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軍轟炸珍珠港，緊接著，美國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就決定了依然逗留于在華日佔區的外國人的命運。他們有可能遭到搜捕、拘禁，甚至被投入監獄，這些都只是時間問題。
而事態的發展也正是如此。1943年3月12日，埃里克•利德爾及其在天津的同事接到日方命令，立即去山東省中部的濰仙市(後改名為濰坊市)的“民間人士集合中心”(拘留營的委婉說法)報到，同行的還有幾百名其他“敵對國國民”。
利德爾被指定為英國傳教士小分隊的隊長，他們奉命把行李送去營地︰每人規定可帶三只箱子、一張床，以及一些床上用具。3月30日，這些外國人手提行李，排著隊穿過中國人夾道而立的街道，狼狽地向天津火車站走去，這是一個令人蒙羞的最後場面——白人在遠東的統治不光彩地結束了。一個新的帝國主義已在東方崛起，他們將接過被西方長期佔有的衣缽。
經過了16個小時令人疲憊不堪的旅程，他們來到離濰仙市2英里處的拘留營。這里原是美國長老會布道團的駐地，現已被毀。院落寬183米(200碼)，長137米(150碼)，里面有一所學校，一座教堂，若干公共宿舍，三間廚房和一間面包烘房。雖然建築物的外觀還保持完整，但在日本人反西方思潮沖擊下，室內的所有設施，已遭到了徹底的毀壞。床、暖氣設備、管道、家具，都被刀劈斧砍，街上一片狼藉。
拘押犯蹣跚走進營地。入口處上方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原來傳教團的中文名字“幸福樂園”，無疑，對于現在正從它下面走進去的人們，這真是一個辛辣的諷刺。而映入他們疲倦眼簾的最令人喪氣的景象，則是營地內的廁所。即便是最最麻木的人，乍見之下，也會為之駭然。蘭登•吉爾基，來此以前是北京郊區英美大學的青年教師，他在那本名為《山東的院落︰處在壓力之下的男男女女的故事》的書中，生動地描寫了他們第一眼見到這些基本生活設施時的感覺。
“當我們打開門走進男盥洗室，一股惡臭直沖鼻孔，我們恨不得立即退出，重新回到室外三月的清新空氣中來。當我們發現內部設施幾乎是新裝的，實在驚訝不已。這是東方式的廁所，瓷便盆嵌入地下，如廁時不得不蹲在上面，令我們感到不適。便盆上方牆上，掛著帶有長長的金屬拉鏈的瓷水箱，但沒有一根拉鏈連著便盆。上面那中看不中用的管道不通，便盆內均已滿得往外溢淌。拘留營內沒有清潔工人，沒有管道修理工，也沒有自來水，那麼要制止便盆內髒物外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傳教士梅雷迪思•海爾斯拜回憶道︰“在濰仙的生活，實在就是為了生存而進行的嚴酷戰斗。”戴維•米歇爾，進拘留營時才是個9歲的男孩，在《一個男孩眼中的戰爭》(OMB叢書，1988年出版)一書中寫道，他還能清楚記起那種惡臭，以及“污穢不堪的露天污水池，我們用來吃飯的廚房兼餐廳里的老鼠、蒼蠅和疾病。在炎熱的夏夜，這種惡臭充斥在籠罩于拘留營上空的酷熱、刺鼻的塵霧中。”
這1800名被拘禁者，是一個各不相干的群體，他們來自各個不同的民族和階層︰有英國人、美國人、意大利人、比利時人、荷蘭人、印度人、巴勒斯坦人，有白俄，甚至還有來自一支流動回力球隊的兩家古巴人。無論他們以前從事何種職業，人人都得盡快學會新技能，掌握謀生之道︰過去不習慣手工勞動的高級行政官員，現在不得不學會烤面包、捅火爐；以前很少踏進廚房的端莊嬌貴的上層社會的淑女們，此刻已能熟練地刷地板、洗餐具了。
沒過多久，營地就安頓下來，生活變成了一種純粹是單調乏味的例行公事︰早上7點起身，處理雜務，完成分配的工作任務；點名(自從兩名被押人員逃走，點名已變成一日兩次)；排隊如廁，排隊進餐——但永遠也填不滿啃噬腸胃的饑餓。戴維•米歇爾至今還記得拘留營那張毫無營養、千篇一律的菜單。早餐︰兩片薄薄的面包(發酵粉供應不足時，常常烤得又硬又癟)，小米或高粱稀飯，偶而加一點白糖；正餐或午飯︰亂七八糟的雜燴或隨便什麼的混合物，包括一點軟糊糊的茄子，通常人們稱之為S．O．S．(‘老一套的雜燴’)，偶而供應一道甜食；晚餐︰通常是湯，實際上常是老一套的雜燴攙水的另一種叫法。
