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作为问题的思想——
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思想性质之前，我想对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思想和思想性人物做一简略的回顾。今天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回顾十九世纪初以来的俄罗斯文学，常常把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的这一段时期称之为一个群星璀灿的“黄金时代”，把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段时期称之为“白银时代”。1这一百多年的俄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深刻变动的前夜。如果说哲学具有某种对时代的滞后性，犹如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却可以说具有某种超前性，犹如早就在夜空中飞翔的一只“夜莺”，但这却是一只不无痛苦的“夜莺”，它的歌声中既怀有希望，又深含苦恼。这时期的一些天才的俄罗斯作家以其特有的文学家的敏感，已经预先感觉到了即将来临的社会和精神变动的某种彻底性和复杂性。而他们的思考和写作，自然也反过来至为深刻有力地影响到了这一历史变动。2赫尔岑认为当时的俄罗斯思想集中地表现于文学，俄罗斯思想是通过文学来发展的，别尔嘉耶夫和伯林有关俄罗斯思想和思想家的名着都用了大部分篇幅来分析当时的俄罗斯作家。3
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了这一时期特有的一种思想者的形象如奥涅金等，他们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优裕的生活环境，也具有一种思想者的怀疑和探索的气质，然而又极度紧张不安，找不到灵魂的栖所，感觉到自己的空虚无力，于是或走向冷漠、消沉，或将激情和生命的热力随意地掷于最后既伤人亦伤己的生活和爱情事件，他们是思想者，同时又是社会上“多余的人”，还可以说是日后“虚无主义者”的某种雏型。
莱蒙托夫主要继承了普希金的这一方面，《当代英雄》中才智突出、精力过人的皮却林轻视功利乃至生命本身——他轻掷自己的生命，也对他人的生命和爱情表现得冷酷无情，这已接近于是一种绝望之举。莱蒙托夫的诗篇中也笼罩着一种沉郁和孤独感，他自己和普希金一样在决斗中被杀。果戈理则继承和发展了普希金的另一面，即深切地关注和描写小人物命运的一面，由此并发展出自然写实的一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发生过重要影响，果戈理自己的思想则与他笔下的人物保持着某种距离，而比较直接地表露于他晚年发表的《与友人书简选》中。他这方面的宗教和道德思想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作品中的思想实际上有某些隐秘的联系。
屠格涅夫常居国外，正是他使俄罗斯文学与西欧文学有了一种更紧密的联系，开始把俄罗斯文学推向世界，他是一个和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一样享有广泛世界声誉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更直接地反映着时代和社会，思想者和“新人”的形象较前更为丰满、多样和新颖，其中既有热烈而软弱的罗亭、涅日达诺夫，又有坚定的革命家英沙罗夫，务实的科学家巴札罗夫和实业家沙罗明等。在屠格涅夫那里同时又有一种更为鲜明的对于纯美、纯艺术的追求，他的中短篇小说为个人的生活和爱情划出了一块空间，然而他的心底仍然是深深悲观和忧伤的，这尤其是表现在他后期的散文之中。4
而在大致同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中，也开始涌现出一种具有较强烈的政治性和战斗性的潮流，在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评论中，文学更多地被从变革现实社会政治的角度看待。《怎么办》中的“新人”拉赫美托夫、薇拉身上更直接地承载着一种思想，一种新的社会理想。他们不再是犹豫不决的，而是一往无前地向着理想迈进。而常被与他们同样归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一类的赫尔岑实际上与他们相当不同，他由于命运的播弄长期流亡国外，常常被视作一个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但其实具有很高的文学才能，他的思考在同时深入观察俄罗斯与西欧的过程中达到了一个既坚持自由主义的理念、又对“现代性”进行深刻反省的层次。
对双峰并屹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下面要专门讨论，而在他们之后，契诃夫可以说是“黄金时代”的殿军，是这一时代的最后一座高峰。他的幽默到后来越来越多地注入了一种无法排遣的忧伤，他处在一个政治上严密控制而革命的地火正在蕴酿的时期，他不怎么直接谈思想，那不是他的擅长，他与政治和宗教都保持着一定距离，他的态度是温和的，深深地不满意于平庸的生活却也并不施以猛烈的攻击和搅乱，只是在精神的深层次上表露出一种默默的等待和不安的希望。此时，一般认为是属于“白银时代”的许多作者也已活跃，但他们更多地是投入了对艺术形式的无穷探索和新颖追求，尤其表现在诗歌方面，而契诃夫以其对人的处境和命运的关注却仍可说属于上一个时代——那在形式上主要是为一个小说的时代，但至契诃夫已非长篇巨制，在他的作品中也没有了早期如普希金那样的单纯和明朗。
一个文学传统的确立必须在开拓者后面要有天才的继承者，有接踵而来的发扬光大者和拓宽掘深者，而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在这方面是幸运的。这一文学传统的核心是一种对于人的灵魂与精神、人的处境与命运的深深关注，是对道德与上帝、自我与社会、时代与民族诸多重大问题的紧张探索，而它又有一种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与之偕行。它不是单线行进的，而毋宁说是充满了矛盾和困惑，是多线和复调的，向各种可能的方向都作了充分的挖掘。哀惋与激情、忧伤与欢乐、希望与绝望、保守与激进、战斗性与沉思性、最低社会阶层与最高精神存在，都汇合在一起思考和表现。这样一个传统形成了也就不容易摧毁，所以，即便在二十世纪这片大地上的文学最受政治箝制的年代里，不仅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也依然可以发现一些对现实的批判反省和纯洁的人道主义关怀，更有直承这一传统的潜流不绝如缕，对精神、上帝和永恒事物的寻求依然隐藏在一些孤独的灵魂中，而一旦展露就是一道洪流。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最高点可以说是由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座并屹的巨大山峰达到的。这两位艺术大师都极其真诚，都拥有巨大的天才，都紧张不安地探寻真理，并且最后都诉诸宗教的精神。他们生前有过参加同一个演讲会的机会，却终于未能见面，但互相都熟知对方的作品，有一些公开或私下的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推许托尔斯泰的天才，但也承认与之思想上有分歧。托尔斯泰准确地认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浑身都是斗争的人”，故而认为不宜“树作后代纪念和学习的榜样”，但他一生都极喜爱《死屋手记》一书，认为是包括普希金在内的所有新文学作品中“最好的书”，他读了《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也深为感动，据说在他秘密出走去世时所呆的阿斯塔波沃车站的站长房里，随身带有两本书：一本是蒙田的《随笔集》，另一本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5他认为人们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身上“认出自己的心灵”。两位大师在精神和艺术上都有一些共同和相互吸引的方面，但是，在很多方面仍可说相当不同乃至对屹。“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于是也就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课题，构成了一系列文献。
最早的系统研究如“白银时代”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两卷本《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称托尔斯泰为人的“肉的探索者”，而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人的“灵的探索者”。他强调他们两人的对立，甚至说：“如果我们想在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文学中找到一位与托尔斯泰截然相反的艺术家，那么，我们只能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文化的“正命题”，那么，托尔斯泰就是其“逆命题”。6罗札诺夫则简洁地写道：“托尔斯泰令人吃惊，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人感动。”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沙漠中的骑士，背着一只箭囊，他的箭射向那里，那里就流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宝贵的，托尔斯泰则总是说教，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活在我们心中，他的音乐永远不会消亡。自然。罗扎诺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他批评“托尔斯泰的宗教”，说这“莫不是一个养尊处优、声名远扬和无忧无虑的土拉地主的东跑西颠？”“缺少切肤之痛——这是托尔斯泰不可饶恕的一面。”但他又赞扬托尔斯泰，说他超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地方“便是整个生命的高尚和严肃”；问题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想做什么”。托尔斯泰“梦寐以求的东西”比任何人都崇高。7
王尔德（D.Wilde）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托尔斯泰那样广阔的视野和史诗的庄严，但他有十分强烈的感情，十分激烈的冲动，善于处理人物心理上最深沉的奥秘和人生最隐蔽的动机，具有无比忠实而可怕的现实主义特征，用的是一种十分微妙的客观方法。8另一位英国作家福斯特（E·Forster）也说：“没有一个英国小说家像托尔斯泰那样伟大──也就是说，给了人的无论日常还是英雄的生活如此完整的一幅图画；也没有一个英国小说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探索人的灵魂到如此的深度。”9施泰纳（E.Steiner）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史诗传统的后代”，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莎士比亚之后的悲剧大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完《卡拉玛佐夫兄弟》之后不到四十年，托尔斯泰所期望的一些事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恐惧的大部分事情就实现了。10许多评论者也注意到，若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十九世纪欧洲作家如巴尔扎克、狄更斯相比，他们两人就都可以说具有强烈的思想倾向性，但若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托尔斯泰则还是更为纯粹和伟大的艺术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更接近于是艺术家中的思想家，在思想上有着更高的成就。为了进一步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在思想上的不同特点，我们可以再引述一下别尔嘉耶夫对两人的比较。
别尔嘉耶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猛烈的动力性格指向“变”，但却肯定历史传统，承认政府与教会；托尔斯泰只是静态事物的描绘者，却反叛历史与宗教的传统，否认东正教，轻视帝国，甚至不曾接受文化的至上地位。11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革命正在人的精神的地下室酝酿，知道它必然会来临，他预见到它的方法与结果。托尔斯泰则对革命一无所知，什么也没有预见，但他自己却像一个盲人一样被卷进革命的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精神的层面，从这个层面他看到了一切；托尔斯泰则停留在心理与身体的领域，因之不能看到表面之下的事物。托尔斯泰是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优秀精细的艺术家，他的小说，就其作为小说而言，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要好；对于已存的事物，他是一个无可匹敌的描绘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只关心将要发生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比托尔斯泰更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事物的认识更为广阔，了解永恒的人性矛盾，由于这种矛盾，人为了进两步必须退一步；托尔斯泰则不回头的一直向前，他那偏于一方面的道德是不可能由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深透人心的人所共有的。如果说托尔斯泰以完美的艺术形式呈现了往日之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更擅长处理流变的未来之际。托尔斯泰终其一生都在像异**一般寻求神；他的心被神学**着，但他本人却是个蹩脚的神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神的关怀则不如其对人的命运以及精神之谜的关怀，使他不得安宁的说到底不是神学而是人学；他无需像异**那样去解决神学问题，但他必须去解决人的问题，而这人是精神性的人。
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托尔斯泰在艺术上的伟大超过其思想的不凡：他的思想观点有时浅薄得惊人，几乎是俗气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醉饮思想观念，在他的书中浸透了观念，并且在这陶醉中，他的智慧的刀锋却从未钝锉。《地下室手记》的主角是一个观念，拉思科里涅珂夫是一个观念，斯塔夫洛金是一个观念，基里洛夫、沙托夫、伊凡·卡拉玛佐夫──统统是观念；这些人似乎个个都被观念淹没了，醉饮着观念。只要他们开口，就从他们口中汨汨涌出思想；而一切思想都围绕着“那些该死的永恒的问题”转。但这并不意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宣传某种特殊理论的论文，事实上，观念是隐含在他的着作中的，以纯粹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他是一个“观念论派”（idealist）小说家，孕育了新的、基本的观念，且总是以动力的、动态的方式孕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哲学上态度是谦和的，他说，“在哲学方面我很弱；但对哲学的爱却不弱──那是非常强的。”在学院派的哲学方面，他确实弱，而那种哲学也非常不适合他；但他的直觉天才却知道正确的路途，事实上他是真正的哲学家，而且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他从哲学所学到的可能不多，教给它的却很多；暂时性和局部性的问题他可能留待哲学自己去处理，但只要是关于最终的事物，则哲学必将长久生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旗帜之下。12
