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義之虛妄
──道德的論證──
經文
“你們是世上的光你們的光也當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你們的義，若不勝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馬太福音五章14,16,20)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是誠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馬太福音廿二章37∼39)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麼？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里復活一樣。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因為街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我也知道，在我里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祗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若我去和所不願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頭的罪作的。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因為按著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歡上帝的律；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感謝上帝，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羅馬書六章3∼6;七章18∼25)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們心里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上帝無瑕疵的兒女好像明光照耀。”(腓立比書二章1∼3,1∼5)
“因為上帝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教訓我們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義，虔敬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上帝，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他為我們舍了自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又潔淨我們，特作自己的子民，熱心為善。”(提多書二章11∼14)
“上帝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欲來的敗壞，就得與上帝的性情有分。”(彼得後書一章3∼4)
“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叫你們無瑕無疵，歡歡喜喜，站在他榮耀之前的，我們的救主獨一的上帝，願榮耀，威嚴，能力，權柄，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與他，從萬古以前，並現今，直到永永遠遠。阿們。”(猶大書24∼25)
“我們現在是上帝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凡向他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我們知道，凡從上帝生的，必不犯罪”(約翰一書三章2∼3,6;五章1∼8)
“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上帝，也歸與羔羊他們在上帝寶座前，書夜在他殿中事奉他；坐寶座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他們不再饑，不再渴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啟示錄七章9∼17)
