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文化與信仰(6)
〔作者︰池鳳桐轉貼自︰《基督信仰探源》點擊數︰2036更新時間︰2005-2-23文章錄入︰admin
〕
柏拉圖是代表過去的希臘思想的綜合，但他也代表兩個時代的轉折和矛盾。在希臘城市內戰之後，一個舊的時代宣告結束，另一個嶄新的時代開始了。新舊之間含有不可和合的矛盾。希臘古典思想是產生于城市文化的。地小人少，有事大家商量，民主自由思想自然成為傳統，久而久之，便根深蒂固。由城市文化產生的宗教神 也自屬地方性的，神人關系也奠基于個人的自由之上。每人可隨自己的所好，選擇神和敬禮。道德理想只是個人對自己所選的神信仰的忠誠，無關乎社會群體的共同利害。泛希臘文化則是奠基于天下一家、萬民一王的大同理想，然而希臘的知識分子尚斤斤于過去小城市的自由民主的理想，不能移志于大帝國的地無二王、天無二日的大同觀念，因此不能支持帝國的理想。結果大帝國無具體的政治思想家的支持，只能渺茫地追求一個空洞的大同思想。集體的秩序就只能靠武力來維持，引用東方的神權觀念來建立領袖的權威，以求治國平天下。泛希臘文化雖有內在的矛盾，但確為空前的轉折點，這個轉折點就是並合了過去積累的智能，奠定了西方文化的路線。今日西方文化所走的路線，依然是沿著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軌道，其間仍蘊含著不可溶化的矛盾，同時也蘊蓄著澎湃的生力和能源。
希臘的傳統思想是宇宙二元論︰精神與物質對立。如何得到二者的中和（Harmony）而得大一統（Homonoi
a），是希臘思想的中心問題。傳統的奧林匹克（Olympic）大小諸神，就是求二元中和的象征，實際生活的逃避，不能面對實際世界中精神與物質的**，則求護于神明。這些神既非純精神，亦非純物質，乃二老之中和，亦精神亦物質，故可並天地萬物而為一。諸神既超乎物質，又限于物質，乃精神物質之中和，精神物質不分。但神是建于神話之上者，哲學家當然不能滿意，而一般平民，在公元前四世紀以後，對這些神已不感興趣，因為這些神不能滿足個人追求幸福的願望。鄉村仍然保存城市文化所遺留下來的極端個人主義，他們既不能像古典希臘時代參與政治，生活又無所寄托，精神自感空虛，極需精神的慰藉。希臘本是哲學思想的發祥地，然而正當帝國人民精神空虛的時期，希臘卻沒有產生新的思想和思想家來開山引路，來建立一個新的人生哲學系統。一個新的理想系統當包括以下幾點︰第一應具有普及性（Universalism），以適應天下一家的大帝國的需要。第二該顧及個人的幸福，具有慰藉個人心靈的力量，滿足全帝國人民精神的需要。這個企望是泛希臘文化時代全民共有的渴望。可惜在當代的哲學宗教中無一個能滿足這雙重且又矛盾的渴望，那就是一方面滿足並慰藉每一個人的心靈，同時又該是天下大同的泛愛親仁，不分種族國籍、忘我無私的博愛大公主義。這個渴望有待于希臘化的東方宗教來滿足。
(4)亞里斯多德與泛希臘文化
古典希臘文化曾經產生了許多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及思想家。但到了末期已失去創造精神而呈現僵化。亞里斯多德就代表過去哲學的結晶，也代表僵化了的思想系統。他的父親是醫生，亞氏自小即受父親的影響，對生物學特別加以注意，因此他的哲學系統是由生物學演變出來的，但他同時又受著傳統的宇宙二元論的束縛。這雙重關系就成了他的思考創造的雙重栓桔。