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子
2400多年前的一个春日，古希腊最有智慧的老人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遵照法律判决饮鸠而死。
这个老人死于著名的雅典法律和民主制度，是西方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也是至今为止全球思想界、哲学界、政治界、历史界、法律界、文学界争论最多也结论最多的一个事件。
人类最初的文化形态是宗教和神话，哲学产生于宗教和神话。各个民族都有宗教和神话，但在众多的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印度和希腊产生了哲学，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苏格拉底和中国的哲学家孔子、老子差不多在同一个时代，所以有中国人称苏格拉底是“西方的孔子”。
出于好奇，我翻开了柏拉图的对话集《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说实话，柏拉图的书写得有点罗嗦，没有足够的耐心是不容易读下去的。
苏格拉底和孔子的不同在于，前者创造了从自然哲学向精神哲学转变的人文哲学，呼唤人性中的真、善、美，激活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哲学家的精神灵感；后者则突不破“君臣父子”的理念，发展成为皇权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使中国历史陷入2000多年自我循环的困局中，儒家思想僵化成了难以冲破的精神围城。
苏格拉底有一点和孔子相同，这就是“述而不作”，他的观点，都是由他的弟子们记述的。苏格拉底四方游说，办讲学，从不收费，生活非常艰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贫如洗”。他一生都在研究哲学和辩证法，这在今天看来实在不可思议，研究哲学，应该是那些吃饱了饭闲着没事的人做的事情，至少也应该是衣食无忧。但实际上2000多年前的大哲学家们几乎各个一贫如洗。
今天的人们大多认为没有钱没有工作是天底下最大的不幸，而2000多年前既没有钱也没有工作的苏格拉底却认为没有智慧才是最大的不幸。
苏格拉底善于用诘问的方式来与人辩论，通过揭露对方观点的矛盾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辩证法。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方式使得一些人大伤自尊心，难以接受，最终以“不敬神灵和蛊惑青年”的罪名将他告上了法庭。苏格拉底犯的是“思想罪”。
思想的权利是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能否保障公民思想无罪，是区别文明和野蛮国家的重要标志。遗憾的是一些国家直到2000多年之后的21世纪依然存在着实际上的思想犯，只是名称不同罢了。
2000多年前的希腊法律已经相当民主，决定是否有罪的权利不在法官而是在陪审团的手中，陪审团的成员则来自普通公民，包括许多中下层贫民，由抽签决定每一次的陪审团成员，有一整套完整的程序。就是这样一个501人的陪审团，两次投票后，以61票的差距判了苏格拉底的死刑。
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是直接民主制的结果，欧洲近代的民主制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克服了直接民主制固有的缺陷，“多数决定原则”不只在应用范围上受到了限制，也规定了不能超越基本**的界限。可惜老苏没有赶上好时候。
苏格拉底大义凛然孤傲刚毅的自我辩护，激怒了素质远远低于他的陪审团成员，最终他们把他送上了死路，在民主身上留下了一个醒目的污点。
当苏格拉底身陷监狱即将被处死时，他的好友托里克前来营救他，而且将一切都已安排妥当，苏格拉底却拒绝出逃。行刑之前他还在热烈地与朋友畅谈哲学问题，然后，坦然地饮鸠而死，死前对身边的人交代，他曾经吃了邻居家一只鸡没有给钱，让代劳把钱给人家。
这不能不让人震撼，2400年前，这位杰出的老人，为了他的哲学，竟然面对死亡如此镇静。
一般学术界有两种解释，或者他认为自己必须死，因为雅典的法律需要生；或者他以他的死来证明雅典法律的不公。而我认为，正确的原因应该是：他根本不怕死，因为他已经悟出了生命永生的道，坚信灵魂的存在并且认为灵魂是可以永生的，死亡只不过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而已。所以他就像是从一个房间去另一个房间睡觉那样走向了死亡。
苏格拉底对哲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把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自然转向了社会和人类的内心世界，在他之前，人们主要研究水火天文等自然现象，苏格拉底则让人们开始关注精神，关注灵魂。
苏格拉底反复告诫人们：“不要专注于对身外之物的追求，而应该去改造自己的灵魂，追求真理和智慧，成为道德完善的真正的人。”他在法庭上大声疾呼：“我要教诲和劝勉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你们不能只注意金钱和地位，而不注意智慧和真理，你们不要老想着人身和财产，而首先要改善你们的心灵，金钱不能买到美德，美德却能产生一切美好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教义。无论你们怎样处罚我，我绝不改变自己的信仰。”
“死对我来说实在不算什么，这不是夸张，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做错事和坏事，尽管政府是强有力的，但它不能胁迫我去做不义之事。”
