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主要歷史事件
1.從理性主義到啟蒙運動
自十七世紀開始，許多思想家如笛卡兒(ReneDescartes,1596-1650)、斯賓諾沙(BaruchSpinoza,1632-1677)、萊布尼茲(GottfriedLeibnitz,1646-1716)等人都強調人理性的功能，于是產生「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思想。
笛卡兒是法國的數學家，也是虔誠的天主**。他為了響應當時的懷疑主義，而提出「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sum)的名言。斯賓諾沙是被逐出猶太教的泛神論者[1]。他否定超自然神的存在，而相信大自然就是神的實體。萊布尼茲則是德國的基督**，他以本體論證明神的存在，並認為神是所有物體之源， 是那最高的「純體」。
當理性主義主宰歐洲大陸的哲學思想時，英國也產生了「經驗主義」(Empiricism)。經驗主義哲學家強調人類感官的經驗在知識產生中的作用。因為理性不能單獨運作，必須藉助于經驗所取得的數據或證據，才能去判斷或解釋。在英國最有名的經驗主義哲學家，包括如清**哲學家洛克(JohnLocke,1632-1704)、愛爾蘭主教柏克萊(GeorgeBerkeley,1685-1753)，及懷疑論者休謨(DavidHume,1711-76)等人。休謨的懷疑論，影響了十八世紀的康德，及二十世紀的羅素。
在神學上，則有「自然神論」(Deism)的興起。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神在創造這個世界之後就離開了，並任由人去管理和發展。因此他們雖然不否定神的創造及存在，但是否定神跡、道成肉身、預言及禱告的功效等。美國的開國元勛之中，如杰佛遜、富蘭克林等人，大多是自然神論者。自然神論甚至在宣教策略上，也曾產生重大的影響。
到了十八世紀，這些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思潮風靡全歐洲，後世稱之為「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啟蒙運動的主將是法國的魯索及伏爾泰。魯索(Rousseau,1712-78)是個言行不一的思想家。他曾經是基督**，後來改信天主教，最後成為自然神論者。他自由放任的兒童教育理念，對近代教育有長久的影響，但是他卻將自己的五個孩子遺棄在孤兒院里。他在1762年出版的《民約論》中，所提倡的突破性觀念，即政府是一種「社會契約」，成為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及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理論基礎。
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雖是他的筆名，而不是他的本名，但是後人卻只知道他叫伏爾泰。伏爾泰與魯索相似，雖相信有神，卻拒絕任何教條與教規，他也無情地攻擊教會。他為當年風行一時的《百科全書》(Encyclopedia)撰寫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啟蒙觀念，引發了法國大革命的浪潮。
2.民主革命運動
在十八世紀下半，美國獨立戰爭(1776年)及法國大革命(1789年)是影響重大的兩個事件。兩者基本上都是啟蒙運動思想在政治改革上的實踐，但是結果差異很大。
美國獨立戰爭是在美國靈性的「大奮興」之後發生的，又有後續的「福音復興運動」支撐，因此民眾的靈性及道德基礎較穩固，所以民主的改革較能夠循序漸進。《獨立宣言》雖然采用魯索的政治哲學，但是仍以神為最高權威，並以「不證自明的真理」來證明他們的要求正當。另一方面，美國憲法第一條規定政教分離，並準許言論和**結社自由。因此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世俗化的現代化國家。