他的系統，簡單的說是觀察人身，每個人都長得不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形象，鼻子、眼楮，都有美丑的形象（Forma），每個形象都是成形于物質上的，如鼻子眼楮都是由具體的物質而成的。整個宇宙內的一切都成于物質與形式之合。那末世界的萬物萬象都有形象（Forma）與物質（Materia）兩個基本因素，一切存在也都可用這兩個因素來解釋。這個簡單的概念並不是亞里斯多德哲學的精髓，但不幸的是亞氏哲學影響整個中古世紀的思想家、神學家的，正是他的實在論，即是他的形像與物質的宇宙二元論。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也譯為士林哲學，其實就是指的在學校教書用的哲學scholasticism，schola為拉丁文，指學校）竟采用了亞氏的實體論來解釋整個的基督信仰神學。文藝復興以後雖漸漸被忽略，但至十九世紀又重新整頓復甦，稱為新經院哲學。直至近代梵蒂岡第二次會議（1963）才暫告退隱（也許壽終正寢？），經院哲學對于中世紀神學固然有很大的貢獻，但同時也窒息了神學的發展。亞氏的實體論也不過是百家學說之一，並非天啟的真理。用他的學說來解釋啟示教義，久而久之，人竟以解釋為教義。經院哲學屢屢因形式或物質的問題而舌戰。這些學者往往竭盡精力研究教義以求符合亞氏哲學的實體論的框子，無異作繭自縛，把信仰裝進預先制好的鞋子，硬是削足適履，失去了領導人生社會的活力。一切教規都變成了死板僵化的教條。基督信徒在草創時代的靈活精神，從此便雲消霧散。遇到新的民族文化，便把死板的成規套在歸化者的頭上，這就形成了傳統的傳教方式。如遇到文化較低的民族，尚可無阻，但一遇極度發達的高等文化，便會引起強烈的反感，「傳教」便無可傳。印度、中國、日本和依斯蘭教的各民族，都可引以為鑒。這種「硬塞」的傳教法，追本溯源，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乃為「始作俑者」。他的哲學是極端拘泥于格局者，連思想也必規規矩矩，恰恰當當地落于既定格式。但是這些格式可能早已與生活脫節而格格不入了。
(5)希臘思想武裝東方宗教
泛希臘文化的創始，正值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哲學的鼎盛時代。柏拉圖的學說是擺脫地方性、超越時間性而追求形上的真善美，這正是文化融合所必需的條件之一。多種文化之所似能匯合，其先決條件是先從狹窄的地方觀念解放出來。本地文化首先接受某種普通的理想，能自由地和其它文化理想溝通；也就是說，文化溝通的先決條件是本地文化的解放，不斤斤計較于過去的傳統，打破死信條，從具體的風俗禮儀中跳出來，接受形上原則。形而上的原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形上」即是超出一時一地的束縛，走向大同文化。當亞歷山大帝建立廣大的帝國時期，希臘文化已經脫離了一城一市的風俗習慣和宗教禮儀，而抱有形而上的理想；面對其它文化，亦是胸懷開放，深願研究了解非希臘哲學的宗教思想和風俗習慣。在亞歷山大帝的時代，哲學理想以至宗教政治都已成了普遍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真善美以理智來評定，並不看是否是希臘古老的傳統。如果發現某種傳統不合理智，人們便會果敢地采取更合理的行為。傳統已不是價值的鑒定尺度•，民族血統亦不為評議文化的標準。人人都可因文化而成希臘人（Hellene）。希臘人即是有文化的人，不分國籍種族，人人都是宇宙人。凡能運用理智者（Logos），即是有宇宙文化的人，不看他的出身如何。文化思想已超越城市（Po1is）而成宇宙性者（Cosmopolis）。宇宙思想的發展是柏拉圖的真善美，不存于時空現象，而當求諸超然的宇宙。