“要想获得纯粹的知识，必须摆脱肉体，用灵魂注视事物本身。从这种观念来看，我们所期望和决心获得的智慧，只有在我们死后而不是活着时才有可能。”“哲学家的职责恰恰在于使灵魂脱离肉体而获得自由和独立。”
这个老人让我非常感动，过去我就十分敬仰他，今天读他的意义更加不同，让我感觉很像是耶稣基督在向人讲道。“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马太福音16章）
死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不是结束，而是新的生命的开始，而且是更加美好的新生命的开始。如他所说：“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把追求死亡作为自己的职业，对他们来说，死亡不会引起丝毫惊恐。”他还认为，“死是不可知的事物，对不知的事情恐惧是最糟糕的无知。”
苏格拉底临死之前对友人大谈关于灵魂不灭的逻辑。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相互对立又相互产生，如睡和醒，大和小，有和无，生和死。如果说死是由生产生的，生为什么不能从死产生呢？苏格拉底坚持认为人死了灵魂是会再生的。善良的人死后灵魂也一定有一个好的归宿，而恶的人自然不会有好的结果。苏格拉底坚信自己的灵魂是会有一个更加完美的去处的，所以他没必要怕死。面对死亡，他甚至有一种幸福将至的喜悦。
只有具有崇高信仰的人，才能够达到这种境界。苏格拉底的哲学体系就是他的信仰，他是相信有神的，只不过他不知道这个神就是上帝，却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神的路。他的哲学之所以能够在2400年后依然被人当成颠扑不破的真理，我想是因为他符合了神的道。
就在苏格拉底死了1000年之后，有一个人继承并发扬了他的精神，把“新柏拉图主义”融入了基督教信仰，建立起影响后人1000多年的神学体系，这个人叫奥古斯丁。
哲学界认为“新柏拉图主义”是以古希腊思想来建构宗教哲学的典型。它的特点在于：建构了超自然的世界图式，更明确地规定了人在其中的位置，把人神关系置于道德修养的核心，强化了哲学和宗教的同盟，更加具有神性。而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建人就是被称为基督教博士的奥古斯丁。
我的手里正好有奥古斯丁的两本书，《论灵魂及起源》《基督教教义》，他一生著作之高产令我吃惊，在1700年前的古罗马时代，在那个几乎没有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年代，他居然写了500多万字的著作。除了上面两本，我们熟知的还有《忏悔录》《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等传世之作，可以说他创建了自使徒时代以来最早最系统的基督教基础理论。
奥古斯丁于公元354年生于古罗马统治下的北非（今天的阿尔及利亚），死于公元430年。此时正是罗马帝国开始衰亡、欧洲发生巨大社会和政治变动的时期，欧洲基督教有组织教会的形成也是在这个时期。奥古斯丁的思想，成为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基督教教义的基本来源。
奥古斯丁曾经是一个放荡的年轻人，生活在肉体的罪里不能自拔，是上帝亲自来拣选了他。公元386年的一天，在米兰的一座花园里，奥古斯丁无助地喊着：“神啊，还要多少时候？还要多少时候？明天吗？又是明天！为何不是现在？为何不是此时此刻结束我的罪恶？”忽然，从邻近一间屋子里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反复唱着：“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顿时，他的脸上呈现一种异常兴奋的表情，他抓起圣经，翻开，默默读着最先看到的一章：
“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基督耶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马书）
刹那间，似乎有一束光照在他的脸上，愁苦和眼泪一下子都消失了，满脸是喜乐的光芒。从此，他像保罗一样成为神的仆人。
我发现读奥古斯丁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他的语言通俗而生动，一点不像1700多年前的哲人，倒像是今天我们同一个教会的弟兄。他在基督教教义里面这样说：
“要看见神，灵魂必须是洁净的，这样才会有力量领受那光，领受之后再信靠它。我们要把这种洁净看作是返回自己本土的一次旅行或航行。因为神无处不在，我们要接近他，不能靠改变位置，只能靠培养纯洁的愿望和良好的习惯。”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哥林多前书）。这样的身体再也没有缺乏和需要，不再是任何不安的源泉，必由一个完全纯洁而快乐的灵所激活，得享永恒的平安。”说得多好啊，苏格拉底一定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能视死如归。
一般人们都认为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我看未必，很多东西能够长久地存在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而那些生命力很强的“道”仔细分析起来，总会发现有相通相融的地方，排斥未必就是正确的。比如中国的儒、道文化，其中同样也和基督教文化有相吻合的地方，一味地否定也是不对的。
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很有限，科学也是有限的，不论科学何等发达，总会有更多科学无法解答的问题困扰着人类。这些问题需要更高的智慧来解答，需要有信仰来指导。先哲给了我们一些思想捷径，很适合我们这些既喜欢思想又喜欢偷懒的人拿来使用。让我们一起来读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