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督聖道之障礙】
基督聖道，不是人文的哲學體系，也非人造的自然宗教；而乃為救世的福音，生命的大道，乃是上帝拯救人類屬天的啟示，奇妙的作為，豐盛的恩典。基督聖道，始自太初，直貫永恆；在人群歷史進展的行程里，乃是上帝啟示的導體，以及人類新生，道德改進，文化創造之動力，實和人類有不可須臾或離的關系。主耶穌基督，乃是真神，又是真人；“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西一17)他自亙古到永恆，乃是宇宙歷史的中心和主宰；他乃是世界人類獨一的救主，他要救世人出死入生，得到豐盛而永遠的生命；他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他用其永世的權能，統治萬邦，要予世界人類一個新的方向，新的目標和新的生活方式；要除舊布新，復興萬事，要根本再造世界，創造‘基督的族類’，建立‘聖潔的國度’(彼前二9)。人類最後的盼望，要確確實實的看到听到那坐在寶座上的說︰“看哪，上帝的帳幕在人間以前的事過去了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啟廿一3∼5)
我們受主大命，奉召宣道，乃有極重無比永遠榮譽的盼望，應當仰望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向著這一個崇高的目標邁進。我們宣道的目的，最基本的固在救個人的靈魂；但是我們既是上帝的兒女，基督的肢體，又是世界之光，應當在這邪惡悖謬的世代哪明光照耀(腓二15)；故其相慶而至的結果，必使整個家庭生活，乃至整個民族生活，都要得著復興更新的力量。基督不但是我們的生命，且又是改造社會，修明政治，復興文化，協和萬邦的動力。我們宣道的工作和方針，乃是總體性的，我們一方面要‘搶救靈魂’，一方面還要‘道化世界’；我們一方面應散播福音種子，一方面還要掃除福音障礙──清除“荊棘”，掃去“石頭”，驅散“飛鳥”，使福音種子不為“荊棘”“擠住”，不因“石頭”“枯干”，不被“飛鳥”“吃盡”(太十三3∼9)。質言之，我們應當攻破人文主義“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林後十4∼5)
魔鬼一貫的戰略，乃在試誘人類，離間‘神’‘人’，使人不信神的存在，不信神的誡命；從而與神斗智(創三4∼6)，自立‘人極’(創十一4)，以人為本，作萬事的尺度，成為攔阻福音的障礙，並與神對抗的“堅固營壘”。初期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165-220A.D.)嘗警告世人說︰“耶路撒冷和雅典，乃是兩個中心，一則以‘神’為本，一則以‘人’為本，二者不可混淆。”(參閱氏著OnthePrescriptionAgainstHeretics7)馬丁路德更強調說︰“血氣之倫的理性(NaturalReason)，乃是魔鬼的新婦(TheBrideoftheDevil)。”(查林前二章十四節說，“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是則人文主義，堪稱為‘血氣之倫的理性。’)路德此言，實更足令聖徒警惕！
查人文主義，既為“魔鬼的新婦”，故始終為基督福音之勁敵；徒以魔鬼扮成“光明天使”，迷惑世人，致不覺其面目可憎，遂信其“虛空的妄言”為其“擄去”，而無由自拔！(西二8)世人僅知反對新派神學，世俗主義(Secularism)，無神主義，而不知凡此實均為人文主義所結之惡果；而共產主義尤為人文主義最高發展之形態。奧國哲學家史邦氏(O.Spaan)謂︰馬克思主義，乃為英國經驗主義之變種。尤屬鞭闢入里，慧眼獨至的名論。蓋人文主義，既以‘人為萬事的尺度’，實無啻以人為全知與萬能，則又何怪其尊黨如神，從而‘神化自我’，‘神化制度’，以為‘領袖無誤’，欲以極權暴力統治天下，妄冀建立地上的天國。故人類問題之癥結，乃是在人，乃在以人為本，以致辱沒聖道，而不‘尊神為聖’(太六9∼13)；而基督聖道之主敵，厥為人文主義。宣道學家克雷默氏(Dr.HendrickKraemer)，于其所著，‘基督聖道與人文世界’(TheChristianMessageinaNon-ChristianWorld)一書中有言曰︰“基督教與人文主義之會戰，第一次乃在歐洲，由神興起保羅與希臘羅馬人文主義相抗衡，已打美好的勝仗。中國為東方人文主義的堡壘，將為基督聖道與人文主義第二次大會戰之戰場。”此實應值中國聖徒之深思與警惕。
