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文化與信仰(5)
作者︰池鳳桐轉貼自︰《基督信仰探源》
(2)泛希臘文化的建立（Hellenisticculture）
公元前四世紀，地中海區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這個偉大的新時代精神，影響了今後六百年的文化，其餘波震蕩到今日，尚未銷聲匿跡。希臘文化達到最高潮時，卻一直未能完成一統大業，可謂美中不足。但這久久渴望的大業，竟在希臘城市文化日近黃昏的時期而晚成。希臘半島的北部，默默無聞的馬其頓（Ma－cedon）建立了空前的統一大帝國。同時地處遠東的中國，方值七雄爭霸，百年後也為秦皇漢武塑成了東方的統一大帝國。當時的世界，即耶穌誕生前後的六百年，兩大帝國東西遙據，卻是無緣相遇，亦文化史上之一大憾事。亞歷山大（Alexander）帝國傳播了希臘文化，羅馬帝國繼之，幅員日展，廣收眾民，希臘文化遂成了世界文化，與當時遙遙相對的中國、印度文化，共同組成世界史上最光輝燦爛的「樞軸時代」。
在文化史上，大帝國屢見不鮮，但有計劃地傳播文化者則僅屬馬其頓大帝國，而這時的希臘文化已失去了創造精神。說也奇怪，中國文化，在秦漢大一統時，也同樣失去了孔老百家的創造精神而趨向保守。秦之焚書坑儒，漢之尊儒、禁異，都是保守的措施，阻止了中國思想的發展，但也穩定了中國文化達兩千年之久。希臘文化的黃金時代正相當于中國的春秋戰國，百家爭嗚。但到亞歷山大帝統一直至羅馬帝國，希臘文化早已失去創造力而呈僵化現象。當時的學者只限于守成擬古、注釋考證，而無創作，文化已與實際生活脫節。泛希臘和羅馬帝國在物質成就上，可謂燦斕輝煌，但在精神的創造上則空洞貧乏。從文化興衰的原則上看，一個國家，每當政治經濟發展，幅員擴大時，也必須有相應的精神理想來作靈魂，否則文化便成了滿戴金玉珠寶的強尸（木乃伊Mummy）。大帝國精神的空虛為日後東方宗教大反攻鋪平了道路。
希臘文化的人文精神，本重個人自由，稱為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個人主義是在城市文化（Citystate）中所產生而發揚光大的，個人的自由精神是在小村鎮培養成的。每個希臘村鎮，因為交通不便，都是自治自養自決。政府就是全村人民，人民的利益就是政府的政策。然而在大帝國的統治下，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全世界只有一個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參與政治，政府的政策也不能符合每個人的利益，何況帝國的目的是抽象的民族光榮，根本不是尋求老百姓的利益。于是個人主義就必然消滅，大同思想也必隨統一的大帝國而產生。
公元前三世紀，希臘城市文化因雅典與斯巴達的戰爭而日趨衰弱。各城混亂日久，人心厭戰，企望秩序與和平。正當此時，北方的馬其頓由平地崛起。其王菲利浦（Philip），平定諸城，其子亞歷山大，缽繼餘業，建立了空前的大帝國。說是空前，絕不限于幅員的廣大，也是泛指帝國的天下一家的政策。在亞歷山大之前，早有帝國之建立。波斯已建立了幅員近似的大帝國，東境直達印度河，西接希臘半島。亞歷山大之所以為大者，在乎其對文化統一的貢獻，連他自己也不會覺察他的政策對未來的重要性。在他以前的文化是民族地方性的文化，在他以後則是世界性的大同文化。從此以後文化走上新的坦途。
這個新的大綜合的文化，並不像顏色混入水中一樣，均均勻勻地溶化成了一個顏色，而是有的混合，有的依然保持原狀，有的則早已混合。比如說數學仍舊是純希臘學術，並無混合。天文學星相術依舊是巴比倫的東西。此外，因為歷史是動的，不是久而不變的，因此一個文化的產物是隨時代而蛻變，其變因並不一定是遇了其它文化。每個時代的人與物，物與器，器物和思想，都隨時演變。從整個的泛希臘文化來看，也並不是常呈現清晰的變化，但也不是永遠一致。比如說，第一階段的希臘科學，到了第二階段就可能完全改觀變質。從大體說，泛希臘文化的最初階段與後一段呈現著質的變化。第一階段，就是亞歷山大帝統一之後到羅馬帝國之初的三百年。這是希臘文化出口的時期，各地民族紛紛采用希臘文化。在這三百年間，也有不同的兩段，第一段是異類文化相遇而生的新的創造力，哲學、科學、文學、政治，都由綜合大放異彩，深入亞非二洲，俺沒了更古老的文化，產生新的思想學術。但不久後就呈現疲乏現象，少有新的創作。直至羅馬繼承希臘的時期，東方古老文化因受了希臘的滋育，產生了新生的力量，倒流泛濫了整個羅馬帝國。西方文化至此已現雛形，後日的發展，只限于發展壯大而已。