由此，别尔嘉耶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对二十世纪及后世的不同影响。他说，当二十世纪初叶，当一股精神的与宗教的观念之流涌出，而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思想中的实证论和唯物论背道而驰的时候，这股潮流的代表──罗扎诺夫、梅日列科夫斯基、舍斯托夫、伊万诺夫等，统统把自己置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标准上：他们统统是他的心灵之子，并立意要去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托尔斯泰在舞台上占的空间比较大，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却更广更强。要触及托尔斯泰，容易得多，他容易被人认做是宗师，而且，他更近于是道德家；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耕种的却是俄罗斯心灵那复杂而锐利的形而上学思想。人大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被托尔斯泰的心灵所吸引的，一种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灵所吸引的，而我们发现，“托尔斯泰类”的人很难正确地领会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如此，他们还常常不喜欢他。13若以原创性的宗教思想而言，托尔斯泰几乎是荒瘠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着作则极为丰硕。此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仅存在于预言中的沙托夫，基里洛夫，韦尔霍文斯基，斯塔夫洛金和伊凡之类的人，在随后四十年中统统在真实的世界中出现了；他那在七十年代仍只潜伏着的基本主题，在俄罗斯1905、1917的两次革命中都表现出来了。由此可以看到俄罗斯的“革命主义”中的宗教结构。革命，使同胞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接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学永远不曾停留在生活的“心理──生理”表层，在这方面托尔斯泰是较佳的心理学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探索的是灵魂的生活，这生活一直延伸到神与魔鬼。这些问题，这些最终的事物，才是俄罗斯人长久以来系心的对象。当然，心理和社会方面的问题也同样令他们系心，但革命与社会生活是次于神和魔鬼的问题的，后者得到解决，前者自然安顿，而使我们免于仅在心理研究的恶性循环中打转的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伟大的艺术家，而且是俄罗斯最伟大的形而上学家。思想观念是他不可或缺的食粮，如果他不去沉思诸如神，魔鬼，永生，自由，恶与人类的命运之类的问题，他就活不下去。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而上学不是抽象的；他认为观念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基本的事物；而我们现在统统是他的精神后裔，急着以他同样的精神去提出并解决那些形而上的问题。
别尔嘉耶夫特别指出“文化的破产”给二十世纪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为文化正是导向生命之实相的道路：神圣生命的本身正是精神的至高文化。在这一方面，托尔斯泰对俄罗斯的影响是可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如一切伟大的民族作家一样，是混杂的，如果说他劈出了一个文化的危机之绝壁，他却并非文化的敌人，而托尔斯泰却与文化敌对，别尔嘉耶夫立足于独特的基督教立场更为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远比托尔斯泰更配得宗教改革者之名。托尔斯泰摧毁了基督教的价值观，试图建立他自己的价值观；他所提供的东西只是消极性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发明新的宗教，是忠于基督教的真理及其永恒的传统。别尔嘉耶夫甚至说，“就我个人所知，还没有一个人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基督教的写作上更深刻。”14
除了别尔嘉耶夫以上谈到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之别，伯林的一个比较也颇值得注意。伯林引希腊哲人Archilochus“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一语，认为这种一元与多元之别是作家与作家、思想家与思想家，甚至一般人之间的差别最深刻的一项。例以俄国，伯林认为，普希金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头号狐狸，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道道地地的刺猬，若以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两端，正可度出俄国文学的幅广。至于托尔斯泰，伯林认为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以为自己是刺猬，并努力想做刺猬。他的天赋与成就是一回事，他的信念，连同对自己成就的解释又是一回事。15在我看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追求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表现得像是刺猬，他渴望一种终级的、一元的真理，亦即基督的真理，但是，在他的艺术作品中，他却表现得像是狐狸，总是在探测向各个地方去的可能性。他是一个内心渴望着一种单纯、统一的真理的寻求者，但由于他总是在寻求，他决不停住脚步，决不满足于定论，他就总是在他的小说中同时保持着一种对于一元真理和多元对话的同样强烈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只想做狐狸的刺猬，在他那里，同时保持着狐狸与刺猬的深度。
其他评论者还提到了他们的另一些区别，诸如小说类型的“独白小说”与“复调小说”（巴赫金）；重点描写农村与重点描写城市（弗里德连杰尔）等等。我们不欲在此全面比较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仅在这里试图指出这些差别可能有一些个人境遇方面的原因，也许部分地可以从他们个人的境遇得到某种解释。
托尔斯泰一生的事业可以说相当顺利，他出身贵族，一直家境富裕，富有田产，从不必为谋生烦恼，一生不知穷困为何物，并很早就获得作家的巨大声誉，早年没有受过政治**，而当后来他对沙俄政权和教会越来越持异议时，他的世界声誉已经为他构成了一道保护的屏障，他的婚姻亦可说顺遂，妻子虽不能说完全理解他，但也爱着他。他身心正常，朋友很多，晚年更有许多朝拜者，在世界上也门徒甚众。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身于军医之家，很早就感受到经济的压力，父母早夭，自己又犯有癫痫病，成名作刚获称誉很快又遭嘲笑，不久，又因参加革命小组的活动被判死刑，临时改服苦役和兵役，在西伯利亚呆了约十年，创作活动中断，开始几次恋爱都不顺利，第一次婚姻也不很称心，妻子、兄弟与好友又在同一年去世，办报被封，负债累累，这种负债状况几乎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终结，他的长篇小说差不多都是在予支稿费、限定日期的情况下写作的，为此只能得到远低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稿酬。他性格不擅交往，甚至一度的好友斯特拉霍夫也弃他而投向托尔斯泰，在他死后对他进行攻击。
所以，我们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中，确实感到一种潜藏的、贵族式的居高临下的态度，甚至在其对财产、婚姻、文化的激烈拒斥中，也包含有某种贵族式的骄傲，在其道德与宗教方面的要求中，有一种精英似的极端彻底和严格。别尔嘉耶夫说：“托尔斯泰的呐喊是那种处在幸福的环境中、拥有一切，但却不能忍受自己的特权地位的受苦的人的呐喊。”他拥有荣誉、钱财、显赫地位和家庭幸福这一切而想竭力放弃这一切。16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却是相当平民化的，是熟谙社会底层，深知其间人们的苦难，尤其是心灵的悲惨状态的。他是和他们在一起怜悯他们。梅列日科夫斯基曾经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的这一特点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爱我们，作为一个朋友，一个平等的人，而非象屠格涅夫那样有一诗意的距离，也不像托尔斯泰那样有一传道者的张扬。他是我们的，在他所有的思想中，所有的痛苦中。他与我们在同一只杯子里浮沉。”17基尔波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中也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无贵族那样的骄矜自重，亦无资产阶级那样的故作优雅。”18
托尔斯泰出身于富有的上层贵族，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也没有上过“死屋”那一课，他的思想中也没有“地下室”那样一种阴深和暧昧。他的思想是单纯的，经常是直线行进的。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了解平民，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了解社会底层，尽管他自认是在为社会底层呼吁。他是如此热烈地渴望与社会底层趋同，然而他还是不很了解他们，不了解他们的所爱，所恨，所欲，所求。如茨威格所说，托尔斯泰的作品因此富有说教性，它是教科书，是宣传手册。而陀斯妥耶夫斯基却一言不发，但他的沉默比托尔斯泰的控诉更有内容。19托尔斯泰对现实的人性和人心的复杂性缺乏一种全面的和深度的理解，他所达到的只是表面上的或者说只是某一侧面的深度。他的呼吁是相当精英化的，他是站在高处呐喊，却从未完全浸没在人性和人心的黑暗的深渊。在他的思想历程中，虽然也有种种转折，但在每一个转折完成后的阶段，一切对他都是毫无疑问的。那些转折对他来说是为时甚短的，经常是突兀的，他很快就涉过黑暗的深渊而进入了通体透亮的“真理的光辉”之中。他迅速把选择的疑问和烦恼抛到了脑后，抛给了过去，剩下的事情就只是朝着这一新的方向的奋斗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仍然把所有的疑问和困惑仍然保留在自身之中，仍然是在黑暗的深渊中吁求光明，给人的印象是在即将没顶的沼泽中伸出了双手，渴望抓到坚实的彼岸，甚至哪怕只是可以稍许喘息片刻的坚硬的树枝。
陀斯妥耶夫斯基预见到革命，20而托尔斯泰却为革命所“预见”——革命者预见到托尔斯泰将成为摧毁旧秩序的有力资源。托尔斯泰对传统文化、社会政治秩序，产权与法律的攻击确实有一种震憾人心、发人深省的意义，然而他没有看到另一面：一旦破坏了文化的植被，就很难一下恢复，二十世纪的许多灾难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离开了法治，也就不会有自由；摧毁了秩序，人们将可能面对更为肆虐的权力；没有了产权，个人面对这种肆虐的权力也将被置于更无法保护自己的地步。他对人的要求很高，而人们却是站在地面上的，甚至是陷在污泥里的，解脱的办法并非是一个难以触及的天堂，而是慢慢可以爬出来的木板。他明于自己的理想却陋于知普通人的人心，他知道精神的一端，却不清楚物质和肉体的另一端。他了解贵族，却不了解百姓，尽管他极力否定自己的贵族气，然而却没有比他这种决绝的否定姿态更具贵族气的了。
我们在此并不是要扬陀抑托，他们两人各有自己的伟大之处，许多人的态度可能会像伯尔一样──他说他很难决定在两者中选谁，也许这个时候选陀，另一个时候选托，“并且，我觉得总是在反复变换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时代”。21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说，如果说托尔斯泰只接触到一端，陀斯妥耶夫斯基却还通过自己的亲身遭遇而接触到另一端，接触到那浸在污泥中的一端，那人们很难摆脱的物欲和肉体的一端，那多数人所生活和面对的一端。赫克（J·Hecker）也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通过客西马尼园找到上帝的，他通过死刑、流放学会选择鉴赏悲痛的宗教，并且热爱它，但他也知道另一面：俄罗斯灵魂为生活富裕和幸福所进行的斗争对他也不生疏，他理解俄国大学生们的精神困惑、志向和渴望，所以让阿辽沙还俗。22
托尔斯泰只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一面，而从陀斯妥耶夫斯基身上，却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两面。托尔斯泰的学说也许更适合于少数个人，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则面对全体。
当然，客观说来，托尔斯泰的思想也可以说构成了对话的一方，但只是一方，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却同时出现了对话的双方，或者说出现了多重对话的各方。仅仅站在对话的一方很容易走向实力的“对阵”而不再是思想的“对话”，这正是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俄国近百年的历史行程中所看到的。首先来临的是托尔斯泰的时代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个“死后方生”的思想者，但还不是“死后即生”，而是在百年之后“方生”。只有在人们意识到实力的“对阵”并不解决问题后，人们也许才可以重新开始思想的“对话”；只有在白昼的辉煌重归黯淡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才会在黑暗的背景上闪亮。然后，那些命定的思想者可能要学习在漫长的等待中等待黎明。人类没有办法做到让白昼永驻，相反，他们在对他们理想的阳光的直视中倒可能晃花双眼。只有到他们的眼睛重新熟悉周围的黑暗时，他们才能看清楚周围的一切，看清楚那是“真实的光亮”和那是“虚假的光亮”。时至今**们才可能意识到，思想的“对话”比实力的“对阵”更可取，精神的黑暗必须用精神去驱散，而不能用武力去摧毁。
二、思想的人
许多评论家还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这一特点：即与对自然景物、环境的描写比较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几乎整个被人物充满，他很少像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那样关心自然景物与周围环境的描写，他只注意人，注意“人身上的人”，努力想认识人这一个谜。而在人当中，又尤其注意那使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和思想。
恩格尔哈特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定义为不同于其他小说类型的“思想小说”。恩格尔哈特说：“他写的不是表现某种主题思想的小说，不是十八世纪崇高的那种哲理小说，而是描绘思想本身的小说。……在他的作品中这个对象就是‘思想’。他培育出一种完全特殊的小说，并把它发展到异乎寻常的高度；这类小说不同于冒险小说、感伤小说、心理小说或历史小说，而可以称作思想小说。”23恩格尔哈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同思想处于特殊的关系之中；在思想面前，在思想的威力面前，他一筹莫展，他变成了“思想的人”，被思想搅得神志不清。思想到他身上，变成了一种威力，为所欲为地左右着、扭曲着这人的意识和他的生活。思想在主人公的意识中，过着独立的生活，因此实际上生活着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思想。描绘的重心因而就是左右着主人公的那个思想，而不是一般类型小说中主人公的生平。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便可界定为“思想小说”，不过，这并不是通常所谓的思想性小说，即那种所谓写某些思想主题的小说。
但是恩格尔哈特没有从正面深入阐述这种“思想小说”的辩证性质，并有使思想与人物分离的倾向。深入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小说”的独特性质这一工作是由巴赫金杰出地完成的，巴赫金也同样认为：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量着作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这里不是一个作家在创作和叙说，而是有好几位堪称思想家的作者在发出一连串哲理议论。但是，巴赫金不同意恩格尔哈特把思想与人分开，不同意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思想又纳入一个统一的，有着各个发展阶段和环节的体系。巴赫金认为：恩格尔哈特的主要错误，是他在开始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下定义时犯下的。思想作为描绘对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占着重要地位，但终究不是他小说的主人公。他的主人公还是人，他描绘的归根结底不是人身上的思想，而是如他亲自说的──“人身上的人”。思想对他说来，要么是考验“人身上的人”的试金石，要么是他表现自己的形式，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思想也许是一种媒介，一种环境，借此揭示人的意识的深刻本质。恩格尔哈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的人格主义估计不足。因此巴赫金觉得，简单地说“思想小说”这一术语尚不很贴切，引人离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的艺术目的。
