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1月19日，我出生在湖南省攸(y u)縣一個鄉紳的家中。先父生前擁有不少田地、房屋和其他財產，在當地堪稱富戶，然而卻過著醉生夢死的腐朽生活。我在那樣的家庭中成長，雖然衣食無虞，但內心得不到愛的溫暖。對于父輩們聲色犬馬的生活方式，深為厭惡。少年時代未曾听見過主耶穌的福音，倒因听先父說，來華的外國傳教士有包庇不法**等劣跡，而對基督教抱有反感。某日在街上見到福音堂張貼的**，其上印著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那是我平生頭一次接觸主的福音，但當時絲毫不明白其中的要義。
年歲未滿二十，便由家中包辦成婚，妻子體弱多病，接連生下兩男兩女後不久，便病故了。我飽嘗早婚之苦，決意在學有所成之前，不再考慮婚事，于是只身離家，到上海刻苦求學。辛亥革命**了帝制，建立起共和。但民國的政權，迅即被賣國求榮的袁世凱竊取，官場更加黑暗，群魔亂舞，國事日非，我懷著實業救國的理想，為求深造，于1913年赴美留學。到美國以後，對基督教開始有所了解，我曾在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家中寄宿，他們夫婦常勸我去听道，我總是推辭不去，有時礙于情面，勉強同去一次，也完全無動于衷。那時整日所盤算的，無非是修業報國等世俗之事，“專以地上的事為念（腓3︰19）。”
1913年至1915年，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西部預備大學（WesternReserveUniversity)修習兩年。1915年至1917年，入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市哈佛大學經濟系攻讀，並取得文學士學位（圖1）。1915年5月9日，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喪權辱國的要求，在波士頓城的中國留學生中，一些愛國的優秀分子，痛憤國恥，成立了“中國國防會”，實乃“救國會”的別名，因它並不購械練兵，目的是喚醒國人，團結一致，共同抵抗外國的侵略與欺凌，以救亡圖存。該會會長由馬州理工學院的張貽(y )志擔任，我任副會長，是一個頗為活躍的愛國學生。
哈佛大學畢業後，受聘到波士頓第一國家銀行(TheFirstNationalBankofBoston)工作，1919年夏，又重返哈佛大學，入商業行政管理研究生院，攻讀碩士學位，希冀在學業上有更深的造詣(y )。但不久收到上海恆豐紗廠經理聶雲台先生（我的表兄）來信，邀我協助他在上海另辦一家新的紗廠，正好“國防會”會長張貽志此時也打算回上海，于是我決定退學回國。1919年秋，張貽志和我先後回到上海，“國防會”總部也隨之遷回國內，設在上海，在我的積極支持下，由張貽志任總編輯，發刊國防會主辦的“民心周報”，傳播御侮救國的思想。
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日本和英國的幾家紗廠，拼命在上海擴充勢力，幾乎壟斷了中國的棉紡市場。聶雲台先生有鑒于此，向國人募集了一百四十萬銀洋的股金，于1919年發起創辦以振興實業、挽回利權為宗旨的大中華紗廠，與外國資本競爭。他自任總經理，請我擔任副總經理（當時稱為協理），汪孚禮任總工程師，此舉正合我實業救國的宿願，于是便欣然從命。然而在創辦過程中，諸多不利的因素導致巨額虧損，工廠負債累累，1924年1月宣告破產拍賣，自正式開工至停工清理，為時不過數月，真可謂曇花一現，我的鴻鵠(h )之志，也隨之化為泡影。
因聶雲台先生是基督徒，所以在辦紗廠與他共事的數年中，也和一些基督徒有交往，他們誠摯的言行，逐漸消除了我過去對基督教所抱的偏見，終于在別人的勸導下，受洗入教，然而並未重生得救，僅是一個掛名的教友而已。
在滬辦廠期間，經摯友胡宣明先生和他夫人周淑安女士的介紹，與滬江大學生物系教師丁素筠(j n)女士相識，她父親丁立美牧師，是二十世紀初期著名的布道家，被譽為“中國的慕迪”。丁牧師的祖父和父親都信主，她在這樣一個愛主的家庭中長大，又在教會辦的中小學讀書，從小明白真道，可惜信仰的根基不固，在美國留學時接受了新神學派（即社會福音派）的錯誤觀點，失去了原先純正的信仰。1924年8月6日我們在青島結婚。
