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分卷 第九章 圣光学校在苏州四摆渡
    根据圣光学校与长老会的协议,借用洋泾塘房产的期限为三年,所以学校迁到洋泾塘以后,我们必须考虑另择长期校址的事。1947年秋季,试图在上海市郊觅地未成,由此明白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继续留在苏州等候他的带领。“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诗37:7)。”

    伫(zhù)立在齐门外的崇道堂,离学校甚近,圣光的师生多去该堂聚会。1948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十五上元节,该堂的刘道生牧师邀请我和王师母等人去午餐叙谈,没想到那次新春期间的普通交往,竟会成为我们获得新校址的契机。当天饭后刘牧师偶然说起,多年以前曾有一位美籍医生名魏更生(Dr.Wilkinson),为传扬福音来到苏州,在阊(chāng)门外四摆渡那里购地建房,创办了一所“更生医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占据,战后由国军进驻。此番话语顿时引起我的深切关注,从他家告辞回来,便偕(xié)王师母等径直去四摆渡,在护城河畔找到了“更生医院”的旧址。虽有门卫把守不能进内,但在外面仍可看清概貌,房舍众多,空地甚大,环境幽静,很适宜用作圣光的校址,于是开始为争取该地而努力。

    三月份先托Dr.Torry去函给魏更生之子,当前的房主Mr.LouisWilkinson取得联系,4月28日我又去苏州萃英中学走访了房主在华的代理人,美国人白本立先生(Mr.White),他也是圣光王副校长的老朋友,对我们的请求非常支持。5月29日白本立先生来函告知,更生医院的房主已同意将其房地产无偿交给圣光使用,这喜讯令我们振奋不已。下一步便要去和驻军交涉。促其尽早撤离。

    俗话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可见人们一向认为与军人打交道总是颇费周折;何况当时驻扎在更生医院旧址内的军队,为担负苏州城防任务的青年军202师,想要他们撤出更谈何容易。巧在该师师长姚秉勋是圣光学校董事长张治中先生的旧部,经张先生出面关照,6月23日我们前去会见姚师长时,他态度和悦,满口答应尽快撤离,使我们喜不自胜;可是在巡视各处之后,却发现房屋的损坏程度,比我们原先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非耗巨资难以修复使用,经费问题的突然出现,好似一座大山横亘(gèn)在我们迁校的道路上。

    然而就在六天之后,6月27日内地会会计顾弟兄通知我,他收到1610英镑指名给圣光的捐款,是一位与我们素不相识的主内弟兄Mr.Batkin自澳大利亚寄来的。这笔建校以来数额最大的捐款,恰好此刻来到;分明是神为修复校舍所预备的。“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赛54:10)。”7月5日校方与军方签署了房产交接的文件,到7月10日驻军已全部撤出,前后耗时仅半个多月。得新校址的过程,真可谓径情直遂,显明了神的大能。“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伯5:9)。”

    7月11日两位教师和一位学生三人住进了新校址,监督修葺(qì)工程。他们自愿放弃暑假的休息,在炎炎夏季中义务辛劳,崇高的爱校精神实属难能可贵。

    过养默先生在上海也十分关注新校舍的修复工作,为确保施工质量,加快施工进度,于8月1日特派自己企业中的一名优秀施工员王绍唐,专程来苏州义务帮忙。凡经他勘察,认为需要修理之处,不估价便立即找人动工,一切费用均由过先生垫付,因此修复的进度快,质量高。在此期间捐款源源而来,总计折合美金达一万三千余元,足够整修工程的一切开支。

    九月中旬,一排崭新的楼房出现在苏州四摆渡的护城河畔,这是神为圣光学校预备的第三个校址,它也将成为我们事奉神的新起点(图19)。新学期原定9月10日开学,后因部分校舍尚未竣工而延期一周。9月17日注册,次日上课。10月8日,尹师母等最后一批人员离开洋泾塘,圣光学校开始了它在四摆渡的新时期。

    新校址的礼堂在校园外约二百米处,讲台后方的墙壁上,依然挂着从洋泾塘带来的那十二个大字:“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讲台一侧安放着一架钢琴,学校乔迁新址的感恩礼拜定于10月24日(星期日)举行。不料10月23日晚八时许,突然下雨,并且越下越大,想到礼堂在校园之外,雨天会给明日参加礼拜的人带来不便,就为此事祷告。淅沥的夜雨,绵延到次日清晨,但我们仍不急不躁,继续为天气祷告,七时半雨渐渐止住,十时礼拜开始的时候,乌云散尽,金色阳光透过玻璃窗射进礼堂,顿时“蓬荜生辉”,更添会众谢恩之忱。

    礼拜开始,全体起立唱赞美诗。接着由我领祷,并详述新校址的接收及修理经过,见证神奇妙的带领与丰盛的恩典。随后姚牧师以申命记八章的经训相勉,略谓我们开始一段新历程的时候,要“纪念”神(2-3节),“称颂”神(10节),并要谨慎,不可“忘记”神和神的诫命(11节)。礼拜在虔敬的气氛中圆满结束,与会师生及来宾共二百余人,房主的在华代理人白本立(Mr.White)先生亦到会并深感快慰。他说去年返回苏州,目睹更生医院房屋破败,又被占据,内心非常难受。他认为一项事业的兴衰不仅是物质上的盈亏,更在于生命力之有无,如今圣光学校既修复了魏更生先生的房产,也继承了他传扬福音的使命,深信此校必蒙神赐福,能造就出许多优秀的人才。

