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救之前，虽然在名义上我们是基督徒，也去做礼拜，但家中竟找不出一本圣经，更没有其他的属灵书刊，平时也不做祷告。得救以后，我们买了新旧约圣经，每天读经、祈祷、唱赞美诗。当唱到有关救恩的圣歌，往往受感而潸(shān)然泪下，并常去聚会和主内的弟兄姊妹交通来往。
尹师母为了在灵性上多得造就，得救还不到一个月，便带着两个孩子到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岳父丁牧师家中小住，天天参加听课。来信中多有交通与勉励的话，如在10月23日的信中写道：“我现在每天上四节课，……在灵性方面得着很大的帮助，这些圣经课给我极大的乐趣，是没有法子形容的。现在神已开了我属灵的眼耳，使我虚心地追求”。12月22日的信中写道：“我们要多与有灵命的朋友相交，不要贪恋世俗，务要追求灵命的长进。再过两天就是圣诞节，这是我们第一个明白耶稣降生重大意义的圣诞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基督耶稣降生，为要拯救这个世界，他还要再来。让我们用基督的爱去爱人。”
信主之后，我们也常将人生的道路放在祷告之中，求主引领。主听了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离开山东去河南。1932年2月，我奉调到河南郑州任统税管理所主任，就任后的头一个月便向国库解交了三倍于前任的税款，以后增至四倍。同年7月又调往开封（当时的河南省会），兼任河南省印花烟酒税局局长（图3）。在两年多任期内，蒙神祝福，诸事顺遂，成绩优良。尹师母和孩子们也随着迁来，这原本只是为了便于在生活上互相照顾。然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全家齐聚开封，有他美好的旨意。
当时在开封主持各教堂事工的教牧人员，信仰纯正者居多，他们不囿(yòu)于门户之见，不仅互有来往，而且彼此帮助。我们在这融洽的属灵环境之中，受益良多，并开始传扬主的福音。正如经上所记：“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弗3：20)”；“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2：13)”。
我的同事中有不少人见我信耶稣以后，弃绝罪行，心清手洁，便乐意考察圣经。为满足他们心灵的需要，1933年2月5日星期日上午，邀集三十位同事来家中，听中国自立教会丁宝玺(xǐ)牧师宣讲福音，这是家中的首次聚会。从此每逢星期日，家中都有传福音聚会，两个月后，每周又增加一次查经聚会，这两个聚会皆由本地各教堂中神的仆人们主领。4月底迁入在市中心的新居，那里交通方便，房屋宽敞，可容纳更多的人聚会，聚会人数也有增无减，蒙恩得救者很多，在我们家中已工作多年的刘妈，也是其中之一。她认罪悔改后，主动偿还人所不知的亏欠，生活大有改变。并带领别人信主。尹师母等教她识字，渐渐能够阅读圣经。
与此同时，我们还外出布道。1933年3月下旬，宋尚节先生来开封讲道一周，他不仅自己讲道，而且提倡信徒三、五个人组织小型布道团进行布道。当时共组成四十九个布道团，其中也包括我们夫妇所组的“大乐布道团”。此名称是从我们死去的头生孩子大卫和刚出生四个月的婴儿道乐两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并怀抱道乐三人在“大乐布道团”的三角形旗帜下摄影留念。从我们孩子的名字中为布道团取名，除纪念亡儿大卫外，更要表明我们有约书亚那样的心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书24：15)”。