大中華紗廠的失敗，未改我實業救國的初衷，我把創業的視線由南方轉移到北方，集資籌建了一家名為“西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企業，總部設在天津，由我任總經理（當時稱為“總理”），經營內蒙古（當時稱為綏su 遠省）皮毛土產的外銷，常奔波于張家口經包頭至五原、臨河等地的千里線上，在天津工商界中，也頗有些聲望，如1929年天津市工業協會就曾推舉久大精鹽公司創辦人範旭東（中國化學工業奠基人）和我兩人為代表，隨財政部長孔祥熙赴菲律賓，參加在該地舉辦的嘉年展覽會（圖2）。幾年之中，雖然兢兢業業，全力以赴，但由于軍閥割據，社會動蕩，土產的收購，運輸及銷售，皆是困難重重，慘淡經營至1930年，不得已關門歇業，再度以失敗告終。
十年的辦廠經商，勞而無功，不僅實業救國的壯志未酬，甚至連養家糊口也成了問題。我們抱怨命運不濟，于是找人算命，希望日後能時來運轉，功成名就。岳父丁立美牧師聞訊來信，嚴加指責，信中寫道︰“你們願意算命，我是萬分不贊成。按聖經所載，神是頂厭惡如此等人及如此等事。見利未紀19︰26，申命記18︰10－12……，萬不可作此事以惹神怒。”他特意把“我是萬分不贊成”七個字寫得比其余的字大五倍，並用紅筆在這七個字下面劃上紅線，以引起我們的重視。我們非但不听，還繼續找人為兒女們算命。當時的光景真是何等黑暗而可憐！“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賽53︰6）”
北閥戰爭勝利以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著手統管各省印花煙酒的稅務，需要羅致財經界人士參政。應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校友宋子文先生之邀，我于1931年步入政界，在直屬財政部的山東印花煙酒稅局工作，長駐煙台，家眷則由天津遷居山東省城濟南。省主席韓復渠，原是一個專橫跋扈(h )的軍閥，搖身一變，成為封疆大吏，官餃雖改，但作風依舊，官場的陋習，積重難返，中央的政令，也不易貫徹。無情的現實，令我心灰意冷，昔日的雄圖壯志已不復存在，惟求獨善其身，掙錢養家而已。不意就在此時，神的奇恩臨到我身，使我從迷途上轉回，並完全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
1931年8月30日夜，我夢見一孩童從黑影中穿過，仿佛已經死去，心中難受而驚醒，不能再眠。次日接家中急電，要我速歸。我對同事們說，家中定有喪事，他們不信，說電報中並未寫明緣由，勸我不要神經過敏。
9月1日晚抵達濟南，在車站上見到來接我的岳父和尹師母，果然如我所料，我們頭生的兒子大衛，一個聰明活潑的五歲孩子，8月31日不幸失足落入宅內的水池溺死，回到家中看見遺體，內心哀痛萬分！
當晚，在齊魯大學工作的友人單醫生(Dr.ThorntonStearns)來看慰我。他說，他有個死去的兒子也叫大衛。孩子未死以前，他雖已經在中國傳教多年，卻沒有重生得救。神藉著他兒子的死，使他悔改得救。接著又將主耶穌的救恩詳細講給我听。以下的幾句話給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說“你兒子大衛失去了他肉體的生命，為要使你真正悔改，得到主耶穌所賜的屬靈的生命。”
當他與我談話的時候，我仿佛觸電一般，感到有一種能力降臨身上，這是聖靈的感動，讓我看清自己在神面前是罪人，並為罪自責，明白以往的所作所為無非在追名逐利，全然是捕風捉影。
他離去後，我獨自上樓在房內跪下祈禱，承認自己一切的罪，接受耶穌作救主。祈禱完畢，頓覺心情舒暢，眼界大開。感慨地說︰“原來世界是這麼一回事啊！”正如主所醫治的瞎子，“樣樣都看清楚了(可8︰25)”。
當天上午，岳父丁立美牧師將聖經中希伯來書二章一至四節翻給尹師母看，聖靈使她醒悟過來，一切懷疑頓時消釋，曾一度“隨流失去”的信心，又重新恢復，主也拯救了她。
我們得救的經歷，決不是僅僅接受了一些抽象的宗教信條，而是對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有了深刻的認識。基督的十字架結束了我們的舊生命，同時使我們獲得了他所賜的新生命。所以生活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5︰17）”。從此以後，除了恩主耶穌基督，再無任何屬世的事務能使我們的心靈得到滿足。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成為我們人生道路的新起點，我們開始一同跟隨主奔走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