【二、科學文化之真源】
但是，人文主義和科學文化，未可混為一談，我們攻擊人文主義，並非因噎廢食，要完全廢棄文化，反對科學，視為凡俗污物，不應沾染過問，此乃十七，十八世紀教會敬虔派的謬見。(詳見拙著‘總體辯道學’卷肆，文化篇)我們更非為摧殘人類文化，而正為挽救文化，為人文科學求一個永固不拔的磐石的基礎，開一個無窮豐富的活水的源泉──那便是萬有所本，萬有所依，萬有所歸的真神上帝及其全備的啟示。人文主義者的根本錯誤，乃在本末倒置，把車放在馬的前面，南轅北轍，背道而馳，‘以知求信’，緣木求魚。
照柏拉圖的說法，人類的知識，乃是內在的，他以知性為真理的基準，以人心偕登上帝的寶座；從而使真正的‘實在’(Reality)，成為一種虛妄的幻想，使哲學成為己性之奴隸，而永不能窺見宇宙人生之本相與真源。(參閱EmileCailliet:ChristianApproachtoCulture,PP.5,18-19,29,131-135)人本哲學，自柏拉圖，亞理斯多德以至康德，率都以人的知性為本，不以神放在首位，作為基準；而以為宇宙之真理，可憑自求，無需上帝的啟示。這才使人類與上帝，失去應有的宗教關系，對于上帝亦根本沒有正確的認識；(參閱EtienneGilson:Godand
Philoso[hypp.1,34]而人類文化，亦遂與上帝脫節，失其真源，成為無根之木，‘瓶中之花’，從而發生沒落解體之危機。不幸教會方面，也有這種重大偏差，初則有游斯丁(JustinMartyr)，想和斯多噶學派(Stoics)妥協；繼則有俄利根(Orinen185-254)居伯良(Cyprian3rtCent)，想和新柏拉圖派調和。到了中世紀，這種合流的企圖，益趨強化，經院派天一斑教學者如阿奎那(ThomasAcquinas)等，復想求天啟示和人知的協調。阿氏雖信聖經是上帝的啟示，但他卻一反奧古斯丁之道，重走亞理斯多德的老路，要用理知來證明信仰，證明上帝之存在，聖經之正確；且竟謂聖經的解釋，必須根據傳統，使上帝的啟示來遷就教皇乃至教父的意見。是無形中又是以人為本，把教皇擁登上帝的寶座，從而助長了人文主義之氣焰！(另詳拙著︰‘總體辯道學’卷貳，哲學篇)
近代西洋哲學，都囿于亞理斯多德的經驗主義，乃是承文藝復興運動之余緒，以希臘思潮為主流；到了改教運動以後，加爾文始揭起革命之旗幟，反對傳統的希臘思潮，糾正這一個本末倒置，轅轍背馳的偏差，謂人當先認識上帝，始能認識自己。惜教會學者，未能發揚加氏之說，爭取文化學術的領導權，致造成今日積重難返之局。上文曾指了，基督教並非文化之敵，而事實上，且正是創造優美文化的動力。教會史權威學者斐理夏夫氏說︰“基督聖道，以其教義之崇高，性質之超凡，實為歐美民族新生之動力，文化之保姆，而其推助西洋科學文化之發展，尤有其無可否認之影響，無可磨滅之史實。”(PhilipSchaff:HistoryofChristianChurch,Vol.Ⅱ267,625-6)加爾文雖反對傳統的人本哲學，但他對于文化學術，不但未加漠視，而且還有重大貢獻。教育史權威葛勃萊氏(EdwardP.Cubberly)在其所著‘教育史’(HistoryofEducation,P322)中說︰“今日世界之進步，文化學術之發展，當歸功于神學家加爾文建設與領導的雄才與睿智。”加氏本人，對于學術，也非常重視，他嘗說，“沒有一個良牧，不是一個學者。”事實上，改教運動以後，歐洲各國──德、荷、英、法、瑞士各國的文化，均見發展。照加伊藹氏(EmileCailliet)說，當時法瑞各國，每一個改正宗教會，必須辦一個學校。在法國首先注重高等教育者，乃為藍慕思氏(PierreRamus)，是一位基督教哲學家。十九世紀法國著名教育家，都是基督**；首倡公立學校者，乃為當時的大政治家和史學家，計佐氏(FrancisGuizot)也是一位虔誠信徒。