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遇見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耶和華說︰『看哪！他們……如今既作起這事來，以復他們所要作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我們下去，在那里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于是耶和華便他們從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為耶和華在那里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
（創一一1一9）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話。』」「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太四4，六31一33）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什麼。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干，人拾起來，扔在火里燒了。你們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里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約一五5一7）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踐世俗的虛談和那敵真道，似是而非的學問。已經有人自稱有這學問，就偏離了真道。」
（提前六20一21﹞
「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盡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熔化，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池，有義居在其中。」
（彼後三10一13）
壹聖道與文化之關系
基督聖道，雖系聖示天啟，非同自然宗教，未可與文化哲學，混為一談；但基督聖道，卻是世界人類所應共信共由的大道，自亦不能否認或漠視其和文化哲學的關系。且我們既從我們的救主承受了往普天下去宣道的神聖重大的使命，自更應以整個的世界與失喪的人類，為傳道的對象。惟是我們檢討實際的情況，我們非但尚未忠實負起這一項神聖的使命，而且，由于大家對于聖道與文化彼此的關系，缺乏正確的認識，我們卻有意無意地，焚燒了從教會到世界的橋梁；致令文化與聖道，彼此脫節，如風馬牛，各不相及。甚至在基督教的學府，亦僅有其名，而無其實；除了舉行崇拜聚會，在上堂時有祈禱的儀式，並設有若干聖經的課程外，其他所授的課程，往往與聖經真理，並不符合，抑且矛盾；而我國若干所謂教會大學，大部分的教授，未必信奉真道。從另一方面看，一般教牧傳道和神學專家，則只是為福音而福音，為真理而真理；他們虔誠忠心，完全屬靈，惟對于基督聖道與世界人類的實際關系以及當前世界許多重大的問題，卻不加過問。他們雖然「心里尊主為聖」，但是如果有人問其「心中盼望的緣由」，卻沒有「準備」「回答各人」（彼前三15）。現在舉世洶洶，不可終日；離道反教，邪說猖獗；「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前五8），而虔誠信徒，卻在象牙塔中，獨善其身；在修道院內，不問世事；在牛角尖里，咬文嚼字；即在講壇之上，亦只如保羅所說的打空拳、「打空氣」；不能切中時弊，對癥下藥。再從另一方面看，有一派人，則又舍本逐末，不究世界問題的病恨，不知聖道乃是人類文化的基石，從而懷疑上帝完備的救法，鄙棄福音奧秘的真理，另傳一種所謂「社會福音」，提倡社會事業，使聖潔的教會，與世俗同化，使基督聖道，成為一種社會哲學，和文化思想，結果名存實亡！