奧斯瓦德•達拉斯，被拘前是駐北京的一名外交官，現在成了濰仙的面包師。每當面粉供應不足，他只能用花生殼磨粉做面包。“熱的時候，還能勉強湊合著吃，可一冷卻，就硬得像石頭。”後來，日本人終于開了一家小賣部，被拘押者偶而可以加點菜，可以買些諸如花生、雞蛋、蜂蜜、應時水果等。
瑪麗•泰勒•普雷維特的曾祖父詹姆士•赫德森•泰勒，曾在中國內地創建了傳教團。瑪麗進拘留營時，才9歲。“在戰爭初期，我們靠細高粱、粗高粱或綠豆過日子，把他們煮成當早餐的谷類食物，也用他們來做我們想吃的面包。”
“在肉店工作，可真得有點膽子，他們面前盡是些剛剛掃去蛆的死動物。人們還來不及用苕帚把討厭的蒼蠅趕走，他們已在食用肉上產下了卵。有一次，跟日常飲食供應同時送來的，還有看上去令人作嘔的肝——黑乎乎的，樣子可怕，周邊發硬、呈乳脂色——廚師們覺得可疑，就請來我們學校的醫生，再征求一下意見︰這究竟是否能吃？醫生猜想，這可能是一頭老騾子的肝。于是，我們就把它吃了。”
人們的情緒越來越緊張，脾氣急躁似火，一點就著。為了區區小事就會爭執不休，而這些事情在正常生活中都是微不足道的。所有這一切，發生在令人窒息的、干苦活的環境中毫不足怪。“如果你想見識一下人性惡的一面，”一位在押犯後來回憶道，“你只要站在那兒，瞧瞧那領食物的隊伍就行了；怨怒和乖戾，成了生活的一部分。饑餓的囚徒時刻會猛撲分發食物的服務人員，犯人們斥責他們在分發規定的半勺子湯時不公，給這個多了，給那個少了。排著隊洗餐具的女人們，尖聲叫著，把油膩的洗碗水互相潑到對方身上。”
濰仙是社會的縮影︰這兒有醫院、實驗室、學校和教堂。這兒也有娼妓、酒鬼、吸毒者、竊賊和小偷，專偷廚房里的份外食物；此外，還有一幫幫四處閑逛的愁悶的青少年。由于沒有父母的監管，十幾歲的孩子夜間在拘留營地範圍內閑逛，傳聞在某營地大樓的地下室內還發生過**事件。珍妮•考特莉爾記得，那兒許多年輕人由于被監禁在拘留營內,不能真正享受人生，都有一種強烈的挫折感。“有一位異常聰明的女孩就曾說過︰‘我們再也沒有機會繼續接受教育！我們永遠不能得到真正的男朋友！’”
“類似的騷亂事件不斷，”考特莉爾回憶道，“人們的神經繃得緊緊的，他們渴望了解國內發生的事情。可日本人給我們提供的僅有的消息，無非是他們又一次擊沉了整個英國艦隊，或是倫敦第5次被炸成殘垣斷壁，等等。顯然，都是些胡說八道，可是我們得不到任何確實的消息，我想正是這一點，尤其使人感到沮喪。”
“有一二個軍官特別喜歡滋事，”她的丈夫喬•考特莉爾回憶道，他當時也在拘留營(他倆是在被拘期間結的婚)，“有一個警察頭頭非常凶殘，人們給他起了個‘金剛’的綽號，因為他個子很高大。幸好當時似乎尚未有蓄意侵犯個人的政策。那時夜夜實行宵禁。從夜晚10點起我們就不得走出公共宿舍區，宵禁時間根據一年不同時期而定，或至早晨6時，或至早晨7時。廁所設施都在宿舍外面。事實上，夜間如廁是件既麻煩又危險的事，特別對女人。街上有日本兵巡邏，已有多起不幸事件發生。”
拘留營內時常受到蟲害侵擾，所以多次組織了滅鼠競賽以及滅蠅運動。“到處是嗡嗡嗡飛來飛去的蚊子，以致瘧疾流行，很多人都染上了疾病。”被拘押的兒童凱麗•托倫生—馬爾科姆回憶道，“夜間，床墊里的臭蟲爬到我們身上，拼命吸血。海根(她的兄弟)有一天早上在自己床上數了數，共有500多只臭蟲。我們用開水澆床墊和家具，試圖一舉殲滅他們，但這一點用也沒有。所以，我們依然渾身發癢，搔得更勤。”對付這種體形扁平、渾身通紅的臭蟲，人們常用刀子或拇指指甲沿毯子邊縫掐死他們。可是不管囚徒們用什麼方法消滅這種害蟲，他們的戰斗均以失敗告終，因為臭蟲實在太多了！
無法保持隱私、缺乏生活空間，是拘留營生活中最令人頭痛的兩件事。居住在公共宿舍里的單身男女，每人可分得長度僅183厘米(6英尺)、寬度僅91厘米(3英尺)的空間，床與床之間相距只有46厘米(18英寸)。已婚夫妻可以擁有房間，面積是396厘米(13英尺)長、274厘米(9英尺)寬。
