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作為問題的思想——
在討論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思想性質之前，我想對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思想和思想性人物做一簡略的回顧。今天的俄羅斯文學研究者，回顧十九世紀初以來的俄羅斯文學，常常把從普希金到契訶夫的這一段時期稱之為一個群星璀燦的“黃金時代”，把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一段時期稱之為“白銀時代”。1這一百多年的俄國社會正處在一個深刻變動的前夜。如果說哲學具有某種對時代的滯後性，猶如黃昏才起飛的“貓頭鷹”，這一時期的俄羅斯文學卻可以說具有某種超前性，猶如早就在夜空中飛翔的一只“夜鶯”，但這卻是一只不無痛苦的“夜鶯”，它的歌聲中既懷有希望，又深含苦惱。這時期的一些天才的俄羅斯作家以其特有的文學家的敏感，已經預先感覺到了即將來臨的社會和精神變動的某種徹底性和復雜性。而他們的思考和寫作，自然也反過來至為深刻有力地影響到了這一歷史變動。2赫爾岑認為當時的俄羅斯思想集中地表現于文學，俄羅斯思想是通過文學來發展的，別爾嘉耶夫和伯林有關俄羅斯思想和思想家的名著都用了大部分篇幅來分析當時的俄羅斯作家。3
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已經出現了這一時期特有的一種思想者的形象如奧涅金等，他們具有良好的文化素養和優裕的生活環境，也具有一種思想者的懷疑和探索的氣質，然而又極度緊張不安，找不到靈魂的棲所，感覺到自己的空虛無力，于是或走向冷漠、消沉，或將激情和生命的熱力隨意地擲于最後既傷人亦傷己的生活和愛情事件，他們是思想者，同時又是社會上“多余的人”，還可以說是日後“虛無主義者”的某種雛型。
萊蒙托夫主要繼承了普希金的這一方面，《當代英雄》中才智突出、精力過人的皮卻林輕視功利乃至生命本身——他輕擲自己的生命，也對他人的生命和愛情表現得冷酷無情，這已接近于是一種絕望之舉。萊蒙托夫的詩篇中也籠罩著一種沉郁和孤獨感，他自己和普希金一樣在決斗中被殺。果戈理則繼承和發展了普希金的另一面，即深切地關注和描寫小人物命運的一面，由此並發展出自然寫實的一派，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發生過重要影響，果戈理自己的思想則與他筆下的人物保持著某種距離，而比較直接地表露于他晚年發表的《與友人書簡選》中。他這方面的宗教和道德思想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後期作品中的思想實際上有某些隱秘的聯系。
屠格涅夫常居國外，正是他使俄羅斯文學與西歐文學有了一種更緊密的聯系，開始把俄羅斯文學推向世界，他是一個和後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一樣享有廣泛世界聲譽的作家。他的長篇小說更直接地反映著時代和社會，思想者和“新人”的形象較前更為豐滿、多樣和新穎，其中既有熱烈而軟弱的羅亭、涅日達諾夫，又有堅定的革命家英沙羅夫，務實的科學家巴札羅夫和實業家沙羅明等。在屠格涅夫那里同時又有一種更為鮮明的對于純美、純藝術的追求，他的中短篇小說為個人的生活和愛情劃出了一塊空間，然而他的心底仍然是深深悲觀和憂傷的，這尤其是表現在他後期的散文之中。4
而在大致同時期的俄羅斯文學中，也開始涌現出一種具有較強烈的政治性和戰斗性的潮流，在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的評論中，文學更多地被從變革現實社會政治的角度看待。《怎麼辦》中的“新人”拉赫美托夫、薇拉身上更直接地承載著一種思想，一種新的社會理想。他們不再是猶豫不決的，而是一往無前地向著理想邁進。而常被與他們同樣歸為“革命民主主義者”一類的赫爾岑實際上與他們相當不同，他由于命運的播弄長期流亡國外，常常被視作一個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但其實具有很高的文學才能，他的思考在同時深入觀察俄羅斯與西歐的過程中達到了一個既堅持自由主義的理念、又對“現代性”進行深刻反省的層次。
對雙峰並屹的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們下面要專門討論，而在他們之後，契訶夫可以說是“黃金時代”的殿軍，是這一時代的最後一座高峰。他的幽默到後來越來越多地注入了一種無法排遣的憂傷，他處在一個政治上嚴密控制而革命的地火正在蘊釀的時期，他不怎麼直接談思想，那不是他的擅長，他與政治和宗教都保持著一定距離，他的態度是溫和的，深深地不滿意于平庸的生活卻也並不施以猛烈的攻擊和攪亂，只是在精神的深層次上表露出一種默默的等待和不安的希望。此時，一般認為是屬于“白銀時代”的許多作者也已活躍，但他們更多地是投入了對藝術形式的無窮探索和新穎追求，尤其表現在詩歌方面，而契訶夫以其對人的處境和命運的關注卻仍可說屬于上一個時代——那在形式上主要是為一個小說的時代，但至契訶夫已非長篇巨制，在他的作品中也沒有了早期如普希金那樣的單純和明朗。
一個文學傳統的確立必須在開拓者後面要有天才的繼承者，有接踵而來的發揚光大者和拓寬掘深者，而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在這方面是幸運的。這一文學傳統的核心是一種對于人的靈魂與精神、人的處境與命運的深深關注，是對道德與上帝、自我與社會、時代與民族諸多重大問題的緊張探索，而它又有一種藝術上的偉大成就與之偕行。它不是單線行進的，而毋寧說是充滿了矛盾和困惑，是多線和復調的，向各種可能的方向都作了充分的挖掘。哀惋與激情、憂傷與歡樂、希望與絕望、保守與激進、戰斗性與沉思性、最低社會階層與最高精神存在，都匯合在一起思考和表現。這樣一個傳統形成了也就不容易摧毀，所以，即便在二十世紀這片大地上的文學最受政治箝制的年代里，不僅在公開發表的作品中也依然可以發現一些對現實的批判反省和純潔的人道主義關懷，更有直承這一傳統的潛流不絕如縷，對精神、上帝和永恆事物的尋求依然隱藏在一些孤獨的靈魂中，而一旦展露就是一道洪流。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
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黃金時代”的最高點可以說是由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兩座並屹的巨大山峰達到的。這兩位藝術大師都極其真誠，都擁有巨大的天才，都緊張不安地探尋真理，並且最後都訴諸宗教的精神。他們生前有過參加同一個演講會的機會，卻終于未能見面，但互相都熟知對方的作品，有一些公開或私下的評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當推許托爾斯泰的天才，但也承認與之思想上有分歧。托爾斯泰準確地認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個“渾身都是斗爭的人”，故而認為不宜“樹作後代紀念和學習的榜樣”，但他一生都極喜愛《死屋手記》一書，認為是包括普希金在內的所有新文學作品中“最好的書”，他讀了《被欺凌的與被侮辱的》也深為感動，據說在他秘密出走去世時所呆的阿斯塔波沃車站的站長房里，隨身帶有兩本書︰一本是蒙田的《隨筆集》，另一本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5他認為人們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身上“認出自己的心靈”。兩位大師在精神和藝術上都有一些共同和相互吸引的方面，但是，在很多方面仍可說相當不同乃至對屹。“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較”于是也就成為一個富有意義的課題，構成了一系列文獻。
最早的系統研究如“白銀時代”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兩卷本《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稱托爾斯泰為人的“肉的探索者”，而稱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人的“靈的探索者”。他強調他們兩人的對立，甚至說︰“如果我們想在各個時代和各個民族的文學中找到一位與托爾斯泰截然相反的藝術家，那麼，我們只能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國文化的“正命題”，那麼，托爾斯泰就是其“逆命題”。6羅札諾夫則簡潔地寫道︰“托爾斯泰令人吃驚，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人感動。”他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沙漠中的騎士，背著一只箭囊，他的箭射向那里，那里就流血。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寶貴的，托爾斯泰則總是說教，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活在我們心中，他的音樂永遠不會消亡。自然。羅扎諾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他批評“托爾斯泰的宗教”，說這“莫不是一個養尊處優、聲名遠揚和無憂無慮的土拉地主的東跑西顛？”“缺少切膚之痛——這是托爾斯泰不可饒恕的一面。”但他又贊揚托爾斯泰，說他超過普希金、萊蒙托夫和果戈理的地方“便是整個生命的高尚和嚴肅”；問題不在于“他做了什麼”，而在于“他想做什麼”。托爾斯泰“夢寐以求的東西”比任何人都崇高。7
王爾德（D.Wilde）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托爾斯泰那樣廣闊的視野和史詩的莊嚴，但他有十分強烈的感情，十分激烈的沖動，善于處理人物心理上最深沉的奧秘和人生最隱蔽的動機，具有無比忠實而可怕的現實主義特征，用的是一種十分微妙的客觀方法。8另一位英國作家福斯特（E•Forster）也說︰“沒有一個英國小說家像托爾斯泰那樣偉大──也就是說，給了人的無論日常還是英雄的生活如此完整的一幅圖畫；也沒有一個英國小說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探索人的靈魂到如此的深度。”9施泰納（E.Steiner）認為托爾斯泰是一個“史詩傳統的後代”，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個“莎士比亞之後的悲劇大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完《卡拉瑪佐夫兄弟》之後不到四十年，托爾斯泰所期望的一些事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恐懼的大部分事情就實現了。10許多評論者也注意到，若將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十九世紀歐洲作家如巴爾扎克、狄更斯相比，他們兩人就都可以說具有強烈的思想傾向性，但若將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托爾斯泰則還是更為純粹和偉大的藝術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更接近于是藝術家中的思想家，在思想上有著更高的成就。為了進一步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在思想上的不同特點，我們可以再引述一下別爾嘉耶夫對兩人的比較。
別爾嘉耶夫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猛烈的動力性格指向“變”，但卻肯定歷史傳統，承認政府與教會；托爾斯泰只是靜態事物的描繪者，卻反叛歷史與宗教的傳統，否認東正教，輕視帝國，甚至不曾接受文化的至上地位。11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革命正在人的精神的地下室醞釀，知道它必然會來臨，他預見到它的方法與結果。托爾斯泰則對革命一無所知，什麼也沒有預見，但他自己卻像一個盲人一樣被卷進革命的過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精神的層面，從這個層面他看到了一切；托爾斯泰則停留在心理與身體的領域，因之不能看到表面之下的事物。托爾斯泰是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優秀精細的藝術家，他的小說，就其作為小說而言，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要好；對于已存的事物，他是一個無可匹敵的描繪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則只關心將要發生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比托爾斯泰更偉大的思想家，他對事物的認識更為廣闊，了解永恆的人性矛盾，由于這種矛盾，人為了進兩步必須退一步；托爾斯泰則不回頭的一直向前，他那偏于一方面的道德是不可能由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深透人心的人所共有的。如果說托爾斯泰以完美的藝術形式呈現了往日之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更擅長處理流變的未來之際。托爾斯泰終其一生都在像異**一般尋求神；他的心被神學**著，但他本人卻是個蹩腳的神學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神的關懷則不如其對人的命運以及精神之謎的關懷，使他不得安寧的說到底不是神學而是人學；他無需像異**那樣去解決神學問題，但他必須去解決人的問題，而這人是精神性的人。
在別爾嘉耶夫看來，托爾斯泰在藝術上的偉大超過其思想的不凡︰他的思想觀點有時淺薄得驚人，幾乎是俗氣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醉飲思想觀念，在他的書中浸透了觀念，並且在這陶醉中，他的智慧的刀鋒卻從未鈍銼。《地下室手記》的主角是一個觀念，拉思科里涅珂夫是一個觀念，斯塔夫洛金是一個觀念，基里洛夫、沙托夫、伊凡•卡拉瑪佐夫──統統是觀念；這些人似乎個個都被觀念淹沒了，醉飲著觀念。只要他們開口，就從他們口中汨汨涌出思想；而一切思想都圍繞著“那些該死的永恆的問題”轉。但這並不意味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是宣傳某種特殊理論的論文，事實上，觀念是隱含在他的著作中的，以純粹的藝術方式表現出來；他是一個“觀念論派”（idealist）小說家，孕育了新的、基本的觀念，且總是以動力的、動態的方式孕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哲學上態度是謙和的，他說，“在哲學方面我很弱；但對哲學的愛卻不弱──那是非常強的。”在學院派的哲學方面，他確實弱，而那種哲學也非常不適合他；但他的直覺天才卻知道正確的路途，事實上他是真正的哲學家，而且是俄羅斯最偉大的。他從哲學所學到的可能不多，教給它的卻很多；暫時性和局部性的問題他可能留待哲學自己去處理，但只要是關于最終的事物，則哲學必將長久生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旗幟之下。12
