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节教育〗
当中国尚在用八股试帖，开科取士的时候，基督教带来了西洋教育制度，用格致科学来训练人才，这在中国觉得是一件极陌生的事情，并且动摇了固有的教育基础。因为从这种新教育制度中造就的人物，不能应付国家的考试，与从前传统的『读书是为做官』的观念，大相背弛所以一般人不愿把他们的子弟送进教会学校。只有两种人敢去尝试：一是「要读书而没有钱』的贫寒人家，因为那时的教会学校，不但不收学费，反而津贴学生的衣食零用。一是想进洋行海关谋生的人，他们鉴于教会学校注重英文课程，希望造就所谓买办阶级。然而进教会学校，大家都以为带点冒险性质，所以要招收教外学生，实在很不容易，只有一些基督徒家的子弟，因为可以借此避去崇拜孔子的麻烦；基督教最初办理学校的动机，也是为基督徒子弟便于读书的缘故。以教育为宗教介绍的意义，原不是最初的动机，到后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天主教在教育上到现在还是注重在第一点上，他们不甚重视学校的办理，所有的学校，无非是培植教内的修士修女，以及所养的孤儿，大都就是所称的教理学校，所以起初他们的学校数量是很少的。后来鉴于更正教在努力办理学校的一件工作上，进展得非常迅速，便也相当地努力起来。一八五○年在上海开始创办『徐汇公学』，一八○三年创办『震旦大学』于上海，一九二二年创办『工商学院』于天津，一九二五年创办『辅仁大学』于北平，据最近的调查，各教区中，教育最发达的，要算南京北平香港汉口兖州和天津等处；南京区内，共有男子中学八所，学生二千六百二十五名；女子中学五所，学生九百五十五名。北平区内，共有男子中学十所，学生一千一百八十六名，女子中学十三所，学生七百九十大名。汉口区内，有男高小学校二十所，学生九百四十七名，女高小学校十九所，学生九百名。至于小学数最多的，是南京区，高小学生有一千五百九十六名，初小学生有八千○七十三名。香港则女生为多，有高小学生一千六百名，初小学生二千八百五十五名。此外在兖州有二百五十三所初级男小学，有四千五百十五名学生。天津有一百三十所初级男小学，学生不详；尚有初级女小学。南京区有六千四百四十八名。香港区有二千八百五十五名。这些都是普通学校，招收教外学生读书的。至于所谓教理小学，其数甚多：在献县有一千○六十九名，兖州有七百十二名，永平有五百二十二名，北平有五百十九名。还有读经学生；献县六千三百二十五名，北平五千四百四十九名，南京四千九百四十九名，兖州四千○二十三名。这是根据德礼贤氏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的记载，看见所谓教理读经学生数，与普通学生数差不多相等。其普通学校与更正教的统计一为比较，就觉得相差甚远了。更正教教育状况，据一九三四年统计，
大学十三所学生五千七百十八名
医学院三所学生一百八十二名
神学院七所学生一百八十八名
总共二十三所学生六千○八十八名
男中学一百十五所学生高中六千八百九十二名初中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七名
女中学一百○二所学生高中二千九百十九名初中六千八百九十名
男女同校中学四十三所学生高中一千四百四十八名初中六千六百六十三名
总共二百六十所学生三万六千九百九十九名
又据一九二二年中华归主中的统计：
高小九百五十六所学生三万二千八百九十九名
初小五千六百三十七所学生十五万一千五百八十二名
总共六千五百九十三所学生十八万四千四百八十一名
这统计还是十七年以前的情形，当然现在又增加了不少。但是根据这统计，与天主教同年的数目比较，已有七与一之比，证明更正教对于教育事业注意的一班。现在且略略将更正教教育经过情形，叙述于下：