    到四摆渡以后不久,神感动我们在钱财上有更多的奉献。我们战前在开封时所结识的一位挚友张香亭弟兄,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在华的特约经销商,他为我们办理过一笔购车保值的储蓄,最近我们从他那里领回数额相当于一辆普通新轿车售价的存款,这也是我们的全部积蓄。10月17日夜间二时,忽然醒来,受圣灵感动,觉得应将此款奉献给神,用在圣光的发展上,于是起床祷告读经,看到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一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遂决心全数奉献。天亮以后,将此心愿告诉尹师母,她完全同意,便立即取出钱款,签字捐给学校,随后又同作奉献祷告,心中充满喜乐。“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林后9:7)。

    在四摆渡各项属灵事工,大致与洋泾塘时期相同,每天早餐后,学生整队去礼堂参加朝会,雨天外出不便,就在男生饭厅举行;晚祷在女生饭厅举行。每星期日上午八时半,在礼堂举行主日崇拜,自由参加;该日下午四时半,在校内有主日学,由姚牧师等带领。男女学生团契每周仍聚会两次,其中一次为两团契合并聚会。多加社仍分贩卖、缝纫、制造、文教四组为同学服务,监狱的布道工作也照旧进行。

    文体活动依然是丰富多彩的,原有的三个全校性分组经过了调整与补充之后,陆续开展篮排球、国语辩论、英语背诵、歌咏等多项竞赛,男生篮球校队两次校外出战,连连告捷。除钢琴外,风琴、小提琴、口琴等多种乐器,均逐渐成为同学们的业余爱好。图书馆更加充实,两位教师专程去上海购置了各类名着数百册,过养默先生也捐赠了许多珍贵的图书,报章杂志扩订达二十余种,还新添四张大阅览桌。为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又托友人在英国购得一台小型电影放映机。尹师母的挚友倪征琮(cóng)医生,来校义务为全体学生体检,证实学生的健康状况良好。

    校董胡宣明先生很关心学校今后的发展,开学以后曾来校小住。回想1940年4月我们和胡先生夫妇在重庆山洞镇相聚时,发起创办圣光学校,如今甫迁新址,又共襄(xiāng)校事,神的带领何等奇妙。更想不到在此期间,他向我借阅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的英文传记后,深受感动,并着手将两本厚厚的原着,节译成精练的中文出版,使千万华人知其感人事迹。十年之后,此节译本竟又返译成英文出版,足见其影响之大。“耶和华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诗92:5)。”现将胡先生为译本所写的序言转载如下,从中可以看见戴德生的博大信心和爱心。

    “戴德生传”译者序

    去年秋天,译者往苏州圣光中学小住,得细读戴德生先生英文传,看见戴先生远涉重洋,十次来华,为中国历尽千辛万苦,屡经危险疾病,倍受地痞流氓的欺凌,废清官府之驱逐,欧美侨民之讥笑,而不但毫无灰心怨言,爱中国之心日益加深,不禁心悦诚服、肃然起敬。他从中国给妹妹和妹夫的信有下面几句话:“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长女恩惠八岁夭殇(yāoshāng),戴先生至为悲痛,写信给柏迦先生说:“明知中国气候与环境的危险,我仍将我的爱妻、子女、和自己放在祭坛上。这决不是因为愚昧和虚妄的缘故。”我看到戴先生这样爱中国,大受感动,自觉惭愧,因为我爱中国远不如这位英国人。

    还有一点给我很深的印象,就是戴先生伟大的信心。他深信圣经里面神的应许,句句可以兑现而且屡经实验,万无一失。所以无论处境怎样危险,经费如何困难,局势何等窘迫,他必藉着祷告祈求,向神直接呼吁,决不开口求人。他认为神是绝对信实,充满智慧与爱心,人若奉主耶稣的名,在神的旨意内求,就必得着。他只求照神的旨意行事,决不强求神照他的私意,因为知道,自己的知识与爱心有限,神的智慧和仁爱无穷。倘若神不照他所求的时候与方法,将所求的赐给他,必有比他所求的更大更好的恩典给他。他求恩赐,神给他更大的恩赐,这是神的爱。他误求似吉而凶的后果,神不准他所求的,这也是出乎神的爱。所以戴先生信主的心,始终不能动摇。庚子年,内地会的教士和信徒多人被拳匪惨杀,戴先生之悲痛,可想而知。他怎么说呢?“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他。”大哉,深哉,戴先生的信心。

    戴先生的传记既能感动我,也必能感动其他的中国人。因此,我有意把它节译出来,以饷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大学生。所以就在去年年底,就把这志愿告诉内地会的华福兰总主任。他经过祷告并和同仁商量之后,表示同意,让我翻译,但因种种关系,篇幅必须缩小。所以就从今年一月开始工作。因着内地会许多朋友的代祷,得蒙主的恩助,终于五月十八日译完四十一章交与内地会校正,并请华总主任另外请人编着第四十二章及编后略述戴先生去世后内地会工作的进展。愿主藉戴先生的传,呼召许多中国青年,深入内地为基督为中国尽忠,并请国内外同道,为此祷告。

    一九四九年五月廿十一日

    胡宣明识于上海

    然而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一向平静安谧(mì)的圣光校园,入秋以后,也频频受到时局动荡的冲击而波涛迭起。

    1948年8月政府发行金元券取代法币,同时严厉禁止物价上涨。我曾长期从事财经工作,深知通货膨胀决非一纸禁令所遏止得了的。果然到十月初,发生了抢购的风潮,各处粮店均无米应市。凭神所赐的智慧,在开学伊始,市场未起风波之前,便请刘德馨先生速去浙江嘉兴,在他老家采购到不少大米,分装两只木船,及时运抵学校,使师生无断炊之虞。“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路11:3)。”

    十一月初政府撤消限价禁令,商品又重现于商店的货架之上,但物价则如脱缰之马,猛涨不已。为保证师生必需的营养,只得再增收膳费,并由师生代表共同组成膳委会,以加强膳食的管理工作,克服种种困难。