由此，別爾嘉耶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對二十世紀及後世的不同影響。他說，當二十世紀初葉，當一股精神的與宗教的觀念之流涌出，而與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傳統思想中的實證論和唯物論背道而馳的時候，這股潮流的代表──羅扎諾夫、梅日列科夫斯基、舍斯托夫、伊萬諾夫等，統統把自己置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標準上︰他們統統是他的心靈之子，並立意要去解決他所提出的問題。托爾斯泰在舞台上佔的空間比較大，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卻更廣更強。要觸及托爾斯泰，容易得多，他容易被人認做是宗師，而且，他更近于是道德家；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耕種的卻是俄羅斯心靈那復雜而銳利的形而上學思想。人大約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被托爾斯泰的心靈所吸引的，一種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靈所吸引的，而我們發現，“托爾斯泰類”的人很難正確地領會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僅如此，他們還常常不喜歡他。13若以原創性的宗教思想而言，托爾斯泰幾乎是荒瘠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則極為豐碩。此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僅存在于預言中的沙托夫，基里洛夫，韋爾霍文斯基，斯塔夫洛金和伊凡之類的人，在隨後四十年中統統在真實的世界中出現了；他那在七十年代仍只潛伏著的基本主題，在俄羅斯1905、1917的兩次革命中都表現出來了。由此可以看到俄羅斯的“革命主義”中的宗教結構。革命，使同胞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接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學永遠不曾停留在生活的“心理──生理”表層，在這方面托爾斯泰是較佳的心理學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探索的是靈魂的生活，這生活一直延伸到神與魔鬼。這些問題，這些最終的事物，才是俄羅斯人長久以來系心的對象。當然，心理和社會方面的問題也同樣令他們系心，但革命與社會生活是次于神和魔鬼的問題的，後者得到解決，前者自然安頓，而使我們免于僅在心理研究的惡性循環中打轉的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僅是偉大的藝術家，而且是俄羅斯最偉大的形而上學家。思想觀念是他不可或缺的食糧，如果他不去沉思諸如神，魔鬼，永生，自由，惡與人類的命運之類的問題，他就活不下去。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而上學不是抽象的；他認為觀念是活生生的，具體的，基本的事物；而我們現在統統是他的精神後裔，急著以他同樣的精神去提出並解決那些形而上的問題。
別爾嘉耶夫特別指出“文化的破產”給二十世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因為文化正是導向生命之實相的道路︰神聖生命的本身正是精神的至高文化。在這一方面，托爾斯泰對俄羅斯的影響是可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則如一切偉大的民族作家一樣，是混雜的，如果說他劈出了一個文化的危機之絕壁，他卻並非文化的敵人，而托爾斯泰卻與文化敵對，別爾嘉耶夫立足于獨特的基督教立場更為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說陀思妥耶夫斯基遠比托爾斯泰更配得宗教改革者之名。托爾斯泰摧毀了基督教的價值觀，試圖建立他自己的價值觀；他所提供的東西只是消極性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發明新的宗教，是忠于基督教的真理及其永恆的傳統。別爾嘉耶夫甚至說，“就我個人所知，還沒有一個人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基督教的寫作上更深刻。”14
除了別爾嘉耶夫以上談到的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之別，伯林的一個比較也頗值得注意。伯林引希臘哲人Archilochus“狐狸多知，而刺蝟有一大知”一語，認為這種一元與多元之別是作家與作家、思想家與思想家，甚至一般人之間的差別最深刻的一項。例以俄國，伯林認為，普希金實際上是十九世紀頭號狐狸，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是道道地地的刺蝟，若以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為兩端，正可度出俄國文學的幅廣。至于托爾斯泰，伯林認為托爾斯泰天性是狐狸，卻以為自己是刺蝟，並努力想做刺蝟。他的天賦與成就是一回事，他的信念，連同對自己成就的解釋又是一回事。15在我看來，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追求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確實表現得像是刺蝟，他渴望一種終級的、一元的真理，亦即基督的真理，但是，在他的藝術作品中，他卻表現得像是狐狸，總是在探測向各個地方去的可能性。他是一個內心渴望著一種單純、統一的真理的尋求者，但由于他總是在尋求，他決不停住腳步，決不滿足于定論，他就總是在他的小說中同時保持著一種對于一元真理和多元對話的同樣強烈的渴望，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許可以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只想做狐狸的刺蝟，在他那里，同時保持著狐狸與刺蝟的深度。
其他評論者還提到了他們的另一些區別，諸如小說類型的“獨白小說”與“復調小說”（巴赫金）；重點描寫農村與重點描寫城市（弗里德連杰爾）等等。我們不欲在此全面比較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僅在這里試圖指出這些差別可能有一些個人境遇方面的原因，也許部分地可以從他們個人的境遇得到某種解釋。
托爾斯泰一生的事業可以說相當順利，他出身貴族，一直家境富裕，富有田產，從不必為謀生煩惱，一生不知窮困為何物，並很早就獲得作家的巨大聲譽，早年沒有受過政治**，而當後來他對沙俄政權和教會越來越持異議時，他的世界聲譽已經為他構成了一道保護的屏障，他的婚姻亦可說順遂，妻子雖不能說完全理解他，但也愛著他。他身心正常，朋友很多，晚年更有許多朝拜者，在世界上也門徒甚眾。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身于軍醫之家，很早就感受到經濟的壓力，父母早夭，自己又犯有癲癇病，成名作剛獲稱譽很快又遭嘲笑，不久，又因參加革命小組的活動被判死刑，臨時改服苦役和兵役，在西伯利亞呆了約十年，創作活動中斷，開始幾次戀愛都不順利，第一次婚姻也不很稱心，妻子、兄弟與好友又在同一年去世，辦報被封，負債累累，這種負債狀況幾乎一直持續到他生命終結，他的長篇小說差不多都是在予支稿費、限定日期的情況下寫作的，為此只能得到遠低于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稿酬。他性格不擅交往，甚至一度的好友斯特拉霍夫也棄他而投向托爾斯泰，在他死後對他進行攻擊。
所以，我們在托爾斯泰的思想中，確實感到一種潛藏的、貴族式的居高臨下的態度，甚至在其對財產、婚姻、文化的激烈拒斥中，也包含有某種貴族式的驕傲，在其道德與宗教方面的要求中，有一種精英似的極端徹底和嚴格。別爾嘉耶夫說︰“托爾斯泰的吶喊是那種處在幸福的環境中、擁有一切，但卻不能忍受自己的特權地位的受苦的人的吶喊。”他擁有榮譽、錢財、顯赫地位和家庭幸福這一切而想竭力放棄這一切。16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態度卻是相當平民化的，是熟諳社會底層，深知其間人們的苦難，尤其是心靈的悲慘狀態的。他是和他們在一起憐憫他們。梅列日科夫斯基曾經在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的這一特點時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愛我們，作為一個朋友，一個平等的人，而非象屠格涅夫那樣有一詩意的距離，也不像托爾斯泰那樣有一傳道者的張揚。他是我們的，在他所有的思想中，所有的痛苦中。他與我們在同一只杯子里浮沉。”17基爾波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中也寫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向無貴族那樣的驕矜自重，亦無資產階級那樣的故作優雅。”18
托爾斯泰出身于富有的上層貴族，在他的生命歷程中，也沒有上過“死屋”那一課，他的思想中也沒有“地下室”那樣一種陰深和曖昧。他的思想是單純的，經常是直線行進的。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了解平民，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了解社會底層，盡管他自認是在為社會底層呼吁。他是如此熱烈地渴望與社會底層趨同，然而他還是不很了解他們，不了解他們的所愛，所恨，所欲，所求。如茨威格所說，托爾斯泰的作品因此富有說教性，它是教科書，是宣傳手冊。而陀斯妥耶夫斯基卻一言不發，但他的沉默比托爾斯泰的控訴更有內容。19托爾斯泰對現實的人性和人心的復雜性缺乏一種全面的和深度的理解，他所達到的只是表面上的或者說只是某一側面的深度。他的呼吁是相當精英化的，他是站在高處吶喊，卻從未完全浸沒在人性和人心的黑暗的深淵。在他的思想歷程中，雖然也有種種轉折，但在每一個轉折完成後的階段，一切對他都是毫無疑問的。那些轉折對他來說是為時甚短的，經常是突兀的，他很快就涉過黑暗的深淵而進入了通體透亮的“真理的光輝”之中。他迅速把選擇的疑問和煩惱拋到了腦後，拋給了過去，剩下的事情就只是朝著這一新的方向的奮斗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仍然把所有的疑問和困惑仍然保留在自身之中，仍然是在黑暗的深淵中吁求光明，給人的印象是在即將沒頂的沼澤中伸出了雙手，渴望抓到堅實的彼岸，甚至哪怕只是可以稍許喘息片刻的堅硬的樹枝。
陀斯妥耶夫斯基預見到革命，20而托爾斯泰卻為革命所“預見”——革命者預見到托爾斯泰將成為摧毀舊秩序的有力資源。托爾斯泰對傳統文化、社會政治秩序，產權與法律的攻擊確實有一種震憾人心、發人深省的意義，然而他沒有看到另一面︰一旦破壞了文化的植被，就很難一下恢復，二十世紀的許多災難就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離開了法治，也就不會有自由；摧毀了秩序，人們將可能面對更為肆虐的權力；沒有了產權，個人面對這種肆虐的權力也將被置于更無法保護自己的地步。他對人的要求很高，而人們卻是站在地面上的，甚至是陷在污泥里的，解脫的辦法並非是一個難以觸及的天堂，而是慢慢可以爬出來的木板。他明于自己的理想卻陋于知普通人的人心，他知道精神的一端，卻不清楚物質和肉體的另一端。他了解貴族，卻不了解百姓，盡管他極力否定自己的貴族氣，然而卻沒有比他這種決絕的否定姿態更具貴族氣的了。
我們在此並不是要揚陀抑托，他們兩人各有自己的偉大之處，許多人的態度可能會像伯爾一樣──他說他很難決定在兩者中選誰，也許這個時候選陀，另一個時候選托，“並且，我覺得總是在反復變換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的時代”。21但是，我們還是可以說，如果說托爾斯泰只接觸到一端，陀斯妥耶夫斯基卻還通過自己的親身遭遇而接觸到另一端，接觸到那浸在污泥中的一端，那人們很難擺脫的物欲和肉體的一端，那多數人所生活和面對的一端。赫克（J•Hecker）也寫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通過客西馬尼園找到上帝的，他通過死刑、流放學會選擇鑒賞悲痛的宗教，並且熱愛它，但他也知道另一面︰俄羅斯靈魂為生活富裕和幸福所進行的斗爭對他也不生疏，他理解俄國大學生們的精神困惑、志向和渴望，所以讓阿遼沙還俗。22
托爾斯泰只反映出這個時代的一面，而從陀斯妥耶夫斯基身上，卻可以看出這個時代的兩面。托爾斯泰的學說也許更適合于少數個人，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則面對全體。
當然，客觀說來，托爾斯泰的思想也可以說構成了對話的一方，但只是一方，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卻同時出現了對話的雙方，或者說出現了多重對話的各方。僅僅站在對話的一方很容易走向實力的“對陣”而不再是思想的“對話”，這正是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後俄國近百年的歷史行程中所看到的。首先來臨的是托爾斯泰的時代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個“死後方生”的思想者，但還不是“死後即生”，而是在百年之後“方生”。只有在人們意識到實力的“對陣”並不解決問題後，人們也許才可以重新開始思想的“對話”；只有在白晝的輝煌重歸黯淡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才會在黑暗的背景上閃亮。然後，那些命定的思想者可能要學習在漫長的等待中等待黎明。人類沒有辦法做到讓白晝永駐，相反，他們在對他們理想的陽光的直視中倒可能晃花雙眼。只有到他們的眼楮重新熟悉周圍的黑暗時，他們才能看清楚周圍的一切，看清楚那是“真實的光亮”和那是“虛假的光亮”。時至今**們才可能意識到，思想的“對話”比實力的“對陣”更可取，精神的黑暗必須用精神去驅散，而不能用武力去摧毀。
二、思想的人
許多評論家還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這一特點︰即與對自然景物、環境的描寫比較起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幾乎整個被人物充滿，他很少像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那樣關心自然景物與周圍環境的描寫，他只注意人，注意“人身上的人”，努力想認識人這一個謎。而在人當中，又尤其注意那使人之所以為人的精神和思想。
恩格爾哈特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定義為不同于其他小說類型的“思想小說”。恩格爾哈特說︰“他寫的不是表現某種主題思想的小說，不是十八世紀崇高的那種哲理小說，而是描繪思想本身的小說。……在他的作品中這個對象就是‘思想’。他培育出一種完全特殊的小說，並把它發展到異乎尋常的高度；這類小說不同于冒險小說、感傷小說、心理小說或歷史小說，而可以稱作思想小說。”23恩格爾哈特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同思想處于特殊的關系之中；在思想面前，在思想的威力面前，他一籌莫展，他變成了“思想的人”，被思想攪得神志不清。思想到他身上，變成了一種威力，為所欲為地左右著、扭曲著這人的意識和他的生活。思想在主人公的意識中，過著獨立的生活，因此實際上生活著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思想。描繪的重心因而就是左右著主人公的那個思想，而不是一般類型小說中主人公的生平。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便可界定為“思想小說”，不過，這並不是通常所謂的思想性小說，即那種所謂寫某些思想主題的小說。
但是恩格爾哈特沒有從正面深入闡述這種“思想小說”的辯證性質，並有使思想與人物分離的傾向。深入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小說”的獨特性質這一工作是由巴赫金杰出地完成的，巴赫金也同樣認為︰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量著作會產生這樣一種印象，即這里不是一個作家在創作和敘說，而是有好幾位堪稱思想家的作者在發出一連串哲理議論。但是，巴赫金不同意恩格爾哈特把思想與人分開，不同意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思想又納入一個統一的，有著各個發展階段和環節的體系。巴赫金認為︰恩格爾哈特的主要錯誤，是他在開始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說”下定義時犯下的。思想作為描繪對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佔著重要地位，但終究不是他小說的主人公。他的主人公還是人，他描繪的歸根結底不是人身上的思想，而是如他親自說的──“人身上的人”。思想對他說來，要麼是考驗“人身上的人”的試金石，要麼是他表現自己的形式，最後，也是最主要的，思想也許是一種媒介，一種環境，借此揭示人的意識的深刻本質。恩格爾哈特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的人格主義估計不足。因此巴赫金覺得，簡單地說“思想小說”這一術語尚不很貼切，引人離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的藝術目的。