最早的学校，当然要算一八一七年马礼逊在马刺甲所创办的『英华书院』，后来在一八四二年迁到了香港，在这个学校里产生过不少的教会领袖。校长李雅各用宗教教育和中英文字教授学生，是为中国人习学英文的起头。一九二五年公理会有葛兰德女士在新加坡为中国女子设一学校，是为中国女子受新教育的起头，一九三五年西国信徒为纪念马礼逊的缘故，捐资在澳门设一女学。这些学校都设在中国沿海的岛屿之上，至于在中国内地设立的学校，是为南京条约以后的事。最先在一八四四年有阿尔德女士奉了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之命，来华设女校于宁波，同年施牧亚力山大与养夫人分设『英华男女两校』于厦门。一八四六年崇真会在李朗设『存真书院，』即后来的『李朗神学』；可谓最早的神学。一八四八年美以美会柯林斯创办男校于福洲。一八五○年马克来夫人又在福州创办女校。同年，长才会用雅各设学校于厦门，又在鼓浪屿设『英华男校，『怀仁女校』。归正会同时亦在鼓浪屿设立男女学校。一八五六年厦门又成立了『真道学校』，一八五九年美以美会在福州亦办一女校。一八六一年范约翰手创『清心书院』于上海，即今『清心中学』。一八**年公理会设『育英学堂』于北平；裨治文夫人亦在北平创办『裨治文女学，』后来迁到了上海。又设『格致书院』于福州，即今『格致中学』。一八六五年圣公会在上海设立『培雅学堂』，次年又设立『度恩学堂』，到一八七九年两校合并成为『约翰书院』，迁校址于梵王渡，即是今之『圣约翰大学』。先是在一八四五年北长老会在宁波所设的学校，于一八六七年迁到杭州，名叫『育英义塾』，到一九一○年南北长老会合并，便把它改成大学建校舍于钱塘江畔和塔，名曰『之江大学』，即今『之江文理学院』。一八六五那一年，又有美以美会在九江设立『南伟烈书院』，后称『南伟烈大学』；长老会丁韪良在北平创设『崇实馆』，后改称『崇实中学』。次年巴陵会在广州油栏门设男女学校。一八五九年美以美会屋斯顿又办女学于福州。一八六七年公理会弼夫人在福州又办女校。一八七○年香港『圣保罗书院』成立。同年，监理会在苏州设立一学校，初开时只有两个学生，到后来改名为『存养书院』，继又改为『博习书院』，再后将在一八八一年上海所设的『中西书院』收并，就成为现在所称的『东吴大学』，文理科办在苏州天赐庄，法科则办在上海。鼓浪屿的『毓德女校』，也于是年成立。一八七二年登州浸会设一学校，初仅学生十二人，后逐渐发展，不久遂增至五校。一八七五年九江美以美会增设『儒励女学』。一八七八年监理会有雷赓女士在南翔设立『悦来书塾』，后来迁到吴兴，改为『华英学校』，就是现在的『东吴第三附中』。同年，宜昌有男女学校成立。一八○五年浸礼会在苏州开办→晏成中学』，后又添设『慧灵女学』。一八八二年美以美会沙德纳女士在南京创办了『汇文女学』。一八八三年公理会有宋女士又办一女校于福州。同时喜嘉理在香港办一学校，夜则教授英文，孙中山就是从这个学校里受洗的，当时一同进教的有三个人，一个叫宋毓林，一个叫陈中桂。广州的『培英』，也在这时创立的。
一八八五年的登州『文会馆』，实为山东基督教基础，因为有许多教会领袖，都从这里产生的，他们那些毕业生，每年捐助教会自立费，并且在一八九八年创办『自立学塾』，可以说中国人最早自办的学校。当时本有一『广文大学』，后来这个『文会馆』，就变成现在『齐鲁大学』的前身。一八七九年长老会在广州沙基创设一学校，即今日之培英小学。这个学校在一八八八年迁到花地，一八九三年与基督教书院合办，一八九八年分立，后者就是『岭南大学』之前身。一八八九这一年，也有『培正中学』设立于广州。一八九○年漳州成立『振兴女学』。一八九二年金井成立『毓英学校』；重庆成立『广益学校』。一八九八年在永春有『育贤男女学校』成立，成都有『华美女中』成立；同时，伦敦会在上海创立了『麦伦书院』，即今『麦伦中学』。一八九九年伦敦会又在漳州设立『中西学塾』。
因为学校的数量逐渐增多，教育当局便觉得有互相合作的必要，所以曾经在一八七七年发起一个会议，结果推出一个课程委员会，这就是教会学校表示合作的第一步。进一步的合作，就在一八九○年组织了『中华教育协进会』，目的是要推进中国基督教教育，并联络各学校的教师，规定每三年召集一次。这时候中国亦改变共教育制度，废除科举，亦渐渐注重科学的学习，各省各府纷纷地设起学校来，不过程度都不若教会学校，教授英文及科学的人才，大都仰给于教会学校。在纪律校风方面，亦不若教会学校的严肃，当时供职于海关，洋行，邮政，各方面需用英文的机关的，类多取材于教会学校，因为教会学校对于英文方面的教授，较为可靠。国家亦感到人才的缺乏，于是派遣多数学生留学日本，也派少数学生留学西洋。东西洋的新思想新制度便由此源源而来中国，不但影响到整个教育的制度，也渐渐影响到政治的改革。从基督教本身上讲，因着学校的发达，产生许多服务教会人材，使布道事业亦得因此而进步。所以在各公会的差会中，都认办理学校是一种效力宏伟的布道工作，因此，差会所供给的教育经费，反而超过了布道经费，教育事业的进步，当然更来得可观了。