    不过时局逆转而引起的人心浮动,比物价波动或物质匮(kuì)乏对学校的冲击更大。十一月上旬,国共双方在江苏省的徐州地带拉开了大决战的帷(wéi)幕,随后战线南移,临近长江,依稀可闻的枪炮声,使南京上海一带人心惶惶,继“抢购潮”之后,又掀起了“逃难潮”。圣光有部分家在外地的同学,也被来信或来人召回。临行之前,各班相继召开简短的话别会,在“天父必看顾你……”的圣歌声中,将离去的同学送至校门,甚至送上火车。苏州的公私立学校,均是一片混乱,有的提前放假,有的索性解散。圣光何去何从?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每位同学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综观国内战局,共军取胜的态势已趋明朗,今后的私营企事业将难以为继,乃意料中的事。即便暂时容许私立学校存在,圣光校内的福音工作,恐也会受阻。我本人还很可能因曾在政界任职,而遭整肃。总之,照人看来,若继续在苏州办学,前途定有坎坷,所以曾有人劝我考虑去台湾发展。当时的台北市长游弥坚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财政部所属的花纱布管制局与我共事(我任局长,他任总务处长),私交也不错,他任台北市长后,曾专程来苏州看望我,并赠以名贵的台湾草席,我如有意去他那里,自然不成问题。

    然而我想到国家政权的更迭,不仅会改变个人及学校的命运;而且对中国各地的教会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经上记着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罗13:1)。”既然重大的时代变迁是神所许可的,个人就不必设法回避,众位教师的看法也一致。11月19日我又从所读的以下经文中得着安慰和力量。“因为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拉7:28)。”“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拉8:22-23)。”展望今后的处境虽不容乐观,但有神施恩和帮助的手,我们也同样得以坚强。正如一首圣诗所云:“遇祸遇福,两般皆可,因有耶稣亲手领我。”

    于是向学生明确宣告,学校不会搬迁,也不会解散,一切工作照常进行。11月25日董事长张治中先生因公赴上海途中,特地下车来校视察,次日对全校师生讲话,阐明当前形势,勉励师生要安心授受学业,切勿自相惊扰。他的这番讲话,对稳定师生的情绪大有帮助,自此以后离校的学生便少得多了。后来,“圣光通讯”曾就这段风云突变的历程作如下报导:“去冬徐淮战事吃紧,威胁京沪,一时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终日之势。本校同学亦有随家长他迁离校者。惟校方态度仍极镇静,深信父神既为我等预备如此完美之新校舍,比必有其美好之旨意。故并未作迁校之准备,即提前结束之议,亦未予以考虑,时局虽紧,弦歌却无时或辍。与京沪其他各校紧张惊惶之状大相径庭,见者莫不归荣我主”,“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诗112:7)。”

    圣诞佳节仍象往年一样,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度过,“圣光通讯”作了如下报导:

    (本报讯)流光易逝,圣诞又临,本届圣诞因时局晦黯(huìàn),同学离散,加以适逢月考,故一切布置预备均较为简朴,然全体师生内心兴奋欢喜之情,并未因之稍减。圣诞庆祝晚会于廿四日晚七时在修葺甫毕之大客厅举行,幕布上缀有“以马内利”及“圣诞快乐”几个大红字。会众入座后,担任主席之同学起立宣布开会,大众低头默祷后,同唱圣诗“齐来崇拜歌”,继由刘庚麟先生读路加福音第二章,救主当年诞生景象,宛在目前。末由尹校长致辞,略谓此次圣诞为迁来四摆渡新校址后第一次,缅想昔时在山洞及洋泾塘时之情景,实感主恩深宏,并勉励同学值此乱世当多有儆发云云。祷告后,游艺节目开始,会场气氛顿现轻松,晚会在热烈之情绪中进行至十一时许,始告结束。

    (本报讯)因肺疾卧床经年之尹师母,现已完全痊愈。庆祝晚会中,坐于特制的藤椅上与同学见面,状至愉快。并起立献诗“要归家”,以见证父神深厚恩典。尹师母唱诗时,由尹妹妹钢琴伴奏,尹氏昆仲在旁和声轻吟,歌词由王家勋先生事先制成幻灯片,映于布幕上,情景至为动人。

    (本报讯)庆祝晚会虽然迟至午夜始散,然廿五日全校师生黎明即起,晨八时半,全体同学于霏霏细雨之中,前往礼堂,入座后圣诞礼拜开始,祷告、唱诗及读经后,姚牧师以路加福音第二章“客店里没有地方”一句经文为题,追述救主诞生情景,生在马槽之中,实见主爱之宏深。讲毕,祷告及祝福后散会。

    1949年1月20日,学校按原定的日程放寒假,一个动荡纷扰的学期,终于在神的带领下顺利地结束了。数日后在南京刚上任的代总统李宗仁先生,提出与中共重开和谈,战场上的枪声便渐趋沉寂;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和谈前景暗淡,眼下的片刻宁静,不过是另一场风暴的前奏而已。当世人因前途渺茫而忧心忡忡(chōng)的时候,我们靠主得以心里坚定,处变不惊。寒假中上海与南京两地,照例有定期的团契聚会。上海的团契,1月25日下午,在内地会的客厅第一次聚会,有三十余人参加,我和姚牧师、陈观烈先生等到会,顾主恩牧师主领。南京的团契聚会在汉中堂举行。

    短短的三周寒假转眼即过,学校按原定计划自2月11日起,开始办理注册,2月14日下午举行了开学典礼,我向学生叙述校史,数算神的恩典,并对学生的生活加以训勉,次日正式上课。由于在寒假中曾发函给学生的家长,重申办学的决心,所以至二月底,在校人数已达一百二十九人,以后陆续又有所增加。“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太6:34)。”

