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神医与预言〗
神医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它牵涉精神学、心理学、神学，及其间之关系，以至这些报告的可信性，报告者的心理及信仰倾向等等，可惜极多报告是无法查证的。
我们这样说，绝不表示我们是不信神会医治人，刚相反，第三波宣称的各种神迹奇事中，神医治的经验可能是最多信徒经历过的，因此是最少怀疑的。我们的问题并不在神会不会在今日医治人，我们都相信这一点，或是自己亲身经历过39，或是为朋友、亲人、儿女祷告，他们就好了。我们的问题只在应该以什么态度看这神医和神医的报告，神医在天国扩展的角色，以及神医与侍奉的正确关系。
1．什么叫做神医？
温约翰认为神医(divinehealing)与信心治疗(faithhealing)是不一样的，“信心治疗的主角是人的信心，不是耶稣”；而神医则是“那位惟一的真神直接介入的结果，祂就是圣经和耶稣基督所启示出来的神”40。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是前提及华生牧师和龚斯的个案(DougCoombs)前者不治，后者能继续他的侍奉，而二者均表示“顺服医治的命令，后果却要倚靠神”41。
温约翰于1986年曾在英国哈劳基(Harrogate)主领神医研习会，有2470人报名。在剑桥及曼彻斯特大学受训练的社会人类学家刘易斯博士(DavidC．Lewis)曾对这些人发详细的问卷，有1890人寄回，他从中随便挑选一百人做跟进的工夫，时间从六个月到一年，作深入的面谈和研究，探讨他们说被医治的经过和成效，写成一本书，叫做《医治：小说，幻想，或事实》42，刘易斯从电算机收集大量数据而建立的医治模式，发现神确是如圣经所说的会医治人。虽然我们指望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社会科学家做这种富于争辩性的研究时，目的不仅是单方面证实一种宣称，也需要同样正视不被医治的个案，找出理由去提供可能的解释；同时在引述温约翰在神学、历史、释经以至个案时，他能较具批判性的态度，不会全以肯定的态度来引用(如刘易斯在附篇E讨论神医的神学问题时的态度43)。
但在刘易斯自设的研究目标上，我们必需承认他是做到了，而且所用之方法及进程，总体地说亦符合一般社会科学家调查的标准。只不过如上说，他的结论(神医是可能的)并不是我们产生问题的地方44：我们要再说一遍，我们相信神仍医治，或是对自己，或是对他人，藉祷告来恢复身体某部分之功能是一个颇常有的经验45；我们的问题不在历史，经验及医学能否验证神医，而是第三波人士强调神医的方法，在神学上是否有值得商榷之处？在他们忠心地提醒教会忘记了倚靠神生活行事的当儿，他们自己会否陷于另一个险境？就如温约翰提醒教会，不要因部分人过激的神医行为而反对整个神医的侍奉，免得倒掉洗澡水时连婴儿也冲去；我们在下面列出的问题，只是提醒另一可能性，不慎思明辨，积存太多肮脏的洗澡水，也可以叫婴儿没顶的。
评估
第一，我们应该怎样看神医的问题？
毫无怀疑地，耶稣在世时医治过许多人；祂把这特别恩赐赐给十二门徒，并且特别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太十；路十)；但主复活后给教会的命令，却没有这个医病赶鬼的记载(可十六17-18不在最古的抄本)，事实上按圣经的记载，只有几个人是有医病的记录(彼得、约翰、司提反、保罗)，其他人可能也有行过，我们就是不知道。保罗书信极少提到这些事，加三5和林前十二9及下只模糊地提及行异能之事，却没指出是哪一种异能，“假如我们只读保罗书信，我们很可能以为保罗解释的基督徒生命，并不是应许立时(透过神医)来消除肉身病痛，而是为基督的缘故走上受苦的道路——指望在来生一个完全及永久的医治”46，“福乐”研究报告书是这样说。
进入第二和三世纪，教父们的确有神医的报导，但鉴于异教厉害的挑战，“关乎鬼魔及赶鬼的记载，似乎比新约教会的为多”，而说预言的恩赐亦似比医治的恩赐为普遍47，不过就算是不多，到底是有，而且还是很受尊重的教父作品中读得到，温约翰提到殉道士游斯丁、爱任纽、特土良、诺末喜安(Novatian210-280)等等48。
按手治病这恩赐对现代信徒还可行吗？若然，为什么会引起这样多的纷争？
格达(TimGeddert，门诺会弟兄神学院新约副教授)在一篇文章里中肯地指出，我们对神医的不同态度，皆源于我们企图用一个神学代模来代表复杂又极多元的神医教义和现象49。他用生动又真实的笔触描述很多人都有的经历50：
“我们都肯定神曾应许医治；我们以为意思就是癌症不会复发；但它确实再来了。我们为医治来祷告。我们请教会的长老来祷告，用油膏抹，为病人按手，组织通宵祈祷会，并且禁食祷告。我们能够做的都做了，懂得的祷告方法亦用上了，但那可怕的疾病带来身体及头脑的恶化，一如医生预言的。他们说他大约只有三到九个月的生命……他只活了五个月。神在哪里呢？祂应许的医治在哪里呢？祂说信心的祷告必能叫病人好起来的应许又怎样呢？”
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验，但人对神医的态度却颇为不同。按格达的看法，可分作下列几类，其偏差亦列于后。
