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督教界，教会史及宣教史一向有「重欧轻亚」的倾向。在西方所出版的有关教会史及宣教史的书籍，有关于福音在亚洲传播的材料极少，甚至付之阙如。究其原因，除了「西方本位主义」作祟之外，原始资料的欠缺、二十世纪前亚洲的信徒相对而言较为稀少等等，都是重要的因素。加上亚洲地区现今是回教、佛教及共产主义的地盘，在收集资料和田野研究工作的进行上都极为困难。
其实，很少人知道的事实是：亚洲拥有现今已知的第一座教堂建筑物、第一本新约译本(叙利亚文)、第一个基督教君王、第一本基督教诗集、以及可能是第一个基督教国家。而且当西方的教会仍在蛮族的肆虐之下苟延残喘时，亚洲的基督徒就已经将福音传至中国和印度。
同时，中亚、南亚及东亚的政治、文化及宗教情况也与罗马帝国大异其趣。总的来说，基督教在亚洲所受的逼迫，并不亚于西方教会的头三个世纪所遭遇的。然而相反地，亚洲的教会，却从未享受过西方教会在第四世纪后，因君王的归信基督，所拥有的特权与保护。
此外，中亚一带，先后曾是佛教、波斯祆教、摩尼教的大本营，第七世纪后，又落入回教之手。教会在这样艰困的情况下，却坚苦卓绝地继续生存发展。因此，亚洲教会的这段历史，是不可抹灭的。
I.叙利亚教会时期(A.D.100-216)
1.政治环境
主前二十年，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皇帝(Augustus)征服了亚美尼亚，然后与帕提亚帝国(Parthian)的皇帝订立和约，双方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帕提亚人与之前曾统治波斯的波斯—玛代王朝(主前549-330)及希腊王朝(主前312-238)不同，他们是野蛮的游牧民族，文化水平很低，没有自己的宗教，大多数是文盲。但是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帕提亚帝国却成为基督教发展的温床。
但是初期的教会，却是先由介于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之间的一些小附庸国家开始的。这些附庸国家都分散在米所波大米亚的两河流域一带，而且都有很大的犹太小区，很自然地成为犹太基督徒传福音的优先对象。
2.初期的信徒：
最早期的信徒，可能是在五旬节时信主的犹太人，使徒行传记载其中来自两河流域的犹太人，就有住在玛代、以拦、帕提亚以及米所波大米的(徒2:9)。这些信徒受洗之后，有些留在耶路撒冷，但是大多数可能回到了侨居地，在犹太人的小区中，开始传扬福音。
据传说，使徒多马有可能是最早往中亚及印度宣教的使徒。在伪经《多马福音》中，曾叙述多马遇见了印度国王甘大发(Gundaphar)的事。目前考古学的确在阿富汗发现了一位曾在第一世纪统治北印度的君王甘大发的银币。而在印度西南一带的古代基督教会，也自称是使徒多马所建立的。因此这个传说的可靠性，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肯定。
虽然初期的叙利亚教会信徒及福音媒介，是犹太裔的信徒，但是到了第二世纪后，正如罗马帝国境内的教会一样，教会内的主要群体，已逐渐转变为讲叙利亚文的本地信徒了，其中有很多是由波斯祆教**转为基督徒的。
3.主要的教会中心─伊得撒(Edessa)
伊得撒是在安提阿以东170哩，靠近哈兰(只有25哩)，是132B.C.才独立的的一个小国奥色红(Osrhoene)的首都。奥色红位于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之间，是臣属于帕提亚帝国的小附庸国。