试就这时期中学生人数和教友数量，略加比较，以觇其进步情形的一班。
年份学生数信徒人数百分比
一八七七五、九一七一三、○三五四五
一八九九一六、八三六三七、二八七、四五
一九一○一○二、五三三一九五、九○五五○
一九一五一六九、七○七二六八、六五二六○
以前那些教会学校，是被少数人所轻视的，但在这时候渐渐引起人的注意了，所以学校的人数迅速地增加起来，收进的学费与中国人的捐输，也可以供给一部分的开支，一部分教员的薪水，可以从收入的学费里支付。有些学校渐渐达到了经济自立的地步，不必仰给于教会的支持了。尤其是小学教育的普遍，差不多每个教堂的旁边，都有一所小学，男女学生并收。中国女子向来是不受教育的，从教会女学一天天的发展，女学生便一天天的多起来，女子的地位也就一天天的提高了。甚至连云南的苗族也设立起学校来。同时亦普遍地设立起幼稚园来，数量的增加，尤见迅速，在一九○七年有四二、五四六个男女学生，二一九六个中学。四年中便增加到四六、七三二个学生；校数二、五五七个。再看小学的进展：一九一四年初小学校有四、一二○所，初小学生。有一○四、八四一人，高小学校有二六八所，高小学生有一三、四五三人。
从一九○○年以后，基督教教育更进一步趋向于高级学校的建设了。除了一般的高级中学次第的增设，如广州的『通志英文学校』(一九○○)，南京的**『圣道书院』(一九○一)，即『金陵神学院』的前身。奉天的『文会书院』(一九○三)后改辽宁『文会高中』，美以美会设『葆灵女学』于南昌(一九○三)，泉州的『培元中学』(一九○五)，信义会设中学于益阳(一九○六)，美以美又在福州设立『英华书院』(一九○六)，香港成立『圣士提反书院』(一九○三)等等中等学校以外，许多最高学府，都次第的建立起来，如杭州的『之江大学』，是在一九一○年成立的。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在一九一三年已有三百七十学生，许多政商学界及教会中的著名领袖，如顾维钧颜惠庆余日章等人，都出于该校。南京的『金陵大学』在一九一一由原有基督会美以美会长老会三学校合并而成。后来添设农科师范科，一九一三年便有五百学生，四十个教师。一九一五年『金陵女子大学』亦开始成立，今称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中国基督教所办的女子最高学府。上海浸礼会所办的『沪江大学』，溯其最初的起源，则一九○七年的『浸会书院』，几经扩充，始成大学，建校舍于杨树浦黄浦江边，连中学有学生千余人，后来又在租界建设商学院夜校，给一般商界青年补习机会。苏州监理会所办的『东吴大学』，前已说及，其校舍建于天赐庄，有三个附属中学，第一设在大学内，第二设在上海，即从前『中西书院』旧址，第三设在湖州，即从前的『海岛中学』，总共不下有一千五百学生。后第二中学合并于湖州，在上海所办的『东吴法学院』，即移设于二中原址。成都由四公会合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发起于一九○六年，至一九一○年始正式开办，占地六十亩，在一九一四年有二百五十八学生，今则倍之。当袁世凯时代，中国政府曾给以相当的资助。通州的『华北大学』，属于当地『华北教育会』所经营，该会是由伦敦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组织起来的；又有『华北女大学』，是从一九○五年开始由『裨治文学院』改组而成的，至一九二年合并而成『燕京大学』，一九一五年得董事部批准，遂兼收女生，可以说开中国男女同学的先河。校址设于北平海甸，规模相当宏大，在教会大学中可以首屈一指。山东济南的『齐鲁大学』，由长老会浸礼会合办，由『文会馆』扩充而成，于一九○三年创始的。初仅办文理两学院，后来荆州的浸会神学与师范学校与在济南的医学院先后并入，便成现在的『齐鲁大学』。福州有一个『协和学院』，创始于一九一八年，又有一个『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可以说是在福州省内的最高学府，这两校学生皆甚少，久欲合并，到现在还没有成功。此外有几个业已不复存在的大学，如岳州的『湖滨大学』，长沙的『雅礼大学』，宁波的『斐迪大学』，益阳的『信义大学』，九江的『南伟烈大学』等等，亦曾造就过不少人材，但因种种关系，与他校合并或停办了。