1．“假如我们藉信心祷告，神必然医治”，他忽略了圣经一半的事实。
2．“随着最后一个使徒的过去，医治的恩赐亦成为过去”，他忽略了许多现代信徒不容置疑的见证。
3．“神只按现代医疗人员能够做的去医治”，他犯了上述同样的毛病，亦误解了医生工作的性质。
4．“神只关心属灵的医治，不是肉身的医治”，他对耶稣赖以生活工作的原则毫无认识。
5．“神的道是人不能明白的”，这是绝望的意见，亦忽略了人有责任明白祂的道。
五个模式都有相同的盲点，就是企图用一个模式来囊括所有的医治，却没有一个模式是完全的，结果只好拒绝面对他模式不能容的事实，并且以各种标签来称对方，造成许多纷争、疏离与不公平的内咎。
格达认为《雅各书》第五章论到的祷告医治是最完整的51。14-18节指出三件事，它提出一个模式：有病的应请长老来祷告。它应许的结果：病人好起来。它提供模式一个范例：以利亚为三年六个月的天旱和下雨祷告。
为什么要用以利亚作例子呢？摩西和以利沙为病人祷告的事不是比以利亚多吗？就是为病人祷告，为什么要引用天旱及下雨的例子，为什么不用以利亚叫阿撒勒法寡妇的儿子复活一事，假如一定要用旱灾作例，雅各时代的旱灾长达七年，不是更适合吗？假如想找一非常超然的例子说明神听义人的祈祷，为什么不用迦密山顶祷告后火从天降的事例？火从天降不是比雨从天降更动人吗？这样说来，《雅各书》用以利亚的例子必是另有深意的。
我们都记得以利亚曾经绝望灰心，以为亚哈时代只有他一人是对神忠心。耶和华对他说祂还保守着七千人是不向巴力屈膝的。这七千个忠心的人在三年旱灾中会作什么事呢？当全国人民陷于水断粮缺的时候，他们岂不会为雨水而向耶和华祷告？他们用信心切切祷告，太阳仍然不断蒸晒龟裂的大地，滴水不降；雅各引用旱灾作祷告医病的例子岂不正是指出，七千人祷告却无效，因为他们不明白神叫干旱临到的目的和时间，而以利亚祷告有效，因为他知道神工作的目的和时间？这是祷告治病的第一个模式：以利亚的模式——我们必须按神的心意与时间来祷告，与祂同工；不是要祂按我们的心意和时间，叫祂跟我们同工。
但这个模式可以涵括人生一切的情况吗？我们单用一个模式就可教导人，只要按神的心意和时间来祷告，就必蒙应允，病人得愈吗？假如我们这样行，就只会叫自己和别人活在一大堆的内咎之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病况依然，我们就会埋怨自己不认识神的心意和时间。单纯一个以利亚的模式明显地是不足够的，有些情况祷告不蒙应允，罪不在我们或病者不够信心，而是另有因由。雅各提到另一模式来作补充。
约伯的模式(雅五11)。约伯受苦经验明显地是不能用以利亚模式来解释的。神在约伯身上工作的旨意，就是不能让约伯知道为什么要他受苦，约伯若知道而忍受，整个试验约伯的计划就会失败，约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切事会临到他，也不知道他的健康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而对神的计划来说，约伯的不知道与以利亚的知道神的时间和旨意，同样是重要的。对祷告得医治的关系来说，以利亚模式与约伯模式同是有效的，我们需要细辨神的心意和时间，正如我们也要知道怎样把患病的经验带到神面前，明白为什么有这些事临到我们，祂的计划是什么？什么时候祂才使这一切成为过去。我们若明白神在我们身上作的是什么，以利亚模式鼓励我们“恳切祷告”；但有时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那就要像约伯一样“忍耐”，好能至终明白“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雅五1lb)。
“神义论”(Theodicy-解释神为什么容许邪恶痛苦临到人间的学说)的“缝隙之神”(GodoftheGap)的指责在这里是没有地位的，因为我们关心的，不是抽离的哲学或神学辩理，而是怎样按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来明白自己的遭遇，使它有深层的意义，并且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52，来谋求与祂同工，成就祂的旨意，尽管这个“同工”的代价是自己的健康甚至是生命。“一个以大能的神迹来回应祷告固然能荣耀神，但信徒在不知为什么和还有多久地忍耐苦难。也有同样的效果的。”53忍耐的结果是“知道主给他的结局”，那是认识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故忍耐也是重要的。
单是以利亚模式和约伯模式就够了吗？岂不是有人至死没经历神的怜悯慈悲？他说没有经历神的大能(以利亚模式)，又没见神向他说话，给他补偿(约伯模式)？不错，神至终的旨意会成就，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个“至终”是在坟墓之外，是今生都不会知道的。前两个模式对他来说都是不适切的，我们需要第三个模式。