一般談聖道與文化的關系者，大部抱著兩種疑懼的心理。一派是抵拒聖道，深恐文化如果依從聖道，便會妨害人類思想的自由發展，從而摧殘了人類的文化。這乃是一個嚴重的誤會，絕大的錯覺。正相反的，敬畏上帝，乃是智慧的開端；以聖道為文化的基礎與南針，乃所以增益智慧，提高文化，並非屈服于任何外在的或高壓的權力。我們的「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徒一七28），我們離開了神，「就不能作什麼」；上帝愛世人，他差遣他的獨生子降世，乃是要救世人，要世人得永生，「並且得的更豐盛」（參約三16，一○10）。我們若「常在他里面，……就多結果子」；凡我們願意的，祈求便為我們成就（約一五4－7）。所以，我們如果把心智能力奉獻給神，不但不受轄制虧損；而且可以因此加強而提高，得到更豐盛的生命。
另外一派，恰正相反，則疑懼文化；深恐聖道如與文化發生關系，會被文化消滅。他們以為欲求保持純正信仰，最好不要沾染什麼文化哲學思想；要完全屬靈，為福音而福音，聖道而聖道︰這樣便不致「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弗四14）。這種擇善固執，忠心聖道的態度，固屬穩妥；但是，一個基督的精兵，不能藏在戰壕里面，苟且偷安，僅取守勢；尤不應住在象牙塔中，獨善其身。魔鬼的野心，乃要吞噬遍地世人；（彼前五8）我們主的吩咐，乃是要我們「進入狼群」（太一○16），「往普天下去」，使萬民作他的門徒（太二八l9）。我們不可故步自封，采取守勢；任何戰爭只有采取攻勢，方能獲得勝利。
基督聖道，固與文化哲學，不可混淆妥協；但卻不可投鼠忌器，完全否認，或漠視其關系。我們不怕兩者發生關系，而只怕不辨其本末與主從。我們如果漠視文化，放棄對于文化的領導權，則無異「**教會通至世界的橋梁」。其所發生的後果，若非使文化界人士妄自尊大，無視上帝，惑于「不可知論」，不信屬靈屬天之事；便令其飲鳩止渴，急不暇擇，趨騖異端，盲從邪道；被人用「虛空的妄言」所「擄去」（西二8）！
宗教對于文化，不僅有密切的關系，且復有決定性的作用，乃是一種潛在的主力。尤其基督聖道，以其教義之崇高，性質之超凡，實為歐美民族新生之動力，文化之保姆；而其推助西洋科學文化之發展，尤有其無可否認的影響，無可磨滅的史實。所以，我們不可守株待兔，自我陶醉；對于世事，不加聞問；而應根據聖道的標準，對于以往文化的成就，加以檢討，重新加以批判估價；並對世界的前途，人類的命運，加以積極的指導。惟于此又須鄭重說明者，我們並不是敵視文化，也並不是站在法官的地位，審判世人；而乃要用真理的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約一9）。乃是要在真理的亮光中，對文化加以鑒定、估價，使其改造更新，得到新的生命，這乃是基督愛心之具體表現。
如用奧古斯丁的歷史觀和文化觀來說，「上帝城」可代表基督聖道；「世俗城」可代表世俗文化；兩者本質、目的和結局，乃根本不同。前者屬天界、愛上帝、遵行上帝的旨意，只求上帝的榮耀；後者屬凡界、愛世界、尊自我，只求世人的榮耀；而且受制于罪，無由自拔。所以前者必然興旺，後者必然衰微。惟是上帝既為歷史的中心，無論善惡，都要在他主宰統治之下，相反相成，互相劾力（羅八28）。上帝在人類文化歷史的過程中，始終站在主動的地位，最後終必完成其計劃，實現其旨意。而主耶穌降世，乃為世界歷史的新紀元，不僅世人藉他得蒙救恩，而且又使人類文化重新得到推動與更新的力量。我們要從這個基本的觀點，一方面分辨聖道與文化本質的不同，同時復認識二者應有的關系。
貳學者對聖道之錯覺
世俗學者，既根本昧于聖道與文化彼此的分際，又不知二者相互的關系，以是發生各種不幸的誤會與錯覺。第一種錯覺，則以二者乃水火不容，冰炭不合，謂基督聖道乃是毀滅文化的仇敵。持這種態度的，可以馬可大帝（EmperorMarcus）、朱利安大帝（EmperorJulian）以及英國著名的權威史家吉朋（EdwardGibbon）氏為代表。吉氏論羅馬之衰亡，歸咎于基督聖道與野蠻主義的勝利，從而摧毀了安敦（Antonines）王朝所建立的文明。氏為世所共知的史學權威，卻作了一個「倒因為果」的錯誤的論斷。關于此點，史家湯恩倍氏曾加指摘。湯氏謂吉氏之誤，乃在看到史象的浮表，因為當基督教興起之時，正當羅馬衰亡，文明沒落之秋，從而以這種皮相的觀察，歸咎于基督教。吉氏的根本錯誤，乃是以為安敦王朝，乃是希臘羅馬文明的極盛時代；而第三世紀才是其沒落的開始。殊不知希臘羅馬文化的衰落，乃在公元前五世紀早已開始，其衰亡乃是由于「自殺」（Suicide），並非由于「謀殺」（Murder）。易言之，羅馬的衰亡，乃是由于其內在腐化的因素，此則在主前五世紀早已開始。他如馬克思，則以宗教為人民的鴉片，乃是殘害文化的毒素。尼采則以基督教乃是奴才的哲學，乃是文化墮落的根源；而杜威也斥基督聖道，乃是社會進化最大的障礙。這些錯覺，深中人心，無形中成了敵對福音的阻力；貽害人類，尤非淺鮮！