法國大革命卻在人民靈性低落的狀況下產生，以致後來功敗垂成，與美國獨立戰爭兩者有鮮明的對比。法國大革命的背景因素之一是經濟因素，當時貴族及教會擁有全國大部分的土地，貧富懸殊嚴重，引起農民及中產階級不滿。1789年革命爆發後，所通過的《民權宣言》，雖然高唱「自由、平等、博愛」，教會卻並沒有擁有自由。結果天主教會財產被查封，神父和修女被迫還俗，宗教團體被查禁。暴民甚至將巴黎聖母院教堂的聖母像砸碎，另外雕了一座「理性女神」取而代之。1792-93年間，革命黨將法王路易十六、貴族和主教們，全部送上斷頭台。在1993-94年，暴民的恐怖統治達到最高潮，巴黎的「人民法庭」將數萬人送上斷頭台，甚至革命黨的領袖也被砍頭。在人人自危的情況下，戰爭英雄拿破侖在1795年，取得了政權，又恢復帝制，法國的民主革命終告失敗。
另一方面，由于拿破侖在歐洲各地引發戰爭，使歐洲各國自顧不暇，天主教及基督教的海外宣教都大受影響。再加上理性主義思想的沖擊，歐洲教會靈性低迷，敬虔主義的熱潮也消退了。因此使基督教宣教的基地由歐洲大陸(原以德國為主)，轉至英、美兩個英語系國家。因此十九世紀以後，80%的基督教宣教士來自英、美兩國。
3.工業革命
由于近代的科學，是在基督教(新教)為主的地區內，特別是英國開始發展的，所以很自然地，「工業革命」乃是在十八世紀從英國開始萌芽的。「工業革命」的影響深遠，特別在下列幾方面︰
(1)社會由農業社會轉型至工業社會，許多城市社會開始出現。貧富懸殊的現象更趨嚴重，貧民窟開始出現。而且工人薪資低、工作時間長，許多童工在齷齪的環境下工作生活，苦不堪言。勞工階層成為社會上最受欺壓的一群人，而教會也忽視他們的存在及需要。
(2)由于原料及廉價勞力的缺乏，導致英國的殖民主義及奴隸販賣的興起。為了獲得廉價的勞力，非洲的黑奴被俘虜、販賣至英國、加勒比海及美國。為了掠取工業生產的原料，英國積極地在印度、非洲各地建立殖民地。因此十八、十九世紀的殖民主義，與十七世紀以前的殖民地不同。之前是為了建立通商的基地，現在是為了掠奪資源。
(3)最後，歐洲工業國家的富強，也逐漸帶來他們的種族優越感及帝國主義思想。甚至在宣教事工上，也都直接地或間接地造成不可磨滅的影響。
II.兩次基督教的靈性大復興運動
1.美國的「大覺醒」運動(GreatAwakening,1726-1760)
美國的「大覺醒」是由愛德華滋(JonathanEdwards)在紐英倫區展開的，之後懷特菲爾德(GeorgeWhitfield)在大西洋兩岸又掀起另一波大奮興的浪潮。這些靈性的復甦運動，對1776年的美國獨立戰爭，有正面的影響。
十七世紀的美洲殖民地人民，幾乎都來自于英國，其教會背景以清**的「公理宗」(CongregationalChurch)，和英國長老宗(PresbyterianChurch)為主。另外還有英國國教，及由威廉斯牧師(RogerWilliams)領導的浸信會(BaptistChurch)，其成員很多來自英國浸禮會。
十八世紀初開始，新英格蘭地區的教會，已逐漸失去拓荒者原有的宗教熱誠。因著商業的發展，物質主義使得教會死氣沉沉，人們對信仰的事很麻木，去教會的人數不到百分之五。「大覺醒」起先是由紐澤西州的荷蘭改革宗教會開始的，後來擴及沿海的東岸各州。但是使「大覺醒」運動造成極大的影響力的關鍵人物卻是愛德華滋。
愛德華滋(1703-58)出生于新英格蘭的康涅狄克州的牧師家庭中，他在1724年畢業于康涅狄克學院(即後來的耶魯大學)，1727年接任他的外祖父擔任麻州北安普敦公理會的牧師。在1734年，他講了一系列「因信稱義」的道，因此點燃了屬靈大奮興的火。
愛德華滋是一位學者型的牧師，著作極豐。他講道絕不煽情，乃是逐字讀他的講稿。但是聖靈的工作，卻使人們成群地接受耶穌基督。愛德華滋後來自己記述說︰『神似乎親自來到鎮上︰人們從來沒有像那時那樣充滿愛心，也從來沒有像那時那樣充滿快樂，可是又充滿痛苦。幾乎在每間屋子里，都可以見到神在那里工作。』[2]
「大覺醒」影響到麻州及康州，並在1740年達到高峰。在新英格蘭約三十萬人口中，有二萬五千至五萬人決志信主加入教會。也在同一年，懷特菲爾德來到新英格蘭旅行布道。懷特菲爾德(1714-70)出生于英國，與韋斯利兄弟先後畢業于牛津大學。他是十八世紀最偉大的巡回布道家，也是第一個用露天布道的方式，向群眾布道的人。後來十九世紀的慕迪(D.L.Moody)，及二十世紀的葛理翰(BillyGraham)，也都沿用他的方式舉行布道大會。
