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滋
若欲明了路德马丁及其传统，就必警防研究此问题时所易犯的两种错误。一种错误是以路德的运动不过是返古，使历史回复到一千年以前基督教原始时代的纯洁地步。另一种错误是以路德本人英雄的特性——他伟大的品格与功业——是十六世纪路德宗宗教改革成功的原因，我们若首先弄清这两点，对我们的研究就大有裨益。
直的连续
路德的运动并不是一种消极或反动的运动，而是一种积极和前进的运动。它不仅是对晚近的过去所作一种突然的反抗，将教会当局赎罪机构堆积如山的错误一鼓气推倒，而且是数百年以来必然的归结，是过去基督教的敬虔最深刻和最有活力的成分之连续。
中世纪基督徒的思想与行动摆动于两极之间。一极是教会当局夸耀和外表的律法主义，在其中上帝的恩典就在教会以仪文的善功来救人的浩大机构之下湮没无闻了。另一极为福音派敬虔的一条深沉而恬静的细流，此细流虽往往以迷信为其背景，当隐藏为一般人所不见，但在卑微而圣洁的人们中——就是在那些感到自己的工作微不足道，为着自己的慰藉与满足而回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的人们中——则代代相继地流传下来。路德宗的宗教改革就是此真正基督教敬虔隐蔽的细流，在普通历史的平源上出现，使它被帝国承认为一合法的教会，而得与旧教会并立。它是以十六世纪的精神来表现那从使徒时代以来所绵延的活力，它使上帝的真理，即那在希腊教会与罗马教会的制度主义与圣礼主义下冒烟已久的真理的火花，重新燃烧起来。宗教改革是盎格罗撒克逊人对那曾经大大服务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基督教福音永久真理的表现。
因为罗马教会当局的教训久已湮没了基督教的福音成分，所以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的教训对人们显示了一种启示的力量，对腐化的老教会掀起了一种革命的情势。但事实上这宗教改革运动并不是一种革命，因为它的原则与历代的真教会也并无间断。
这样看来，路德的运动和传统所得的名称，是不幸的，甚至是引起误会的。路德自己当时也极力反对采用他自己的名字来称呼他和他同事所拥护的运动或教训。他曾写道：“路德是什么？教训并不是我个人的，我也不曾为谁钉过十字架……我和上帝的子民共同相信基督的教训，惟有祂是我们的主。”可见“路德宗”这个名字，是极不足以称呼那并不限于一个人或一个时代而和基督教本身一样普世的运动。“抗罗宗”和“宗教改革”一类消极的名称，也是不适当的，因为这运动在本质上并不是抗议，而是肯定，并不是改革，而是保守，并不是反动，而是推进。它最好的名称是“福音派。”它是历代基督教最优良的使徒传统直系的连续。
横的一致
我以为在讨论路德本人及其传统之前，也应该先明白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并不是靠他的天才而有的，当然我不会把历史家所描述路德英雄的气魄减去丝毫；因为我认为自圣保罗以来，在基督徒当中或者除圣奥古斯丁一人以外，路德是最伟大的人物，不过若要有正确的看法，我们就必须也认识当时的影响。
若说没有路德其人，十六世纪就断不会有任何宗教改革，这是错误的。若说路德及其所具高超的领袖特质不论何时何地都可踏上历史的舞台，造成一种宗教改革运动，这也是错误的。须知这种以大人物来解释历史的理论是不健全的。研究历史和传记的人都知道，与其说大人物是时代的创造者，毋宁说是时代的产物。他们的成功是由于他们所具有的代表性。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路德是一个有翅膀的天使，从天空中飞来，宣布一个新天新地；也不要以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巨人，大跨步在他的世代行走，决心要**教皇，改善当日教会诸般昭彰的弊病。我们心目中的路德反应该是他在无意中成了一个全无计划的运动之领袖，又是在偶然间成了一个怏怏不乐，正在探索基督教精意的世代的代言人。路德能以在世间发响，因为他的时代为他预备了一块响板。
