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德尔到达苏格兰时，英国和德国已处于交战状态。他的爱国热情进发出来，志愿报名参加皇家空军(RAF)，渴望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考虑到他已37岁，年纪偏大，有关方面给他安排了书案工作。他断然拒绝，这显示了他特有的性格，并丢下了一句话：“如果你们想让我守在写字台后面，那么对不起，我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939年利德尔回来时，英国已完全变了样，成了个因战争忧心忡忡、对未来充满疑虑和恐惧的国家。在小厂待了两年后，随着自身年岁的逐渐增长，利德尔显得更为持重。在他最后一次休假期间，虽然不可能召集大规模的聚会，但面对能来的听众，他用自己特有的简洁方式，尽可能准确地介绍中国的复杂形势。在英国曼彻斯特一次**上有一位听过他演说的神父写道：
“从他简单的描绘中，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些中国朋友和熟人的一幅幅肖像。开始时，听众显然对他讲得如此简单感到纳闷，因为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听大名鼎鼎的埃里克·利德尔演说，他们期望听到激情洋溢、铿锵有力的言词。但是，随着演说的继续，听众被牢牢地吸引住了。他生动描述的那些中国人，似乎就在这间屋子里。
“他的这种简洁，实际上是一种儿童般可贵的天赋，充满真诚精神，联合王国就是由这种精神构成的。在演说结束之前，听众们都已意识到这点。”
1940年3月，弗萝伦丝和女儿们与利德尔会合。在完成了已安排的演说之后，他带着全家返回中国，途中在诺瓦斯科夏①逗留了10天。
如果说利德尔去英国的旅途平安无事的话，那么他乘船返回中国的航程则充满着危险。当时，德国潜水艇不分青红皂白，击沉所有的船只，所以英国竭尽全力保护其商船队免遭德国潜艇袭击。事实上，利德尔他们得以重见中国海岸，本身就是奇迹。他们的船，是由50艘船组成的船队成员之一，在离开爱尔兰海岸时，就曾遭到鱼雷袭击。关于此事，利德尔写道：
“当时是8：30，孩子们都还睡着。这究竟是不是一颗‘哑弹’，仅仅炸着了桅帽，或是因为发射距离过远，鱼雷已耗尽能量，还是它确实已爆炸，而且就在我们船下，对此，我们至今未弄清楚。但我敢说，我们确实被击中了，根据在船舱里的感觉判断，仅仅是桅帽被炸。当时并未鸣响要我们上救生船的警报，但我们的船却发出信号，令其他船只迂回前进。
“第二天夜晚，位于船队末尾的一艘船不知去向。海面波浪滔滔，很难发现潜艇靠近。那天，护航舰离我们而去。这天是整个航程中最艰难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离我们大约四分之一英里远的一艘小船被鱼雷击中，立刻爆炸，两分钟后就沉没了。德国人准是击中了该船引擎。我们在甲板上准备救生船，人人走路都是弯弯斜斜的。将近中午时，‘警报’解除，我们回舱吃饭。可是我们刚开午饭，第一道菜才吃了一半，警报突然又起。又一艘船中了鱼雷，但它没有沉没。后来我们听说它还能行驶。至于它是返航了，还是竭力继续前进，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依然编队前进，但现在已无护航舰伴随。午后茶点时，有关人员讨论确定，编队行进过于危险，决定让大家分散，每艘船都要全速前进……从这时开始，到第二天早晨前，这是一段紧张的时刻。下午6时，无线电传来消息，过去两天内，相距约200码、挨着我船航行的几艘船，均相继被鱼雷击中。10分钟后，听说又一艘船被击中。到了夜间9点，我们听说，一般德国潜艇从水下升至水面，与我方船队中一艘船发生战斗。
“我们的船高速行驶，远远超过了正常速度。整个夜间，人们和衣而卧，救生带准备就绪，随时备用。第二天，紧张状态有所缓解，我们的船已驶出普通潜艇能及的范围，只有远洋潜艇才能航行如此长的距离。而这时有些人又开始晕船了。从那以来，局势一直比较平静。再没有发生令人感到刺激的事情；在一次航行中，我们遇到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1940年10月底，利德尔回到小厂。此时传教团驻地的形势，远比他离开时凶险。日军已进驻该村，村子四周围着高墙，显然，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
“当我从东屋卧室的窗口朝外看时，发觉村南似乎成了日本帝国军队的前哨基地，”利德尔冷冷地写道，“在最近几天，我们常常见到神情沮丧、精神压抑的人们从那儿走出来，被迫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他们得修筑一条通向小厂东面可供机动车行驶的公路。