巴赫金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思想与人物的不可分割性，人物对作家的独立性和多元性，以及思想与语言的对话本质。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的是既描绘他人的思想，而又保持其作为思想的全部价值；同时自己也与他人的思想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肯定他人的思想，更不把他人思想同已经表现出来的自己的思想观点融为一体。思想的形象同这一思想载体的人的形象，是分割不开的。情况并非如恩格尔哈特所论，不是思想本身，而是具有这一思想的人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的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是思想的人；这不是性格，不是气质，不是某一社会典型或心理典型。具有充分价值的思想，它的形象自然不可能同上述人们从外部完成、给以定论的形象相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是冥思苦想的人，每个人都有种“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他们全都首先“要弄明白思想”。他们真正的整个生活和自己的未完成性，恰恰就在于需要弄明白思想。如果把他们生存其中的思想给排除掉，那他们的形象就会完全被破坏。换句话说，主人公的形象同思想的形象紧密联系着，主人公的形象不可能离开思想的形象。我们是在思想中并通过思想看到主人公，又在主人公身上并通过主人公看到思想。因之，只有未完成的蕴含无尽的“人身上的人”，才能成为思想的人；这个人的形象才能同有充分价值的思想的形象，结合到一起。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描绘思想”的第一个条件。思想一向被看作是用概念阐述的对象，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却成为被描绘的对象，这确实可以看作是巴赫金的深刻洞见。
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塑造思想的形象、能描绘思想的第二个条件是：他深刻地理解人类思想的对话本质，思想观念的对话本质。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看到了，也表现出来了思想生存的真正领域。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立的个人意识之中，它如果仅仅留在这里，就会退化以至死亡。思想只有同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同言论一样，思想也希望能被人听到，被人理解，得到其它声音从其它立场作出的回答。同言论一样，思想就其本质来说是对话性的；独白只是表达思想时一种带假定性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是在现代意识形态的独白性这个土壤上形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以独白的形式叙述现成的思想，也不在某一个人的意识里表现这些思想的心理形成过程。思想、意识、一切受到意识光照的人的生活，本质上都是对话性的──这一发现使他成了伟大的思想艺术家。
这样，思想成了描绘对象，成了塑造主人公形象的重心，结果导致小说世界解体，**为众多主人公的世界；这些主人公世界是由左右着主人公的思想组织而形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每一个思想者（如地下室人、拉思科里涅珂夫、伊凡·卡拉马佐夫等），从开初就觉得自己是一场未完成对话中的一个参与者。这样的思想，不追求圆满完整，不追求成为独白体系的整体。它与他人思想、他人意识处于短兵相接之中。它具有自己独特的情节性，不能脱离开人。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作者写到主人公时，都是把他当作在场的、能听到他（作者）的话，并能作答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构思中的主人公是具有充分价值的言论的载体，而不是默不作声的哑巴，不只是作者语言讲述的对象。作者构思主人公，就是构思主人公的议论。所以，作者关于主人公的议论，也便是关于议论的议论。作者的议论是针对主人公的，亦即是针对主人公的议论的，因此，对主人公便采取一种对话的态度。作者是以整部小说来说话，他是和主人公谈话，而不是讲述主人公。自我意识作为塑造主人公形象的主导成分，要求创造这样一种艺术气氛，要能使得主人公的语言自我揭示，自我阐明。这种气氛中的任何一个成分，都不可能是无关痛痒的：这里的一切都应能触动主人公、刺激他、向他发问，甚至和他辩论，对他嘲笑；一切都要面向主人公本人，对他讲话；一切都得让人感到是讲在场的人，而不是讲缺席的人；一切都应是“第二人称”在说话，而不是“第三人称”在说话。而作者的构思，要求把小说结构的一切因素全盘对白化。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也才产生了那种看上去的神经质，极度紧张和不安的气氛。
人们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思想，但这思想有它自己的逻辑，因此不能杜撰出思想，作者选定主人公和塑造主人公的主导成分之后，便受到了所选对象的内外逻辑的制约，并应通过自己的描绘揭示出这种逻辑来。自我意识的逻辑，只能用一些特定的艺术手段来揭示和描绘。要想揭示和描绘自我意识，只可用探问和激发的手法，不能给这自我意识规定一个事先确定了的、已经完成的形象。如此看来，主人公的自由是作者构思的一个因素。主人公的辩论是作者创造的，但这样创造的结果，主人公的议论就像另外一个他人说出的，就像主人公本人说出的一样，可以彻底地展示自己的内在逻辑和独立性。因此，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称之为一种“复调小说”。
总之，在巴赫金看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里，作者对主人公所取的新的艺术立场，是认真实现了的和彻底贯彻了的一种对话立场；这一立场确认主人公的独立性、内在的自由、未完成性和未论定性。对作者来说，主人公不是“他”，也不是“我”，而是不折不扣的“你”，也就是他人另一个货真价实的“我”（“自在之你”）。主人公是对话的对象，而这种对话是极其严肃的，真正的对话。这种对话并非发生在过去，而是在当前，也即在创作过程的现在时里，它远非是完成了的对话的速记稿，不是说作者已经从中超脱出来，不是说现在他高居对话之上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和决定一切的立场，而不如说他也是对话的一个平等参与者。24
巴赫金并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与现时代的关系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艺术家，他创立自己的思想，与哲学家或科学家的方法不同。他创立的是思想的生动形象，而这些思想是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现的、听到的，有时是猜测到的；也就是说这是已经存在或正进入生活的富于力量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一种天赋的才能，可以听到自己时代的对话，或者说得确切些，是听到作为一种伟大对话的自己的时代，并在这个时代里不仅把握住个别的声音，而首先要把握住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关系、它们之间通过对话的相互作用。他听到了居于统治地位的、得到公认而又强大的时代声音，亦即一些居于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听到了尚还微弱的声音，尚未完全显露的思想；也听到了潜藏的、除他之外谁也未听见的思想；还听到了刚刚萌芽的思想、看到未来世界观的胚胎。”25而这也就是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进行的这场俄国的也是世界的对话，其中包括业已存在和刚刚诞生的种种声音和思想，未完成的和充满新潜力的声音和思想，时至今日还吸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使他们的理智和声音参与到这场崇高的悲剧性的游戏中来的原因。
巴赫金的评论抓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家、艺术家的一个基本特点。一般来说，一部艺术作品总表达着某种观念或者思想，但这种思想观念往往融化于人物与事件之中，而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却直接看到了思想──看到了赤身**的思想，看到了各种不仅具有深刻思想性、而且直接谈论和表述思想的对话和议论反复出现。读者不断受到这些思想的刺激，结果他们对这些思想的关心往往要胜过对人物及其命运的关心，这也许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不仅是个别人，也不止是某一类型的人的命运，而是整个人类在现代的命运。而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这些思想议论又不是要作为一种定论、结论、理论灌输给读者的，各种不同思想观念不是要按作者的统一观点来组织为一个具有最终结论的体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作者的主要热望似乎并不是要以形象“感动”人，也不是要以某种思想“说服”人，而是要把他思想上的深刻困惑告诉读者，这并不是说作者就没有一定的倾向性，但选择的权利还是留给了读者自己。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确实迥然有别于一般的艺术小说，也有别于明确负载一种思想观点的“思想主题小说”，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为例，前一种艺术小说可以屠格涅夫为代表（托尔斯泰的大部分小说也属此类），后一种“思想主题小说”可以举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为代表。前一种艺术小说确实可以说构成了小说（或至少传统小说）的主要类型，它们虽然潜含有某种思想观念，但这些思想观念并非强制的、直露的、甚至它们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愈为有利，作者也是尽量隐于作品的人物之后，对各种人物保持着某种距离和客观性（就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各种思想保持了某种距离与客观性）；而后一种“思想主题小说“是相当直露的、单数的、甚至咄咄逼人的，它的流行往往与一个时代的思想氛围有关。我们也许可以说，在文学中，前一种艺术作品的作者占大多数，后一种作者是很少数，而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者就更少而又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中就不仅是独特的，在他的时代就几乎还是唯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艺术家中极为罕见的一个思想家，并且我们在下面还将试图说明：他还是思想的艺术家中一个最伟大的提问者。
三、思想者的孕育和诞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可明显地分为由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及兵役这一阶段隔开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包括（1845-1859），跨度约十五年，但只有前四年多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第一个高峰，随后的四年监狱苦役期间他完全无法写作，之后充当列兵及升为准尉的恢复写作期也是缓慢的。在这第一个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和发表的作品主要是中短篇小说：如《穷人》、《孪生兄弟》、《女房东》、《白夜》、《涅朵奇卡》、《舅舅的梦》、《庄园风波》。第二个时期或者说“后西伯利亚时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最辉煌的时期，才是一个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世界经典意义的时期，也是一个使他不止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而且成为一个思想艺术家的时期。这后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包括《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在这其间，他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很少，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尝试了用印象、手记、《作家日记》（包括文论、政论、杂谈等）等各种形式写作。正是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我们对其中人物所直接和间接表述的思想的关心逐渐超过了对这些人物的命运的关心，“思想的人”真正鲜明地出现了，不再像在早期作品中那样只是一些隐隐约约的雏形。
我们下面要描述这种“思想的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孕育和诞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穷人》开首所引作家奥陀耶夫斯基公爵的一段反讽的话实际已经预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全部作品的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是不肯写“令人赏心悦目”的东西，“却爱把地底下一切埋藏着的东西翻将出来”；第二是引发和刺激读者思考：“读了这些东西，就不由自主地要思考”。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禁止他们写作，干脆完全地禁止他们写作”，但即便人们暂时不被允许思考或缺乏材料思考，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于是人们终究要思考，或者就在行动中爆发。
《穷人》中的主人公杰武什金已经在开始思考了，思考的一个契机是因为怜悯而产生的爱，也包括被怜爱。杰武什金是一个抄写文件的小官员，薪水微薄，受人欺侮，担任公职三十年来一直孤独地自己生活，后来住在一个从厨房里隔出的小间里，老是为自己的靴子、外套犯愁。但他即使这样生活，也可能一直不会去思考自己的处境，如果他不是突然强烈地爱上了一个同样贫困交加，比他年轻得多的弱女子瓦尔瓦拉，正是对她的怜爱引发了他的思考，他开始萌生起一种自我意识，知道自己并不低人一等；认识到“就算我外表上没有出众的地方，没有风度，没有气派，然而我毕竟是一个人，拿我的心灵和思想来说，我是一个人。”26
他开始以一个人的身份思考社会公正的问题，过去司空见惯的事情突然一下子变得触目惊心，他说他整夜想到这些问题，睡不好觉。
除了怜爱的动力，思考的另一个契机则是文学，杰武什金在接触到一些文学作品之后说“文学是好东西，是非常好的东西”，但他的文学鉴赏力开始并不是很高，直到普希金的《驿站长》与果戈理的《外套》等一流作品给了他第一次深深的震动。他发现书中详尽地展示了自己的生活，有些事过去没想过，现在看了这样的书，一切都慢慢地记起来，对上号，看清了。然而，这同时又使他感到愤怒、悲哀和痛苦。他读了《外套》之后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感到自己外在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感到自己穷困的生活被暴露无遗，而这正是他竭力想向他人，也向自己隐瞒的。
然而，他的思考是表现得多么地谨小慎微，多么地胆小如鼠啊！他甚至就把自己比喻为一只老鼠。他刚一有世道不公的想法，就马上又觉得这是非分之想，是“不应有的念头”，是“自由放肆的思想”。那时候的穷人还很胆小，很安静，他承认自己就很胆小，而邻居戈尔什科夫“比我更胆小”，更安静，住在他们旁边，却简直听不见他们一家五口有什么声响。这是一种默默的绝望。杰武什金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社会的层面，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他有时也会琢磨：“一个人有时是奇怪的，是很奇怪的。”27说他猜不透“上帝的意旨”，28但总的说，这些思想还没有上升到哲学的层面，这不仅是因为缺少思想的才能，也是因为缺乏思想的勇气。一个大范围地刺激人们思考的时代也还没有来临。
《孪生兄弟》中的另一个小官员戈利亚德金虽然想闯进自己未被邀请的宴会，但他也承认：“我可是胆小得象只母鸡。胆小是我们的本分。”29在他闯入被逐出之后，他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戈利亚德金先生被杀害了──在道德上被杀害了。”于是在幻想中出现了另一个戈利亚德金，一个厚颜无耻、胆大妄为的戈利亚德金，一个卑劣的、到处拍人马屁，最后也侮辱大戈利亚德金的小戈利亚德金，最后戈利亚德金终于被医生送入了疯人院。