十六世纪的西欧酝酿着各种主要的社会变动，而那以路德命名的一个运动，不过是转移到近世纪多方面变迁中之一面而已。史密士（PreservedSmith）曾经指出，十六世纪的西欧人民经过了七大变动，而宗教改革是这些变动的理想表现。此七大变动，在文化方面是与路德在宗教方面的运动相平行的。“地却帮助妇人。”当时民族主义的高潮正澎湃着，条顿族在拉丁族的统治下蠢蠢思动。平民的势力也渐渐膨胀起来——即一种废止教士与贵族特权的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产生了另一普通的变动——即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业生活的趋向，伦理上禁欲主义的倾覆。另一大变动即是个人从中世纪的组合与群众生活中恢复了独立地位，而为个人的宗教与信仰自由的运动开了一条路。
和这些变动并驾齐驱的，则为知识的进步，先由文芸复兴开其端，如今通俗化起来，使许多中世纪的迷信无立足之地。还有一变动就是从封建社会一变而为专制王国；因为十六世纪的上帝与皇帝都不再需要甚么中间人来站在他与百姓之间，而被遗弃的圣徒便和被废除的封建男爵一样没落。
只要把这些革命加在一起，我们便不难知道路德时代所经过的大规模变动了。我们知道宗教改革不过是换到新时代的一大普通变动中属宗教之一面而已，而路德虽曾助成这变动，但同时也为这变动所左右。由于上帝的恩典，路德具有扮演那时代所需要的一个英雄的性格；但我们不要忘记，历史舞台当时已经布置妥善，准备路德这样的一个人登台。因为照着上帝的安排，他的生活和动作做了他那时代的代表，做了基督教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先驱者，做了给基督教福音更博大解释的舌人。
我们既已指出了路德与十五个世纪基督徒先辈间直系的连续，以及他与十六世纪同时代人在一般文化上每一方面横的一致，我们现在要更接近我们的题目，问一问路德马丁究竟是谁，他的传统在整个复原教中有何地位。
委身给上帝是与上帝和好的道路
路德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他有深刻的宗教经验。这使他感觉到受了上帝的驱策，真正作上帝的先知。十六世纪之始世界所最需要的，就是上帝的一位先知。人们的良心为罪恶之感所束缚。他们所认识的上帝，只是一位皱眉蹙额和遥远的上帝。一般人的生活充满惧怕——惧怕黑死病，惧怕土耳其人，惧怕死和审判，惧怕一位发怒的上帝。
在路德马丁那一代，人们都渴求有罪蒙上帝赦免的感觉。他们无日不在履行补赎和其他圣礼的仪式。他们从这个神龛跑到那个神龛去。他们口念祷文，购买赎罪票，供养愚笨的神甫，挤满修道院。可是他们仍然没有罪得赦免的感觉，而上帝依旧是距离甚远的上帝。人文主义者徒然鼓吹公私道德的革新，和教会与世俗机关的改革。人们徒然批评教阶制度，嘲笑通俗宗教的愚拙。学者哲人徒然寻求学术的复兴与理智之统治。当时所需要的乃是一位先知——一位自身感到罪恶确已蒙赦的人，一位由经验而知那敬拜上帝的，要用心灵和生命拜祂，一位能用同时人所了解的言语把自己的经验传达给他们的人。
林稷（Lindsay）在其所著宗教改革在德意志一书中说：“历史上道德生活的复兴，从未有能与新的宗教动力分离者。此中所需要的动力总来自那些与灵界有了交往的领袖。人文主义供给了许多不必要的教师；当时所需要的，乃是一位先知。人们得到了一位先知：他是一个属于民众的人；他是民众骨肉中的骨肉；他用一种坚强和诚恳天性的彻底精神亲自经历了通俗的宗教生活，探测了它的深度和能量，结果却不能使他沉重的良心得安；他终于寻着到上帝面前的路，并从自己的经验得知，活上帝是每个基督徒都能亲近的。”
