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重大历史事件
1.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EasternOrthodox)正式决裂
罗马天主教与东罗马帝国境内的东正教一直是貌合神离、明争暗斗，但是直到1054年，因教皇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间之私怨，引发两人彼此开除对方教籍之举。这次**使双方从此分道扬镳，各行其事。后来的十字军东征，不但未能使双方前嫌尽弃，反而留下更深的烙痕。
西方拉丁教会与东方希腊教会分道扬标后，希腊教会在回教压力之下，没有太大的发展，只有在斯拉夫民族间，仍有宣教工作继续进行。所以俄罗斯及许多东欧国家，迄今仍属希腊东正教(GreekOrthodox)的范围。但在其它地区，希腊正教只能勉强维持原有的局面，无法进一步开展。然而在西方的拉丁教会，不但在教皇的权势上，依然如日中天；而且在文化的贡献上，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http://localhost/shuku/showimg.php?131
2.十字军(Crusader)东征
当然在这一段时间，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可能是「十字军东征」了。十字军东征的远因，是因为在东方，土耳其帝国代替了阿拉伯人占领了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并且对来自欧洲的朝圣者非常不友善。近因则是由于土耳其帝国军队围攻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皇帝向教皇求援，因此教皇乌班二世(UrbanII)在公元1096年发动了第一次的十字军东征。
固然第一次东征夺回了耶路撒冷，但也只勉强维持了八十年。之后，两百年间，又先后有七、八次的十字军东征[1]。但是总的来说，军事上及政治上的成果是乏善可陈的。然而在宣教上，十字军东征却是遗害千年。因为对回**而言，所造成的恩怨，迄今成为向回**传福音的最大障碍。但是在文化交流上，却间接促成了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
3.蒙古帝国横扫欧洲
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在十三、十四世纪统治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一方面严重威胁欧洲各国，另一方面却也使欧亚之间的通道更加流畅。在中国历史上，这时期的亚洲基督教称为「也里可温教」，因为蒙古语的「也里可」是有福的意思；「温」则是人的意思。这些「也里可温教」的信徒，其实就是在中亚一带残余的涅斯多留派信徒。在唐朝之后，景**被迫退出中国，许多人就逃往西域及中亚一带。所以有许多蒙古部落是景**。元世祖忽必烈也容许天主教在北京设立座堂。
罗马天主教在此时期曾派教士到蒙古、波斯、印度及中国宣教。当时蒙古贵族中，有不少人信主，看来情势似乎大有可为。然而后来西部的蒙古人成了回**，开始阻止传教士通过。蒙古帝国也逐渐分崩离析，使天主教在亚洲的宣教工作再度受到挫折。
4.大学及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兴起
十二世纪开始，由大城市的主教们所设立的「主教学校」，已取代修道院，成为欧洲的教育中心。因为当教会稳定下来的时候，主教们就在自己的座堂(Cathedral)设立学校，因此称为「主教学校」或「座堂学校」(EpiscopalorCathedralSchool)[2]。随着都市的发展，有些大城市的主教学校增长得很快，无论是财力或人力，都不是任何一个修道院可以比拟的。因此到十二世纪后，欧洲的教育中心已经是主教学校了，其中有一些更成为欧洲着名的学府，诸如巴黎、牛津、剑桥、布隆那等地。这些主教学校不仅训练圣职人员，也培育人文学科和神学的师资。
由于这些主教学校发展得很大，许多主教就指定校长来督导校务，学校也越来越有自主权，所以后来许多主教学校就转变为今天着名的大学。当时校中的师资全部都是修道士，尤其是道明会及方济会的僧侣。所以近代欧美的高等教育，事实上是基督教教育之产物。到公元1300年时，已有大学在巴黎、里斯本、剑桥和牛津等地成立了。这对欧洲文化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发展。
