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1月19日，我出生在湖南省攸(yōu)县一个乡绅的家中。先父生前拥有不少田地、房屋和其他财产，在当地堪称富户，然而却过着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我在那样的家庭中成长，虽然衣食无虞，但内心得不到爱的温暖。对于父辈们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深为厌恶。少年时代未曾听见过主耶稣的福音，倒因听先父说，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有包庇不法**等劣迹，而对基督教抱有反感。某日在街上见到福音堂张贴的**，其上印着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是我平生头一次接触主的福音，但当时丝毫不明白其中的要义。
年岁未满二十，便由家中包办成婚，妻子体弱多病，接连生下两男两女后不久，便病故了。我饱尝早婚之苦，决意在学有所成之前，不再考虑婚事，于是只身离家，到上海刻苦求学。辛亥革命**了帝制，建立起共和。但民国的政权，迅即被卖国求荣的袁世凯窃取，官场更加黑暗，群魔乱舞，国事日非，我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为求深造，于1913年赴美留学。到美国以后，对基督教开始有所了解，我曾在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家中寄宿，他们夫妇常劝我去听道，我总是推辞不去，有时碍于情面，勉强同去一次，也完全无动于衷。那时整日所盘算的，无非是修业报国等世俗之事，“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腓3：19）。”
1913年至1915年，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西部预备大学（WesternReserveUniversity)修习两年。1915年至1917年，入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并取得文学士学位（图1）。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丧权辱国的要求，在波士顿城的中国留学生中，一些爱国的优秀分子，痛愤国耻，成立了“中国国防会”，实乃“救国会”的别名，因它并不购械练兵，目的是唤醒国人，团结一致，共同抵抗外国的侵略与欺凌，以救亡图存。该会会长由马州理工学院的张贻(yí)志担任，我任副会长，是一个颇为活跃的爱国学生。
哈佛大学毕业后，受聘到波士顿第一国家银行(TheFirstNationalBankofBoston)工作，1919年夏，又重返哈佛大学，入商业行政管理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希冀在学业上有更深的造诣(yì)。但不久收到上海恒丰纱厂经理聂云台先生（我的表兄）来信，邀我协助他在上海另办一家新的纱厂，正好“国防会”会长张贻志此时也打算回上海，于是我决定退学回国。1919年秋，张贻志和我先后回到上海，“国防会”总部也随之迁回国内，设在上海，在我的积极支持下，由张贻志任总编辑，发刊国防会主办的“民心周报”，传播御侮救国的思想。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日本和英国的几家纱厂，拼命在上海扩充势力，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棉纺市场。聂云台先生有鉴于此，向国人募集了一百四十万银洋的股金，于1919年发起创办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为宗旨的大中华纱厂，与外国资本竞争。他自任总经理，请我担任副总经理（当时称为协理），汪孚礼任总工程师，此举正合我实业救国的宿愿，于是便欣然从命。然而在创办过程中，诸多不利的因素导致巨额亏损，工厂负债累累，1924年1月宣告破产拍卖，自正式开工至停工清理，为时不过数月，真可谓昙花一现，我的鸿鹄(hú)之志，也随之化为泡影。
因聂云台先生是基督徒，所以在办纱厂与他共事的数年中，也和一些基督徒有交往，他们诚挚的言行，逐渐消除了我过去对基督教所抱的偏见，终于在别人的劝导下，受洗入教，然而并未重生得救，仅是一个挂名的教友而已。
在沪办厂期间，经挚友胡宣明先生和他夫人周淑安女士的介绍，与沪江大学生物系教师丁素筠(jūn)女士相识，她父亲丁立美牧师，是二十世纪初期着名的布道家，被誉为“中国的慕迪”。丁牧师的祖父和父亲都信主，她在这样一个爱主的家庭中长大，又在教会办的中小学读书，从小明白真道，可惜信仰的根基不固，在美国留学时接受了新神学派（即社会福音派）的错误观点，失去了原先纯正的信仰。1924年8月6日我们在青岛结婚。