巴赫金強調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思想與人物的不可分割性，人物對作家的獨立性和多元性，以及思想與語言的對話本質。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長的是既描繪他人的思想，而又保持其作為思想的全部價值；同時自己也與他人的思想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肯定他人的思想，更不把他人思想同已經表現出來的自己的思想觀點融為一體。思想的形象同這一思想載體的人的形象，是分割不開的。情況並非如恩格爾哈特所論，不是思想本身，而是具有這一思想的人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的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是思想的人；這不是性格，不是氣質，不是某一社會典型或心理典型。具有充分價值的思想，它的形象自然不可能同上述人們從外部完成、給以定論的形象相結合。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是冥思苦想的人，每個人都有種“偉大的卻沒有解決的思想，”他們全都首先“要弄明白思想”。他們真正的整個生活和自己的未完成性，恰恰就在于需要弄明白思想。如果把他們生存其中的思想給排除掉，那他們的形象就會完全被破壞。換句話說，主人公的形象同思想的形象緊密聯系著，主人公的形象不可能離開思想的形象。我們是在思想中並通過思想看到主人公，又在主人公身上並通過主人公看到思想。因之，只有未完成的蘊含無盡的“人身上的人”，才能成為思想的人；這個人的形象才能同有充分價值的思想的形象，結合到一起。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描繪思想”的第一個條件。思想一向被看作是用概念闡述的對象，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這里卻成為被描繪的對象，這確實可以看作是巴赫金的深刻洞見。
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塑造思想的形象、能描繪思想的第二個條件是︰他深刻地理解人類思想的對話本質，思想觀念的對話本質。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現了，看到了，也表現出來了思想生存的真正領域。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立的個人意識之中，它如果僅僅留在這里，就會退化以至死亡。思想只有同別的思想發生重要的對話關系之後，才能開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發展、尋找和更新自己的語言表現形式、衍生新的思想。同言論一樣，思想也希望能被人听到，被人理解，得到其它聲音從其它立場作出的回答。同言論一樣，思想就其本質來說是對話性的；獨白只是表達思想時一種帶假定性的結構方式，這種結構方式是在現代意識形態的獨白性這個土壤上形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來不以獨白的形式敘述現成的思想，也不在某一個人的意識里表現這些思想的心理形成過程。思想、意識、一切受到意識光照的人的生活，本質上都是對話性的──這一發現使他成了偉大的思想藝術家。
這樣，思想成了描繪對象，成了塑造主人公形象的重心，結果導致小說世界解體，**為眾多主人公的世界；這些主人公世界是由左右著主人公的思想組織而形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每一個思想者（如地下室人、拉思科里涅珂夫、伊凡•卡拉馬佐夫等），從開初就覺得自己是一場未完成對話中的一個參與者。這樣的思想，不追求圓滿完整，不追求成為獨白體系的整體。它與他人思想、他人意識處于短兵相接之中。它具有自己獨特的情節性，不能脫離開人。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作者寫到主人公時，都是把他當作在場的、能听到他（作者）的話，並能作答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構思中的主人公是具有充分價值的言論的載體，而不是默不作聲的啞巴，不只是作者語言講述的對象。作者構思主人公，就是構思主人公的議論。所以，作者關于主人公的議論，也便是關于議論的議論。作者的議論是針對主人公的，亦即是針對主人公的議論的，因此，對主人公便采取一種對話的態度。作者是以整部小說來說話，他是和主人公談話，而不是講述主人公。自我意識作為塑造主人公形象的主導成分，要求創造這樣一種藝術氣氛，要能使得主人公的語言自我揭示，自我闡明。這種氣氛中的任何一個成分，都不可能是無關痛癢的︰這里的一切都應能觸動主人公、刺激他、向他發問，甚至和他辯論，對他嘲笑；一切都要面向主人公本人，對他講話；一切都得讓人感到是講在場的人，而不是講缺席的人；一切都應是“第二人稱”在說話，而不是“第三人稱”在說話。而作者的構思，要求把小說結構的一切因素全盤對白化。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也才產生了那種看上去的神經質，極度緊張和不安的氣氛。
人們可以得出一個正確的思想，但這思想有它自己的邏輯，因此不能杜撰出思想，作者選定主人公和塑造主人公的主導成分之後，便受到了所選對象的內外邏輯的制約，並應通過自己的描繪揭示出這種邏輯來。自我意識的邏輯，只能用一些特定的藝術手段來揭示和描繪。要想揭示和描繪自我意識，只可用探問和激發的手法，不能給這自我意識規定一個事先確定了的、已經完成的形象。如此看來，主人公的自由是作者構思的一個因素。主人公的辯論是作者創造的，但這樣創造的結果，主人公的議論就像另外一個他人說出的，就像主人公本人說出的一樣，可以徹底地展示自己的內在邏輯和獨立性。因此，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稱之為一種“復調小說”。
總之，在巴赫金看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復調小說里，作者對主人公所取的新的藝術立場，是認真實現了的和徹底貫徹了的一種對話立場；這一立場確認主人公的獨立性、內在的自由、未完成性和未論定性。對作者來說，主人公不是“他”，也不是“我”，而是不折不扣的“你”，也就是他人另一個貨真價實的“我”（“自在之你”）。主人公是對話的對象，而這種對話是極其嚴肅的，真正的對話。這種對話並非發生在過去，而是在當前，也即在創作過程的現在時里，它遠非是完成了的對話的速記稿，不是說作者已經從中超脫出來，不是說現在他高居對話之上佔據著至高無上的和決定一切的立場，而不如說他也是對話的一個平等參與者。24
巴赫金並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復調小說”與現時代的關系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藝術家，他創立自己的思想，與哲學家或科學家的方法不同。他創立的是思想的生動形象，而這些思想是他在現實生活當中發現的、听到的，有時是猜測到的；也就是說這是已經存在或正進入生活的富于力量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一種天賦的才能，可以听到自己時代的對話，或者說得確切些，是听到作為一種偉大對話的自己的時代，並在這個時代里不僅把握住個別的聲音，而首先要把握住不同聲音之間的對話關系、它們之間通過對話的相互作用。他听到了居于統治地位的、得到公認而又強大的時代聲音，亦即一些居于統治地位的主導思想（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听到了尚還微弱的聲音，尚未完全顯露的思想；也听到了潛藏的、除他之外誰也未听見的思想；還听到了剛剛萌芽的思想、看到未來世界觀的胚胎。”25而這也就是為什麼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進行的這場俄國的也是世界的對話，其中包括業已存在和剛剛誕生的種種聲音和思想，未完成的和充滿新潛力的聲音和思想，時至今日還吸引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讀者，使他們的理智和聲音參與到這場崇高的悲劇性的游戲中來的原因。
巴赫金的評論抓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有別于其他小說家、藝術家的一個基本特點。一般來說，一部藝術作品總表達著某種觀念或者思想，但這種思想觀念往往融化于人物與事件之中，而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卻直接看到了思想──看到了赤身**的思想，看到了各種不僅具有深刻思想性、而且直接談論和表述思想的對話和議論反復出現。讀者不斷受到這些思想的刺激，結果他們對這些思想的關心往往要勝過對人物及其命運的關心，這也許是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關注的不僅是個別人，也不止是某一類型的人的命運，而是整個人類在現代的命運。而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這些思想議論又不是要作為一種定論、結論、理論灌輸給讀者的，各種不同思想觀念不是要按作者的統一觀點來組織為一個具有最終結論的體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作者的主要熱望似乎並不是要以形象“感動”人，也不是要以某種思想“說服”人，而是要把他思想上的深刻困惑告訴讀者，這並不是說作者就沒有一定的傾向性，但選擇的權利還是留給了讀者自己。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確實迥然有別于一般的藝術小說，也有別于明確負載一種思想觀點的“思想主題小說”，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時代人為例，前一種藝術小說可以屠格涅夫為代表（托爾斯泰的大部分小說也屬此類），後一種“思想主題小說”可以舉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為代表。前一種藝術小說確實可以說構成了小說（或至少傳統小說）的主要類型，它們雖然潛含有某種思想觀念，但這些思想觀念並非強制的、直露的、甚至它們愈隱蔽對藝術作品愈為有利，作者也是盡量隱于作品的人物之後，對各種人物保持著某種距離和客觀性（就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各種思想保持了某種距離與客觀性）；而後一種“思想主題小說“是相當直露的、單數的、甚至咄咄逼人的，它的流行往往與一個時代的思想氛圍有關。我們也許可以說，在文學中，前一種藝術作品的作者佔大多數，後一種作者是很少數，而象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作者就更少而又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中就不僅是獨特的，在他的時代就幾乎還是唯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藝術家中極為罕見的一個思想家，並且我們在下面還將試圖說明︰他還是思想的藝術家中一個最偉大的提問者。
三、思想者的孕育和誕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寫作可明顯地分為由在西伯利亞服苦役及兵役這一階段隔開的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包括（1845-1859），跨度約十五年，但只有前四年多構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第一個高峰，隨後的四年監獄苦役期間他完全無法寫作，之後充當列兵及升為準尉的恢復寫作期也是緩慢的。在這第一個時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作和發表的作品主要是中短篇小說︰如《窮人》、《孿生兄弟》、《女房東》、《白夜》、《涅朵奇卡》、《舅舅的夢》、《莊園風波》。第二個時期或者說“後西伯利亞時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最輝煌的時期，才是一個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世界經典意義的時期，也是一個使他不止是一個單純的藝術家，而且成為一個思想藝術家的時期。這後一時期的主要作品是長篇小說︰包括《被欺凌的與被侮辱的》、《罪與罰》、《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馬佐夫兄弟》，在這其間，他創作的中短篇小說很少，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嘗試了用印象、手記、《作家日記》（包括文論、政論、雜談等）等各種形式寫作。正是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中，我們對其中人物所直接和間接表述的思想的關心逐漸超過了對這些人物的命運的關心，“思想的人”真正鮮明地出現了，不再像在早期作品中那樣只是一些隱隱約約的雛形。
我們下面要描述這種“思想的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孕育和誕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窮人》開首所引作家奧陀耶夫斯基公爵的一段反諷的話實際已經預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全部作品的兩個重要特征︰第一是不肯寫“令人賞心悅目”的東西，“卻愛把地底下一切埋藏著的東西翻將出來”；第二是引發和刺激讀者思考︰“讀了這些東西，就不由自主地要思考”。最簡單的辦法當然是“禁止他們寫作，干脆完全地禁止他們寫作”，但即便人們暫時不被允許思考或缺乏材料思考，這些問題依然存在。于是人們終究要思考，或者就在行動中爆發。
《窮人》中的主人公杰武什金已經在開始思考了，思考的一個契機是因為憐憫而產生的愛，也包括被憐愛。杰武什金是一個抄寫文件的小官員，薪水微薄，受人欺侮，擔任公職三十年來一直孤獨地自己生活，後來住在一個從廚房里隔出的小間里，老是為自己的靴子、外套犯愁。但他即使這樣生活，也可能一直不會去思考自己的處境，如果他不是突然強烈地愛上了一個同樣貧困交加，比他年輕得多的弱女子瓦爾瓦拉，正是對她的憐愛引發了他的思考，他開始萌生起一種自我意識，知道自己並不低人一等；認識到“就算我外表上沒有出眾的地方，沒有風度，沒有氣派，然而我畢竟是一個人，拿我的心靈和思想來說，我是一個人。”26
他開始以一個人的身份思考社會公正的問題，過去司空見慣的事情突然一下子變得觸目驚心，他說他整夜想到這些問題，睡不好覺。
除了憐愛的動力，思考的另一個契機則是文學，杰武什金在接觸到一些文學作品之後說“文學是好東西，是非常好的東西”，但他的文學鑒賞力開始並不是很高，直到普希金的《驛站長》與果戈理的《外套》等一流作品給了他第一次深深的震動。他發現書中詳盡地展示了自己的生活，有些事過去沒想過，現在看了這樣的書，一切都慢慢地記起來，對上號，看清了。然而，這同時又使他感到憤怒、悲哀和痛苦。他讀了《外套》之後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感到自己外在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感到自己窮困的生活被暴露無遺，而這正是他竭力想向他人，也向自己隱瞞的。
然而，他的思考是表現得多麼地謹小慎微，多麼地膽小如鼠啊！他甚至就把自己比喻為一只老鼠。他剛一有世道不公的想法，就馬上又覺得這是非分之想，是“不應有的念頭”，是“自由放肆的思想”。那時候的窮人還很膽小，很安靜，他承認自己就很膽小，而鄰居戈爾什科夫“比我更膽小”，更安靜，住在他們旁邊，卻簡直听不見他們一家五口有什麼聲響。這是一種默默的絕望。杰武什金的思想基本上還是停留在社會的層面，停留在就事論事的層面，他有時也會琢磨︰“一個人有時是奇怪的，是很奇怪的。”27說他猜不透“上帝的意旨”，28但總的說，這些思想還沒有上升到哲學的層面，這不僅是因為缺少思想的才能，也是因為缺乏思想的勇氣。一個大範圍地刺激人們思考的時代也還沒有來臨。