第二種錯覺，乃以基督教比諸「蝴蝶與蝴蝶間的卵與蛹」，乃是兩種文明之間過渡的橋梁。這乃是湯恩倍氏的見解。湯氏認為當一種舊文明滅亡以後，基督教便如那只老蝴蝶的蛹，可以放卵產生另一種新的文明。湯氏復比附其他宗教，認為回教乃是古以色列和伊朗文明和近東中東回教文明之間的卵蛹。印度教乃是古代亞利安文化和近代印度文化中間的橋梁；而佛教則為中國古代文化和近代遠東文化的媒介。
第三種錯覺，則又以為文明的沒落與解體，乃是產生更高宗教的「踏腳石」。這也是湯恩倍的意見，氏復曲解聖經，牽強附會，支持他的論點，說︰「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來一二6）氏更荒謬的說，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受苦，乃是人類因為文化一再失敗而受的痛苦之最慘烈的經驗。基督教會的興起，乃是因為希臘羅馬文明沒落，精神痛苦的結果。氏更說基督教的根源，乃在猶太教和祆教；質言之，乃是敘利亞文明崩潰的結果。而猶太以色列二國，乃是古敘利亞帝國的二邦。由于敘利亞帝國的崩潰，遂有猶太教的發生；而其最高的精神表現，乃以賽亞先知書中為主耶穌受難的「挽歌」！湯氏又說，若從摩西信仰的背景講，猶太教又是埃及文明崩潰的結果。忽而敘利亞，忽而埃及，湯氏可謂極盡牽強附會的能事。湯氏要使他的「比附」能夠成立，因此他竟懷疑聖經，否認史實，認為亞伯拉罕和摩西，並非一定是真正歷史的人物。他說亞伯拉罕摩西，是否確有其人，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代表某種歷史階段中的宗教經驗。而摩西的先驅亞伯拉罕，乃是當公元前十八、十九世紀時「甦美」（Sumer，力生按︰Sumer可作Shumer，即舊約創世記十章十節中之「士拿」，乃六千年前巴比倫平原的原始民族）開始崩潰時，得到了啟示和應許，才創立宗教。這些人都是「生于憂患」，乃是耶穌基督的先驅；而他們在苦難中所得的啟示，便是耶穌基督被釘十架的序幕。
第四，湯氏又以宗教比諸整個的車身，而文化乃是車輪。文化之輪，雖常反覆輪回，整個車身，則因此轉動向前；同理，人類文明，雖興替無常，而整個宗教運動，則始終朝著一條直線向前邁進。質言之，整個的宗教運動，乃是因著人類文明不斷的生死輪回而推進。湯氏又說，倘使文明是主，是體；宗教是從，是末；則每經一次文明的沒落與復興，必有一種更高的更新的宗教應運而生；如是將來必另有一種更高的宗教，來代替基督教。但從另一面看，倘使宗教是本，是主，文明是末，是從；則文明沒落復興的結果，並不一定會產生一種更高級的宗教；如是，縱使西方文明沒落，基督教不但能夠屹立不撼，而且反能從文明的災禍中，得到新的經驗，而其「智慧和身量反要都一齊增長」。
湯氏批評吉朋，他的史識，雖似較吉朋氏稍勝一籌；但是他對宗教的見解，卻不免有許多嚴重的錯誤。第一，他根本沒有認識宗教的真諦。真正的宗教，乃神創的宗教，真神的啟示，而非「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乃是神在永世里早已決定了的一個完美的救世之道。所以與人本的自然宗教，不可混為一談，等量齊觀，這是湯氏的根本錯誤。其次，神的智慧，超邁古今；他的信實，存到萬代；他是咋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在他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天地要廢去，神的話卻不能廢去；人的意念，往往今是昨非；人的制度，常須革故鼎新；而基督聖道，卻是一點一劃，不能廢去，不能更改。他的道，乃安定在天，萬古長存，直到永遠。其三，我們固不否認基督聖道，對于推助近代文化的影響（參看上文第一節）。惟是基督教，乃是屬天的聖道，真神的啟示︰而文化乃為人類思想的型態，生活的方式，前者為本，後者為末；二者不可同日而語，等量齊觀。湯氏既于宗教的真諦，沒有正確的認識，復以基督聖道，與自然宗教，混為一談，無怪其不能認識聖道與文化的分際，而有以上各種錯誤的見解。然而，此乃一般世俗學者，所同犯的通病，僅以湯氏每好侈談文化宗教，故以湯氏為例，以概其餘而已。現在學者，徒慨嘆人類文化的失調，震驚文明的解體；而不知其癥結與厲階，乃在世俗學者，對于聖道認識之錯誤，這乃是我們首應喚起世人注意的基本問題。