同时，十三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不但刺激许多青年人求知的欲望，也使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体系，再度成为当代思潮的主流。那个时代也是「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主导的时代，着名的学者如安瑟伦(Anselm)、埃布尔拉德(PeterAbelard)和阿奎那(ThomasAquinas)等人，都是经院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尝试将神学与希腊哲学揉合为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发展出「基督教的人文主义」。他们的思想，主宰了中古世纪的知识分子。而阿奎那的《神学总论》(SummaTheologica)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迄今，这巨着仍是天主教的神学基本教材[3]。
5.文艺复兴运动(Renaissance)
十字军东征的副作用，是促成「文艺复兴运动」。东征的武士们，第一次接触到文化水平更高的东罗马帝国及回教国家。他们在东方发现被遗忘已久的希腊文化，及高度发展的阿拉伯文明，以致于引发了西欧在十三、四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事实上，欧洲的文艺复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文化的「复古运动」或「寻根运动」。因此学习希腊文和用高雅的拉丁文写作，蔚为时尚[4]。因此在东西文化冲击下，欧洲的绘画、雕塑、文学、哲学方面，都大放异彩。
文艺复兴对欧洲文化的影响是很广泛的。第一，文艺复兴带来新的思想，其中很多是与中古世纪的禁欲主义反其道而行的。因此文艺复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先声。
第二，文艺复兴也带来了艺术的黄金时代，米开郎基罗的雕塑，达文西、拉菲尔等人的画，都在教皇的支持下蓬勃发展，写下了欧洲艺术史上最灿烂的一页。
第三，文艺复兴也引起研究圣经原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兴趣，但是在研读圣经及早期教父的着作时，许多圣经学者和神学家发现，当时教会的仪文、传统和规条，往往与圣经的教训及初期教会的作法大相径庭。这些新的发现，引发了一波波的争议及改革呼声，使教廷官方的立场受到挑战，渐渐导致十五、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浪潮。
6.天主教教廷内部的纷争
十三世纪末，由于欧洲政治和经济情势的变化，各国王室对于教廷的权势，越来越不肯屈就，而教皇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eVIII,1294-1303)的强硬作风，引起了他与法国国王的斗争。他死后，教廷在法国的压力下，选出了法国人革利免五世(ClementV)为新的教皇。革利免将教廷迁往亚威农(Avignon)，之后有七十年之久，教皇就驻跸在亚威农，这就是所谓的「亚威农被掳」时期。在这个时期，法国人支配了教廷。当时的枢机主教中，法国人超过百分之八十，意大利人只占百分之十三。
后来教廷虽然迁回罗马，也再度选出意大利人乌班六世(UrbanVI,1378-89)为教皇，但因他专断独裁，枢机主教团又选出革利免六世为教皇。革利免六世再度将他的教廷迁往亚威农，于是就造成了**。1409年，为了结束长期的**状态，枢机主教团在比萨开会，罗马与亚威农的教皇都拒绝出席，于是枢机主教团又选出了第三位教皇。这种丑闻到康士坦斯会议(CopuncilofConstance,1414-18)选出新教皇后才结束。
之后虽然教廷内的纷争减少了，但是十五世纪的教皇，关心文艺复兴的绘画及富丽堂皇的建筑，远多过宣教及信徒的灵性生活。尤其是声名狼籍的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VI,1492-1503)，更是放荡不羁、穷奢极欲。在这样的背景下，宗教改革的呼声，就响遍了全欧洲。
7.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
宗教改革的前驱，最有名的是英国的威克里夫和捷克的胡司。威克里夫(JohnWyclif,1329-84)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他最着名的作品是英文版的《威克里夫新约圣经》，这是第一本英文的圣经译本。其重要性，可以与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相提并论。他主张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本用自己的文字写的圣经。威克里夫的跟随者被称为「罗拉德派」(Lollards)，意思是「低语者」[5]。他们虽然饱受逼迫，但是他们却将宗教改革的火炬流传下去。