【一、道德之基準】
一般人文主義者，除極少數人如荀子等主張‘性惡論’外，大都主張‘人性本善’，不信‘原罪’。然而究竟何謂‘善’呢？他們卻又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在通常哲學的著作里，有所謂‘價值論’(PhilosophyofValue)或稱‘規範論’(Scienceof
主張價值‘主觀論’的說，價值的標準，以時而變，因地而異，是非善惡，不可能有一成不變的標準。他們復以為由于人群社會文化的進步發展，價值觀念，亦須隨之更張。往昔以為是者，今可非之；今日認為是者，將來亦可非之，絕難有永恆不變的標準，以是否認客觀價值論。
主張客觀價值論的，則認為價值必有客觀的標準。時代與環境的變化，並不能改變價值的本質。譬如公路上的電桿，近者似高大，遠者若矮小；其實完全一律，初無高低大小可分。倘全憑主觀,定價值的標準,則必流為‘道德相對論’(MoralRelativism)；從而使是非善惡，毫無準則，結果成為‘道德虛無論’(MoralNihilism)。此種思想，現在流行歐美各國，美其名曰，‘新道德’(NewMorality)或‘環境倫理學’(SituationEthics)，實為社會動亂，人心陷溺之厲階！
但主觀論者，又復申辯，謂價值不能離去主觀的願望，倘客觀價值不能實現主觀的願望，則根本失去價值的意義。且價值標準，如果一成不變，勢將阻止社會的進步和改良。如詹姆士氏(WilliamJames)說︰宇宙不是定命的，惡之存在，所以予人類道德一個推動的因素；絕對完美的世界，乃是一種呆板的不進步的無生氣的狀態。人類倘使相信一位至聖至善的上帝，為其主宰，實無啻毀滅人類自由的意志以及道德的責任。
客觀論者答曰︰真正的價值，不能以主觀願望之實現為衡量之標準。且人之願望，如無客觀真理為基準，則不但地價值之可言，且可令‘人欲橫流’，惟利是圖；無視公義，不可收拾。至客觀價值標準，並非令人抱殘守缺，守株待兔，而乃為一個無窮完善之崇高的目標，正為引起人類向往邁進之動力。詹姆士之論，以惡之存在，為人類社會改進之因素，反以至聖至善，萬福之源，萬善之本的上帝，是進步的障礙，則無啻教人崇拜罪惡，誠為千古奇談！
惟此無窮之善，其標準究何在乎？倘仍以人為衡量之尺度，而不以神為敬畏之對象，則人之自義，在神面前，“都像污穢的衣服”(賽**6),我們的義“若不勝于文士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太五20)則所謂主觀客觀，乃僅五十步與百步，初無本質上的分別。故人當敬畏耶和華，認識至聖者，以神的公義聖潔為向往追求之目標，庶能止于至善，與神性有分(彼後一4)，作天國子民。
再從第二個問題來講︰
一為‘他律說’(HeteronomiaclTheory)──主是說者，有英哲霍布思等，他們的中心思想，認為“我當受我以外的法則所控制”。善惡的標準，道德的價值，不是從自己的天性而來，須有外界之標準，例如國家之權威與法令，宗教之信條與教義，以及社會之風俗與習慣，均可資為道德之藩蘺，行為之規範。
二為‘自律說’(AutonomicalTheory)──主是說者，有德國哲學家康德等。他們主張服從自己理性的命令，和自由意志的抉擇；認為意志的自律，乃是道德的標準。康德嘗謂，自律乃‘實踐理性’(PracticalReason)之特征。‘實踐理性’之所判斷，乃為至高無上之命令，乃為一切道德之根源。道德的判斷，超乎一切經驗，和一切權威之外；道德律乃本我之良心，為我自己所定之法則，乃我以其為道德律而遵守之。此種自律，方為至善。若其由于後天的經驗，或為追求一己之幸福，或以懾于上帝的誡命與審判，然後守法行善，此非善的真諦。
‘自律’‘他律’，各有所長，亦各有所偏。從‘自律說’而論，這乃是一種絕對主觀的自義的驕傲。古今聖哲，都想憑其自義，‘明明德’，‘致良知’，以期‘天人合德’，‘止于至善’；殊不知人類從始祖犯罪以後，都與上帝為敵，人的旨意，和神的旨意，乃水火不容，不能合一，所謂‘天人合一’，‘心安理得’，僅為諱疾忌醫，自我陶醉的空想，尤為自負自義，惟我獨尊的驕傲。事實上，人當反躬自省之時，每有‘內疚神明’之感，古人亦有‘十手所指，十目所視’之誡，可證有一高于‘自律’之律，而不容吾人否認。尤有進者，倘以自己的理性，為無上之命令，則其禍所及，可使人成為獨裁暴君，希特勒史太林等之禍國殃民，即為此種哲學之流毒！故在神的前面，自義乃是一種罪惡。