如果说前两个人物被逼入边缘处境后会有种种思考和幻觉，却并未显示出思想者的特具才能，那么，《女房东》中的奥尔狄诺夫则可以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小说中最具思想者气质和能力的主人公，他拿到学位后领到一笔不大的遗产，可以供他节衣缩食维持两三年，于是他随便找了个地方住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两年之后，他简直成了个孤僻的怪物，完全脱离了人世间那种喧嚣、扰攘、激动人心和富于变化的生活，专心致志于自己的治学，而这种治学又完全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不构成任何文化资本，这在他只是一种癖好。他闭门从事的研究没有什么条理和一定的体系，而只有类乎艺术家那样的欣喜、狂热、冲动。他自己为自己建立体系；这套体系在他头脑里酝酿多年，一个还模糊不清的、但妙不可言的思想雏型已在他心中徐徐升起，这思想体现为一种新的、明净的形式，在他心中折腾着，呼之欲出。尽管还没有充分把握，但他能感觉到此形式的特异性、正确性和独创性，因为他的力量已得到暗示：这是一项创造，它正在不断形成和充实。但具体化和成功为期尚远，也许很远很远，也许根本不可能！
然而有一天，他突然因为要迁居而开始注意街上的一切，并愈来愈觉得有兴趣，于是破天荒头一次痛感把自己活活埋在斗室之中多么不值。他爱上了一位奇怪的女子卡捷琳娜，但这一爱情却遭到了失败：这一女子最终仍然选择了在精神上魔力般制约着她的专制老头穆林。在经历了这一变故之后他变得多思、烦躁、神经过敏，不知不觉陷入万念俱灰的恶性忧郁状态。他连接几个星期也不翻开他原先酷爱的书本。未来向他关了门，钱即将告罄，而他甚至不考虑前途。以往孜孜不倦于学术研究的那股干劲、那份热情、以往他自己创造的那些形象，有时也会从逝去的岁月中鲜明地重现在他的面前；然而，它们只会**、扼杀他的精力。思想并不转为行动，创造的过程停滞不前。所有这些形象仿佛在他想象中故意幻成庞然大物，为的是嘲笑他的无能。在郁悒的时刻，他情不自禁地要把自己比作那个好吹牛的巫师学徒：他偷得了**的一句咒语，命令扫帚担水，可是却把怎样说“停止”的诀窍忘了，结果几乎给水淹死。他本来也许会产生一套别出心裁的独特见解，本来也许会成为学术上的艺术家，出诸他笔端的好多见解充满热情，富有说服力。然而，现在一种类乎神秘主义、宿命观念和不可知论的思想却开始潜入他的心灵。这个不幸的人感觉到自己的痛楚，便祈求上帝医治。
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思想者的雏形，然而，我们对他的思想的内容尚不得而知，他没有明确表露过自己的思想，我们只是感到，如果他能顺利度过他这一次走向人间的感情与生命的重挫而仍活下来，他也许会成为一个例如沙托夫、佐西马长老那样的思想者。我们目前还只是对他的思想的方法感到兴趣：这是一种呆在某种边缘、孤单的与世界为敌的处境中，通过形象来挤压、来呼之欲出而使思想诞生的方法：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处境，忽然认识到自己孑然一身，与全世界毫无瓜葛，孤单单寄寓于别人家中，置身于神秘莫测、居心可疑的人们之间，仿佛有无数仇敌聚在他黑暗的房间角落里交头接耳……他梦见自己所有的心思和理想，从儿时模糊的幻象起，包括他通过生活获得的、从书本上读到的、甚至早已忘怀的一切，无不活动起来，循序列次，现形具体，在他面前显示大得吓人的形相，在他周围走来走去，集结成群；他梦见一处处瑰丽如仙境的花园在他面前展现，眼看着一座座城市兴起又倾塌，一片片坟场把那里的死人纷纷送到他这里来重新开始生活，一个个部落和民族诞生又消亡；此刻，在病榻周围，他梦见自己的每一个念头、每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几乎刚一产生就具体成形；末了，他梦见自己的思维不是通过虚无缥缈的想法，而是通过触摸得到的世间万物来实现；他梦见自己象一粒尘埃飘游在这个无边无际、难以走遍的奇幻世界，而整个这种动荡无着的生活对他来说已成为压力、负担和永无休止的讽剌；他感到自己在死亡、解体、化灰，万劫不复；他想逃，可是宇宙之大没有一个角落能容他藏身。30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许正反映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方法和创作方法。《白夜》中的“我”也是一个类似于奥尔狄诺夫的幻想家，虽然他满怀激情和善意，他的爱情也同样是一种失败。他们同样孤独，不会巧妙得体地说话，沉溺于冥思苦想，与周围人隔隔不入，却全力以赴地奔向一个对象。这后一种幻想性的思考者不同于杰武什金与戈利亚德金的地方在于：杰武什金与戈利亚德金是尊严受到伤害的小人物，思想仍囿于实际的、经常是物质的、名分的遭遇，而这种幻想家的类型则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具体的个人境遇，更具有浪漫色彩，具有更高、更抽象的追求，而又常常不知道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
不过，这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期小说中的主人公还不是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形象，他们的思想还不具有深刻的时代和永恒的内容，他们的思想还是片断的，或者是内容不清楚的，他们还不是哲学家，他们的思想也都还是在独自行进，而没有与其他作为人物的思想展开对话和交锋。在此，思想还是单数而不是复数，甚至经常是片断的、零碎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指出他们身上一些和后来思想者形象类似的特征：例如弱于行动，不易合群，似乎总是在他人的视线之下局促不安，紧张而富于变化，不断转折，提出一种想法之后又加以反诘，不敢自信，自相冲突，这种冲突有时甚至达到了濒临人格**的疯狂地步等等。亦即，在他们身上，已经开始显示出一种思想的暧昧性和问题性。
确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作为思想者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形成为一种独特的“思想小说”类型，并不是一开始就定型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孕育和生长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基本上还是属于传统的、注重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的小说类型，深受果戈理风格的影响，并承继了他对小人物的怜悯和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的基调只是怜悯，默默的、孤独的怜悯，后期作品才加上了渴望，与时代、永恒对话的渴望。早期小说中的人物感觉丰富、感情细腻、意识流动、心理变化多端，但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思想力，甚至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才智，他们大都是相当普通、地位低下而又对自尊极其敏感，心肠善良而又有时表现怪诞的小人物。他们有时也表达了一些思想，如《穷人》中的男主人公杰武什金也表述过自己一些关于社会正义、公民德性的思考，但这些思想总的说来是散漫的、不连贯的、转瞬即逝的，主人公主要是在倾诉自己的感情，叙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这里表现的主要是一种倾诉的风格，是向对方倾诉，而不是与对方争论和对话，也不是把思想的过程或思考的结果告诉对方，不是发表哲理的议论，而主要是谈自己的情绪和感受。确实，一个他人、一个对方总是存在的，这或者是一个可倾诉自己感情的对象，或者是一种异己的、嘲弄的眼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似乎总在他人的眼光下感到不自在，总是要不断为自己辩解，不断说明、交代、暴露自己而又试图掩盖。这些心理活动已经具有一些后来思想者的特点，但尚未上升到思考根本问题的层次。
陀思妥耶夫斯基186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标志着一种作者对自身的超越，标志着西伯利亚苦役之后的恢复期已经结束，他开始迈向新的更高台阶。他早期的**作《穷人》出手不凡，使他一开始就可以跻身于当时（四十年代）俄国最好的作家之列；而这本书以及大致与之同时发表的《死屋手记》，则已开始使他进入世界最好的作家之列，《地下室手记》更稳固地奠定了他的这一新的世界文学的地位。也正是大致在这一时期，他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大师一起使俄国文学具有了一种世界性，使俄国文学的高峰同时也成为世界文学的高峰。《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是他第一个长篇，其中也第一次出现了由“单线”到“双轨”的情节，它还显示出作者比起中短篇来更能够驾御长篇，其中的人物也直接表述了一些思想，例如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所表露的一种对美和高尚的憎恨，对天真、田园牧歌和席勒的厌恶、对道德的基础在于利己主义、道德与使人舒适的礼仪没有什么区别的思想。但这些思想明显是反面的、是作者所不赞成的思想。对立一方的思想尚未直接出现，两种思想没有形成交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主要还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我们还是比关注思想更关心其中人物例如涅莉的命运。在《死屋手记》中，包含着大量作者在苦役生活中凝结成的深刻思想，由于它们是直接来自最底层应当说弥足珍贵。《死屋手记》的记述者“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而且是一个思想者，但仍主要是一个独白者，是一个叙说自己通过痛苦所认定或肯定的思想的人，而尚非一个对话者，尚非一个叙说自己所感到的思想矛盾和困惑的人。
真正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典型的思想者的诞生是在《地下室手记》中，只是在地下室人身上，后来思想者的一些主要特点才充分淋漓地表现出来：例如思想的转折性，不断跳跃，不断地意识到他人在场（那怕在这里他人是采取“潜在的在场“的方式）；不断把问题推到极端，言辞激烈、充满挑衅性而有时又迅速、全盘地撤退……而其中心的意旨是强调人的极其阴深的复杂性，人的有限性和非理性，强调人的个性，向欧几米德的的理性挑战，向廉价的、蚁穴的幸福挑战。这是一种“地下室的思想”，是一种“晚上的思想”。其中第一章“地下室”约数十页完全是表达地下室人那相当混乱、阴郁，但仍有一条主线和一种隐秘的期望的思想。第二章“雨夹雪”则在回顾自己过去与人的交往，一次聚会对一个**的始救终弃、始善终恶的故事中继续阐述“我”的感觉与思想。
但是，将地下室人的思想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完全等同是不合适的，而且，这个思想者虽然已经强烈地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的思想者类型的形式特征，也还没有说出这一类型所欲说出的思想的全部甚至主要部分。地下室人的思想主要还是攻击性的、否定性和破坏性的，它攻击工具理性、攻击功利主义，对人在理性方面的有限性的强调要超过对人的道德的有限性的强调，但正面的东西还没有在绝望的背景中显示出来。上帝的问题也还没有直接出现。由它可以引向有神论，也可以引向无神论。这是夜的最深处，还看不见一点光亮，要看到光亮，还须再抬一点头。然而，无论如何，一种新型的思想者确实可以说就此诞生了，以后我们在卡夫卡、加谬、萨特等一些二十世纪的作家的作品中将不会对这种思考者类型（如局外人，恶心者、空心人、K等）感到陌生，但在十九世纪中叶，这种思想者的类型却是极其新颖的。考夫曼在其所编的《存在主义》一书中将这部作品列为首篇确实显示出他的洞见。
四、思想者的主要类型
我们在这一节中要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思想者的类型，想通过不断的排除，来接近他笔下最主要的思想者类型。
首先，在主要的思想者中似乎不包括女性。在《温顺的女性》中，主人公有一句话，“女人没有独特的见解──这是一条原理，……在这一点上，就是穆勒本人也没有什么办法！”31这一意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作家本人的见解尚是个问题，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女性确实很少是思想的表述者，《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丽莎也许是一个例外，但她同时也是一少年，或许更宜归于后面将要分析的“少年思想者”。而且，确实如托尔斯泰、高尔基所评论的，丽莎所表述的思想从其年龄上说稍有些牵强，不很合情理。至少，成熟的女性没有参与谈论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也不想让女性承担思想的重负，或者说，那种作为问题、作为重负的思想与她们的本性不合。她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一般是象征美、象征激情、象征对功利的拒斥，是深切的怜悯者或者被怜悯者，或者同时是两者（如索尼亚）。她们也许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的上帝更近，但她们不负担思想。
然后，我们可以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表述过思想的人物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显令人憎厌的人物，例如《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罪与罚》中极其庸俗和虚伪的卢辛，《群魔》中一个“革命小组”的头儿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老卡拉马佐夫，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拉基金等。32然而，这些人物的思想的特征与其说是承担思想，不如说是拒绝思想；与其说是表现出思想的丰富和活跃，不如说是表现出思想的贫乏和死亡。他们或者是拾人牙慧，引用流行思潮来为自己的利己行为辩护（如卢辛）；或者是干脆拒绝对自己行为的任何反省，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无耻（如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或者轻视思想理论，主要是作为一个活动家出现（如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可悲的盲目的，由于他们本身全然不透出反省的意向，他们也就不能吸引亮光而完全处在黑暗之中。有时他们也有瞬间的怀疑的闪亮，例如老卡拉马佐夫，但很快就被熄灭了。他们的思想往往可以用非常简单的形式概括，即一种露骨的或时髦的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或者机会主义，这些思想明显是作者所反对的思想，表达这些思想的人只是形式上被包括在“思想性人物”之中，只是说出了一种见解，但他们并不是为了思想本身而思考，更不必说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思考，他们所发表的见解有直接的为自己的行为和利益辩护的含义，因此，当后面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的一般特点时，他们是有理由被排除在外的。
另一类与之相对的思想性人物则可说是正面的、美好的人物，例如梅诗金公爵、阿辽沙、佐西马长老。他们所表述的思想看来是作者所赞成的思想。梅诗金的许多思想是用故事的形式表述的，阿辽沙的话语不多，佐西马长老的临终遗言中包含着一些深刻的、我们目前可能尚不易把握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虽然也反映出一种心灵斗争的历程，但它们还是作为定论出现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人物是否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思想者类型，他们所表述的思想是否战胜或凌驾了其他思想而占据了一种支配地位？不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此愿，他说他在《白痴》中是想描绘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然而，正如他所承认的，“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难的了，特别是现在。”33许多评论者指出在梅诗金公爵身上分有耶稣基督的某些特征：如完全真诚而又十分软弱，充满怜悯等等，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是怎样引起嘲笑的一个人物形象啊！但是，也许在现时代，他就是这样的，只能是这样的。无论如何，在小说结尾时，他的思想不仅没有发生任何效力，他自己也重归“白痴”状态这一点极其意味深长，但这里有些东西还是我们目前所不能把握、不易明白的。总之，就事实而言，这一思想并没有占据支配地位，它本身还极其柔弱。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也曾想以阿辽沙为主人公，他在给当时重臣波别尔诺斯采夫的信中说自己写作“赞成与反对”一卷的主旨，是要通过后一卷“俄罗斯教士”佐西马长老的话来反驳这一卷中伊凡否认上帝的创造的渎神思想，34但这一反驳是否成功，甚至是否足够有力呢？许多评论者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别尔嘉耶夫说：那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积极理论的佐西马与阿辽沙并不是他笔下最佳的人物，伊凡的形象要强得太多，说服力要高得太多。35毛姆也明确地说反驳没有成功。“赞成与反对”那一卷是写得那样强劲有力，而驳斥的一卷却显得枯燥无味，甚至有些答非所问，对伊凡提出的指控尚未回应。36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新生可以做另一篇新小说的素材，又打算接着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续篇，写阿辽沙走向人间，乃至成为一个革命者，最后又重新回到修道院的经历。37但这些计划并没有实现。这一类人物及其思想相对来说还显得单薄。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活二十年，恐怕他也还是不能完成这一计划。一个人不可能预先完成时代所提出来的任务，甚至这永远不是时代所能提出的任务。