當亞歷山大帝懷著這種大同思想統一當時的世界時，他的建國精神與昔日完全不同。希臘人之進入亞洲非洲，已不是為「祖國」爭光，發揚「祖國」精神，而是到處為家，天下大同。新建的城市，固然是希臘式的城市，但同時也為地地道道的非洲、亞洲、波斯、埃及的城市。居于這些城市中的人民，固然有希臘人，但大部是泛希臘人，也就是說，接受希臘文化的非希臘人︰猶太人、埃及人、巴比倫人、波斯人……但他們的靈魂都抱有宇宙觀念及天下為家的心理，並非為僑居游民。希臘人也不視當地人民為亡國奴，希臘人並未強迫本地人希臘化，但因希臘文化的高超地位，本地人自然心生羨慕，自動地學習。所有新建城市，都具有希臘特點，以學校為中心，（Gymnasia）一希臘語漸成了各民族交往和知識階級書寫通用的語言，人類之區別，已不按出生地區，而按文化學識。人類只有文明與野蠻的兩類，而不分猶太人、希臘人。當然這只是從大體上來看，在個別地區中，民族和文化的沖突依然可見。
自亞歷山大帝創業到紀元後的三個世紀，先後六百年之久，希臘話是通用的語言。試看全部新約都是用希臘話寫成的，而作者卻大多是猶太人。當時的名人，可能有猶太人、敘利亞人的名字，但他們卻都是希臘學者。這些非出生于希臘的哲學家與文學家，都用希臘文來表達自己的心意思想。後世讀者讀了他們的著作，一自然無夫知道作者的原籍；當然書中的思想內容和語言，尚可透露些作者的背景。希臘文化的優越性基本在其教育。希臘教育的普遍為世界史上所罕見者。希臘的傳統教育制度，直至今日，仍為世界所采用。許多教育界所用的術語如教授（Professor）、講座（Chair）、學程分系（Faculty，Curriculum）等等，不一而足，都是沿用希臘的制度。人類自有文化以來，希臘是最早實現普及教育的地方。所謂教育就是傅遞人生之經驗。衣食住行，人神關系，人輿大自然和人輿人的往來，都有經驗可傅。學習過去人類積存的經驗和知識，啟發人的本能，就稱篇教育。希撇人所到之虛，便普傅教育，以文字傅道。所稍道者就是人生大道的知識經驗，經過不同文化觀點的的互相琢磨，人的思考能力，就愈趨發達。德高望重，厚積學識者，就到虛施教，報酬豐富，且受到社合的尊重。名利雙全的教育事案，就成了熟門行業。有識之士，自是趨之若鶩了。希膝教育的最大真獻是思考方式，每遇一事一物，就先簡定羲，要用語言來抽象地劃定某事物的界限範疇。一經清楚地割出界限，立刻便追問此事此物輿彼事彼物的關系，這樣萬事萬物都要清楚地劃出範疇，髓後便追求範疇的秩序和演燮，這就造出理論（Logic）、推理（Syllogism）、批判（Critic）。有了這些法則，思想理論，就含造成合理有效的思考方法。把這種思考方式用于人生一切大小事物，就會造出來有系統的哲學。
當亞利山大帝把希臘文化帶到亞洲、非洲時，當地的文化就得到了新的武裝。最可怪的是原來的人文精神和入世的文化觀念，在希腹臘本土之外，卻改燮了性質，而傾向于極端出世的的宗教熟情，入世的觀念遂完全鏟除。這就是希臘思想邂逅東方宗教的桔晶。從此六百年簡，希臘的人文精神輿科經精神都未得到沃土而繼續展，也可說是直至文藝復興時代，希臘的人文和科學，終未能找到繼承者，但卻武裝了東方的出世宗教思想，使各地的宗教都達到各自的完整系統。同時更有系統、有組織，也就趨于保守，而堵塞科學之發展。當時的世界雖已廣泛地希眼化，但民主、科學及人文並未廣布發展。