營地建立不久，日本人曾把某些四口之家的家庭安置在兩個房間，而其他家庭則被迫擠在一個房間。蘭登•吉爾基，作為營地住宿委員會的負責人，試圖調整這種狀況，他建議把四口之家的十幾歲的孩子轉移到接受監管的集體宿舍去，騰出來的房子可以分配給住房擁擠、急需擴大空間的家庭。吉爾基確信，前面提到的那些家庭一定能理解這一建議所包含的合理性以及博愛精神。于是，他信心十足地來到一個杰出的美國傳教士之家︰
“屋子的主人，盡管已步人中年，依然英俊、聰明、待人接物圓熟老練，是名牌大學的畢業生……他的妻子是一位能干、令人敬重、慈母般的婦人；她獻身眾多的社會事業，在家里是位稱職的女主人，舉止優雅，為人寬厚。他們幾乎完美地體現了美國職業夫婦的風範︰受過良好教育，慷慨大方，心地善良，集中體現了對人友好以及基督徒關心人的精神。他們有兩個兒子，一個16歲，一個14歲，按我們的計劃，其中一個，或者兩個，都有可能得遷入集體宿舍。由于他家緊鄰就住著擁擠的一家，我相信，這些好心人絕不會對此熟視無睹。當我敲響他家屋門時，我想問題將比較容易得到解決。
“不出所料，懷特夫人謙恭有禮，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當我熱情地講到這個話題時，她表示對那些不幸人們的處境十分關切，這使我確信，她和她丈夫一定非常樂意盡他們所能來幫助解決這個問題。我深受鼓舞，把準備讓男孩們集體住宿的計劃攤了出來，並告訴她，將由‘優秀教師，篤信基督’的埃里克•利德爾來監管這間宿舍。我熱誠希望他們能幫助我們實現這一決定……我們的話談到這里，如果說懷特太太有所變化的話，她似乎變得更禮貌了。可是同時，她講話也變得有點模稜兩可起來——我注意到她有點猶豫不決的樣子。要想回過頭來談計劃的細節，似乎越來越困難了。最後我建議，也許他們需要一些時間來考慮，我第二天再來听她的回音。
“‘噢，真是太感謝您了，’她溫柔地微笑著說，‘這樣，我丈夫和我今晚就有機會好好考慮此事，還可作個禱告。’在這種令人鼓舞的語氣聲中，我離開了。
“第二天，我又來到她家，她的態度似乎明確了，語氣充滿自信。我感到一絲欣慰。我想，這兒終于有人來帶頭了，不是反對我們，而是給我們以幫助。當她彬彬有禮地開始談到這個話題時，我急切地听她往下說。
“‘您向我們提出的問題，昨天夜里我們考慮過了，還為此作了禱告，’她笑著對我說，‘我們作出了決定，我們不能讓年幼的兒子去住集體宿舍。’
“‘可他們的住處離開你們不過50碼，懷特太太！’我大聲說道，‘我相信，你們不至于懷疑在埃里克•略德利(顯然，這是利德爾的代名)的照料下，他們還會出什麼事吧！’
“‘噢，不。只是保羅才16歲，這個年齡很容易受外界影響。對別人家的那些孩子，我不想說什麼閑話，可是你知道他們的情況！此外，這兒暖氣和通風設施很不正常，而且我清楚，除非有人管著，保羅吃得很少，所以他老是傷風感冒。約翰尼才13歲，讓他離開我們，這絕對辦不到……昨天夜間我們談過了，事情再清楚不過，在這種地方，家和家人有多麼重要。我們肯定，待在拘留營中，我們首要的道德責任就是要為孩子們保持一個真正的美國之家。’
“我看得出，在她謙恭而堅定的態度中，她自感心胸坦然，因為她找到一種問心無愧的道德準則來支持她的做法。她已為自己的全部生活裹上了‘道德’的包裝，這種道德的前提是，確認任何具有人性的人都講道德責任，願意與別人和衷共濟；所以，除了符合她的道德責任觀念，她對其他事情全都無動于衷，甚至當她為了捍衛家庭的利益而違背群體中別人家庭的利益時，她也是受這種道德責任感的驅使。于是我明白了，要刺穿這張“正義”的盔甲是十分艱難的。至此，我不免有些惱火。
“‘就算你說得對，懷特太太，家和家人對人人都十分重要，’我加重語氣反駁她，‘那麼，對于你鄰屋的那對夫婦，對于那和兩個男孩共住一屋的夫婦，真正的美國之家又該如何保持呢？’
“當我提到這一點時，懷特太太關心人的基督精神溢于言表。她義憤填膺，滿臉通紅，而且十分同情。她點著頭表示同意我說的話，她說︰‘我知道，那些日本人可惡之極，簡直難以用語言表達！’
