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化与信仰(6)
［作者：池凤桐转贴自：《基督信仰探源》点击数：2036更新时间：2005-2-23文章录入：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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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是代表过去的希腊思想的综合，但他也代表两个时代的转折和矛盾。在希腊城市内战之后，一个旧的时代宣告结束，另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新旧之间含有不可和合的矛盾。希腊古典思想是产生于城市文化的。地小人少，有事大家商量，民主自由思想自然成为传统，久而久之，便根深蒂固。由城市文化产生的宗教神祇也自属地方性的，神人关系也奠基于个人的自由之上。每人可随自己的所好，选择神和敬礼。道德理想只是个人对自己所选的神信仰的忠诚，无关乎社会群体的共同利害。泛希腊文化则是奠基于天下一家、万民一王的大同理想，然而希腊的知识分子尚斤斤于过去小城市的自由民主的理想，不能移志于大帝国的地无二王、天无二日的大同观念，因此不能支持帝国的理想。结果大帝国无具体的政治思想家的支持，只能渺茫地追求一个空洞的大同思想。集体的秩序就只能靠武力来维持，引用东方的神权观念来建立领袖的权威，以求治国平天下。泛希腊文化虽有内在的矛盾，但确为空前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并合了过去积累的智能，奠定了西方文化的路线。今日西方文化所走的路线，依然是沿着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轨道，其间仍蕴含着不可溶化的矛盾，同时也蕴蓄着澎湃的生力和能源。
希腊的传统思想是宇宙二元论：精神与物质对立。如何得到二者的中和（Harmony）而得大一统（Homonoi
a），是希腊思想的中心问题。传统的奥林匹克（Olympic）大小诸神，就是求二元中和的象征，实际生活的逃避，不能面对实际世界中精神与物质的**，则求护于神明。这些神既非纯精神，亦非纯物质，乃二老之中和，亦精神亦物质，故可并天地万物而为一。诸神既超乎物质，又限于物质，乃精神物质之中和，精神物质不分。但神是建于神话之上者，哲学家当然不能满意，而一般平民，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后，对这些神已不感兴趣，因为这些神不能满足个人追求幸福的愿望。乡村仍然保存城市文化所遗留下来的极端个人主义，他们既不能像古典希腊时代参与政治，生活又无所寄托，精神自感空虚，极需精神的慰藉。希腊本是哲学思想的发祥地，然而正当帝国人民精神空虚的时期，希腊却没有产生新的思想和思想家来开山引路，来建立一个新的人生哲学系统。一个新的理想系统当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应具有普及性（Universalism），以适应天下一家的大帝国的需要。第二该顾及个人的幸福，具有慰藉个人心灵的力量，满足全帝国人民精神的需要。这个企望是泛希腊文化时代全民共有的渴望。可惜在当代的哲学宗教中无一个能满足这双重且又矛盾的渴望，那就是一方面满足并慰藉每一个人的心灵，同时又该是天下大同的泛爱亲仁，不分种族国籍、忘我无私的博爱大公主义。这个渴望有待于希腊化的东方宗教来满足。
(4)亚里斯多德与泛希腊文化
古典希腊文化曾经产生了许多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及思想家。但到了末期已失去创造精神而呈现僵化。亚里斯多德就代表过去哲学的结晶，也代表僵化了的思想系统。他的父亲是医生，亚氏自小即受父亲的影响，对生物学特别加以注意，因此他的哲学系统是由生物学演变出来的，但他同时又受着传统的宇宙二元论的束缚。这双重关系就成了他的思考创造的双重栓桔。他的系统，简单的说是观察人身，每个人都长得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形象，鼻子、眼睛，都有美丑的形象（Forma），每个形象都是成形于物质上的，如鼻子眼睛都是由具体的物质而成的。整个宇宙内的一切都成于物质与形式之合。那末世界的万物万象都有形象（Forma）与物质（Materia）两个基本因素，一切存在也都可用这两个因素来解释。这个简单的概念并不是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精髓，但不幸的是亚氏哲学影响整个中古世纪的思想家、神学家的，正是他的实在论，即是他的形像与物质的宇宙二元论。