再從‘他律說’而論，所謂國家法紀，社會習慣，乃至教會的儀規，倘使不以‘上帝的律’(羅七22)和上帝的道為依歸，不以上帝的聖潔公義為標準，則其與自義‘自律’仍是五十步與百步，初無軒輊。社會學家甦魯根說，一切宗教，道德，和哲學的價值，都非絕對，而應求其超越向上，以天國的崇高道德價值為基準；否則祗見災禍危機，相逼而來，動亂紛擾，永無窮期。
(見P.A.Sorokin著︰ぇTheCrisisofOurAge及えManandSocietyinCalamity諸書)
現代人類，目無真神，悖逆神道，徒以‘人為萬事的尺度’，或則高唱‘自律’或則強調‘他律’，其弊所及，一方面有‘道德的虛無主義’，使人放蕩不羈，毀法亂紀，且復反國家，反社會，反組織，反紀律，反教會，乃至有反抗上帝和除減上帝的運動。另一面，則有‘政治的極權主義’，剝奪一切自由，否認人之尊嚴，絞殺人之心靈，否認神的存在，使人成為工具。美國先賢寶威廉氏(WilliamPenn)嘗說，“人苟不願受上帝的統治，則必自取其禍，受暴君的奴役，”今乃不幸而言中。
【二、道德之動機】
芸芸眾生，惶惶終日，其所營求，莫不為己。上焉者，僅思何以利吾國；次焉者，僅思何以利吾家；下焉者，僅思何以利吾身。曾不思天下最大之敵人，于己最不利，最有害之物，即為其自身‘愛己’，‘利己’之私念；尤不思舉世紛擾，動亂不安，天譴人禍，紛至沓來，戰爭恐怖，日見嚴重，凡此災難痛苦，實皆人類鉤心斗角，自相紛爭，自種自招之罪果。古聖先賢教民之道，大率勉人去利尚義，利民濟世。如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曰“先天下之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禮運大同篇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尤為士大夫所共同向往的境界。
這種道德教訓，可再加引徵；篇幅所限，姑止于此。究其大旨，無非都以仁民愛物，渡世濟眾為止境；而卻無“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的教訓(路十27;太廿二37)。聖賢立教，均重愛人。他們以為“天道遠，人道邇”，故以博愛濟世為道德至高之目的，人類應有的天職。他們崇奉這對象為‘人道’，乃是假借的符號，抽象的名詞，其實‘上帝’就是‘人道’。故他們把愛神敬神，視為無足輕重。他們縱不否認上帝，卻並不榮耀上帝(參閱羅一21)。失諸毫厘，謬以千里，人文主義的道德哲學，這才發生重大的偏差以及嚴重的流弊。
第一，他們行道的動機，既非榮耀上帝，故根本不知上帝的分義和聖潔。雖曰‘止于至善’，實乃自負自義。老子說︰“大道發，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道德經第十八章)。我國人文主義宗師唐君毅先生亦承認“中國儒家的社會文化中，所以特多偽君子。”(見氏著︰‘人生之體驗續編’，五九，六一頁)此乃廢棄大道，不求神榮，不肯認罪悔改，但求自負自義的結果。查舊約所記，約伯為人，完全正直，且敬畏上帝，遠離惡事；但乃病于自義，及後遭遇試煉，約伯始承認︰“我從前風聞有你(上帝)，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伯一1∼8;四二5∼6)以賽亞先知“看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地，”便呼叫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賽六1∼5)人非見神，終不能認罪；此乃侈談行道，自負自義的人文主義者，首應深切反省悔悟者也。
第二，他們行道的動機，既非為求上帝的榮耀，故他們的目標，乃在貫徹他們自己的理想，實現地上的王國，而非為求上帝的國和上帝的義。例如，馬克思抄襲惲司丹萊(GerradWinstanley)的陳說，把世人的罪孽，推在私有財產制度上面，認為正本清源之方，端在推行共產主義，始能除去罪惡。(參看C.H.Sabine:"TheWorksofG.WInstanley"諸書)馬氏從而發明一種‘經濟宿命論’(EconomicDeterminism)，說人類生活都是由物質環境所決定，毫無自由，亦毫無責任之可言。照此學說，則資本家僅是‘命運之神’所支配的木偶，不是主人；則任何人都不能改變命運，絕對無能為力，連馬氏本身，亦是同樣受‘命運之神’的操縱，無法改造革命。但馬氏卻要推行其道，號召世界，掀起革命運動，認為此乃神聖的使命，道德的責任。殊不知馬氏自相矛盾。倘使共產革命是可能的話，則共產革命，便絕不可能；甚至馬克思本人，亦不可能出生，因為他也是生在資本主義國家。一種道德行為，和革命運動，建立在這種自相矛盾的思想之上，而且還要付絕大的代價，要毀滅三分之二的人類，使其貫徹，豈非是人類莫大的不幸！
