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西方教会站在中世纪的门坎前，面对的是一个野蛮的异教世界，教会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要把基督教的信仰介绍给他们，另一方面还要教育这些人。但是教会已失去了罗马帝国的保护，教会本身也有一些腐败的现象，只是教会仍有健全的教义、强大的组织和一批热诚的福音使者。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千年中，他们在这双重使命上，有辉煌的成就。在蛮族倾覆罗马帝国后五百年，欧洲的新兴国家几乎都成了基督教国家。再过五百年，即公元1500年左右，这些新兴国家也都已发展出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所以，在中古世纪，教会不仅是宗教的捍卫者，也是文明的缔造者。
I.背景说明
1.战国群雄
在第六世纪初，在原来的西罗马帝国版图内的蛮族并起，除了哥德人及部份日耳曼人，如布根地人(Burgundians)、汪达尔人(Vandals)均属基督教亚流派之外，大部份的蛮族都是异**。这些信异教的蛮族，在罗马帝国版图内的，有在高卢北部的法兰克人(Franks)，在荷兰东部的撒克逊人(Saxons)，和在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在罗马帝国版图以外的蛮族，还有住在爱尔兰、英格兰诸岛的塞尔特人(Celts)等。
到了第九、十世纪，又有在东欧的马札尔人(Magyars)、匈奴人(Huns)，骚扰攻击欧洲各地。这些人有可能是原来住在中国北方及西北的鲜卑人、突厥人及匈奴人，后来迁居中亚、东欧。另外住在北欧的斯干地那维亚人(Scandinavians)，又称为维京人(Vikings)，也在这段时期烧杀掳掠欧洲沿海一带，使欧洲民不聊生，造成极大的威胁。
因此，向这些蛮族传福音，不仅是为了实践耶稣的大使命，也是消除他们所带来的威胁之必要手段。
2.回教帝国
从外在形势来说，从主后五百年开始的这五百年间，欧洲的情势可以说十分惨淡。除了在西方有蛮族的争伐；在东方，则有回教帝国的攻击。自从穆罕默德于632年死后，一百年之内，回教已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在第七世纪末，回教已囊括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到公元718年，回教的军队又由北非攻占了西班牙，开始进攻高卢(即今日之法国)。幸而于公元732年，法兰克王手下的大将「铁锤查理」(Charles.Martel)所率领的军队，在都尔平原挡住了回教精锐的骑兵，才挽救了西欧。但是基督教已经元气大伤，失去了小亚细亚、中东及北非一半以上的教区及信徒。而西欧又甫经战乱，整个欧洲形势可以说是坏到极点。
3.查理曼帝国
「铁槌查理」之子丕平(Pepin)于751年篡位，并被教皇认可。但是教皇也接受丕平的保护。丕平为教皇收复了意大利许多被蛮族伦巴人(Lombards)占据的土地，并将之捐献给教皇为他的领土。丕平也曾在宣教士波尼法修的协助下，开始进行教育的改革，但是在教育方面最有成果的，还是丕平的儿子查理。
查理继位后，于800年被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之始。他被称为「查理曼」(Charlemagne)，即「伟大的查理」之意。他曾消灭伦巴国；将回教势力推到西班牙庇里牛斯山之外；又打败德国北部的撒克逊人，并强迫他们接受基督教。此外，他努力地为西欧人民取得三件无价之宝[1]：法律、文化和基督教。
在文化方面，他大力提倡教育，并特别自英格兰礼聘神学家阿昆(Alcuin)来主掌皇家学院。阿昆在皇家学院中栽培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后来他们都成为修道院及学校的领导人。因此，虽然后来查理曼帝国不久就**了，但是阿昆及他的学生所带来的教育改革，却产生了所谓「查理王朝的文艺复兴」(CarolingianRenaissance)[2]。
因此，查理曼大帝在某方面来说，几乎是第二个君士坦丁皇帝，他对西欧的影响，在以后的五百年间，无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3]。
4.罗马教皇
