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在中国政权倾覆以后，基督教的工作就沉寂了，但这沉寂却是暂时的现象，不久，欧洲的天主**，受着文艺复兴的鼓动，随着商人的足迹，图谋向外发展。十五世纪可以说是世界地理上的新发现时期，葡萄牙人沿非洲西岸绕好望角而到达印度，并及于远东的日本与中国，与哥仑布向西航行发现新大陆有同样的意义。葡萄牙商人既觅得了这市场，纷纷东来，天主教的教士们，他抱着传道的热忱在千辛万苦的情形下，想做一番开辟的工作。他们曾经到印度、马刺甲、日本、安南、暹罗以及中国。澳门做了他们的根据地，继踵而来的西班牙人，也必经澳门而集中于菲律宾群岛。所以中国官场为了要把两种人加以分别，称前者为马刺甲佛郎机，称后者为吕宋佛郎机(佛郎机乃回民加于欧洲天主**的名称)。而葡西两国人，可谓十六世纪东方传教事业的先锋，来扣严扃着的中国之门的。等到意大利人来，才把这门扣开。这种扣门工作的艰难困苦，实有非我人所可想像者。初期的教士们，莫不感到无门可入的痛苦，中国官府，严禁外人入境，因此，教士们有的被捕入狱，有的遇险丧命，也有至死而未能足履中国地界。范礼安(Valignani)因不能入中国境内，乃至对中国界石发出沉痛的叹息，说道：
「磐石呀！磐石呀！什么时候可以裂开呢？」
可见当时欲传教入中国的不易了。但是教士们抱着前仆后继的精神，虽遭失败，未常为之气馁。兹举其可资纪念者数人于下，
其一为耶稣会士沙勿略(Xavier)。他在一五四二年到达了印度的科亚(Goa)城。因为听说到中国去经商人很多，他就到了马剌甲，从一个日本人叫雅吉洛的信教关系，曾到过日本，在日本，他了解到日本的文化是渊源于中国的，所以他以为对于在日本最好的传教方法，莫如先到中国。他希望从日本国王得到一张护照，能把他送到中国皇帝那里。但是欲得到护照，必须请求诸侯们盖印，而那时日本的诸侯们非常专横，所以无法取得。只是他到中国来的心志，仍未稍杀，于是他终于离开了日本，在一五五一年到了中国沿海的一个小鸟——土川——那时正是倭寇骚扰中国海岸，在闽粤海岸亦充斥海盗，沿海居民，航海商旅，往往惨遭劫掠，或遭监禁，或被杀戮，尤其是欧洲人士，危险性更大，而沙氏竟冒险往返，幸获安全。他曾经这样说过：
『一点不要信托自己，要完全依靠天主，这样，我们既然有了强大的保护者，不要有丝毫害怕的意思，一定能得最后的胜利。』
他本着这样的信心，安然地到了上川岛，既到这岛，只知道中国是远东的枢纽，却不知道从那条路可以进入中国。有一次，他到了一个三洲岛上，想法与那些中国商人联络，希望他们能够把他带到广东，费了不少力气和他们商量，都被他们所拒绝。后来他费了二百块钱雇用一只小船，想秘密进入广东。许多同伴都劝阻他，以为这样办法，有两种极大的危险：第一，船上人为避免官厅耳目，有把他扔在荒岛的危险。第二，广东官长，有把他送进监狱的危险，因为那时凡不得皇帝许可的人，一概不准入境的。他记起耶稣的话，『在今世爱惜自己生命的，必要失掉，凡为我丧生命的，倒得保全，』因此，他那上中国这块禁地的心，仍旧像火一般地燃烧着。但事实上却都使他失望。后来，他想变更一个计划，将跟随暹罗公使，冒充公使馆人员，一同上北京去。他那种伟大的计划，不料在一五五二年十二月三日晚上，竟跟着他的身体一同消逝，而死上川岛上了。他那样平凡的死去，得不到当时人的注意，但是他那种传道的热忱，却激发了许多后来要向中国传道者的勇气。不但是同会的耶稣会士，接踵而来，就是那多明尼会方济各会，和奥斯定会的教士们，也都闻风兴起，在此后三十年间乘着他那种精神，继续不断地来扣中国之门。