威克里夫的跟随者之一，就是捷克人胡司(JohnHus,1374-1415)。他是大学教授，也担任教会圣职。他强调圣经才是教会的权威，谴责教廷的腐败及民众的迷信。他也抨击教会贩卖赎罪卷之举。因此他被教廷控诉，在皇帝的保证下，胡司出席了1415年的康士坦斯会议。结果胡司被判为异端，并被当场处以火刑烧死。胡司的殉道，激起捷克教会的反弹，组成了胡司派教会，成为宗教改革的先锋。
公元1517年德国威丁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为了反对教廷的一些措施(包括卖赎罪卷)，提出95条神学议题，要求公开辩论。由于1455年古腾堡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马丁路德的95条神学议题立刻传遍全欧洲。教廷强迫路德收回原议，被路德拒绝。西班牙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要定罪路德，却受到德国诸侯的抗议。因此，新兴的路德教派，又被称为「抗罗宗」(Protestant)，基督徒却自称「更正教」。在德国诸侯的保护下，路德翻译了德文圣经。这些后续的发展，就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运动」使北欧各国、瑞士及英国脱离了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对天主教打击极大。直到1650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欧洲才又恢复平静，天主教才再度开始扩展。这对普世宣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6]。
在此风雨飘摇之际，天主教设立了「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藉此**异己份子。另外1545-63年举行的「天特(Trent)大公会议」，开始了所谓的「反宗教改革运动」(Counter-Reformation)。在会议中通过以阿奎那的神学为天主教的正统神学；并以耶柔米翻译的《武加大拉丁文圣经》为标准。同时，为了维护天主教会内部的「合一」，他们颁布了极为严谨的规条，强迫各地的教会「拉丁化」，所有的仪式、弥撒都要统一。这种不合时宜的作法延续了四百年之久，直到1962年的梵缔冈二次会议才改弦易辙。
8.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浪潮
十六世纪开始，西班牙及葡萄牙的海外探险，使他们成为海上霸权，并积极向外发展，先在中南美洲，后来在非洲及亚洲都建立了殖民地。教廷也认可他们的行动，期望补偿他们在欧洲失去的广阔地区。教皇将已经发现的，以及尚待探索的国土一分为二：非洲、亚洲及巴西归葡萄牙；中南美洲及菲律宾群岛则归西班牙。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极度依赖武力来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对天主教的宣教事工，却有无可取代的影响力。
后来荷兰、法国、德国、英国势力先后崛起，各领风骚。但是十八世纪开始，英国势力最强，拥有最多的殖民地。
基本上，殖民主义的思想，可以算是十字军精神的延伸，也是政治经济野心与宗教热忱的混合物。因此宣教士的脚踪，往往亦步亦趋地随着殖民地的开拓而延伸。这对于宣教的拓展固然很有帮助，但是却留下「文化侵略」及「以武力来宣教」的不良印象，难以洗刷。
II.罗马天主教内部的重大变革
1.修道院的改革运动
欧洲在中古世纪前期(500-1000年)，不仅其政治可以说是建立在教会之上，而且主教法庭之超然公正，也取代了由罗马帝国政府的空缺，成为黑暗时代秩序与和平的主要泉源[7]。
然而自十三世纪开始，教会就饱受政治屈辱与道德腐化之困扰。为了扩充财源，教廷向各教区及修道院收重税。这使得教会恶名昭彰，而且怨声载道。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曾因此提醒教皇：『耶稣十二使徒的后继者(即教皇)，乃受托来引导主的羊群走向草原，而非剪取其毛。』[8]
尽管有少数教皇及红衣主教们曾苦心孤诣地力挽狂澜，但是教廷之罪过，仍随着十五世纪之将近终结而日渐增多。因此，随着信仰之消退，整个欧洲乃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既无超越国界的道德法律，就注定日后五个世纪的战争。要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做一公正之批判，必须了解当时之背景。威尔杜兰认为，这些教皇之中，虽然有些在个人信仰上很虔诚，但是大多数却接受文艺复兴时期的信念，认为虽然这个世界有眼泪与邪恶，但终究还是个美丽的境界。因此他们恣意享受奢华的生活及教皇的权位[9]。