懷特菲爾德的巡回布道恩賜，使新英格蘭「大奮興」的火，更是燃遍了北美洲殖民地的各處。他于1738年至1770年曾在美國有七次旅行布道，對美國的「大覺醒」運動，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數年之內，約有一百五十個教會受到影響。許多牧師被復興，教會再次恢復了活力。宣教事工受到激勵，教派間的隔離被打破，高等教育受到重視，宗教自由為政治自由鋪路。這一切都為美國獨立戰爭，建立了堅實的屬靈和道德基礎。
2.英、美國的「福音復興運動」(EvangelicalRevival,1787-1825)
幾乎與美國的「大覺醒」運動同時，聖靈也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倫三島，掀起了一個影響深遠的「福音復興運動」。首先在1735年開始，在韋爾斯有一個「韋爾斯大復興」，懷特菲爾德就是在這里信主的。然後在1738年，約翰韋斯利(JohnWesley)也在一個莫拉維亞宣教士的分享會上，被這股屬靈的熱流所復興。
約翰韋斯利是一個勤奮的布道家，一生中曾騎馬旅行布道達二十五萬哩之遠！他也極擅長組織，將教會的會眾編組成「小組」及「班」，以便彼此督促、互相代求。他的弟弟查爾斯韋斯利則是多產的聖詩作者，共寫了七千多首聖詩。有人說贊美詩對福音奮興運動的貢獻，不下于講道。後來由于英國國教抵制約翰韋斯利，不準他在英國國教的教堂講道，他被迫只好在戶外的帳棚中布道，結果大批的勞工及下階層人士信主。這批信徒雖然都在英國國教的體制內，卻不被接納。後來當約翰韋斯利逝世後，就成立了「循理會」(MethodistChurch)。循理會打破傳統，使用許多平信徒講員，並設立了「巡回講員」的制度。
這個「福音復興運動」不但是近代福音派運動的先驅，而且在社會改革上(如禁止販奴、獄政改革、改善勞工環境等)，貢獻良多。在廢除奴隸制度的奮斗上，英國上議院的威伯福士(WilliamWilberforce)爵士，是貢獻最大的一位基督徒。他經過三十多年不屈不饒的努力，終于使英國國會在1807年通過了禁止販奴及蓄奴的法案。這些社會改革及大批的中下階層人士的歸主，也遏止了英國政治及宗教的大災難。
另外一個重大的貢獻，乃是基督教教育方面「主日學」事工的興起。這個原本是為失學的勞工及農人預備的「識字班」，後來卻成為教會中基督教教育最重要的一環。主日學是由循道會的會友包爾(HannahBall)發起的，然後由聖公會的雷克斯(RobertRaikes)發揚光大。英國的「主日學協會」是在1803年成立的。英國的主日學運動，帶動整個社會向全民義務教育跨出第一步。美國的「主日學協會」則是在1824年成立的。
這個「福音復興運動」(美國有人稱之為「第二次大覺醒」)，十九世紀初也在北美洲有極其深遠的影響力。由于「福音復興運動」的影響，在1800年左右，美國民眾去教會的人數，已經比獨立前增加了一倍[3]。另外單單是循道會的信徒人數，就由1800年不到三千人，增加到1830年的十七萬五千人，其中還包括印地安人及黑人[4]。也建立了許多福音派的神學院。
III.克理威廉及近代宣教運動
1.克理威廉(WilliamCarey,1761-1834)
在宣教方面，這些一波波的靈性復甦運動所埋下的種籽，更使十九世紀初開始的「近代宣教運動」蓬勃展開。其中被稱為「近代宣教之父」的克理威廉是一位傳奇性的人物，因為他幾乎獨力開創了一個新的宣教世代。他的宣教理念及作法，迄今仍是基督教宣教策略的主流。
克理威廉1783年受洗，原為鞋匠，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但是後來經由自修成為牧師。他深受愛德華滋神學的影響，因此萌生海外宣教的異象。1792年他所發表的有關宣教異象的論文︰《基督徒當竭盡所能引領異**歸信》(AnEnquiryintotheObligationofChristianstouseMeansfortheConversionoftheHeathen)，打破過去因為偏激的加爾文主義帶來的固步自封的觀念。他強調耶穌的「大使命」，適用于所有的基督徒。同年他在一次講道中，提出「期待神作大事，竭力為神作大事」(ExpectgreatthingsfromGod,attemptgreatthingsforGod.)的名言。