“日本人为了逐步扩大影响，为了牢固地扎根立足，他们无情地置古代墓葬和坟场于不顾，强行无偿地征用土地，老百姓深受其害。这不禁令人想起古罗马野蛮的强征制度，同时它也引起人们日益增长的仇恨和反抗精神，这也是日军所作所为的必然结果。”
在写给家里的一封信中，利德尔谈到他参加当地一个村里的一次结婚仪式，仪式是在附近大炮的轰隆声中举行的。仪式结束后，他和其他客人应邀出席传统的中国婚宴。
“在交拜礼及祈福仪式结束后，我们转身去了安排婚礼酒宴的地方。在恐惧的氛围笼罩下，在警报鸣响中，人世间的习俗照旧继续，仿佛一切都平安无事。那天夜晚，仅仅1英里外，重炮朝着有人挖路的方向轰响，隆隆的炮声清晰可闻。可是在霍楚村，我们却相聚在一起为新人举行祈祷式，颂扬并感谢上帝，思考着如何为更美好的世界作出我们的贡献。新婚夫妇的耳畔响着枪炮声，而内心则充满爱和欢乐，度过他们婚后的第一夜。
“我在那儿一直待到过了礼拜天。在此期间，我主持礼拜式并和人们交谈。我本该那天就返回，可我等候的大车直到夜幕降临才到达。我们往回赶，路上基本没发生什么事。除了在一处，那是敌人可能把我们当成了八路军，向我们开了几枪。我们下了车，一动不动地待着，直到他们明白搞错了，我们才继续上路。
“我的工作要到周围多处教堂去。今天去的是西南方向我以前从未去过的一个地方。每次外出，我的工作就是给人以建议，全部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同时，努力了解人，努力给他们留下一点鼓励，在他们内心留下一点和平的启示——在一个外部世界已不存在和平的时期。”
原来和教会保持一定距离的日本兵，现在公然闯入传教士家中，喝得酩酊大醉，吓人地挥舞着军刀。有一天，安妮·布奇恩奔进医院的手术示范室，发现她急着要找到的那位医生正贴墙而立，一个日军士兵挥动棍子在揍他。
“我找这医生有事！”个子小小的布奇恩大声喊道。日本兵非常吃惊，直往后缩。可是，事情明摆着，日本军官对下属的胡作非为，有意听之任之，不加管束。
最后，在1941年春天，传教士接到日本军方命令，被迫从小厂撤走传教团。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听说小厂已被夷为平地。
有可能被拘捕，也有可能面临更糟的处境，而这些事情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加上弗萝伦丝正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所以利德尔决定，必须让家人撤到加拿大去，那儿才是安全之地。
“这是个十分困难的决定，”弗萝伦丝回忆道，“我根本不愿离开，可是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经点燃，日本肯定会参战。埃里克本来可以和我们一起走，可他认为他不该走。他担心，万一他们扣押我们当人质，他就不能坚持自己的信念。我从来没认为他的工作重于一切，事情完全不应该是这样。可他认为，既然别人将留下，他也该留下。”
“他知道，日本人正加紧备战步伐，他也知道，拘禁他们几乎已成定局，”斯坦利·汤普森回忆道，“可他认为，万一他离去，撇下他的工作和小厂人民，这就意味着开小差，他决不能做这种事。实际上他已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眼睁睁地送别家人，另一方面又觉得前途未卜，祸福难料。”
1941年5月，弗萝伦丝告别利德尔的这个日子，一直深深铭刻在她的记忆中，从未磨灭，直到她于1984年去世。
“船启航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们登上了那艘漂亮的大船。埃里克抽空送我们上船。汽笛鸣响，催促送行的人离去。当时，我们正在下面船舱里。埃里克把特丽夏抱上膝头，并说，‘噢，特丽夏，我想请你照顾妈妈，并帮她一起照料希瑟和未来的宝宝。你一定要好好关心妈妈。’她这时才5岁，她说：‘我会的，爸爸。我一定好好照料妈妈，一直到你归来。”’弗萝伦丝追忆往事，强忍着欲夺眶而出的泪水。
“埃里克离去时，我很难过，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会再也见不到他。甚至后来，我也绝未想到埃里克会出什么事。我真不明白，当时我竟会如此幼稚。”
9月，利德尔收到弗萝伦丝一封电报，得知他的第三个孩子莫琳已出生——这个女儿，他注定永远无缘相见。
在家里人离去后不久，他搬入天津的一幢公寓，和原先埃尔塞姆学院的老师、后来又成了英华学院同事的A.P.卡林同住。由于手头上没有固定的事情要做，利德尔忙着埋头撰写《基督徒守则》，他希望最后能把它译成中文，为中国牧师提供一份精神指导。
