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化与信仰(5)
作者：池凤桐转贴自：《基督信仰探源》
(2)泛希腊文化的建立（Hellenisticculture）
公元前四世纪，地中海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伟大的新时代精神，影响了今后六百年的文化，其馀波震荡到今日，尚未销声匿迹。希腊文化达到最高潮时，却一直未能完成一统大业，可谓美中不足。但这久久渴望的大业，竟在希腊城市文化日近黄昏的时期而晚成。希腊半岛的北部，默默无闻的马其顿（Ma－cedon）建立了空前的统一大帝国。同时地处远东的中国，方值七雄争霸，百年后也为秦皇汉武塑成了东方的统一大帝国。当时的世界，即耶稣诞生前后的六百年，两大帝国东西遥据，却是无缘相遇，亦文化史上之一大憾事。亚历山大（Alexander）帝国传播了希腊文化，罗马帝国继之，幅员日展，广收众民，希腊文化遂成了世界文化，与当时遥遥相对的中国、印度文化，共同组成世界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枢轴时代」。
在文化史上，大帝国屡见不鲜，但有计划地传播文化者则仅属马其顿大帝国，而这时的希腊文化已失去了创造精神。说也奇怪，中国文化，在秦汉大一统时，也同样失去了孔老百家的创造精神而趋向保守。秦之焚书坑儒，汉之尊儒、禁异，都是保守的措施，阻止了中国思想的发展，但也稳定了中国文化达两千年之久。希腊文化的黄金时代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百家争呜。但到亚历山大帝统一直至罗马帝国，希腊文化早已失去创造力而呈僵化现象。当时的学者只限于守成拟古、注释考证，而无创作，文化已与实际生活脱节。泛希腊和罗马帝国在物质成就上，可谓灿斓辉煌，但在精神的创造上则空洞贫乏。从文化兴衰的原则上看，一个国家，每当政治经济发展，幅员扩大时，也必须有相应的精神理想来作灵魂，否则文化便成了满戴金玉珠宝的强尸（木乃伊Mummy）。大帝国精神的空虚为日后东方宗教大反攻铺平了道路。
希腊文化的人文精神，本重个人自由，称为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是在城市文化（Citystate）中所产生而发扬光大的，个人的自由精神是在小村镇培养成的。每个希腊村镇，因为交通不便，都是自治自养自决。政府就是全村人民，人民的利益就是政府的政策。然而在大帝国的统治下，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全世界只有一个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参与政治，政府的政策也不能符合每个人的利益，何况帝国的目的是抽象的民族光荣，根本不是寻求老百姓的利益。于是个人主义就必然消灭，大同思想也必随统一的大帝国而产生。
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城市文化因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而日趋衰弱。各城混乱日久，人心厌战，企望秩序与和平。正当此时，北方的马其顿由平地崛起。其王菲利浦（Philip），平定诸城，其子亚历山大，钵继馀业，建立了空前的大帝国。说是空前，绝不限于幅员的广大，也是泛指帝国的天下一家的政策。在亚历山大之前，早有帝国之建立。波斯已建立了幅员近似的大帝国，东境直达印度河，西接希腊半岛。亚历山大之所以为大者，在乎其对文化统一的贡献，连他自己也不会觉察他的政策对未来的重要性。在他以前的文化是民族地方性的文化，在他以后则是世界性的大同文化。从此以后文化走上新的坦途。
这个新的大综合的文化，并不像颜色混入水中一样，均均匀匀地溶化成了一个颜色，而是有的混合，有的依然保持原状，有的则早已混合。比如说数学仍旧是纯希腊学术，并无混合。天文学星相术依旧是巴比伦的东西。此外，因为历史是动的，不是久而不变的，因此一个文化的产物是随时代而蜕变，其变因并不一定是遇了其它文化。每个时代的人与物，物与器，器物和思想，都随时演变。从整个的泛希腊文化来看，也并不是常呈现清晰的变化，但也不是永远一致。比如说，第一阶段的希腊科学，到了第二阶段就可能完全改观变质。从大体说，泛希腊文化的最初阶段与后一段呈现着质的变化。第一阶段，就是亚历山大帝统一之后到罗马帝国之初的三百年。这是希腊文化出口的时期，各地民族纷纷采用希腊文化。在这三百年间，也有不同的两段，第一段是异类文化相遇而生的新的创造力，哲学、科学、文学、政治，都由综合大放异彩，深入亚非二洲，俺没了更古老的文化，产生新的思想学术。但不久后就呈现疲乏现象，少有新的创作。直至罗马继承希腊的时期，东方古老文化因受了希腊的滋育，产生了新生的力量，倒流泛滥了整个罗马帝国。西方文化至此已现雏形，后日的发展，只限于发展壮大而已。