亞歷山大帝雖受教于保守派的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但他的世界觀則是傾向未來的。他的未來主義固然和他們父子倆的秉性有關，但他的建國理想則是來自柏拉圖的宇宙觀。宇宙包含有實體與精神，精神為實體之生源。人為一小宇宙（Mi
croc-osm），有靈魂（anima）為生命之源，有思考力（mind），有實體即肉體。小宇宙乃為大宇宙之縮影。人的靈魂為大宇宙生源（即至上神）之射影。由人的心靈，可以了解宇宙的最初原形（Archetypal
Forms）。人之精神困于肉體之中，有待解放。人類之在大宇宙中，也待救主來解除桎酷，濟貧扶弱、拯救萬民于水火。解除恨怨殺傷，而泛愛親仁，四海兄弟，天下一家。希臘諸城自雅典和斯巴達的戰爭（Peloponesian
War）之後，人皆渴望天降英雄，解民于倒懸。柏拉圖曾呼吁「智能」獨裁，以期達到聖哲王治（Philosopher
King）。亞歷山大帝自幼受了這類哲學的燻陶，自以為是奉天承命、順應人心、天降大任、神明再生。曷不毅然負起使侖，締造天業？他雖是個二十歲的青年，但胸懷大志。在位僅十三年左右，整個世界的文化方向，改道易輒，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前途。當他統一了當時的西方世界之後，便有計畫地傳播希臘文化，並在東方各國，建立了七十餘座希臘式的城市。舉凡希臘式的教育、哲學、科學、以及宗教思想，無不具備。都全盤輸入到這些新的城市中。其中最大的城市是亞歷山大市，在今日的開羅（Cairo）附近。時至今日，依然是一個偉大馳名的城市。在當時則為帝國的文化、政治、經濟及商業中心。全城為純希臘式的建築、組織與布局。為了混合文化，又有許多猶太人和其它民族移到京城來，並給他們平等權利。因為這種優待，許多異族學者紛紛自動移居京都，商人也遠道經商，正是求名于朝，營利于市。其它各地的新城，也都與京城的布局相似，也都招徠各族的學者及商人，成為天下公民。亞歷山大帝的政策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向往天下大同的遠景。他本人穿戴著波斯的服裝，獎勵異族婚姻，親自主持部將八十名、士卒一萬人與波斯女人的集團婚禮。委派波斯人擔任重要軍政角色，鄭重宣布精神大同、天下一家（Homonoia）的觀念。去世前一年，舉行亞非二洲的婚禮，這個象征性的典禮，寓有深刻的意義。史學家有稱贊亞歷山大帝為史上第一個帝國領袖，有超越部族觀念的大同精神。然而說他正式宣布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國策，則是有欠正確。這些史學家的讀史，局限于西方之一隅。在中國早有大同觀念，論語顏淵篇記載「司馬牛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無兄弟也。」當然孔子子夏都不是皇帝，但中國四海皆兄弟的觀念早于西方。東西方的世界大同觀念都只限于哲學家的向往。在亞歷山大帝之前，未曾具體實現過。波斯帝國雖接近理想的實現，但領導階級並無內心的自覺而作政策性的努力。唯亞歷山大帝，有計劃、有行動地訂立了大同觀念的國策，奠定了天下一家的基礎，融合希臘、埃及、波斯各地大小神，自稱為天地大神宙斯（Z
eus）之子。根據埃及的傳統，國王法勞（Pharaoh）常自稱為至上神之子（Amon-
Re）；波斯、巴比倫、各古老文化的君王也都自稱為至上神之子。亞歷山大帝並非自覺地認為他的父親不是先王菲利浦，而是宙斯大神。他當然知道自己並非大神所生者，但因至上神之予的稱呼和中國皇帝的稱為天子相似，只是表示其神權來自上天而已。中國的天子並非指皇帝無人間父母，而是表示他受膺天命而統理萬民，絕非皇天直接生育了「天子」。西方之所以把皇帝、國王推崇為至上神之子的意義，也是表示皇帝不是一族一國的酋長，而是超國族地區的天下眾生之主，代天施命，視全人類為一體，世界大同。亞歷山大帝就是遵循天下一家的路線，視人類為一體，自己為超民族、超地區，由至上神委托的代權人，以希臘文化為天下一家的交往工具。全世界只有一位至上的神明，為全人類的天父。各民族皆屬一家，善人惡人都是兄弟姊妹。這個觀念成了後日西方世界的政治理想。