“結果就是如此。我看得出，送保羅去集體宿舍是絕無可能了。我走著回家，既生氣，又失望。我自忖︰‘如果連懷特夫婦都不願和我們合作，我們還能去找誰呢？我們中間難道就真的不存在友好和善意了嗎？”’
如果說，吉爾基對拘留營中的商人說了不少壞話，說他們心懷偏見、貪得無厭、名聲極壞，那麼，他在談到傳教團成員用偽善的道德包裹的樁樁件件赤裸裸的自私自利行為時，他語氣的尖刻和譴責的力度，便大打折扣。他講述下面這件事時，口氣就顯得有點輕描淡寫。
有一次，紅十字會送來了包裹，每個包裹里塞了16條美國香煙。這可使傳教士們在道德上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不知該如何處置這批香煙。按照教會禁止吸煙的神聖原則，他們本該全部予以銷毀，可是正如吉爾基所說︰“誘惑力太大了，這批香煙很有利用價值……癮君子們願意用牛奶、罐頭、黃油和肉來換一二包香煙。交易有利可圖，而且準保成功。”幾乎所有原來假裝虔誠、堅持宗教原則、拒絕出借定量配給卡的傳教士們，現在都拿自己的16條香煙用來換取愛好的食物。
吉爾基不斷進行這種令人沮喪的指責，直至他踫到埃里克•利德爾。
“人們很難有幸遇見一位聖徒，而他很像我所認識的聖徒，已非常接近這一標準。在那兒的最後一年，我常常在晚上興高采烈地去和女友約會，路過游戲室時，我總要往里瞧一眼，看看這些傳教士煮些什麼東西給孩子們吃。可我老是看見埃里克•略德利(利德爾)俯身在棋盤或模型船邊，或指導孩子們跳某種方形舞，他是那樣專心致志、那樣熱情洋溢和興致勃勃，為了吸引被集中在一起的小伙子們的注意力，開發他們的想象力，他竭盡全力，全身心地投入。”
喬治•金來到拘留營時還是個孩子。他回憶第一次見到利德爾的情景︰“我吃力地拎著兩只沉重的箱子，沿著那條坑坑窪窪的小道，步履艱難地向前走著。在這之前，我們剛剛乘坐一艘中國海岸航船，經過了兩天折騰，感到非常饑餓和疲憊，有人領我們到集體宿舍，面對這間空蕩蕩、谷倉似的屋子，我們感到淒楚可悲。突然，一路上給我幫忙的人壓低聲音說道︰‘不要盯著看，听我說，朝我們走來的那人就是埃里克•利德爾。’
“我十分虛弱，難以集中精力把迎面走來的陌生人跟若干年前‘名聲遠揚’的奧運健兒聯系起來，盡管如此，我還是朝邊上掃了一眼，看了看走在路上的這個人。他個子不高，相當瘦，由于風吹日曬，皮膚呈古銅色。他身上的襯衣十分古怪，我從來沒見到過，雖然在那種地方，我對各種古怪服飾，已經司空見慣。我後來听說，這是用利德爾太太的一對布窗簾改制的。但是，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他那種平凡普通的外表。他的樣子一點不像著名運動員，或者不如說，他似乎從未想把自己扮成個著名運動員。這一點，我後來逐漸清楚，正是他絢麗人生的奧秘所在。我敢肯定，他是當時活著的人中間最謙虛的一位。”
利德爾一到濰仙，就被指派擔任學校數學和理科教員，負責組織拘留營內的體育活動，還擔任管理員，負責照料單身男女和孩子們居住的兩大集體宿舍。他還被委托領導基督教聯誼會的工作，並充當營地日本人的首席翻譯。除了“官方”指定的這些職務，他還主動承擔照料老人、病人、體弱者以及窮人等大量任務，包括為他們排隊買煤，買配給品，還為他們劈木柴。“做這一類事情，耗盡了埃里克的精力。”當時的一位被拘押者回憶道，“此刻，我仿佛仍能看到他背負50磅重的紅十字會包裹，從教堂送到那些年老體弱者的家里。”另一位被拘者說道︰“我現在還記得，他沿著營地內的路沉重緩慢地走著(‘沉重緩慢地走著’這詞用得恰當，因為拘留營的伙食早就使埃里克的步履失去了彈性)，肩上挑著裝滿煤灰、煤屑的沉重木桶，送到那些需要做煤球、燒爐子的人家。”
按照喬治•金的說法，利德爾“無疑是拘留營中人們最需要、最敬重和最愛戴的人。有一天晚上，他在計算一周中估計可以干多少小時，我十分驚訝，這張時刻表人人都能承擔，何必要他獨自去操心呢！”
