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九章(一八七六年至一八八一年)
    對于自己不能像往常一樣起來走動這一點,實在是有點難以置信。

    因為身體虛弱所以不能工作過勞,這可能是我最大的祝福。

    進入中國內陸的門在表面上是“開”了許多年,但實際上它只是稍露門縫而已。到澤庫會議之後,才是真正門戶大開。當時簽定的協議重新訂明外國人在中國國土上有隨意行動的自由,其實這點在以前的協約早有提及,但這次外國人的行動是加上了大清皇帝的諭令保護。他們所到之處,當地官民都得以禮相待,且不得阻礙他們的行程;這個諭旨會在各城中張貼。此外,在隨後的兩年內,英國官員還可以前往中國各地,查看這個命令有否落實執行。

    中國內地會的成員,是最先利用這一條約之便,在中國各地開展福音工作的外國人。好多次,在他們到達一個新城市之時,當地官員會驚慌失措地匆匆趕來,慎重其事地招待這些不速之客,而他們的手下則會飛快地往城中各處張貼那些寫有皇帝諭旨的告示。

    宣教士那陣子在中國各地無遠弗屆,甚至還深入至西藏等內陸省分。在最初的十八個月內,他們就走了三萬里路。

    他們的道路亦非一帆風順。中國政府雖然批準他們有往來各地的自由,但很多當地的領袖卻對洋人非常反感。除此之外,這些行程本身亦相當艱巨,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得徒步,而有時可坐的交通工具就只有木制車而已。

    返回中國後的頭幾個月,戴德生只能完成其計劃的一小部分。當他沿南中國海北上航行時,他得了個嚴重的病,使他不得不在鎮江多逗留好一段日子。在那里,他可以做的就只有禱告和協助回復內地會的函件。

    “對于自己不能像往常一樣起來走動這一點,實在是有點難以置信。”他寫信把自己的感受告訴珍妮。當時珍妮正留在英國照顧戴家的孩子,除瑪利亞所生的四個兒女外,珍妮自己又有兩個孩子,此外,還加上童跟福的遺孤女。在其後一封信中他寫道︰“因為身體虛弱所以不能工作過勞,這可能是我最大的祝福。”

    不過工作過勞是無可避免的了。戴德生除了要帶領內地會在中國各地的工作外,還得編輯《百萬中國人》(CHINAMILLON)這本由內地會出版,在英國售賣的新宣教雜志。另外,因為差會的秘書健康日差,而不得不返回英國休息,于是戴德生又兼顧起他負責的辦公室事務來。

    當工作稍可歇息時,戴德生就會彈奏起他的小風琴和唱聖詩。他最愛的一首聖詩是這樣的︰“耶穌,我在你的喜樂里安息、安息。”

    一次,在兩個成立較久的宣教站附近發生騷亂,當戴德生接到這壞消息時,年輕的倪高斯也在場,他是那十八個到內陸拓荒的宣教土之二他想,戴德生可能需要安靜一下,正預備離開之際,突然他听到戴德生哼起這首歌︰“耶穌,我在你的喜樂里安息、安息……”

    滿臉驚訝,倪高斯轉過頭來問他說︰“當你的朋友正在危難之際,你怎會有心情吹口哨的呢?”

    “你願意見到我只會擔憂愁煩嗎?”戴德生回答說。“這樣對我並無益處,反會影響我繼續其它的工作。我當做的唯有把重擔卸給神。”

    無論日夜,戴德生都會隨時把重擔卸給神。他們在鎮江的總部,那些半夜突然醒來的宣教士,都會不時听到戴德生在低聲吟詠著這首心愛的詩歌,這正是他處理內地會面對的壓力和問題最直接的方法。

    當戴德生的體力漸漸恢復,可以再上路時,他知道他可能要比原先計劃的四十個星期,在中國多逗留一段時期。“有些時候這看來實在難以接受,”他寫信給珍妮說,“因為要離開你那麼久。但想起主要離開天上的居所三十三年,然後在各各他山上完成最後的工作,我實在為自己的自私慚愧。”

    在中國逗留了十六個月之後,戴德生和珍妮重聚了,不過他們快活的日子是相當短暫的,因為戴德生從中國帶回來一個悲慘的消息。原來中國北方發生大旱災,有六百萬人因為多年禾稻失收而要面對饑饉。兩位最近被差派到災區的宣教士回復說,在那里有數以千訐的兒童死亡,而大量少女則被賣作婢僕,並且輾轉再被賣至南方的大城市。

    戴德生深切感到中國北方的需要乃燃眉之急,于是四出奔走,向全英國上下的基督徒報告當地災情,請他們加以援助。于是為救助該地兒童的奉獻開始進來了,但另一個問題又產生了。