《孿生兄弟》中的另一個小官員戈利亞德金雖然想闖進自己未被邀請的宴會，但他也承認︰“我可是膽小得象只母雞。膽小是我們的本分。”29在他闖入被逐出之後，他覺得自己徹底失敗了，“戈利亞德金先生被殺害了──在道德上被殺害了。”于是在幻想中出現了另一個戈利亞德金，一個厚顏無恥、膽大妄為的戈利亞德金，一個卑劣的、到處拍人馬屁，最後也侮辱大戈利亞德金的小戈利亞德金，最後戈利亞德金終于被醫生送入了瘋人院。
如果說前兩個人物被逼入邊緣處境後會有種種思考和幻覺，卻並未顯示出思想者的特具才能，那麼，《女房東》中的奧爾狄諾夫則可以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小說中最具思想者氣質和能力的主人公，他拿到學位後領到一筆不大的遺產，可以供他節衣縮食維持兩三年，于是他隨便找了個地方住下，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在兩年之後，他簡直成了個孤僻的怪物，完全脫離了人世間那種喧囂、擾攘、激動人心和富于變化的生活，專心致志于自己的治學，而這種治學又完全沒有任何功利的目的，不構成任何文化資本，這在他只是一種癖好。他閉門從事的研究沒有什麼條理和一定的體系，而只有類乎藝術家那樣的欣喜、狂熱、沖動。他自己為自己建立體系；這套體系在他頭腦里醞釀多年，一個還模糊不清的、但妙不可言的思想雛型已在他心中徐徐升起，這思想體現為一種新的、明淨的形式，在他心中折騰著，呼之欲出。盡管還沒有充分把握，但他能感覺到此形式的特異性、正確性和獨創性，因為他的力量已得到暗示︰這是一項創造，它正在不斷形成和充實。但具體化和成功為期尚遠，也許很遠很遠，也許根本不可能！
然而有一天，他突然因為要遷居而開始注意街上的一切，並愈來愈覺得有興趣，于是破天荒頭一次痛感把自己活活埋在斗室之中多麼不值。他愛上了一位奇怪的女子卡捷琳娜，但這一愛情卻遭到了失敗︰這一女子最終仍然選擇了在精神上魔力般制約著她的專制老頭穆林。在經歷了這一變故之後他變得多思、煩躁、神經過敏，不知不覺陷入萬念俱灰的惡性憂郁狀態。他連接幾個星期也不翻開他原先酷愛的書本。未來向他關了門，錢即將告罄，而他甚至不考慮前途。以往孜孜不倦于學術研究的那股干勁、那份熱情、以往他自己創造的那些形象，有時也會從逝去的歲月中鮮明地重現在他的面前；然而，它們只會**、扼殺他的精力。思想並不轉為行動，創造的過程停滯不前。所有這些形象仿佛在他想象中故意幻成龐然大物，為的是嘲笑他的無能。在郁悒的時刻，他情不自禁地要把自己比作那個好吹牛的巫師學徒︰他偷得了**的一句咒語，命令掃帚擔水，可是卻把怎樣說“停止”的訣竅忘了，結果幾乎給水淹死。他本來也許會產生一套別出心裁的獨特見解，本來也許會成為學術上的藝術家，出諸他筆端的好多見解充滿熱情，富有說服力。然而，現在一種類乎神秘主義、宿命觀念和不可知論的思想卻開始潛入他的心靈。這個不幸的人感覺到自己的痛楚，便祈求上帝醫治。
這里已經出現了一個思想者的雛形，然而，我們對他的思想的內容尚不得而知，他沒有明確表露過自己的思想，我們只是感到，如果他能順利度過他這一次走向人間的感情與生命的重挫而仍活下來，他也許會成為一個例如沙托夫、佐西馬長老那樣的思想者。我們目前還只是對他的思想的方法感到興趣︰這是一種呆在某種邊緣、孤單的與世界為敵的處境中，通過形象來擠壓、來呼之欲出而使思想誕生的方法︰
他忽然意識到自己目前的處境，忽然認識到自己孑然一身，與全世界毫無瓜葛，孤單單寄寓于別人家中，置身于神秘莫測、居心可疑的人們之間，仿佛有無數仇敵聚在他黑暗的房間角落里交頭接耳……他夢見自己所有的心思和理想，從兒時模糊的幻象起，包括他通過生活獲得的、從書本上讀到的、甚至早已忘懷的一切，無不活動起來，循序列次，現形具體，在他面前顯示大得嚇人的形相，在他周圍走來走去，集結成群；他夢見一處處瑰麗如仙境的花園在他面前展現，眼看著一座座城市興起又傾塌，一片片墳場把那里的死人紛紛送到他這里來重新開始生活，一個個部落和民族誕生又消亡；此刻，在病榻周圍，他夢見自己的每一個念頭、每一種虛無縹緲的幻想幾乎剛一產生就具體成形；末了，他夢見自己的思維不是通過虛無縹緲的想法，而是通過觸摸得到的世間萬物來實現；他夢見自己象一粒塵埃飄游在這個無邊無際、難以走遍的奇幻世界，而整個這種動蕩無著的生活對他來說已成為壓力、負擔和永無休止的諷剌；他感到自己在死亡、解體、化灰，萬劫不復；他想逃，可是宇宙之大沒有一個角落能容他藏身。30
值得注意的是，這也許正反映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方法和創作方法。《白夜》中的“我”也是一個類似于奧爾狄諾夫的幻想家，雖然他滿懷激情和善意，他的愛情也同樣是一種失敗。他們同樣孤獨，不會巧妙得體地說話，沉溺于冥思苦想，與周圍人隔隔不入，卻全力以赴地奔向一個對象。這後一種幻想性的思考者不同于杰武什金與戈利亞德金的地方在于︰杰武什金與戈利亞德金是尊嚴受到傷害的小人物，思想仍囿于實際的、經常是物質的、名分的遭遇，而這種幻想家的類型則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具體的個人境遇，更具有浪漫色彩，具有更高、更抽象的追求，而又常常不知道自己究竟要追求什麼。
不過，這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期小說中的主人公還不是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形象，他們的思想還不具有深刻的時代和永恆的內容，他們的思想還是片斷的，或者是內容不清楚的，他們還不是哲學家，他們的思想也都還是在獨自行進，而沒有與其他作為人物的思想展開對話和交鋒。在此，思想還是單數而不是復數，甚至經常是片斷的、零碎的。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指出他們身上一些和後來思想者形象類似的特征︰例如弱于行動，不易合群，似乎總是在他人的視線之下局促不安，緊張而富于變化，不斷轉折，提出一種想法之後又加以反詰，不敢自信，自相沖突，這種沖突有時甚至達到了瀕臨人格**的瘋狂地步等等。亦即，在他們身上，已經開始顯示出一種思想的曖昧性和問題性。
確實，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作為思想者出現，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形成為一種獨特的“思想小說”類型，並不是一開始就定型的，而是經歷了一個孕育和生長的過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基本上還是屬于傳統的、注重人物性格、故事情節的小說類型，深受果戈理風格的影響，並承繼了他對小人物的憐憫和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的基調只是憐憫，默默的、孤獨的憐憫，後期作品才加上了渴望，與時代、永恆對話的渴望。早期小說中的人物感覺豐富、感情細膩、意識流動、心理變化多端，但並沒有表現出很高的思想力，甚至並沒有表現出很高的才智，他們大都是相當普通、地位低下而又對自尊極其敏感，心腸善良而又有時表現怪誕的小人物。他們有時也表達了一些思想，如《窮人》中的男主人公杰武什金也表述過自己一些關于社會正義、公民德性的思考，但這些思想總的說來是散漫的、不連貫的、轉瞬即逝的，主人公主要是在傾訴自己的感情，敘說自己的經歷和感受，這里表現的主要是一種傾訴的風格，是向對方傾訴，而不是與對方爭論和對話，也不是把思想的過程或思考的結果告訴對方，不是發表哲理的議論，而主要是談自己的情緒和感受。確實，一個他人、一個對方總是存在的，這或者是一個可傾訴自己感情的對象，或者是一種異己的、嘲弄的眼光。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人公似乎總在他人的眼光下感到不自在，總是要不斷為自己辯解，不斷說明、交代、暴露自己而又試圖掩蓋。這些心理活動已經具有一些後來思想者的特點，但尚未上升到思考根本問題的層次。
陀思妥耶夫斯基1861年發表的長篇小說《被欺凌的與被侮辱的》標志著一種作者對自身的超越，標志著西伯利亞苦役之後的恢復期已經結束，他開始邁向新的更高台階。他早期的**作《窮人》出手不凡，使他一開始就可以躋身于當時（四十年代）俄國最好的作家之列；而這本書以及大致與之同時發表的《死屋手記》，則已開始使他進入世界最好的作家之列，《地下室手記》更穩固地奠定了他的這一新的世界文學的地位。也正是大致在這一時期，他和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大師一起使俄國文學具有了一種世界性，使俄國文學的高峰同時也成為世界文學的高峰。《被欺凌的與被侮辱的》是他第一個長篇，其中也第一次出現了由“單線”到“雙軌”的情節，它還顯示出作者比起中短篇來更能夠駕御長篇，其中的人物也直接表述了一些思想，例如瓦爾科夫斯基公爵所表露的一種對美和高尚的憎恨，對天真、田園牧歌和席勒的厭惡、對道德的基礎在于利己主義、道德與使人舒適的禮儀沒有什麼區別的思想。但這些思想明顯是反面的、是作者所不贊成的思想。對立一方的思想尚未直接出現，兩種思想沒有形成交鋒。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主要還是一個故事的講述者，我們還是比關注思想更關心其中人物例如涅莉的命運。在《死屋手記》中，包含著大量作者在苦役生活中凝結成的深刻思想，由于它們是直接來自最底層應當說彌足珍貴。《死屋手記》的記述者“我”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故事的講述者，而且是一個思想者，但仍主要是一個獨白者，是一個敘說自己通過痛苦所認定或肯定的思想的人，而尚非一個對話者，尚非一個敘說自己所感到的思想矛盾和困惑的人。
真正構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要典型的思想者的誕生是在《地下室手記》中，只是在地下室人身上，後來思想者的一些主要特點才充分淋灕地表現出來︰例如思想的轉折性，不斷跳躍，不斷地意識到他人在場（那怕在這里他人是采取“潛在的在場“的方式）；不斷把問題推到極端，言辭激烈、充滿挑釁性而有時又迅速、全盤地撤退……而其中心的意旨是強調人的極其陰深的復雜性，人的有限性和非理性，強調人的個性，向歐幾米德的的理性挑戰，向廉價的、蟻穴的幸福挑戰。這是一種“地下室的思想”，是一種“晚上的思想”。其中第一章“地下室”約數十頁完全是表達地下室人那相當混亂、陰郁，但仍有一條主線和一種隱秘的期望的思想。第二章“雨夾雪”則在回顧自己過去與人的交往，一次聚會對一個**的始救終棄、始善終惡的故事中繼續闡述“我”的感覺與思想。
但是，將地下室人的思想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完全等同是不合適的，而且，這個思想者雖然已經強烈地顯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的思想者類型的形式特征，也還沒有說出這一類型所欲說出的思想的全部甚至主要部分。地下室人的思想主要還是攻擊性的、否定性和破壞性的，它攻擊工具理性、攻擊功利主義，對人在理性方面的有限性的強調要超過對人的道德的有限性的強調，但正面的東西還沒有在絕望的背景中顯示出來。上帝的問題也還沒有直接出現。由它可以引向有神論，也可以引向無神論。這是夜的最深處，還看不見一點光亮，要看到光亮，還須再抬一點頭。然而，無論如何，一種新型的思想者確實可以說就此誕生了，以後我們在卡夫卡、加謬、薩特等一些二十世紀的作家的作品中將不會對這種思考者類型（如局外人，惡心者、空心人、K等）感到陌生，但在十九世紀中葉，這種思想者的類型卻是極其新穎的。考夫曼在其所編的《存在主義》一書中將這部作品列為首篇確實顯示出他的洞見。
四、思想者的主要類型
我們在這一節中要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思想者的類型，想通過不斷的排除，來接近他筆下最主要的思想者類型。
首先，在主要的思想者中似乎不包括女性。在《溫順的女性》中，主人公有一句話，“女人沒有獨特的見解──這是一條原理，……在這一點上，就是穆勒本人也沒有什麼辦法！”31這一意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屬于作家本人的見解尚是個問題，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女性確實很少是思想的表述者，《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麗莎也許是一個例外，但她同時也是一少年，或許更宜歸于後面將要分析的“少年思想者”。而且，確實如托爾斯泰、高爾基所評論的，麗莎所表述的思想從其年齡上說稍有些牽強，不很合情理。至少，成熟的女性沒有參與談論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也不想讓女性承擔思想的重負，或者說，那種作為問題、作為重負的思想與她們的本性不合。她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一般是象征美、象征激情、象征對功利的拒斥，是深切的憐憫者或者被憐憫者，或者同時是兩者（如索尼亞）。她們也許離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的上帝更近，但她們不負擔思想。
然後，我們可以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表述過思想的人物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明顯令人憎厭的人物，例如《被欺凌的與被侮辱的》的瓦爾科夫斯基公爵；《罪與罰》中極其庸俗和虛偽的盧辛，《群魔》中一個“革命小組”的頭兒彼得•韋爾霍文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老卡拉馬佐夫，不擇手段向上爬的拉基金等。32然而，這些人物的思想的特征與其說是承擔思想，不如說是拒絕思想；與其說是表現出思想的豐富和活躍，不如說是表現出思想的貧乏和死亡。他們或者是拾人牙慧，引用流行思潮來為自己的利己行為辯護（如盧辛）；或者是干脆拒絕對自己行為的任何反省，表現出一種極端的無恥（如瓦爾科夫斯基公爵），或者輕視思想理論，主要是作為一個活動家出現（如彼得•韋爾霍文斯基）。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可悲的盲目的，由于他們本身全然不透出反省的意向，他們也就不能吸引亮光而完全處在黑暗之中。有時他們也有瞬間的懷疑的閃亮，例如老卡拉馬佐夫，但很快就被熄滅了。他們的思想往往可以用非常簡單的形式概括，即一種露骨的或時髦的極端利己主義、享樂主義或者機會主義，這些思想明顯是作者所反對的思想，表達這些思想的人只是形式上被包括在“思想性人物”之中，只是說出了一種見解，但他們並不是為了思想本身而思考，更不必說是為了追求真理而思考，他們所發表的見解有直接的為自己的行為和利益辯護的含義，因此，當後面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的一般特點時，他們是有理由被排除在外的。
另一類與之相對的思想性人物則可說是正面的、美好的人物，例如梅詩金公爵、阿遼沙、佐西馬長老。他們所表述的思想看來是作者所贊成的思想。梅詩金的許多思想是用故事的形式表述的，阿遼沙的話語不多，佐西馬長老的臨終遺言中包含著一些深刻的、我們目前可能尚不易把握的思想內容，這些內容雖然也反映出一種心靈斗爭的歷程，但它們還是作為定論出現的。現在的問題是︰這些人物是否構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要思想者類型，他們所表述的思想是否戰勝或凌駕了其他思想而佔據了一種支配地位？不能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此願，他說他在《白痴》中是想描繪一個“絕對美好的人物”，然而，正如他所承認的，“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件事更難的了，特別是現在。”33許多評論者指出在梅詩金公爵身上分有耶穌基督的某些特征︰如完全真誠而又十分軟弱，充滿憐憫等等，然而，在現代社會中這是怎樣引起嘲笑的一個人物形象啊！但是，也許在現時代，他就是這樣的，只能是這樣的。無論如何，在小說結尾時，他的思想不僅沒有發生任何效力，他自己也重歸“白痴”狀態這一點極其意味深長，但這里有些東西還是我們目前所不能把握、不易明白的。總之，就事實而言，這一思想並沒有佔據支配地位，它本身還極其柔弱。同樣，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作《卡拉馬佐夫兄弟》時也曾想以阿遼沙為主人公，他在給當時重臣波別爾諾斯采夫的信中說自己寫作“贊成與反對”一卷的主旨，是要通過後一卷“俄羅斯教士”佐西馬長老的話來反駁這一卷中伊凡否認上帝的創造的瀆神思想，34但這一反駁是否成功，甚至是否足夠有力呢？許多評論者都給出了否定的回答。別爾嘉耶夫說︰那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積極理論的佐西馬與阿遼沙並不是他筆下最佳的人物，伊凡的形象要強得太多，說服力要高得太多。35毛姆也明確地說反駁沒有成功。“贊成與反對”那一卷是寫得那樣強勁有力，而駁斥的一卷卻顯得枯燥無味，甚至有些答非所問，對伊凡提出的指控尚未回應。36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新生可以做另一篇新小說的素材，又打算接著寫《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續篇，寫阿遼沙走向人間，乃至成為一個革命者，最後又重新回到修道院的經歷。37但這些計劃並沒有實現。這一類人物及其思想相對來說還顯得單薄。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活二十年，恐怕他也還是不能完成這一計劃。一個人不可能預先完成時代所提出來的任務，甚至這永遠不是時代所能提出的任務。
