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信心活了那麼多年，我可以見證,多少次當我們有需要時，神都會把它們變為特別祝福的時刻。
我懇求你不要向人募捐經費，只應把需要向神提出。
當我們的工作要向人乞求支持時，它就會死亡了。神是信實的，地一定守信。
禱告蒙應允，這使得戴德生大得鼓舞，不久他的健康也就大致恢復，可以往揚子江下游去了。在那里，春天已回到人間，而在內地會的同工中亦洋溢著一股暖洋洋的新朝氣。在鎮江，正如其它大部分的宣教站，中國信往都在主里長進，新信徒不斷加入教會；而那些本地領袖亦負起鼓勵和教導自己同胞的責任。
戴德生召喚那些能暫時離開其宣教站的宣教士來到鎮江，在那里舉行一次特別會議。在會中，听見同工們互報喜訊，參加者都深受鼓舞。在大會結束前，他們同心禱告，為戴德生和祝名揚沿河西行進入內陸祈禱。他們此行是要找一合適城市作為基地，好打開華西布道之門。
在臨出發前，戴德生寫道︰“當我們被經濟拮據弄得疲累不堪時，神的鼓勵真是好得無比。”
內地會同工的干勁重拾並不是因為新近收到了大筆奉獻，也不是因為諸事似乎都如戴德生所願。事實上，在鎮江時，戴德生已接到令他驚訝不已的壞消息，白安美在倫敦患了重病。知道安美康復無望使他信覺傷心，而另方面他又記掛著孩子們，因為他們一向是由安美代為照顧的。還有英國總部的工佗，自他離開後，就日益落在安美的肩頭上。她不但要照管那間宣教宿舍，還得負責《不定期報》的編輯和寄發工佗，此外她也得回復大量信件及主持內地會的祈禧會。
在他要沿長江西進，踏上這最長之旅前，他寫信向一位親近的基督徒朋友傾訴︰
“我們的工作從沒像如今遇到那麼切膚的試煉，需要那麼大的信心。我們親愛的好友白安美病重，她極其渴想見我的面；還有孩子們的需要；經濟情況，加上一些同工要回國，有些又從英國出來，這都導致工作上的轉變。此外，向前的發展；以及許多不能用白紙黑字詳述的情況，假如我們自己要背負這一切的重擔，早就被壓扁了，但主不但支撐著我們，還承擔著這些重擔，他使我們的心在他里面歡喜快樂——不是他並銀行的存款——我從未有過如此的自由，不用掛慮，不用擔憂。
“當我到達上海的那個星期，我們正處于一個極度拮據時期，來郵都拆開了，就是沒有匯款！英國總部的賬目又沒有任何結余，我把這重擔交給神。第二天早上一起來，我又想到要面對的問題了。但主給我一節經文︰‘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來是要救他們。’在清晨六時之前，我已知道救助在望。將到正午時，我收到慕勒先生的來信。信是先寄到寧波，所以我收信遲了，在信中，有三百多英鎊。
“我的需要又大又緊急，但神更大更近。因為他是神，所以任何事情都會，並一定會轉危為安的。啊，我親愛的弟兄，在我們這些特別境遇中，可以認識永活的神、看見、永活的神，和安息在永活的神里，這是多麼令人歡喜快樂
的事！我只是他的工具而已。他會保守自己的聖名，為他自己的僕人預備一切，又會按他自己的豐富，滿足我們一切所需用的。你的代禱，憑信心所作的工夫和愛心的勞苦都是有功效的。
那年春天，在寫給妻子的一封信中，戴德生報告了實際情況︰“昨天我們的手上就只剩下八十七仙。”但他又附加一句︰“主是掌權的；在他里面我們有喜樂與安息！”在寄給包納德的信中，雖然他們的錢是更少了，他仍說︰“我們有這——和神所有的應許。”
“二十五仙，”包納德後來；回憶說︰“並神所有的應許！我們自覺豐裕如大富豪！”