印度各传教会，得着了沙勿略的死耗，都感到极度的悲哀。继任沙氏职位之贝而斯(Berse)，也是很想到中国传教的，可惜他于次年十月间逝世了。继贝氏任传教会会长的，是一个耶稣会士名叫巴来多(Barreto)也是匍萄牙人，就任以来，就接到从日本来的请求书，得着同会的叫平托(Pinto)的怂恿，他们便出发到日本去。刚到中国海岸，得着教皇禁止印度会会长离开职位的命令，便中止远征。想借此机会一履中国地界，于是未能成功，只好重返印度。当时，另有一位和巴来多同来东方的多明尼会士名叫克卢斯(Cruz)听说在广州的中国门户已经开放，便和巴来多一同离开印度，来到中国的门口，到达了上川岛，在沙勿略墓上举行弥撒。但是他们仍旧不能进入广州，结果，巴氏乃上日本去，克氏却回返印度。这时中匍间的商业，一步步地走上繁荣之途，葡人又曾助广州当局消弭海盗，取得官厅好感，他们便从上川等小岛自动移到澳门。澳门是一个极小的半岛，面积不过四百八十公顷，在香山县境，直接属广东省庆府管辖。起初是个极卑陋的地方，后来竟变成世界著名的商埠，那不能不归功于一个传教士名叫公匝勒(Gonzalez)的。他是最早受马剌甲司铎的委派，到那里去传教，那便成为澳门的开辟者。巴来多克卢斯等既到了澳门，便有到广州的机会；可是中国官厅的限制，仍旧很严，所以克卢斯曾经这样说：
『官家布置一些哨兵，把守广州，凡是没有得到许可的，决难渡过门禁森严的城垣为了这个缘故，不论是我或是别的司铎，已经为传教事业试办过好几次，都未能在中国得到结果。』虽然还是困难，却比已往接近得多，所以一般谈论中国传教问题的，都是抱着乐观，认为中国人并不固执的拒绝外来宗教，不过对于一种新宗教，没有得到长官及皇帝的允许，不敢冒险的接受。所以有人主张由葡王派遣公使团，向中国皇帝进贡，借此取得皇帝许可的根本办法。后来巴来多被调往别处，克卢斯回返葡国，只有公匝勒一人。仍旧留在澳门工作。一五六三年的时候，在澳门至少有八位耶稣会士，外来人民增至五千上下，内中有九百个是葡萄牙人，在这些葡人中间，有很多人计划进中国传道，像贝勒兹(Peres)上书广东布政司，结果，因不懂得中国话，致被拒绝。像阿乐迦拉(Alcaraz)拉弥来(Ramirez)在中途遭风死于非命。此外如利培拉(Ribera)发拉(Volla)虽然历经险阻，仍请求澳门当局准许他们到广州去，均未成功。利培拉乃有改换中国服装，托一个舟子把他带到广州江岸的计划，同伴皆以为此举太属危险，设法阻止。不久，此三人皆被召回欧洲，他们所有的计划，都成了空虚的幻梦。有人以为中国门户的开放，较前进步，其实在沙勿略死后，所有的情形，更觉令人失望，不论是葡王的公使，不论是英勇的传教士，都不能冲过中国的重围。试用的方法，几乎已经用尽，但一点也不发生什么效力。所以一般激进的人，以为用和平的方法传教，既然不行，用武力干涉或外交**，当可以有了保障，传教士的善意既被拒绝，不如采用武力以克服抵抗。利培拉会有这样的意见，若是不用战争，不借兵力，是没有使他们归化的希望的。原来中国人民是极易劝化的，只是他们在严格管理之下，就不敢尝试罢了。嫩耶斯(Nunez)也有这样的意见，他在一封信里说：