最后一类思想性人物就是那些处在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中的人物，我们也许可以把他们称之为“问题人物”。他们在思想性人物中所占数量最多，而且，他们不仅在作者的意愿上，也在事实上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长篇的主角，有时甚至是违反作者的意愿而成为主角，例如拉思科里涅珂夫是《罪与罚》的主角，多尔戈鲁基是《少年》的主角，斯塔夫罗金等新一代虚无主义者渐渐取代斯捷潘等自由主义的老一代成为《群魔》的主角，伊凡渐渐超过阿辽沙而成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实际主角。那新的一代在《白痴》中也咄咄逼人。他们所表述的思想既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赞成的，又有他反对的思想。在这些人物中，最重要的两个角色是拉思科里涅珂夫与伊凡。我们可以援引别尔嘉耶夫的一个比喻，把前一种正面人物称作“荷光者”，“荷光者”如梅诗金，阿辽沙趋向其他的人们；而把后一种被别人趋向的“问题人物”称作“聚光者”，
“聚光者”是别人想去探测的人物，他们象一个谜，他们身上有浓重的阴影，但又有一束强光在他们身上打过，他们不像那些完全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剧情趋向于他们，他们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并继续吸引着光芒投向他们，如果说这两种人真正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类型，那么，这后一种思想者则更为突出，我们完全可以说他们构成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思想者形象的主要类型。
五、思想者的特点
我们也许可以再仔细看一看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如此独特的一个思想者的家族，尤其是作为提问者的主要思想者类型，这些思想者有些什么样的基本特点呢？
如前所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前西伯利亚时期”的作品中，已经有了一些思想反省型的人物的雏形，但这些人物尚不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明确地区别于其他小说而构成另一种独特的类型，也尚不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世界经典的意义。38富于意义的变化是发生在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是在妻子濒死的病床前写出了《地下室手记》，然后又失去了与之手足之情深厚并有共同事业的长兄米哈伊尔和朋友格里戈里耶夫。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最不幸的一年。但也正是这一年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前后期的一个根本转折点。托马斯·曼说《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转折点，是他自身的一个突破。”39
在《地下室手记》之后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主人公，甚至还包括一些次要人物就都是属于思想者类型的人物了。40这些思想者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看来首先是他们的非功利性，他们不计算利害，不考虑得失，愿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代价，愿为之受苦，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诚然，《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思科里涅珂夫杀死女高利贷者的一个直接动因是金钱的压力，是想发财而且马上发财，而《少年》的主人公多尔戈鲁基的思想也是一种发财的思想，而且是要发大财，即要成为一个象罗特希尔德那样的巨富。但那是怎样的一种发财的思想啊！拉思科里涅珂夫在拿到杀人劫来的钱财后几乎立即就丢弃了，而且把自己的钱送给玛尔美拉陀夫一家；多尔戈鲁基在陈述了他的发财思想之后，在他后来的全部行动中不再见对如何实现他的发财梦有任何的实际举措。而在他的陈述中，他也声明他的要成为罗特希尔德决非是为了物质享受，说如果那样的话，“思想”的全部魅力，它的全部精神力量都将会消失，41伊凡·卡拉马佐夫也是“不需要百万家私而需要解决思想问题的那种人。”他们实际上是把那思想本身看得远比它们要给自己带来的效果、好处更为重要得多。拉思科里涅珂夫后来承认他实际上只是想“试一试”他的理论，他可能仍然是一个自我主义者，但却不是一个功利主义的自我主义者，他仍是为了自己，但不是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思想、想弄清楚、想验证自己的思想，他说：
“……我干那件事时，索尼亚，我想的并不是钱。我与其说是想钱，还不如说是想别的东西……现在我全晓得了……了解我吧！或许我决不会再犯谋杀罪了。我想弄清楚别的事情，正是别的事情在引诱我。那时我想迅速地弄清楚，究竟我象别人一样是虱子呢，还是人。究竟我能不能越过障碍，究竟我敢不敢弯腰拾起来，究竟我是不是个发抖的畜生，究竟我有没有权利……”
“……听着：我那时往那个老太婆家去，我只是去试一试……你可以相信这句话！”42
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些第一等的思想者几乎全是如此，全是为了思想本身而并非是为了思想所带来的利益而思考，这里且不谈那些正面的人物如梅诗金、阿辽沙、佐西马长老，那些矛盾的，乃至否定的形象如《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也是一样，甚至他们与其说是要为自己牟利，不如说是戕害自己。欧洲的评论者更容易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类人物与欧洲作家笔下的人物的根本区别，茨威格曾经写道：在欧洲每年要出五万部的书，都是教人怎样发财，怎样成功，怎样得到快乐，怎样赢得朋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却全不类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基本品质是他们的反资产阶级，不追求小市民的幸福。43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指出，这些思想者不仅不是世俗的成功者，甚至差不多都是失败者。44他们是罪人、囚犯、自杀者、发疯者、病人、白痴……甚至连几被视作圣人的佐西马长老的尸体也没有出现奇迹，乃至比常人更快地腐烂发臭。
巴赫金也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作为思想者的人物的“绝对无私”，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主要人物，作为思想的人，是绝对非利己的，因为思想确实支配了深藏在他们身上的个性的核心。这种无私，不是他们作为描绘对象的个性特点，也不是对他们行为的外在评价；这种无私表现出他们真正生活于思想的领域，“思想性”和“无私”在此几乎成了同义语。在这个意义上，杀死并抢掠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拉思科里涅珂夫是绝对无私的；**索尼娅是绝对无私的；杀父的同谋者伊凡是绝对无私的。还有《少年》的思想，即要成为罗特希里德的思想，也是绝对无私的。45
不过，我们也要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思想者的这个特征，亦即一种不计个人私利，不计成败地渴望获取思想、追求真理、愿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也同样出现在其他同时代作家的思想者形象之中，反映了处在十九世纪转变时代的俄罗斯知识阶层的一个共同特点，从而也是一个最一般的特征。所以，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笔下的思想者，也大致分享着同样的特点。
屠格涅夫说，他的六部写于19世纪50-60年代的长篇小说，就是“力图把莎士比亚称之为时代的具象和印记的东西，把作为我的主要观察对象的俄国知识阶层的人物迅速变化着的面貌认真和公正地描绘出来。”46
他展示了一幅从罗亭、列日尼奥夫到拉夫列茨基、舒宾、伯尔森涅夫、英沙罗夫、巴札罗夫、李特维诺夫、涅日达诺夫、索洛明这样急剧变化的思想者的系列群像。47罗亭敏于言辞，弱于行动，到处流浪，碌碌无为，他不善经营，充满孩子气，依靠别人生活，但并不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是具有献身于真理的热情，这种热切地追求真理、不计功利的精神也是后来的新知识分子的特征：英沙罗夫献身于祖国的独立，巴札罗夫投身科学，冷静的索多明献身于他的事业，软弱的涅日达诺夫也想献身革命。客观地说，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多次谈到追求进步的俄罗斯青年的宝贵献身精神，《群魔》中的革命者形象却不够全面、丰满，尤其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有些被漫画似地丑化了，这大概是引起民主派阵营愤怒的一个原因。而屠格涅夫则补足了这一点，也许，我们可以说他相当客观准确地展示了一种勇于行动、急于变革的思想者形象，这种形象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则表现得更充分，也更为理想化。重要的是，无论他们的思想倾向如何，这些思想者确实与那些卑鄙的钻营者和浑噩的苟活者截然不同，他们为了思想和真理可以不惜利，也不惜命。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也包含有许多深刻感人的思想探索者的形象，并且比屠格涅夫笔下的思想者更集中于生命与永恒的问题，而不止是时代、社会与爱情的问题。彼埃尔·别祖霍夫、安德烈·包尔康斯基以及列文、聂赫留朵夫等人物都是第一等的思想者形象。这些人物都极其珍视思想，珍视真理而不计较个人私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1877年《作家日记》中评论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思想意义，他引小说中一个打猎的夏夜列文和另一位贵族斯梯瓦·奥勃朗斯基的一次谈话为例：奥勃朗斯基是个人主义者，享乐的行家，是机智的、生活舒适的，愉快的个人主义者。这类人一般都对妻子和孩子和蔼，但很少想她们，他们喜欢轻浮的女人，但又喜欢一点优雅，喜欢海阔天空的谈话。他们很能适应时潮而为自己谋利。他们实际并不是保守主义者而是机会主义者。从农奴制改革开始以来，这位贵族奥勃朗斯基马上理解了问题的实质；他作了计算和考虑，由于铁路家和银行家已成为一种力量，他马上便和他们发展关系和友谊。而列文则是另一种人，他也是一个贵族地主，他深为农民与地主的收入悬殊感到不安，竭力思考应该怎样做才算公正，在他未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他觉得自己不能安心享受自己的特权。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具有这后一特点的人焦急不安地、几乎是病态地力图回答自己的问题，他们有坚定的希望，热烈的信仰，虽然几乎什么问题都不会解决。这一特点在列文对斯梯瓦的回答中充分表现出来了：“不，如果这是不合理的，你就不能尽情享受这些特权，至少我办不到，我最要紧的是做到问心无愧。”陀思妥耶夫斯基接着指出：
请注意，我又要重复并急于重复一个特点：这是一个多数，一个当代特殊的、这类新人──俄国人的新的根──的多数，他们需要真理，惟有真理，排斥任何相对的虚伪，他们为了获得真理而不惜献出一切，……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还表现在：他们非常不成熟，暂时来自各个阶层和属于各种信念：这里既有贵族，也有无产者，既有神职人员，也有不信教的人，既有富人，也有穷人，既有老人，也有小姑娘，既有斯拉夫派，也有西欧派。信念上的分歧十分巨大，但对忠诚和真理的追求是坚定的，不可摧毁的，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为真理的言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和全部财产。48
这揭示出当时俄罗斯知识阶层多数人共有的一个特点，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特点。具有“社会良心”含义的“知识分子”一词产生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确实不是偶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有关《群魔》的写作笔记中，也指出了这一特属于俄罗斯，尤其属于俄罗斯青年的特点：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临终前说：“俄罗斯万岁！它有思想。他们，虚无主义者们，也有思想。”
他们的思想处于隐蔽状态。我们也是有思想的人。俄罗斯这种永远渴望获取思想的愿望，实在太好了。
为了真理不惜牺牲自己和一切──这就是新一代人的民族特性。愿上帝保佑他们并赐予他们平静的真理吧！因为全部问题就在于要珍视真理。这部小说就是为此而写的。49
除了这个俄罗斯知识阶层的一般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又还有一些自己另外的特点。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些特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经常被置身于一种极具悲剧性的情节之中，浮沉于一个凶险的世界中，处在一种边缘处中接受考验。伊万诺夫因之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称之为“悲剧小说”，格罗斯曼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与惊险小说的联系，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体裁与古代狂欢式的梅尼普体的渊源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往往都导向一个大灾难，导向一个悲惨的结局，导向凶杀或者自杀。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就决不从容，决不诗情画意，而是常常被逼着尖锐、坦率地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是在濒临罪恶、疯狂或死亡的边缘说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总是充满危机，隐含杀气，气氛凶险，随时有可能发生最不可预测、最残忍的罪行。其思想者在这种罪孽、悲剧的气氛中也就有了一种深深的痛苦、紧张和不安。他们深深地为自己或他人犯下或可能犯下的罪孽感到痛苦，拉思科里涅珂夫为自己杀人感到痛苦，伊凡则为一种“思想的弑父罪”感到痛苦，梅诗金为他看到的所有罪行感到痛苦，佐西马预感到可能发生的罪行而突然向米卡跪下。这里尤其深重的是一种道德的痛苦，是因人的罪恶感到的绝望和悲伤。这种极度紧张不安的特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已见端倪，而在他后期小说的思想者身上更有充分淋漓的表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还有一种生长性，或者说未完成性，甚至于是：一种永远的未完成性。有时好象达到了一个终点，但这终点很快又变为新的起点。这一特点甚至具体表现在思想的主人公的年龄上，他们只是年青人，或者都有点孩子气，连老一代的自由主义者斯捷潘也是孩子气十足。而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者队伍里，还有特别的一个亚类：这就是一些“少年思想者”。例如《白痴》中的伊波利特、郭立亚，《少年》的主角多尔戈鲁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柯里亚、丽莎。这些少年往往敏感而自尊，颖悟而早熟，内心世界丰富多变，不可遏止地追求真理而又经常动摇不定，他们也不计功利，不计牺牲，极想行善但又常常做出蠢事来。他们也可以说是一些“问题少年”，当然主要是思想上而不是行为上的“问题少年”。他们也都极其珍视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虽然这些思想有的只是听来的流行意见。这类“少年思想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有的，在其他作家笔下很少见到的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还常常把思想的逻辑推到极端，最显着的例子就是基里洛夫，他纯粹是为了一种思想，为了一个问题而自杀的，他的自杀经过了长久的、甚至十分冷静的思考，他觉得不能够同时存有两种不相容的思想，为了思想逻辑的彻底性，他必须自杀，这里容不得半点的妥协、怯懦、温情和留恋。