据历史家优西比乌(Eusebius)在324年所写的《教会史》记载，最早将福音传至奥色红的宣教士乃是阿戴(Addai)，他是多马的门徒，也是耶稣七十个门徒之一(路加10:1)。但是优西比乌所引用的材料可能有点不太可靠，因此日期可能也太早了些。另外还有一份大约是390-430年间写成的叙利亚文《阿戴教义》，也叙述了阿戴的宣教事迹。因此合理的推论是：一位多马的门徒阿戴在第一世纪末将福音带到奥司红。后来他的门徒阿该(Aggai)接续他的事工，甚至为主殉道。
奥色红的国王阿伯噶八世(AbgarVIII,A.D.177-212)可能是第一个基督徒君王，比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还早一百多年。他当政时，帕提亚帝国积弱不振，他亲罗马帝国的立场，使他被称为「罗马之友」，有许多证据显示，他很可能接受了基督教[1]。
在奥色红的首都伊得撒城里，还有一个基督教最早、影响力最大的神学院，也同时是宣教的中心，许多宣教士由这里将福音传到各地。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城市是阿贝拉(Arbela)，这是另一个小附庸国家艾迪宾(Adiabene)的首都。阿贝拉位于埃得撒东边，在底格利思河(Tigris)以东。这也是最早期的基督教中心之一。据第六世纪的《艾迪宾教会史》的记载，福音传到艾迪宾是借着另一位阿戴的门徒波基大(Pkidha)。他在大约104年成为阿贝拉的第一位主教。
4.主要的领导人物
(1)塔天(Tatian,110-180)：
他是殉道者游斯丁的学生，他是第一位将新约圣经翻译为叙利亚文的人。当时新约正典尚未被公认，因此他不是直接翻译四本福音书，而是在大约170年左右编译了一本「四福音合参」(Diatessaron)。因此第一种希腊文之外的圣经译本乃是叙利亚文的。由于叙利亚文是当时中东一带主要的通行语文，因此叙利亚文的圣经，数百年来，也成为亚洲教会的通用圣经。其地位与重要性，有如西方教会的武加大版的拉丁文圣经一般。
(2)阿戴及他的门徒
依据早期的纪录，多马的门徒阿戴及他的门徒阿该、波基大、玛立(Mari)等人，是最早将福音传至叙利亚及波斯的宣教士。正如上文所描述的，他们不但在伊得撒及阿贝拉建立了教会及神学院，他们也派门徒将福音带到米所波大米以东的地区去。
III.波斯教会时期(A.D.216-640)
1.政治及宗教的变动
奥色红的独立国地位在216年被罗马帝国剥夺，以致于沦为罗马殖民地，然后在226年左右，帕提亚帝国也被新兴起的波斯帝国撒沙王朝(Sassanian)**，情势就有了很大的改变。除了罗马与波斯两个帝国间的战乱增加之外，教会也开始东移。教会的中心转移到波斯帝国的首都色路西—塞西封(Seleucia-Ctesiphon)，两百年后神学教育中心也由伊得撒迁到尼西比(Nisibis)。
但是同时在第三世纪初，亚美尼亚(Armenia)成为第二个基督教的国家。其中主要的关键人物是被称为「启蒙者」的贵格利(GregorytheEnlightener,240-332)，他曾在罗马帝国境内受教育并成为基督徒。当亚美尼亚脱离波斯帝国的统治时，他回到祖国宣教，并一度被囚。到了301年，亚美尼亚国王信主受洗，于是全国逐渐转向基督教。在406年，圣经学者开始翻译亚美尼亚文的圣经，410年新约译成，433年全本圣经也翻译好了。直到今日，亚美尼亚仍旧持守着基督教的信仰。
另一方面，在第三世纪以前，因为帕提亚帝国对宗教比较宽容，所以基督徒很少受到严酷的逼迫。可是到了撒沙王朝时期，由于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间的冲突加剧，而且四世纪之后，罗马帝国的君王又成了基督徒，因此波斯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开始受到怀疑与逼迫。同时，撒沙王朝的波斯君王采取「政教合一」的策略，将祆教列为国教，因此波斯原有的祆教开始复兴，宗教间的竞争与冲突，使得教会的处境更加艰难。