最後一類思想性人物就是那些處在復雜的矛盾和沖突中的人物，我們也許可以把他們稱之為“問題人物”。他們在思想性人物中所佔數量最多，而且，他們不僅在作者的意願上，也在事實上構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後期長篇的主角，有時甚至是違反作者的意願而成為主角，例如拉思科里涅珂夫是《罪與罰》的主角，多爾戈魯基是《少年》的主角，斯塔夫羅金等新一代虛無主義者漸漸取代斯捷潘等自由主義的老一代成為《群魔》的主角，伊凡漸漸超過阿遼沙而成為《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實際主角。那新的一代在《白痴》中也咄咄逼人。他們所表述的思想既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贊成的，又有他反對的思想。在這些人物中，最重要的兩個角色是拉思科里涅珂夫與伊凡。我們可以援引別爾嘉耶夫的一個比喻，把前一種正面人物稱作“荷光者”，“荷光者”如梅詩金，阿遼沙趨向其他的人們；而把後一種被別人趨向的“問題人物”稱作“聚光者”，
“聚光者”是別人想去探測的人物，他們象一個謎，他們身上有濃重的陰影，但又有一束強光在他們身上打過，他們不像那些完全處在黑暗中的人們。劇情趨向于他們，他們佔據了舞台的中心，並繼續吸引著光芒投向他們，如果說這兩種人真正構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類型，那麼，這後一種思想者則更為突出，我們完全可以說他們構成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筆下思想者形象的主要類型。
五、思想者的特點
我們也許可以再仔細看一看出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如此獨特的一個思想者的家族，尤其是作為提問者的主要思想者類型，這些思想者有些什麼樣的基本特點呢？
如前所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前西伯利亞時期”的作品中，已經有了一些思想反省型的人物的雛形，但這些人物尚不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明確地區別于其他小說而構成另一種獨特的類型，也尚不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世界經典的意義。38富于意義的變化是發生在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幾乎是在妻子瀕死的病床前寫出了《地下室手記》，然後又失去了與之手足之情深厚並有共同事業的長兄米哈伊爾和朋友格里戈里耶夫。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最不幸的一年。但也正是這一年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前後期的一個根本轉折點。托馬斯•曼說《地下室手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轉折點，是他自身的一個突破。”39
在《地下室手記》之後的長篇小說──《罪與罰》、《白痴》、《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主人公，甚至還包括一些次要人物就都是屬于思想者類型的人物了。40這些思想者的一個最明顯的特點看來首先是他們的非功利性，他們不計算利害，不考慮得失，願為自己的思想付出代價，願為之受苦，乃至犧牲自己的生命。誠然，《罪與罰》的主人公拉思科里涅珂夫殺死女高利貸者的一個直接動因是金錢的壓力，是想發財而且馬上發財，而《少年》的主人公多爾戈魯基的思想也是一種發財的思想，而且是要發大財，即要成為一個象羅特希爾德那樣的巨富。但那是怎樣的一種發財的思想啊！拉思科里涅珂夫在拿到殺人劫來的錢財後幾乎立即就丟棄了，而且把自己的錢送給瑪爾美拉陀夫一家；多爾戈魯基在陳述了他的發財思想之後，在他後來的全部行動中不再見對如何實現他的發財夢有任何的實際舉措。而在他的陳述中，他也聲明他的要成為羅特希爾德決非是為了物質享受，說如果那樣的話，“思想”的全部魅力，它的全部精神力量都將會消失，41伊凡•卡拉馬佐夫也是“不需要百萬家私而需要解決思想問題的那種人。”他們實際上是把那思想本身看得遠比它們要給自己帶來的效果、好處更為重要得多。拉思科里涅珂夫後來承認他實際上只是想“試一試”他的理論，他可能仍然是一個自我主義者，但卻不是一個功利主義的自我主義者，他仍是為了自己，但不是為了自己的物質利益，而是為了自己的思想、想弄清楚、想驗證自己的思想，他說︰
“……我干那件事時，索尼亞，我想的並不是錢。我與其說是想錢，還不如說是想別的東西……現在我全曉得了……了解我吧！或許我決不會再犯謀殺罪了。我想弄清楚別的事情，正是別的事情在引誘我。那時我想迅速地弄清楚，究竟我象別人一樣是虱子呢，還是人。究竟我能不能越過障礙，究竟我敢不敢彎腰拾起來，究竟我是不是個發抖的畜生，究竟我有沒有權利……”
“……听著︰我那時往那個老太婆家去，我只是去試一試……你可以相信這句話！”42
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中的主人公，那些第一等的思想者幾乎全是如此，全是為了思想本身而並非是為了思想所帶來的利益而思考，這里且不談那些正面的人物如梅詩金、阿遼沙、佐西馬長老，那些矛盾的，乃至否定的形象如《群魔》中的斯塔夫羅金也是一樣，甚至他們與其說是要為自己牟利，不如說是戕害自己。歐洲的評論者更容易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這類人物與歐洲作家筆下的人物的根本區別，茨威格曾經寫道︰在歐洲每年要出五萬部的書，都是教人怎樣發財，怎樣成功，怎樣得到快樂，怎樣贏得朋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卻全不類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基本品質是他們的反資產階級，不追求小市民的幸福。43我們也許可以進一步指出，這些思想者不僅不是世俗的成功者，甚至差不多都是失敗者。44他們是罪人、囚犯、自殺者、發瘋者、病人、白痴……甚至連幾被視作聖人的佐西馬長老的尸體也沒有出現奇跡，乃至比常人更快地腐爛發臭。
巴赫金也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作為思想者的人物的“絕對無私”，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主要人物，作為思想的人，是絕對非利己的，因為思想確實支配了深藏在他們身上的個性的核心。這種無私，不是他們作為描繪對象的個性特點，也不是對他們行為的外在評價；這種無私表現出他們真正生活于思想的領域，“思想性”和“無私”在此幾乎成了同義語。在這個意義上，殺死並搶掠放高利貸的老太婆的拉思科里涅珂夫是絕對無私的；**索尼婭是絕對無私的；殺父的同謀者伊凡是絕對無私的。還有《少年》的思想，即要成為羅特希里德的思想，也是絕對無私的。45
不過，我們也要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思想者的這個特征，亦即一種不計個人私利，不計成敗地渴望獲取思想、追求真理、願為真理獻身的精神，也同樣出現在其他同時代作家的思想者形象之中，反映了處在十九世紀轉變時代的俄羅斯知識階層的一個共同特點，從而也是一個最一般的特征。所以，在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時代的其他作家筆下的思想者，也大致分享著同樣的特點。
屠格涅夫說，他的六部寫于19世紀50-60年代的長篇小說，就是“力圖把莎士比亞稱之為時代的具象和印記的東西，把作為我的主要觀察對象的俄國知識階層的人物迅速變化著的面貌認真和公正地描繪出來。”46
他展示了一幅從羅亭、列日尼奧夫到拉夫列茨基、舒賓、伯爾森涅夫、英沙羅夫、巴札羅夫、李特維諾夫、涅日達諾夫、索洛明這樣急劇變化的思想者的系列群像。47羅亭敏于言辭，弱于行動，到處流浪，碌碌無為，他不善經營，充滿孩子氣，依靠別人生活，但並不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是具有獻身于真理的熱情，這種熱切地追求真理、不計功利的精神也是後來的新知識分子的特征︰英沙羅夫獻身于祖國的獨立，巴札羅夫投身科學，冷靜的索多明獻身于他的事業，軟弱的涅日達諾夫也想獻身革命。客觀地說，盡管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多次談到追求進步的俄羅斯青年的寶貴獻身精神，《群魔》中的革命者形象卻不夠全面、豐滿，尤其彼得•韋爾霍文斯基有些被漫畫似地丑化了，這大概是引起民主派陣營憤怒的一個原因。而屠格涅夫則補足了這一點，也許，我們可以說他相當客觀準確地展示了一種勇于行動、急于變革的思想者形象，這種形象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中則表現得更充分，也更為理想化。重要的是，無論他們的思想傾向如何，這些思想者確實與那些卑鄙的鑽營者和渾噩的苟活者截然不同，他們為了思想和真理可以不惜利，也不惜命。
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也包含有許多深刻感人的思想探索者的形象，並且比屠格涅夫筆下的思想者更集中于生命與永恆的問題，而不止是時代、社會與愛情的問題。彼埃爾•別祖霍夫、安德烈•包爾康斯基以及列文、聶赫留朵夫等人物都是第一等的思想者形象。這些人物都極其珍視思想，珍視真理而不計較個人私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1877年《作家日記》中評論過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思想意義，他引小說中一個打獵的夏夜列文和另一位貴族斯梯瓦•奧勃朗斯基的一次談話為例︰奧勃朗斯基是個人主義者，享樂的行家，是機智的、生活舒適的，愉快的個人主義者。這類人一般都對妻子和孩子和藹，但很少想她們，他們喜歡輕浮的女人，但又喜歡一點優雅，喜歡海闊天空的談話。他們很能適應時潮而為自己謀利。他們實際並不是保守主義者而是機會主義者。從農奴制改革開始以來，這位貴族奧勃朗斯基馬上理解了問題的實質；他作了計算和考慮，由于鐵路家和銀行家已成為一種力量，他馬上便和他們發展關系和友誼。而列文則是另一種人，他也是一個貴族地主，他深為農民與地主的收入懸殊感到不安，竭力思考應該怎樣做才算公正，在他未解決這些問題之前他覺得自己不能安心享受自己的特權。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具有這後一特點的人焦急不安地、幾乎是病態地力圖回答自己的問題，他們有堅定的希望，熱烈的信仰，雖然幾乎什麼問題都不會解決。這一特點在列文對斯梯瓦的回答中充分表現出來了︰“不，如果這是不合理的，你就不能盡情享受這些特權，至少我辦不到，我最要緊的是做到問心無愧。”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著指出︰
請注意，我又要重復並急于重復一個特點︰這是一個多數，一個當代特殊的、這類新人──俄國人的新的根──的多數，他們需要真理，惟有真理，排斥任何相對的虛偽，他們為了獲得真理而不惜獻出一切，……最重要的一個特點還表現在︰他們非常不成熟，暫時來自各個階層和屬于各種信念︰這里既有貴族，也有無產者，既有神職人員，也有不信教的人，既有富人，也有窮人，既有老人，也有小姑娘，既有斯拉夫派，也有西歐派。信念上的分歧十分巨大，但對忠誠和真理的追求是堅定的，不可摧毀的，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都能為真理的言論而獻出自己的生命和全部財產。48
這揭示出當時俄羅斯知識階層多數人共有的一個特點，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的特點。具有“社會良心”含義的“知識分子”一詞產生于十九世紀的俄羅斯確實不是偶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有關《群魔》的寫作筆記中，也指出了這一特屬于俄羅斯，尤其屬于俄羅斯青年的特點︰
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臨終前說︰“俄羅斯萬歲！它有思想。他們，虛無主義者們，也有思想。”
他們的思想處于隱蔽狀態。我們也是有思想的人。俄羅斯這種永遠渴望獲取思想的願望，實在太好了。
為了真理不惜犧牲自己和一切──這就是新一代人的民族特性。願上帝保佑他們並賜予他們平靜的真理吧！因為全部問題就在于要珍視真理。這部小說就是為此而寫的。49
除了這個俄羅斯知識階層的一般特點，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又還有一些自己另外的特點。下面我們就來分析這些特點。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經常被置身于一種極具悲劇性的情節之中，浮沉于一個凶險的世界中，處在一種邊緣處中接受考驗。伊萬諾夫因之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稱之為“悲劇小說”，格羅斯曼強調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與驚險小說的聯系，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體裁與古代狂歡式的梅尼普體的淵源關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往往都導向一個大災難，導向一個悲慘的結局，導向凶殺或者自殺。這樣，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就決不從容，決不詩情畫意，而是常常被逼著尖銳、坦率地發表意見，因為他們是在瀕臨罪惡、瘋狂或死亡的邊緣說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總是充滿危機，隱含殺氣，氣氛凶險，隨時有可能發生最不可預測、最殘忍的罪行。其思想者在這種罪孽、悲劇的氣氛中也就有了一種深深的痛苦、緊張和不安。他們深深地為自己或他人犯下或可能犯下的罪孽感到痛苦，拉思科里涅珂夫為自己殺人感到痛苦，伊凡則為一種“思想的弒父罪”感到痛苦，梅詩金為他看到的所有罪行感到痛苦，佐西馬預感到可能發生的罪行而突然向米卡跪下。這里尤其深重的是一種道德的痛苦，是因人的罪惡感到的絕望和悲傷。這種極度緊張不安的特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小說的主人公身上已見端倪，而在他後期小說的思想者身上更有充分淋灕的表現。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還有一種生長性，或者說未完成性，甚至于是︰一種永遠的未完成性。有時好象達到了一個終點，但這終點很快又變為新的起點。這一特點甚至具體表現在思想的主人公的年齡上，他們只是年青人，或者都有點孩子氣，連老一代的自由主義者斯捷潘也是孩子氣十足。而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者隊伍里，還有特別的一個亞類︰這就是一些“少年思想者”。例如《白痴》中的伊波利特、郭立亞，《少年》的主角多爾戈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柯里亞、麗莎。這些少年往往敏感而自尊，穎悟而早熟，內心世界豐富多變，不可遏止地追求真理而又經常動搖不定，他們也不計功利，不計犧牲，極想行善但又常常做出蠢事來。他們也可以說是一些“問題少年”，當然主要是思想上而不是行為上的“問題少年”。他們也都極其珍視自己的思想和感受，雖然這些思想有的只是听來的流行意見。這類“少年思想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有的，在其他作家筆下很少見到的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還常常把思想的邏輯推到極端，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基里洛夫，他純粹是為了一種思想，為了一個問題而自殺的，他的自殺經過了長久的、甚至十分冷靜的思考，他覺得不能夠同時存有兩種不相容的思想，為了思想邏輯的徹底性，他必須自殺，這里容不得半點的妥協、怯懦、溫情和留戀。