喬伊斯•思特朗克斯，在拘留營時才十來歲，他至今記得，當時去找利德爾的年輕人特別多，使得與他同住一室的室友十分厭煩，他們做了一個可以翻動的示意牌，兩邊分別寫著︰“埃里克在”和“埃里克外出”。埃里克通過把牌子翻到“在”或“外出”，就可以讓找他的小伙子知道他的去向。
“這是我逗留在拘留營期間最偉大時刻之一，”當時的少年被押者凱麗•托倫生—馬爾科姆在她的《我們簽名放棄生命》(大學校際出版社，1990年版)一書中寫道，“當時，廚房里只有我一人，我正單槍匹馬地要搶在600個人挨次進來領取他們的配給食物之前，消滅廚房里數百只蒼蠅。埃里克•利德爾恰好走過。我跟他很熟，他既當過我的壘球教練，又是我的《聖經》老師。他停步走了進來，專心地看我忙碌了一會。他那雙湛藍、銳利、帶笑的眼楮，以及讓人安心的笑容，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對我說，作為一名基督徒，我正通過自己的行動領著人們走近上帝，盡管我做的事情微不足道，只不過為他們撲殺蒼蠅而已。他曾教導我說，我們的所作所為若不是引導人們接近上帝，那就會把他們從上帝身邊推開。他對我的所作所為表示衷心的感謝，因為此刻除了上帝，誰也沒看到我做的事情，誰也不會給我應得的榮譽。”
就像在英華學院時對學生們一樣，利德爾對拘留營中的青年人也懷有深厚的感情。他把所有的業余時間都用來組織各種活動，讓孩子們始終有事可做，他組織的活動包括國際象棋和跳棋比賽、工藝品展覽、游戲和木偶戲演出。為了鼓勵孩子們保持身體健康，他常常領著他們繞著營地四周跑步，並教給他們跑步技巧。
“一個又一個晚上，”一位被拘者回憶道，“他苦笑著把妻子留給他用的所有被單撕成一條一條碎片，用來包扎幾根被弄壞的曲棍球棒，誰也不知道這些球棍如何在我們的集中營里出現。他把中國膠水在相當于一支燭光的花生油燈上方熔化開，然後把撕成條狀的亞麻布粘貼到棒上。
“他教他們玩圓場棒球，這是個令人開心的場面。他還作出安排讓美國人進行一系列棒球比賽，盡管他對星期日的比賽從不過問。”可是有一次例外。按照拘留營營規，星期日不準舉行任何比賽，但有一個星期日，一群閑得無聊的年輕人公然違抗這一規定，組織了一場男孩對女孩的曲棍球比賽。沒有裁判員，雙方火氣越來越大，比賽以吵架收場。第二個星期日，利德爾出現在比賽場上，親自為這場比賽執法。
“埃利克確信，讓年輕人在一種和諧的氛圍中一起游戲和工作，比保持他的嚴守安息日原則不受褻瀆更為重要。”他的好友喬•考特莉爾如是說。所以，這位曾經因為拒絕在星期日比賽，寧願放棄在奧運會上奪取100米金牌機會的人，為了在年輕人中間提倡和平相處、團結友愛的精神，卻心甘情願犧牲自己原先奉行的原則。
利德爾還花費大量時間，對希望在戰後能上大學的年歲較大的孩子，給以額外的理科知識輔導。僅僅為了幫助一位女孩學習，他煞費苦心，花了好多時間，為之繪制化學儀器，因為這些儀器在拘留營中根本無法獲得。這女孩從利德爾那里學到了很多知識，戰爭一結束，她就以名列前茅的成績考入墨爾本大學。
有一位拘押者在被監禁時才18歲，他後來寫道︰“我和別的年輕朋友一起，非常有幸能聆听埃里克給我們講課；他給我們當私人導師，講授物理和化學課程。當時，我很遲鈍，老是記不住數學公式。為此，他特地設計教學法，對我循循善誘，十分耐心。每次想起這些，我對這位杰出的教師楷模，總是充滿感激之情。”利德爾的另一位學生至今還記得，他曾把一堂課的內容錄寫在一張聖誕卡上，而此卡是他親自設計、親自繪制的。
正是這種悄悄的、不拘禮節的姿態，往往比語言更有說服力。譬如那次他把在愛丁堡獎得的一塊金表拿去稱重、估價，準備賣了籌錢給大家買壘球設備，盡管最後沒有必要那麼做。
哪里有不幸和痛苦，哪里需要安慰或幫助，利德爾就會出現在那里。無論青少年，無論體弱多病者，只要他們需要補充食物，利德爾就主動獻出自己那份少得可憐的定額，不帶偏見、不帶歧視地平分給大家。