上述的教会学校情形；不过举其大者而言，挂漏必多，兹再根据最近统计，概括地叙述于下：关于大学部。
北平辅仁大学
天主教上海震旦大学
天津工商学院
北平燕京大学设文、理、法、三院
华北区
山东齐鲁大学设文、理、医、三院
南京金陵大学设文、理、农、三院
苏州东吴大学设文、理、法、三院
上海沪江大学设文、理、商、三院
华东区
上海圣约翰大学设文理、工、医三院
杭州之江文理学院
更正教
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广州岭南大学设文理、农、工三院
华南区福州协和文理学院
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湖北华中大学设文、理、教育、三院
华中区
湖南湘雅医学院
华西区四川华西协合大学设文、理、医、三院
总上表有十一个大学，六个学院，一九三二年统计学生总数，有六千八百三十八人，其中男生占百份之七十九，除了天主教学校不收女生外，其余都是男女同学。专就更正教而言，教员五百五十人，内华人三百五十六，西人一百九十四人。历届毕业总数，大约有七千人，以职业论，服务于教育界的百分之四十，经商的百分之十二，从事宗教及社会事工的百分之十，从事于政界的百分之七，出国求深造的百分之七。一九三四年二月廿九日申报发表教育部统计全国私立各大学沿革，兹摘录其关于教会大学的一部分于下．
一，东吴大学，初为教会人士为扩充教育事业，将苏州博习书院上海苏州两『中西书院』合并而成今校，民国前十一年三月正式开学，十八年七月呈准立案。
二，震旦大学，初为蔡孑民马相伯两氏，以京师『译学馆』因戊戌**停办，商请耶稣会创办今校，逐年设科，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呈准立案。
三，沪江大学，初为『浸会大学』，民四改为『沪江大学』，十八年三月呈准立案。
四，金陵大学，由『汇文』『宏育』两书院合并而成，民三『东方医科大学』复并入该校。
十年七**前教育部核准立案，十七年九**大学院复准立案。
五，岭南大学，初为美人创办之『格致书院，』民国前十二年改为『岭南学堂』，民十六国人接收自办，改名『岭南大学』，十九年七月立案。
六，齐鲁大学，该校初为『广文学校』，与济南『共合医道学堂』合并，称以今名，十二年北京『华北协和女子学校』，复并入该校医科，二十年十二月呈准教育部立案。
七，燕京大学，由北通州『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合组而成，民九『女子协和』复并入，十六年春，经前教育部认可，十八年六月呈准立案。
八，武昌化中大学，为教会所办『武昌文华大学』，『博文书院』之大学部，长沙『雅礼大学』三校合组而成，十六年**停办，十八年恢复，并加并『湖滨大学』，二十年十二月呈准立案。
九，辅仁大学，为公教学校，初为『辅仁社』，嗣更名为『辅仁大学』，十六年六**部批准试办，二十年八月准予立案。其余如『协和』『华南』『金女大』等，亦相继立案，惟『圣约翰』则尚在筹划中。
关于中学部份，调查基督教所办的中学，全国约有二百四十处，有三四、○八一学生，其中百分之三十系高中，百分之七十是初中。以省分来分配：
省名学生总数学校总数
江苏七、三三七四○
河北六、八四九一九
福建三、九六三五二
浙江三、二四九二○
山东二、八二七二○
广东二、三九四二一
湖北一、八一○一一
四川一、六五六一六
湖南一、○四八八
安徽六九五七
东三省六七一一四
山西五五八三
江西五五四四
河南四七二五
总数：三四、○八一总数：二四○
办理比较完善的，大都设在大都市之中，且看：
上海三七一二一八
福州一、八○○一四
广州一、三八二九
苏州一、五六一九
北平三、八一○八
总数：一二、二六五（占百分之卅五）总数：五八（占百分之廿四）
其间男中学一百十八处，女中学九十二处，男女同学的中学三十处。肄业高中的学生有一○、一八四人；内男校学生为百分之六十一，女校学生为百分二十七：男女同校中学生为百分之十二。肄业初中的学生有二三、八九七人，男校学生为百分之五十二；女校学生为百分之二十八，男女同校中学生为百分之二十。说到学生的宗教情形，在高级中学里，基督徒占百分之三十五，初级中学里则占百分之二十。由基督徒家庭中来的学生，其比率亦如之。自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的一年中，中学生受洗人数共有四百六十七人。而教员中的基督徒数，平均是百分之七十五。