這些思想者的另一個明顯特征是他們的反省性，是他們與活動家形成的鮮明對照。他們不是那種一往無前的人，不是那種看準了就直奔目標、一無反顧的人，活動家的思考常常只是要將這種思考迅速變為結論，又用這種結論作為采取行動的理由或者事後解釋自己行動的籍口。他們要把思想作為行動的武器或成功的利器，作為制勝的法寶，實際上，他們更喜歡理論、主義而不是思想。而思想者總要不斷停下來思考︰疑惑、猶豫、惶惑、懺悔、自責、反省……他們常常不僅為思想痛苦，為思想而病，甚至死于思想。他們的思想變成理論，可能會成為別人手里殺人的利器，如波費利指出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理論能殺人，而斯麥爾佳科夫則徑直運用了伊凡•卡拉馬佐夫的理論來殺人，而他們自己卻殺不了人，他們或者下不了手，或相當偶然地殺了人立刻陷入極度痛苦之中而不得不自首，這些思想的主人常常只會因這些思想傷害或殺死自己。
而且，這些思想者有時不僅似乎失去了行動或者說堅持行動的能力，糟糕的是他們似乎還是有意地無所事事。當然，這里的一個現成理由是他們要騰出時間來進行思考，思想本身成了頭等重要的事情，成了他們唯一值得嘗試的事業，而不管其成敗利害。他們中有些人我們根本不知其生活來源，有些坦然接受別人的施惠，有些無疑是在窮困中，卻仍然在餓著肚子思考。他們似乎只是靠思想活著，生計及其發達問題對他們不是重要的，發財成為他們思想的內容甚至理想似乎只是時代的一個印跡，提供給他們思考的材料，如若換一個時代，換一些問題，他們也仍然會緊張地思考，會通過這些問題直溯根本。他們似乎生來就是思想者，少年多爾戈魯基如此說到思想對于他的意義，他如何珍重自己的思想，即便那思想有時把他拖入惡行，並且肯定會拖入孤獨︰
在“我的思想”里包含著一些我還沒有解決的問題；但是除了我以外，我不願讓任何人去解決它們。最近兩年來我甚至不再看書，怕看到不利于我的“思想”的、會使我感到震驚的篇幅。……
……不，我是不能與人交往的；我現在也這麼想；四十年以後我會講的。我的思想需要一個隱藏之所。50
他又說︰
簡單說來，我可以直言不諱，一個人頭腦里有了一個凝固不變的、持久的、不可抗拒的、並被深深地吸引住的東西，那他仿佛因此就會脫離整個世界，隱遁到曠野里去了，一切所發生的，除了最重要的以外，都會被遺忘。甚至留下的也是不正確的印象。除此之外，主要的是總是有個借口。當時我使母親那麼痛苦，我又多麼可恥地拋棄了妹妹︰“唉，我有一種‘思想’，而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對自己似乎是這麼說的。我本人受了侮辱，受了極大的侮辱，──我受到侮辱，一氣走了，接著忽然對自己說︰“唉，我出身微賤，可是我到底還有‘思想’，他們都不知道這點。”
思想差不多總是要在隱蔽與孤獨狀態中成長，盡管它們又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訴說和對話，但它們必須先在孤獨中孕育。在思想者看來，思想有一種至高無上的意義。同樣是這位抱有發財夢的少年說︰“首先是最崇高的思想，其次才是金錢，光有金錢而沒有最崇高的思想的社會是會崩潰的。”51思想常常帶來苦惱，也帶來匱乏，那不是給個人帶來物質利益，使人在塵世成功的思想，但思想在他們眼里仍然至為重要，它高于快樂，高于溫飽。但偉大的思想卻使人苦惱了。“有思想的人活得很苦惱，而沒有思想的人卻活得始終很愉快。”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這些思想者似乎在人類中構成了一個特殊的家族。他們一是區別于不去想這些事的普通人，一是區別于一心想成功的活動家。與第一種人的區別可形象地見之于女僕那思泰莎與拉思科里涅珂夫的一段對話︰
“她是傻瓜不錯，正象我一樣。但是倘若你是個聰明人，你為什麼象一只口袋樣在這里躺著，一點也顯不出聰明來呢？有一個時期你常常出去，你說是教小孩子。但是，你為什麼現在什麼事也不干呢？”
“我在干……”拉思科里涅珂夫愁眉不展地勉強開口道。
“你在干什麼？”
“干工作……”
“什麼工作？”
“我在思想。”他停了一會嚴肅地答道。
那思泰莎听了笑得直不起腰。她愛笑，只要有什麼事情使她開心，她便可笑到出不了聲，渾身又是顫又是抖，直到她覺得有些作嘔了為止。
“你的思想使你賺了許多錢嗎？”她終于能說出話來。
他們與第二種活動家的區別則可見之于一個一心只想往上爬，到處活動的神學生拉基金與阿遼沙的對話，拉斯金以自己的心思度量卡爾馬佐夫兄弟︰“你們卡拉馬佐夫一家的全部問題就在于︰好色，貪財和發瘋！……在這方面，米欽卡也有他的長處；他沒有錢，卻能娶她。是的，會娶她的！他會拋棄未婚妻，高貴有錢，上校的女兒，美貌無雙的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去娶那個市場議長、淫蕩的粗人、老商人薩姆索諾夫以前的姘婦格魯申卡。從這團亂麻里，真的會弄出刑事糾紛來的。你的胞兄伊凡就等著這個機會，好吃到甜頭︰得到他苦苦思慕的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同時又弄到她的六萬盧布嫁資。”52而阿遼沙的回答則是︰“伊凡的眼光要比這遠大些。伊凡不會為了幾萬盧布受誘惑。伊凡追求的不是金錢，不是安靜。他也許是在尋求苦難。……他的腦子著了迷。他有重大的思想問題沒能解決。他是不需要百萬家私而需要解決思想問題的那種人。”53
拉基金只能以自己的想法去揣測他人的動機，他只能想到這些，只能這樣解釋，而這種解釋也不全錯，問題是還有些更高的東西是他沒有看到的，而如果始終沒有一種思考的反省精神進入其心，他將永遠看不到這一點。自然，他也因此就難于預料和理解後來米卡的甘願含冤受罰和伊凡的自首和發瘋。總之，與安于其分的普通人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這些思想者就已經是少數了，如果再把那些確有堅強意志和巨大才能，不安其分、不擇手段的活動者或野心家剔除出去，他們就更其是少數了。但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雖然普希金筆下的阿樂哥是少數，奧涅金是少數，“只要有些‘優秀分子’，只要有十分之一不安的人，就足以使其余的絕大多數因為他們而不得安寧了。”54他們都暗暗懷著某種偉大的孤獨的痛苦，不會有很多人理解他們，而他們自身內部也有激烈的爭論，他們甚至不斷地在和自己爭論，毫不計較功利和效果。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思想不會在社會上產生效果，包括產生負面的後果。
這些思想不僅不能給思想者帶來好處，甚至可說是極其傷人的。常常還是致人死命的。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總是看見死亡，總是看見謀殺和自殺，思想真是要命的東西。《罪與罰》、《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在情節上都是圍繞著幾個謀殺的刑事案件展開，《白痴》的最後結局也是死亡，也是一個謀殺案件。拉思科里涅珂夫、伊凡•卡拉馬佐夫幾位主人公都是在生命與永恆、道德與上帝的問題上苦斗，令人感覺就像是一種垂死的掙扎。他們在難以破曉的黑暗中孕育的思想或者誘使他們自己去殺人（拉思科里涅珂夫），或者誘使他人去殺人（伊凡），然而，他們在傷人的時候也傷到了自己。拉思科里涅珂夫與米卡接受了不僅刑事的懲罰，更受到自己心靈的懲罰；梅詩金重新回到“白痴”狀態；沙托夫被殺；斯塔夫羅金自殺；伊凡•卡拉馬佐夫精神失常。我們還可以列出一串自殺者的名單︰《群魔》中的基里洛夫、《少年》中的克拉夫特；甚至連《罪與罰》中的司維特里喀羅夫，《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斯麥爾佳科夫也自殺了，他們的自殺並不止是畏懼刑事的懲罰；《白痴》中的伊波利特、《一個荒唐人的夢》中的“荒唐人”也試圖自殺。55
這樣一種只求真理、不計功利，不計成敗、不惜性命的氣質似乎更多地為十九世紀中葉俄羅斯人所具有。其它在俄羅斯西方或者東方的民族，當時或者因為過于發展，或者因為不夠發展，似乎都沒有以強烈的民族性表現出這種氣質。而這樣一種思想者的氣質又特別地為一部分俄羅斯貴族的後冑所具有，《少年》的主人公如此談論作為貴族私生子自己的及其父親的思想︰
評論這樣的人應該有別于其他的人，讓他們永遠這樣過日子吧；這決不是不象樣；相反地，假如他們安份守己，或者一般地說，變得和普通的人一樣，那倒是不象樣了。他對貴族的贊美，還有他“我要死為貴族”這句話一點兒沒有使我發窘，我知道他是個怎樣的貴族；他是個這樣的人，願意獻出一切，做個爭取人人享有政治權利和起著主導作用、主張“思想調和”的俄羅斯思想的提倡者，雖然這一切，也就是“思想調和”，甚至是無稽之談（當然是不可思議的），但是有一點畢竟是好的，那就是他一生崇拜思想，而不崇拜愚蠢的小金牛。天哪！我在構思我的“思想”的時候，我，我本人難道崇拜過小金牛，難道我當時是以金錢為目的的嗎？我敢發誓，我需要的只是思想！56
當然，貴族已成余孽，從其他階層中涌現的思考和反省型知識分子也馬上要被精英中的活動家擠到一邊，這種境況是相當令人絕望的。即便是在俄羅斯這樣一個渴望思想和真理的民族中，這些思想者在人群中也仍然是處于極少數。精英在任何社會中都是少數，而思想的精英更是“少數中的少數”。而由于他們的無力、無暇，或者不屑于行動，他們還可能常常是處在這少數居于社會上層的人們中的下層，是“統治者階層中的被統治者”57。他們也基本上是屬于那種從普希金起就開始愈來愈多地見諸形象的“多余人”範疇，他們在日後急劇轉變的年代將更加顯得“多余”，他們在即將來臨的時代數量也就會愈來愈少，以至他們常常自稱為“最後的莫希干人”，就象《羅亭》中列日尼奧夫對羅亭所說的那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也說過類似的話。58
六、作為問題的思想
以上各節所述思想者的孕育、誕生、類型和特點都指向思想的問題性，都是為了說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思想的性質︰即思想主要是作為問題出現，思想總是處在緊張的對話和交鋒之中，並且到最後也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作品以及作者不表現出某種傾向，但由于這些問題的根本性和復雜性，還是不可能給出最後的定論。下面我們要進一步來說明這一點。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後期的成熟作品中，重要的思想幾乎都是被“說”出來的，也就是說，很少是作為心理的描寫，由作者敘述一個人在想什麼而表達出來的，更罕見有例如托爾斯泰作品中那樣大段作者插入的獨白和哲理性議論。在那種心理的、思想的陳述後面，實際上總是隱藏著一個君臨作品中所有人物的作者，是作者在主導思想的進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不多見的第三人稱如《罪與罰》中所描寫的的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心理過程，地下室人與《少年》主人公的思想陳述，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也都是在和他人的潛在爭辯和對話中展開，只不過這種爭辯對象在那里不表現為具體的人物。無論如何，那些最精采、最深沉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在大段淋灕的對話或集體討論中展現的，例如《罪與罰》中拉思科里涅珂夫與波費利的三次談話，拉思科里涅珂夫與索尼亞的多次談話；《白痴》中梅詩金公爵與葉班欽將軍夫人及三位女兒的初次談話；葉甫蓋尼•巴甫洛維奇、列別杰夫、普季岑、加尼亞、郭立亞等在列別杰夫家里的談話；伊波利特欲自殺前在眾人面前宣讀他的聲明及其議論的場景；梅詩金在葉班欽將軍家的一次聚會上的談話；《群魔》中基里洛夫分別與斯塔夫羅金、與彼得•韋爾霍爾斯基的兩次談話；沙托夫與斯塔夫羅金的談話；斯塔夫羅金與吉洪的談話（當時刪去未發表）；希加廖夫等人在維爾金斯基家一次聚會上的發言；彼得•韋爾霍文斯基與斯塔夫羅金的一次路上交談；《少年》主人公與其同學的談話、與其父親的多次談話；《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佐西馬長老、佩西神父、米烏索夫、伊凡•卡拉馬佐夫等在修道院里的一次聚談；伊凡•卡拉馬佐夫與阿遼沙的多次談話，米卡與阿遼沙的談話；佐西馬長老臨終前對教士們的長篇遺言；麗莎、柯里亞分別與阿遼沙的談話；伊凡與斯麥爾佳科夫、與魔鬼的談話，審判米卡的法庭上的辯論等等。而且，有時是“話中有話”，如在所有談話中最重要的一次談話，就是在伊凡•卡拉馬佐夫與阿遼沙的談話中又包括了長長一段宗教**官對默默無語的上帝的說話。59正如茨威格所說，陀斯妥耶夫斯基借以深入主人公心靈深處的那個秘密工具便是話語。歌德是借助目光來描述一切的，歌德是雙眼看世界，而陀斯妥耶夫斯基是用雙耳听干坤。陀斯妥耶夫斯基必得先听見自己的人物說話，或讓他們開口說話才好思考，好讓我們如見其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對兩位俄國小說家的精闢分析中也把這一特點表述得相當明確︰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我們由于目睹而耳有所聞”，而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我們由于耳聞而目睹。”60
而且，這許多重要的思想不僅是被“說”出來的，而且還常常是被“轉述”出來的。這里所說的“轉述”還不僅是指當時實有其人的某些人的思想被作品中的人物轉述，例如車爾尼雪夫斯基合理利己主義的思想被《罪與罰》中的盧辛轉述，別林斯基的某些思想被《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柯里亞轉述。還包括作品中人物的思想被另外的人物轉述，例如《罪與罰》主人公拉思科里涅珂夫“越界”思想的最主要部分分別被大學生、被波費利、被司維特里喀羅夫轉述；61《白痴》主人公梅詩金很重要的一個“美拯救世界”的思想是由伊波利特轉述，而伊波利特又是听郭立亞向他轉述的；62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視為《群魔》第一主人公的斯塔夫羅金自己幾乎沒有表達過什麼思想，而他的矛盾思想又可以說分別包含在曾經深受其影響的沙托夫、基里洛夫與彼得•韋爾霍文斯基的思想之中；而斯塔夫羅金自己也轉述過彼得•韋爾霍文斯基的想法；63希加廖夫的思想分別由跛腿教師，彼得•韋爾霍文斯基轉述；64《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極重要的宗教**官的思想是出自伊凡•卡拉馬佐夫寫的一個傳奇；65而伊凡的思想分別被米烏索夫、拉基金、佐西馬長老、斯麥爾佳科夫、甚至魔鬼轉述過，66拉基金的話也曾由米卡轉述，67而且，這些轉述還經常發生在該思想的主人本人就在場的情況下，如上述拉思科里涅珂夫、希加廖夫、伊凡在場的某些場合，卻是由其他人而不是他們自己來表述其思想。並且愈是重要的思想愈是反復出現、愈是被多人在不同的場合轉述，最著者如拉思科里涅珂夫和伊凡的思想，作者這樣做似乎是在考查這些思想在不同的境況中，對不同的人所產生的效果，考查它們將遇到的來自各個不同方向的挑戰。
我們可以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觀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敘述角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品中有過各種敘述角度的嘗試︰有在“你-我”之間的敘述︰如《窮人》、《九封信的小說》；有以第一人稱“我”作為主人公的敘述，如《白夜》、《地下室手記》、《涅朵奇卡》、《小英雄》、《賭徒》、《荒唐人的夢》、《少年》，其中前兩部的主人公我們甚至不知其名，《死屋手記》、《溫順的女性》則是在作者簡單交代一下故事就徑直用“我”敘述；還有用“我”作為較次要的敘述者，如《莊院風波》、《被欺凌與被侮辱的》、《群魔》；再就是第三人稱的敘述，包括《孿生兄弟》及後期最重要的長篇《罪與罰》、《白痴》、《卡拉馬佐夫兄弟》，作者有時也在開始作為潛在的敘述者出現一下，但很快就隱沒不見。總之，在後期最重要的思想性小說中，除了《地下室手記》、《少年》之外，作者都不出現，或只起很次要的作用，其中主人公的思想自然也不等同于作家的思想。可以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個最擅長描寫思想性的對話、多人談話、轉述和話中有話的的藝術家。68而這一切又都是經過了他的心靈來進行轉述，他和他的人物一起思考、一起感受、一起痛苦。