4月16日复活节，我们第一次上街布道，先向听众分送福音单张，然后传福音，有三十余名男子和二十余名妇女听道。4月24日，尹师母偕(xié)同别的信徒外出布道，听众中有四名男子和两名男孩接受邀请，晚上来我们家中参加聚会，都得救了。5月28日，我们首次去监狱向犯人传福音，尹师母在女监，我在男监，犯人都留心倾听。以后每周去两次，经常有人受感流泪、认罪悔改。也有人在出狱后自动去礼拜堂继续听道而信主。1935年10月9日，我们用厚帆布做成活动水池，在监狱内为二十余位已得救的犯人受浸。此外，我们还去救济院、反省院、工厂、学校、财政人员训练班等多处广传福音。
我们得救以后，开始关心四个大龄孩子：德麟、公毅、德惠、道恪(kè)的灵魂，他们是我和赴美留学前亡故的前妻所生，年龄都已二十多岁。我们一面为他们祷告，一面进行劝勉并介绍他们去听道。感谢神，到1933年底，他们均先后蒙恩得救了。
道恪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地位和待遇都很不错。他得救后，经过祷告，清楚神的呼召，愿意奉献自己为主作工，我们认为他有这样的心志，十分可贵。1934年夏天，他和姐姐德惠从南方同去河北省的海滨避暑胜地——北戴河，参加一个灵修会，追求灵命的深造。那时，日本的侵略魔爪已从被其占领的我国东北伸向华北，经常滋事寻衅。七月一日，在他们乘火车自天津赴北戴河途中，座位下一颗日本人预先放置的定时炸弹，突然爆炸，道恪当即失去知觉，德惠身受重伤，但神智尚清，她用流利的英语向一位前来抢救她的美籍马丁医生(Dr.Martin)说：“我负伤过重，请不必为我费心了，快去救别人吧！”这位医生见她在极端痛苦之时，能如此坚强忍耐，并关心别人，受感至深。事后他对新闻记者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见过万余人受伤去世，但无一人能像这位女士有如此美丽的基督精神。”他们二人虽被迅速送往天津抢救，但均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我们一下子失去了两个儿女，内心的悲痛，难以言宣。所幸我们有主的生命，相信主所作的不会错，并知道他们是先于我们到主那里去了。心中得到主所赐的极大安慰。
德惠和道恪天资聪敏，勤奋好学，在校求学时，品行端正，成绩优秀。德惠读大学期间，因家中经济困难，自愿辍(chuò)学去工作，以帮补家用。道恪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在上海一家银行供职，工作之余，或研究学问，或潜心灵修，对亲友相邀去舞厅或其他娱乐场所消遣，一概谢绝。他生前曾参加人寿保险，此次意外遇难，照章获得了三倍于保险金额的赔偿费。我们念他要为主传福音的遗愿，决定使用此款从外地请传道人来开封家中主领聚会，从而使家中的聚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5年1月下旬，邀请在江苏镇江传道的贾嘉美牧师(Rev.JamesGraham)来家中布道八天。这既是首次从外地请人，也是首次在家中举行连续数日的聚会。会前，我想他讲的内容是创世纪，听众恐怕不多。岂料听众不但与日俱增，而且有多人蒙恩得救。其中有几位至今还与我有来往。4月中旬从北平请王明道弟兄来布道十天。为了扩大聚会的场所，临时将客厅和卧室之间的板壁拆除。每晚到会者达一百余人，其中有省主席刘峙(zhì)夫妇，政界、学界和商界各方人士，盛况空前，得救者不少。
9月中旬请成寄归牧师来讲道，讲题是“生命与生活”。他说，我们不仅要有基督的生命，而且要有基督的生活，信仰应该和日常生活相联系。建设厅长张静愚先生在此次聚会中蒙恩得救，以后成为圣光学校的发起人之一。12月上旬，请巴若兰姊妹(MissG.Fishbaker)来传福音七天，月中她又以“得胜的生命”为题，继续讲道九天，每天聚会的人数超过九十人。这年冬天，我们从各种赞美诗歌集中选出三百余首，铅印成册，取名“救恩歌颂”。从此家庭聚会时唱赞美诗就方便多了。