參人本文化之病態
人類文化，乃有兩方面的關系，一為人類對外物之治理（創一28）；一為人類對上帝的責任（創二17；出二○3－11）。不幸人類受了魔鬼的試誘，以為「悖逆」「上帝，是智慧的開端」，听了魔鬼的唆使慫恿，竟無視上帝的吩咐，擅食禁果，以為這樣便能像上帝，和上帝一樣聰明（創三1－6）。這一個偏差，卻惹起了滔天的大禍，種下了人類災難痛苦的禍根，失去了他固有的樂園。人類遭此厄運，非但不知悔悟，反而自高自大，妄想造塔通天，傳揚己名（創一一1一9）；頂天立地，自立「人極」；否認上帝，自比神明，自登上帝的寶座，自建已失的樂園。這乃是不信上帝、悖逆上帝、高舉人類的人本主義的世俗文化的本質；也是今日文化失調，文明解體，根本癥結之所在。
魔鬼一貫的作風，便是要人爭逐外物，藐視神道。最初魔鬼向首先的亞當——人類始祖的試探，乃是要慫恿他吃悅人眼目的果子，悖逆上帝交付的誡命。以後向末後的亞當——人類的救主，耶穌基督的試探，也是慫恿他用不正當的方法取得食物；但是主耶穌僅拿一句話，便敗壞了魔鬼的詭計；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話。』」（太四4）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人類文化的兩大要素︰第一是資生之物，第二是上帝的道；人類不可徒騖物質的樂利，而尤應尊重上帝的旨意。主耶穌在登山寶訓中又說︰「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六31－33）著名聖經學者莫爾根氏（G.CmpbellMorgan）詮釋主受試探的經文說，魔鬼向主耶穌的試探，叫他先要求食物；而神的話，乃是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一個本末先後的次序，乃是魔道和神道，所由判別的基準。人類不能違反上帝的道，不能顛倒上帝所定的本末先後的次序；否則倒行逆施，結果乃是螳臂擋轍，勢必自趨滅亡！
湯恩倍氏有言曰︰人類最大之不幸，乃在昧于人類和上帝的關系，而僅作外物的追求。人類歷史的重心，非在科學、非在技術、非在經濟、非在物質；一切人為救世法，俱已失敗，人類唯一希望，乃在「超人化身的基督」。此乃從六千年人類文明史中比較分析所得的歷史科學的結論。故戴維四氏（DonaldR.Davies）說，湯氏《歷史研究》一書，直可更名為《原罪學》（TheScienceofOriginalsin）。「六千年人類的歷史，對人類啟示了一個歷史定律，便是人類一切努力，結果只是心勞日拙；人類沉淪的命運，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屈魯柏德氏（D.E.Trueblood）也說︰現代文明，乃似「瓶中之花」，雖覺鮮艷奪目，卻已失去命脈，不久必趨情謝。此乃人本主義的文化致命的缺陷，亦為當前人類莫大之危機。
中國受了近代西洋文化的挑戰，同時又惑于所謂科學民主表面上的成就，要想挽救中國貧弱禍亂的厄運，于是文化運動、革命運動，相繼應運而生。首有張之洞等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新政運動；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變法運動，後又有陳獨秀、胡適之等的新文化運動……結果非但無補時艱，反而帶來了民族的災難，使國家民族陷于更慘苦的境界。誠如甦魯根氏說，證諸歷史的事實，一切戰爭，其目的本想止制戰爭，結果只是釀成更慘烈的戰爭；而幾千次的革命運動，也從未實現理想的社會。人類一切改造的企圖，結果只是心勞日拙。從另一面看，和胡適之等「全盤西化」運動針鋒相對的，又有陳立夫等的「中國本位」文化運動，以及近數年來錢穆、唐君毅等的儒釋各教的文化復興運動，這正是著者本人在皈主以前，和錢唐諸氏共同的宏願（作者不僅和他們志同道合，且曾共同合作興學江南。參看拙著《原道》頁一八四）。前年自由中國，因為提倡「全盤西化」的胡適之先生發表了一些菲薄東方文化的話，引起了激烈的論辯，並且鬧意氣之爭。殊不知無論是「全盤西化」或「中國本位」，都不能解決人類問題。誠如梁寒操先生說︰「宇宙是無窮，人生也無窮；宇宙和人生的知識更是無窮。在真理的大海上，稍為獲得了一種知識，便『予智自雄』，這是最要不得的態度。」