第三，人類行道的動機，既非為求神榮，又非為求神國，則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遂成為現代人之道德信條，以追求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為道德的無上任務。英國人文主義協會(British
老亞當︰“我為甚麼要獻身利民呢？”
人文教主︰“因為這對整個社會是最有益的。”
老亞當︰“但整個社會和我有甚麼相干呢？”
人文教主︰“因為整個社會之福，便是你切身之利。”
老亞當︰“哈哈！這真是笑話奇談！”(仍為‘切身之利’)說著便轉身搶了一位寡婦的皮包，大笑而遁！
最後人文教主非常後悔，他沒有想到“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耶十七9)他應當先警告那人，這種行為，如被警察逮捕，會有不幸後果的。(參看前引Dr.ClarkH.Pinnock之講稿)這一段對話，足令人文教主覺悟，如果人不悔改，人性不改，如果沒有“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詩五一4)的根本警覺，如果心靈里沒有听到上帝“你應當”的至高無上的道德命令，如果沒有敬畏上帝，遵行超乎人的，至聖至善的上帝的律法之心，如果沒有“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太六33)純正崇高的動機，則其他道德動機，都不足令人真切悔改，棄邪歸正，離惡行善的，而所謂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乃是自欺欺人的空談！
第四，由于人類行道，沒有純正崇高神聖的動機，其結果非但趨于功利主義，還要流為道德的虛無主義。例如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氏。他崇尚功利，不講倫理；且竟認為傳統的道德觀念，完全建立在迷信上面，世人以為某種行為得罪了神，于是有一種罪惡觀念。他認為現代科學昌明，世人應能自己思想，不必再怕聖經的教訓，而應對傳統的道德律根本加以懷疑。羅氏認為“道德律的善惡，須視其能否令人快樂以為斷。”因此羅氏提倡**自由，伴婚制度；認為傳統的貞操觀念，倫理思想，祗是剝奪人生應享的幸福，沒有遵守的必要。他又主張對殺人凶犯，應加優待，正如醫院處理病人一樣，應使其減少痛苦。這種主張，無啻鼓勵行凶殺人。羅氏的道德哲學，實乃‘貶善’‘賞惡’，‘誨淫誨盜’。(詳見拙著︰‘駁羅氏反教之謬論’，及羅氏‘Why
基督徒在世為人之道，先要求上帝的國和他的義(太六33)，“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其次要愛人如己。”(太廿二37∼40)基督徒‘修身’‘盡己’，‘學道愛人’的工夫，絕不在其他宗教之下；但其間有一個基本不同的特點，便是先要以愛上帝為起點，要以“求他的國和他的義”為首要。語雲︰“本立而道生”，這一個本末之分，非常重要；否則舍本逐末，必落虛空；失諸毫厘，謬以千里。中國人常說‘敬天愛人’，但事實上，天的觀念，根本模糊，何有可敬之對象，更無敬畏之實意。(另詳拙著︰‘聖道通詮’第三章‘基督教之天道觀’)空言‘愛人’，不務其本，卒至口惠而實不至，故人文主義者唐君毅先生亦承認“中國儒家的社會文化中，所以特多偽君子。”
基上所述，人文主義者，既不知人性之敗壞邪惡，尤不知上帝之聖潔公義；故其人生，既不能有超凡入聖，舍己愛人的襟懷；而其行道，亦不能有純正崇高，敬神事神的動機。此亦基督聖徒，對弘道救世應有之深刻認識也。
【三、道德之實踐】
古聖教民之道，曰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于天下。近代人文主義者，鑒于人心之陷溺，提倡‘道德重振運動’，其志固可嘉，其效則殊鮮。誠以人類自始祖犯罪墮落以後，已失其與上帝的關系，不但靈性墮落，天良泯滅，心地昏暗，靈眼失明，不能認識上帝，行善毫無能力；且復受制于魔鬼的權勢，作了罪惡的權僕，“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創六5)因為“肉體之中，沒有良善，立志為善由得我，祗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蓋所謂‘人性本善’，乃屬幻想，我們肉體里面，有一個犯罪的律在支配我們，叫我們不能順從上帝的律(羅七18∼24)。雖想‘諸惡莫作’，卻是‘明知故犯’；雖欲‘眾善奉行’，卻苦‘力不從心’。所以人類的問題，尚不在應否行善，而尤在如何行善；不僅要有行善的心願，而尤須具行善的力量。