亚历山大帝虽受教于保守派的亚里斯多德（Aristotle），但他的世界观则是倾向未来的。他的未来主义固然和他们父子俩的秉性有关，但他的建国理想则是来自柏拉图的宇宙观。宇宙包含有实体与精神，精神为实体之生源。人为一小宇宙（Mi
croc-osm），有灵魂（anima）为生命之源，有思考力（mind），有实体即肉体。小宇宙乃为大宇宙之缩影。人的灵魂为大宇宙生源（即至上神）之射影。由人的心灵，可以了解宇宙的最初原形（Archetypal
Forms）。人之精神困于肉体之中，有待解放。人类之在大宇宙中，也待救主来解除桎酷，济贫扶弱、拯救万民于水火。解除恨怨杀伤，而泛爱亲仁，四海兄弟，天下一家。希腊诸城自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Peloponesian
War）之后，人皆渴望天降英雄，解民于倒悬。柏拉图曾呼吁「智能」独裁，以期达到圣哲王治（Philosopher
King）。亚历山大帝自幼受了这类哲学的熏陶，自以为是奉天承命、顺应人心、天降大任、神明再生。曷不毅然负起使仑，缔造天业？他虽是个二十岁的青年，但胸怀大志。在位仅十三年左右，整个世界的文化方向，改道易辄，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前途。当他统一了当时的西方世界之后，便有计画地传播希腊文化，并在东方各国，建立了七十馀座希腊式的城市。举凡希腊式的教育、哲学、科学、以及宗教思想，无不具备。都全盘输入到这些新的城市中。其中最大的城市是亚历山大市，在今日的开罗（Cairo）附近。时至今日，依然是一个伟大驰名的城市。在当时则为帝国的文化、政治、经济及商业中心。全城为纯希腊式的建筑、组织与布局。为了混合文化，又有许多犹太人和其它民族移到京城来，并给他们平等权利。因为这种优待，许多异族学者纷纷自动移居京都，商人也远道经商，正是求名于朝，营利于市。其它各地的新城，也都与京城的布局相似，也都招徕各族的学者及商人，成为天下公民。亚历山大帝的政策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向往天下大同的远景。他本人穿戴着波斯的服装，奖励异族婚姻，亲自主持部将八十名、士卒一万人与波斯女人的集团婚礼。委派波斯人担任重要军政角色，郑重宣布精神大同、天下一家（Homonoia）的观念。去世前一年，举行亚非二洲的婚礼，这个象征性的典礼，寓有深刻的意义。史学家有称赞亚历山大帝为史上第一个帝国领袖，有超越部族观念的大同精神。然而说他正式宣布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国策，则是有欠正确。这些史学家的读史，局限于西方之一隅。在中国早有大同观念，论语颜渊篇记载「司马牛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无兄弟也。」当然孔子子夏都不是皇帝，但中国四海皆兄弟的观念早于西方。东西方的世界大同观念都只限于哲学家的向往。在亚历山大帝之前，未曾具体实现过。波斯帝国虽接近理想的实现，但领导阶级并无内心的自觉而作政策性的努力。唯亚历山大帝，有计划、有行动地订立了大同观念的国策，奠定了天下一家的基础，融合希腊、埃及、波斯各地大小神，自称为天地大神宙斯（Z
eus）之子。根据埃及的传统，国王法劳（Pharaoh）常自称为至上神之子（Amon-
Re）；波斯、巴比伦、各古老文化的君王也都自称为至上神之子。亚历山大帝并非自觉地认为他的父亲不是先王菲利浦，而是宙斯大神。他当然知道自己并非大神所生者，但因至上神之予的称呼和中国皇帝的称为天子相似，只是表示其神权来自上天而已。中国的天子并非指皇帝无人间父母，而是表示他受膺天命而统理万民，绝非皇天直接生育了「天子」。西方之所以把皇帝、国王推崇为至上神之子的意义，也是表示皇帝不是一族一国的酋长，而是超国族地区的天下众生之主，代天施命，视全人类为一体，世界大同。亚历山大帝就是遵循天下一家的路线，视人类为一体，自己为超民族、超地区，由至上神委托的代权人，以希腊文化为天下一家的交往工具。全世界只有一位至上的神明，为全人类的天父。各民族皆属一家，善人恶人都是兄弟姊妹。这个观念成了后日西方世界的政治理想。