談話和轉述自然只是手段，問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什麼熱衷于讓人們自己說話和轉述？為什麼他不僅用人物轉述各種現實的時代思潮，而且在各個人物的思想之間也經常采取轉述的方式？為什麼他不僅使自己與書中的人物保持距離，甚至也讓各個人物之間保持距離？這些問題可以把我們引到為什麼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直接表述自己的思想的問題，即為何既然他那里隱藏有那麼多深刻的哲學思想，卻不以哲學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思想？更貼切的提法也許應該是︰至少，為什麼他不像比方某些存在主義作家加謬、薩特那樣除了寫小說之外，也寫一些直接闡述自己思想的哲學著作？德國哲學家勞特就曾提出過類似的問題，說既然哲學如此強烈地佔據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心靈，為什麼他沒有直接搞哲學？為什麼他要走一條通過小說表現的迂回道路？這個問題乍看起來是有點可笑的，一個人一生做了這件事就不能做那件事，走了這條路就不能走那條路，探討一個人為什麼不走另一條路不像探討他為什麼走了這條路那樣有意義。勞特提出這個問題是與他試圖全面系統地闡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哲學思想有關。勞特在寫他那本《陀斯妥耶夫斯基哲學——系統論述》（1950年出版）時，看來還沒有讀到巴赫金的著作。69否則，在巴赫金之後，任何一個試圖依據陀斯妥耶夫斯基文學作品來闡述其思想的人，是不能不面對巴赫金提出的問題的，他必須首先對巴赫金提出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事實上恰恰不可能成為體系哲學做出某種交代和解釋。不過，勞特的問題可以啟發我們進一步探討陀斯妥耶夫斯基思想的性質。
陀斯妥耶夫斯基是罕見的藝術家中的思想者，對思想一直有一種極其執著和感人的追求。他在早年尚未開始踏入文學創作生涯時，給兄長的信中就說他想破解人這個謎，因為他想成為一個人，說他不知道他的“憂傷的思想何時才能平息”。在他的《窮人》取得成功之後，他放棄已經快寫完的《被剃掉的連鬢胡子》，是因為“現在我心中更為新穎、生動和鮮明的思想要求我把它們遣之筆端。”70他說他希望一個明確的、總體的、具有真理性的思想，但降而求其次，那怕一個足夠深刻的思想也行。1865年，他在給屠格涅夫的一封信中抱怨我們的時代，特別是文學，沒有一個總的見解，總的信念。711870年，他又在給斯特拉霍夫的一封信中說當時的文學界“沒有一個真正理解的，堅定的思想，那怕只有一個，甚至是錯誤的也好！”72他為自己的小說《白痴》辯護，因為︰“我維護的不是長篇小說，而是我的思想。”73他的作品中所涉及的思想都是頭等的，有著最深刻和最廣泛的哲學以及神學思想的含義，他提出的問題是真正的問題，他在1870年5月28日給斯特拉霍夫的信中他說過他“很愛哲學”，他晚年與哲學家、神學家索洛維約夫也相交甚深，他甚至在流放歸來之後曾經想過寫一部哲學著作，但卻還是沒有寫。
很顯然，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有思想、有哲學，而且是很深刻的思想，是第一流的哲學，但是，為什麼這些思想不以哲學的形式出現呢？最簡單、當然也基本正確的回答當然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最擅長的並不在哲學，甚至不僅他個人，他所屬的民族相對于有些民族（如日耳曼民族）來說也不是最擅長于此。但他有他所擅長的表達思想的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是一個藝術家，他的最大才能也就在這里。當然，這樣說可能還不夠，還沒有說出原因的全部，也許還有一些原因，比方說，正是他所持有的或在他心中經歷的思想的性質，即這種思想的問題性和對話性，使他沒有用哲學的方式去直接陳述思想。簡言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正是作為一種問題的思想存在的，其思想的獨特和深刻所在正在于其問題性，在于其作為問題的未完成性和開放性，以及問題本身的深刻和根本性，這種作為問題的思想的確很難被整理成系統的理想，甚至它本身就拒斥被體系化，它甚至很難被概念準確地表達，它必須與人物形象和情境緊密聯系在一起才能夠和盤托出，才能夠保持其生動性和緊張性。
還有一個問題是︰在既定的、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在其中各個人物所表達的思想中，究竟那一些是屬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思想？或者更確切地說，那些思想是他所贊成或部分贊成的，那些是他所反對或部分反對的。在這方面，我們一直听到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把其中許多人物，或者至少主要人物的思想都歸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有一個統一的思想體系，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思想；第二種說法則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讓其小說中各種附著于人物的思想保持了自己的主體性和獨立性，其作品中的思想是多元的、復調的、對話的。後一種說法的代表如巴赫金的觀點我們已經敘述過了，前一種說法則不僅在巴赫金之前，在他之後也仍有一些人堅持。
例如，杜勃羅留波夫在評論《被欺凌與被侮辱的》時說︰“在整個長篇小說里登場人物所說的話像作家自己一樣；……在所有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作者自己，而不是那種代表自己而說話的人物。”74托爾斯泰在與盧薩諾夫的一次談話中，接著盧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所有人物，連15歲女孩在內，用的都是作者本人的語言之後說︰“何止是用作者的語言說話，他們說的還是某種冗長而做作的語言，表達的是作者本人的思想。”75舍斯托夫把《罪與罰》中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思想和《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宗教**官”的思想徑直認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高爾基也把《卡拉馬佐夫兄弟》中麗莎的話作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態思想來予以抨擊。至于伊凡•卡拉馬佐夫的思想，“宗教**官”的思想更經常被認為表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隱秘思想，如勞倫斯、舍斯托夫、別爾嘉耶夫、毛姆等都如此認為。
對這一問題我們也許可以作如下的回答︰確實，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許多人物的語氣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這種語氣甚至有時不符合人物的個性；在某種意義上，書中各種人物的思想除了一些明顯的例外（如《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瓦爾科夫斯基公爵所表達的極端利己和享樂主義的思想），幾乎都可以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內心所經歷過、甚至依然部分贊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一過程中也明顯表現出一種一貫而執著的傾向，我們常常可以看出他力圖擺脫什麼，竭力地追求什麼。但我們還是可以說︰陀思妥耶夫斯基通過他所處理的各種人物之間的關系，通過對話和轉述等方式還是與其中各種思想保持了相當的距離，我們有時會在一些明顯帶有一些卑鄙習氣的人物（如列別杰夫）那里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所著政論中所表達過的思想。反之，在有些未犯任何罪的少年（如麗莎）那里所表達的思想，可能恰恰正是他要反對或者質疑的。這種情況有助于使思想保持它們的獨立性，使思想不因思想表述者的好壞而被隨意褒貶，大體來說，他在他的小說中並沒有做出結論，沒有排列人物和思想的善惡高下的次序，沒有讓正面人物都說他贊成的思想，反面人物都只說他反對的思想，甚至有時候他恰恰像是反其道而行之。
我們還注意到︰幾乎所有人物的思想都是在“他人在場”的情況下進行，都呈暴露狀態，處在一種急急忙忙要向他人證明什麼、交代什麼、反駁什麼的過程中，他們的思想因而具有一種緊張不安的特征，使思想處在一種不斷轉折的過程之中。這使思想者苦惱，但也正是這一點給思想帶來了一種活力。這不是死的、定形的理論，不是作為旗幟來吸引門徒的教義，而是作為問題來吸引對話者和辯論者的活的思想。思想者總是意識到周圍有不同意他的思想的人，至少是有不了解他的思想的人存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中僅具雛形的思想者那里，思想者還是相當膽怯的、防守的，而從地下室人那里，卻開始有了一種凶狠的、進攻的特征。但是，在地下室人那里，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一種不斷的騰挪、躲閃、跳躍和回轉。思想者總還是有一點害怕，不止是怕具體的東西，例如波爾宗柯夫怕自己前途的不測，于是不斷的攢錢，而且更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怕，一種具有本體意義的怕，一種甚至對自己也感到害怕的真心實意的怕，一種感覺到自己生存的根基正在崩潰的怕。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當充分地意識到了現代價值體系將趨于分崩離析的狀況，預感到了人類也許正在進入一個到處酥化脫節的時代，預感到了一個諸“神”斗爭的時代，一個生活著各種異質的信仰、興趣和生活態度的人們的時代。盡管他自己是多麼渴望有一個“總的見解”、一個總的信仰，但他還是給予了各種見解和信仰以一種獨立存在的余地。他似乎預感到這一切都是必須承受的。這一時代的思想常常不能不是一種“地下室”的思想，一種“晚上”的思想，盡管不那麼溫和、光明，充滿希望，卻“比較坦白和直率！”76處在這一過程中的思想不能不表現為各種問題。簡言之，這類“成問題的思想”是直接來源于“成問題的時代”。
總之，我們可以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之中所表現的思想是一種作為問題的思想，這也為作者本人及許多評論家所承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的草稿中寫到︰“在這部小說中，要重新發掘所有的問題。”77而這句話也同樣適用于在這之後他所有的長篇巨制。茨威格在其《三大師》的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中談到俄國文學家時說︰“在我們心中已化作冰冷概念的所有問題卻還在他們的血液中燃燒。……在俄國，人們懷著一種未被濫用的好奇心再次向無限提出生命的所有問題，這是俄國人對歐洲做出的難以言述的貢獻。當我們被教養弄得遲鈍懶惰時，他們卻依然神采飛揚。陀斯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每個人都將所有的問題重新審視一遍，用自己流血的手挪開善惡分界石，將心中的混亂改造成為世界。”78紀德也寫道︰“他所顯示的思想常常只停留在提出問題上，他不尋求解決和陳述──因為這些問題極其復雜，且又互相糾結，互相交錯。”79毛姆認為︰“《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偉大意義就在于它所提出的問題的重要性。”80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思想不是作為定論的思想，不是作為理論的思想，而是作為問題的思想。
無論如何，這些問題對于生活在現時代的人們來說，既是極其重要、生死攸關的，又是復雜糾纏、懸而未決的。因為它們是涉及到人的生命根基的問題，是有關道德、宗教與人性基本事實的問題，是有關現代性與永恆之關聯的問題。有關永恆的問題自然始終會是永恆的問題，但這一永恆的問題在現代是以尤其緊迫，甚至凶險的形式表現出來了，懸于人類頭頂的不僅有物質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更有精神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陀思妥耶夫斯基雖然預感到、並以極其生動有力的方式凸現了這些問題，但這些問題並沒有在他那里得到根本的解決，他只是朦朧地感覺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一些可能方向。而且，“懸而未決”的含義還在于︰這些問題，尤其是涉及生命根基的那一問題最終只能由每個時代、每個人自己來解決，而決不能由前人、由他人、由集體、民族或者國家來代為解決，假如說它對過去的人們來說是已經陳舊，甚至在有的個人那里是已經解決的問題，它對正在不斷來臨的每個人仍舊是一個新的問題，他仍然必須由自己來解決這一問題，甚至在他沉重的肉身尚未結束之前，他必須不斷地解決這一問題。這就是為什麼要有對問題的不斷“重新發掘”、“重新提出”、“重新思考”和“重新解決”，這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及其書中的人物屢次承認的︰“上帝的問題折磨了我整整一生”。他不知道還有什麼問題比這一有關永恆和終極關切的問題更為重要，不知道還有什麼問題最終不與這個問題發生關聯，不知道還有什麼問題能像這個問題一樣佔據人的全部身心。
1這一對概念首先是別爾嘉耶夫從考察俄羅斯詩歌的演變中提出來的。中國對“黃金時代”的俄羅斯文學一向譯介很多，對“白銀時代”則很少注意，但最近也接連推出了這方面的一些譯叢，例如98年出版的作家出版社的“白銀時代叢書”，學林出版社的“白銀時代俄國文叢”。
2伯林說︰“早期俄國知識分子創造了某種最後注定在全世界產生社會與政治後果的東西，以俄國大革命為這股運動最大的一個效果，我想是公平之論。”但革命並未循這些作家與小說家所預期的路線發生。“連法國大革命在內，不曾有什麼事件像俄國革命一樣在事前的一世紀里經過這麼多討論與思索。”見其《俄國思想家》，彭準棟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版，第154頁。
3見上書和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家︰19世紀末到20世紀視野俄羅斯思想的主要問題》，雷永生譯，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版。而據索赫里亞科夫在1996年11月莫斯科“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世界文學”國際學術會議上的報告，“俄羅斯思想”作為一個術語是首先出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發表的《作家日記》中的，參見《俄羅斯文藝》1998年第4期。當時俄國知識界的思想集中表現于文學的一個原因是沙皇嚴格的檢查制度將社會政治觀念驅入了文學領域，而俄羅斯的知識者也富于文學修養並酷愛文學，如別林斯基說︰“俄國文學是我的命、我的血。”本世紀初科羅倫克亦言“我的國家不是俄國，我的國家是俄國文學。”轉引自伯林《俄國思想家》，第176-178，208頁。
4別爾嘉耶夫說︰“憂傷是精神上的，並且與過去相聯系。屠格涅夫主要是個憂傷的藝術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是淒慘的藝術家，淒慘是和永恆相聯系的。憂傷是抒情式的，淒慘是悲劇式的。”見《自我認識——思想自傳》，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40頁。
5見G•Steiner︰TolstoyorDostoevsky︰AnEssayinContrast,FaberandFaberLimited,1959,P.348.