因為科學哲學，無論其如何進步高深，都不能窮宇宙人生之奧秘；終「不能測透上帝豐富的智慧知識和判斷」，終不能超越物質與自然的範疇，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而人類問題的究竟，乃是超乎時間空間和物質自然的。使徒約翰在啟示錄中寫道︰「我看見坐寶座的右手中有書卷，里外部寫著字，用七印封嚴了。我又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大聲宣傳說︰『有誰配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沒有能展開、能觀看那書卷的。因為沒有配展開、配觀看那書卷的，我就大哭」（啟五1一4）！這乃是科學家和哲學家的悲哀，我們也應為他們「大哭」！法國天才科學家，巴斯格氏（BlaisePascal）十六歲時已完成關于投影幾何學的名著；二十左右，已作各種驚人發明，對物理學和科學方法有鉅大貢獻。但是他對人生的奧秘，卻不能了悟；痛苦煩惱，無以自遣；尤感人生離神，境況悲慘，而科學哲學，終不能解答他的問題，氏遂轉而研究聖經。某夕展誦約翰福音第十七章，神忽向其顯現；當年摩西所見「荊棘中之火焰」，充滿其室，上聞主聲曰︰「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學家的上帝，不是學者的上帝」……自是轉迷成悟，始知科學哲學，不能使其認識真神，遂敝屣科哲，獲得無上喜樂平安。此乃一六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十時半至十二時半之事，巴氏曾親繕于羊皮紙上，現仍珍藏于巴黎國立圖書館。即我國鼓吹人文主義的學者，如唐君毅先生亦公開宣稱︰「到了現在中國傳統的人文主義與西方二十世紀之人文主義，均只能在現代文明之偏弊之壓抑下，在一種掙扎之狀態下來求生存，因為東西兩方的人文主義，都同樣遭受到許多文化上的重大威脅。這些重大威脅的本源，本來是人類創造出來福利社會的；但今天人類已無法主宰自己所創造的東西；于是那些創造出來，本是為福利社會之東西，遂變成了人類重大的威脅。」惟是，人類所以「沒法主宰自己所創造的東西」，其癥結乃在人類悖棄了宇宙萬物的主宰，自絕其生命福樂之根源與中心，以是文化遂成跛行的發展；人類所「創造出來，本是為福利社會之東西」，反而「變成了人類重大的威脅」。故人類之盼望，固不在科學，也不在哲學；雖不在西方，也不在東方；而乃在知所自返，皈依救主，敬畏天地萬物，文化歷史的主宰，回復其生命福樂之根源與中心。
社會學權威甦魯根氏（P.A.Sorokin）指出今日人類之危機，乃在「感官文化」之解體，又謂一切人為的制度，均無絕對的價值；只有超越向上，先求神的國和他的義，從根本上求價值觀念，人類文化的更張、純化與提高；以上帝為中心，求上帝的榮耀；才能謀神人的和好，天人的合一，以及社會國家乃至世界人類的和平與樂利。
肆聖徒對文化之態度
關于聖道與文化的關系，以及聖徒對文化的態度，學者有許多不同的意見。照倪博爾氏（ReinholdNiebuhr）的分析，共有五種︰一為聖道敵視文化，二為聖道投降文化，三為聖道超越文化，四為聖道對峙文化，五為聖道改造文化。惟概括言之，可分為三種︰其一為以聖道附屬文化；其二為以聖道摧毀文化；其三為以聖道啟導文化。茲分論之。
一、以聖道附屬文化
主是說者，大都是現代派「神學家」，他們的企圖，乃是要消除基督聖道超自然的特質，使基督教成為一種凡俗宗教。舉凡一切超凡的神跡，非人智所能解，非人力所能為者，一概不信，予以拋棄；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使基督教成為一種哲學的體系，人類文化的一部；而非上帝的啟示，上帝的救法。質言之，他們乃是一方面「俗化聖道」，一方面「自我神化」；照自己的形像，創造上帝；憑自己的私智，詆毀聖經，舍本逐末；喧賓奪主，奚落上帝，高舉人類；僭妄褻瀆，實乃摧毀聖道的叛徒！他們雖仍披上基督聖道的外衣，而且長袖善舞，到處活動，盤據要津；巧于詞令，長于口才，襲用聖經的「字句」，卻是以私意曲解，消滅了聖道的精義，使基督聖道，名存實亡，等于一張空頭支票，根本不能兌現。
二、以聖道摧毀文化