在路德一生中那使他终于成为改革家的属灵危机，是由一种实际的宗教需要而产生的。这危机并非起于理智对中世纪教理的批评，而其主要结果亦并不能见于神学系统的任何修订。路德的主要问题全然是个人和实际的，就是我怎样才能得着一个慈悲的上帝呢？他为救他的灵魂焦虑。他采用当日最流行的办法，进了修道院。两年之久，他处于悲痛中与自己和自己的罪恶作战。他以全副坚强的精神来实践教会复杂的补赎制度。他细心拘守每一命令，遵守每一规律，履行每一仪式。但他徒然等候经验上帝的恩爱。他对罪恶的感觉始终不能得到慰藉，上帝仍然相距甚远。路德对自己看得太清楚了，对自己也太老实了，所以他不掩饰他的失望，不假装有他所没有的平安。
最后，他从偶然阅读若干圣经章节中，开始发现他要替自己作的事，已经由基督替他做了，只要罪人不依靠自己的善行，全心信靠基督的功劳，就可享受上帝白白的义。“义人必因信得生”（罗1：17）。由那天起，路德便毫不留余地一心依靠基督赎罪之工，心灵寻着了他在修道院规律的迷宫中所寻不着的慰藉与平安。
如是，路德在他自己深奥灵魂的安静处深深地阅历了所谓因信称义的经验。他的灵魂与上帝相调和，因为他信赖上帝。他的心因他委身给基督而与上帝的命令相联。路德说，信心即是“全心信靠基督”。有这种信靠的人，便有了基督的义，而“义人必因信得生”。这种惟独因信基督得救的经验，是路德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这就足以说明他为改教家的其他重要事实。
近来有一位天主教作家，在论卫斯理约翰一书中，曾再三说路德的教理是一种“不行善事而得救”的教理。在此他表现不明白路德所说的称义与信仰是甚么意思。这位天主教作家所说的称义，并不是保罗和路德所说法庭上的称义，而是奥古斯丁所说在事实上的成义，而把重生和成圣混淆了。他所说的信仰，并不是圣经和复原教所指那种把自己的整个生命交托上帝的信仰，而是经院性派和天特会议所指对知识的一种信仰，对教理的同意，对一种制度的服从。
这些区别很帮助我们了解路德的传统。信是一种不断的动作，藉此心灵投靠上帝，接受上帝的笑容，而这位宽恕的天父的笑容要使整个生命得与一种新顺服和协。那照路德所体验，授诸他人，由于上帝的恩典因信而有的和协，并不是消极的，像“无功得救”一样，而是对上帝的爱的一种非常积极而不断的经验，使人们有罪得赦免的把握，使人们的行为有根本的改变，使整个生命有一种新的性质。
新的忠心
路德了悟因信称义，早在一五一三年，或者甚至早在一五零八年，可是过了八年或十年，他才现身为改教家。他渐渐地才看见他经验的含义，和它对实际事情的重大影响。他初以教士的身份，后以教授的资格，逐渐多担负起教会的责任来。在他维护他对称义及信仰的立场时，他步步遭遇更大的反对。他步步被迫走上与罗马分离，而在宗教上另立一新权威的道路。
一五一七年路德提出九十五条以资辩论，其目的不过在利用他作教授的权利，在学术的讨论上发表一己的意见。但当时的风气使他的条文引起了非常的注意。因为他所攻击的，乃是赎罪票的贩卖。贩卖赎罪票是当时司空见惯的一件事。在理论上，赎罪票只能代替忏悔和宣赦后所定的补罪行为，作为现世的处罚；但在实际上，那些购买赎罪票的人则把它们作为罪得赦免的凭证。路德反对这种恶习，因为这对人们的心灵有一种可怕的影响。他以为悔罪是脱离罪恶，归向上帝，而当人真是脱离罪恶，信赖上帝时，他的罪便立刻完全得到了赦免，不必得到神甫的宣赦或教皇的赎罪票。
但当路德攻击贩卖赎罪票时，他竟不知他实在是攻击了中世纪教会整个的补赎制度。他更是攻击了那颁发赎罪票的教皇的权力。所以他那一五一七年的九十五条便燃起了燎原的大火，使他开始与罗马分道扬镳。两年之后，在他和天主教神学家厄克约翰（JohnEck）著名的辩论中，对手的高明迫使路德看出他在一五一七年所走的道路产生了甚么结果，并且迫使他明晰地肯定说：教皇并非是不能错误的，就是教会会议也并非是灵魂的极终权威。