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也译为士林哲学，其实就是指的在学校教书用的哲学scholasticism，schola为拉丁文，指学校）竟采用了亚氏的实体论来解释整个的基督信仰神学。文艺复兴以后虽渐渐被忽略，但至十九世纪又重新整顿复苏，称为新经院哲学。直至近代梵蒂冈第二次会议（1963）才暂告退隐（也许寿终正寝？），经院哲学对于中世纪神学固然有很大的贡献，但同时也窒息了神学的发展。亚氏的实体论也不过是百家学说之一，并非天启的真理。用他的学说来解释启示教义，久而久之，人竟以解释为教义。经院哲学屡屡因形式或物质的问题而舌战。这些学者往往竭尽精力研究教义以求符合亚氏哲学的实体论的框子，无异作茧自缚，把信仰装进预先制好的鞋子，硬是削足适履，失去了领导人生社会的活力。一切教规都变成了死板僵化的教条。基督信徒在草创时代的灵活精神，从此便云消雾散。遇到新的民族文化，便把死板的成规套在归化者的头上，这就形成了传统的传教方式。如遇到文化较低的民族，尚可无阻，但一遇极度发达的高等文化，便会引起强烈的反感，「传教」便无可传。印度、中国、日本和依斯兰教的各民族，都可引以为鉴。这种「硬塞」的传教法，追本溯源，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乃为「始作俑者」。他的哲学是极端拘泥于格局者，连思想也必规规矩矩，恰恰当当地落于既定格式。但是这些格式可能早已与生活脱节而格格不入了。
(5)希腊思想武装东方宗教
泛希腊文化的创始，正值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哲学的鼎盛时代。柏拉图的学说是摆脱地方性、超越时间性而追求形上的真善美，这正是文化融合所必需的条件之一。多种文化之所似能汇合，其先决条件是先从狭窄的地方观念解放出来。本地文化首先接受某种普通的理想，能自由地和其它文化理想沟通；也就是说，文化沟通的先决条件是本地文化的解放，不斤斤计较于过去的传统，打破死信条，从具体的风俗礼仪中跳出来，接受形上原则。形而上的原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形上」即是超出一时一地的束缚，走向大同文化。当亚历山大帝建立广大的帝国时期，希腊文化已经脱离了一城一市的风俗习惯和宗教礼仪，而抱有形而上的理想；面对其它文化，亦是胸怀开放，深愿研究了解非希腊哲学的宗教思想和风俗习惯。在亚历山大帝的时代，哲学理想以至宗教政治都已成了普遍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真善美以理智来评定，并不看是否是希腊古老的传统。如果发现某种传统不合理智，人们便会果敢地采取更合理的行为。传统已不是价值的鉴定尺度·，民族血统亦不为评议文化的标准。人人都可因文化而成希腊人（Hellene）。希腊人即是有文化的人，不分国籍种族，人人都是宇宙人。凡能运用理智者（Logos），即是有宇宙文化的人，不看他的出身如何。文化思想已超越城市（Po1is）而成宇宙性者（Cosmopolis）。宇宙思想的发展是柏拉图的真善美，不存于时空现象，而当求诸超然的宇宙。
当亚历山大帝怀着这种大同思想统一当时的世界时，他的建国精神与昔日完全不同。希腊人之进入亚洲非洲，已不是为「祖国」争光，发扬「祖国」精神，而是到处为家，天下大同。新建的城市，固然是希腊式的城市，但同时也为地地道道的非洲、亚洲、波斯、埃及的城市。居于这些城市中的人民，固然有希腊人，但大部是泛希腊人，也就是说，接受希腊文化的非希腊人：犹太人、埃及人、巴比伦人、波斯人……但他们的灵魂都抱有宇宙观念及天下为家的心理，并非为侨居游民。希腊人也不视当地人民为亡国奴，希腊人并未强迫本地人希腊化，但因希腊文化的高超地位，本地人自然心生羡慕，自动地学习。所有新建城市，都具有希腊特点，以学校为中心，（Gymnasia）一希腊语渐成了各民族交往和知识阶级书写通用的语言，人类之区别，已不按出生地区，而按文化学识。人类只有文明与野蛮的两类，而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当然这只是从大体上来看，在个别地区中，民族和文化的冲突依然可见。