亞歷山大帝的鴻圖大業並未被一般人所了解，連他本人也非高瞻遠矚並抱有千年大計者。他的政策，雖有遠效，但非出于自覺；他的繼位者，更無長遠計劃。在他去世後的半個世紀，部下眾將，便互相爭位。傳說在他去世之前，人問他誰應繼位，他答說︰「最強者」。因此在他死後，眾將爭戰逞強，但終無一個強而出眾者繼掌帝國，于是天下三分。公元前三百七十五年，戰勢已定，三個政區也已清楚劃定，第一個在小亞昔日的波斯帝國，第二個控制非洲地區，第三個擁據希臘本土地區。羅馬自紀元前二百一十二年就卷入泛希臘各國的內爭，直至紀元前三十年，埃及落入羅馬帝國版圖，從此亞歷山大帝所建的帝國，才算有了真正的繼承者。羅馬一直未主動地伸張攻戰這些泛希臘諸國，而是在他們彼此相互交戰，任何一方請求羅馬助戰時，羅馬就「順天應人」地前來「幫助」，這正如中國所說的「引狼入室」。羅馬就這樣把這些地區陸續吞並了。舊日波斯以東，以至印度之間的許多小國均獨立了，但仍繼續保有泛希臘文化。希臘本土仍繼續各區分治，昔日的中東各民族都屬于羅馬帝國的統治下。羅馬未依循亞歷山大和波斯建立帝國的路線而東進，而以羅馬為中心，建立地中海周圍領土為帝國，但商業文化中心仍在小亞希臘和埃及各區。在這些地區把握政權的仍為昔日泛希臘時代的家族系統，而最特殊的一點是許多婦女成了此區的杰出領袖，掌政帶軍，不讓須眉，足為後代婦女運動之一大借鑒。
這些婦女政治家都是希臘人。希臘本土狹小零碎，地瘠民貧，許多人為了謀生而移往東方。在亞歷山大帝之前就有許多希臘人移到義大利和法國的南部地區。在羅馬帝國時代，東方和埃及的執政者都是希臘人的後裔，許多城市也都是希臘式的城市，以亞歷山大帝為名的城市就有好幾個。一個在中國邊境，所謂「絲路」的入口地帶，即今日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邊境。當然最大最有名的亞歷山大市是在埃及。在新約上時常提到的城市中，許多是泛希臘文化的城市，聖保祿的出生地塔爾索（Tarsus）就是一例。這些城市商業興盛，生活程度遠較希臘本土為高。但最奇怪的是希臘人並未把民主政治帶到各區的希臘城市，相反的，這些城市的希臘執政人員都采取了東方埃及的神權獨裁。但在政治以外的各項文化建設如建築、美術、教育、宗教，尤其希臘思考方式，都深深地影響了各地的知識界。一般無知的老百姓，只能在生活習慣上，學習上級社會，因此他們的希臘化程度是不明顯的。有的地區，根本就未受希臘文化的影響。最明顯的文化融合則是在宗教禮儀上，例如東方鄉下最盛行的敬禮是聖母西伯樂（Cybele）的**，這些地方禮儀和希臘禮儀互相采並，實在分不出那一個是希臘的，那一個是東方的。除了在宗教禮儀上，東西相遇之外，始終未希臘化的東方鄉村，和散布東方各地的泛希臘城市，二者相互敵對。泛希臘城市的文化心態（Culture－mentality）基本是人文的，其象征為學校、講堂。東方的文化心態則是神本的（Theocratic），其象征為神廟和禮拜。東西基本精神的沖突，始終未能徹底溶化為一。幾百年後，重新出現于基督信仰教義的爭論。東方無法接受耶穌為神人合一，且具有人性與神性的道理。東方的異端（Arianism,
Nestorianism）都是基本上反對人文主義（Humanism）。這種反人文而崇神本（Theocracy）的東方基本心態，為八百年後而崛起的依斯蘭教（Islam），早已奠定了基礎（依斯蘭教的特點︰「唯一上主，獨一無二」）。此外，東方的政治始終未受希臘的影響，相反地，西方倒接受了東方的政治制度，長期存留于中世紀的教會和王權神授的君主制度。東方自古即以王為神之後裔，神化領袖是東方的傳統。自亞歷山大帝之後，統治東方的希臘人，連帝國時代的羅馬皇帝也都采取東方的神權制度，神化了皇帝或國王。
(3)泛希臘文化的精神基礎︰柏拉圖的二元論