亚历山大帝的鸿图大业并未被一般人所了解，连他本人也非高瞻远瞩并抱有千年大计者。他的政策，虽有远效，但非出于自觉；他的继位者，更无长远计划。在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部下众将，便互相争位。传说在他去世之前，人问他谁应继位，他答说：「最强者」。因此在他死后，众将争战逞强，但终无一个强而出众者继掌帝国，于是天下三分。公元前三百七十五年，战势已定，三个政区也已清楚划定，第一个在小亚昔日的波斯帝国，第二个控制非洲地区，第三个拥据希腊本土地区。罗马自纪元前二百一十二年就卷入泛希腊各国的内争，直至纪元前三十年，埃及落入罗马帝国版图，从此亚历山大帝所建的帝国，才算有了真正的继承者。罗马一直未主动地伸张攻战这些泛希腊诸国，而是在他们彼此相互交战，任何一方请求罗马助战时，罗马就「顺天应人」地前来「帮助」，这正如中国所说的「引狼入室」。罗马就这样把这些地区陆续吞并了。旧日波斯以东，以至印度之间的许多小国均独立了，但仍继续保有泛希腊文化。希腊本土仍继续各区分治，昔日的中东各民族都属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罗马未依循亚历山大和波斯建立帝国的路线而东进，而以罗马为中心，建立地中海周围领土为帝国，但商业文化中心仍在小亚希腊和埃及各区。在这些地区把握政权的仍为昔日泛希腊时代的家族系统，而最特殊的一点是许多妇女成了此区的杰出领袖，掌政带军，不让须眉，足为后代妇女运动之一大借鉴。
这些妇女政治家都是希腊人。希腊本土狭小零碎，地瘠民贫，许多人为了谋生而移往东方。在亚历山大帝之前就有许多希腊人移到义大利和法国的南部地区。在罗马帝国时代，东方和埃及的执政者都是希腊人的后裔，许多城市也都是希腊式的城市，以亚历山大帝为名的城市就有好几个。一个在中国边境，所谓「丝路」的入口地带，即今日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当然最大最有名的亚历山大市是在埃及。在新约上时常提到的城市中，许多是泛希腊文化的城市，圣保禄的出生地塔尔索（Tarsus）就是一例。这些城市商业兴盛，生活程度远较希腊本土为高。但最奇怪的是希腊人并未把民主政治带到各区的希腊城市，相反的，这些城市的希腊执政人员都采取了东方埃及的神权独裁。但在政治以外的各项文化建设如建筑、美术、教育、宗教，尤其希腊思考方式，都深深地影响了各地的知识界。一般无知的老百姓，只能在生活习惯上，学习上级社会，因此他们的希腊化程度是不明显的。有的地区，根本就未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最明显的文化融合则是在宗教礼仪上，例如东方乡下最盛行的敬礼是圣母西伯乐（Cybele）的**，这些地方礼仪和希腊礼仪互相采并，实在分不出那一个是希腊的，那一个是东方的。除了在宗教礼仪上，东西相遇之外，始终未希腊化的东方乡村，和散布东方各地的泛希腊城市，二者相互敌对。泛希腊城市的文化心态（Culture－mentality）基本是人文的，其象征为学校、讲堂。东方的文化心态则是神本的（Theocratic），其象征为神庙和礼拜。东西基本精神的冲突，始终未能彻底溶化为一。几百年后，重新出现于基督信仰教义的争论。东方无法接受耶稣为神人合一，且具有人性与神性的道理。东方的异端（Arianism,
Nestorianism）都是基本上反对人文主义（Humanism）。这种反人文而崇神本（Theocracy）的东方基本心态，为八百年后而崛起的依斯兰教（Islam），早已奠定了基础（依斯兰教的特点：「唯一上主，独一无二」）。此外，东方的政治始终未受希腊的影响，相反地，西方倒接受了东方的政治制度，长期存留于中世纪的教会和王权神授的君主制度。东方自古即以王为神之后裔，神化领袖是东方的传统。自亚历山大帝之后，统治东方的希腊人，连帝国时代的罗马皇帝也都采取东方的神权制度，神化了皇帝或国王。
(3)泛希腊文化的精神基础：柏拉图的二元论