这使路德看清楚问题的中心。他这时才领悟到他原来是打中了教会制度的核心，希望教皇或掌教政者的改变乃是不可能的。同时他殷勤研究圣经，教授圣经，更深信人只能因信基督而得拯救，而这种拯救是圆满的，无代价的，和当前的。
一五二零年路德便将他的立场广播给民众。当时的广播工具就是新发明的印刷机。他在那一年中写了三本书。影响最大的，是那本题为基督徒的自由一书。书中把他整个立场的基本原则简洁而明晰地陈述出来。该书以一种通俗的笔调说明人只能因信称义；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作自己的神甫，可以直接与上帝相通；凡信赖上帝的人就不必惧怕神甫或教会。
于是教皇及其顾问乃着手采取严厉手段对付路德。一五二零年后期教皇颁发教谕，将路德的思想及著作定罪，并威胁他说，若六十日之内不收回前言，便要把他逐出教会。路德将这张威胁教谕当众焚毁，仪式极为隆重。他并不需要什么退路。他毅然接受异端者之名。他这种大胆的作为使德意志为之激动，使一般民众洞悉论点所在。
路德所在地的王侯保护他，而当时帝国的政局恰好使皇帝在执行对路德的“神圣咒诅”令之前，不能不在帝国议会前审问路德。如是便有一五二一年在沃木斯（Worms）所举行的戏剧般的审问。
在教会与政府一班显赫的人物之前，这个威登堡粗野的修道士，昂然挺立，心里的灵火如焚，蔑视的目光闪闪，充分表现了他先知的身分。人家原是叫他取消他所说所著的，他却明朗恳切地喊道：“我的良心，我的良心是为上帝的话所约束。除非有人能够根据圣经而用理智的明晰论据来说服我，我不愿，亦不能取消前言。愿上帝帮助我！阿们！”这个不屈不挠的修道士所说出的壮语，至今还在每一个新**的心里迥响着。
良心，理智，圣经——这是在世界众目所注视的标柱上所张贴的一张公告，宣布一个新势力已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假如时代是可以划分的话，近代史是始于一五二一年四月。直到那时止，世界上有一种权威，人人都以为是不可动摇的。这种权威就是教皇，会议，与帝王。但从那时候起，人人都知道世界上另有一种力量，是不能抗拒的。这种力量就是圣经，理智，与良心。
路德诘责属人的三种旧权威，而代以属灵的三种新权威。他此一成功，乃是他一生中道德上最大的胜利。这是他以前称义的属灵经验所必有的结果。这样他就宣布了复原教另一基本原则，即建立了宗教的新权威——圣经的唯一权威。
十五年之前，在可怕的属灵试炼中，路德已经从圣经找到了光明与解放。自从那时起，他以圣经为研究的对象。当教会的代表人物反对他的恩典与信仰的教理时，他只以圣经为武器来应战。在教会当局也引用圣经来辩论，并说只有教皇及其前人才有解释圣经和运用圣经的权时，路德便再进一步，坚持圣经对信仰及灵魂得救的事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足以自证，无论教皇和教会会议的遗传都不能束缚个人的良心，或夺去个人判断之权。他在一五二零年的伟大著述中便采取这种圣经的立场，来反对不合圣经的理论，圣经以外的圣礼，和在教会中为圣经所不许的诸般恶习。
一五二一年，路德在沃木斯国会之前，达到他对上帝的话的最后发展。教会使他很清楚看见了她本身的腐败，并把他割除出教了。帝国亦正要把他宣布为罪犯。因此路德较前更全心全力投靠于上帝的话。他从前所反对的，不过是那些为他所看见与圣经内容相冲突的事而已。他现在却主张，除了积极明显包含在圣经中的以外，其他一切概与救人的真理无关。上帝的话，由基督徒个人开明的良心，常识，与个人的判断所解释，就是整理唯一最高的源本，就是信仰与行为唯一不能错误的准则。这样，复原教的第二大原则就清楚地宣布出来了——即上帝的话带着权威。从论理上与年代上说，这都是因信称义重大原则所产生的结果。