伊莎貝爾•赫朗太太，當時名叫伊莎貝爾•哈里斯，她從齊福學校進入拘留營時才14歲。她回憶道︰“埃里克去世時，營中一個俄羅斯**曾對我母親說，埃里克•利德爾是願意為她做任何事情而從不要回報的唯一男人。我想她指的是這件事︰她剛來拘留營時，埃里克曾去幫她釘過一些架子。她是個一切都得靠自己張羅的女人，沒有人會幫她干這些事。利德爾從不計較一個人來自何種社會階層，他從不以此取人……拘留營中有些傳教士是絕不會向她那樣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的，可埃里克對待事情絕不像他們那樣。
“傳教士”赫朗繼續說道，“可能是與別人保持某種距離的人。當時他們中間有人只關心自己的同類人，對其他人就不太關心。傳教士們沒有時間關心別人的孩子，他們只關心傳教士的孩子。可是利德爾卻能跟任何人通力合作。每當我想到他，這一點常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中。他肯定是個信念非常堅定的人，因為他對待我們大家都一視同仁。”
諾曼•克利夫曾在《幸福樂園》一書中描述過自己少年時代在拘留營中的經歷。他還模糊地記得另一件事。一個名叫瑪喬里•溫澤的女孩患了傷寒病，必須和其他拘押人員隔離。唯一能安置她的地方就是那間陳尸室，在戴維•米歇爾的記憶中，這是整個拘留營中最嚇人的地方。“我們中間膽子大的，”米歇爾想起此事猶覺可笑，“常常用棍子去捅那蓋尸體的被單，可要是誰忘了把門帶上，風吹動被單時，我們就拼命地逃開。”瑪喬里的頭發不得不剃光，令人卒不忍睹。在這間陳尸室里，她虛弱不堪地苦熬了好幾個星期——在此期間，她還親眼目睹鄰床患同病的天主教修女死去。利德爾堅持每天來此停留片刻，給她讀點故事，竭力給她的心靈和備受煎熬的生活注入一絲歡樂。對自己的所為，利德爾從不張揚、不炫耀。
“要是有誰沒完沒了地抱怨拘留營中的環境，”另一位被拘押者說，“那麼埃里克就會指出，生活中畢竟還存在有趣的、給人以歡樂的事情，他眼中閃爍的喜悅光芒就會驅散人們心中的愁雲。反之，假如他擔心某人家庭關系陷入麻煩，他就會想方設法找出他認為能幫助解決問題的人，讓他來彌合裂縫、促進和好。他待人友好，性格平和(我從未見他生過氣，發過火)，加上他對上帝和原則的忠貞不渝，這一切都有助于我們面對險惡的突發事件，化險為夷，安然地度過風風雨雨。”
長期的拘押環境使身體最強壯的人也紛紛病倒。到1944年夏天，眾多的被拘押者患上了傷寒、痢疾和瘧疾，身體幾近衰竭。此外，還有很多人患了精神崩潰癥和憂郁癥。當戰爭進程轉向不利于日本時，我們的配給開始減少，基本食品日益局限于面粉、高梁和綠豆，質次的蔬菜和發臭的肉食成了風毛麟角。當這些東西也吃完時，就只剩下面粉了。廚師們發明了一種面包糊。他們把不新鮮的面包隔夜加水浸泡，第二天榨去水分，給難聞的面包糊攙少許面粉，再加上肉桂做調料即成。只有極度饑餓的拘押犯，才敢把這玩意兒吃下去。
一個承擔重體力勞動的普通人，每天需要的熱量大約為4800卡路里，然而，拘留營中男人每天的配給食物已減少到1200卡路里。饑餓的情狀，顯而易見︰人們憔悴、疲憊、冷漠。孩子們的牙齒缺少琺啷質，而少女長成了婦人卻不來**。有些老師想方設法要改善孩子們嚴重缺鈣的狀況，他們按照營地醫生的建議，把蛋殼洗淨、烘干，再磨成砂礫般的粉末，然後一匙一匙地喂給孩子們吃。“我們感到窒息，感到噎住了，于是就用力呼氣，”瑪麗•泰勒•普雷維特有趣地回憶道，“我們希望在不得不吞食前，能把砂礫吹掉，可怎麼也做不到。所以我們就用牙嚼粉狀蛋殼，以吸取純鈣。”
食物定量的減少、食品中最基本的維生素和礦物質的缺乏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就連利德爾也同樣無法避免。到了1944年底，他主動承擔的巨大工作負荷和沉重的責任，加上嚴重營養不良，使他的健康開始大大惡化，終于導致疾病纏身——該疾病最後奪走了他的生命。
根據瑪西•狄特蒙森所說，當時利德爾已患了嚴重的頭痛病，而且變得健忘。為了努力改善記憶狀況，為了集中注意力，他開始背誦狄更斯《雙城記》中的某些章節。狄特蒙森還記得，其中一節正是西德尼•卡頓在代替朋友接受死刑前，于斷頭台旁說的那段感人肺腑的獨白。