自亚历山大帝创业到纪元后的三个世纪，先后六百年之久，希腊话是通用的语言。试看全部新约都是用希腊话写成的，而作者却大多是犹太人。当时的名人，可能有犹太人、叙利亚人的名字，但他们却都是希腊学者。这些非出生于希腊的哲学家与文学家，都用希腊文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思想。后世读者读了他们的着作，一自然无夫知道作者的原籍；当然书中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尚可透露些作者的背景。希腊文化的优越性基本在其教育。希腊教育的普遍为世界史上所罕见者。希腊的传统教育制度，直至今日，仍为世界所采用。许多教育界所用的术语如教授（Professor）、讲座（Chair）、学程分系（Faculty，Curriculum）等等，不一而足，都是沿用希腊的制度。人类自有文化以来，希腊是最早实现普及教育的地方。所谓教育就是傅递人生之经验。衣食住行，人神关系，人舆大自然和人舆人的往来，都有经验可傅。学习过去人类积存的经验和知识，启发人的本能，就称篇教育。希撇人所到之虚，便普傅教育，以文字傅道。所稍道者就是人生大道的知识经验，经过不同文化观点的的互相琢磨，人的思考能力，就愈趋发达。德高望重，厚积学识者，就到虚施教，报酬丰富，且受到社合的尊重。名利双全的教育事案，就成了熟门行业。有识之士，自是趋之若鹜了。希膝教育的最大真献是思考方式，每遇一事一物，就先简定羲，要用语言来抽象地划定某事物的界限范畴。一经清楚地割出界限，立刻便追问此事此物舆彼事彼物的关系，这样万事万物都要清楚地划出范畴，髓后便追求范畴的秩序和演燮，这就造出理论（Logic）、推理（Syllogism）、批判（Critic）。有了这些法则，思想理论，就含造成合理有效的思考方法。把这种思考方式用于人生一切大小事物，就会造出来有系统的哲学。
当亚利山大帝把希腊文化带到亚洲、非洲时，当地的文化就得到了新的武装。最可怪的是原来的人文精神和入世的文化观念，在希腹腊本土之外，却改燮了性质，而倾向于极端出世的的宗教熟情，入世的观念遂完全铲除。这就是希腊思想邂逅东方宗教的桔晶。从此六百年简，希腊的人文精神舆科经精神都未得到沃土而继续展，也可说是直至文艺复兴时代，希腊的人文和科学，终未能找到继承者，但却武装了东方的出世宗教思想，使各地的宗教都达到各自的完整系统。同时更有系统、有组织，也就趋于保守，而堵塞科学之发展。当时的世界虽已广泛地希眼化，但民主、科学及人文并未广布发展。
拿一般惯例来说，凡是两个文化相遇，弱小的文化就会更趋弱小甚至消失，这类例子在中国史上不胜枚举。五胡乱华，经过一段时期的融合，就成了有华而无胡，蒙古、满洲各建立了元朝、清朝，也到处采取中国文化制度，而成了中国史上的元朝与清朝。控制中国的满蒙并未将中国满蒙化，相反的，大部分满蒙人连自己的语言都忘记了。清朝的皇帝用中文言谈、书写、批示。在血统上说，他们仍是满洲人，但在文化上说，他们却是中国人。中国人穿上了旗袍，满洲人的辫子也成了中国人的辫子。蒙古、满洲的文化为中国文化所吞食而消化，同样的情形是不是也发生于亚历山大帝的泛希腊文化呢？初期文化发祥地的东方，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化是不是为希腊文化所吞并而消综匿迹了呢？当然不是的。东方文化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希腊文化是比较年轻幼稚的文化。二者相遇，东方文化只是暂时沉默而已。到了泛希腊文化的第二期，那就是从罗马帝国到基督徒胜利的三百年间，乃是东方文化反攻的时期。东方思想终成为西方文化的心态（Mentality），以至今日。那么东方文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而沉静了呢？又为什么没有消灭呢？东方文化究竟怎样应付了希腊文化的冲击？怎样复兴而反攻？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而容易答复的，主要原因乃是史料缺乏。除了犹太人的经典外（旧约），没有多少当代的文献。亚利山大帝所继承的是波斯人所建的帝国，但并非是统一的波斯文化。波斯帝国的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如埃及、犹太、希腊北部、腓尼基（Phoenicia）都有强盛的民族文化。这些地区的文化，在泛希腊帝国时代，也不是一元化的。因此泛希腊文化也不能称为单一的文化。埃及的泛希腊文化绝不同于犹太的泛希腊文化。所谓「东方」文化是指一个地区有多种文化。犹太文化与波斯文化迥异，腓尼基文化与埃及文化也不相同。但是从另方面看，不可否定的是这些文化确有相似之点，即都欣然地自动采用希腊的语言、教育、哲学，和思考方法，来表现自己的文化，从文化的表现来看，都穿上了希腊文化的外衣。所以近代史学家简单地说，「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起源。实际上，说犹太文化是西方文化的起源也无不可。比较正确的说法该是「泛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起源。