至于小学。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统计，一九三○年北长老会报告他们一会中有高初小学三百八十三处，学生一四、六九三人。美以美会报告他们一会中有高初小学五百五十一处，学生二九、三七二人。其他公会中所办小学，未能尽知，从上述两会的报告而加以比率的推测，小学校数至少在三千以上，学生数大概有十万人。
上列的种种统计，虽不十分正确，而基督教教育事业的逐渐进展，是显然的。综基督教在中国办教育的经过，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一九○○年以前，可以称为草创时期，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可以说是发展的时期，自一九二二年以后，便入于革新的时期。现在且略述最后时期的情形。
从一九二二年非基运动发生以后，基督教教育便受着猛烈的攻击，一九二四年中华教育改进社会年时，余家菊等曾提议收同教育权，孙恩元等提议无**国籍者不得在**领士内对于中华人民施行国家教育，吴士崇提议取缔外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同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开年会时，也通过教育实行与宗教分办，及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见舒新城编收回教育权运动四十八页)当时，国民党中的左倾份子，主张把基督教学校完全接收，于是竟有若干学校被占据，也有若干学校被迫而停闭的。他们所加于基督教学校的罪名，最大的两点，就是基督教教育是一种反科学的文化侵略，基督教教育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外来的攻击**既如是利害，而基督教内部中也起了反应，教会学校，处在内外交攻的情形下，不得不考虑到向政府请求立案的问题。根据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北京教育部所颁布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共六条，与民国十五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所颁布的私立学校规程，内容大同小异。最重要的条文，就是：不得以宗教课目为必修科，不得在课内作宗教活动，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不得以外国人为校长，组织华人为多数的校董会等等。其用意是要把宗教与教育分离，并且要使教会学校统制于中国政府。而基督教办理教育的当局，对于立案问题，费了很多讨论，深恐立案以后，受政府干涉，失去自由，并失去基督教特殊精神，特别是英国教士，多抱这种顾泸。『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为了这个问题通函各处教会人士，征求意见。结果主张极端赞成的为一一三件，主张相当赞成，而对于第五第七两条要求修改的有一○一件，主张不赞成的有四二件。(见教育季刊二卷三期五十五页)但是大多数学校，自动地愿意遵照政府法令，请求立案，少数学校有的自行宣告停办，有的被官厅勒令解散。立案以后，实施党化教育，必修党义课程，举行纪念周，悬挂总理遗像及党国旗，各级学校党义教师与训育主任，须一律受『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检定。后来在『全国教员会议』中，取消『党化教育』这名称，另订三民主义教育方案，以三民主义编入公民课中。也有少欤中西人士，对于纪念周的举行，向总理遗像与党国旗行鞠躬礼，认为与基督教信条有根本冲突的地方，因此，不免又发生小小纠纷，而大多数领袖们以为是无关重要，一律奉行。于是教会学校，在这种情势之下，渐渐把西人管理权移交于华人，组织校董会，推选华人为校长，如锺荣光任岭南大学校长，陈裕光任金陵大学校长，刘湛恩任沪江大学校长，杨永清任东吴大学校长，吴雷川任燕京大学校长，林景润任福建协和学院院长，吴贻芳任金陵女子学院院长，韦卓民任华中大学校长，王世静任华南女子学院院长，以及其他大学及中学，莫不如是。西人中的开明人士，他们的地位虽然改变，然皆乐以帮助，认此举于教育本身有莫大利益，教会教育。终必由中国人自己起来负责，现在时机已到，毋庸推诿。陈湘帆曾这样说过：