这些思想者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他们的反省性，是他们与活动家形成的鲜明对照。他们不是那种一往无前的人，不是那种看准了就直奔目标、一无反顾的人，活动家的思考常常只是要将这种思考迅速变为结论，又用这种结论作为采取行动的理由或者事后解释自己行动的籍口。他们要把思想作为行动的武器或成功的利器，作为制胜的法宝，实际上，他们更喜欢理论、主义而不是思想。而思想者总要不断停下来思考：疑惑、犹豫、惶惑、忏悔、自责、反省……他们常常不仅为思想痛苦，为思想而病，甚至死于思想。他们的思想变成理论，可能会成为别人手里杀人的利器，如波费利指出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理论能杀人，而斯麦尔佳科夫则径直运用了伊凡·卡拉马佐夫的理论来杀人，而他们自己却杀不了人，他们或者下不了手，或相当偶然地杀了人立刻陷入极度痛苦之中而不得不自首，这些思想的主人常常只会因这些思想伤害或杀死自己。
而且，这些思想者有时不仅似乎失去了行动或者说坚持行动的能力，糟糕的是他们似乎还是有意地无所事事。当然，这里的一个现成理由是他们要腾出时间来进行思考，思想本身成了头等重要的事情，成了他们唯一值得尝试的事业，而不管其成败利害。他们中有些人我们根本不知其生活来源，有些坦然接受别人的施惠，有些无疑是在穷困中，却仍然在饿着肚子思考。他们似乎只是靠思想活着，生计及其发达问题对他们不是重要的，发财成为他们思想的内容甚至理想似乎只是时代的一个印迹，提供给他们思考的材料，如若换一个时代，换一些问题，他们也仍然会紧张地思考，会通过这些问题直溯根本。他们似乎生来就是思想者，少年多尔戈鲁基如此说到思想对于他的意义，他如何珍重自己的思想，即便那思想有时把他拖入恶行，并且肯定会拖入孤独：
在“我的思想”里包含着一些我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除了我以外，我不愿让任何人去解决它们。最近两年来我甚至不再看书，怕看到不利于我的“思想”的、会使我感到震惊的篇幅。……
……不，我是不能与人交往的；我现在也这么想；四十年以后我会讲的。我的思想需要一个隐藏之所。50
他又说：
简单说来，我可以直言不讳，一个人头脑里有了一个凝固不变的、持久的、不可抗拒的、并被深深地吸引住的东西，那他仿佛因此就会脱离整个世界，隐遁到旷野里去了，一切所发生的，除了最重要的以外，都会被遗忘。甚至留下的也是不正确的印象。除此之外，主要的是总是有个借口。当时我使母亲那么痛苦，我又多么可耻地抛弃了妹妹：“唉，我有一种‘思想’，而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对自己似乎是这么说的。我本人受了侮辱，受了极大的侮辱，──我受到侮辱，一气走了，接着忽然对自己说：“唉，我出身微贱，可是我到底还有‘思想’，他们都不知道这点。”
思想差不多总是要在隐蔽与孤独状态中成长，尽管它们又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诉说和对话，但它们必须先在孤独中孕育。在思想者看来，思想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意义。同样是这位抱有发财梦的少年说：“首先是最崇高的思想，其次才是金钱，光有金钱而没有最崇高的思想的社会是会崩溃的。”51思想常常带来苦恼，也带来匮乏，那不是给个人带来物质利益，使人在尘世成功的思想，但思想在他们眼里仍然至为重要，它高于快乐，高于温饱。但伟大的思想却使人苦恼了。“有思想的人活得很苦恼，而没有思想的人却活得始终很愉快。”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思想者似乎在人类中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族。他们一是区别于不去想这些事的普通人，一是区别于一心想成功的活动家。与第一种人的区别可形象地见之于女仆那思泰莎与拉思科里涅珂夫的一段对话：
“她是傻瓜不错，正象我一样。但是倘若你是个聪明人，你为什么象一只口袋样在这里躺着，一点也显不出聪明来呢？有一个时期你常常出去，你说是教小孩子。但是，你为什么现在什么事也不干呢？”
“我在干……”拉思科里涅珂夫愁眉不展地勉强开口道。
“你在干什么？”
“干工作……”
“什么工作？”
“我在思想。”他停了一会严肃地答道。
那思泰莎听了笑得直不起腰。她爱笑，只要有什么事情使她开心，她便可笑到出不了声，浑身又是颤又是抖，直到她觉得有些作呕了为止。
“你的思想使你赚了许多钱吗？”她终于能说出话来。
他们与第二种活动家的区别则可见之于一个一心只想往上爬，到处活动的神学生拉基金与阿辽沙的对话，拉斯金以自己的心思度量卡尔马佐夫兄弟：“你们卡拉马佐夫一家的全部问题就在于：好色，贪财和发疯！……在这方面，米钦卡也有他的长处；他没有钱，却能娶她。是的，会娶她的！他会抛弃未婚妻，高贵有钱，上校的女儿，美貌无双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去娶那个市场议长、淫荡的粗人、老商人萨姆索诺夫以前的姘妇格鲁申卡。从这团乱麻里，真的会弄出刑事纠纷来的。你的胞兄伊凡就等着这个机会，好吃到甜头：得到他苦苦思慕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同时又弄到她的六万卢布嫁资。”52而阿辽沙的回答则是：“伊凡的眼光要比这远大些。伊凡不会为了几万卢布受诱惑。伊凡追求的不是金钱，不是安静。他也许是在寻求苦难。……他的脑子着了迷。他有重大的思想问题没能解决。他是不需要百万家私而需要解决思想问题的那种人。”53
拉基金只能以自己的想法去揣测他人的动机，他只能想到这些，只能这样解释，而这种解释也不全错，问题是还有些更高的东西是他没有看到的，而如果始终没有一种思考的反省精神进入其心，他将永远看不到这一点。自然，他也因此就难于预料和理解后来米卡的甘愿含冤受罚和伊凡的自首和发疯。总之，与安于其分的普通人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思想者就已经是少数了，如果再把那些确有坚强意志和巨大才能，不安其分、不择手段的活动者或野心家剔除出去，他们就更其是少数了。但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虽然普希金笔下的阿乐哥是少数，奥涅金是少数，“只要有些‘优秀分子’，只要有十分之一不安的人，就足以使其余的绝大多数因为他们而不得安宁了。”54他们都暗暗怀着某种伟大的孤独的痛苦，不会有很多人理解他们，而他们自身内部也有激烈的争论，他们甚至不断地在和自己争论，毫不计较功利和效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不会在社会上产生效果，包括产生负面的后果。
这些思想不仅不能给思想者带来好处，甚至可说是极其伤人的。常常还是致人死命的。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总是看见死亡，总是看见谋杀和自杀，思想真是要命的东西。《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在情节上都是围绕着几个谋杀的刑事案件展开，《白痴》的最后结局也是死亡，也是一个谋杀案件。拉思科里涅珂夫、伊凡·卡拉马佐夫几位主人公都是在生命与永恒、道德与上帝的问题上苦斗，令人感觉就像是一种垂死的挣扎。他们在难以破晓的黑暗中孕育的思想或者诱使他们自己去杀人（拉思科里涅珂夫），或者诱使他人去杀人（伊凡），然而，他们在伤人的时候也伤到了自己。拉思科里涅珂夫与米卡接受了不仅刑事的惩罚，更受到自己心灵的惩罚；梅诗金重新回到“白痴”状态；沙托夫被杀；斯塔夫罗金自杀；伊凡·卡拉马佐夫精神失常。我们还可以列出一串自杀者的名单：《群魔》中的基里洛夫、《少年》中的克拉夫特；甚至连《罪与罚》中的司维特里喀罗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斯麦尔佳科夫也自杀了，他们的自杀并不止是畏惧刑事的惩罚；《白痴》中的伊波利特、《一个荒唐人的梦》中的“荒唐人”也试图自杀。55
这样一种只求真理、不计功利，不计成败、不惜性命的气质似乎更多地为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人所具有。其它在俄罗斯西方或者东方的民族，当时或者因为过于发展，或者因为不够发展，似乎都没有以强烈的民族性表现出这种气质。而这样一种思想者的气质又特别地为一部分俄罗斯贵族的后胄所具有，《少年》的主人公如此谈论作为贵族私生子自己的及其父亲的思想：
评论这样的人应该有别于其他的人，让他们永远这样过日子吧；这决不是不象样；相反地，假如他们安份守己，或者一般地说，变得和普通的人一样，那倒是不象样了。他对贵族的赞美，还有他“我要死为贵族”这句话一点儿没有使我发窘，我知道他是个怎样的贵族；他是个这样的人，愿意献出一切，做个争取人人享有政治权利和起着主导作用、主张“思想调和”的俄罗斯思想的提倡者，虽然这一切，也就是“思想调和”，甚至是无稽之谈（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有一点毕竟是好的，那就是他一生崇拜思想，而不崇拜愚蠢的小金牛。天哪！我在构思我的“思想”的时候，我，我本人难道崇拜过小金牛，难道我当时是以金钱为目的的吗？我敢发誓，我需要的只是思想！56
当然，贵族已成余孽，从其他阶层中涌现的思考和反省型知识分子也马上要被精英中的活动家挤到一边，这种境况是相当令人绝望的。即便是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渴望思想和真理的民族中，这些思想者在人群中也仍然是处于极少数。精英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少数，而思想的精英更是“少数中的少数”。而由于他们的无力、无暇，或者不屑于行动，他们还可能常常是处在这少数居于社会上层的人们中的下层，是“统治者阶层中的被统治者”57。他们也基本上是属于那种从普希金起就开始愈来愈多地见诸形象的“多余人”范畴，他们在日后急剧转变的年代将更加显得“多余”，他们在即将来临的时代数量也就会愈来愈少，以至他们常常自称为“最后的莫希干人”，就象《罗亭》中列日尼奥夫对罗亭所说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也说过类似的话。58
六、作为问题的思想
以上各节所述思想者的孕育、诞生、类型和特点都指向思想的问题性，都是为了说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思想的性质：即思想主要是作为问题出现，思想总是处在紧张的对话和交锋之中，并且到最后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品以及作者不表现出某种倾向，但由于这些问题的根本性和复杂性，还是不可能给出最后的定论。下面我们要进一步来说明这一点。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成熟作品中，重要的思想几乎都是被“说”出来的，也就是说，很少是作为心理的描写，由作者叙述一个人在想什么而表达出来的，更罕见有例如托尔斯泰作品中那样大段作者插入的独白和哲理性议论。在那种心理的、思想的陈述后面，实际上总是隐藏着一个君临作品中所有人物的作者，是作者在主导思想的进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不多见的第三人称如《罪与罚》中所描写的的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心理过程，地下室人与《少年》主人公的思想陈述，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也都是在和他人的潜在争辩和对话中展开，只不过这种争辩对象在那里不表现为具体的人物。无论如何，那些最精采、最深沉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在大段淋漓的对话或集体讨论中展现的，例如《罪与罚》中拉思科里涅珂夫与波费利的三次谈话，拉思科里涅珂夫与索尼亚的多次谈话；《白痴》中梅诗金公爵与叶班钦将军夫人及三位女儿的初次谈话；叶甫盖尼·巴甫洛维奇、列别杰夫、普季岑、加尼亚、郭立亚等在列别杰夫家里的谈话；伊波利特欲自杀前在众人面前宣读他的声明及其议论的场景；梅诗金在叶班钦将军家的一次聚会上的谈话；《群魔》中基里洛夫分别与斯塔夫罗金、与彼得·韦尔霍尔斯基的两次谈话；沙托夫与斯塔夫罗金的谈话；斯塔夫罗金与吉洪的谈话（当时删去未发表）；希加廖夫等人在维尔金斯基家一次聚会上的发言；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与斯塔夫罗金的一次路上交谈；《少年》主人公与其同学的谈话、与其父亲的多次谈话；《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佩西神父、米乌索夫、伊凡·卡拉马佐夫等在修道院里的一次聚谈；伊凡·卡拉马佐夫与阿辽沙的多次谈话，米卡与阿辽沙的谈话；佐西马长老临终前对教士们的长篇遗言；丽莎、柯里亚分别与阿辽沙的谈话；伊凡与斯麦尔佳科夫、与魔鬼的谈话，审判米卡的法庭上的辩论等等。而且，有时是“话中有话”，如在所有谈话中最重要的一次谈话，就是在伊凡·卡拉马佐夫与阿辽沙的谈话中又包括了长长一段宗教**官对默默无语的上帝的说话。59正如茨威格所说，陀斯妥耶夫斯基借以深入主人公心灵深处的那个秘密工具便是话语。歌德是借助目光来描述一切的，歌德是双眼看世界，而陀斯妥耶夫斯基是用双耳听干坤。陀斯妥耶夫斯基必得先听见自己的人物说话，或让他们开口说话才好思考，好让我们如见其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对两位俄国小说家的精辟分析中也把这一特点表述得相当明确：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我们由于目睹而耳有所闻”，而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我们由于耳闻而目睹。”60
而且，这许多重要的思想不仅是被“说”出来的，而且还常常是被“转述”出来的。这里所说的“转述”还不仅是指当时实有其人的某些人的思想被作品中的人物转述，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合理利己主义的思想被《罪与罚》中的卢辛转述，别林斯基的某些思想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柯里亚转述。还包括作品中人物的思想被另外的人物转述，例如《罪与罚》主人公拉思科里涅珂夫“越界”思想的最主要部分分别被大学生、被波费利、被司维特里喀罗夫转述；61《白痴》主人公梅诗金很重要的一个“美拯救世界”的思想是由伊波利特转述，而伊波利特又是听郭立亚向他转述的；62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群魔》第一主人公的斯塔夫罗金自己几乎没有表达过什么思想，而他的矛盾思想又可以说分别包含在曾经深受其影响的沙托夫、基里洛夫与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思想之中；而斯塔夫罗金自己也转述过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想法；63希加廖夫的思想分别由跛腿教师，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转述；64《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极重要的宗教**官的思想是出自伊凡·卡拉马佐夫写的一个传奇；65而伊凡的思想分别被米乌索夫、拉基金、佐西马长老、斯麦尔佳科夫、甚至魔鬼转述过，66拉基金的话也曾由米卡转述，67而且，这些转述还经常发生在该思想的主人本人就在场的情况下，如上述拉思科里涅珂夫、希加廖夫、伊凡在场的某些场合，却是由其他人而不是他们自己来表述其思想。并且愈是重要的思想愈是反复出现、愈是被多人在不同的场合转述，最着者如拉思科里涅珂夫和伊凡的思想，作者这样做似乎是在考查这些思想在不同的境况中，对不同的人所产生的效果，考查它们将遇到的来自各个不同方向的挑战。
我们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观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叙述角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品中有过各种叙述角度的尝试：有在“你-我”之间的叙述：如《穷人》、《九封信的小说》；有以第一人称“我”作为主人公的叙述，如《白夜》、《地下室手记》、《涅朵奇卡》、《小英雄》、《赌徒》、《荒唐人的梦》、《少年》，其中前两部的主人公我们甚至不知其名，《死屋手记》、《温顺的女性》则是在作者简单交代一下故事就径直用“我”叙述；还有用“我”作为较次要的叙述者，如《庄院风波》、《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群魔》；再就是第三人称的叙述，包括《孪生兄弟》及后期最重要的长篇《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作者有时也在开始作为潜在的叙述者出现一下，但很快就隐没不见。总之，在后期最重要的思想性小说中，除了《地下室手记》、《少年》之外，作者都不出现，或只起很次要的作用，其中主人公的思想自然也不等同于作家的思想。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最擅长描写思想性的对话、多人谈话、转述和话中有话的的艺术家。68而这一切又都是经过了他的心灵来进行转述，他和他的人物一起思考、一起感受、一起痛苦。