雅各在一12及四14曾暗示第三个模式，但说得清楚的是《诗篇》七十三篇，格达称之为诗人模式。这模式是从人的挣扎和痛苦铸造出来的。他发觉这世界不是按着正义之律来运作，刚相反，不义的人常比正义的人更亨通享福，他们生的时候享平安，死的时候没痛苦(3-4)，诗人说，“当我尝试明白这一切事，就觉得受欺压；等我进了神的殿，我才明白他们的结局”(16-17，新译)，他开始明白“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而神的恩待并不就是等于健康、财富和快乐，“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28节)
格达说，好信息乃是，神听祷告，使人病愈(以利亚模式)；或忍耐那不知为什么和有多少的苦难(约伯模式)；甚至是苦难使我们进入荣耀里(诗人模式)；诗人说，“然而我常与你们同在”(23节)，只要与主同在，“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25节)54
雅各应许的是：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雅五16)，这不是我们经历的吗？祷告有时能配合神的旨意与时间，大大改变我们，使我们得治(以利亚模式)；有时它的功效是使我们能忍受苦难，相信神的主权(约伯模式)；也有时是改变我们的优先次序，叫我们能信靠祂，“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份，直到永远”(诗七十二26，诗人模式)。
简化的答案虽是方便又吸引人，但它极少能回应生命中复杂又危急的情况。神医或祷告治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哪一个模式都不足以承载人多元的经验，神对人不同的旨意，我们需要多个模式的帮助，才不至强迫一个模式去解释它不能解释的，或索性放弃从信仰解释生命的经验；前者引至教会**，信徒被不公平的内咎压碎；后者更容易叫人陷于绝境，把信仰与生命分割。
有了这个圣经的理解，让我们看看第三波在神医教导上是否有偏差。
第二，权能的彰显是不是教会蒙恩的最高记号？
第三波人士虽然在文章中不断彼此推许对方是个温柔谦卑的人，但他们的神学却是一种强人弥赛亚(MessianicVictor)的思想55，他们说：这个世界是上帝与撒但的战场，人生病或被鬼附，是撒但俘掳人的记号，基督徒应透过圣灵，支取神的权能，与撒但争战，藉着圣灵给人的特别洞察力指出人的特殊需要，说出智慧的言语(wordsofwisdom)、命令的言语(wordsofcommand)，斥退撒但，医好病人，这是藉权能接触来医病赶鬼，非基督徒看见了就会相信基督。温约翰、韦拿及韦约翰均认为他们的事工大有果效，全是因为他们能运用圣灵的权能来彰显神的国在他们中间。但这是圣灵对权能的全部教训吗？明显地这是属于上述三个模式的第一个——以利亚模式所解释的权能，新约对权能的另一种解释，是今天鼓吹胜利主义(triumphantism)的人应该深思的。
《希伯来书》论到耶稣一生的工作与今世受苦难的基督徒的关系，特别提到耶稣的死是最大能力的彰显，“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来二14下-15)，而这个胜过死亡的耶稣，就是那位“原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来二10)的得胜者，祂的得胜却是藉着死亡成就的。
若按第三波人士对权能的了解和运用，耶稣应如门徒的建议，吩咐火从天降，审判不信的村庄，又或者如十字架下讥讽的人所说的，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又或者派遣天使天军向他们显出上帝的能力，这是自然人对权力(power)的了解，因此许多福音单张及喻道故事都用原子弹的能力加以放大，然后用来比喻神的大能。圣经对权能的了解却是在另一层次的，它认为撒但最大的权势就是死亡(林前十五26)，它叫许多人因惧怕它而一生为奴；要得胜死亡，叫病人得治，叫死人复活，甚至差派天火和天军下来，都是一时间的胜利，甚至可以说是一时之勇，要“死被吞灭”，非要藉着耶稣的死，不能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这是整个十字架的奥秘所在。保罗正是洞透其中关键，因此他能冲破生死的迷障，安静又豁然地说：“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罗十四8下)，并且能向死亡唱出他的凯歌(林前十五55)。我称这种神学为“受苦之仆”(MessianicVictim)的神学56，一种能在苦难中抓紧意义，并且满具盼望地忍耐下去，生活下去，侍奉下去的神学；这是约伯模式与诗人模式的合并。
就是按第三波人士引用的医治经文来说，他们的解释似乎也是有偏颇的。他们只看见权能胜过反对者的势力，而且只看见胜利的一刻，然后就引申在今日的情况。我们若看远一点，不难发现权能彰显的结果不尽如他们描述的那样辉煌——权能彰显，必然引来反对的力量，而反对力量的兴起，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例子是人会四散自保!