戴德生挑戰每一個要信靠神的供應。他寫了無數的信，都帶著如以下給一個委員信中的警告︰
“我為你因為不能匯款給我覺得不安而感到非常難過。讓我提醒你，‘應當一無掛慮。’我們應當專心運用神所賜給我們的，假如應做的都做了，無論情況如何，我們就不應再掛慮。憑信心活了那麼多年，我可以見證，多少次當我們有需要時，神都會把它們變為特別祝福的時刻。我懇求你不要向人募捐經費，只應把需要向神提出。當我們的工作要向人乞求支持時，它就會死亡了。神是信實的，他一定守信。‘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不希望和內地會有聯系的任何人，會在任何聚會或向個別人士募捐，故此鎮江會議的主題，他是選取自一首詩的一句︰“或這或那，主一定會預備。”
當他寫信去鼓勵和支持白安美時，這主題正是他心中所想著的，他告訴她，他會盡快回國。在信中他寫道︰
“我非常確信，假如我們願一意等候，主必會供應……在短期內，祝名揚和我上武昌去，看看在那里可不可以成立總部，在主幫助之下，打開通往華西福音之門。那些未得省分的需要，加上為這些工作所收到的奉獻，都催促著我們上路。雖然我們人手是那麼短缺，給一般事工的經費又沒有著落……我不知道下個月我們會怎樣度過，雖然我知道我們必能度過。主不會亦永不讓我們失望的。”
在協助祝名揚在武昌成立一個宣教站之後，戴德生就回來了，不過經濟情況依然沒有好轉。于是戴家再次返回英國，一方面探望他們的好朋友白安美，另一方面則為了處理在英國總部的工作。
但他們這次回家卻是一次傷心之旅。他們還在途中時，他們那至死忠心的朋友白安美就去世了。回到塔蘭路的房子，只見人去樓空，孩子們都散居在朋友和親戚家里。總會的工作一切停頓，連每星期的祈禱會也終止了。
總會的工作就如他們上次返回中國時的情景，七零八落。對于戴德生來說，這實在是他從事宣教工作以來的低潮。而且情況還會繼續低沉下去。
在他上武昌時，戴德生不幸在那艘小貨船的梯級上重重的摔了一交，扭傷了腳踝和背部。雖然他不能動彈了好幾日，但至終仍可以忍著痛走路。
但回到倫敦一兩個星期後，他發覺手腳開始麻痹。醫生診斷他是脊骨受損，需要完全臥床休息。他還說戴德生可能無望再走路或站起來了。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戴德生唯有在他那樓上的房間臥著，但腦海里卻滿是待做的事情和差會各項需要處理的工作。他曾經往返地球的另一端三次，是自馬可勃羅以來，到過中國最多處地方的歐洲人，而他仍然持守著一個異象，就是神要他把福音帶到那大地上每一個不曾听過福音的省分。但如今他卻得躺在這里，他的活動範圍就只局限在那四條床柱中間狹窄的床墊上。在床尾的牆上，從兩根床柱之間可以望到的是那幅很大的中國地圖。
多年後，一位來自甦格蘭的領導人對戴德生說︰“相信有些時候，你可能會為神這麼用你而深感自豪。我相信在這世上也沒有什麼人比你有更大的殊榮。”
“正好相反，”戴德生回答說︰“我時常想，神一定是在找一些既渺少又軟弱的人好為他所用，而他就找著了我。”
而事實上，神正是藉著戴德生的軟弱展開他偉大的工作。