在政治方面来说，教会在第六至十世纪之间，势力日渐高涨。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罗马教皇的地位已明显地凌驾在其它主教之上，只有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勉强可与之分庭抗礼。第二，在欧洲陷入各立为王的战国时期，教皇的地位反而变得举足轻重。尤其是教皇大贵格利(GregorytheGreat)，他在公元590至604年间担任教皇，并取得政治大权，指派都市行政首长，并与蛮族缔订和平条约，权倾一时。他竖立了教会及教皇绝对的权柄；强调圣徒及圣物的崇拜；重视苦修主义。但是他也极为重视宣教，他曾差派奥古斯丁去英格兰宣教，使英格兰基督化。第三，教皇在第八世纪开始为君王加冕，使教皇的地位更是如日中天。后来尼古拉一世(NicholasI,858-867)更鼓吹「教皇至上论」不余遗力。
然而自第九世纪开始，封建制度渐渐发展，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而891-955年间教皇就曾一度被意大利诸侯所控制，其间有超过二十位教皇。这是教会最混乱的时期。直到962年教皇若望十二世(JohnXII)结合了德国国王奥图(OttoI)的力量，才挣脱意大利的辖制。教皇后来虽封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是也使日耳曼君王拥有教皇之决定权，两年后教皇若望十二反而被奥图免职。政教之间的权力斗争，从此一直不断。
在东方的教会则完全不同。在回教兴起后，他们失去了大多数的教区及信徒。但是在政教关系方面，东方教会则一向屈服在东罗马帝国之下，东罗马皇帝完全控制君士坦丁堡主教长及教会。而东西方的教会关系一直很微妙，若即若离，明争暗斗。到了公元1054年，由于教皇利奥九世与君士坦丁堡主教长交恶，双方关系才正式决裂。
II.主要宣教里程碑
当时这些欧洲的蛮族大部份没有文字，但有自己的宗教及神话，也有法律和制度，只是不懂得读与写，因此没有高度的文明[4]。要教化这些蛮族是一项艰巨的使命，但是在五百年内，教会却逐步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欧洲各蛮族都先后接受基督教。以下是其中一些主要的民族归向基督教的时间：
爱尔兰人第五世纪末
法兰克人第六世纪初
英格兰人第七世纪初
荷兰人第八世纪初
日耳曼人第八世纪中
斯拉夫人第九世纪末
斯干地那维亚人第十一世纪初
1.爱尔兰人基督化：
「爱尔兰使徒」帕提克(St.Patrick)几乎像保罗一样，只手建立了爱尔兰教会。他曾在16岁时被俘虏到爱尔兰为奴，六年后才逃回到故乡英格兰。但是由于神的呼召，他在432年再度回到曾经被掳为奴的爱尔兰宣教，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使大多数的爱尔兰人归信基督教。他建立了无数的教会及修道院，培育出许多人才。这些修道院后来在第六、七世纪，成为欧洲宣教的主要基地。
2.法兰克人基督化：
法兰克王克洛维(Clovis)原是异**，后在主教的安排下，娶了一位基督徒公主克罗蒂达(Clotilda)。经由克罗蒂达的影响，再加上他戏剧性地赢得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克罗维乃在公元496年，率同三千名部属同时受洗[5]。这是中古世纪「群体归信」(MassConversion)模式的开始。因此过去都是个人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在这段时间，常常是只要国王信了基督教，全族或全国的人也都同时归信。这种用婚姻为手段，来达成传教的目标之策略，在中古世纪曾用了不止一次。这与唐朝时代，笃信佛教的文成公主下嫁西藏，结果使西藏完全佛化，有异曲同功之妙。
2.苏格兰人及英格兰人基督化：
不列颠曾经拥有相当不错的罗马─拉丁文明，及一些基督教的小区。但是在第五世纪，当西罗马帝国濒临崩溃时，驻守英格兰的罗马军队撤回意大利，因此欧洲大陆的蛮族盎格鲁人(Angles)、萨克逊人(Saxons)先后入侵并占领不列颠，情形就大为改观。他们几乎摧毁了全部的拉丁文明，基督教的痕迹也几乎荡然无存。
第六世纪中，爱尔兰籍「苏格兰使徒」科伦巴(Columba)开始向苏格兰宣教，后来及其弟子爱丹(Aidan)及其修道院的宣教士，也开始由不列颠北部向入侵英格兰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殷勤不懈的宣教。之后597年教皇大贵格利又派40人，在奥古斯丁的率领下也赴英格兰宣教，翌年不列颠南部的肯特王受洗[6]。但是北部群众间原有的塞尔特教会简朴信徒，与隶属罗马教廷的南部上层基督徒之间，仍存在一些张力[7]。然而后来英格兰全部归顺罗马教廷的领导。到了第八世纪之后，英格兰接续爱尔兰，成为向欧洲大陆蛮族宣教的主要基地。
4.德国人基督化：