以利亚在迦密之役大胜巴力，耶稣医好瘸腿瞎眼的人，又驱逐恶鬼，彼得与约翰在圣殿门口医治瘸腿的，司提反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这些权能的彰显并没有带来大批人信主。不错，权能的彰显确叫一些人相信了，但也同样引起敌对势力的反扑；结果以利亚逃跑了，耶稣与司提反被捕及处死，彼得与约翰则下在监里。我们若再看远一点，圣经中的信仰群体虽然也因着上帝大能的彰显而得激励，但真正的蒙福却是在忠心的人忍受逼迫之后，不是之前的权能彰显。以利亚在迦密之役，杀了巴力四百先知，但不久巴力崇拜又席卷全以色列，至终亡国；他在求死不遂之后，神却使用他训练以利沙，把先知的精神继续下去，甚至在亡国后能更新他们的信仰。耶稣被钉十字架，正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历史永远不再能忽视的子粒来——教会。同样地，司提反、彼得和约翰的遭难，福音反而传得更远，更深(徒五42；八l-2，8，l4-l7等)。希拔说得好：“自从巴别之后，反对神国的中心就是由有理性的人利用组织的系统来反对神。人第一个罪就是自比为神，我们不要神也不要撒但来管辖我们，我们要作自己的神，今天仍然没有分别。”57
医病赶鬼当然是一种权能的彰显，它却不是惟一的一种，更不是最高的一种。基督至终胜过撒但，不是暂时医治一些人，也不是把鬼从这里赶到那里，而是在十字架上，一次过又永远决定性地定了撒但灭亡的结局，教会就是传讲这个死而复活的道理而建立、茁壮和传开的。它一点都不抽象，因为千万人被这信息改变了生命；它也不是荏弱的，因为使人不以自己性命为宝贵，甘愿忠心至死的，不是医病赶鬼的异能，而是基督死而复活的大爱。不错，世人看十字架是软弱羞辱的记号(林前一23-27)，这也是基督徒的看法吗？希拔说，“属神的能力永远是根植于爱，而不是骄傲；是救赎，不是征服；是邀请，不是拒绝；是关怀别人，不是关怀自己；它的记号是十字架，不是刀剑。”我们还要加上一句，叫教会蒙福茁壮的，是前者，不是后者。
很不幸地，第三波强调的权能，很多时候与世人追逐的权力，在本质和影响上颇有相近之处，与十字架藉着舍己来彰显的能力，关系反而不是那么明显。
2．权能医治与说预言有什么关系？
从第三波举办的神迹奇事研习班录音带和他们出版的书籍，有几种特别的言语是常与医病赶鬼一起用的，温约翰在《权能医治》一书的“专门词汇解释”，有下列几项58：
命令之言(WordofCommand)：一种短而有力的祷告，是命令邪灵或疾病离开的命令。
知识之言(wordofKnowledge)：一种属灵的恩赐，是神透过它向人启示一种不为人知的事实(林前十二8)。
宣布之言(WordofPronouncement)：一种强而有力的祷告，是讲者宣布医治已完成，或在短期之内会完成。
智慧之言(WordofWisdom)：一种属灵的恩赐，是神透过它把某种特定环境有关的智慧或洞见传给人。
几乎每一本葡萄园文学都有神医或赶鬼的见证，而很多都有记载行神迹者运用上述四种或其一二的特别言语(包括研习班的录音带)59；除了“命令之言”和“宣布之言”我们可以容易分辨之外，知识之言与智能之言并没有严格的划分，就是温约翰本人也有当它们是同义词来互用的倾向。韦拿对这种混淆有很好的解释60：
“我个人觉得知识之言一词是用错了的。我认为林前十二8的‘智慧的言语’是指学术而言，拙着《你的属灵恩赐能帮助你的教会增长》已解释过了。我看现今可用之知识之言应属于预言恩赐之内。但在不大愿意之下，我也照样按流行的，也是较松散的定义来用(知识之言)，因为一来要清楚解释它的含义要花很长的时间，二来它是‘极不重要的一点’。”
它是不是“极不重要呢”？“知识的言语”在保罗书信只有一次提及。NIV译作messageofknowledge，AV译作wordofknowledge；温约翰对知识之言(wordofknowledge)与智慧之言(wordofwisdom)又没有明显界分的标准；好了，韦拿认为林前十二8的wordofknowledge是指“学术”而言，学术的研究又怎能与预言，或他们所谓之“智慧之言”混为一谈？许多人反对第三波人士乱发“知识之言”和“智慧之言”，正因为这种知识是不能被研究的，这样搞得胡胡混混，怎能说是“极不重要”呢？
温约翰为了建立知识之言的圣经基础，横七竖八地把耶稣许多事例都归入“知识之言”之内。最奇怪的是他认为耶稣能改变撒该(路十九l-lO)，皆因祂本来不认识撒该，却能从万人中把他认出来，又知道他藏于桑树上。但耶稣认出撒该这件事，并不需要特别借助神秘的启示才成，很多释经书都有解释。他是替罗马向犹太人征收税项的，昔日的税吏长并不是坐在办公室办公的，其中一项地方税是对使用公共设施的人征收的，收税的人要在路上截停牛车，按他们车轮的数目，及运送的货物征收，因此没有人不认识收税的人。再者，税吏之所以与罪人、**并列，严禁进入圣所，皆因他们征税漫无标准，同时又是放高利贷的人(为借给人缴税)61，因此为人憎恨与不耻。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撒该以矮小的身躯应比较容易挤到人群面前看耶稣，但为了害怕恨他的人的暗害而爬到树上；就是爬上去了，也为人指骂，耶稣便发现他了。撒该完全的改变，不是因为耶稣认出他来，而是耶稣无条件地接纳他，这正是他在耶利哥城找不到的。
无论怎样，一个不改的事实乃是，保罗只这一次提及知识的言语，又没加解释，它的全义是绝不容易决定的62，把一个运动最主要之一的侍奉立根其上是有违常规的63。