    有哪位女性可以到該省分帶領救助婦女和兒童的工作呢?在此之前,從來沒有白種婦女跨過分隔山西和沿海的山嶺,進入內陸。因為要經過這些山嶺,最起碼也需乘兩星期的驢車,穿越一些險惡的地段,並且夜宿在一些陰冷的旅館里。

    戴珍妮既有經驗,又樂于助人,她對當地語言又相當熟識,加上還已贏得其它宣教同工,無論是男或女的信任,她實在是最佳人選。不過珍妮這麼想,她怎能離開呢?她和戴德生已分開了一年多,他正如過去一樣,在中國把自己都累壞了,回到英國,珍妮正好在這里助他一把。還有,假如她去了,有誰照顧這七個小孩呢?

    當她掙扎要作出決定時,珍妮禱告求神給她一個征兆。“我覺得我的處境和基甸甚為相似!”她這麼寫道,“我在中國能夠發揮的能力,正如神對基甸說的一樣,‘不是我差遣你去的麼?’我需要有羊毛來證實這確是神的差遺。為要使那些希望我留在英國的弟兄姊妹也有同樣看法,我求神首先給我費用好去買一些必需品以裝備上路,因為我有的已所剩無幾了。此外,他還得給我五十鎊,好待我去時手里有錢。”

    第二天,一位朋友來找珍妮說︰“我這里有少量金錢,你就用來打點上路吧。”那是十英鎊,正好是內地會給每位宣教士裝備上路的費用。其後數天,她又收到一張突如其來的五十英鎊支票。她的羊毛神已經應允了,她知道自己該怎麼辦。

    最後,她最為關心的事,也由戴德生的妹妹賀美解決了。賀美就住在塔蘭路總部的附近,她宣布說︰“假如神呼召珍妮往中國去,我就負起照顧孩子們的責任。”

    于是珍妮和戴德生又得分開了。這一年內珍妮在中國北方照顧那些饑饉的婦女和兒童,而戴德生就留在英國訓練另三十位新任宣教土。而因著事工的發展,另一個新問題又產生了。

    那些拓荒的宣教土到達一處新工場,自然就會找地方建立自己的家,然後自然地有些人又會想娶妻成家。于是為此之故,內地會就得差派婦女進入中國的內陸,這在其它宣教機構都是絕無僅有的。就這樣,另一股對內地會的批評浪潮就涌過來了。結了婚的宣教土不久就會生孩子,于是單身的婦女又得被差派去幫助那些忙碌的母親,負起傳福音和教導中國婦女的責任。假如差派已婚婦女去參與拓荒工作所招來的批評是厲害的,那麼容許單身婦女到中國內陸面對危險和困難所惹來的攻擊,就更嚴厲了。

    但戴德生記起瑪利亞在中國的工佗是成功而有果效的,那是他在中國早期的一段日子;如今珍妮又被差派到山西去完成這前無古人的任務,他對女宣教土的勇氣、毅力和應變能力實在有極大的信心。于是當他和珍妮于一八七九年在上海重聚,然後一同上路,探訪內地會在中國新成立的宣教中心之後,開放“婦女工作”一事已是事在必行。而這一決定後來竟成為戴德生所做的最出色的決定之一。

    最初進入內地去的婦女在揚子江中游被擔擱了好一段日子,她們的聖誕節是在旅途上度周的,而她們的行李亦得放在大石上晾干。當她們到達目的地時,圍觀的人群真是把她們嚇壞了!

    “過去整整兩個月,”倪高斯太太從重慶寫道,“我每天都和數以百計的婦女見面。我們的屋子就像市集一樣。

    倪太太多次都因為疲累過度而在聚會中暈倒,因為在這有六千萬人口的省分,只有一位白種人婦女,于是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客人來他們的家,听她講福音故事。當她醒過來時,她發覺那些婦女是帶著愛心和關懷,為她扇風。一位婦女更是待她如自己的親女兒,她派人用自己的轎把倪太太接回家里,讓她在最舒服的床上躺下來。在打發其它年輕婦女離開後,她會坐在床邊,親自為這位累壞了的客人搖扇,直至她睡著了為止。之後她又會安排一頓豐富的晚餐,非要倪太太吃飽才肯讓她回家。

    每到一處,這些女宣教土都驚奇地發現,那些人是多麼樂意見到他們,又願意听她們講道理。他們並不是懷著好奇而來,而是真正對聖經和耶穌的事有興趣。所以自從那些女宣教士出現後,到第二年年終,在內陸的省分已有六、七十人信主,而且還成立了幾間小型的教會。