當安妮•布奇恩在利德爾患病數月後抵達營地時，對利德爾外貌的變化十分吃驚，他已變得呆滯木訥。他的健康狀況顯然在日益惡化，原來走路時富有彈性的步伐和充沛精力，幾乎已喪失殆盡。而且，他還受到劇烈頭痛的折磨，這迫使他不得不臥床，用繃帶蒙著眼楮，懇求別人讓他安靜。和利德爾同住集體宿舍的喬•考特利爾回憶道︰“埃里克開始抱怨頭痛，這種情況對他來說是少有的。他對我們在宿舍燒煮食物時的些微氣味抱怨不止。我們開始明白，他的情況不妙。”利德爾盡管頭痛劇烈，但仍堅持給年輕人以教誨、忠告和鼓勵，只要他們需要他，他就出現在他們中間。
1945年1月，利德爾遭到流感和竇炎雙重襲擊，治療效果不如預期那樣見效。安妮•布奇恩听說他病情惡化，便疾步直奔男子宿舍，不顧禁止婦女進入的營規。“我一見他的病況，就立即去找拘留營內的主任醫生，我對他說，埃里克必須立即送醫院。醫生說，沒有床位，可我仍然堅持，埃里克必須進醫院治療。最後，他被送進了醫院。因為他堅強無畏，從不說自己有何不適，所以醫生們說︰‘噢，他會挺過去的。’”
可是事實正相反，他的病情進一步惡化。在醫院期間，他似乎突然中風，導致右腳部分癱瘓，講話含糊不清，神情恍惚。醫生們懷疑他長了腦瘤，可他們對此束手無策。
表面上，利德爾愉快如常，他不願透露內心深處的想法。安妮•布奇恩是他願意傾訴內心感受的為數不多的對象中的一個。由于長期與弗蘿倫絲和孩子們分隔兩地，加上劇烈的頭痛，他意志消沉、度日如年。“在拘留營中，人們多次見他對著妻子和孩子們的照片發愣，”布奇恩回憶道，“有一天，他對我說︰他覺得前途渺茫，萬事皆空。他說，他有一個很大的遺憾︰他沒能把更多的時間留給弗蘿。這不像原來的埃里克。他可是個一直充滿希望的人。”
盡管劇烈的頭痛繼續折磨著他，利德爾的體力似乎稍稍恢復，而且開始鍛煉右腿。“埃里克跟我妻子和全家一起喝茶。我們為他以及像他一樣長期遠離親人的人們感到遺憾。”在利德爾住院期間曾去拜訪過他的一位傳教士說，“由于我們住在醫院頂層，中國內地布道學校的孩子們和我們待在一起，所以我們認為也許能使他在康復期過得愉快些。我太太做了些小蛋糕，邀他一起品嘗。他請求護士允許他攀登4層樓梯，到我們小小的房間來看望我們。護士對他說，他是要想‘伸手摘星星’。然而，在護士扶持下，利德爾成功地實現了他的目標。當他坐下時，他已經累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埃里克說話說得很慢，顯然，他說話很困難，但他相當開朗，充滿希望。看得出，他用自己的意志戰勝了虛弱的肉體。他沒有待很久，但我們邀請他兩天後，也就是星期一，再來和我們一塊飲茶。當我們匆匆趕去參加一個聚會回來時，我們才發現，對于一個剛剛擺脫沉痾，不久前才能起床的人，竟能像我們現在一樣攀登那麼高的樓梯，完全是奇跡。我們盼著他再次光臨，我們在那家供應匱乏的拘留營商店中為他買來了最好的食物。
“他來了，看來病情有所好轉，一只眼中的異常神色也已消失。他穿戴整齊，行動比以前稍稍利索。我們坐下聊天，一起喝茶，吃點心。我們談到上帝對他的眷顧，健康得以逐漸恢復，他也告訴我們，根據醫生診斷，他的病痛主要因工作負擔過重所致。
“接著，埃里克說的話使我永生難忘︰‘使我陷入麻煩的只有一件事，’他說得很慢，‘我本應指望上帝來解決這一切，那我就不會在重負下崩潰了。’
‘‘我丈夫竭力讓他寬心，但是，他最後感嘆道︰像埃里克這樣的人，若不是被工作重擔而壓垮的該有多好啊！對這一點，他去世後的進一步診斷作出了清楚的證實。
“在他去世的那天早晨，埃里克又一次爬著樓梯來還我一個盤子(前一天我曾用這個盤子裝過食物給他送去)。他高高興興地聊天，高高興興地笑，還肯定地說，他身體在好轉。然而，就在那天夜晚，他卻去世了！”
“在拘留營時，”利德爾在天津的一位同事的妻子撰文寫道，“我在醫院廚房做飯，兼做管理工作。我們要給150人做飯，全都是4歲以下的孩子和病人。听說埃里克喜歡吃蛋糕，我就揀個日子‘專門’為他做了一個送去。他很激動。後來我見著他時，他告訴我說他吃得很開心。