英格兰籍的「日耳曼使徒」波尼法修(Boniface)在八世纪初前往德国宣教，并在722年被封为主教。他曾勇敢地将日耳曼人所虔信代表陀尔神(Thor)，且被视为至圣的大橡树砍下，而毫发无伤。藉此引领迷信的日耳曼人信主。他对异教的事物毫不容忍，他摧毁了异教的庙宇。但是他在四十年间也设立了几所着名的修道院，并教导当地人畜牧、农业及家事等技术，建树颇多，为德国教会建立结实的基础[8]。
5.荷兰人基督化：
692年英格兰宣教士卫利勃罗(Willibrord)在法兰克王的支持下开始到荷兰宣教，并在乌特瑞区(Utrecht)设立修道院，但多年后才有些人归主。他先后设立了四间修道院，作为宣教中心。波尼法修也曾短时间在荷兰宣教，并最后于754年在荷兰殉道。后来还是因为查理曼大帝以武力征服了萨克逊人及荷兰的弗利然人(Frisians)，并强迫他们归信基督教，荷兰才真正完全基督化。
6.斯拉夫人基督化：
斯拉夫人属于印欧民族，语言与日耳曼语和波斯语相关。由于经常迁移和争战，斯拉夫发展出不同的语言，但是仍有相通之处。861年东罗马帝国派两位出生于帖撒罗尼迦的希腊正教宣教士，即「斯拉夫使徒」司瑞尔(Cyril)及美梭丢斯(Methodius)兄弟两人，赴莫拉维亚(今捷克)的斯拉夫人宣教。他们虽不是第一个将福音带到莫拉维亚的人，但他们却是使基督教信仰在莫拉维亚真正奠基的人。865年保加利亚王就受洗了。他们以希腊文字母为基础，发明了斯拉夫文字，为斯拉夫人奠定了文化的根基。这是继哥德人归主后，又一次最成功的「文化宣教」。
司瑞尔及美梭丢斯将希腊及罗马的宗教礼仪翻译成斯拉夫文，并为他们制订了法律及教会规章，设立学校，训练并按立本地的神职人员。当869年司瑞尔死了之后，美梭丢斯还进一步将整本圣经译为斯拉夫语。他们的行动与罗马教廷的一贯的「拉丁化」策略有所抵触，因此曾被召回罗马审讯。但是最后他们幸而并未被定罪，反而被教皇尼古拉一世封为主教。司瑞尔死后也被安葬在罗马教会的墓园中。但是美梭丢斯后来还是曾被德国主教监禁了几年。
俄罗斯君王则在十世纪末才归主。988年基辅大公乌拉底米尔一世，为了迎娶东罗马帝国皇帝之妹，乃归信基督教，这是俄罗斯基督教的开始[9]。但是后来俄国在君士坦丁堡沦陷后，不但成为东正教最主要的教区，也成为东方教会的保护者。因此俄国大主教也渐渐成为东正教实质上的「教皇」。
7.斯堪地那维亚基督化：
北欧一带的野蛮民族—「维金人」(Vikings)，一度是欧洲人人闻之色变的大患。他们飘洋过海，烧杀掳掠无所不为。而且不像当年「半基督化」的哥德人对教堂会手下留情，相反的他们特别喜欢攻击教堂和修道院(也许因为他们建筑得特别富丽堂皇)。所到之处不仅哀鸿遍野，而且所有的文明毁于一旦。他们成为欧洲的梦魇，也成为基督教最大的挑战之一。
然而福音的大能，是无坚不摧的，至终这些斯堪地那维亚的野蛮民族也成为基督徒了。823年开始首先有英格兰宣教士前往北欧宣教，后来法籍的「北欧使徒」安斯加(Ansgkar)，于831年奉教皇之命，前往瑞典及丹麦宣教。花了他花了将近四十年时间在瑞典及丹麦耕耘，但是到他865年死的时候，似乎仍未开花结果。直到934年丹麦王终于在德国君王的压力下信主，后来挪威、瑞典等国的国王也先后归信。但是教会却又花了几个世纪的功夫，来教导群众基督教的教义，并设立教会组织。因此直到十二世纪左右，丹麦、挪威、瑞典、冰岛等地才真正全国基督化。芬兰由于种族、语言及文化都与其它北欧国家不同，因此接受基督教也较晚。约在1155年当瑞典控制大部分的芬兰地区时，基督教也开始传入那里。但是直到1291年第一位芬兰主教被按立，芬兰才算基督化了[10]。
III.主要宣教团体
在这欧洲诸王群龙无首之际，教会扮演了调和鼎鼐的角色，在政治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在中古世纪，真正挑担了文化承传和宣教之双重重任的，却是修道院。其实，修道院在中古世纪的欧洲，几乎同时承当了「宣教中心」、「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三重角色。其中以爱尔兰及英格兰的修道院居功最伟。
1.爱尔兰修道院：
自从圣派垂克在公元432年将基督教传入爱尔兰之后，修道院在文化较落后的当地，有极大的影响力。在爱尔兰的教会里，由院长领导的修道院，而非主教的教区，成了教会的基本单位[11]。后来因欧洲大陆的战乱，许多饱学的僧侣逃至爱尔兰，使爱尔兰的修道院水平大为提升。而且在第六至八世纪之间，爱尔兰的修道院收纳来自英国及欧洲大陆的青年学子，施予最好的教育。因此爱尔兰的修道院成为当时的宣教与文化的中心。
自第六世纪开始，这些塞尔特僧侣所到之处都兴建修道院，一面训练宣教士，一面研究圣经。其中以科伦巴于563年在苏格兰外海爱奥那岛(Iona)所设的修道院，及科伦巴努(Columbanus)在欧洲大陆所设立的许多修道院贡献最大。他们的修道院比较像「出家的小区」[12]，没有严谨的神职祭司制度。他们以简朴劳苦的生活，及对神话语的热心称着。