第一次的大逼迫，是从340年开始的。其中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信主是主要的导火线。波斯皇帝先是要求基督徒要付双倍的重税，然后强迫他们拜太阳神(祆教的主神)。当色路西—塞西封的主教西门拒绝时，大屠杀就开始了。在344年，西门及其它五位主教及一百位传道人被砍头。直到401年第一阶段的大逼迫结束时，总计至少已有十九万基督徒殉道。其牺牲之惨烈，比起西方教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由于匈奴人的侵扰，对罗马及波斯帝国都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在第五世纪前半，两个帝国有将近五十年的和平时期，波斯教会也藉此稍微得到喘息的机会。在这个时期波斯教会才更有组织，结构也更健全。然而在419-22及445-48年间，还是有几次**，规模也很大，有十几万人殉道。但是也在第五世纪，波斯教会与南印度教会之间又恢复了联系，有许多信徒及教会领袖，为了逃避逼迫而前往印度，对孤立而摇摇欲坠的印度教会，带来了复兴[2]。
到了撒沙王朝的晚期(620-650年)，由于外患频乃，基督教也已成了信徒数目可观的第二大宗教，波斯帝国的君王才开始改用怀柔的手段，以操纵代替逼迫，想要控制教会。教会除了尽力设法自主之外，也展开了积极向外的宣教工作。因此宣教士被差往中国、印度以及蒙古。他们在这些地区的宣教，大放异彩。
2.与西方教会决裂
波斯教会之所以最后会与西方教会分道扬镳，并非因为政治或地理甚至语言的差异，而是来自西方教会内部的教义及权力斗争，最后波及了波斯教会，使波斯教会也被卷入这场基督论之争。以致于直到今天，波斯教会仍被冠上「涅斯多留派教会」的称呼。
当431年，君士坦丁堡的涅斯多留(Nestorius)大主教因为他的「基督—神人二性论」而被以弗所大公会议列为异端，并被放逐时[3]，他的跟随者(主要系安提阿教会及叙利亚教会的信徒及领袖)也被列为异端而定罪。这造成西方教会的大**，并且纷纷扰扰了几十年之久。最后借着451年的迦克墩(Chalcedon)大公会议的妥协与调解(但是并未平反)，及多人多年的努力，西方教会才逐渐平息这场教义之争。然而在北非的埃及和衣索匹亚的教会却从此转向「基督一性论派」(Monophysite)的极端；波斯教会则在错综复杂的因素之下，被推向另一个极端—「涅斯多留派」，以致于波斯教会永久性地与西方教会隔离。这是非常可惜的事。
由于这个时期的东罗马帝国皇帝及主教，多半倾向「基督一性论派」或迦克墩教条，对涅斯多留派信徒常常有许多逼迫，因此这些所谓的「涅斯多留派」信徒就大量东移，越过边境进入波斯。486年，波斯教会在他们自己的大公会议中决议接受涅斯多留派的神学观，与西方教会划清界限。从此，波斯教会就成为「涅斯多留派教会」，直到如今。
3.主要的教会中心：色路西—塞西封(Seleucia-Ctesiphon)
由于政治上的变化，东方教会的中心，就逐渐由伊得撒东移至波斯首都色路西—塞西封，而色路西—塞西封的教会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波斯的「中央教会」，据称规模甚至大于罗马及君士坦丁堡教会。而色路西—塞西封的主教也就成为波斯教会的「宗长」(Catholicos)。
波斯教会的成长，可以由他们的统计数字看出来。在410年，波斯教会举行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当时有五位总主教和三十八位主教。到了650年，也就是回教征服波斯时，已经有九位总主教和九十六位主教了[4]。
4.主要的神学中心─尼西比(Nisibis)
此外，虽然东方教会逐渐由叙利亚东移，伊得撒仍是东方教会的神学中心。每年有数以百计的学生由波斯越过边境，到伊得撒就读。但是当倾向「基督一性论派」的东罗马皇帝哲诺(Zeno)，于489年下令关闭伊得撒的神学院时，神学院的数百名师生就被迫东迁至40哩外，波斯境内的尼西比(Nisibis)。但是神学院继续欣欣向荣，学生人数高达千人之众。
