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人們在生活上受著一種**，對于舊制度有不滿的時候，便會生出了反抗的情緒，用一種激烈的手段，來達到理想中平等自由的生活，那就是所謂革命。世界上無論是政治的革命，社會的革命，宗教的革命，或者其他一切的革命，莫不出發于這個理由。我中國自受滿清統治以後；人民失去了生活上的自由平等，最先就有洪秀全所領導的民族革命，只因為他的革命陣線不健全，乃至于功敗垂成。繼之而起的，則有國民黨總理孫中山所倡導的國民革命，他自己用了四十年繼續不斷的奮斗，把二百六十七年滿人的統洽權**，使君主專制政體，變成為民主共和政體，完成了一部分的工作。現在有他的信徒在依照他的遺志，繼續努力，以期完成一個平等自由的**。
我們研究這種革命精神的來源，卻不能否認與基督教有相當的關系︰洪秀全既從基督教得到了他的革命精神，發動這十三年偉大的力量，雖然他那種利用基督教的手段，不能叫我們贊同，而他與基督教的關系，卻無可否認的。孫中山也是如此，他從小就受著基督教思想的薰陶，獲得了基督教革命的精神，做成他一生犧牲奮斗的原動力量。不信，我們可以看一看他的生平。對于孫中山與基督教的關系，一般替他寫傳記的人，都把他隱諱。只有一位英國朋友名叫林百克(paulLinblerger)的，寫了一本孫逸仙傳記，才把他一生的宗教生活，亳無忌諱的述說出來。從這本書里我們大略可以知道孫中山個人的宗教生活與他所領導的革命，不無密切的關系。
常他在十四歲那年(一八七九年)，跟著他的哥哥德彰離開了生長的翠亨家鄉，到夏威夷火奴魯魯(檀香山)去的時候，就進入了一個基督教的學校，在那里讀了三年書。後來又入了香港的皇家學校，在香港公理會喜嘉理(C．R．Hager)牧師手里正式受洗，這年他是十八歲(一八八三年)。他寫在基督徒冊籍上名字叫孫日新，因為廣東音『日新』與『逸仙』是同音的。他為什麼不寫『逸仙』而寫『日新』？我們不能知道其中的原因，大約的推想起來，或者是因為家庭中不贊成的緣故。他的哥哥也是反對的，因為那時候的讀書費用，是由他的哥哥供給的。在香港進教的事，被他哥哥知道了，就寫信給他，叫他與基督教斷絕關系，否則不再予以經濟上的援助。可是他的志向並不因此動搖，他哥哥沒法，只好叫他同檀香山，說有業務相托。到了檀島，他哥哥迫脅禁阻，且不給一錢。當時在僑居的信徒中，見他熱心宗教，就資助他回國學習傳道，後來棄傳道而習醫，原來想借行醫以傳道的。從『博濟醫院』畢業後，在澳門設立了醫院，便開始進行他的革命工作了。先是他從進教以後，對于耶穌的犧牲精神，不但一天天的了解，而且生活變成基督化了。一本聖經，便做了他終身行事的法規，而有虔誠的信仰。林百克在孫逸仙傳記第三十三章里有一段話說︰
『他當耶穌教是文化的法規，他把中國文化同耶教國丈化比較，看出中國沒有一種進步的宗教的害處。他看見耶教與近代丈化一同往前進的因為他親見耶教有實現的成功，他才信服。他看見耶教訓練個人，增加他的力量，減少他的弱點。』
他在那年回到家鄉，曾經毀壞了翠享村上萬人崇拜的北帝神像，便引起了大眾的咒詛，他們罵他︰『這個瘋孩子，都是外國教育使得這樣的，這種褻瀆神道的舉動，只有洋人教得出來』。他的父親因此也生了氣，叫他離開了家鄉。但是他還是拿著一本聖經，在一個小的油燈邊靜靜地念著。林百克又記著說︰
『他這個時候，出神地想，也覺得他已屬于耶穌的更新更好的生命。他已覺得他是新中國的一分子。這個神像的碎木，和鄉民反對的聲浪，為什麼緣故？因為他們不懂得耶穌生死的道理。要使中國人知道耶穌犧牲的道理，不是三言兩語所能盡的，第一，必須使民眾的經濟情形提高，教育的地位于是也可以增高，他們就可以知道耶穌救世的道理了耶穌是愛與和平的救主。』
他又寫過一本倫敦被難記的小冊，但在這一封信里，己經可以包括倫敦被難的大概情形了。他這次能在萬分危險中得著釋放，正如死里復活一樣，全靠康德黎營救的力量。這位康德黎先生，在孫中山去世的時候，他還健在。當旅英華人開追悼會時，曾經到會，涕淚沾襟，挽詞中有這麼幾句話︰
『孫先生革命的抱負，及由此抱負所產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磨，大有耶穌救世的精神。』
在這封短短的信里，充滿著宗教的信仰，他怎樣在危急的時候，懇切的祈禱，從祈禱中怎樣得到內心的安慰。在萬無生望的當中，竟會脫出危險而安然無事，覺得是上帝的特別施恩，因而始終不忘他『從神道而入治道』的使命。(再看這位英國人侍者哥羅，怎肯為一個外國的犯人傳遞消息︰當孫中山與他閑說的時候，曾經說『我是一個基督徒，將為基督而受難』，因此得了感動。並不接受給他的酬報，把孫中山送他的金錢，交還給康德黎夫人，可見這位侍者，完全出于一種基督徒的義俠與同情。)及至得到康德黎的回信，知道有重生的希望，揮淚而感謝上帝。他雖然以後不很談到基督教，而他的生平，卻處處表出他是『以耶穌之心為心』的，林百克所以說︰
『中山雖然不大談論宗教，但是他是以使所有的善人都做弟兄為心的耶穌主義者，他是個全人類都是弟兄的耶穌主義者。』
這結論實是確切不移，我們看他所發明的三民主義，更是充滿著耶穌的博愛精神。記者在民國十五年曾經寫過一篇孫文主義與耶穌主義的短文，把民族民權民生的含義與耶穌所主張自由平等博愛互相比較。張亦鏡先生也在真光雜志第二十七卷十號里詳細的比較過，並且列一個表做結論。
在這里我們不需要詳細的重提，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完全出發于耶穌的救世精神而來，這在平心靜氣加一番研究的人，決不會說是穿鑿附會的。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午前病卒于北京錢獅子胡同行軒的時候，最後的遺囑中，他承認是一個基督徒，要用基督教儀式，殯葬他的遺骸，因為他覺得一生(六十歲)的生活與他努力的革命事業，完全合乎基督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