    以往每个学期,都从外地邀请神的仆人来校,宣讲真道;惟有上学期,因时局动荡,未曾举行特别聚会。春季开学以后,时局尚靖(jìng),便在三月上旬和下旬,分别邀请学联会的孙馨岩姊妹,和上海的扬绍唐牧师,来校主领奋兴布道会,聚会的光景甚好。“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腓3:16)。”

    1949年4月1日,学校董事长张治中先生作为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率和平商谈代表团飞往北平,与以周恩来先生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进行正式谈判,双方最后摊牌的时刻终于来到了。4月20日谈判彻底破裂,次日百万共军强渡长江,发起全线进攻。4月23日南京、镇江等地解放之后,军队沿沪宁铁路向苏州推进。此时苏州全市的社会秩序一片混乱,但校内仍平静安谧,每日灵修及上课如常。4月24日我向全校同学谈了几点意见:1.苏州目前已处于真空状态,相信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我们要格外镇静。2.粮食足够,但要注意节约。3.不得随意外出。4.万一迫于形势而暂时停课,校方会安排一切康乐活动,同学要听从指挥,严守校规,保持秩序。5.同学的贵重物品要妥为收藏。6.加紧祷告,多依靠神。当晚将女生全部迁入教学大楼,与男生及教师同在一起,便于照顾。

    4月26日清晨,我和尹师母同心为全校师生的安全祈祷,随后翻阅圣经,读到耶利米书五章一节:“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想到校中因信称义的远远不止一人,深信主必保守我们脱离战祸的危险。下午五时开始,听到炮声,七时以后,枪炮声更密更近,彻夜未停,并有两发炮弹落在学校附近,但未造成伤害。夜间曾有一群人,前来叩门,请求进内躲避炮火,当告以无处可避之后,便默然离去。次日清晨六时,战斗停止,苏州解放,学校安然度过这场改朝换代的战乱。当晚女生迁回原来的宿舍,一切恢复正常。应变期间,没有一天停课。“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作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赛26:12)。”

    解放之后,各项属灵的事工照常进行。只是将每日的朝会改为自由参加,但不参加的同学寥寥无几,1949年暑期,仍照例于7月3日至7月8日举办学生夏季灵修会,请杨绍唐牧师和陆璇姊妹主领,杨牧师除证道外,还给两位学生受洗。

    8月6日是我和尹师母的银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全家整日相聚感谢主恩。我和尹师母分别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特别侧重信主之后的各种遭遇,以见证神的信实慈爱,劝勉当时尚在家中的五个孩子在新时期中,务要铭记主恩,持守真道。

    临近年终时,难处来临了。12月1日文教局通知校方要停止朝会及其他由校方主持的宗教活动,12月3日(星期六)举行了最后一次朝会。那天的朝会由我主领,全校一百一十三人中有一百零四人自愿参加,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缓缓步入礼堂,坐定之后,先同唱着名圣诗“坚固保障歌”,接着我按原定的进度,讲论使徒行传末章末节:“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禁止。”我追述当1942年9月3日兴建校舍发生困难时,正是此节圣经安慰了我,并靠神度过了重重难关而如期开学。自1943年2月13日开学迄(qì)今,天天举行朝会宣讲真道,从未间断。今天用此节经文同时结束使徒行传和多年例行的朝会,深信这决非偶然的巧合,乃是神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朝会虽然停止了,但神的工作仍旧会继续下去,是没有禁止的。随后我又读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至二十节,进行劝勉。讲毕祷告时,我和许多师生都忍不住流下了热泪,朝会最后在“信心基础歌”的歌声中结束。

    神的应许没有落空,朝会停止以后,信主的同学不仅没有冷淡,反而比以前更加追求,更加热心。不少同学清晨自发去会议室读经祷告,晚自修以后,在图书馆内祷告并背诵圣经金句。学生的团契更有活力,除每周照常聚会外,还主动去请主的仆人来校讲道,作了我们所不便作的圣工。

    1950年1月2至4日,趁中华基督徒布道会的徐复生弟兄在苏州灵粮堂和东吴大学团契领会之机,请他来校主领福音及造就聚会四次,同学们踊跃参加,会毕有十位同学信主。五月上旬,又趁上海沪江大学的李明馨先生来东吴大学团契领会之便,请他来校讲道两次,以“圣经与科学”为主题,阐明神的存在、罪的问题、地球及人类来源、圣经的真实性及其中的道德标准等要义,全校师生有三分之二以上到会,并有二十余人听道以后愿意信主。

    学生团契所负责的儿童主日学工作,有新的进展,由开始的阊门穿珠巷一处,发展至三处,参加事奉的同学有十三人,每周在三处聚会的儿童多达三百余人。这十三位同学每周四午后,聚会一次,讨论下次主日课的课程。

    团契还油印了数期文字刊物“信望爱”,内容均出自同学之手,有见证、读经心得及校内团契的动态等。

    6月29日为欢送毕业的弟兄姊妹,团契举行了一次临别见证会,气氛诚恳热烈,高三一位信主不久的姊妹在作见证时说:“我恨我信主太迟。”使与会者深受感动。

    在重庆时,学生年幼,团契由教师负责,到苏州后,团契完全由学生负责,而如今团契更担负起校中一切属灵的事工,神的工作这样步步向前推进,的确是“没有禁止”的。

    解放后来自基督徒家庭的学生人数剧增,并且有不少家长专以祈祷传道为事。1950年秋天,神带领上海与南京两地的信主家长,成立“圣光家长会”,定期聚会以了解学校的近况,襄(xiāng)助学校的工作。上海方面,9月25日在内地会的彭子材弟兄家举行第一次聚会,有二十人到会。我报告学校近况后,大家发言,并决定每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一晚上家长聚会,10月27日和11月27日举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聚会,情况都很好。南京方面,11月24日在汉中堂鲍(bào)忠牧师家中聚会,有十人到会,先唱诗,接着我报告学校近况,随后大家漫谈,都说自己的子女入圣光就读以后,大有改变,对学校的工作很满意,最后以祷告结束。