1941年12月，爆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紧接着，伦敦传教士协会的成员接到命令，要他们立即从法租界家中撤离。英国公理会教士团的成员，为利德尔和其他6人在英租界提供宿处。在此地，他一直待到1943年3月被日军拘禁。
传教士们获准可以自由行动，但不得擅闯租界周边，而且必须佩戴臂章，标明各人国籍。超过10人的聚会，无论室内或是室外，一律禁止，这实际上等于禁止在教堂举行礼拜仪式。为了破除这一禁令，利德尔想出一个主意，组织若干名传教士为每个星期日撰写一条训诫。由传教士的妻子每人邀请10人参加星期日下午的茶会，把每个星期日的训诫抄写多份。这样，每次茶会就成了家庭式的宗教祭祀仪式。
利德尔此时已搬去和D.霍华德-史密斯神父及其家人同住。跟与利德尔以前同住一幢公寓的乔治·多林和戴维·麦克戈温一样，霍华德-史密斯把和利德尔共同生活的这一年，看成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年。
“埃里克搬来和我们同住。一年来，我们感到，他能住在我家，实在是我们的荣幸，”史密斯记下了这段历史。“我从未见埃里克发火，也从未听他说过不客气或刻薄的话。他一心‘到处行善’，不张扬，不炫耀，完全把这当作份内之事。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埃里克就是天生行善之人，因为每天清晨，他都保持与上帝沟通，日复一日，终年不辍。
“埃里克最值得称道之处，是他的处事方式。别人有何期望，他再忙也要尽量抽空去帮助实现；别人的事情或公务，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他都乐于接受并努力办成。有些男孩要和他一起玩板球，埃里克甘心奉陪。我的女孩要他教网球，他二话不说，来到外面在酷热的阳光下指点，而当时荫凉处的气温已达华氏100度。人家打桥牌三缺一，他乐意凑数，不令别人扫兴。他热衷收集中国邮票，当我的女儿们也要集邮时，他花了几个小时为她们准备集邮簿，标出空间，以便分门别类张贴不同版面的邮票，他还常常花好几个小时，不厌其烦地回答她们的问题。此外，他给主日学校的班级上课，或倾听来自乡间普通农民倾诉悲惨经历时，也同样表现出仔细和耐心。
“当时全家6个成人、2个孩子，一共8人。要弄到足够的面包，让全家吃饱，对我妻子来说，真是勉为其难。常有这种情况：当她匆匆赶去购买面包，各店已告售罄。埃里克主动提出，每天早上5点钟由他去面包房买面包。他说到做到，真的去了，帮了我妻子一个大忙。我妻子记得，有一次发生了可怕的大尘暴，这种尘暴在华北时我们常常遇到。沙尘通过关着的门窗缝隙钻进屋子，室内的一切都蒙上一层厚厚的尘土。她决定先睡觉，第二天早上6时起床，从上到下给宅子好好打扫一下。早上6时她下楼来，发现埃里克刚刚打扫完毕，身边又是畚箕、又是扫帚、又是尘拂。原来他4点半就已悄悄起身，未弄出一点响声，以免吵醒大家，来了个彻底扫除。这就是埃里克的典型作风。”
在给弗萝伦丝的信中，利德尔描述他如何使自己的日子尽可能地过得丰富而有意义。除了撰写**守则和准备**聚会，他还花了不少时间静静思考并研究诸如圣灵的德行、神的指导，以及《登山宝训》②等课题。他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编纂《圣经》的系列注释读物，供人们全年日常阅读，这是他在拘禁期间完成的一项工作。“如果这计划落空的话，”利德尔在谈到这一项目时写道，“它仍将有助我个人思考问题。对我来说，它将永远是我已发表的《每日祈祷》(该书在1942年出版)的姊妹篇。从事这一工作，将使目前无所事事的岁月比较容易打发；日子过得毫无意义，光阴在虚耗着。”
走出公寓，利德尔常和卡林作长时间的散步，察看周围租界状况。有时跟朋友一块吃顿饭，或是喝杯茶。
“跟我们任何人一样，他热爱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卡林回忆道，“在天津逗留的最后阶段，他和我曾多次到‘欧罗巴咖啡馆’，以一餐简陋的饭食‘庆祝’我们各自家庭成员中某位亲人的生日(在‘欧罗巴咖啡馆’，你可以享受到最实惠的价格！)。如果钱不够，我们就去‘柯榭俱乐部’，吃茶点代替。他感到幸福，这种幸福写在他的脸上；然而，他全部幸福的基础，都在于他对上帝的坚定信仰、对上帝真挚的爱，以及对上帝馈赠的衷心感谢。”
1942年8月，撤离的可能摆在利德尔面前。虽然他仍愿留下，但他还是在撤退的名单上签了名，他写信对弗萝伦丝说，在加拿大可能成立“国内布道团”。可这事未成。撤退的召唤始终未来，而利德尔和在天津的所有外国人都被塞进一辆简陋的三等车厢，坐着火车进了日军的拘留营。正是在这里，利德尔将度过他最后的、也是最辉煌的人生岁月。
①加拿大省名。——译注
②指耶稣在山上对其门徒的训示，内容主要涉及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