“接著，他離開了一陣子。後來有一天下午3:15，他遇到了我，我剛好下班。他正在散步，我離開身邊的女士，走過去和他談天。我們一起走了大約15分鐘。他還是以前那個樂天的他。‘你收到弗蘿的來信了嗎？’我問他。哦，原來他果真收到了她的一封來信，他對我說了此事。他看上去累了，說話不大利索。由于多日沒見到他，我想該讓他多休息休息。‘不，我必須讓這兩只腳重新走動起來。’他說。可我還是把他送進屋里，讓他享用午後茶點，而這竟成了我們的訣別，因為就在那天晚上他去世了。”
利德爾去世前三天，克莉絲汀•海爾絲拜也在營地醫院，她剛剛擺脫幾乎奪去她生命的傷寒病。利德爾來這個病房借贊美詩集，他在給弗蘿倫絲的信中引用了一首贊美詩，他需要核對一下是否準確。他認出了她，由于高興，臉上帶著笑容，這是她最後一次見到他。
利德爾通過紅十字會給弗蘿倫絲發出最後一封信的日期是1945年2月21日。以下是原信的副本︰
“我擔負的責任過重。神經系統稍稍出了點毛病。在醫院待了一個月後，情況大為好轉。醫生建議我換個工作。他要我放棄教書和運動員生涯。做些體力勞動，譬如烘面包……要是這樣的話，確實不壞。務必與我保持聯系，告知我家中的情形。謝謝你的安慰，寄來的包裹我很喜歡。向你以及孩子們致以我的特殊的愛。——埃里克。”
“有件事後來讓我很不安，盡管讀信時我並未想到，”弗蘿倫絲回憶道，“他最後一封信是打字機打的，這可不同往常。他準是請誰代打的。信中他說神經系統稍稍出了點毛病，對此，我也覺得可疑，利德爾怎會發生這種情況？”
那天早上，一陣突發的胸悶和咳嗽向他襲來，稍停，一切似乎都已過去，他又開始發出朗朗笑聲，又和人們開起了玩笑，就在這時，又一陣痙攣。這時守在他床邊的一位學生，尖叫著跑出病房呼叫醫生。醫生立即派人將利德爾送到單人病房。安妮•布奇恩此時正要下班，聞訊後迅速奔到他床邊。“我問他感覺如何，而他答道，誰也不知道究竟出了什麼毛病。這是他平日的口頭禪︰‘他們一無所知。’之後，我拒絕離開，我要留下照料。有二三位醫生站在隔壁病房的中間，正在議論埃里克的病況。我向他們走去，並問道︰‘你們是否認為埃里克就要死了？’一位醫生說道︰‘胡說八道！’我回到埃里克的病房，此時他已將近走完人生道路。他悄悄對我說，‘安妮，這就是徹底奉獻。’他又一次痙攣、嘔吐，污物全都吐在了我身上，接著，他陷入了昏迷狀態，而且再也沒有甦醒過來。”
“他是個把一生奉獻給上帝的人，我相信，他說‘徹底奉獻’，理所當然，絕不過份。大家都清楚，他對自己的人生方向完全清楚。”
第二天早晨，為他所做的尸體解剖顯示，他腦部左側有一顆很大的腫瘤，根本無法手術切除。就是說，即使他獲得最先進的治療，充其量也只能推遲必然結果的發生而已。
埃里克•利德爾去世了，僅僅6個月後，即1945年8月，美國的傘兵部隊就解放了這座拘留營。
瑪麗•泰勒•普雷維特至今仍清楚記得美軍到來的那個日子︰
“那天的上午已過去一半，我躺在床墊上，突然听到拘留營上空有一架飛機的嗡嗡聲。我迅速沖向窗口，只見這架飛機陡地朝下飛來，然後緩緩下降，接著又一次繞空翱翔。這是一架巨型飛機，機身繪有一面美國國旗。美國人正在飛機窗口向我們揮手致意！
“樹梢後，銀色機身的門打開了，我驚訝地瞧著一張張巨大的降落傘緩緩飄落地面。
“整個濰仙瘋狂了。我向大門跑去，隨著混亂的人流向前涌動。囚徒們跑來跑去，揮舞著雙拳伸向天空。他們哭泣、詛咒、相互擁抱、翩翩起舞。盡管嗓子已嘶啞，他們仍高聲歡呼著。一波又一波的人群裹挾著我，從哨兵身旁涌出，來到拘留營外的田間。
“1英里外，我們找到了他們——7名年輕的美國傘兵——手持武器站著，周圍是一片沉甸甸的高梁。
“欣喜若狂的囚徒們潮水般地向他們涌去。人們在曠野盡情地享受著自由。他們赤著雙腳，饑腸轆轆，混雜一團，把傘兵小隊長扛上肩頭，抬著他凱旋返回拘留營。”
歷經3年的饑餓、污穢、淒慘和蹂躪，3年面對死亡和疾病的折磨，囚徒們終于獲得了自由。幾周內，他們將全部被遣返各自的祖國。孩子和父母，丈夫和妻子即將重逢團聚。但是，他們將永遠不會忘記埃里克•利德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