泛希腊文化精神蕴蓄着深刻的矛盾，同时也代表文化上，一个空前的转捩的枢纽。柏拉图是时代精神的具体象征。他虽生于亚历山大帝之前，但他的思想却是泛希腊文化思想的反映，也代表着整个西方文化思想的路线和内在的矛盾。近代哲学家怀德海（Whitehead）曾说过，西方哲学，在这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上，不过只是注释柏拉图而已。可见柏拉图的影响，既深且久。他的学说可说是针对当代纸醉金迷、生活靡斓的反应。他思想的主点是否认物质现象的价值，和佛说颇有近似；凡肉眼所能见到的东西，都属幻景，没有实质；成败得失都是沧海桑田，变化无常。荣华富贵，也只是黄梁一梦，没有真实价值；真美善寓于现象的背后，唯贤明智能者才可透视；超时空的人生价值在追求永远的真善美，这种思想乃是针对当时追求物质享受而发生的，但其影响则达两千五百年之久，在宗教上，克已复礼的观念大兴，道德在控制内心肉欲，正义乃是真善美实现于社会。西方传统的精神物质二元世界观，更得到彰扬。一切属于物质的为恶、为幻，一切属于精神的为真、为善。人的本身是由精神、物质二元而组成的，属于精神者称为灵魂，属于物质者称为肉体。一切罪恶来自肉体肉欲，一切美善则来自精神意志。幸福在于克制肉欲发扬精神，修养在于静观，格物穷理，致知修身。德行在乎明心见性而止于至善。柏拉图的修身观念和大学中庸的修身观念颇有雷同之处，然而从基本来探讨，则是由两个迥然不同的观念而出发的。大学中庸是本诸「天命之谓性」的性善观念，而柏拉图的基本出发点则是二元主义。物质为恶，心灵为善，绝摒自然之性，以本性为诸恶之源。二元论之人生观，实际是性恶的观念，善恶相克于人心，人生必须抑恶扬善。中国的阴阳说不是二元论，阴阳乃相辅相成，而西方的二元则是相伐相克。德行在乎克制肉体，人的灵魂有良知良能，然为肉体所监禁。修养是解放灵魂，静观真美善于超然，也就是说，在恶性的物质中含有真善美，但必须超象观察，因为一切物质本身为混沌，必须由神力整形，即是以神的思想注入而成形。一切物质的形状，原存于神的思想中，由神的思想注入物质而成体。真善美与价值存于超物质的精神体中（Transcendental
value）。人生最高理想是超性的，德行是违自然的。柏拉图的二元论与奥尔菲主义（Orphi
sm见前）遥相符节，更与毕达哥拉斯（P
ythagorasq公元前532）的学说相似。毕氏主张物质现象都由数目形成，例如音乐的七音，是由七个数字而成，相调相辅。宇宙乃音韵波动之形体，人可吸取宇宙的音波，以达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得精神的养育。人的修养就在静观吸吮宇宙的音波。真善美就是宇宙的最高音波。唯有纯洁的心灵，才能静观宇宙，上达天韵。
这个宇宙二元、灵肉两立的学说否定了大自然的本身价值，也间接的否定了科学，这个矛盾的产生乃人与物的关系。物质没有价值，所以研究物质的科学也没有价值，研究精神的神学则为一切学术之首。但这个观念同时又促成了科学，原因是：物质既没有价值，人就可以随意控制利用。对于物质的控制与敌视至今仍是西方的人物关系。二元论也确定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生的命运。宇宙的数字秩序否定了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集体权利。西方社会常是集团至上，如宗教国家，每人必须从属。对此权利的反叛，便产生了个人主义。柏拉图的思想也为后代西方历史哲学奠定了基础，柏氏以为天体有知，星辰有灵魂，即是说星辰虽
似物质，实乃神体，这使星相占卜的地位无形地提高，并使他们得到社会的尊重，把巫术放到哲学的基础上。柏拉图对文化的最大影响，是把文化思想造成一个大系统。圣奥斯定的「天主之城」（Civitas
Dei），加尔文（Calvin）的天命预定说（predes-tination），黑格尔（Hegel）马克斯（Marx）的辩证论，都是根据柏拉图的学说而引伸出来的。整个的基督信仰神学，引用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思考系统。柏氏的「永远模型」说（eternal
form）就成了西方文化思想的枢纽。西方神学上的至上神、造化论、灵魂说，都是依据柏拉图的哲学而发展的。他的哲学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因此西方宗教都利用他的系统来解释自己的经典。整个西方的神学系统，自犹太古教以至中古时代文艺复兴，也可说直至近代一一如怀德海所说的，也不过是柏拉图学说的注释而己。亚里斯多德继其师之衣钵，其学说虽有异论，但实质上仍不出柏拉图的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