除了尼西比神学院之外，伊得撒神学院的外移，也产生了好几个新的神学院。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在尼西比神学院不远的伊兹拉山(Mt.Izla)修道院，另一个是在首都色路西—塞西封的神学院。
尼西比神学院继承安提阿学派的传统，与西方教会的亚历山大神学院分庭抗礼，后者以「灵意(allegorical)解经」出名，尼西比神学院则以「历史─文字解经法」称着(这也是今日福音派主流的解经法)。但是与西方教会不同的是，波斯教会的圣经正典旧约部分少了历代志，新约部分则缺彼得后书、约翰二、三书、犹大书及启示录。
同时，尼西比神学院的属灵操练也是非常严谨的，他们的学校更像是个严密的「基督徒小区」。另外，尼西比神学院的神学思想以宣教称着，他们造就了许多宣教士，脚踪遍及中亚、印度和中国。
5.波斯教会主要的特色：是宣教导向的教会
波斯教会在宣教上的成就是极为可佩的。但是由于数据的欠缺，我们只略知一二。我们可以确知的是，这些波斯教会的宣教士，曾将福音传至阿拉伯、印度、中国及中亚的突厥人、匈奴人及蒙古人中间。从第五世纪末，到第八世纪，有两百多年的时间，波斯教会的宣教工作极为活跃。直到回教帝国兴起，基督教的影响力才逐渐式微。
这些宣教士，除了正式受封的主教外，也有平信徒宣教士的参与。例如有两位平信徒宣教士，曾在匈奴人中间宣教长达三十年，他们不但传福音，还为匈奴人创造文字，并教他们读和写[5]。
IV.回教时期(A.D.640-1200)
1.政治与版图的扩张
回教的兴起，不但使基督教的发源地—巴勒斯坦—沦陷，更重要的是：基督教连续六百年的扩张受到顿挫。例如中亚、北非这些基督教曾经蓬勃发展的地区，如今都成为回教坚强的势力范围，原有的基督教痕迹几乎已完全消失无踪。但是在回教发展的初期，基督教并非如我们的想象立刻受到致命的打击。
当632年穆罕默德死的时候，他只控制了部分的阿拉伯半岛。当他死了之后，在继任的几位「哈里发」(Caliphs，意思是「继承者」)领导下，回教帝国开始扩张。636年安提阿、638年耶路撒冷相继沦陷。640年回教军队攻占波斯首都色路西—塞西封，650年波斯帝国灭亡。回教势力向东不仅延伸到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甚至直达西域，与中国相接。在唐朝时，回教帝国被称为「大食帝国」。
在北非方面，回教帝国的扩张也极为迅速。698年迦太基沦陷之后，回教势力已控制了整个北非，直达摩洛哥。715年回教军队甚至攻占了西班牙，朝向欧洲的心脏地区迈进，西方世界及教会大为震动。幸而732年回教的大军被「铁槌查理」阻于法国都尔，才挡住了回教急速扩张的浪潮。
另一方面，当穆罕默德死了之后，继承权的问题就引起了纷争。头四位哈里发都是穆罕默德的亲戚：头两位是他的岳父，后两位是他的女婿。尤其后两位哈里发—阿什曼(Uthman)与阿里(Ali)—之间的斗争，不但导致两人先后被谋杀，也造成伊斯兰教内部永久的**迄今。目前主流派的回教教派是「逊尼派」(Sunnites)，他们将古兰经与穆罕默德的「言行录」(Sunna)都视为权威。他们最初主要是支持阿什曼的阿拉伯裔家族王朝，因此阿拉伯色彩较浓。另外一个主要的少数派是「什叶派」(Shiites)，意思是「阿里的支持者」。后来什叶派的人多半是伊朗(波斯)人。这些回教的派系之争，也影响到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
阿里被谋杀后，661-750年是「伍麦亚王朝」(Umayyard)的时期，这是延续第三位哈里发阿什曼的阿拉伯家族，他们将首都由麦加移至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在这段期间，回教帝国的范围扩展至最大：东至印度、西域一带；西至西班牙，甚至一度到达法国；在地中海部分，则占领了赛浦路斯及西西里岛。