拿一般慣例來說，凡是兩個文化相遇，弱小的文化就會更趨弱小甚至消失，這類例子在中國史上不勝枚舉。五胡亂華，經過一段時期的融合，就成了有華而無胡，蒙古、滿洲各建立了元朝、清朝，也到處采取中國文化制度，而成了中國史上的元朝與清朝。控制中國的滿蒙並未將中國滿蒙化，相反的，大部分滿蒙人連自己的語言都忘記了。清朝的皇帝用中文言談、書寫、批示。在血統上說，他們仍是滿洲人，但在文化上說，他們卻是中國人。中國人穿上了旗袍，滿洲人的辮子也成了中國人的辮子。蒙古、滿洲的文化為中國文化所吞食而消化，同樣的情形是不是也發生于亞歷山大帝的泛希臘文化呢？初期文化發祥地的東方，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文化是不是為希臘文化所吞並而消綜匿跡了呢？當然不是的。東方文化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希臘文化是比較年輕幼稚的文化。二者相遇，東方文化只是暫時沉默而已。到了泛希臘文化的第二期，那就是從羅馬帝國到基督徒勝利的三百年間，乃是東方文化反攻的時期。東方思想終成為西方文化的心態（Mentality），以至今日。那麼東方文化是在什麼情況之下而沉靜了呢？又為什麼沒有消滅呢？東方文化究竟怎樣應付了希臘文化的沖擊？怎樣復興而反攻？這些問題都不是簡單而容易答復的，主要原因乃是史料缺乏。除了猶太人的經典外（舊約），沒有多少當代的文獻。亞利山大帝所繼承的是波斯人所建的帝國，但並非是統一的波斯文化。波斯帝國的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如埃及、猶太、希臘北部、腓尼基（Phoenicia）都有強盛的民族文化。這些地區的文化，在泛希臘帝國時代，也不是一元化的。因此泛希臘文化也不能稱為單一的文化。埃及的泛希臘文化絕不同于猶太的泛希臘文化。所謂「東方」文化是指一個地區有多種文化。猶太文化與波斯文化迥異，腓尼基文化與埃及文化也不相同。但是從另方面看，不可否定的是這些文化確有相似之點，即都欣然地自動采用希臘的語言、教育、哲學，和思考方法，來表現自己的文化，從文化的表現來看，都穿上了希臘文化的外衣。所以近代史學家簡單地說，「希臘文化」是西方文化的起源。實際上，說猶太文化是西方文化的起源也無不可。比較正確的說法該是「泛希臘文化」是西方文化的起源。
為什麼東方地區的古老文化會默然地接受希臘文化的入侵呢？簡單而籠統的答案是︰歷史的條件已經為希臘文化鋪平了道路。先從政治條件來看，東方文化的傳統政治，從來就是神本政治（Theocracy），也就是說，政治領袖，不管用什麼名號，都是代表至上神，有的簡直就自稱為神的後裔一天子。埃及的法郎就是「神」的後裔，這種神本政治絕不容許民眾發表意見。一般老百姓對政府的態度，正如昔日中國農民，誰當權就給誰納稅。波斯人也好，埃及人也罷，反正都是納稅。老百姓對政府的態度，只要**不太過火，也就不聞不問了。這些古老文化的遺民，在應付希臘文化的入侵也抱著這種逍遙的態度。況且這些古老文化已是年老力衰，壽近黃昏。既無創新之精神，亦無與新來文化競爭的能力；無論在精神上、物質上，都已達到飽和，無創造之力，只能苟延殘喘。每當一個文化，達到成熟和諧的境地，往往就會停滯不前，以不變應萬變。此外，東方帝國有一種對待被征服的民族的政策，種下了文化衰退的種子。那就是俘虜被征服民族的知識分子。埃及、亞述、巴比倫帝國都施行這種政策，以求帝國暫時的安定。