    但這種工作所要付出的代價和所要面對的危險,就唯有戴德生清楚了。他心愛的妻子瑪利亞就是因應需要,勞碌過度加上患病去世的。于是他每天都為內地會的每一位女同工禱告,求神保守她們的健康和平安。但他又寫信告訴母親說︰

    “看見我們的工作已深入中國最偏遠的地區,而且潮上軌道,我內心的喜悅實在難以形容。為這一切或活或死我也是甘心的。”

    事實上他差點也要離開人間。一八七九年間,他曾三次染上重病,幸好珍妮當時已在中國,可以照顧他。珍妮對他的支持和鼓勵,從當時他寫的一封信中可見一斑︰

    “假如我們下定決心,不讓任何壓力影響我們和主的關系,你以為我們能否每一刻鐘都可以過看得勝的生活呢?這種生活所帶出的影響力,能否傳至會里的每一位成員,然後又再反射回來?在過去幾個月里,我特別覺得我們工作最重要的一環,是那些看不見的代禱。我們的信心要影響那些神給我們的同工,過得勝的生活。他們打的是有形的仗,而我們打的則是看不見的仗。我們焉敢不繼續求神,使我們可以在這些戰爭中得勝,因為這些仗都是為主而打的,而我們也是奉他名來的。”

    戴德生的病雖然能度過危險期,並且漸漸恢復健康,但他在經濟方面的考驗卻是有增無減。“我們的經費愈來愈短缺了,我們實在需要更多的禱告。但神必不致令我們失望,讓我們信靠他,不要害怕。”他寫信給一位同工說。

    當一位朋友發覺他在休養期間,都是不斷以禱告度日時,戴德生就解釋說︰“假如你需供養一個大家庭,而你又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他們吃的話,那麼你會怎麼辦呢?這正是我現今情況大致的寫照。”

    當消息傳來,戴德生和珍妮的母親都先後在幾個星期內去世時,他們就決定讓珍妮回家一趟,好打理一切。而戴德生亦會盡快上路。

    他的妻子才走了十天,他就寫了以下的話給她︰“我知道你和我一樣都在掛念著對方。到了最適當時刻,主必會帶領我們重聚的。讓我們追求更為他而活,並且在他里面找到滿足。”

    一個月之後,他沿揚子江西進,他寫道︰

    “你大概正經過地中海,快要到拿不勒斯了……我正在等候輪船往武昌。不用我說,你也知道我是多麼的掛念著你,但神讓我深覺得在他的面前和愛中,我們是多麼的豐裕……他幫助我在逆境中、在窮困中有喜樂。這一切的困難都只是讓神可以更徹底地展示他的恩典、能力和愛心。

    “我非常忙碌(他從武昌繼續寫信,當時他的一連串聚會已開始了)。神給我們有一段快樂的交通時間,而且又確定了我們賴以根據的原則是正確的。”

    這最後一句是當時一個重要的信心宣告。戴德生和其它齊集在武昌的宣教士,都重新委身,願意依從內地會正在發展的方向工作。不過,當時內地會又快要面對另一次危機了。

    經過多年的禱告、忍耐和努力不懈,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已經來到了。中國內陸之門已是大開,而他們實在需要後援,在極北之地,還有南方和西方的宣教站駐守。不進則退,假如他們不向前進,他們就是走回頭路,他們就是遇難而止,不再信靠那位永活的神了。

    不錯,他們的經費是十分不足,但他們多年來都是這麼拮據的了。還有,新來中國如入他們行列的同工不多也是事實。所以若要說“就目前形勢,暫不向前擴展”會是件十分輕而易舉的事,但這是將神給他們的新機會輕輕放過。當時的同工都覺得後退並不是神要把福音帶進中國內陸的方法。

    于是中國內地會的成員就采取了勇敢的一著,他們憑信心同意要為七十個新同工來華禱告,他們也寫信回家報告這一協定。當時內地會的同工就僅僅超過一百人,他們收到的奉獻亦僅夠支持他們現有的工作,而如今他們竟願意同心祈求神再給他們七十位新生同工!因為在實際執行上,他們難以同時接待那麼多新同工,結果便以三年為期,作為這個發展計劃的期限。

    當大家在會議中同意支持這一協約時,有人就說︰“到那第七十個人來華時,我們得再次聚首開個聯合感恩會。”

    “到那時候我們恐怕已分布得老遠了。”另一位宣教士說。“何不現在就舉行感恩會?在我們分開之前為這要來的七十個人謝恩?”于是他們舉行了另一次祈禱聚會——這次是預先為神應允他們的請求謝恩。

    雖然他們展示了這麼大的信心,但在英國老家,很多人包括他們的朋友和批評者,都認為這是絕不能成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