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无论是原文，或译成别的文字，只要是用语文表达，就必然与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在释经时，也必须语意与文化的关系，因为那是他何以在其时其地如此说的原因。
最显明的例子，是约翰福音的「太初有道」（约一1）。约翰福音是用希腊文写的，为了表达福音，采用了「罗格思」（Logos）的观念。这个希腊文的字，与语文有关，是话、是思维、理性、观念，约略等似旧约的智慧。但与希腊文化不同的是，在这个基本观念上，加上了「道成了肉身」（约一14）；然后，从他出来了恩典，真理，父的独生子，荣耀，生命等等，福音书的作者很快的就界说出来。
到圣经译成中文，译者受圣灵感动，译成了「道」，几乎涵盖了所有原文的意思。但我们不能说与中国文化中的「道」字恰合。所以并不同于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作动调用的「可道」「可名」是语文，是记号；而「常道」「常名」是本体；「常」是说其恒久性，与博大性。至于以后佛教借用的「道」字，意义更不相同了。但我们要知道，中国文化里的「道」，并没有位格，更未成为肉身，也没有福音书所说的那些特性。
在这里，我们牵涉到一个翻译的常识。可见的实物，可以恰相对的翻译，没有问题。但如果不是实物，而是观念，就不能对译，而只是近似；一个办法是音译（transliteration）,因为那个观念跟文化连在一起，不能拆出来。有时一个行动，也不能翻译，是与文化连在一起的，有其特殊的意义。在历史上，中国人见皇帝的跪拜，叩头，跟西方人的观念不同，引起了争执；其实他们该了解，那时中国人亲友之间，平辈也兴对拜，对长辈也叩头，而没有对拜。同样的，拥吻，亲嘴问安，华人也不流行。希腊亚力山大大帝东征，遇到波斯人致敬时的跪伏，臣仆们就颇难适应这文化上的调适。有时不同文化，同一举动引起严重的问题。宰牛不是犯法，只是有些地区要缴税；但如果在印度街头开车撞死一头牛，可不是玩的，或许要抵命！阳货送给孔子一只小猪，表示敬意；但他最好不要试着送给回**，可能有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反应。要解释不同在哪里，是解释文化。
有时，圣经中同一个字，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也可能表示不同的意义，原因是文化的不同。
律法说：「不可并用牛、驴耕地。」（申二二1O）是神的旨意禁止混合，不可叫异类牲畜同负一轭，是工作的轭，自然是农业文化的背景。但主耶稣召人得安息：「你们当负我的轭」（太一一28－30），我们不可释作与主同负一个轭并耕；因为那是说服权之轭。犹太人苦于虐政久矣，受外邦人辖制（参申二八48；耶二八14），耶稣基督却是使人得安息仁慈的主。说话是在罗马政权下的另一种文化背景。
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到「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14）哥林多是一个商业化的城市，面对着严重的拜偶像与性犯罪的问题。（那时，在犹太拜有形偶像的问题几乎已不存在。）保罗书信所用的比喻，多是竞技、建筑等，与希腊罗马文化有关，因为这是他的读者所最熟悉，而与基督所讲的许多农业文化，巴勒斯坦文化为主的比喻不同，虽然所启示的真理内容一致。在这里所讲的「同负一轭」，与罗马时代的婚姻有关。在婚礼仪式之后，到新郎家里，新郎抱起新妇迈过门槛，把一个轭加在二人的颈项上，然后新郎把家门的钥匙交给新妇。当然，这负轭是从农业文化来的，象征同劳同工，建立家业；但在当时的读者，主要看的是婚姻象征，其来源反而成了次要的了。
还有一个引起普遍误会的字，是启示录第十二章中的「龙」。在希腊文中是drakon，就是希伯来文中的「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他的形体没有人见遇，所描述的也与中国文化中传说的「龙」，最多可说有几分相近，而绝不能说相等。在西方的dragon，有的描绘成有翅的蜥蜴，有的说是喷火的小爬虫，有的说是大蛇，形象并不确定。不幸的，在中文圣经译成「龙」，也就是把中国文化中的「龙」译成了dragon。你可以想像得到，在释经上产生什么样的困扰！反华的人，据此说中国人是dragon的孽子孽孙（你们不也自承是「龙的传人」吗？），在末日提供二万万马军，集中到狭小的米吉多平原去作被毁灭的目标送死！这样的释经，稍有军事常识会计算的人能不禁失笑，对华宣教士会被加上破坏「神计划」的罪名，只有讨种族仇恨者喜悦！可笑亦可悲的华人基督徒，「学得胡儿语」也来咒骂华人而不自知。这岂不正足说明不顾文化的悲剧？
保罗在雅典的讲道，是跨越文化的讲道，是福音与文化关系的适例，也是在释经上应当注意的-
、从「未识之神」引起福音（徒一七23）。作为引论，这是一个安全的跳板，从普通启示说到特殊启示的必要。他不会用已识之「神」而陷于论证的困难。倡导「本土神学」，以福音与本土文化融合的，是偏离真道的严重妥协，在释经上应绝对避免。
二、从神的属性，讲到「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见徒一七24－28）这里合宜的引用希腊哲人伊庇勉德。（EPimenides，相传是主前五、六世纪的人，享寿二百余岁。）
三、讲到神与我们个人的关系。引用希腊诗人亚拉特（Aratus，315－245B．C）所说的「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见徒一七28－29）其特别用意，是讲我们与神应有的关系，更着重的是反论我们不该与偶像有关系。
四、归结到复活的基督，完全的福音，并告诉听众应当怎样行。（见徒一七30－31）
在释经时，我们应当对文化有适切的认识，却不应把文化与圣经启示的信息对量齐观。就好像约伯记中三个安慰者所发的理论，虽然有些是对的，但不是同于神的启示；而且圣经记载那些话的大旨，不是表彰他们的智慧，正是显明他们被神批判为「愚妄」（见伯四二8）。因此，有人不明释经原则，误把「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发放言论，解释为世人都是神的儿子，而与基督同等，泯除了重生的必要；其错误是把理论建立在不健全的文化根基上，实在有理由为他们的信仰和生命根基的安全性和持久担忧！
语文与文化的不可分，在释经上随时可以发现。例如：连「拉加」和「魔利」（见太五22）这样的俗词，和「公会」（犹太人的法庭，由二十三人组成，全国的最高公会由七十一人组成）这样的名词，也都与圣经的文化有关，不可扯开曲解。想想看，今代还有人指基督教会的宗派是「公会」，是「把耶稣钉十字的」，是「罪恶」；这不是愚弄人，把释经当作任意骗小孩子吗？是何等的阴毒、险诈！是何等的罪恶！
在一种文化里，视为习惯自然的事，对于某文化的人看来，会难以了解。因此，有所谓「入境问俗」的事。曾经有洋人因为见中文的「姓」字是女旁，问起中国是否源于母性社会？这个有待研究，而且与我们讨论的题目相去太远，但也是可思想的，值得求解释；而且如果有了正确解释，可能有助于其他研究。
在释经时，我们也会发现，圣经中拟人化的「智慧」是女性（见箴八至九章），跟Muses（希腊神话中文艺、美术、音乐等的女神）相似。在中文里，智者乐水，也近于阴柔，但智不具性别。在许多文化中，国家以女性字代表；但圣经中讲以色列例外，原因不难推知，却到底是文化的不同（除了先知预言的比喻）。释经与文化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也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