快過年了，情況一直沒有好轉。戴德生的癱瘓程度愈來愈嚴重；他不能移動，只靠一條垂在頭上的繩子來幫助自己轉動。最初他還可以勉強寫字，但現在連執筆也不行了。而在這期間，當一八七五年展開序幕時，一份基督教刊物刊登了他寫的一篇文章，題為︰“請為超過一億五千萬的中國人代禱。”文章中他簡單地提到那九個省分的一些事實，又講到內地會的目標。此外，說到內地會最近收到四千鎊，是指定用佗向這些偏遠地區傳福音之用的，而中國的基督徒對這件工作也是隨時候命。現今的需要就是要有更多的宣教土，有更多的年輕人願意面對艱難前去開荒引路。
“可否請每一位基督徒讀者，”文章這樣請求，“立刻把心交給神，用一分鐘時間迫切向神祈禱，求他今年內就差派十八位合適的工人到中國去，專心為主作工？”
文章並沒有提到，這工作的領導人是個無望的殘疾人。也沒有提到那四千英鎊原來是來自戴德生和他的妻子這個事實。(這是他們最近所收到的遺產的一部分。從遺產所得的利息，他們早已奉獻給內地會的工作了。)那篇文章又沒有提到那兩三年前的盟約，就是戴德生和幾個朋友一同約定，他們要矢志每日憑信心禱告，直至神差派十八個宣教士出去為止。然而許多讀者卻深受這篇文章的挑戰感動。
過了不久，戴德生所收的來信開始增多，而他的喜樂和信心也隨著處理這些信件加增。其實，他是看到神在工作。他這樣寫道︰
“內地會並沒有雇員，但在無預先安排的情況下，神卻帶來一些志願人士，每天來專責寫信。假如早上有人來過了，但卻不能逗留至完全答復所有來信為止，另一位就會出現。有時下午也會有一兩個人來幫忙。有時，一個年輕朋友在城中下班，亦會來幫忙記賬，或者是完成未復完的信件。就這樣日日如此。這段不能動彈的日子亦是我平生最快樂的時刻之一，因為我不能夠做其它的事，只可以‘耐心等候’主和在他里面喜樂，並看著他滿足每一個人的需要。我所有的通信，無論是之前或之後，都沒有像那段日子那麼準時和快速地回信。
“向神求的那十八個宣教士陸續出現了。我們最初以書信來往，然後他們就到我的房間來見我。不久我就可以在我的房內開個中文班了。主在適當時候帶領他們一一前來，而在茂美的朋友(就是那附近的基督徒會議中心)亦開始為我的康復禱告。神祝福我的療程，我可以起來了。我被放在一旁的原因之一已消失了。假如我身體壯健，可以四處走動的話，有人就會以為那十八個人是因應我緊急的呼吁前往中國的，而並非是神自己的工作了。但因為要躺在一旁，我只可以發出禱告的請求，而神應允禱告就明顯可見。”
在這段日子出現的是穆亞牧師，他是一位候任人選，而且至終成為一位在中國宣教的內地會成員。他記下了他和戴德生在塔蘭路的第一次見面︰
“他的書房就在樓下的內房，可以從前面大廳的大折門進去。我當時既震驚又奇怪，無論如何，對于我那是一個全新的經歷。房間內大部分是寄運行李
的紙盒，在一面牆邊是個粗劣的書架。對著後園那扇窗前，是一張鋪滿紙張的書桌。火爐前面，在那通常安放圍欄的地方，是一張又矮又窄的鐵床，上面整齊地蓋著一塊毛毯，這就是戴先生從早到晚躺臥之處。地上並沒有一塊半塊地毯，室內也沒有任何家具給人舒適享受的感覺。
“戴德生先生並沒有為他簡陋的家居作任何致歉或解釋。他躺在鐵床上，興致勃勃地與我交談，而那一刻，對我而言，是我一生中的黃金機會。我以前對‘偉人’所有的遐想都被戴先生粉碎了︰高貴的氣質，相貌堂堂，任何惹人注目的外表都不存在；但基督偉大的定義卻在那一刻深深印入我腦海中，多年後，直至此刻我仍沒有忘記。我認為，就是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戴德生比任何人都能使得基督徒重新評估他們對偉大的定義。……