后来这个王朝被「阿巴斯王朝」(Abbasids)所**，并迁都至巴格达。但是回教帝国却一分为三：最大的是阿巴斯王朝(750-1258)所控制的领域；另外在西班牙，有伍麦亚王朝硕果仅存的一位王子所建立的小王国(750-1031)；最后还有在埃及和北非的什叶派「法蒂玛王朝」(Fatima,909-1171)。阿巴斯王朝比伍麦亚王朝在遵循伊斯兰教的教规上更严谨，而且他们重视宗教的虔诚过于血统，因此兼容并蓄了许多不同的族裔在他们的统治阶层之中。
945-1055年被称为「波斯文艺复兴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波斯裔的什叶派掌权，哈里发只是傀儡而没有实权。第十世纪末，突厥人兴起。这些突厥人是在伊斯兰教的宣教士影响下转信回教的。他们先在丝路一带建立了国家，后来在1055年攻进了巴格达。突厥人的领袖自称为「苏丹」，却没有攫取宗教领袖「哈里发」的称号。然而这些苏丹们各自划地为王，回教帝国也还保持一分为三的局面，因此成了一盘散沙。所以十字军东征(1095-1291)初期所以还能节节胜利，就是因为乘虚而入的结果。最后回教的阿巴斯王朝于1258年，亡于蒙古铁蹄之下。
2.教会状况
在回教发展的初期，基督教及犹太教受到保护及善意的对待，因此教会将回教视为「解放者」，使他们免于受波斯祆教的**。回教帝国对波斯祆教的**则严重的多，因为他们认为波斯祆教不但是拜偶像的，而且是波斯人的民族主义温床，必须除之务尽。对基督徒则仅要求他们交重税，并且限制传教及发展而已。结果，波斯祆**纷纷转信回教，其人数远多过基督徒。不多久，绝大部分的波斯人都成了什叶派的回**。
在伍麦亚王朝时，他们将民众分为三等：最上层的是阿拉伯人，中层是信回教的非阿拉伯人；最下层则是所有的非回**。但是由于阿拉伯人是游牧民族，文化程度较低，因此在很多特殊专业领域，如医生、音乐、科学、艺术、文书及商业方面，极为依赖基督徒及犹太人。所以很多基督徒仍然在回教王朝中担任重要职务时。另一方面，在叙利亚的基督徒多属于「基督一性论派」，过去他们因为被视为异端，曾饱受东罗马帝国及教会的逼迫，所以他们很欢迎回教的政权来临。其实基督徒除了有许多法规的限制外，最大的压力是要付双倍的税。
总的来说，即使是在宗教上更严谨的阿巴斯王朝接替了宗教政策较宽松的伍麦亚王朝之后，基督教也并没有遭遇到大逼迫。因为在阿巴斯王朝的头一百年，整个教育系统还是极为依赖基督徒。因此教会虽然发展受限制，却没有被取缔或受到全面的打压。基督教的宣教士也仍然活跃于回教帝国之外的印度、中国边境及蒙古一带，而且似乎欣欣向荣。
所以，教会虽限于孤立状态下，但是直到十三世纪，中亚仍有零星的涅斯多留派教会存在。印度南端的教会则以独特的种性阶级(Caste)型态存在。然而由于基督徒在通婚及传福音方面的限制，因此人数日渐减少。加上教会内部的腐化，信徒养尊处优的生活，使得教会在回教世界中，最后逐渐萎缩。
V.基督教(涅斯多留派)在中国(A.D.635-900)
1.唐朝时期的「景教」
东汉灭亡之后，中国处于积弱不振的时期，北方多半是由匈奴、蒙古、及突厥人所统治。直到589年隋朝兴起，才再度统一天下。但是隋朝旋即为唐朝所灭。唐朝的创建者李渊是一位汉人与突厥人的混血种，他的母亲—独孤氏—是来自蒙古突厥豪门，而且据说是涅斯多留派的基督徒[6]。
但是涅斯多留派的基督教(后称「景教」)正式传入中国，据称是在635年由波斯主教阿罗本带入中国的。唐太宗对阿罗本相当友善与支持，曾资助他翻译经典的工作。事实上，在唐太宗统治的二十二年间，他采取宗教宽容政策。因此，佛教在唐朝时期也极为兴旺，不但禅宗及净土宗大放异彩，而且玄奘自印度取经回国后，也创立了「唯识宗」。另外在631年，波斯祆教已在京都长安设教。因此当阿罗本进入长安时，正是宗教在中国「百花齐放」的时期。