    解放以后,我们继续定期寄发PrayerLetter(代祷信)给海外关心圣光学校的弟兄姊妹。在信中报导学校近况,见证神的恩典。最后一封prayerletter写于1950年秋季,讲述在政府禁止校方主持灵修活动以后,师生们的灵修光景,具有特殊的意义,今将该函的中文译词刊在下面:

    代祷信

    圣光学校,苏州市

    江苏省,中国

    1950年10月28日

    亲爱的为圣光代祷的朋友们:

    上次与你们通信至今已半年多了,相信此信将使你们在继续为我们代祷时,确知我们的近况并为之欣慰。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感谢你们在祷告上的支持。神为他自己的荣耀,使我们彼此同心如一人。本学期开学的前一天,举行了退修会,大家一同将新学期交托给神,求他保守并引领。神祝福了这次聚会,并听了我们的祷告,阻止了要从校外派来政治教师的计划,我们要高唱“哈利路亚!信心使我们得了胜”。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今年7月15日,高中部有十七位男女学生毕业,除一位虔诚的女生回南京自己的家乡教会去事奉以外,全都考进了大学,内中一位女生信主尚不满两个月,暑期便在上海的FreeChristian教堂里,由一位中国籍的牧师为她施了洗,此教堂是内地会多数同工聚会的地方,如今她正就读于上海的一所医学院。与她同时受洗的还有另外七名圣光的学生,其中四名高中生,一名初中生和两名刚被我们录取的新生。他们作此受洗的见证,完全是出于自愿,这当然要比我们安排此事,更令人欣慰。

    在本学期的开学典礼上,师生们有幸聆听了创始校董胡宣明博士感人的一席话。南京市一位长老会牧师的妻子,来校参加她长子的初中毕业典礼之后表示,圣光学校属灵的气氛浓厚,信主的教师众多,是其他学校所不及的。因此不仅留其长子继续在圣光升学,而且还要把次子送到初中部来,这是学校深得家长信任的明证。我想你们很乐意知道,许多学生彼此是兄弟或姐妹,据统计,五个子女在校的一家,四个子女和三个子女在校的各有两家,两个子女在校的竟然多达三十家,赞美主!

    本学期全校学生有一百五十六人,比上学期增加了21.8%,七十人为新生,内中十四人是随其兄姐来此就读的,这再一次表明家长对学校的信任在与日俱增。许多学生不但来自基督徒家庭,而且本人也是基督徒,这对在学校中推进神的工作大有帮助。有位姓时的医生,举家刚从重庆迁到上海,便立刻将四位信主的孩子都送来读书。

    如今我们招收新生的原则是,通过朋友或家长的推荐再考核,我们不愿接受无人介绍而不知底细的学生,请特别为招生的工作代祷,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来挑选神赐给我们的学生。你们也一定乐意知道,有十九位学生的家长是浸信会、长老会、监理会等各派别的牧师,请你们和我们一同为这些牧师的子女祷告,求神在他们心中做更深的工作,像呼召他们的父辈一样呼召他们起来事奉主。

    今年高中毕业班的人数达二十九人,打破了往年十九人的最高记录。感谢主,他们大多数为基督徒,在担负校内属灵的工作中,起重要的作用。

    学生团契聚会每周一次,每晚有共聚一堂的晚祷,每晨有三三两两的晨更。学校往日的朝会虽被停止,但学生能自己来负责属灵的事工,岂不更好吗?过去学生按规定参加朝会,并非人人都专心致志,如今每个自愿参加灵修活动的人,都是真心实意地来敬拜神或互相勉励。学生在学习事奉神的同时,也更确知神的信实可靠,最近几位负责团契的同学,在祷告中感知神要为下一次聚会专门预备一位讲员,而他们并未自己去请人。到了聚会的那天,还不见有讲员来,难道出错了吗?他们凭着信心继续祷告,不久一位曾在圣光执教的信徒突然来校,事先无人知晓,他正是神为聚会预备的讲员。他到校的时间是下午二时半,而开始聚会的时间是下午四时半。主赐给我们向他祈求的权利是何等宝贵!

    全校每位同工和信主的学生都知道“基督之爱”是我们不成文的校训。我们要继续求主,使每位信主的师生都能默默地用实际的好行为将“基督之爱”表明出来,并传扬出去。请为我们代祷,让我们得以长久地“彼此同心”,为主作有力的“见证”。

    愿主赐福给你们——籍代祷与我们一同事奉主的同工们。

    你们在主里的弟兄尹任先(ErnestR.Yin)

    信中诸多美好的见证,令人想起经上的话:“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1:17)。”

    解放以后,神的怜悯与恩典也显明在学校的各项日常事务之中。例如每学期均能及时收足学杂费,便是其他私立学校难以办到的事。因按规定,每学期收费的标准需在开学之初由校方与师生代表协商确定,再报经文教局核准,方可收取。如果学生欠费不交,校方无权令其停学,只能加以劝导或进行催促。这样,不仅学校的收费时间滞后,而且欠费的现象也非常普遍。