人文主義哲學家，如康德之流，不明此理，誤以道德為宗教的基礎，妄想以道德代替聖道的地位，此乃本末倒置，拔本塞源，勢將令道德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故所謂‘道德重振運動’，乃是一種舍本逐末的空想。譬如一輪汽車，里面已無汽油，或則電池已經無電，則無論如何發動和‘重振’，其結果勢必徒勞無功。現在教會里面，還有些‘社會福音’派，藐視聖靈；空言‘行動’，侈談服務，已成為變相偽裝的人文主義，使聖道名存實亡；而他們也忘其傳道之聖職，竟作了野心政客無神論者之工具。
基督聖道和其他人文宗教，有一根本不同的特點。其他各教，相信人性本善，力能自救，乃是一種牖民勸世的自救教。而基督教，則不是勸世的空談，乃為救世的神恩。照基督教的道理──即真神的啟示，罪惡已令人類陷于一種萬劫不復的境況。仿佛一人，犯了滔天大罪，已經被判死刑；同時又患毒癌，祗是等候死亡。“罪的工價乃是死”，(羅六23)陷于這種境地的人，如果要他們努力行善，造福人群，必先赦免他的死罪，同時醫治他的死癥；否則都是空談。然而這乃正是世人實際的慘境和逼切的需要。第一，他必需有人救他，使他罪蒙赦免，出死入生。其二，他必需有人醫治他們背道的病，和敗壞的心靈。關于第一點，他需要主耶穌基督，神惟一中保，替他贖罪，使他脫離罪狀，免受死刑。關于第二點，他需要聖靈的大能，使他重生，成為新人，脫離敗壞，成為聖潔，和上帝的性情有分。這二者乃是世人出死入生，
稱義成聖，缺一不可的條件；亦為其修己達人，不可獨等的起點。
基督教之偉大，乃在其救贖工作之完備。一個國家的元首，雖能有赦罪之權，但卻不能保證罪人脫離罪性，不再犯罪。凡俗教主，雖有牖民勸世的宏願，且有一套嘉言良箴，倫理教訓；但卻沒有行善的能力，終難達成‘知行合一’‘天人合德’的理想。主耶穌基督則與國家元首，凡俗教主，不可等量齊觀。他名叫‘耶穌’，意即‘救主’，“因為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里救出來。”(太一21)他一方面，拯救罪人，使其得免罪愆和應處的刑罰(死亡,羅六23)，從而出死入生；同時復能拯救罪人，免于墮落，脫離罪惡的權勢。世人既死在過犯罪惡之中，正中‘平原枯骨’，根本無從談行善，所謂‘希聖希賢’，乃是徒托空想。故基督教信仰的對象，非僅是‘聖潔的基督’，而尤為‘被釘的基督’(林前二2)。這乃是上帝自己道成肉身，降世為人，作我們的救贖，替我們舍身贖罪，代死十架，滿足上帝公義的要求。這乃是上帝本其豐盛的憐憫，無限的大愛，要救世人脫離罪狀罪孽，得免極大死亡。一般世俗的學者，以及教會‘新派’，指摘正統的基督聖道，以為不應該以基督不應得的死刑，來使世人得不應得的赦免；認為十字架的道理，實太不近情理。殊不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賽五三5)這乃“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到上帝面前；”(彼前三18)這不是人文的哲學思想，而乃是人所測不透的上帝的奧秘，乃是上帝的大恩大愛，至高無上之表現。上帝是愛，不願世人沉淪；但上帝又是聖潔公義，萬不以有罪為無罪，而罪的工價乃是死。所以他在肉身顯現，成為人的樣式，為我們的罪作挽回祭(羅三23∼25;腓二7∼8)，這才使我們因信稱義，出死入生。這乃是上帝最高的智慧，恩義兩全的辦法，而又為世人得救唯一的法門。(關于基督救贖之功,另詳拙著‘基督論’及‘救恩論’等書)
罪人最初的需要，固為罪的赦免；但其最終的目標，乃要成為聖潔。罪蒙赦免，固為得救的根本；但心意聖潔，乃為得救的果效。由于聖靈大能的工作，信徒得救以後，生活必發生革命性的變化，要照主的榮形徹底更新，“脫離世上從情欲來的敗壞，得與上帝的性情有分。”(彼後一4)到主顯現的時候，我們必要像他，因為他是我們的生命，我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譽里(約壹三2;西三4)。這乃是真正‘天人合德’的境界，而凡俗**，祗能作虛空的幻想。