在武则天篡位的期间(683-705)，由于她亲佛教的立场，景教第一次受到打压，但是持续不久，规模也不大。到了唐玄宗即位之后，景教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依据781年所刻下的「景教碑」的记载，当时景教约有百间修道院，在十州有数以万计信徒。虽然唐玄宗末期的「安史之乱」，曾造成中国的人民生灵涂炭，但是对景教的发展却没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原因之一是，唐朝中兴的功臣郭子仪，对景教极为亲善。他手下的三支主力部队，分别来自西域的佛教、回教及基督教国家。郭子仪手下有一位将领伊斯，就是涅斯多留派的基督徒。伊斯的儿子就是设立「景教碑」的着名景教僧「景净」。
当时西域的回纥国(Uighurs，又称回鹘，今称维吾尔)，以摩尼教为国教。只是回纥人也有些人信了景教，最后大多数又改信了回教(事实上，伊斯兰教在中国被称为回教，就是因为中国人认为这是回纥人的宗教)。
然而845年唐武宗的「灭佛」御旨，才造成景教一蹶不振的结果。其实唐武宗的「灭佛」主要是冲着佛教来的，结果佛教固然大受打击，景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却遭受池鱼之殃。依据日本和尚圆仁所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武宗灭佛的主因是佛道之争。但是武宗灭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乃是经济因素。依据《新唐书-食货二》所记，当时有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田数千万顷。这样多的土地、人口不为政府所有，当然会严重影响政府的税收来源。武宗对这个问题极为重视，这恐怕才是他灭佛的根本原因。
会昌五年，唐武宗开始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一方面下令二十六万多僧尼还俗，所有三千多外国僧侣也全数遣送回国。据《旧唐书》记载，被勒归俗及遣返的僧尼包括大秦(即景教)、穆护(即回教)和祆僧(即波斯祆教)。由于当时景教与摩尼教被视为佛教的一支，因此他们的僧侣也同时被遣返，导致景教的中断。几乎两百年来所建立的一点点根基，转瞬间全部荡然无存。但是到878年，一位阿拉伯的旅行家曾报导，当黄巢攻陷广东时，曾屠杀了十二万回教、景教、摩尼教、祆教及犹太**。可见当时仍有许多景**在中国。
2.景教与佛教的关系
景教最初被称为「波斯教」，后来改称「大秦景教」。「大秦」系指罗马，这是因为叙利亚当时属于罗马，而景教僧侣仍用叙利亚文，因此称为「大秦景教」。但是在中国，景教却一直被误以为是佛教的一支派，其幸存的景教残卷，不但与其它佛经一起藏在敦煌石窟内，且在宋朝时还被收入佛教的「大藏经」内。
景教在最初翻译经典时，过度地使用佛教的词汇，甚至用「佛」来翻译「基督」，也很容易令人混淆。由于初期的佛教僧侣也多为西域人士，与景教一样，再加上经典用词也雷同，所以在唐朝，景教很自然地被误以为佛教的一个派别。当然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些初期来华的波斯或西域的景教宣教士不通中文，他们在翻译经典时，只好求助于同样来自西域的佛教僧侣，因为这些佛教僧侣很多是精通中文的。因此在翻译时，大量的佛教词汇也就出现在景教经典中。
但是同时佛教可能也受到景教的影响。例如源自中亚的「净土宗」，就可能受景教的影响。他们教义中明显的「他力拯救」色彩，与其它佛教宗派及原始佛教都大异其趣。此外，由于唐朝初年，日本来华取经的僧侣很多，因此他们与景教僧侣往还的机会很大。所以甚至日本的天台宗及净土真宗，也都可能受到景教的影响。
3.景教的宣教策略及失败的原因
景教的失败，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莫衷一是。其中主要的观点是：
(1)景教思想与中国文化的会通不足。
