**祭孔和祭祖。由于這場「禮儀之爭」，導致清朝康熙皇帝下令驅逐所有教士出境(除了少數耶穌會顧問)，也使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被凍結了一百五十年，這是極為可惜的。
但是不可否認的，這種「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立場，的確反映出天特會議之後羅馬天主教的觀點。他們曾嘗試將全世界的天主教區都予以「拉丁化」，強制規定所有宗教儀式都必須采用拉丁文，連聖經也不允許(至少是不鼓勵)翻譯為各國語文。因此像利瑪竇、諾俾里及培茲等先驅人物的開創性宣教策略，最後都功敗垂成，非常可惜。這種保守的作法，也直接或間接地導致天主教的海外宣教事工，在十九世紀下半之後逐漸沈寂下來。反倒是基督教的宣教事工開始大放異彩，大步向前邁進。
參注
1祁伯爾︰《歷史的軌跡─二千年教會史》，李林靜芝譯，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86，144頁。
2KennethO.GangelandWarrenS.Benson,ChristianEducation,Chicago:Moody,1983,p.108-09.
3《歷史的軌跡》，156頁。
4同上，180頁。
5《基督教二千年史》，344頁。
6同上，181－84頁。
7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從威克利夫到路德》，幼獅書局，1977。4頁。
8同上，7頁
9同上，17頁
10《歷史的軌跡》，112頁。
11RobertG.Clouse,"Flowering:TheWesternChurch",inEerdmans-HandbooktotheHistoryofChristianity,252-53頁。
12同上，259頁。
13同上，260頁。
14同上，261－62頁。
15同上，263頁。
16同上，263頁。
17DavidJBosch,TransformingMission:ParadigmShiftsinTheologyofMission,Orbis,1991,p.223-25.
18StephenNeill,ChristianMissions,Eerdmans,1964,p.183-87.
19《基督教二千年史》，4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