知识之言，智慧之言或预言，对第三波人士其实都是指同一件事，就是圣灵把一种不为人知的，是对某特殊的人或情况隐藏的真相向要施行医病或赶鬼启示出来。韦拿说，“知识的言语是一种启示的恩赐……它大大帮助我们为病人祷告，因为它让我们清楚知道天父正在要作什么事。”64上面我们引用温约翰在芝加哥飞往纽约途中，看见邻座男人脸上写着“**”的事例，刘易斯认为是一范例65。
在温约翰及韦拿的作品(二者均有讨论知识之言或预言，其见证亦多有提及)，我们读不到说错了预言的地方，因此无法复查。让我们引用刘易斯在哈劳基作的调查报告来看知识之言怎样运作。温约翰及其同工在这研习班曾利用预言的恩赐来作医治的起点(正如他在其他研习班用的一样)，在收回的1890问卷中，504(27％)认为曾有人个别地向他们发出“知识之言”或预言，当被问及预言与他们之特殊情况有多大程度的吻合时，数字如下66：
图表3．1
私下的67：低中高
个案数目2555110
什么叫做低程度的吻合呢？刘易斯举出研习班的实例：“你的问题出在过去受伤害而生的愤怒。”高程度的吻合则是“包括事件发生的年岁，或某环境的图像。”68假如刘易斯的调查报告是能代表温约翰等人的成绩，我们有下列几个问题要提出来：
1．像低程度吻合的那一类泛泛之言，能不能说是“知识的言语”呢？今天我们站在旧金山或洛杉矶任何一条大街，蒙上眼向任何一个路人问同样的问题，命中率会不会差不多？或是换一个问题问任何台北市或香港的路人：“你很孤单，常感到自卑、怨愤、无能”，问一百个人会不会有十个人说“不”呢？
2．假如由一个港台略有名气的相士给504人看相，他们能准确地说出求问者之前尘往事的，会不会不止十个人？这样的反问并不刻薄，目的只是想指出，就算能从504人中准确地指出十个人的前事，它既不能证明什么，因为还有494人是没给说中，更不能说明这是圣灵的启示，因为命中率如此低，极可能比相士的观气色还差劲。
3．寄回问卷中有504人说曾有人向他们发出知识之言，图表(前页)却只列出316个是感到有低、中、高程度的吻合性，另外188人的答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除了255人觉得吻合性是偏低之外，可能有188人觉得完全不吻合，或他们没有填答(刘易斯没列出此数字是他调查工作的失误69)。若以吻合性高的十人来比较其他数字，会不会更揭示第三波的“知识之言”，实在未到可以训练人的地步？
吻合性高之个案(10)与其他类别比较
类别命中百分比
整体5041．984％
偏低2553．921％
不吻合(或没答)1885．319％
4．一个信仰的问题：圣经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约壹四1)，我们怎样试验这个“启示的灵‘是出于神？出于那恶者，或简单地说，只是出于我们的直觉70？
5．一个实际的问题：温约翰在飞机上看见邻座男人脸上写上“**”的字，这见证我们相信是真实的，后果也很好；问题是：在命中率只有1．984％，而第三波人士又接受这是神启示的一种方法(参注70)，我们怎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错误，这种错误可能是出于自己一时强烈的道德感，甚至可能是出于自义感而冒犯别人，伤害别人？按刘易斯的总报告，温约翰在哈劳基的研习会，曾有38人看见字写在别人的脸上，这些字大概也不会是褒词吧(他们之后需要人代祷)，命中的全部加起来才只有十个，就算十个都是这38人命中的，怎样处理余下的，也可能是给他们得罪了的28人？
3．强调神迹奇事有什么潜伏的危险？
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May)指出现代人普遍的一种精神特征，就是空洞感，“人类并不是在静止状态下呈现空洞，好似需要充电的蓄电池一般。刚相反，一般地都是由于人们感到他们的生活或居住的世界，没有能力作任何有效的事情。内在的空虚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特殊‘认定’长期累积的结果——即是认定他没有办法引导自己如何在生活上实际行动，或改变其他人对他的态度，或有效地影响包围他的世界。”71简言之，人的空洞感是由他的无能感引发出来的，无能感同时引发的，就是“绝望和价值感”，人利用无情和缺少感性去抵抗或防卫这些焦虑。
第三波藉神迹奇事运动向人提供的，正是现代人至感缺乏的，它应许人可以控制疾病、缺憾、鬼魔、死亡，甚至可以知道隐秘的事，调动及使用灵界的力量来越过时间空间的限制(属灵旅程)；简言之，第三波人士所指的权能，是能使人行任何事的力量，他们统统归在耶稣说信的人要行“更大的事”的应许之下。无怪乎第三波群集的精神特征是与现代人的刚相反，他们感到有能、充实、希望、有价值、温情和感性了。
当中可没有危险？让我们考虑下面各点对基督徒素质可能产生的影响。
1．鼓励不切实际的盼望，使基督徒好大喜功。