在传福音方面，因为在翻译时不得不借重懂叙利亚文的西域佛僧，因此多依附或藉助佛教的词汇及思想体系，而非儒家或基督教的世界观，并缺少与中国知识分子交流的管道。唐朝是佛教蓬渤发展的时代，中国文人与佛教人士辩答往还的文章着作极丰，然而迄今却未曾发现有关景教僧侣与中国知识分子间任何来往交流的片纸只字。由此两点看来，景教在与中国文化会通方面，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
(2)在「本土化」方面，进展太慢。
景教太依赖波斯及西域的教士，对本地教会领袖的栽培太少、太慢。虽然景教在教义、会堂布置、救济事业等方面相当地努力，然而，直到唐武宗时代，景教的教士仍清一色是波斯人或西域人﹝当时称「色目人」，即「有色眼珠的夷人」﹞。因此，当这些教士全部被遣送出境时，在中国的教会就瓦解了。历经两百年，景教却仍未能培养出中国的景教教士，不能不说是一大败笔。比起同一时期的佛教，景教真是相形失色。
(3)经典的译述，与同时期的佛教相比，质与量都大为逊色，造成传福音的困难。
景教现存的七部经典都非圣经译本，而是神学撰述。另外已译而失传的二十多部经典中，可能有部份是新旧约经卷的译本。早期的经典教义较纯正，但是多用音译，诲涩难读。但是许多景教初期经典的用词甚粗俗，如将「耶稣」译为「移鼠」之类的。而且许多词汇的音译，不易明白，譬如《序听迷诗所经》的书名及内容，迄今仍未有定论。因此，解读景教经典，至今还是一门极为专门的学问。对当时的平民大众及知识分子而言，景教的经典大概不会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吧！景教后期作品虽文字典雅，中文水平提升很多，但是教义与词汇则多与佛、道教混杂(如将基督译成「佛陀」)。至于景教僧侣和儒家学者间，则因语言及思想的障碍，恐怕也没有什么沟通的管道，也就谈不上什么会通了。
(4)太依赖官方的支持。
有人认为景教依赖皇室的保护过深，以致于当政府的宗教政策一改变，由于缺乏草根性基层的本地信徒，教会就「树倒猢狲散」，一败涂地。当然当时儒、佛、道三教莫不依赖朝廷的支持，并不是只有景教如此。
(5)由于景教「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程度太深，倾向于宗教混合主义(Syncretism)，以致于失去基督教的特色。
由于基督教引入时机不佳，时不我予，必须在儒、释、道的夹缝中求生存，以致于景教在翻译经典时，过度地使用佛教的词汇，甚至用「佛」来翻译「基督」，很容易令人混淆。若非十七世纪的耶稣会教士从西安「景教碑」的叙利亚文记载中看出端倪，否则景教将一直会「妾身未明」的。
VI.蒙古时期(A.D.1200-1400)
1.蒙古帝国的兴衰(A.D.1200-1400)
蒙古帝国的兴起，曾引起基督化的欧洲之大恐慌，称为「黄祸」。其实蒙古帝国曾给予基督教在亚洲最佳的发展机会，也几乎将回教势力逐出巴勒斯坦，甚至北非。可惜历史的巨轮却未如此发展。
蒙古帝国的版图横跨欧亚两洲，其创建者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曾被信奉景教的蒙古克烈族酋长收留保护。在1206年，他征服统一了蒙古族。然后他征服了在中国西北信奉喇嘛教的西夏国，以及中国东北的金国。他并没有接着挥军南下中国，反而率军西征。先后征服了西域诸国，并在1220年征服了花剌子模(Khwarazmia)，这是他征服的第一个回教国家。然后他直接面对的就是庞大的回教帝国。
成吉思汗的孙子，也就是忽必烈的二哥旭烈兀，在1258年攻破巴格达，使回教帝国灭亡。他的叔叔拔都也攻占了俄国。这是蒙古帝国势如中天的时期。然后旭烈兀挥军直向大马士革，攻占之后又南下巴勒斯坦。结果因为蒙古帝国的蒙哥大汗逝世，旭烈兀急于回国，便率大军东返。结果剩下的蒙古军队在加利利被埃及的回教军队击败，便退回中亚。从此蒙古帝国再也没有机会进入巴勒斯坦和埃及了。