此派認為人類罪性嚴重，絕難自救；一切人為的救法，都是徒托空想，心勞日拙。救恩直接出自耶和華上帝；人類若非重生，斷不能見天國。因此，認為人類文化，不但無濟于事；並且有礙福音的傳揚。這些聖徒，篤信聖道，事主敬虔；忠誠熱烈，靈性高超；但是他們靈性的追求，卻走向了一個「過猶不及」的另一種偏差，便是因為避俗而遁世，使屬靈的事，完全孤立；使教會工作，與世絕緣；對于國家社會，人類文化，視為不潔之俗物，不但不應沾染，而且應加掃除，他們認為文化哲學，都為「敗亡人的智慧」，「知識也終必歸于無有」，完全抹煞人類理智正當的功用。殊不知宗教的要素，乃在「知」「情」「意」三方面（關于此點余于所著《總體辯道學》「卷參」一書，已另加詳論），不能完全感情用事。人類所以能認識真理，固首賴上帝的啟示，亦仍需理智的領會。上帝一面給我們啟示，一面又給我們智慧的靈（弗一17），藉著聖靈的運用與啟迪，使我們有認識真理的能力；我們不可「因噎廢食」，暴棄神恩，遁世嫉俗，放棄責任；而應善為運用，因勢利導，闡揚真道，以期「道化」文化。因此我們當進而討論第三種的態度。
三、以聖道啟導文化
此派不偏不倚，既不舍本逐末，投降文化；亦不因噎廢食，拋棄文化；而要因勢利導，啟蒙化迪，改造文化，潔淨文化，提高文化，昌明文化，使文化為神之僕，而成神之用；終乃道化文化，使神國降臨，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10）。我們固不應把天國和世界，教會和社會，神智和世智，福音和哲學，聖道和文化，混為一談；然也不應因此逃避現實，不負責任，使教會遺世獨立，完全孤立起來。所以聖徒對文化理所至當，責所應負的態度，便是啟導文化。第一，我們要宣揚福音，引人皈主，不能僅做浮表的工作。我們傳道，往往僅是引人到了教堂，事實上並未真正能引人皈主。有些僅到教堂的所謂信徒，對于他們所信的，何以為真；對于世人所信的，何以為誤，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果有人問他們「心中盼望的緣由」，不能「常作準備」「回答各人」（彼前三15）。不但此也，甚至有些所謂信徒的思想見解，生活方式，其實也並未道化，與聖道打成一片，致令教會失去見證的力量。第二，「上帝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來四12）但是我們卻並未善用神所賜給我們的「聖靈的寶劍」，來作文化思想戰的利器；也並未運用聖道的真理，改造人類的思想方式，意識形態；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林後一○4－5）第三，我們傳道的對象，乃為整個世界。現在世界文化，不僅與聖道脫節，而且與聖道敵對，我們尤宜使聖道的真諦，深入人心，滲透彌漫。宣道工作，雖非文化運動；福音目的，乃在拯救靈魂；但是各種錯誤的文化思想，乃是攔阻人接受福音的障礙。如果我們完全漠視這個根深蒂固的障礙，不加掃除，僅僅致力個人靈魂的得救，只是零零星星地引導少數人皈主，其結果將事倍功半。所以我們還應正視教會當前面臨的危機，認清教會當前的使命，向敵視聖道的文化挑戰，消除一切敵視聖道，殘害人心，操縱文化，根深蒂固的種種錯覺成見；並靠著聖靈的大能，振頹起廢，使陷溺的人心，徹底更新，陶制時代的思想，造成波瀾壯闊的運動，使生命的活水，灌溉荒涼的世界，復甦曠野的枯骨（結三七5）；使整個人類，得到復活的新生。第四，自啟蒙運動以後，理性主義，榮登寶座，人類迷信科學萬能，現代文化，遂與聖道，完全脫節，背道而馳，騖新之士，妄以人智窺測神智，以幼稚的理性，代替聖經的權威；使超凡的聖道，低首就範，受人智的限制；凡非人智所能了悟，科學所能證實者，均被斥為迷信，視為荒誕。譏正統神學不合時宜，不但否認聖經的權威，尤且懷疑真神之存在。遂使無神唯物思想，乘時橫決，泛濫世界。純從物質而言，固有長足之發展，呈空前之進步；但從精神方面而言，人類的靈性與道德，適呈相反的衰頹病態，此乃人類文化失調，文明解體之基因。由于文化之失調，不但社會生活，日趨動亂；而人類思想能力，也日趨機械化、癱瘓化。人心既為形役，「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壹五19）而人類心志，亦失去其自由獨立，從而受制于魔，日趨消沉，對于魔鬼的試誘，亦失其抗拒的能力。無怪世界災禍，橫決泛濫，莫之能御。故今日救世之道，莫亟乎「道化」文化；俾克抗拒魔道，復興萬事，請申論之。
伍教會對文化之使命