细读葡萄园文学的见证，我们不难发现几个不同质素层次的报告。温约翰及韦拿转述他人或报告自己行过的神迹奇事，我们可以感受一份谨慎及实事求事的味道，他们自然深信自己报告的，却不会给人刻意夸大的感觉；事实上从温约翰研习班的录音带，他常提醒会友不要过度兴奋，要小心听从圣灵的指引等等。后期的韦拿72及布鲁(KenBlue)73引用的见证，不时给人一种宣称大于可能的真相的感觉。问题不在他们是否诚实，或读者是否愿意相信，而是读者要求作者要以负责任的态度来写，这是很基本的要求。为了节省篇幅，就以我们上文多次提及的“属灵旅程”的报告为例，韦拿为了鼓励人要“相信耶稣的工作”，引述许多神奇的故事，其中尤以奥克拉荷马洲石油大王(A1Wheeler)身体被提，由杜沙(Tulsa)立时飞到乌干达的见证为然74。我们若再看MC510学员的见证75，或葡萄园同工的报告76，一种强烈的“热心有余，客观不足”的感觉就升上来，见证内有着太多感情、愿望、诉求的言语，而见证之所以被称作见证的事实，常嫌不足。
这现象不仅是师与徒有程度差距的问题，它的问题是属于较深层次的。带领者过度强调人只要有信心，倚靠圣灵，他几乎是无所不能的，被带领的很容易就陷于浮夸和虚妄的网罗；他忽略了人之所以仍然为人(不是神，也不是魔鬼)的条件；他不错是有着突破现况之可能，但永远是在人的限制、脆弱、失败的范围内。人要成为神，是一种从来没有消失过的原始罪欲，基督徒在这方面的试探绝不比其他人为低，这是第三波人士必须慎思的。
2．对奇事的要求愈来愈大，后果堪虞。
温约翰用以利亚在迦密之后来解释权能接触，称它为“最厉害的说明”，说明什么呢？说明“以利亚是满有进取之心，为了神的权能大发热心，紧抓着这机会来击败撒但，也彰显耶和华的主权”77，它成了第三波人士使用权能的标准模式：支取权能的方法——信心的祷告；使用权能的对象——击败撒但；奇事的至终目的——彰显神的主权，使人相信；基本的论据——愈是神奇的神迹，愈具说服力78。
对落后地区的人来说，奇事可能真有这样的效用，许多宣教士都有这类见证79，但奇事的说服力明显地不是必然的。耶稣行在别人身上的神迹，最大的莫过于叫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过来(约十一l-54)，有许多犹太人不错是信了，法利赛人却要商议杀耶稣。是不是愈神奇的事迹就愈具信服力呢？
对于在电视机面前长大的一代，他们有什么神奇的事没见过呢？种种古怪的记录片，或像“信不信由你”(That’sIncredible)的电视节目，不能解释，不可思议的事件或镜头，观众已经习以为常，他们看了就是觉得惊异，也只是转眼之间的事，他们会信什么呢？电视片制作人又盼望他们信什么？现实是：电视片制作人不会理会观众信什么，或不信什么，他们只会费心思去制作更叫人惊讶的记录片，希望吸引观众。这岂不正是鼓吹神迹奇事运动的人面对着同样的试探和挑战呢？
神迹之所以被称为神迹，从理论层次来说，那是因为它是“神行的事迹”；但从实际的层次来说，我们只叫不寻常的事为神迹，若是寻常的，尽管那是神特别的工作，我们都鲜加注意。就如人走在街上不给有害的射线灼死，是因为大气层特别的成分、结构及厚度所形成的保护罩，我们却没有为此感觉兴奋，称之为神迹。按手祷告，疾病不药而愈，我们就说是神迹奇事。这种反应不牵涉对错的问题，只是自然的反应，近一世纪前福音派神学家窝非(B.B.Warfie)d)就说过：“倘若神迹普及起来，是每日都会发生的，是属于正常而不是不正常(的现象)，它们就不再能吸引人，失去它们存在的理由。”80
当某一种(或类)的神迹变得普遍起来，它会渐渐失去吸引力，但以神迹奇事作核心事工来推展的葡萄园运动，又怎可能失去神迹奇事呢？他们只会追求更叫人“感动”的奇事来做见证，到这一个也变得多人谈论了，他们又会追求更大的，这是李振群在“从教会历史及神学看第三波的本质”一文用“毒品”来比喻灵恩之危险的原意81；刘达芳认为第三波强调神医，是因为“医治还未普及化，一旦普及化了，便不必再强调”，似乎正是李振群想要指出的危险：当神医普及化之后，必有比神医更离奇的见证上场。
我们若看温约翰、韦拿、布鲁等人参与神迹奇事的经历，正符合了这样的进程：他们都说自己的出身及神学训练是“扎实的基要派”，是反神迹的；后来经历别人行的神迹奇事，他们由反对到半信半疑；然后是自己也能行了，第一次行的都是按手治病，之后就多样化起来，什么都有了，包括有人竟能由地上奔走，然后慢慢走上半空，还在空气中向上走了一段距离，以此来对照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这种由简至繁，追求愈来愈神奇经历的进程，在第一、二波灵恩领袖的传记也是可以读到的，其中尤以建立锡安城的道威的传记最明显82；开始的时候，他原是一教会的传道人，愤怒于医生不能制止瘟疫流行，他为病者按手，医愈一些人；到临死前自比为与施洗约翰及耶稣是同辈份，甚至说：“假如我们不是复兴万事的以利亚，谁是呢？”83是不是这个缘故，温约翰语重深长地警告：“神的道与神的能力是圣洁又危险的东西，不小心处理，它们可以毁灭我们。”84
我们必须指出，传统教会轻忽圣灵的大能，绝不是我们今天要单一追求神迹奇事的理由；这种由一极端荡到另一极端，正是“不小心处理“神的能力的做法。
4．神迹奇事运动会把基督教变成一种邪术的宗教吗？
邪术(occult)一词是指“隐藏”的或“私密”的智慧，是在正常智慧下一层的现象。它可以是骗人的掩眼法，也可以是透过邪灵而得的非常能力；可以行占卜、召亡魂及医病或使人至死等等。大体地说，巫术现象可包括下列几项85：1．能获得正常感官所不能获得的“知识”，并把这“知识”传给别人；2，使人可以跟超自然的，非正统的，甚至是鬼魔的能力接触；3．叫人能得着这些能力，可以控制及影响他人，使他能行常人不能亦不会行的事。