因此从基督教对欧洲文化的贡献来说，在这段期间，教会内最主要的影响力仍是来自修道院。只是这时的修道院，与第六、七世纪时代的修道院已有很大的改变。在第九世纪左右，许多修道院已逐渐世俗化，腐败的风气也开始蕴酿，因此改革的呼声也就越来越响。因此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分别有「克吕尼运动」和「熙笃修会」两次的修道院革新运动。
(1)「克吕尼运动」(ClunyMovement)
在法国克吕尼开始的「克吕尼改革运动」，是由于一位敬虔的亚奎丹公爵，在公元910年于法国东部的克吕尼，创立一所新的修道院开始的[10]。他们严格执行禁欲主义，但是的确唤起当代灵性的觉醒。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克吕尼运动是一种「体制内的改革」，期望恢复修道院和教会的自主性，可以不受地方政治势力的操纵。在最兴旺的阶段，克吕尼运动曾一度统管了两千多所修道院。在十至十一世纪之间，许多教皇是克吕尼运动的支持者，也使这运动的影响力达到最高潮[11]。但是在十二世纪之后，这个运动的势力也开始衰微了。
(2)「熙笃修会」(CistercianOrder)运动
与克吕尼运动相当不同的是「熙笃修会」。这个新的修会是在公元1097年创立于法国的熙笃(Citeaux)。他们强调劳力而非学术，看重私祷而非公祷，要求每个修士亲手耕作、织补、煮食，不得假手仆役[12]。他们生活十分清苦，因此赢得百姓的敬重，在十二世纪末，有几百间西妥修道院散布在欧洲各地。可是在十三世纪后，由于西妥修会已变得很出名，又很有钱，所以原初的宗旨不再能够维持，声势也就下坠了[13]。
2.新的修道会兴起
事实上，在中古世纪后期，最有影响力的团体，乃是一些新兴的修道教团，其中最着名的有「方济会」、「道明会」及「耶稣会」。他们的修道士与早期的僧侣不同，这些修道士被称为「传道士」(Friars)[14]，因为他们在街道、在教堂、在学校，到处讲道或教导群众，影响力很大。后来他们也几乎垄断了大学的教席，许多着名的教师，都是来自这几个修会。
(1)方济会(FranciscanOrder)：
「方济会」由亚西西的圣弗朗西斯(FrancisofAssisi,1182-1226)于公元1209年创立的。他出身富家，但献身后立志过贫穷的日子，并赒济穷人。因此方济会的修道士自称为「小僧侣」(MinorFriars)，又称「灰袍僧」(GreyFriars)[15]，因为他们经常穿灰袍，并且赤足。这些修道士以安贫乐道起家，但是到了后来，他们也发现不容易保持过清贫的生活，于是方济会也容许他们拥有财物。只有少数坚持遵从弗朗西斯最初之会规的僧侣，就**出去，自成一派，但备受逼迫。方济会原以慈善工作为主，所以有「反智」的倾向。可是到后来，为了训练年青的僧侣，也开始注重教育，因此渐渐和道明会僧侣采取类似的作法。英国的哲学家培根(RogerBacon)就是方济会着名的学者之一。
(2)道明会(DominicanOrder)：
「道明会」是由西班牙的道明(DominicdeGuzman,1170-1221)在公元1220年所创立的，他的心志乃是训练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修道士，借着讲道来教化人心。因此他们的修道士都称为「讲道僧侣」，又称「黑袍僧」(BlackFriars)[16]，因为他们都穿黑袍。道明会修道士以博学着称，许多中古世纪经院哲学家出身于道明会。其中最着名的是多马阿奎那(ThomasAquinas)。同时，由于他们有护教的热诚及口才，所以他们也专门作对付异端的工作。十三世纪之后成立的「异教裁判所」，就是由道明会主持的。在清朝康熙年间，为了祭孔与祭祖问题，和耶稣会教士闹出「礼仪之争」的，也就是道明会的修道士。
(3)耶稣会(JesuitOrder)：
「耶稣会」是由罗耀拉(IgnatiusofLoyola)在1540年创立的。他们是有献身热忱的精英团体，有军人的纪律及组织。他们主要工作是教育、宣教及对抗宗教改革的「更正教」。他们发展很快，到1556年罗耀拉逝世时，成员已由六人增加至一千五百人。耶稣会是天主教的宣教团队中最有创意及活力的一群，在十八世纪时人数最多曾高达二万二千多人。耶稣会除了在宣教工作上极有成就外，在教育方面也是成果丰硕。到了1626年他们已设立了400所学校，到了1749年更增加到800所。十七、十八世纪，许多欧洲的社会菁英，都是耶稣会造就出来的。但是由于他们的宣教策略较「激进」，可是成果斐然，以致于遭到其它修会之嫉妒，导致到了1773年一度被教皇勒令解散，造成宣教事工的顿挫，是非常可惜的。
3.传信部成立
1599年，为了对抗宗教改革运动的扩张，教廷希望成立一个新的机构，来统合向外宣教的力量。但是随着教皇的更替，并没有真正的进展。1622年教皇贵格利十五为了避免天主教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竞争，也为了扩大在未开拓地区的宣教工作，乃正式成立了直接由教廷控制的「传布信仰神圣部」(CongregationdePropagandaFide)，简称「传信部」。