每次佔領一個地區，就俘虜其領導知識分子，使其佔領區的平民失去領袖，群龍無首，容易伏首就範，相安無事，這種愚民政策實屬眼光短小。從歷史的眼光來看，實是自取敗亡。被佔領的地區有自己的傳統文化，與佔領者的文化相遇，往往會引起文化的沖擊。相互沖擊之後，兩個文化，互相磋磨，必會產生新的生力和文化的進步。然而如將被佔領的文化摧毀，把知識分子連根拔起，遠適異國，其精神發展的幼苗便脫根而枯。僑居異國異地，創造力自然陷于無用武之地，這樣的大帝國雖一時得安，久而久之，因無新生之力，亦無外力的沖擊，便不得新的發展，文化便會枯萎。在亞歷山大帝統一以前的東方就處于這種枯萎的狀態，極需新血液的注射，以期返老還童，恢復青春。
古代東方帝國的移民政策，雖為自取敗亡，但同時也產生了有利于未來文化融合的條件。那就是俘虜知識分子，也同時革除了狹隘的地方觀念，去掉了文化匯合的一個大阻礙。那些失根的文化，無所附依，便采取抽象的觀念，擴大了原來狹窄的地方民族性，易于接受其它民族思想，融合成為抽象的形上原則。當具體的宗教禮儀變化為形上的思想時，自然就會產生萬教歸一、萬象一理的看法，于是宗教大匯合就會油然而生。猶太、波斯、巴比倫的宗教都是這樣由地方性而變為普及性的宗教。猶太人狹隘的地方性宗教觀念就在被巴比倫俘虜之後而變為大同觀念。由地方性的宗教禮儀神 變為宇宙大同性的抽象觀念，是歷史上通常的過程。當巴比倫帝國瓦解時，其宗教神 無所附依，國家給予的宗教特權、經濟支持、社會上的優待，都隨帝國的瓦解而消逝。宗教脫去了政治的支持之後，如想生存，就必須專求精神的發揚，適應民眾精神的需要。這樣宗教的存亡只能依靠自己的精神吸力，而不賴政治與特權的支持了。只靠精神發展的宗教，必盡力引入各種有效的方法。哲學、心理學、民俗學等都成了發展的武器。例如巴比倫的星相傳統，本為游牧民族所迷信，但采用了希臘哲學的宇宙觀，利用科學物理的推斷，再依據民眾對未來的關心，便制成了令人尊敬的星相理論學說，連學者也不敢輕易以「迷信」置之。于是便借用星相的宗教神學，改進成為極有吸力的宗教了。另一個例子是古代波斯的拜火教（Mazdaism），在波斯帝國時代，借著政治的力量，離開彼斯本土，到許多國家傳教，歸化了許多民族，但不久帝國崩潰了，拜火教頓失政治的保護和支持，變成了遭受歧視的「洋教」。正在這大不幸的環境中，火教不得不從狹隘的波斯民族國家觀念中解放出來，自謀出路。于是放棄了傳統的粗糙神學，而引入哲學思考方法，把原來的神話提高為形而上的宇宙二元論，成為後日各宗教解釋善惡的借鏡。傳統的拜火教遂以嶄新的系統神學，重新問世。**中的知識分子對自己的神學自感榮耀，于是拜火教從此就一躍而為有理智、有系統的高尚哲學和砷學了。
這種以希臘思想來武裝古代信仰的傳統，普遍發生于中東埃及各地。各大小宗教、風俗習慣，都引用希臘論理方法整理提高，而成為可尊敬的、成熟的宗教哲學。猶太人的一神觀念，巴比倫的星相學說，波斯的二元論都引用希臘的思考系統，共同造成了古代三股精神思想的洪流，匯集了日後西方宗教哲學的汪洋大海，一直暢流到今天。這個匯合的文化是奠基于希臘哲學精神而制成系統的，因此可稱為泛希臘文化。泛希臘文化是綜合所有過去的文化，是西方文化史上第一個天下大同、宇宙一家的宏觀文化（Cosmopotalism）。從希臘文化本身來說，也是放棄了狹隘的城鄉觀念、民族意識，而登高望遠，共融于世界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因而造成了一個空前的文化大會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