圣经承认邪术是存在的(申十八lO-11)，而且清楚地指出它们的危险：它可以跟真正的属灵经验极为相似。要分辨二者并不如常人以为的容易(如重复约壹四3-4)，真先知与假先知都自称是先知，而真与假的分野下在拥有或缺乏某种特征，很可能他们都拥有或宣称拥有同一特征，因此分辨之道不在外面的记号，不在量，而是在质，而质的分辨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学识及经验；很多时候，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
基督教被称为世界几大宗教之一，它与所有被称为大宗教者，都不是因为它们是能行超自然的事的宗教，乃是因为两个主要原因：1.它们的信众最多；2．它们的道理精深宏博；此二者是有内在关联的。基督教有异于其他大宗教者，实在因为它几个主要的教义(创造、救赎与将来)，都是本于历史的，不是本于臆测的。它对人的存在困境提出审判与救赎，不仅是单方面的应许及满足。
这些与葡萄园运动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不是暗示此运动是一种邪术？从阅读他们的书籍和听研习班的录音带，我们绝不怀疑他们是真实又爱主的基督徒，尽管有些言与行是不能完全同意，却必须承认他们是无伪地服侍着多元的教会，而且有美好的成绩。
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单方面地强调神迹奇事，会不会使他们起初的美意变质？纯全的动机并不能保证必然去到正确的目的地，它需要圣经及神学作导航，不断作出批判、自省和校正。
在比较权能布道与程式布道的时候，温约翰指出他们是聆听圣灵的声音，圣灵要他们去，他们便去；而传统教会则用早预备好的福音信息，是自己去，然后求圣灵动工。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信息是否早预备好，抑或到时才听命于圣灵去启廸，因为前者并不表示没有圣灵的启廸，再预备信息；正如后者也不能完全解释为圣灵是做每一项启动的工作，各地举行的研习班以至葡萄园常规的训练课程，在在都需要人的筹划、组织、宣传等工夫。葡萄园运动真正的危机，是把医治和神迹变成是基督教版本的巫术，人只要接受某种程序训练86，他就可以上驳圣灵的能源，可以知道隐秘的，别人的私事。可以影响别人，和可以行非常理下能解释的事，希拔指出此等神迹奇事确有使基督教成为邪术宗教的危险，“这是人罪性一个潜伏的倾向，因为邪术能使人变成神。我们觉得自己可以靠着自己的意思控制自然界，使用超自然的能力，甚至是神自己。邪术与宗教是相反的，在邪术，我们是控制者；在宗教，我们是伏于神及祂的旨意之下。”87
邪术用的方法是有固定的模式的。在现实生活，我们有挫折、痛苦、疾病和种种困扰，自然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求助于“得道之士”，以超自然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相信只要按着某种被证实是有效的方法，说着某些被证实有效的程序言语(formulalanguage——祷告)，就能解决人的问题，使破坏的关系重建，使失去的健康重寻，一切都是那样容易获得，而一切的真正目的，都是人的健康快乐。
二者的相近性不足叫我们谨慎一点吗？
5．神迹奇事与人的苦难有什么关系？
真的，能随己意治病赶鬼的，由疾病及残障引至的痛苦岂不是消除了吗？韦拿若如温约翰说的，专治短脚变长，成功率还几达百分之一百，加上刘易斯的调查报告，在157种列出的疾状中，祷告治病的成效达至七点(十点为完全)者竟有113种88，填表者的估计若是准确的话，这种治愈率很可能高于一般的医生。那么神可真是有意思使人免于患病之苦？疾病是人世间一个现实，它全然是撒但对人的攻击吗？假如神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管理者，神与疾病的关系是什么呢？在祂的旨意下，疾病是只为让人有机会透过圣灵的权能去胜过吗？我们完全没有意思要在这里挑起神哲学的罪苦问题，只是要指出，倘若按第三波对疾病的解释89，把疾病归咎于撒但的播弄，人是受害者，行神医是代表圣灵与撒但的争战，而目的是使人脱离痛苦，归信基督，那么无论我们怎样解释罪苦问题，至终难逃正邪相争的二元论陷阱。
疾病不可能是来自神的吗？或是直接地，如约伯模式，或是容许地，像保罗身上那根刺90，圣经都有足够的证据指出，人间的苦难是可以有其神圣使命的，目的是炼净人的信仰，认识人性的限制，从而抓紧生命的深层意义，更能抵御风雨，就是在逆境下仍能满怀盼望，做个爱神爱人的人。基督教能成长茁壮，受人尊重，是因为它宣传一个无痛苦的宗教吗？还是因为历代圣徒因着神恩的帮助，向世人见证了一个胜过痛苦甚至是死亡的宗教呢？
耶稣离世前曾预言信徒在地上有苦难，保罗对信徒与苦难的问题更多加讨论，第三波人士又怎样解释这些经文呢？他们说这些苦难全是为基督而受的**(paschō)91，意思是它们不包括肉身疾病在内。paschō不错是有为基督受逼迫的意思(如腓一29；帖前二14；帖后一5)，但这是一个含义极丰的词语。