因著他的激勵，「浸信傳道會」(BaptistMissionarySociety)在1792年創立。這是「福音復興運動」所創設的第一個海外宣教組織，而克理威廉也成為該組織的第一個宣教士。他于1793年到達印度孟加拉國，四十年之久，他殷勤地工作。他開設染布廠，以「織帳棚」的方式自立更生。並且學習各種印度方言，到他去世之前，他與同工已完成總計約三十幾種語文的全部或部分的聖經譯本。另外他還出版了幾種字典、文法及印度書籍英譯本[5]。他雖然沒有受過很多的正規教育，但是神所給他的語言恩賜，卻是空前絕後的。
克理威廉在其它方面也有許多建樹。他開辦基督教學校，創建一所大學；1820年成立印度農學會，改良農業；研究植物學，後來甚至獲得英國皇家科學院「植物學院士」的榮餃。他也領導廢止殺嬰、童妓、寡婦殉葬等陋習的運動，在1829年獲得成功。他成為激勵他人投身宣教的「觸媒」，也成為近代宣教士的典範，因此被稱為「近代宣教之父」。
2.宣教組織(VoluntaryMissionSocieties)
在「浸信傳道會」成立之後的一、二十年內，歐洲各國都紛紛開始成立宣教組織，並差派宣教士到海外，蔚為風潮。這些自願的宣教組織，有一些共同的特色，其中最主要的是︰
(1)平信徒扮演重要的領袖角色；
(2)有明確的宣教目標，並能招聚廣泛的支持；
(3)大多數是不在宗派教會的組織內，較能集中資源。
例如在英國成立的差會就有倫敦傳道會(LondonMissionSociety,1795)、倫敦聖教書會(ReligiousTractSociety,1799)、英國聖經公會(British&ForeignBibleSociety,1804)等。而聖公會及循道會也設立了他們宗派內的宣教組織。在歐洲方面還有荷蘭差會(1796)、巴色差會(BaselMissionSociety,1815)、巴黎傳道會(1822)等組織的建立。
美國的各宗派，也在屬靈復興的浪潮下，都紛紛成立宣教差會。十八世紀末，有好幾個宣教組織成立，都是針對印地安人的宣教而設的。到了十九世紀初，目標就轉向普世宣教。于是新的宣教差會開始成立，例如以公理會為主的「海外傳道會」(AmericanBoardofCommissionersforForeignMissions)于1810年成立，並在三十年內差派了694位宣教士。另外美國的「浸信差會」是在1814年創立的，其中最有名的宣教士，是到印度及緬甸宣教的耶德遜(AdoniramJudson)。而美國聖經公會則是在1816年成立的，對協助宣教士翻譯聖經及印刷、發行聖經，貢獻極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的宣教士，義無反顧地邁向宣教工場，犧牲極為慘烈。據統計在1790-1850的六十年間，到達非洲的宣教士，只有極少數活過兩年以上[6]，大多數在疾病、野獸及土著的攻擊下殉道了。然而前僕後繼地，有更多的宣教士接替他們邁向宣教工場，因此開啟了這個偉大的宣教世紀。
IV.主要宣教策略
克理威廉是基督教最偉大的宣教士之一，他采用了許多非常有創意的宣教策略。因此以他所采用的這些策略，不但可以代表這個時期的方針，很多直到如今仍是基督教宣教策略的主流。他在基督教宣教史上的地位，就好比利瑪竇在天主教的地位一樣崇高。也有人將他與馬丁路德相提並論，認為他對宣教的先知性創見，使他被稱為「近代宣教之父」並不為過。
1.廣傳以當地語文翻譯的聖經
由于受到宗教改革家的影響，以各國的文字翻譯及發行聖經是基督教圈子里宣教士的共識。克理威廉終其一生，全力以赴地翻譯聖經，他甚至將宣教中心變成語言中心。他首先完成了孟加拉國語的聖經翻譯工作，後來又與其它同工合力翻譯了另外五種語言的全本聖經、二十三種語言的新約聖經，及十種其它語言的部分聖經。各國的聖經公會則贊助其印刷及發行。
迄今，聖經的翻譯及發行，仍然是基督教海外宣教的最首要工作之一。因此目前聖經已經有將近三百種語文的全譯本，另外還有兩千多種語文的部分譯本，其中大多數是由聖經公會及威克里夫翻譯社(WycliffeBibleTranslators)所譯。天主教由于政策的緣故，在聖經的翻譯方面就相當保守，一直到將近二十世紀中葉，才開始改變。