谈话和转述自然只是手段，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热衷于让人们自己说话和转述？为什么他不仅用人物转述各种现实的时代思潮，而且在各个人物的思想之间也经常采取转述的方式？为什么他不仅使自己与书中的人物保持距离，甚至也让各个人物之间保持距离？这些问题可以把我们引到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直接表述自己的思想的问题，即为何既然他那里隐藏有那么多深刻的哲学思想，却不以哲学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思想？更贴切的提法也许应该是：至少，为什么他不像比方某些存在主义作家加谬、萨特那样除了写小说之外，也写一些直接阐述自己思想的哲学着作？德国哲学家劳特就曾提出过类似的问题，说既然哲学如此强烈地占据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心灵，为什么他没有直接搞哲学？为什么他要走一条通过小说表现的迂回道路？这个问题乍看起来是有点可笑的，一个人一生做了这件事就不能做那件事，走了这条路就不能走那条路，探讨一个人为什么不走另一条路不像探讨他为什么走了这条路那样有意义。劳特提出这个问题是与他试图全面系统地阐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哲学思想有关。劳特在写他那本《陀斯妥耶夫斯基哲学——系统论述》（1950年出版）时，看来还没有读到巴赫金的着作。69否则，在巴赫金之后，任何一个试图依据陀斯妥耶夫斯基文学作品来阐述其思想的人，是不能不面对巴赫金提出的问题的，他必须首先对巴赫金提出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事实上恰恰不可能成为体系哲学做出某种交代和解释。不过，劳特的问题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陀斯妥耶夫斯基思想的性质。
陀斯妥耶夫斯基是罕见的艺术家中的思想者，对思想一直有一种极其执着和感人的追求。他在早年尚未开始踏入文学创作生涯时，给兄长的信中就说他想破解人这个谜，因为他想成为一个人，说他不知道他的“忧伤的思想何时才能平息”。在他的《穷人》取得成功之后，他放弃已经快写完的《被剃掉的连鬓胡子》，是因为“现在我心中更为新颖、生动和鲜明的思想要求我把它们遣之笔端。”70他说他希望一个明确的、总体的、具有真理性的思想，但降而求其次，那怕一个足够深刻的思想也行。1865年，他在给屠格涅夫的一封信中抱怨我们的时代，特别是文学，没有一个总的见解，总的信念。711870年，他又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一封信中说当时的文学界“没有一个真正理解的，坚定的思想，那怕只有一个，甚至是错误的也好！”72他为自己的小说《白痴》辩护，因为：“我维护的不是长篇小说，而是我的思想。”73他的作品中所涉及的思想都是头等的，有着最深刻和最广泛的哲学以及神学思想的含义，他提出的问题是真正的问题，他在1870年5月28日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他说过他“很爱哲学”，他晚年与哲学家、神学家索洛维约夫也相交甚深，他甚至在流放归来之后曾经想过写一部哲学着作，但却还是没有写。
很显然，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有思想、有哲学，而且是很深刻的思想，是第一流的哲学，但是，为什么这些思想不以哲学的形式出现呢？最简单、当然也基本正确的回答当然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最擅长的并不在哲学，甚至不仅他个人，他所属的民族相对于有些民族（如日耳曼民族）来说也不是最擅长于此。但他有他所擅长的表达思想的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是一个艺术家，他的最大才能也就在这里。当然，这样说可能还不够，还没有说出原因的全部，也许还有一些原因，比方说，正是他所持有的或在他心中经历的思想的性质，即这种思想的问题性和对话性，使他没有用哲学的方式去直接陈述思想。简言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正是作为一种问题的思想存在的，其思想的独特和深刻所在正在于其问题性，在于其作为问题的未完成性和开放性，以及问题本身的深刻和根本性，这种作为问题的思想的确很难被整理成系统的理想，甚至它本身就拒斥被体系化，它甚至很难被概念准确地表达，它必须与人物形象和情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够和盘托出，才能够保持其生动性和紧张性。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既定的、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在其中各个人物所表达的思想中，究竟那一些是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思想是他所赞成或部分赞成的，那些是他所反对或部分反对的。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听到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把其中许多人物，或者至少主要人物的思想都归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思想；第二种说法则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让其小说中各种附着于人物的思想保持了自己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其作品中的思想是多元的、复调的、对话的。后一种说法的代表如巴赫金的观点我们已经叙述过了，前一种说法则不仅在巴赫金之前，在他之后也仍有一些人坚持。
例如，杜勃罗留波夫在评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时说：“在整个长篇小说里登场人物所说的话像作家自己一样；……在所有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作者自己，而不是那种代表自己而说话的人物。”74托尔斯泰在与卢萨诺夫的一次谈话中，接着卢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有人物，连15岁女孩在内，用的都是作者本人的语言之后说：“何止是用作者的语言说话，他们说的还是某种冗长而做作的语言，表达的是作者本人的思想。”75舍斯托夫把《罪与罚》中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思想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官”的思想径直认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高尔基也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丽莎的话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态思想来予以抨击。至于伊凡·卡拉马佐夫的思想，“宗教**官”的思想更经常被认为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隐秘思想，如劳伦斯、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毛姆等都如此认为。
对这一问题我们也许可以作如下的回答：确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许多人物的语气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语气甚至有时不符合人物的个性；在某种意义上，书中各种人物的思想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所表达的极端利己和享乐主义的思想），几乎都可以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所经历过、甚至依然部分赞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一过程中也明显表现出一种一贯而执着的倾向，我们常常可以看出他力图摆脱什么，竭力地追求什么。但我们还是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所处理的各种人物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话和转述等方式还是与其中各种思想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我们有时会在一些明显带有一些卑鄙习气的人物（如列别杰夫）那里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所着政论中所表达过的思想。反之，在有些未犯任何罪的少年（如丽莎）那里所表达的思想，可能恰恰正是他要反对或者质疑的。这种情况有助于使思想保持它们的独立性，使思想不因思想表述者的好坏而被随意褒贬，大体来说，他在他的小说中并没有做出结论，没有排列人物和思想的善恶高下的次序，没有让正面人物都说他赞成的思想，反面人物都只说他反对的思想，甚至有时候他恰恰像是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还注意到：几乎所有人物的思想都是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都呈暴露状态，处在一种急急忙忙要向他人证明什么、交代什么、反驳什么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因而具有一种紧张不安的特征，使思想处在一种不断转折的过程之中。这使思想者苦恼，但也正是这一点给思想带来了一种活力。这不是死的、定形的理论，不是作为旗帜来吸引门徒的教义，而是作为问题来吸引对话者和辩论者的活的思想。思想者总是意识到周围有不同意他的思想的人，至少是有不了解他的思想的人存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中仅具雏形的思想者那里，思想者还是相当胆怯的、防守的，而从地下室人那里，却开始有了一种凶狠的、进攻的特征。但是，在地下室人那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种不断的腾挪、躲闪、跳跃和回转。思想者总还是有一点害怕，不止是怕具体的东西，例如波尔宗柯夫怕自己前途的不测，于是不断的攒钱，而且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怕，一种具有本体意义的怕，一种甚至对自己也感到害怕的真心实意的怕，一种感觉到自己生存的根基正在崩溃的怕。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充分地意识到了现代价值体系将趋于分崩离析的状况，预感到了人类也许正在进入一个到处酥化脱节的时代，预感到了一个诸“神”斗争的时代，一个生活着各种异质的信仰、兴趣和生活态度的人们的时代。尽管他自己是多么渴望有一个“总的见解”、一个总的信仰，但他还是给予了各种见解和信仰以一种独立存在的余地。他似乎预感到这一切都是必须承受的。这一时代的思想常常不能不是一种“地下室”的思想，一种“晚上”的思想，尽管不那么温和、光明，充满希望，却“比较坦白和直率！”76处在这一过程中的思想不能不表现为各种问题。简言之，这类“成问题的思想”是直接来源于“成问题的时代”。
总之，我们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之中所表现的思想是一种作为问题的思想，这也为作者本人及许多评论家所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的草稿中写到：“在这部小说中，要重新发掘所有的问题。”77而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在这之后他所有的长篇巨制。茨威格在其《三大师》的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中谈到俄国文学家时说：“在我们心中已化作冰冷概念的所有问题却还在他们的血液中燃烧。……在俄国，人们怀着一种未被滥用的好奇心再次向无限提出生命的所有问题，这是俄国人对欧洲做出的难以言述的贡献。当我们被教养弄得迟钝懒惰时，他们却依然神采飞扬。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每个人都将所有的问题重新审视一遍，用自己流血的手挪开善恶分界石，将心中的混乱改造成为世界。”78纪德也写道：“他所显示的思想常常只停留在提出问题上，他不寻求解决和陈述──因为这些问题极其复杂，且又互相纠结，互相交错。”79毛姆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80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思想不是作为定论的思想，不是作为理论的思想，而是作为问题的思想。
无论如何，这些问题对于生活在现时代的人们来说，既是极其重要、生死攸关的，又是复杂纠缠、悬而未决的。因为它们是涉及到人的生命根基的问题，是有关道德、宗教与人性基本事实的问题，是有关现代性与永恒之关联的问题。有关永恒的问题自然始终会是永恒的问题，但这一永恒的问题在现代是以尤其紧迫，甚至凶险的形式表现出来了，悬于人类头顶的不仅有物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更有精神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预感到、并以极其生动有力的方式凸现了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并没有在他那里得到根本的解决，他只是朦胧地感觉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可能方向。而且，“悬而未决”的含义还在于：这些问题，尤其是涉及生命根基的那一问题最终只能由每个时代、每个人自己来解决，而决不能由前人、由他人、由集体、民族或者国家来代为解决，假如说它对过去的人们来说是已经陈旧，甚至在有的个人那里是已经解决的问题，它对正在不断来临的每个人仍旧是一个新的问题，他仍然必须由自己来解决这一问题，甚至在他沉重的肉身尚未结束之前，他必须不断地解决这一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对问题的不断“重新发掘”、“重新提出”、“重新思考”和“重新解决”，这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及其书中的人物屡次承认的：“上帝的问题折磨了我整整一生”。他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比这一有关永恒和终极关切的问题更为重要，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最终不与这个问题发生关联，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能像这个问题一样占据人的全部身心。
1这一对概念首先是别尔嘉耶夫从考察俄罗斯诗歌的演变中提出来的。中国对“黄金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一向译介很多，对“白银时代”则很少注意，但最近也接连推出了这方面的一些译丛，例如98年出版的作家出版社的“白银时代丛书”，学林出版社的“白银时代俄国文丛”。
2伯林说：“早期俄国知识分子创造了某种最后注定在全世界产生社会与政治后果的东西，以俄国大革命为这股运动最大的一个效果，我想是公平之论。”但革命并未循这些作家与小说家所预期的路线发生。“连法国大革命在内，不曾有什么事件像俄国革命一样在事前的一世纪里经过这么多讨论与思索。”见其《俄国思想家》，彭准栋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154页。
3见上书和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家：19世纪末到20世纪视野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而据索赫里亚科夫在1996年11月莫斯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国际学术会议上的报告，“俄罗斯思想”作为一个术语是首先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的《作家日记》中的，参见《俄罗斯文艺》1998年第4期。当时俄国知识界的思想集中表现于文学的一个原因是沙皇严格的检查制度将社会政治观念驱入了文学领域，而俄罗斯的知识者也富于文学修养并酷爱文学，如别林斯基说：“俄国文学是我的命、我的血。”本世纪初科罗伦克亦言“我的国家不是俄国，我的国家是俄国文学。”转引自伯林《俄国思想家》，第176-178，208页。
4别尔嘉耶夫说：“忧伤是精神上的，并且与过去相联系。屠格涅夫主要是个忧伤的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凄惨的艺术家，凄惨是和永恒相联系的。忧伤是抒情式的，凄惨是悲剧式的。”见《自我认识——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0页。
5见G·Steiner：TolstoyorDostoevsky：AnEssayinContrast,FaberandFaberLimited,1959,P.348.