为什么东方地区的古老文化会默然地接受希腊文化的入侵呢？简单而笼统的答案是：历史的条件已经为希腊文化铺平了道路。先从政治条件来看，东方文化的传统政治，从来就是神本政治（Theocracy），也就是说，政治领袖，不管用什么名号，都是代表至上神，有的简直就自称为神的后裔一天子。埃及的法郎就是「神」的后裔，这种神本政治绝不容许民众发表意见。一般老百姓对政府的态度，正如昔日中国农民，谁当权就给谁纳税。波斯人也好，埃及人也罢，反正都是纳税。老百姓对政府的态度，只要**不太过火，也就不闻不问了。这些古老文化的遗民，在应付希腊文化的入侵也抱着这种逍遥的态度。况且这些古老文化已是年老力衰，寿近黄昏。既无创新之精神，亦无与新来文化竞争的能力；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已达到饱和，无创造之力，只能苟延残喘。每当一个文化，达到成熟和谐的境地，往往就会停滞不前，以不变应万变。此外，东方帝国有一种对待被征服的民族的政策，种下了文化衰退的种子。那就是俘虏被征服民族的知识分子。埃及、亚述、巴比伦帝国都施行这种政策，以求帝国暂时的安定。每次占领一个地区，就俘虏其领导知识分子，使其占领区的平民失去领袖，群龙无首，容易伏首就范，相安无事，这种愚民政策实属眼光短小。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实是自取败亡。被占领的地区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与占领者的文化相遇，往往会引起文化的冲击。相互冲击之后，两个文化，互相磋磨，必会产生新的生力和文化的进步。然而如将被占领的文化摧毁，把知识分子连根拔起，远适异国，其精神发展的幼苗便脱根而枯。侨居异国异地，创造力自然陷于无用武之地，这样的大帝国虽一时得安，久而久之，因无新生之力，亦无外力的冲击，便不得新的发展，文化便会枯萎。在亚历山大帝统一以前的东方就处于这种枯萎的状态，极需新血液的注射，以期返老还童，恢复青春。
古代东方帝国的移民政策，虽为自取败亡，但同时也产生了有利于未来文化融合的条件。那就是俘虏知识分子，也同时革除了狭隘的地方观念，去掉了文化汇合的一个大阻碍。那些失根的文化，无所附依，便采取抽象的观念，扩大了原来狭窄的地方民族性，易于接受其它民族思想，融合成为抽象的形上原则。当具体的宗教礼仪变化为形上的思想时，自然就会产生万教归一、万象一理的看法，于是宗教大汇合就会油然而生。犹太、波斯、巴比伦的宗教都是这样由地方性而变为普及性的宗教。犹太人狭隘的地方性宗教观念就在被巴比伦俘虏之后而变为大同观念。由地方性的宗教礼仪神祇变为宇宙大同性的抽象观念，是历史上通常的过程。当巴比伦帝国瓦解时，其宗教神祇无所附依，国家给予的宗教特权、经济支持、社会上的优待，都随帝国的瓦解而消逝。宗教脱去了政治的支持之后，如想生存，就必须专求精神的发扬，适应民众精神的需要。这样宗教的存亡只能依靠自己的精神吸力，而不赖政治与特权的支持了。只靠精神发展的宗教，必尽力引入各种有效的方法。哲学、心理学、民俗学等都成了发展的武器。例如巴比伦的星相传统，本为游牧民族所迷信，但采用了希腊哲学的宇宙观，利用科学物理的推断，再依据民众对未来的关心，便制成了令人尊敬的星相理论学说，连学者也不敢轻易以「迷信」置之。于是便借用星相的宗教神学，改进成为极有吸力的宗教了。另一个例子是古代波斯的拜火教（Mazdaism），在波斯帝国时代，借着政治的力量，离开彼斯本土，到许多国家传教，归化了许多民族，但不久帝国崩溃了，拜火教顿失政治的保护和支持，变成了遭受歧视的「洋教」。正在这大不幸的环境中，火教不得不从狭隘的波斯民族国家观念中解放出来，自谋出路。于是放弃了传统的粗糙神学，而引入哲学思考方法，把原来的神话提高为形而上的宇宙二元论，成为后日各宗教解释善恶的借镜。传统的拜火教遂以崭新的系统神学，重新问世。**中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神学自感荣耀，于是拜火教从此就一跃而为有理智、有系统的高尚哲学和砷学了。
这种以希腊思想来武装古代信仰的传统，普遍发生于中东埃及各地。各大小宗教、风俗习惯，都引用希腊论理方法整理提高，而成为可尊敬的、成熟的宗教哲学。犹太人的一神观念，巴比伦的星相学说，波斯的二元论都引用希腊的思考系统，共同造成了古代三股精神思想的洪流，汇集了日后西方宗教哲学的汪洋大海，一直畅流到今天。这个汇合的文化是奠基于希腊哲学精神而制成系统的，因此可称为泛希腊文化。泛希腊文化是综合所有过去的文化，是西方文化史上第一个天下大同、宇宙一家的宏观文化（Cosmopotalism）。从希腊文化本身来说，也是放弃了狭隘的城乡观念、民族意识，而登高望远，共融于世界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因而造成了一个空前的文化大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