在旧约智慧文学，它常代表人作道德抉择时必须同时肩负它的后果和责任(例：箴二十六27)，后果若叫人痛苦的话，这种痛苦也会叫人的性情改善(例：箴十二1，十三1)。《约伯记》更否认罪与苦是有必要关联的(六24)，他坚持一切皆本于神，虽然祂的旨意是极难测度(九32及下)，正因如此，他选择缄默，等候与顺服，相信有一天能明白(三十八l-四十二6)。历史书与先知书有很多人物是神拣选他们去受苦，为的是成就祂的旨意：摩西(民十一l1)、以利亚(王上十九)、何西阿(一-三)、耶利米(十五10；十八18；二十14及下)。苦难成了他们生命与使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人都可以选择逃避苦难的囹圄，他们若这样做，神对该时代的旨意就无法完成。特别是耶利米与何西阿，神拣选他们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要透过他们表达耶和华因人背约弃义而受苦，苦难既非来自撒但，它本身亦有一个很神圣的深层意义。
到了新约,paschō一词的多层意义更是具体地表达出来。英文的同情(sympathy——sympaschō)与哀怜、哀情(pathos——pathos)均源自此词。在福音书，它是描写基督与门徒受苦的钥词，因为整体地说，福音书根本就是描写受苦得荣，得以成就神救赎大计的书，因此受苦常是与其他荣耀的主题并题的，如复活(路二十四46；徒三18；比较三15；十七3)，进入荣耀(路二十四36)，或显给门徒看(徒一3)；在这些经文，耶稣的受苦是“受死的苦”(pathēmatouthanatou，来二9，十三l2)。
对基督徒来说，受苦与他的身分、生活、工作与将来的盼望，更是不可分割的。
首先，受苦与团契。新约论到基督徒与神及与信徒的活泼关系，用的是koinonia。但它不仅是热情的拥抱或温情的接待，其含义远比这些表象深邃。它指出凡与基督同心的，都要与祂一同受苦(彼前四l；另参林后十一23及下)，这是分担或有份于祂的苦难(彼前四13；腓三10)；保罗称这种苦难是基督与教会(头与身子)的神秘团契(林后一5)，也是教会与教会间(肢体间)的神秘团契(帖前二14；彼前五9)。是在这个意义之下，受苦本身就是一种侍奉(diakoneō)，是用来服侍教会，并表明自己是教会之仆的途径(林后十一23及下：西一24)。故对保罗来说，苦难与基督徒的身分、生活和工作是不能分割的。
再者，受苦与盼望。受苦与得荣怎样能描述基督的一生，它就成了一个范例，基督徒也要存信心走这条道路。与第三波人士强调的刚相反，神的国在此时此地为基督徒带来的，不是一个无痛苦，圣灵大能可随时听候使用差遣的时刻，它为我们带来刀剑与苦难，而神的国是要努力(“暴力”)地进入的，因着基督的工作，神的国已成了信徒的惟一目标。但比起将来永远的荣耀，现今一切的苦楚都只是“暂时”的(彼前五1O；罗八18)因此连受苦难也是一种恩赐(腓一29；彼前二19)，它是基督召我们进入荣耀的途径(彼前五10)。第三波人士强调的神迹奇事，给人的印象是，要认识神的大能，就要亲身经历圣灵权能藉人行的奇事，这是一个可能，却不是保罗强调的。保罗强调者，乃是人先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使人重生，然后靠着同一的复活大能，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使我们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是保罗所说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祂复活的大能”(腓三10)。故新约常与权能、大能并提的，不是信徒可以行神迹奇事，而是信徒的受苦(罗八17；彼前五l、l0)和忍耐(帖后一4及下；来十32)。保罗称他与羡慕灵恩的哥林多教会之关系是一同受苦，一同得安慰(林后一7)。事实上，不仅信徒及其他人，连整个受造界都是一同伏在苦难之下，因此人与受造界都是盼望将来的荣耀(罗八18及下)。用武特曼(J.Moltmann)的说话来表示，基督徒等待的，不是苦难的完结，而是世界的终局——荣耀的降临：“基督从死里复活过来，对基督徒来说，不仅是他在满了苦楚，命定死亡的世界略有安慰，乃是神要胜过受苦与死亡，受屈与受辱，和罪恶的败坏”92，这些都成了今天信徒能存盼望地受苦的原因，在一个神国是在“既济与未济”(alreadybutnotyet)的现在。
当然不是所有苦难都是与神的国或基督徒的盼望有关，有些苦难既非出自神，也不是出于那恶者，而是人犯罪自招的(彼前四15；路二十232及下)，因此是该受的(路二十三41；彼后二12)。但第三波人士似乎忽略了，新约更多论到的苦难，是“照神旨意受苦”的(彼前四l9)，是为基督的名而忍受的(徒九16；腓一29)；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受的(提后一8)；是为了良知而受的(彼前二l9)。也有“为义受苦”(彼前三14)和为了“得神的国”而受苦(帖后一5)，第三波人士开出签了名的空白支票，鼓励信徒任意填上自己的种种苦难，要求神兑现，实在有商榷的必要。
信徒与苦难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上述只是就葡萄园文学常见的教导略提一二，目的不是全盘否定它们，只是要提出他们忽略的另一面真理。想要在这问题多作思考的，我们可以列出一些基本参考书目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