2.用各種方式及途徑傳福音
為了經濟上自立，克理威廉建立了染布工廠，又設立農場及學校，這是近代的所謂「創啟式宣教」(CreativeAccess)的雛形。他認為宣教士應該盡可能在經濟上達到自給自足，後來有些宣教士也效法他的作法，紛紛建立醫院、學校，以教育、醫療、農業、科技，甚至貿易的途徑來配合宣教。
由于「福音復興運動」的影響，當時的宣教士，並沒有把「傳福音」與「社會改革」視為截然對立的，相反地他們認為這兩者應該是是相輔相成、齊頭並進的事工。所以克理威廉在印度極力地為寡婦殉夫、童妓、種性階級歧視等社會上不公不義的現象大聲疾呼，並竭力奔走，終于獲得成功。
3.盡快建立當地的教會
早期莫拉維亞宣教士不喜歡成立有組織的教會，寧可維持一種松散的信徒團體型態。克理威廉則強調教會的重要性，並依據浸信會的組織結構，建立自主性較大的本地教會。這些教會雖然與英國的浸信會有關連，卻不在其管制之下。這種比較獨立的教會型態，與其它差會所建立的教會相比，更顯示出其優越性[7]。
但是他的觀念顯然是超越時代的，大多數的宣教士並未沿襲他的觀念和作法。因為大多數的宣教士是由各宗派所差派，所建立的教會也就自然隸屬于各國的不同宗派。因此後來也漸漸造成宗派間的競爭，影響彼此的合作與合一。同時，由于啟蒙運動及工業革命的影響，西方宣教士的種族及文化的優越感漸漸明顯，他們往往將殖民地的教會視為未成年的「孩童」，總是將最後的決策權牢牢抓住，不肯盡早賦予本地教會自主權，這都影響到本地教會的成長。
4.盡快培育本地同工
雖然當時還沒有所謂的「三自政策」(自立、自養、自傳)，但是克理威廉卻有先見之明，極力培育本地同工。他施洗的第一位信徒，後來成為當地極有恩賜的巡回布道家。他也重用女宣教士，去向那些被局限在深閨里的婦女傳福音。這在當時也是個創舉。在1805年他就已經開始宣告他的這種策略，1819年他更設立了「西藍波學院」(CollegeofSerampore)，以訓練本地的同工。
因此當天主教的宣教仍在強調「適應」(Accommodation)的策略時，基督教卻已開始強調「本土化」(Indigenization)的策略。前者要求各地教會盡可能仿效西方羅馬天主教的型式，後者則在原則上鼓勵本土化。當然在實際運作上，基督教並沒有比天主教好多少。因為西方宣教士仍然以西方教會的組織，移植到本地教會上；在本土化的程度上，西方宣教士也擁有最後裁決權。但是至少本地信徒可以用自己的語言來唱詩、讀經、崇拜。
5.了解當地「非基督徒群體」的文化、背景及思想
克理威廉同時代的宣教士往往將西方的文化強加在本地信徒身上，他們禁止非洲部落的舞蹈、太平洋群島的花環、印度尼西亞的族屋，視之為「異教習俗」。克理威廉卻認為，要向印度人傳福音，不僅要學會他們的語言，而且要學習他們的文化及思維方式。克理威廉本人對印度的語言、文化、習俗、植物極為精通，他和他的同工甚至將許多印度文學及印度教經典譯為英文[8]。雖然他為此曾遭受批評，但是他認為這是建立本土化教會所不可或缺的，而且事實上這對他的宣教工作幫助極大。
但是後來他的觀點逐漸被別人接受，有許多的宣教士仿照他的方式，開始對當地文化予以深入的研究。因此十九世紀時期的「文化人類學家」，很多是出身于宣教士的背景。
參注︰
1《基督教二千年史》，海天書樓。1997年，487頁。
2同上，441頁。
3DavidBosch,TransformingMission,Orbis1991.p.279.
4《歷史的軌跡》，438頁。
5《基督教二千年史》，572頁。
6RalphD.Winter,“FourMen,ThreeEras,TwoTransitions:ModernMissions,”inPerspectivesontheWorldChristianMovement,WilliamCareyLibrary,1999,p.255.
7StephenNeill,ChristianMissions,Eerdmans,1964,p.264.
8GreatLeadersoftheChristianChurch,ed.byJohnD.Woodbridge,Moody1988.p.311.