第六、七世纪，在爱尔兰修道院的塞尔特裔(Celtic)宣教士将福音传至欧洲大陆每个角落，他们是欧洲福音化贡献最大的一群人。通常，这些塞尔特僧侣并不是由教会正式差派出去的，而是自动自发地外出宣教。而且这些塞尔特裔的修道士与欧洲大陆的僧侣不同，他们不愿意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他们常常十二个人一组，出去作「流浪修道士」(peregrini)或「基督的朝圣者」[13]。他们主要的动机，是为了作苦行僧，宣教其实是附带的结果。他们勇往直前、披荆斩棘的精神是可佩的，然而却忽略了扎根与巩固的工作，这是美中不足之处[14]。但是在宣教方面，爱尔兰的修道院的确竖立了极为成功的典范。
2.英格兰修道院：
自第八世纪开始，英格兰裔宣教士接续爱尔兰的宣教士，成为宣教的主力。有一些修道士，是由教皇特派到未闻基督福音之处。例如被尊称为「日耳曼人的使徒」之波尼法修，就是由教皇在八世纪，为了扩张教区到德国而差派去的。这些英格兰修道士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并与罗马教廷有密切关系。同时英格兰修道士在宣教区停留较久，因此影响也更深远。因此有人说：『爱尔兰人将巡回讲道者转为宣教士，英格兰人将宣教士变成植堂者。』[15]
IV.主要宣教策略
1.由上而下的途径
自法兰克王克洛维信基督教以后，中古世纪罗马教廷的宣教策略，就偏重以王室为首要对象的「由上而下」策略，以达到「群体归信」的目标。为使君王归信，通常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一方面借着已信主的皇后或公主劝服君王；另一方面则藉武力迫使战败之一方接受基督教。例如查理曼(Charlemagne，公元768－814年)就强迫他所征服的地区人民以受洗来表示顺服。
当然，在这个时期，纯粹以武力为手段来宣教的，并不多见。通常都会与其它方式(譬如派修道士去教化百姓)，综合运用。但是不容否认地，自从教皇大贵格利宣称，「为了扩张基督信仰的领域，采取战争行动是合法的行动」之后，这种「直接的宣教战争」(DirectMissionWar)是越来越普遍了[16]。因此后来到了十五世纪开始的殖民地时期，以武力为前驱的宣教方式，几乎成了天主教宣教的典型模式。
所以基本上，在整个中古世纪的教皇及教会，都是采取先针对统治阶层的「由上而下」的宣教途径[17]，这与基督教在十八世纪开始所用的「由下而上」的策略是大相径庭的。但是这种「由上而下」的宣教策略，不可否认的，的确达到了「群体归信」的效果，使得欧洲在五百年内全部基督化。当然，我们也不可忽略修道院在农村基层所发挥的影响力，没有这些修道士在基层教化百姓，全民「基督化」的目标是不可能达成的。
这种「由上而下」的策略，直到十九世纪，还是天主教主要的普世宣教策略。例如自利玛窦来华，一直到清朝末年，天主教在中国都是将注意力放在皇帝及官员身上，期望借着他们的改信基督教，能重演当年欧洲蛮族先后全族归信基督教的事迹。只是因为中西文化和环境的差异，事与愿违，功败垂成，此为后话。
2.以修道院为中心
中古世纪的修道院同时承担了「宣教中心」、「教育中心」及「文化中心」的三重角色。到了在中古世纪，一般信徒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所参与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相反的，修道士的宣教方面的贡献，却是无可取代的。这些修道士，往往在不是受教廷差遣之情况下，自发性地、成群结队地前往蛮族之地宣教。他们了解，虽然透过「由上而下」策略，可以迅速达到「群体归信」的目标，但是教会往往得花几百年的时间，才能使基督教信仰真正在人民心中扎根。而这个责任往往会落在修道院的身上。
在教育方面，从一开始，修道院就很看重教育。这些修道院不但设在后方，也遍设在福音战场的前线。最初修道院只收有心加入修会作修道士的男孩，但是到了第九世纪，修道院也容许那些只是为受教育而来的人入学，但是教育的目标仍然是宗教[18]。至于在课程安排上，仍以传统的七个学科为主，并以拉丁文来教学(此时已很少人会希腊文了)。自第六至第十一世纪，那些修道院的学校，几乎主导了整个欧洲的教育界。其中最着名的学校，分别设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爱尔兰和苏格兰等地。
至于文化方面，修道院的贡献也不可忽视。第一，修道士在印刷术未发明前，抄写许多的圣经经卷和各种古典着作，为文化留下了无价之宝。第二，他们为了教化蛮族，甚至为蛮族创立他们自己的文字。这种以创立本族文字系统的宣教模式，是基督教(新教)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采用的方法，对没有文字的文明落后地区的文化传承，有极大的贡献。
3.文化与宣教并进