(參看︰EmileCAilliet:TheReformedTraditionintheLifeandThoughtofFrance,Theology,I,349,1965)美國的教育，乃由清**興辦。當時的著名學府哈佛耶魯，均為教會主辦，故均有神學院。現在不全有名無實，且已為人文主義者所佔領，成為反基督教之“堅固營壘”。一九六六年秋，該校校長浦賽氏(Dr.NathanM.Pusey)在神學院開學典禮中，亦坦白檢討，承認此點，呼？該院師生應恢復原有之信仰。(並承以其講稿寄贈著者)。
其次，我們攻擊人文主義，並非反對科學。且正相反，近世科學的發展乃是基督教發展的結果。貝提耶夫(N.Berdyaev)在其名著‘歷史的意義’(TheMeaningofHistory,P.113)中說︰“余深信，祗有基督聖道，是近代科工發展之母。”現代學人，根本昧于聖道之真諦，亦不知科學之意義，每把基督聖道視為科學之敵，且欲消滅聖道而甘心。殊不知近代科學，乃是改教運動之產物。蓋基督聖道上帝創世的真理，實為激起近世科學家探索宇宙奧秘之動機。質言之，基督聖道，實為自然科學發展之本源；則反對聖道，無啻拔本塞源，摧殘科學之根基。
一則，上帝是全知的，絕對沒有錯誤的，造化之妙，乃表彰上帝的智慧，述說上帝的榮耀(詩十九1∼6)。英國科學會于一八六五年發表宣言，認為上帝的話，一方面寫在聖經上，一方面寫在自然界。故自然世界，乃是有理性的，不是盲目的；自然之奧秘，乃是可知的。古希臘哲學家，雖信上帝是理性的，但不信他是全能的，以為上帝以外，尚有‘物質’。如戴理斯(Thales)亞那芝曼德(Anaximander)赫拉頡利圖(Heraclitus)等，以為物質本身，自始有其生命，有其活力，故主‘物活論’(Hylozoism)。此不僅抵觸‘上帝創造天地萬物’之說，且以為自然現象，非人和神所能了解。故此種哲學，使自然科學在古希臘不能發展。基督聖道之上帝觀，不僅說上帝創造天地萬物，且以上帝是全知的，絕對無誤的，此乃科學家信心之根基，深信上帝所創之自然世界，必是一個可知的，理性的秩序與體系。與此信心，故有現代自然科學之發展。
二則，自然世界，既是可知的，理性的，故有加以精心探究的必要。改教運動者，認為自然世界，乃是一部可讀之書，可听之道，世人對于自然世界，應當加以不斷探究，藉以深知上帝的蹤跡，上帝的思想，上帝的智慧，上帝權能，上帝的榮耀(詩十九1∼6)。本著這個信念，故大科學家，相繼產生，窮其精力，探究自然之奧秘，奠定近代科學的基礎。初則有培根,牛頓
(Bacon,Newton,Beechman,Boyle,Harvey)；繼則有戴維，凱爾文等(Davy,Kelven,Faraday,Joule,Maxwell)，都是虔誠的基督信徒，且為科學界杰出之士。(參看拙著 ︰‘世界名我宗教觀’及 ‘科學家的信仰’二書)
名哲學家懷海德(AlfredNorthWhitehead)說，“研究自然的結果，祗能令人相信宇宙之合理性。”(見氏著ScienceandtheModernWorld,P.18,MacMillian,1946)核子專家卜拉德博士(Dr.Wm.G.Pollard)說︰“在非基督教國家的環境里，不能產生真正的科學。”(參看氏著︰Chanceandprovdence:Cod-sActioninaWorldGovernedbyScientificThought,Scribner,1958)又米甦里大學數理系主任哈德斐博士(Dr.CharlesHartfield)
說，“自然世界，並非盲目的，乃是有秩序的；而在此秩序之後，便是上帝；世人當用實驗的方法，進而研究，在自然現象中，找出其規律，制成理論的體系。”
基上所述，可見基督教的上帝觀，實為科學家信仰之基礎；而近代科學文化的發展，實乃為基督聖道弘揚之結果。故基督聖道，並非科學文化之障礙，而實乃科學文化之真源。(參看上文所引N.Berdyaev:TheMeaningofHistory,P.113)現代人不知認其為‘母’，乃反誤以為‘敵’，處心積慮，反對聖道。此乃科學的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