到了传信部首任秘书英哥利(FrancescoIngoli)于1649年逝世时，传信部已成为扩展中天主教最强大的组织。他们为了避免因赋予西班牙与葡萄牙皇室任命圣职人员的「圣职授予权」制度所带来的弊端，尽量在不是西班牙与葡萄牙统治的地区设立「教区代牧」的职务。这些代牧往往选自非修道院出身的圣职人员，以免卷入修道会的争执中。例如其中有一批的宣教士是来自法国的「外方传道会」，被派往越南及中国宣教。
传信部坚持用和平、非武力的方法传教，对当地的文化也比较能够接纳。但是他们的策略与天特会议的原则有些抵触，因此往往不能贯彻始终，甚至引发中国的「礼仪之争」等争端。
传信部的辖区极为广大，基本上涵盖所有非天主教国家，特别是那些新殖民区，如北美洲、中南美洲、东印度群岛、太平洋岛、非洲、印度、亚洲等地。因此传信部成为罗马天主教最有势力的差传机构，直到今天。
III.主要宣教策略
1.殖民主义与宣教工作并行
由于自奥古斯丁以来，天主教一向是采取「政教合一」的观念，因此执政的君侯都必须承诺愿意承担宣教的责任。同时他们也越来越常用武力的手段，来达到宣教的目的。其实奥古斯丁所提出的「正义之战」(JustWar)概念，只限于自卫，并未认可以武力来宣教。然而第六世纪末的教皇大贵格利，却是第一位提出「防卫甚至扩张基督教国度是君王的责任」之观念的人。从此，直接的或间接的「宗教战争」似乎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17]。所以查里曼强迫撒克逊人接受基督教，及丹麦国王强迫瑞典、挪威人归信，都是循着同一个思路被接纳的。因此，当这些天主教国家在征服殖民地时，他们也认为这是神圣的使命。
无疑的，十五世纪以后的天主教海外宣教工作，往往与殖民主义密不可分。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班牙与葡萄牙成为海上霸权。为了避免冲突，也为了鼓励他们在海外拓展新教区，教廷采取「圣职授予权」的制度，赋予西班牙与葡萄牙皇室任命圣职人员，并承担引领属下殖民地属民归信的责任。因此到1650年左右，墨西哥、中南美洲、菲律宾，及部份非洲、加勒比海诸岛，都成为天主教国家。
教廷所差派的宣教士，往往与殖民地政府官员合作无间。但是他们在殖民地事物及教会方面，也是非常种族中心主义的。例如葡萄牙宣教士在殖民地所建立的教会，完全是葡萄牙式的。他们使信徒在本地人当中，被视为异类。这种印象，使日本早期葡萄牙人建立的天主教会，后来遭到怀疑，甚至极无情的**。
2.以修道会为宣教主力
这段期间天主教的宣教工作是以耶稣会、道明会、方济会及奥古斯丁会四个修会的教士为主。后来虽有传信部成立，但是宣教士多半仍来自各修会。但是各修会的宣教策略并不一致，效果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耶稣会较为灵活，对当地文化也比较尊重，在1626年，他们就有一万五千名宣教士活跃于印度、中国、巴西及非洲各地。其中以沙勿略(FrancisXavier,1506-52)、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及到印度的诺俾里(RobertDeNobili,1577-1656)三位最有代表性。
沙勿略曾在印度、马六甲及日本(1549-51)宣教，并在日本留下一小群信徒。后来借着其它耶稣会宣教士们的努力，到了1600年左右日本已经有三十万人受洗。但是在十七世纪初开始，日本的统治者怀疑外国(主要是葡萄牙籍)宣教士的企图，所以信徒开始受到严酷的逼迫。几乎所有的宣教士不是被逐就是殉道，大部分的日本信徒也被迫变节放弃信仰，但是仍有少数信徒残存。沙勿略晚年非常渴望进入中国，但是到达广东的上川岛之后，就不得其门而入，最后抑郁以终。
后来耶稣会教士再接再厉的努力，罗明坚(MichelRuggieri)成为第一位能说流利华语，并在广东肇庆设立教堂的宣教士。利玛窦于1580年奉派来华襄助罗明坚，翌年即一同进入肇庆。利玛窦短时间内就学会华语，并以儒服周旋于士大夫之间。他精于天文、历算、地理和机械之学，因此除了研究中国文化之外，也因为他精通这些西方科学，吸引了很多学生。他在1601年终于到达北京，明神宗万历皇帝极为赞赏他。当利玛窦于1610年逝世时，已有数以千计的人受洗，其中不乏官宦及皇室成员。他可以算是基督教在中国宣教的划时代人物，也是耶稣会传教士的最佳典范。
诺俾里是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宣教士，1605年到达印度，很快就熟悉塔米尔语。他在南印度有五十年之久，是最有影响力的宣教士，与利玛窦齐名。他弃绝当时宣教士要求印度人「葡萄牙化」的宣教策略，而采用类似利玛窦的方法，脱去洋袍西履，穿上印度圣人的袈裟，「向印度人做印度人」。由于他精通多种印度方言，很多印度人，甚至包括一些最高阶层的婆罗门族受洗归主。他并没有要求他们放弃种性制度的隔离政策，及一些饮食生活的禁忌。他的作法后来引起当地印度人及宣教士疑虑，争议后来平息。虽然他一生可能只为近千印度人施洗，而且其中有一些人后来又放弃了信仰，但是他是第一个能成功地引导婆罗门族的人信主的宣教士[18]。