旭烈兀后来统治波斯。由于他的母亲及妃子都是景**，因此对基督徒相当宽容[7]。因此1258年到1295年，涅斯多留派的基督教会在波斯仍然有很好的发展。当时在朝廷中，有许多景**担任高官。同时，1281年，在波斯的教会甚至推选了一位蒙古裔(事实上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的景**为最高的「宗长」。这都有助于教会与帝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好景不常，当1295年，波斯的蒙古可汗改信回教之后，基督教就再度遭遇严厉的**。
此时涅斯多留派的基督教会已逐渐失去活力及宣教的异象，因此真正使教会衰退以致于荡然无存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教会内部的腐败[8]。罗马天主教教廷派往蒙古帝国的使节团，返国之后的报告，以及马可波罗的游记，都曾详细地记载了这些事实。因此基督教在中亚，就逐渐地消亡了。
2.元朝时期的也里可温教(A.D.1278-1368)
景教在九世纪末虽被逐出中国，却仍旧在中亚及蒙古一带很活跃。其中蒙古—突厥族人中就有克烈(Kerait)、乃蛮(Naiman)、蔑儿乞(Merkit)和汪古(Ongut)四个部落信奉景教[9]。例如克烈族是在第十一世纪初，因为景教宣教士的影响，由酋长率领二十万族民受洗。所以克烈族被称为「景教蒙古族」。忽必烈的母亲别吉太后就是克烈族的公主，也是景**。她嫁给了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生了三个儿子。她的另外两个儿子，蒙哥作了蒙古帝国第三任的「大可汗」，另外旭烈兀则作了波斯蒙古帝国的可汗。
当蒙古人于1278年灭了宋朝，建立元朝时，采取宗教宽容的政策。于是大批的蒙古及中亚、东欧的景**也来到中国。其实蒙古的王公贵族，多数是信奉他们自己的萨满教(即精灵崇拜)，或西藏的喇嘛教。当时的基督教称「也里可温教」，又称「十字教」。「也里可温」是蒙古语「有福之人」的意思。
依据元朝的文献记载，在1280年前后，单单在江苏镇江就有也里可温**约两百多人。在1315年，全国共有七十二所会堂。其中甘肃、宁夏信徒最多，甚至福建、广东、东北及各处都有景教的「十字寺」。因此当马可波罗来华时，他看见不少景**，但是这些景**大都不是汉人，而是被称为「十字回回」的边疆民族或外国商人。他们虽已汉化，但正如回**一般，系被当作少数民族对待，成为中国社会中自成一系的「边缘人」。而景**一旦被孤立起来之后，就与主流社会隔离了，也无法进一步地与中国文化交流，或向汉族的中国人宣扬基督的福音了。
另外天主教也曾从1245年开始，多次派专使与蒙古王朝接触，其中大多是方济会的教士。但是其中最着名，而且成效最好的，乃是在1294年来华的孟高维诺(JohnofMontecorvino)。他到达北京时，是忽必烈在位的最后一年。忽必烈曾要求教廷差派一百位宣教士来华，但是当时交通不便，消息传递甚慢，教廷反应也不积极，结果不了了之。孟高维诺在北京住了三十四年之久，虽然施洗了数千人，但是汉人甚少，大多是蒙古人及西域人。
天主教除了在华北之外，另外在福建泉州(当时海上丝路的起点)也有很有果效的事工。然而当1368年，元朝被明朝所灭后，大部分的也里可温**就随蒙古的军队撤至西域及蒙古一带。所留下在中国的少数也里可温**及天主**，在明朝的排外政策及逼迫下，也就逐渐地凋零了。
1SamuelH.Moffett:AHistoryofChristianityinAsia,Vol.1.Orbis,1998.p.57-59
2同上，267-69页。
3见本书第四章。
4AHistoryofChristianityinAsia,Vol.1,p.255.
5同上，208页。
6同上，291页。
7同上，422-23页。
8同上，358-61页。
9《中国基督教史》，杨森富着。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3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