基上所論，吾人當可清楚認識聖徒對于文化應負之使命，實在異常迫切而重大。魔鬼一貫的詭計，便是要試誘人類，偏離聖道，悖逆真神，從而爭取文化領導權。初則唆使首先的亞當抗命摘食悅人眼目的禁果，後又膽敢試探末後的亞當，吩咐石頭變食物；而不知神的道，乃是「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神便會照他榮耀豐富充充足足地賜給世人（太六31－33；腓四19）。其次，魔鬼的哲學，便是用「豈是真說」，「不一定死」種種說法來誘惑世人，動搖其對神的信心，抗拒神所定的誡命，認為這樣便能「眼楮明亮」，能「有智慧」，而且「便如上帝」（創三5－6）。質言之，照神的道，「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詩一一一10；箴九10）；而魔鬼的哲學，則以不信上帝，懷疑上帝，乃是智慧的開端。（查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我國新文化運動首領胡適之流，均隨從魔鬼哲學，謂學問之道，首貴「懷疑」！）觀此聖道與魔道，乃是針鋒相對，根本沖突。而魔鬼一貫的計謀，處心積慮，便要敵對神道，爭取文化哲學的領導權。
因此最初基督教和希臘文化接觸，便開始和世俗文化相搏斗。當主耶穌開始傳道之時，亞力山大已經征服巴勒斯坦三百六十年之久，撒都該人和法利賽人對主耶穌的詭辯，即已帶有希
臘辯證的方法。哲學家承柏拉圖之餘緒，便開始用希臘哲學曲解聖經，此便為以後諾斯底異端（Gnostics）之厲階。中國是一個文化的古邦，因此我國學人，當引此為鑒戒，不可以中國哲學來牽強附會，曲解聖經，致蹈諾斯底的覆轍。查諾斯底異端，把上帝視為一位「大而不可知者」（TheGreatUnknown），把主耶穌當作世界和上帝之間的媒介之一，並非獨一的中保，唯一的救主。他們特別尊敬「大母」（TheGreatMother），便是所謂「甦菲亞」（Sophia），即是「智慧」，因為反對「因信得救」，就另倡「因知得救」的邪說。今日「基督教科學派」（ChristianScience），即是此種異端的惡果。同時又以身體為惡，遂重苦行，以為得救之道，乃在使靈從物質的身體中得到解脫，從而又反對「因信稱義」，以為須靠行為得救。保羅在羅馬被囚之時（約在主後六＃至六三之間），那時歌羅西教會，受了柏拉圖學說和諾斯底異端的影響，遂寫信給歌羅西教會，指斥他們的錯誤，強調主耶穌乃是唯一的中保，獨一的救主，有具足的救恩，絕對不需要其他的「媒介」或「苦行」等救法，這乃是保羅作歌羅西書的背景；而其中心則為二章八節︰「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哲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因為上帝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初期的教父，都堅持這個立場，抨擊異端邪說，如特土良（Tertullian,A.D.165一220）便為著名辯道者，他嘗警告時人︰耶路撒冷和雅典乃是兩個中心，一則以神為本，一則以人為本；有了耶穌，一切辯護，即迎刃而解。他如拉克坦西（Lactantius，A.D.260一330），斥荷馬（Homer）的著作，僅為人的作品，不能使人曉悟神的真理。耶柔米（Jerome，A.D.347一420）復謂何拉西（Horace）、韋吉爾（Vergil）、西塞祿（Cicero）諸氏之杰作，若和詩篇、福音、使徒著作，分別對比，便相形見絀，判若天壤。米蘭大僧安伯羅斯（AmbroseofMilan，A.D.340一397；查奧古斯丁，嘗從氏游，服其辯才，由是悔悟，皈依基督），斥科學家的宇宙論，荒誕不經，直同異教邪說。自是以降，直到改教運動，教會代有杰出之士，對世俗學者的謬論邪說，加以駁斥。
馬丁路德甚至說「屬血氣之倫的理性」（NaturalReason），「乃是魔鬼的新婦」（TheBrideoftheDevil）。經雲︰「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林前二5）。古希臘哲人甦格拉底亦自承無知，亦不能授人以知。乃後之學者，誤以哲學為真理，迷信人智，偏離真道；徒騖「世俗的虛談和那敵真道、似是而非的學問」；予智自雄，作無謂之論辯（提前六20一21；提後二23）；爭一日立短長，其實已「偏離了真道」。由于希臘哲學與政治思想的合流，益以羅馬的「君王崇拜」和「權力崇拜」、西方文化，和基督聖道，遂背道而馳；彼此精神，完全異趣。自所謂「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以後，由于本體論的偏差，近代哲人，遂迷失于曠野的枯骨里（結三七2）。