    圣光的学生人数比他校少,学生的家境也不比他校好,往日各种赞助的渠道都已断绝,按说,经济上的困难是不小的;然而教师因体谅校方和学生,每月自愿领取相当于一百公斤米价的低薪,学生也能体谅校方和教师,开学之后,不等文教局批复,便按初议确定的标准主动缴纳,欠费现象极少。对减免费的申请,由师生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专门加以研究,每逢出现僧多粥少的情况时,总有人自动放弃申请,以缓解矛盾,校方也尽量为经济困难的同学提供一些半工半读的机会,所以每次减免费的审议工作,均能在礼让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此外,校方还请教师和学生选派代表,共同组成经费委员会,来审核预算,平衡开支。因私立学校普遍为欠费所困扰,1950年5月23日,市文教局曾专就此事召集各校校长及师生代表进行座谈。会上马局长表扬了圣光收费的佳绩,同时指示其他学校要发动教师,进行家庭访问,多做家长的思想工作,催缴欠款,克服困难。

    解放以后,政府在各学校成立了工会和学生会,在教师和学生中开展工作;而私立学校校长,则被看作是需要认真改造思想和转变立场的私方人员,不得参加工会,且要受工会和学生会的制约。所以私校校长,常有动辄得咎之感,工作相当被动。而圣光因有基督之爱,校方与师生之间,互相体谅,感情融洽,除收费顺利以外,还有其他值得叙述的动人事迹。

    1950年初,膳食委员会存放在私营大华面粉厂的一百四十二袋面粉,因工厂倒闭而化为乌有,膳委会本为师生自主的组织,与校方并无干系;但为了弥补亏空,减轻损失,校方主动出售库存的木料,有的教师还变卖自己的衣物,以款相助。

    1950年5月下旬,苏州市郊稻田螟虫为害严重。当时农药奇缺,苏州市成立了治螟委员会,号召中学生下乡十天,用人工帮助农民突击治螟。圣光的师生闻风而动,迅即组成“圣光治螟大队”,由王副校长任大队长,初三至高三,每班为一个中队,级任教师和学生班长分任正副中队长。6月1日清晨,我亲率全体治螟师生,奔赴指定地点,并协助后勤工作。由于校长、教师和学生齐心协力,成绩突出,在每日发行的“治螟快报”中,多次受表扬。如第六期报道:“慧灵、圣光两校校长,都很积极领导同学工作,关心照顾同学生活”。第九期报道:“圣光中学今日参加同学七十四人,教师六人,全日捉螟蛾13,785只,卵块220块,团体及个人总数,均列全市最高记录,工作热情值得表扬”(图20)。根据市治螟委员会的准确统计,圣光师生在十天中,共捕螟蛾74,310只,摘除卵块1,038个,成绩居全市中学之首。当时苏南行署的宣传资料称,除去螟蛾一只或卵块一个,可增收稻谷十五斤,若据此推算,圣光作出的贡献,实在非常之大;然而最终却并未受到应有的奖励,原因在于上级部门认为:“该校的宗教气氛太浓”。对此我们毫无遗憾,而且欢喜快乐,因世人认为我们取得的佳绩与宗教信仰有关,这正是我们想要为主所作的见证。“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林后4:7)”。

    解放以后,圣光教师的待遇虽很菲薄,专业人才在社会上的就业机会又与日俱增;但每学期所需的合格师资,神都为我们预备,并且新老教师能够彼此同心。1949和1950年暑假都照旧在上海、南京和苏州三地招生,报考者众多,在校人数持续上升。1949年秋入学一百一十三人,1950年春入学一百二十八人,1950年秋入学达一百五十六人,创建校以来的最高记录,缓解了学校经费的困难,与解放后不少私校生源不足的窘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解放后,全校学生仍按原先所分的三个大组开展课外活动,有作文、演讲、英语讲故事,及各种球类等多种竞赛,学生还自发组织了不少社团,切磋琢磨并编写各色壁报。1950年5月在全市演讲比赛中获得初中组冠军;一位高中同学足球技艺超众,不仅入选苏州市队,而且又成为市队中唯一入选华东足球队的队员。每届高中毕业班的升学率都很高,1949年夏,第二届毕业生,全部考入高等院校。其中一位考入上海医学院的女生来信说:“本届毕业生十五人,都已考取学校,实在是一件令人欢欣的事;但我们不能忘记,这是在校时,校长对我们时刻的关心,及诸位老师热诚的教导,所得来的效果。也感谢神,祝福我们的学校,亲自带领我们,行在他的旨意中”。1950年夏,第三届毕业生十七人中,有十六人升入高等学校。每年高考的捷报,都给在校同学以巨大的鼓舞,鞭策他们勤奋学习,企盼日后也同样为母校争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上爆发了南北之战,起初北方占优;但不久风云突变,美中两国先后介入,兵戎相见,相互处于敌对状态,国内的政局,也随之紧张起来。12月28日政务院发布《有关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在华存款的命令》,圣光的校址为美国人魏更生的财产,属此令管制的范围。12月29日政务院第65次会议,又通过《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包括内地会在内的一切外籍基督教传教士,均须于近期撤离大陆,官方报纸公开指责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圣光虽然不是接受美国津贴的教育机构,但在如此形势之下,校中福音的工作,显然已难以为继,异国战场的硝烟,成了笼罩圣光前途的戾(lì)气。“山雨欲来风满楼”,没有想到严酷的处境,竟这样突如其来。

    1951年元旦带给我们的,不是展望,而是深思。既然日后传扬基督福音为主的办学宗旨已不能实现,那我为何还要继续担任校长呢?应否在即将来临的寒假里辞职呢?我将这些疑团,带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向他求告。深信如果神要我此刻离开圣光,必定会赐我明显的证据,并能取得师生们的谅解,因为圣经记着说:“凡事都当造就人(林前14:26)”。

    1951年1月19日,当紧张的期终考试即将开始之际,校内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几张显眼的标语,写着“反对尹校长强迫×教员辞职”,“反对×教员离开圣光”等内容。解放以后,其他私立学校的学生,以此种方式向校长提意见早已屡见不鲜;但在师生关系历来融洽的圣光这还是破天荒头一遭,自然引起了师生们的普遍关注。原来这位教师,在校外做出一件很不得体的事,我知悉后,找她个别谈话,耐心进行规劝和开导;不料她的抵触情绪很强烈,愤而辞职,并向我递交了辞呈。但随后便后悔,又不想辞职了,并且在部分学生中散布流言,说她的辞职是被我所迫,致使少数同学发生误会。经过解释,师生明白了事实真相,张贴标语的同学,当天便自动将标语撕去。