泛希臘文化精神蘊蓄著深刻的矛盾，同時也代表文化上，一個空前的轉捩的樞紐。柏拉圖是時代精神的具體象征。他雖生于亞歷山大帝之前，但他的思想卻是泛希臘文化思想的反映，也代表著整個西方文化思想的路線和內在的矛盾。近代哲學家懷德海（Whitehead）曾說過，西方哲學，在這兩千多年的發展史上，不過只是注釋柏拉圖而已。可見柏拉圖的影響，既深且久。他的學說可說是針對當代紙醉金迷、生活靡斕的反應。他思想的主點是否認物質現象的價值，和佛說頗有近似；凡肉眼所能見到的東西，都屬幻景，沒有實質；成敗得失都是滄海桑田，變化無常。榮華富貴，也只是黃梁一夢，沒有真實價值；真美善寓于現象的背後，唯賢明智能者才可透視；超時空的人生價值在追求永遠的真善美，這種思想乃是針對當時追求物質享受而發生的，但其影響則達兩千五百年之久，在宗教上，克已復禮的觀念大興，道德在控制內心肉欲，正義乃是真善美實現于社會。西方傳統的精神物質二元世界觀，更得到彰揚。一切屬于物質的為惡、為幻，一切屬于精神的為真、為善。人的本身是由精神、物質二元而組成的，屬于精神者稱為靈魂，屬于物質者稱為肉體。一切罪惡來自肉體肉欲，一切美善則來自精神意志。幸福在于克制肉欲發揚精神，修養在于靜觀，格物窮理，致知修身。德行在乎明心見性而止于至善。柏拉圖的修身觀念和大學中庸的修身觀念頗有雷同之處，然而從基本來探討，則是由兩個迥然不同的觀念而出發的。大學中庸是本諸「天命之謂性」的性善觀念，而柏拉圖的基本出發點則是二元主義。物質為惡，心靈為善，絕摒自然之性，以本性為諸惡之源。二元論之人生觀，實際是性惡的觀念，善惡相克于人心，人生必須抑惡揚善。中國的陰陽說不是二元論，陰陽乃相輔相成，而西方的二元則是相伐相克。德行在乎克制肉體，人的靈魂有良知良能，然為肉體所監禁。修養是解放靈魂，靜觀真美善于超然，也就是說，在惡性的物質中含有真善美，但必須超象觀察，因為一切物質本身為混沌，必須由神力整形，即是以神的思想注入而成形。一切物質的形狀，原存于神的思想中，由神的思想注入物質而成體。真善美與價值存于超物質的精神體中（Transcendental
value）。人生最高理想是超性的，德行是違自然的。柏拉圖的二元論與奧爾菲主義（Orphi
sm見前）遙相符節，更與畢達哥拉斯（P
ythagorasq公元前532）的學說相似。畢氏主張物質現象都由數目形成，例如音樂的七音，是由七個數字而成，相調相輔。宇宙乃音韻波動之形體，人可吸取宇宙的音波，以達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得精神的養育。人的修養就在靜觀吸吮宇宙的音波。真善美就是宇宙的最高音波。唯有純潔的心靈，才能靜觀宇宙，上達天韻。
這個宇宙二元、靈肉兩立的學說否定了大自然的本身價值，也間接的否定了科學，這個矛盾的產生乃人與物的關系。物質沒有價值，所以研究物質的科學也沒有價值，研究精神的神學則為一切學術之首。但這個觀念同時又促成了科學，原因是︰物質既沒有價值，人就可以隨意控制利用。對于物質的控制與敵視至今仍是西方的人物關系。二元論也確定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和人生的命運。宇宙的數字秩序否定了個人的自由和社會的集體權利。西方社會常是集團至上，如宗教國家，每人必須從屬。對此權利的反叛，便產生了個人主義。柏拉圖的思想也為後代西方歷史哲學奠定了基礎，柏氏以為天體有知，星辰有靈魂，即是說星辰雖
似物質，實乃神體，這使星相佔卜的地位無形地提高，並使他們得到社會的尊重，把巫術放到哲學的基礎上。柏拉圖對文化的最大影響，是把文化思想造成一個大系統。聖奧斯定的「天主之城」（Civitas
Dei），加爾文（Calvin）的天命預定說（predes-tination），黑格爾（Hegel）馬克斯（Marx）的辯證論，都是根據柏拉圖的學說而引伸出來的。整個的基督信仰神學，引用了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思考系統。柏氏的「永遠模型」說（eternal
form）就成了西方文化思想的樞紐。西方神學上的至上神、造化論、靈魂說，都是依據柏拉圖的哲學而發展的。他的哲學具有很大的伸縮性，因此西方宗教都利用他的系統來解釋自己的經典。整個西方的神學系統，自猶太古教以至中古時代文藝復興，也可說直至近代一一如懷德海所說的，也不過是柏拉圖學說的注釋而己。亞里斯多德繼其師之衣缽，其學說雖有異論，但實質上仍不出柏拉圖的基本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