大中华纱厂的失败，未改我实业救国的初衷，我把创业的视线由南方转移到北方，集资筹建了一家名为“西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总部设在天津，由我任总经理（当时称为“总理”），经营内蒙古（当时称为绥suí远省）皮毛土产的外销，常奔波于张家口经包头至五原、临河等地的千里线上，在天津工商界中，也颇有些声望，如1929年天津市工业协会就曾推举久大精盐公司创办人范旭东（中国化学工业奠基人）和我两人为代表，随财政部长孔祥熙赴菲律宾，参加在该地举办的嘉年展览会（图2）。几年之中，虽然兢兢业业，全力以赴，但由于军阀割据，社会动荡，土产的收购，运输及销售，皆是困难重重，惨淡经营至1930年，不得已关门歇业，再度以失败告终。
十年的办厂经商，劳而无功，不仅实业救国的壮志未酬，甚至连养家糊口也成了问题。我们抱怨命运不济，于是找人算命，希望日后能时来运转，功成名就。岳父丁立美牧师闻讯来信，严加指责，信中写道：“你们愿意算命，我是万分不赞成。按圣经所载，神是顶厌恶如此等人及如此等事。见利未纪19：26，申命记18：10－12……，万不可作此事以惹神怒。”他特意把“我是万分不赞成”七个字写得比其余的字大五倍，并用红笔在这七个字下面划上红线，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非但不听，还继续找人为儿女们算命。当时的光景真是何等黑暗而可怜！“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赛53：6）”
北阀战争胜利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着手统管各省印花烟酒的税务，需要罗致财经界人士参政。应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友宋子文先生之邀，我于1931年步入政界，在直属财政部的山东印花烟酒税局工作，长驻烟台，家眷则由天津迁居山东省城济南。省主席韩复渠，原是一个专横跋扈(hù)的军阀，摇身一变，成为封疆大吏，官衔虽改，但作风依旧，官场的陋习，积重难返，中央的政令，也不易贯彻。无情的现实，令我心灰意冷，昔日的雄图壮志已不复存在，惟求独善其身，挣钱养家而已。不意就在此时，神的奇恩临到我身，使我从迷途上转回，并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1931年8月30日夜，我梦见一孩童从黑影中穿过，仿佛已经死去，心中难受而惊醒，不能再眠。次日接家中急电，要我速归。我对同事们说，家中定有丧事，他们不信，说电报中并未写明缘由，劝我不要神经过敏。
9月1日晚抵达济南，在车站上见到来接我的岳父和尹师母，果然如我所料，我们头生的儿子大卫，一个聪明活泼的五岁孩子，8月31日不幸失足落入宅内的水池溺死，回到家中看见遗体，内心哀痛万分！
当晚，在齐鲁大学工作的友人单医生(Dr.ThorntonStearns)来看慰我。他说，他有个死去的儿子也叫大卫。孩子未死以前，他虽已经在中国传教多年，却没有重生得救。神藉着他儿子的死，使他悔改得救。接着又将主耶稣的救恩详细讲给我听。以下的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说“你儿子大卫失去了他肉体的生命，为要使你真正悔改，得到主耶稣所赐的属灵的生命。”
当他与我谈话的时候，我仿佛触电一般，感到有一种能力降临身上，这是圣灵的感动，让我看清自己在神面前是罪人，并为罪自责，明白以往的所作所为无非在追名逐利，全然是捕风捉影。
他离去后，我独自上楼在房内跪下祈祷，承认自己一切的罪，接受耶稣作救主。祈祷完毕，顿觉心情舒畅，眼界大开。感慨地说：“原来世界是这么一回事啊！”正如主所医治的瞎子，“样样都看清楚了(可8：25)”。
当天上午，岳父丁立美牧师将圣经中希伯来书二章一至四节翻给尹师母看，圣灵使她醒悟过来，一切怀疑顿时消释，曾一度“随流失去”的信心，又重新恢复，主也拯救了她。
我们得救的经历，决不是仅仅接受了一些抽象的宗教信条，而是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有了深刻的认识。基督的十字架结束了我们的旧生命，同时使我们获得了他所赐的新生命。所以生活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从此以后，除了恩主耶稣基督，再无任何属世的事务能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成为我们人生道路的新起点，我们开始一同跟随主奔走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