6轉引自弗里德連杰爾︰《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世界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頁。
7洛扎諾夫（羅札諾夫）︰《隱居及其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26—127頁、189-190頁。
8見其“俄國小說家（1887）”，載《歐美作家論列夫•托爾斯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155頁。
9E•M•Forster:AspectsoftheNovel(NewYork,1950)，轉引自G•Steiner︰TolstoyorDostoevsky︰AnEssayinContrast,FaberandFaberLimited,1959,p.7.
10G•Steiner︰TolstoyorDostoevsky︰AnEssayinContrast,FaberandFaberLimited,1959,P.344.
11貝德葉夫(別爾嘉耶夫)︰《杜斯妥也夫斯基》，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8-29頁。
12《杜斯妥也夫斯基》，第39-40頁。
13《杜斯妥也夫斯基》，第194-195頁。
14分別見《杜斯妥也夫斯基》，第189、195-197、201頁。
15見其《俄國思想家》“刺蝟與狐狸”一篇，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版。
16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39頁。
17seeV.Seduro:DostoyevskiinRussianLiteraryCriticism,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7,p.43.
18轉引自山東大學俄甦文學研究室編《俄甦文學》，總第11期（1985.8）。
19茨威格︰《三大師——巴爾扎克、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頁。
20彼烈威爾澤夫(Perevezev)1921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與革命”一文中寫道︰“談論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我們的意義也就是談論我們現在生活中的最熾熱和最深刻的問題。被強力的革命的旋風席卷，陷在他所提出的問題之中。熱情而又痛苦地領悟到革命悲劇的所有興衰，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發現我們自己，在他那里發現對革命所提出的問題的一種熱情和痛苦的把握，就仿佛他與我們一同經歷了革命一樣。”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時是一個革命者和反動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示革命的基礎並不是偉大的憐憫，而是被**者的偉大的憤怒、自我肯定與自我意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沒有任何對革命的理想化，革命為那些一直聚集在被欺凌者中的憤怒與毀滅欲望提供了一條出路。革命的心理機制可歸之于被**者想成為**者的企圖，奴隸想成為專制者的企圖。粉碎自己最直接敵人的沖動將變成粉碎一切異議者的沖動，一切都回到出發點，只是奴隸與君主的位置互換了。革命的恐怖還不在于它是浸在血泊與殘忍中，而是在于它所許諾的“黃金”在犯下所有形式的殘忍之後變成了碎片。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解剖革命的專家，甚至看到了革命領袖看不到的秘密。“陀思妥耶夫斯基預見的一切都變成真實的了，他甚至預見到了他們的失望，描述了那‘不能忍受他們自己的反抗’的革命者的反叛，這樣，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早在現在的革命數十年前，就比許多現在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理想主義者更早的把握到了革命的機制，正是這一點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我們現在如此接近。”“迄今為止，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革命所說的是一種對其本質的最深刻解釋（就這一革命是小資產階級反叛的結果而言）。一個人能從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學到很多，理解很多，能對目前正在我們眼前進行的革命的許多事情作出一種健全的判斷。”轉引自V.Seduro,DostoyevskiinRussianLiteraryCriticism,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5,pp.129-132.
21“漫談陀斯妥也夫斯基”，載《俄甦文學》1985年第5-6期合刊。
22《俄羅斯的宗教》，高驊譯，楊德友校，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4年出版，第175頁。
23V.Seduro:DostoyevskiinRussianLiteraryCriticism,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7,p.210.譯文從巴赫金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所引，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52頁。另恩格爾哈特的文章英譯為“Dostoyevski-sideologicalnovel”，可直譯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觀念形態小說”。
24以上見巴赫金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版，尤其是前三章。
25《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第135頁。
26《窮人》，載《中短篇小說》一，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頁，本書所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譯名和引文，均采用書尾“參考書目”中所列版本。
27《窮人》，載《中短篇小說》一，第9頁。
28《中短篇小說》一，第128頁。
29《孿生兄弟》，載《中短篇小說》一，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頁。
30《女房東》，載《中短篇小說》一，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75-376頁。在此可以比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段話︰“為了寫一部長篇小說，首先要儲存真正由作者的心靈體驗過的一個或幾個強烈的印象。這便是詩人的事。主題，大綱，完美的統一便由這個印象發展而來。以後便是藝術家的事了，雖然藝術家和詩人在這兩個方面都是互相幫助的。”載《陀思妥耶夫斯基論藝術》，桂林︰灕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381頁。
31《溫順的女性》，載《中短篇小說選》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614頁。穆勒1869年發表了為女性權利辯護的論著《論婦女從屬的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已看到過。
32另一些未表述思想的反面人物如流氓拉姆別爾特、苦役犯費季卡等不計在內，而一般被視為反面人物的《罪與罰》中的司維特里喀羅夫，《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斯麥爾佳科夫究竟屬于何種性質使人極費躊躇，他們均犯了殺人之大罪，且表現出一種卑鄙無恥，但他們又自殺了，他們究竟為什麼自殺？他們難道只是畏懼懲罰而自殺？他們肯定有自己的某些想法，然而，這些思想深深地隱藏在黑暗中使我們不得而知！
33陀思妥耶夫斯基︰《書信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頁。
34《書信選》，第383頁。
35《杜斯妥也夫斯基》，第185頁。
36轉引自《英國作家論文學》，北京︰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429頁。
37參見《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憶錄》，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589頁。
38英國一位評論者瓊斯（M•Jones）指出︰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中發生了一個基本的變化，粗略地說，他開始了寫世界經典。如果他1863年死去，甚至今天西方讀者會听說他都是可懷疑的。也許僅某個奇特的短篇，比方說《白夜》，可能會被十九世紀俄國小說史提及。而《死屋手記》可能在俄國監獄文學中佔據一個突出地位。《被欺凌的與被侮辱的》命運也不確定。人們廣泛承認，主要的變化是從這時候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開始圍繞著下列具有使世界分崩離析含義的思想觀念建立︰世俗與神聖的合法力量的被強奪；剝奪生命以達到某種善；一個不再有聖潔和罪惡的世界的來臨；社會解體與無政府狀態；弒父與上帝觀念的死亡等等。見M•JonesandG.Terryed.,NewEssaysonDostoyevsk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p.5.
39《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第99頁。舍斯托夫等也極推崇《地下室手記》，紀德甚至認為這本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生涯的頂峰，把它當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拱頂之石，並說他不是唯一這樣認為的人。但這種說法可能估計過高。
40這里似乎還可以再區分出兩種思想者︰一種是與性格、情節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思想者，他們常常是作品的主人公，如拉思科里涅珂夫、伊凡•卡拉馬佐夫；還一種似乎只是某些思想的表述者、評論者，例如《白痴》中的葉甫蓋尼•巴甫洛維奇。
41《少年》，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頁。
42《罪與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3-494頁。
43見其《三大師》，紀德也在比較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巴爾札克的作品中指出︰巴爾札克的作品的主人公有很大數量都是以聰明才智和頑強意志獲得事業上榮耀的成功者，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中“沒有一個偉人”，就如佐西馬長老這樣的人物也只是一個聖人，而不是偉人、英雄。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第114-115頁。
44不僅是世人眼中的失敗者，乃至真正的失敗者、放棄者，這可能尤其是中國人相當陌生的一種人物類型，因為我們思想的人間性和世俗性幾乎使我們只注意此世的成功。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卻似乎始終可以听到這樣一個聲音︰成功，便對麼？失敗，便錯麼？
45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第132頁。
46屠格涅夫︰《文論•回憶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42頁。
47人物譯名分別采用的譯本是︰《羅亭》︰黃偉經譯本；《貴族之家》︰磊然譯本；《前夜》︰麗尼譯本；《父與子》和《**地》︰巴金譯本；《煙》︰王金陵譯本。
48《陀思妥耶夫斯基論藝術》，桂林︰灕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239頁。
49轉引自格羅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傳》，外國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605-606頁。
50《少年》，第66-67頁。
51《少年》，第184頁。
52《卡拉馬佐夫兄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112頁。
53《卡拉馬佐夫兄弟》，第112頁。
5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國文學愛好者協會會議上的演說”，轉引自《陀思妥耶夫斯基論藝術》，第271頁。
55甚至《溫順的女性》中的妻子恰恰是在丈夫向她表露了愛情之後捧著聖像跳樓自殺，“是接受呢還是不接受？她受不了這問題，寧可一死了之。”55
56《少年》，第624頁。
57借用布迪厄描述知識分子的一個術語。
58見《書信選》，第407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臨終前一年給阿巴扎的一封信中還寫道︰“您認為各類人物都從自己的創始者那兒獲得原始思想，並且代代相傳，他們終將變得與整個人類格格不入，甚至與整個人類為敵──您這個思想是對的，也是深刻的……。”《書信選》，第436頁，拜倫在《唐璜》第9章，第24節中則寫道︰“我要和一切與思想為敵的人為敵，至少在文學上（如果可能，也在行動上。）”。
59以上所列大致襄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直接表述思想的較長段落。
60茨威格︰《三大師——巴爾扎克、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頁。
61分別見《罪與罰》，第76、305、579頁。
62見《白痴》，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頁。
63見《群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337頁。
64分別見《群魔》，第534、553頁。
65見《卡拉馬佐夫兄弟》，第374頁以下。
66分別見《卡拉馬佐夫兄弟》，第93、112、956、974頁。
67見《卡拉馬佐夫兄弟》，第896頁。
68他的許多小說因此都適合改編成話劇，參見V.Seduro:DostoevskyinRussianandWorldTheatre,TheChristopherPublishingHouse1917.
69巴赫金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雖在1929年初版，但很晚才發生影響。
70分別見《書信選》，第3、9、34頁。
71《書信選》，第129頁。
72《書信選》，第252頁，
73《書信選》，第223頁。
74杜勃羅留波夫︰《文學論文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32頁。
75《列夫•托爾斯泰論藝術和文學》，第2卷，莫斯科，1958年，頁105。轉引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頁。
76見《白痴》第343頁。
77轉引自格羅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傳》，第464頁。
78《三大師——巴爾扎克、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6頁。
79紀德︰“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次講演”，轉引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第116頁。
80轉引自《英國作家論文學》，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4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