『欧洲各王侯，与其相争斗，自相残杀，何若设法扩大基督的国，而迫令中国皇帝允许教士在国内传教。中国民众极易劝化，因为我们的风俗文化是他们所喜悦的。』这种意见，正是表示他们极端的反动，是在计穷力尽时所想出的最后办法。这办法简直要把传教工作，变成征服属地的工作，不择手段，求达目的。幸亏这方法没有实现，给后来一班有远见的教士们，加以纠正，认为此种思想，非常危险。惟一的办法，只有用长期的忍耐，来取得事业的成功。因为他们并没有失掉了希望，博而日亚(Borgia)听到代宰拉的乐观主义，说道：
『我对于他所具有的进中国的希望，觉得很是快乐，我也是这样希望着。』所以那些希望传道到中国的教士们，都抱着忍耐的心，集中在澳门(那时的澳门，已经成为非正式的居留地)。他们既然不能进中国，只好在澳门经营着宗教事业，所以到一五六五年，已经有五千以上的信友，在公匝勒的领导下，建立起会所及教堂。卡内罗(carneiro)奉了教皇的命令，于一九六八年到澳门，称为第一任中国主教，那已经在澳门经营教务有十一年之入的公匝勒，被马剌甲主教召到摩鹿加去了。卡内罗颇得修士们的欢喜，为了请求中国官厅允许在广州成立会所，曾经到过广州两次。然而中国人总是怀着那些匍萄牙人有占领士地的野心，始终未予允许。他们既无法向中国内地进行，只好在澳门劝化人信教，并且改善葡萄牙人自己的风俗。卡内罗曾经这样说：
『当我来到称为「天主圣名」的商埠澳门时，第一件工作，是不令本处教友供给外教人看轻基督的机会，并禁止我们有钱有势的商人，有不好的行为。』并且开设一座医院，不分教外教内人，一律收容，可以说他是把西药传入中国的第一人。他又注重慈善事业，自己的生活，非常刻苦，注意于教会内容的充实，等候着将来对中国新局面的展开。当时澳门教会的使命：一为预备向中国内地传教的根据地，一为远东教士们旅居之所。他们最大的目的，还是在前一点。当科斯塔(Costa)到广州请求官厅准许教士居住广州的时候，事虽未成，却得着一个青年慕道的和尚，跟着他回到澳门。卡内罗主教见这个有为的青年，很想使他受点高深教育，并且送他到日本去求学，在圣诞节给他受洗，圣名保录。想不到为了这个青年，却引起极大的风波：那些和尚们散播许多谣言，鼓动民众**。声言欲捣毁澳门商埠，没收商人货品；当局亦发出扣留葡国商船的命令。葡国乃化了许多运动费，允许找回这青年和尚。澳门教会经过长期讨论，无法两全，而那青年自己不欲使大众受累，自愿回返广州。卡内罗不得已，只好伴他前往。一到官厅，那青年被捕去，遭受毒打，判了流徒之刑，卡内罗也无计可施。这青年可以说是中国为基督受苦难的第一人。广州市内便有传教人拐骗小孩的诽谤，教士们要想传教内地的困难，亦愈加增，彷佛在关闭着的中国之门上加了一把锁一样。
在葡萄牙积极扣门的时候，西班牙挟其战胜荷兰叛变的余威，开始向摩鹿加群岛菲律宾群岛及太平洋东部进行。而那些奥斯定教士，对于拥有丰富利源与繁庶民众而又具有优良文化的中国，当然被看作良好的传道区域。所以他们以全力从事于国外传道之余，单注意到中国，以菲律宾群岛为根据地，成立中国奥斯定会传教省，或称为驻在菲律宾的中国传教省，时常准备到中国传福音。起初有巴斯克(Basque)，马丁拉达(MartindeRada)和雷迦斯毕(Legazpi)，在该岛上经营教育与建设事业，一面又很热烈地预备进入中国，先期学习中国语言。