这个时期由于基督教所面对的，是文化水平上相对较低落的蛮族，因此宣教士们往往要承担「宣教」与「教化」的双重责任[19]。他们有时得为蛮族创立文字(如哥德文及斯拉夫文)，并且也透过教育的方法，来教化人民、培育人才，进而提升本土文化。但是更多的时候，这些宣教士一面传播福音，一面传授拉丁文字与文明。对他们而言，以拉丁文化取代蛮族的文化，似乎是另一项神圣的任务。
在西罗马帝国解体以前，世俗的教育基本上是由政府负责的。当时的课程是延续希腊式的教育理念，要学习初级的「三学科」(Trivium)，即文法、修辞和逻辑；还有高级的「四学科」(Quadrivium)，即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这七门课程，在中古世纪结束以前，一直是西方世界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各国便越来越依赖教会来提供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襄赞公务，而修道院也逐渐成为教育中心。
着名的爱尔兰宣教士哥伦班(Columban,540-615)，在他接受欧洲最好的教育，精通了文法、几何、圣经和修辞学之后，四十五岁才开始赴法兰克王国宣教。难怪他以及其它的中古世纪宣教士，很容易地能与君王贵冑对话，有时甚至被延揽为大臣或建立学校。
因此，基督教在开头的五百年里，主要是在思想上，和已发展到高度水平的希腊罗马主流文化会通，形成一个新的「希伯来─希腊─罗马」文化，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自第六世纪开始，情势有了新的转变。如今基督教所面对的，是在文化水平上相对较低落的蛮族文化。所以，这个时期的基督教是以「强势文化」的身份，来提携、濡化甚至改造本地的文化。因此，今日所谓的「西方文化」，其实有很多是以基督教思想为主体，所创造出来的新文明。
参注：
1祁伯尔：《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李林静芝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86，
86页。
2HarryRosenberg,"TheWestinCrisis",inEerdmans-HandbooktotheHistoryofChristianity,GrandRapids,MI:Eerdmans,1977,p.229-230.
3RalphD.Winter,“TheKingdomStrikeBack:TenEpochsofRedemptiveHistory,”inPerspectives:TheWorldChristianMovement,WilliamCareyLibrary,1999,p.205.
4《历史的轨迹》，64页。
5同上，65页。
6屈勒味林:《英国史(上册)》，台湾商务，1926，59-66页。
7约翰-甘乃迪：《见证的火炬—二千年教会的属灵历史》，刘志雄译，1996，127页；《基
督教两千年史》，海天书楼，1997年，231-32页。
8LouisJ.Lutzbetak,TheChurchandCultures,Orbis,1991,p.90
9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黑暗时代及十字军东征》，幼狮书局，1974。174页。
10StephenNeill,ChristianMissions,Eerdmans,1964,p.109.
11《基督教两千年史》，219页。
12《见证的火炬》，126页。
13TheChurchandCultures,p.90.
14《基督教两千年史》，237页。
15DavidJ.Bosch,TransformingMission:ParadigmShiftsinTheologyofMission,Maryknoll,p.236.NY.,OrbisBooks,1991.
16同上，p.224.
17EugeneNida,MessageandMission:TheCommunicationofChristianFaith,Pasadena,CA:WilliamCareyLib.,1990,p.166.
18KennethO.GangelandWarrenS.Benson,ChristianEducation:ItsHistory&Philosophy.Chicago,IL:Moody,1983,108.
19ChristopherDawson,TheFormationofChristendom.Sheed&Ward,Inc.1967,p.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