但是到了1800年左右，天主教的宣教活动就逐渐萎缩了。其中原因不只一端。例如基督教国家的势力兴起，渐渐取代了西班牙及葡萄牙的海外势力。还有各修会之间因路线之争所造成的斗争，以致于耶稣会被教皇勒令解散，所有的宣教士完全被逐出宣教区。但是最致命的打击，是因为十八世纪中叶启蒙运动带来的世俗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时的没收教产、强迫神职人员还俗、反修道院等一连串行动，使欧洲地区的天主教势力一蹶不振。
3.「调适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两条路线之争
十七世纪初，耶稣会教士由于面对高等的中国及印度古老文明，乃采用「调适主义」(Adaptation)的策略，而且极为成功。利玛窦初到中国时着和尚的袈裟出入，后来改穿儒服。他认为儒学有如希腊哲学，可以成为传播基督教的媒介及桥梁，因此对祭孔和祭祖都采取宽容的态度。利玛窦过世之后，耶稣会教士如印度的诺俾里及依索匹亚的培兹(PedroPaez)大多仍采取类似他的策略。
但是到了十七世纪中，这种策略逐渐受到道明会及方济会教士的质疑，引发很大的争议。道明会及方济会教士基本上比较倾向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他们要求归信者应该和他们的传统民族文化断绝关系。因此他们对于所有与西方基督教文明有异的文化象征，都采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祭孔和祭祖都是异教之风，是属于迷信与拜偶像之流，必须禁止。
传信部曾于1659年发了一套训谕[19]，采用利玛窦的办法，劝传教士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不要急于改变当地居民的风俗和文化。但是这份训谕却引发争议，并未能制止争议，也未能获得教廷的支持。后来耶稣会教士与道明会及方济会教士的路线之争越演越烈，双方都上告于教皇，请求仲裁。最后教皇在1742年下令废止耶稣会的传道方法，禁止天主**祭孔和祭祖。由于这场「礼仪之争」，导致清朝康熙皇帝下令驱逐所有教士出境(除了少数耶稣会顾问)，也使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被冻结了一百五十年，这是极为可惜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这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的确反映出天特会议之后罗马天主教的观点。他们曾尝试将全世界的天主教区都予以「拉丁化」，强制规定所有宗教仪式都必须采用拉丁文，连圣经也不允许(至少是不鼓励)翻译为各国语文。因此像利玛窦、诺俾里及培兹等先驱人物的开创性宣教策略，最后都功败垂成，非常可惜。这种保守的作法，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天主教的海外宣教事工，在十九世纪下半之后逐渐沈寂下来。反倒是基督教的宣教事工开始大放异彩，大步向前迈进。
参注
1祁伯尔：《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李林静芝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86，144页。
2KennethO.GangelandWarrenS.Benson,ChristianEducation,Chicago:Moody,1983,p.108-09.
3《历史的轨迹》，156页。
4同上，180页。
5《基督教二千年史》，344页。
6同上，181－84页。
7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从威克利夫到路德》，幼狮书局，1977。4页。
8同上，7页
9同上，17页
10《历史的轨迹》，112页。
11RobertG.Clouse,"Flowering:TheWesternChurch",inEerdmans-HandbooktotheHistoryofChristianity,252-53页。
12同上，259页。
13同上，260页。
14同上，261－62页。
15同上，263页。
16同上，263页。
17DavidJBosch,TransformingMission:ParadigmShiftsinTheologyofMission,Orbis,1991,p.223-25.
18StephenNeill,ChristianMissions,Eerdmans,1964,p.183-87.
19《基督教二千年史》，4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