    这小小的风波虽已平息,但从中可以看出,受外界影响,少数教师已失去互信互爱的美德,难以继续同心共事。读圣经时,又得着神的话:“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作你们的后盾(赛52:12)”。使我明白,现在是该从圣光“出来”的时候了。我的辞职首先得到王副校长的理解和支持,在此风雨飘摇的艰难时刻,他愿代替我,肩负起校长的重任,令我十分感佩。通过数日的对话,也取得了师生们的广泛理解。在2月2日开始放寒假的当天下午,校务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我的辞职申请,并立即拟就呈文,由两位教师和一位学生,于2月3日带到市文教局。呈文如下:

    为呈报事。我校校长尹任先因年已六十四岁,深觉体力衰弱,每感力不从心,向本校务委员会提出辞职书,转请钧局核示等情。本会于第四十七次会议。对该辞职事详加讨论,认为尹校长主持本校开办至今,全心全力已八年之久,现身体日衰,不堪辛劳,是属实情,至所提继续人选,亦尚合理,谨推本会代表刘庚麟先生,张诚立同学及教职员代表刘德馨先生,携尹校长辞职原函,面陈详情,敬祈核示为感。谨呈

    苏州市文教局

    苏州市私立圣光中学校务委员会

    (七人签名盖章)

    2月16日上午,市文教局打电话通知学校,已批准我的辞呈,自即日起,由王副校长接任校长之职。我辞职之事,在短短两周之内,便顺利地办成了。学校开办八年以来,神恩丰足,有多人在校中悔改信主。“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诗65:11)”。

    寒假过完,新学期开学不久,内地会的姚如云牧师(Rev.G.Aldis)也离别圣光,回国去了。学校创办伊始,他便来校并一直在此服务,仅于1947年夏,回国休假了一年。不仅忠心传扬真道,认真教授英语,而且对青少年有特别深挚的爱,在学生中极具吸引力和凝聚力,既是他们的良师,也是他们的益友。1948年夏,在英国休假将毕之际,其父突患急病离世归天,他从简治丧,匆匆赶回。1950年11月17日,独居英国的老母,又因外出寄信时,不慎摔倒以致身亡,每周必来的慈母手翰,也从此断绝。然而他强忍着内心的极大悲痛,仍矢志不渝地继续留在圣光。已逾不惑之年,而尚未成婚,他真是为圣光倾注了全部心血!但是,国际风云的变幻,使他不得不永远离开圣光。他将从英国带来的玩具及唱机唱片全都留下,物轻意重,他留下的不仅是一点物质,更是他对圣光的那颗纯真无私的爱心!动身去上海的那天下午,师生纷纷与他洒泪作别,更有一二十位同学,依依不舍,送他上站,直到火车启动。他是当时最后离开苏州的一名外侨,又是一位基督教的牧师,何以会有众多的学生,到车站为他送行?这曾一度引起当局的关注,经过调查了解,确知纯系学生自发的行动之后,也就不了了之。同学与他之间的深情厚谊,由此可见一斑!“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13:13)”。姚牧师离开中国大陆以后,去台湾传福音两年,1954年与Margaret女士结婚。

    1951年3月初,中国内地会从大陆撤离的工作已基本完毕。总主任华福兰会督也将离开上海,乘火车北上,取道天津回国。因为火车经过苏州,所以行前他来信,约我去苏州火车站见面。可惜我迟到了数分钟,以致失去最后相见的机会,只能在站台的入口外面,目送他所乘的列车辚(lín)辚驶去,心中无限的惆怅!

    内地会的弟兄姊妹们离去了,但我和他们“是面目的别离,心里却不别离(帖前2:17)”。从他们所得的帮助,令我永远难忘。是内地会前总主任Mr.Gibb使我明白不应染指航空奖券销售的事;是内地会子弟学校的见证,使我们萌生了创办圣光学校的意愿。内地会的二十万元捐款,是圣光开办的主要经费。照内地会的做法,教师一律同酬。内地会还义务为圣光代收海外捐款,代寄prayerletter等等。最为难能可贵的,就是多年以来,派遣了多名爱主的弟兄姊妹:Mr.Aldis,Mr.Benson,MissSnyder,MissWarran,MissHembury和Mr.Harman等,来学校义务工作。他们信仰纯正、生活简朴,与师生打成一片,不论是栽培学生灵命,还是传授文化知识,都同样的尽心竭力。该会创始人戴德生的风范,展现在每一位内地会的同工身上。主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戴德生为中国的福音工作,竭尽了毕生精力,百年之中,他的感人事迹曾激励过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到中国来,循着他佳美的脚踪,将福音传往内地。如今,依人看来,内地会在中国大陆的事工结束了;但我深信他们“因信心所作的工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帖前1:3)”,就象落在地里的麦子一样,终将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日后中国的教会必定会复兴。

    1949年4月,张治中先生任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自南京飞北平与共产党方面举行和谈,谈判破裂以后,便留了下来,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层工作,成为知名的民主人士。解放初期,他的名声令文教局在处理圣光的事务时,持较审慎的态度。想不到张先生任学校的董事长,在解放前后都作了重要的贡献,真是神奇妙的安排。

    我辞去校长职务以后,经过祷告,清楚神要我去北京一次。一是向学校的董事长张先生陈述校长职务的更迭情况,也借此机会叙旧并作些属灵的劝慰。二是会见主的忠仆王明道弟兄,在主里彼此交通。三是看望在大学就读的儿子道乐。