到一五七五年有一个进入中国机会：适中国统兵王望高为征讨海盗林风的缘故，到了马尼刺，马尼剌当局，便把传教士欲到中国的事，与之商量，结果，便有奥斯定会士拉达(P．deRada)马林(Marin)随着王望高到福建泉州，并至福州谒见总督，要求居住在中国传教，未得允许，在中国仍旧不能立足，只得回返吕宋。第二次那位拉达，与同伴阿尔部开尔克(Albuquerque)又附王望高的军舰来到中国，竟为王望高所卖，把他抛弃在桑提阿哥(santiago)海岸沙滩上，他们的翻译员及仆役皆遭杀死，而这两位教士，也已奄奄一息了。但奥斯定会并不因此沮丧，依旧不断的努力。不过西班牙人的这种努力，却引起了葡萄牙人的嫉妒，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深恐西班牙人的势力膨胀之后，自己要受到害处，乃秘密和罗马教廷商议抑制西班牙势力的办法，把中国及日本附近各岛，尽归澳门管理。因此西班牙人受了许多限制。及至一五七三年范礼安被任为远东视察员，携带四十多名新会士，内中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人都有，特别西班牙最多，于是国籍的分别。渐渐消除，范礼安是意大利人，一五六六年在罗马加入耶稣会，他带了四十余人视察澳门教会，可以说是一种划时代的工作，因为从他手里领导了两个开创这一时期教会的伟人，就是罗明坚与利玛窦，他自己虽往来于印度及中国海上垂三十二年之久，没有达到他开启中国这磐石的愿望，而他那不馁的精神，实在做了建设中国教会的磐石：同时，他结束了当时国籍的倾轧，使一切负传教使命的人，只知在耶稣十字旗帜下尽责，忘记了国别，这是他承前启后的大贡献。他也到过日本，在日本劝化过马郡藩主一家信教，也建立起几所修道院。他以为预备入中国传教，首要条件，必须熟悉华语，于是函请印度区长物色一个这样的人，当其选者帅为罗明坚(MicheleRuggieri)于一五七八年偕同巴范济(FrancoisPasio)利玛窦(MatteoRicci)同来澳门。罗明坚遂从一中国画师，学习中国文字。范礼安曾誉为『我所喜爱之一人』，说：
『他用谦逊坚忍，把中国关得很紧的大门打开，因为他是第一个用中国语言文字，将耶稣救世的道理，在中国传布，更是由他把智慧的利玛窦领入中国。』时葡萄牙人兴中国贸易每年有一定时期，在广州附郭举行，日入后，葡萄牙人必须归舟，不许逗留中国境内。罗明坚利用这种情况，呈请许其居留陆上。中国官吏认其请求正当，且喜其善华语，乃许居于暹罗贡使之驿馆中。后又得两广总督之邀，与巴范济同至肇庆，时在一五八二年，得居于东关某佛寺中，这佛寺便成为中国内地之耶稣会第一会所。其后总督黜职，二人被迫返澳门，巴氏遂改道赴日本，罗氏于次年请命于新总督郭某，乃偕利玛窦重赴肇庆。一日在城墙下见一病者，升入寓所为之诊治，病愈，令受洗入教，此实为中国第一受洗之人，惜不知其姓氏。同时，有一学生研究教理，亦受洗入教，其人姓氏有写作KinNiKO或写作CinNi-Co其受洗之名称若望(Jean)。此消息传之澳门，范礼安欣喜异常。后来郭总督升迁他官，乃携罗氏至其故乡绍兴，总督之父因此接受洗礼。此罗明坚氏始入中国工作之大概情形，谓为明朝中国内地传教之开创者，亦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