“我講述這些，就是讓大家看到戴先生所奉行于其生命和事奉上的一些重要原則。我深切意識到，因為在中國有數以億訐的人口需要認識福音，而這就表示在英國相應地要有更多的人作出犧牲和刻苦地過活。假如他自己不身體力行，他又怎能叫人或勉強其它人去做呢。于是他特意不為自己的生活作任何考慮或找尋安舒之所……
“在中國也是一樣；但還多了另外一個原則。他不會叫那些與他同工的人，去面對一些他自己不願意去忍受的困苦。他從不曾用內地會總干事的頭餃，為自己謀求什麼好處或較容易的差事。在任何環境下，他都同其它人一樣有自我犧牲和實踐的精神。無論他們忍受多少苦難，每一位在中國的內地會宣教士都知道戴先生亦曾如此受苦，且隨時準備再面對此等苦難。沒有人會在任何時刻懷疑，當他正在背十字架時，他的領袖會拋棄十架，留在更安舒的地方。而這正好說明內地會的同工為什麼如此尊重和愛戴戴先生。”
當他們被戴德生的榜樣所激勵的同時，他的朋友和那些準宣教士也學會了信靠禧告的能力。有一次匯到中國的每月匯款是非常的少，還差一百三十五鎊才夠應付一般的開支。在中午禱告時，戴德生就向屋里的人提議︰“讓我們把這件事帶到主前求。”那天傍晚，他們收到郵差送來的一封信。信里有一張二百三十五鏍的支票，注明是賣碟子所得的款項。
一次，當戴德生可以再起來走動時，他坐火車參加一個聚會回來。坐在他身旁的是一位俄國貴族，他是聚會的听眾之一，當他們一起回倫敦時，波邊斯基公爵拿出記事簿來。
“容許我奉獻一點金錢作為給中國事工之用。”他說。
但他遞給戴德生的竟是一張大面額的鈔票。戴德生知道他可能弄錯了，就問︰“你是不是想給我五英鎊呢？請收回這張五十鎊的鈔票！”
“我不能夠這樣做。”公爵和戴德生一樣感到十分驚奇。“我原本是打算給你五鎊的，但神一定是要你有五十鎊了。我不能收回這紙幣。”
戴德生把自己的遭遇藏在心底，回到塔蘭路時，他看見家人和朋友正圍著一起禱告。他們要匯錢到中國去了，但手頭上的現錢還欠四十九錢十一先令。而在桌上就放著戴德生的五十鎊紙幣。
這些年來，雖然經過無數次的禱告蒙應允，但巨大的難關仍然存在。事實上，就在那十八位宣教士啟程離開英國前往中國時，中英兩國又瀕臨開戰了。
一位英國官員深入中國西部地區時被謀殺了。在倫敦的英國政府提出抗議，但中國政府卻毫不理會。駐華英國大使盡了所有的外交努力，仍然無功而返，于是忿然離開北京，到達口岸城市準備回國去。當戴德生和其它八位新同工，正預備上路，隨那十八位新宣教士之後去中國時，戰爭似乎已迫在眉睫。
內地會的許多朋友都力勸戴德生不要上路。“你們全部都要回來的，”他們說“至于差派宣教士往那些偏遠省分一事，根本就沒可能。”
但戴德生知道這些決定並沒有問題，當人手經費都齊集時，自然就是把福音帶到從未到過之地的時候了。中國內陸還會繼續關閉嗎？
在那艘載他們回中國去的法國船上，戴德生跪在他的三等艙里不住地禱告。兩年前他曾寫道︰“我的靈魂迫切地渴望可以向那些未得的省分，那一億八千萬人傳福音。假如我有一百條命為他們的緣故獻上就好了！”在這期間，他盡己力使這個異象繼續。他和內地會已經歷許多了，如今又如何呢？
在最後階段，中國政府讓步了。總督李鴻章趕到，追上了英國大使。他們在那里簽署條約，容許外國人可無阻攔地進入中國各地。
當戴德生抵達上海時，這個好消息正在等著他。他從英國啟程後的那個星期里，條約就簽定了。那十八個人當中先後已有三批人出發往內地去了。
“當我們的弟兄準備妥當時，”戴德生寫道，“不遲不早，那長久關閉的大門亦按時為他們打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