一种保守的传统
路德既在这些积极的原则上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便进而沿着保守的路线建设他的改教工作。沃木斯国会以后十年间所有发人深省的事情，逐渐显明路德的传统与其他改教家的传统，尤其与那些急进改教家的传统，是有别的。
在时间上最早而在影响上最重大的，就是圣经的新译本。这是合乎逻辑的次一步骤，是路德对上帝的话的信念和他在沃木斯所采取的大胆立场所结出的实际果实。因为路德原是一个忠心的神甫。他要人们体验基督，像他自己体验了基督一样。他要他们摆脱神甫控制的枷锁。他要人人以圣经为宗教的惟一指导。因此，他就把圣经译成德文，使他们能阅读。
路德对这种翻译圣经的重要工作十分胜任。他知道圣经的内容，并且亲切地知道。他深刻经验了圣经的中心信息。他深切洞悉人心以及人们表达心意的方式。他也精于德文。他的圣经译本富有一种宗教的热诚与文学的风味，他以后的作家没有能出其右者，亦鲜有与之匹敌者。
翻译圣经是路德对复原教运动的最重要的贡献。其重要性不但在于其本身的价值，亦在于其先驱的性质，因它开近代用一千以上方言翻译圣经的先河。这译本比其他任何一举更能保存复原教的两大原则——因信称义，和以上帝的话为最高的权威。它注定了路德宗传统的积极而保守的性质，并确定了路德宗的显著特性。关于这圣经译本的重要性，我曾在别处述说过：“路德的圣经译本，使古代以色列的崇高先知从东方想像的威严高峰上走下来，旅行至西方的世界，走进朴实农人与卑微工人的家里，用最柔和熟悉的话语，把他们深奥的思想道出，却一点没有牺牲他们先知的尊严。这一本民众的新书，使第一世纪受灵感的福音书作者和热心的使徒，跨过中间的世代，来和十六世纪单纯的男女生动真切地谈话，使他们心神向往，精神激发，并带领他们进入于五旬节热烈的灵感中。这一朵先知和使徒所传信息的香花被移植于完全新的地土来，移植方法之高明与巧妙，使它差不多丝毫不失其本来的芬芳，颜色，与丰盛。路德的圣经既朴素而不失其风雅韵致，浅显而不失其清辞俊语，锋利而不近乎古怪离奇，所以在文学上与宗教上划了一个新时代，其译文的生动力与感动力，即在四百年后还是昂然独立。”
在那十年之间所发生的其他事情不断显明路德的运动是有着保守的性质。若干狂热家乘路德在瓦特堡时，便到了威登堡来，开始将宗教改革运动导向急进之一途去。路德于是忽然离开隐居的地方，在威登堡出现，用几次强有力的讲道来阐明路德宗的宗教改革并不是一种革命运动，而是一种保守和福音派的运动。
数年之后，一般被**的农人假借新运动的名义武装起来，反抗那些**他们的主人。路德一面冒生命危险竭力劝阻农民的暴动，一面为农民的权利进行谈判。谈判失败后，路德坚决反对为福音的真理使用暴力。他竭力反对人为着上帝的国而使用暴力。这么一来，大部分的农民便与路德和他的运动疏远起来，而那运动便与诸侯携起手来；但这表明了改教的大工是并非依靠刀剑，而是依靠圣灵的宝剑进行的。
不久以后，路德及其同事和一班瑞士神学家争辩圣餐的问题。一五二九年双方在马尔堡开会。双方不能达到同意。一部分是由于路德坚持迦克墩会议的基督论，但大部分是由于路德怀疑瑞士神学家有政治的动机与急进的趋势。这显明了路德宗的传统不因外表的联合而在教理上让步。在和其他复原教派的关系上是以信仰的一致为重要，以组织的合一为次要。
同时路德已结了婚。从其他各方面看，他在伦理上反对禁欲主义，在宗教上反对修道理想。一五二九年路德的大小本基督徒要学问世，使家庭生活充满着福音的教训。一五三零年奥斯堡信条刊行，而在二十五年以后竟成为法律上所公认的路德宗的宪章。
路德宗传统的蓝本至此乃得完成。其论题为因信称义。其规范为圣经。其精神为保守。其目的为宣传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