他們雖或高談上帝，卻是始終找不到上帝。笛卡兒便發明了一種所謂新的方法，以其自我存在，為一切思想的起點，擺脫神學家思想的束縛，以為一切學問，當始自懷疑；一切知識，乃源于自我；一切真理，當以自我理性為衡量判別的標準；而個人才成為最高的主權者；我們人類「生活、動作、存留」（徒一七28），乃不在「神」，而唯在「我」。這不僅根本顛倒了聖經的真理，而且使「血氣的哲學家」（NaturalPhilosopher），都成了主觀理性的俘虜。自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問世以後，上帝的位格，遂被否認；現代人和上帝，遂失去了與神位格的關系；而所謂宗教的道理，亦只能以人的理智為範圍。質言之，現代哲人，事實上乃自登上帝的寶座，而把一位真活的上帝，逐出了世界。
現代科學進步的結果，使教會與文化，日形疏遠脫節，教會對于世界所能施展的影響，日見衰微；基督聖道，對于現代文化，幾乎彼此隔絕，不生關系。現代文化界人，他們的思想，對于福音，尤其漠不關心。其實他們並非完全有真正反對的理由，而僅是不問情由，深閉固拒。基督教，本來並非哲學，根本無從引起哲學上論辯的可能；基督教僅是宣告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傳揚一位從死里復活的救主；不幸現代的思想界，雖自炫態度客觀科學，對于這一個救世的福音，歷史的事實，卻不加正視，絕對否認。而現代文化，乃是一個不可漠視的雄大的力量，若不使其信服聖道，實為福音莫大的阻力。惟如何使其信服，又非僅訴諸情感所能濟事；復須從事理智的闡釋。這並非說，掃除了理智上的障礙，或靠理智上的辯證闡明，便能使人信服，因此得救；這當然須持聖靈的大能。但我們卻不可以為只要依靠聖靈，自己便可不必運用思想。我們不是木偶，聖靈的運行，往往也和我們心智的努力，互為表里，互為因果。我們應當反省，教會對于現代文化，對于知識分子方面的事工，並沒有充分運用思想，從理智上加以研究，對癥下藥；以致造成現在教會與文化，彼此脫節，甚至對峙敵視的情況，這是我們應加檢討的重大問題。
但從另一面來看，目前對峙的形勢，雖甚嚴重，上帝也未始不可藉此來提高我們的警覺，啟發我們的思想，砥礪我們心志，使我們成為勇敢的信心的斗士，辯道的干城。今日教會面臨現代文化的挑戰，亟需另一種好學深思的宣道人才，起來應付挑戰，從而向現代文化挑戰。惟是，這一種斗爭的意義，其一，並非僅為應付聖道的敵人，而復須對付我們靈性的退落，思想的怠惰；其次，不可感情沖動，意氣用事，而須多多祈禱，深深思索；其三，這一種斗爭，並非僅僅應付當前表面的問題，而尤為解決人類屬靈的永恆的問題。現在人類，對于國家社會的改造，科學技術的進步，都很關心，且似都有答案；惟于罪惡、生命、死亡、救恩、上帝，這些對于人類永遠禍福所關的最基本的問題，卻不聞不問，漠不關心，尤且懷疑不信，引起無窮的辯難。我們對于這些問題，應當把我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
三15）。並且針對現代文化的病態，現代學人的心理，予以明確的指正，憑著上帝的恩典與大能，照著上帝的旨意與時間，使這一個邪惡悖謬懷疑不信的時代，發出信心的光輝；從而使人類文化，化于聖道；使神國降臨。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不是我們要壟斷文化，更不是要摧殘文化、毀滅文化，而正乃是為挽救文化。誠如史家湯恩倍氏說，希臘羅馬文化之衰亡，不是由于「謀殺」。（參看上文第二節）現在人類目無上帝，正在重蹈造「巴別塔」的覆轍，重演羅馬衰亡「自殺」之悲劇；而照專家的估計，一旦原子戰爭突然爆發，數千年來所謂人類文化的業跡，可于半小時內，化為灰燼！當茲人類文化，世界命運存亡續絕之交，教會使命之重大，誠千百倍于往昔。上帝就是愛，他在永世里所定的計劃，始終是要拯救世人，免于淪亡。用約翰本仁（JohnBunyan）的杰作《天路歷程》（ThePilgrim’sProgress）的名詞來說，其「總路線」乃是要領導世人從「滅亡城」（CityofDestruction）到「錫安山」（MountZion），而進入永遠的榮樂之中。這是世界人類的盼望，也是基督聖徒文化哲學與歷史哲學的基本觀念，以及復興文化和道化世界的神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