這種奇妙的救恩，雖是要到末世顯現，如今雖尚不得看見，但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彼前一5,8)因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未見之事的確據。”(來十一1)此非空洞的說教，而有如雲彩的見證。(來十二1)基督教化民成俗，興國淑世的奇功，尤為不可否認之事實。茲略述之。
法國法學權威孟德斯鳩說︰“基督教雖重來世的福樂，但對今世人類的幸福，亦有重大的貢獻。世人以為宗教統治的力量，不如法律，其實不然。基督教影響之大，尤無空間的限制，乃放諸四海而皆準。”(詳見氏名著‘法意’L-EspritdesLois-)拿破侖見證說︰“聖經所載，均為史實。十字架愚拙的道理，乃是一種神秘偉大的力量，至今仍在率領並支持聖徒與世界爭戰；且何時失敗，便何時得勝；愈遭逼迫，愈見復興。”華盛頓說︰“離開了上帝與聖經，便無法治國平天下。教育經濟，均屬枝葉；惟有上帝聖潔仁愛啟示的真光，才是促進社會福祉，改善人類德性之動力。”威爾遜總統說︰“人憑自力，無法行善，人類道德和德性，乃是人類皈依基督，順服上帝所得之善果，尤為基督救贖，使我們與上帝恢復和好的恩功。”(參閱拙著‘聖道證言’)著名史家吉朋氏(EdwardGibbon)雖對基督教沒有好感，但在其名著‘羅馬的衰亡’一書中說︰“基督聖道，乃是上帝旨意和理性的宣示，故能傳揚普世，適應萬邦。歐美各國之進步，乃為皈依基督之結果，此乃公允史家，不能否認之史實。”愛爾蘭著名史家賴蓋氏(Wm.E.H.Lecky)在其‘歐洲倫理學史’中說︰“主耶穌在世傳道，僅短短三年，但其影響人心，改變人性，效力之宏，實遠勝世間一切道德之勸勉，竟令英國否極泰來，且免革命流血之慘禍。”查此等史家，並非信徒，益徵基督聖道新民興邦之功，即不信者亦未可否認。此不但文明國家為然，即在荒蠻落後之區，亦有驚人奇跡。例如，太平洋斐濟群島，土人殘酷不仁，殺子獻祭；但自一八三五年卡復德(Calvert)教士前往宣教以後，僅五十年，全島教堂林立，以往殺子獻祭的石壇，竟改為受洗皈主的水池。又如碧開恩島(Picairn)，因一八八七年飄流在該島的英國叛兵，荒淫醉酒，互相殘殺，成為人間地獄。後有一水兵亞力山大，忽于行篋中覓得聖經一冊，讀後立刻悔改，且獻身傳道，竟使島民感化。二年來後，有美艇訪問此島，發現此島沒有訟案罪犯，法院無公可辦，牢獄門可羅雀，幾如世外桃源。此種事例，史不絕書，不勝枚舉，然即此已足證明基督福音確是一個歷史的動力，不僅能？醒靈魂，改變人性，亦能移風易俗，新民興邦，推動世界，實現天國，洵為上帝救世的大能(羅一16)；在人群歷史進展的行程里，乃是上帝啟示的導體，文化創進的動力，以及道德改進，人類新生的力量，與凡俗宗教，不可同日而語。
英哲柏拉德萊有言曰︰“道德之可貴，乃在其能動，使理想得以實踐，否則道德僅為幻想。”而吾國聖賢，教民立國之道，甚至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所以不能實踐，終成幻想，在國民實際生活上，不能發生振頹起廢之作用者，則實因缺乏道德實踐推動之大力。夫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道德本身，僅為理想，(何況其所謂理想，亦非完善，參看上文)以力量付之道德，推動道德，從而使之充實美備，止于至善，初不能求之自我，而端賴救主的宏恩，聖靈之大能。是則‘重振道德’，改造人心，當以皈依救主，復興教會，為務本之要道。蓋‘救贖’與‘倫理’，二者乃有不可分離的關系；而‘救贖’乃為其本，‘倫理’僅為其果。“凡好樹都結好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太七17∼18)。故惟有救贖的宗教，始為真正倫理的宗教。人文主義者，空談倫理，不求‘救贖’；不先‘重生’，而望‘成聖’；不先悔改除罪，妄想‘存心養性’，是直等于希望壞樹能結好果。豈非‘舍本逐末’，‘緣木求魚’。“上帝的國，不在乎言語，乃在乎權能。”(林前四20)人文主義者坐而論道，縱無“上帝大能”(林前二1,5)；此其所以祗是徒托空言，苦難實踐，而終不能有裨世道人心，挽救人類厄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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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于2006-08-1806:33:53修改此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