『移交之事，无论其程序如何繁重，责任如何重大，实有不可不行之势。今日不行，必有行之之一日。与其留待将来，夜长梦多，不如今日排万难、披荆棘，毅然决然勉力行之。』(教育季刊第四卷第二号八十一页)
这话实足以代表当时一般见解，而成为一致的舆论，移交之事，终于在顺利进行中，见诸实行。在内部方面，有其他种种问题：如经济的重新支配，学校与教会的关系，西教士与学校的关系，以及宗教课程：等等，结果，都得到意外的圆满解决。最初那些抱着怀疑态度的人，深恐宗教课程，一旦变为选修，势必等于消灭，但实行以后所得的效杲，反比以前增大，选修宗教课程的数量，平均在百分之四十以上，而且都抱自动的研究态度，在精神方面，实有极大的进步。而学生们的参加宗教仪式，人数虽仅占百分之五十左右，然实比强迫式的参加为有价值。
如今教会学校，在国家教育系统中，实占着平等的地位，在宗教自由的原则下，得到政府经济的补助，使教会学校有相当的进展，最近政府又有取消宗教限制的法令，教会学校的前途更有无穷的希望了。
末了，我们应该补叙几个有关于基督教教育的问题。第一，是『基督教教育会』的组织。基督教在中国办理教育，已经百余年了，各学校应当如何联络，宜有一个中心的机关，所以在一八七七年开传教士大会的时候，觉悟到该如何统一教会学校的教科书材料，便推出一个『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了中国基督教学校第一个联合的机关。从专编教科书的范围，进而为讨论一般教育的问题了，在一八九○年便定名为『中国教育会』，其责任除编辑教科书以应教会学校的需求外，更谋教授上的互助与一般教育问题的解决。一九○○年出版了一本教育指南，一九○七年发行一种教育朋刊，一九○九年改为教育杂志，后来改为英文教育季报。一九○七年聘请西尔斐为总干事，一九一二年第七次大会时，改名『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贾腓力路义思为正副干事。一九二二年英美教育会因被调查中国教会教育情形而筹联合进行计划，特派视察团视察一切，依照视察团的主张，分四部组织：高等教育组，初等与中等教育组，宗教教育组，推广与成人教育组，各组设委员会及干事，以四组委员会代表。合组为全国董事会，各省区设立分董事会。分中国教育区为十区，即：
一华东二华南三华西四华中五燕晋六福建七皖豫八湖南九东三省十山东
各区又设区教育会，发行教育季刊为总机关报。一以谋各学校的工作，减少教育上的冲突与浪费，一以代表基督教学校与政府机关有所接洽，俾于国家教育系统上占一地位。这便是『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重要的使命。
第二，中国基督教学校，在办学经验上，觉得要增厚教育上的效能与力量，必须努力于合并与合作。例如『燕京大学』本为数大学合并而成。『华西协合大学』乃四教会合作而创立，一九二二年『教育视察团』曾作此项合并与合作的建议，直至一九二八年基督教高等教育组，通过了具体的联合办法，主张华东七大学联合成一大规模的大学，称为『华东协和大学』，华中五大学合成一『华中大学』，后者已实现。并且指定各大学的工作，如南京『金陵』将扩充农林专科，『岭南』亦有规模比较小的农科，『燕京』亦设农事试验场，觉得应各分工合作，以期减少重复。其他关于医科，法科，商科，教育科，均有相同的计划。并创设『研究院』，限于两中心地点之『燕京』与『华东』，使经济人才各方面不致浪费，并且能收互助之效。但是因有地域的限制，政策的各别，所以很难使这种计划完全实现。不意现在却得一意外的合作机会，即如七七抗战以后，各沦陷区中的学校，均集中在一隅，如上海『圣约翰』『东吴』『之江』『沪江』四大学的合作，四川有『金陵』『金女大』『鲁齐』『华西』等的合作，中学校亦有不少由数学校合并办理，这是从前迟迟不能实现，而今竟成为事实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