    我于三月中旬启程,抵北京后住史家胡同王明道弟兄处。首都的早春天气,寒风瑟瑟,冬意未尽,政治空气也显得比南方紧张。****的群众运动,已率先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基督教内部也在推进政府所倡导的革新运动。凡过去来华传道的外国人,除个别的以外,均视为助纣为虐参与侵略中国行径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加以口诛笔伐,不少中国的教牧人士也受株连,原本庄严肃穆的礼拜堂,一时间竟成了喧嚣(xiāo)怒斥、声讨控诉的会场。王明道弟兄历来主张中国信徒应肩负起本国传道的使命,并身体力行。自创建基督徒会堂以来,没有外国人参与治理,从未向外国差会领过一分钱,牧养教会的圣工也一直由他亲任,是一个真正自治,自养和自传的教会,在风口浪尖上,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丝毫未受外界的影响。我和王弟兄在主内的交往,已近二十年,久闻他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此次前来,亲眼目睹了教会的兴旺景象,实在是令人欣慰。“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腓2:15-16)”。

    张治中先生在寓所亲切地接见了我,盛赞我八年来主持圣光校务的业绩,对我辞去校长的缘由表示理解,并认为我决定辞职是适时的,因中央的决策已定,各类私立学校均将由政府接办,改为国家事业单位。当我谈及刚从1951年3月20日的报上,看到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在京开幕的消息,内中有“对私立中等学校采取积极扶植,加强领导的方针,并鼓励私人兴资办学”这一段报道时,张先生说那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已。一年多之后,当教育部于1952年8月召开中学教育行政会议时,果然如他所说,宣布1953年要完成接办私立中学的工作,1954年完成接办私立小学的工作,可见神的带领决不会错。他还很关心我家日后的生活问题,表示要向当地政府举荐我担任财经顾问,我很感激他的好意,但实在已不愿再为世事去操劳了。

    刚辞去校长职务的时候,真不知应该如何走前面的路。一些有关****运动的传闻,令人发怵(chù)。当时的光景,恰如保罗所说:“外有争战,内有惧怕(林后7:5)”。到北京后,个人有充裕的时间灵修,又多与王明道弟兄交通,灵命获益匪浅。我将未来的年日完全交托在神手中,深信不论遇何艰辛,都有神的同在。“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作我们的引路的,直到死时(诗48:14)”。以后的经历表明,这次赴京所得的属灵造就,是非常及时和非常重要的。

    四月中离京南返,回到家中,见尹师母卧病在床,大吃一惊。原来她在我出门后,因感冒引起肺病复发,为免我牵挂未及时相告。望着她那消瘦许多的面庞,心中一阵酸楚;然而靠主赐的安慰,情绪逐渐平静下来,相信神既容许此事临到,定有他的美意。“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8:28)”。经过治疗,病情虽有缓解,但已不可能再执教鞭了。这样,我家的住房便成了问题,因我和尹师母现已不在学校工作,而尹师母又正患传染性肺结核病,继续留住校内,显然很不相宜;但一时难觅合适的居所,只有藉着祷告,求神预备。

    暑假临近,学生们正在复习迎考,校方突然于6月18日接到上级下达的紧急通知,政府已决定没收美国人魏更生的更生医院原址,改建为康复医院,以收容朝鲜战场上的伤病员,要求学校务必在五天之内,全部撤出,迁往阊门外的萃英中学校内。面对如此苛刻的时限,全体圣光师生保持冷静和团结,立即行动起来,争分夺秒又有条不紊地进行搬迁的工作,硬是如期完成了任务。与此同时,神也奇妙地为我家预备了美好的住所。

    6月18日上午,当我听到学校要立即撤离四摆渡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意外,但旋即明白神要借此机会使我们离开学校。本打算午饭后出外去寻房,不料身体突感不适,发冷发热,下午二时半时,体温高达40.2度,速请常为尹师母化验的刘恩申弟兄前来,在验血后得知患了疟疾。我顺便问他,可有出租房屋的信息,他介绍我去阊门内永安里一处看看。次日上午我去那里,见是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房主谢氏二兄弟因经济困难,腾出一楼及三楼出租,当时尚剩下一楼的正厅及侧厅两大间待租。房前一亩多地的庭园中,遍植树木花草,环境幽静,空气清新,对尹师母养病最为适宜。房主也很和蔼友善,虽告以家中有结核病患者,但他们仍愿意将一楼的两间租给我,我当即付了定金,满怀感恩与喜乐之情而归。6月23日全家与学校同时告别了四摆渡,这个生活和工作近三年的地方,来到永安里,神为我们预备的新居。房东告诉我们,我付定金走后不久,便有人来求租,若迟半天,房屋就被别人租去了。

    半年来的遭遇,极不寻常,若没有1月19日校内出现的几张大幅标语,我决不会想到应立即辞职,那么寒假之后的处境,便不堪设想了。不仅尹师母旧病复发将乏人照料;而且在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我昔日从政的经历必定会受批判,而威信扫地。我平生只患过一次疟疾,又恰好是在得知迁校消息的当天,若早一天发病,便想不到向为我验血的刘君打听房屋;若迟一天发病,刘君所介绍的房屋,就已被他人租去。由于校内无端生事,神在最合适的时候带领我辞去校长之职,又由于身体偶感微恙,神在最合适的时候为我们全家预备了美好的居所。回想年初神藉圣经赐我的应许:“你出来必不至匆忙,也不至奔逃”,是何等信实可靠!

    我在圣光的事工结束了,圣光在四摆渡的时期也结束了。圣光迁到萃英中学校内一年之后,两校奉命合并,由政府接办,改为市立第五中学。但我深信,基督福音的工作,是没有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