1935年冬，我因公需赴上海。十余年前，尹师母曾在沪江大学任教，她也很想向上海的亲友们讲述自己得救的经过，和现在家中聚会的情形。经过祷告，清楚这是神的旨意，遂于11月8日一同起程，11日到达，在上海逗留了八天。每天外出探亲访友，向他们传福音作见证。在我们探访的人中，有领我信主的单大夫夫妇，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先生等。余日章先生是社会知名人士，也是一位新神学派的代表人物，重病卧床已不能讲话，我们所作的见证使他受感而流泪不止。
特别值得叙述的，是老友胡宣明先生的信主经过。胡先生和他的夫人，着名作曲兼钢琴家周淑安女士，是我们婚姻的介绍人。他们住在上海郊区的真如镇，邀请我们留宿一晚，畅叙衷肠。11月14日，胡师母特地先来上海，胡先生则在真如车站迎候。他们的住所宽敞，环境幽雅，颇有田园风味。在饱享丰美的晚餐之后，我们开始讲述自己得救的经过及前后的变化：以前贪爱世事，现在不贪爱了；以前忽视属灵的事，现在珍视如生命；以前对圣经疑信参半，现在全部相信。得救之后，我们真正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内心有神所赐的平安与喜乐。因盼望别人也能像我们一样蒙恩，所以在家中举行聚会，接着又详谈了聚会蒙主赐福的情形。作为彼此相识十七、八年的老友，他们熟知我们往日的爱好与生活。如今见我们大有改变，深受感动，认真倾听我们的谈话，大家皆无睡意，直到凌晨两点，才互道晚安散去。
次日早餐相见时，他们满面笑容。胡先生告诉我们，昨晚我讲“要相信，就必须相信新旧约圣经中的一切记载。如果疑信参半，便是怀疑神的信实，倒不如完全不信”。这番话深深打动了他的心。回到自己房间之后，翻开罗马人书从第一章读起。以前他仅是挂名的基督徒，每逢读此卷圣经，总是只看一、两章就止住了。昨晚不仅没有中止，而且越读越有兴味，直到整卷十六章全部读完，便怀着感谢的心接受了书中“因信称义”的真理，清楚蒙恩得救了。胡师母的父亲是牧师，她已经得救，我们的见证更加激发了她爱主的心。
四年之后，1940年4月14日，胡宣明先生夫妇来到重庆山洞，与我们互相交通，共同祈祷，决定创办圣光学校。两次相聚前后呼应，是何等奇妙！胡先生对中、英文均有高深的造诣。1949年，他将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先生(Mr.JamesHudsonTaylor)的英文传记首次节译成中文后，因译文流畅，选材精当，深受读者欢迎。不久又被翻译成英文和别种文字，多次再版，流传甚广。
开封夏季炎热，尹师母数次带孩子们去江西庐山（又称牯gǔ岭）避暑。在那里和爱主的朋友们成功地组织了三届夏令会。1935年8月2日至11日举行的首届夏令会，由贾嘉美和赵君影两位牧师主领。会前曾发出不少请贴，但回函寥寥。哪知届时赴会者，竟达数百人之多，且有多人蒙恩得救。会后，尹师母等主办人即为来年预定会场，约请讲员，进行各项准备工作。8月14日，王明道弟兄在庐山清澈的溪流中为我们二人受浸，将近四年之前我们同一天蒙恩得救，如今又同一天受浸，在神、人并魔鬼的面前作见证。1936年8月13日至23日，举行了第二届夏令会，由成寄归牧师、王明道先生和柯夫先生(Mr.Cuff)等人主领。此届夏令会注重对信徒灵命的深造，会期最后一天，有多人起立，见证自己在夏令会中所得的造就。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时局日趋紧张，但第三届夏令会仍于7月31日至8月10日如期举行，每天座无虚席。神为每届夏令会所预备的捐款都十分充裕，足够开支。
自1933年2月到1937年2月整整四年，我们家中的聚会从未间断，而且日渐兴旺，多人得救，多人复兴。1937年3月，我调往湖南工作，不久抗战爆发，尹师母携子女逃难去云南，后到重庆，住处多变，但一有机会仍举行家庭聚会，继续拯救了不少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