6转引自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
7洛扎诺夫（罗札诺夫）：《隐居及其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26—127页、189-190页。
8见其“俄国小说家（1887）”，载《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155页。
9E·M·Forster:AspectsoftheNovel(NewYork,1950)，转引自G·Steiner：TolstoyorDostoevsky：AnEssayinContrast,FaberandFaberLimited,1959,p.7.
10G·Steiner：TolstoyorDostoevsky：AnEssayinContrast,FaberandFaberLimited,1959,P.344.
11贝德叶夫(别尔嘉耶夫)：《杜斯妥也夫斯基》，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8-29页。
12《杜斯妥也夫斯基》，第39-40页。
13《杜斯妥也夫斯基》，第194-195页。
14分别见《杜斯妥也夫斯基》，第189、195-197、201页。
15见其《俄国思想家》“刺猬与狐狸”一篇，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16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39页。
17seeV.Seduro:DostoyevskiinRussianLiteraryCriticism,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7,p.43.
18转引自山东大学俄苏文学研究室编《俄苏文学》，总第11期（1985.8）。
19茨威格：《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20彼烈威尔泽夫(Perevezev)1921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革命”一文中写道：“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们的意义也就是谈论我们现在生活中的最炽热和最深刻的问题。被强力的革命的旋风席卷，陷在他所提出的问题之中。热情而又痛苦地领悟到革命悲剧的所有兴衰，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发现我们自己，在他那里发现对革命所提出的问题的一种热情和痛苦的把握，就仿佛他与我们一同经历了革命一样。”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是一个革命者和反动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示革命的基础并不是伟大的怜悯，而是被**者的伟大的愤怒、自我肯定与自我意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没有任何对革命的理想化，革命为那些一直聚集在被欺凌者中的愤怒与毁灭欲望提供了一条出路。革命的心理机制可归之于被**者想成为**者的企图，奴隶想成为专制者的企图。粉碎自己最直接敌人的冲动将变成粉碎一切异议者的冲动，一切都回到出发点，只是奴隶与君主的位置互换了。革命的恐怖还不在于它是浸在血泊与残忍中，而是在于它所许诺的“黄金”在犯下所有形式的残忍之后变成了碎片。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解剖革命的专家，甚至看到了革命领袖看不到的秘密。“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的一切都变成真实的了，他甚至预见到了他们的失望，描述了那‘不能忍受他们自己的反抗’的革命者的反叛，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早在现在的革命数十年前，就比许多现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理想主义者更早的把握到了革命的机制，正是这一点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我们现在如此接近。”“迄今为止，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革命所说的是一种对其本质的最深刻解释（就这一革命是小资产阶级反叛的结果而言）。一个人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学到很多，理解很多，能对目前正在我们眼前进行的革命的许多事情作出一种健全的判断。”转引自V.Seduro,DostoyevskiinRussianLiteraryCriticism,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5,pp.129-132.
21“漫谈陀斯妥也夫斯基”，载《俄苏文学》1985年第5-6期合刊。
22《俄罗斯的宗教》，高骅译，杨德友校，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1994年出版，第175页。
23V.Seduro:DostoyevskiinRussianLiteraryCriticism,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7,p.210.译文从巴赫金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所引，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2页。另恩格尔哈特的文章英译为“Dostoyevski-sideologicalnovel”，可直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念形态小说”。
24以上见巴赫金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尤其是前三章。
25《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135页。
26《穷人》，载《中短篇小说》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页，本书所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译名和引文，均采用书尾“参考书目”中所列版本。
27《穷人》，载《中短篇小说》一，第9页。
28《中短篇小说》一，第128页。
29《孪生兄弟》，载《中短篇小说》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页。
30《女房东》，载《中短篇小说》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75-376页。在此可以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段话：“为了写一部长篇小说，首先要储存真正由作者的心灵体验过的一个或几个强烈的印象。这便是诗人的事。主题，大纲，完美的统一便由这个印象发展而来。以后便是艺术家的事了，虽然艺术家和诗人在这两个方面都是互相帮助的。”载《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381页。
31《温顺的女性》，载《中短篇小说选》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14页。穆勒1869年发表了为女性权利辩护的论着《论妇女从属的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已看到过。
32另一些未表述思想的反面人物如流氓拉姆别尔特、苦役犯费季卡等不计在内，而一般被视为反面人物的《罪与罚》中的司维特里喀罗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斯麦尔佳科夫究竟属于何种性质使人极费踌躇，他们均犯了杀人之大罪，且表现出一种卑鄙无耻，但他们又自杀了，他们究竟为什么自杀？他们难道只是畏惧惩罚而自杀？他们肯定有自己的某些想法，然而，这些思想深深地隐藏在黑暗中使我们不得而知！
33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
34《书信选》，第383页。
35《杜斯妥也夫斯基》，第185页。
36转引自《英国作家论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429页。
37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589页。
38英国一位评论者琼斯（M·Jones）指出：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着作生涯中发生了一个基本的变化，粗略地说，他开始了写世界经典。如果他1863年死去，甚至今天西方读者会听说他都是可怀疑的。也许仅某个奇特的短篇，比方说《白夜》，可能会被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史提及。而《死屋手记》可能在俄国监狱文学中占据一个突出地位。《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命运也不确定。人们广泛承认，主要的变化是从这时候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开始围绕着下列具有使世界分崩离析含义的思想观念建立：世俗与神圣的合法力量的被强夺；剥夺生命以达到某种善；一个不再有圣洁和罪恶的世界的来临；社会解体与无政府状态；弑父与上帝观念的死亡等等。见M·JonesandG.Terryed.,NewEssaysonDostoyevsk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p.5.
39《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第99页。舍斯托夫等也极推崇《地下室手记》，纪德甚至认为这本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生涯的顶峰，把它当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拱顶之石，并说他不是唯一这样认为的人。但这种说法可能估计过高。
40这里似乎还可以再区分出两种思想者：一种是与性格、情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思想者，他们常常是作品的主人公，如拉思科里涅珂夫、伊凡·卡拉马佐夫；还一种似乎只是某些思想的表述者、评论者，例如《白痴》中的叶甫盖尼·巴甫洛维奇。
41《少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
42《罪与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3-494页。
43见其《三大师》，纪德也在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巴尔札克的作品中指出：巴尔札克的作品的主人公有很大数量都是以聪明才智和顽强意志获得事业上荣耀的成功者，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中“没有一个伟人”，就如佐西马长老这样的人物也只是一个圣人，而不是伟人、英雄。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第114-115页。
44不仅是世人眼中的失败者，乃至真正的失败者、放弃者，这可能尤其是中国人相当陌生的一种人物类型，因为我们思想的人间性和世俗性几乎使我们只注意此世的成功。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却似乎始终可以听到这样一个声音：成功，便对么？失败，便错么？
45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132页。
46屠格涅夫：《文论·回忆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42页。
47人物译名分别采用的译本是：《罗亭》：黄伟经译本；《贵族之家》：磊然译本；《前夜》：丽尼译本；《父与子》和《**地》：巴金译本；《烟》：王金陵译本。
48《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239页。
49转引自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05-606页。
50《少年》，第66-67页。
51《少年》，第184页。
52《卡拉马佐夫兄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112页。
53《卡拉马佐夫兄弟》，第112页。
5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会议上的演说”，转引自《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第271页。
55甚至《温顺的女性》中的妻子恰恰是在丈夫向她表露了爱情之后捧着圣像跳楼自杀，“是接受呢还是不接受？她受不了这问题，宁可一死了之。”55
56《少年》，第624页。
57借用布迪厄描述知识分子的一个术语。
58见《书信选》，第407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临终前一年给阿巴扎的一封信中还写道：“您认为各类人物都从自己的创始者那儿获得原始思想，并且代代相传，他们终将变得与整个人类格格不入，甚至与整个人类为敌──您这个思想是对的，也是深刻的……。”《书信选》，第436页，拜伦在《唐璜》第9章，第24节中则写道：“我要和一切与思想为敌的人为敌，至少在文学上（如果可能，也在行动上。）”。
59以上所列大致襄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直接表述思想的较长段落。
60茨威格：《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61分别见《罪与罚》，第76、305、579页。
62见《白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页。
63见《群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7页。
64分别见《群魔》，第534、553页。
65见《卡拉马佐夫兄弟》，第374页以下。
66分别见《卡拉马佐夫兄弟》，第93、112、956、974页。
67见《卡拉马佐夫兄弟》，第896页。
68他的许多小说因此都适合改编成话剧，参见V.Seduro:DostoevskyinRussianandWorldTheatre,TheChristopherPublishingHouse1917.
69巴赫金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虽在1929年初版，但很晚才发生影响。
70分别见《书信选》，第3、9、34页。
71《书信选》，第129页。
72《书信选》，第252页，
73《书信选》，第223页。
74杜勃罗留波夫：《文学论文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32页。
75《列夫·托尔斯泰论艺术和文学》，第2卷，莫斯科，1958年，页105。转引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
76见《白痴》第343页。
77转引自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第464页。
78《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6页。
79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次讲演”，转引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第116页。
80转引自《英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4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